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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評與回應計劃體制的核心元素就在于管制。管制者屬于所謂先知先覺,所以應該由他們來控制整個社會,規(guī)劃整個社會。于是,本來屬于社會的、公民的權利,就都被國家所接收,都被極少數精英組成的官僚金字塔所壟斷。整個社會成了一個棋局,全體公民都是這個棋局上的棋子,任由極少數精英組成的官僚金字塔擺布。
經過三十年改革,中國正與全面管制漸行漸遠,而愈來愈走向自治和開放。廣東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先行地區(qū),改革三十周年之際,新一輪的解放思想,其動力就是廣東繼續(xù)保持自己的優(yōu)勢地位。先行就是主要先行于管制的退縮,自治的擴張。無論是廣東市場經濟的繁榮,還是廣東市民社會的發(fā)育和發(fā)展,都體現了這個鮮明的特點。
但這并不等于說,廣東在任何領域都是先行的。否則,解放思想也就成了無的放矢。那么究竟廣東的哪些領域與其先行位置格格不入呢?竊以為,在涉及精神生活的諸多領域,廣東非但不是什么先行地區(qū),倒毋寧說是典型的落后地區(qū)。文化出版遠遠落后于貴州、四川、廣西、湖南等遠親近鄰;至于教育領域,中國教育被稱作計劃體制的最后一個堡壘,這點廣東也從來沒有能夠免俗。
民辦教育家信力建先生最近在談到廣東教育危機時,尤其對民辦教育領域的行政審批憤憤不已,指為廣東教育改革的攔路虎,這應該是切中時弊的。其實豈止民辦教育,行政審批從來都泛濫于廣東整個的教育和整個的文化出版。廣東的市場經濟能領先全國,廣東的市民社會能領先全國,這么好的社會土壤之上,卻不能生長出繁榮的教育和繁榮的文化出版,這只能歸結為廣東相關領域的管理滯后。換句話說,是行政審批導致了廣東教育和廣東文化出版的死水一潭,導致了廣東人精神生活的長期荒蕪。
行政審批是管制社會最重要的遺傳基因。而對整個教育、整個文化出版領域實行全面管制,則無疑是昧于時代潮流的不智之舉。中國正在告別傳統(tǒng)的政治國家,轉向市民社會。而在市民社會中,公眾才是全部社會生活的主角。政府的職責不再是對社會實行全面管制,而只能是為社會提供最大化的公共服務。
這些道理,相關部門不是不懂。只有從社會公仆蛻變成了社會主人的政府才需要防民,才需要全面管制。一個以提供最大化的公共服務為天職的政府,完全沒有這種必要,而肯定是對公眾抱著信任態(tài)度和寬容立場的。事實也證明,哪里的政府對公眾信任而寬容,哪里的政府社會信用就高,政府與公眾合作的空間就大,社會治理的成本就低。
全面管制早就沒有了正當性;行政許可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規(guī)的出臺,使其合法性也大打折扣。走向市民社會之當下中國,社會權利和公民權利已經是天經地義之當下中國,全面管制的諸多理由早就無法欺人,而不過是利益集團尤其是部門利益集團設租、尋租的公開的幌子。對民辦教育的全面管制,由教育行政部門全權行使;而教育行政部門跟官辦學校則是父子關系。對民營文化產業(yè)和民營出版業(yè)的全面管制,亦由文化行政部門和出版行政部門全權行使。而文化行政部門與官辦文化產業(yè),出版行政部門與官辦出版業(yè),亦莫不是父子關系。讓官辦產業(yè)的利益代言人,借助公權力,對其民營競爭對手實行全面管制,其間的隱衷,難道不是昭然若揭?
就如廣東媒體的發(fā)達,并無損于廣東的發(fā)展,反而成為廣東改革開放的品牌一樣,廣東教育的開放和廣東文化出版的開放,非但不會損害廣東,反而只會為廣東的改革開放進一步增光添彩。在這個問題上的任何遲疑,要么只能歸于短視,要么只能歸于利益考量上的別有所圖。廣東思想解放的鼓點正急,如果說廣東在市場經濟問題上,在市民社會問題上還需要解放思想是響鼓重錘,那么,對于早已喑啞的廣東教育之鼓,廣東文化出版之鼓,則尤無重錘不能發(fā)聲。概而言之,破除對教育、對文化出版的全面管制,應該是廣東解放思想的急中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