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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似乎令人費解的名單中，晚明的沈?嗪頹宄醯難罟庀忍乇鷚?人矚目。

1615年，沈?噯文暇├癲渴湯傘U庖荒?5月他向皇帝上奏書要求將傳教士與中國信徒判處死刑，這一“檄文”揭開了“南京教案”的序幕。他對基督教的指控為所有指控基督教的后來者提供了范本：傳教士秘密潛入帝國。基督教是異端邪說，標新立異。在儒學經(jīng)典中找不到基督教的教義（天主教自詡它的道德體系要優(yōu)于儒學的三綱常倫理）?；浇滩怀姓J皇帝是最高的精神權威?！?/p>

沈?嗟暮粲跛坪醯玫攪順?了徐光啟等人以外的大多明朝知識分子的響應。在中國，往往最保守的就是知識分子，而知識分子中最保守的就是“考試制度”熏陶下或控制下的秀才們。1617年，南昌300名秀才簽署了一份請愿書，請求皇帝驅逐傳教士，禁止天主教。在南京，沈?嗤?樣得到了秀才們的支持。南京的“知識分子”們的獨特貢獻是，他們?yōu)閭鹘淌康淖餇钛a充了新的標準罪狀：男女信徒深夜聚會圖謀不軌，更重要的是，信徒畫十字是發(fā)動革命的暗號。這顯然是一份具有中國特色的控訴。這些指控不僅是陰險的，在投皇帝之所不好方面也是精明的。沈?嗍だ?了，1617年皇帝了逐教令。傳教士被關進監(jiān)獄、被驅逐，而信徒被迫害。傳教被視為非法。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臭名昭著的魏宗賢為首的“閹黨”和沈?轡?代表的知識分子結成了同盟。不僅如此，“詩人和流氓的共謀”還成功地阻止了歐洲對明朝的軍事援助，那時候，滿人揮師入關已經(jīng)準備就緒。

沈?嘞壬?的雄文后輯為《破邪集》，于1639年再次發(fā)表，長期以來，被唯物論知識分子奉為寶典。1624年4月19日，沈?嗨懶恕4?教士開始辛苦地在廢墟上重新耕耘，湯若望和清順治帝的親密無間的關系標志著這場努力獲得了相當大的成功。但在1659年，一個聲名狼藉的文人開始發(fā)動反湯若望、攻擊天主教的政治運動。這個人叫楊光先。“他的觀點顯示出他是一個充滿仇恨的、頑固的，但又思維敏捷的人。”“他聲稱……他有先知先覺具有預言世間萬物的力量。這一點使他在當時北京的女士中間受到普遍歡迎?！保℅eorgeH.Dunne，1962）楊光先的反教事業(yè)首先得到了一位叫吳明?@的知識分子的支持。吳明?@是欽天監(jiān)的官員，他因嫉妒毫無根據(jù)地指控湯若望（時欽天監(jiān)監(jiān)正）幾次預報天象失誤而受到過懲罰，甚至被判處死刑，由于湯若望的請求才免于死刑。湯若望的寬厚加深了吳明?@的仇恨，他“以他一知半解的天文學知識來支持楊光先?！蓖瑯泳哂兄S刺意味的是，這次楊光先又得到了另外一位惡人的支持，這就是攝政大臣螯拜。在螯拜的支持下，楊光先于1664年9月15日向禮部控告湯若望，罪名是：湯若望的天文歷書有錯誤、傳教士以測繪地圖的方式反對國家、傳教士向人民灌輸不良信仰……。其后螯拜開始逮捕傳教士，朝廷開始新一輪禁教運動，教堂被關閉，教士被處死和驅逐，教堂的財產(chǎn)被查收。1669年康熙為湯若望“平反昭雪”，楊光先被解職。楊光先也出版了一本小冊子：《不得已集》，在這里集中展示了他與天主教以及歐洲天文學斗爭的“理由”。

雍正和乾隆年間的信仰禁錮與文字獄事件更為人所熟知。1724年雍正詔書產(chǎn)生的嚴厲政策一直持續(xù)到條約時代——《南京條約》和《北京條約》在羞辱中華帝國的同時開辟了傳教的合法性。值得一提的是，在這些文化災難中，知識分子是受害者，但同時也有另外一批知識分子是兇手——他們?yōu)槌⒌钠群π袆犹峁┝恕皩I(yè)上的支持”，而在一些案例中，他們就是始做傭者。這種傳統(tǒng)在今天一些著名的宗教迫害事件中同樣被繼承下來了——我們看到，業(yè)內人士是如何在別人的苦難上落井下石的，他們?yōu)閲冶┬刑峁┝恕皩W術支持”或政治合法性。在清朝眾多殉教的兄弟姐妹中，一位叫林昭（1817-1858，貴州人）的女信徒特別引人矚目。她和20世紀北京大學另一位女信徒林昭同名而給人印象深刻。后來的林昭死于無產(chǎn)階級專政，而這位林昭死于士大夫官僚對儒家官學的忠誠——審判她的官員是一位典型的士大夫，他真誠地相信林昭得了“神經(jīng)病”。她的死同樣是慘烈的。

當然，最引人矚目的教案發(fā)生在義和團運動時期。近年來由于對義和團運動的深入和相對開放的研究，真相已經(jīng)開始披露出來。總體上說，在這一整場災難中，傳教士是無辜的。這里我們關心的問題是：那些鄉(xiāng)民所相信的關于傳教士的各種荒唐而恐怖的傳聞（教士吃嬰兒、剝人皮，挖小孩的眼睛、軍事間諜、集體淫亂等等）是從哪里來的呢？義和團的“意識形態(tài)”是誰提供的呢？我同意作家余杰先生在這個問題上的看法：顯然是當?shù)刂R分子編造和提供了這些故事或謠言。他們擁有這種“創(chuàng)作能力”和“藝術想象力”。還有一點，當時的知識分子（特別是所謂的清流黨人）為義和團提供了全部的民族主義偏見。如果這一推理成立的話，那么可以說義和團運動是民族主義知識分子發(fā)起卻置身事外的一場排外反教運動?！袄碚撜莆樟巳罕姟?，知識分子的反教事業(yè)在上世紀初達到了輝煌的高潮。在這里也許我們可以給反省“庚子事變”的自由派知識分子一個忠告：僅僅反省民族主義和暴民的勾結是不夠的，反省者應該看到知識分子本身在這場動亂中的幕后角色。這是

一個極其不光彩但卻至關重要的角色。

1919年5月4日，隱藏在幕后的知識分子終于來到了前臺。這時候，一個引人矚目的變化出現(xiàn)了。中國知識分子不得不放棄宋明理學這種反教資源，開始從不同方面接受馬克思主義關于宗教的全部胡說。馬克思主義從德國和法國的激進知識分子以及工業(yè)無產(chǎn)階級的饑餓狀況中總結了歐洲對宗教的歷史性偏見，但他可能沒想到，他關于宗教問題的全部見解在中國擁有了最堅定、最持久和最龐大的信徒——即使到今天，即使那些對馬克思哲學和社會學說嗤之以鼻的學術新貴，也打算在“鴉片論”和“反映論”面前俯首稱臣——他們不會忘記同時拉上羅素站在自己的門前，盡管羅素在這個問題上的很多見解是極端輕率和信口開河的。不過早期的在華傳教士可能會感到驚詫：那些法國的唯物主義作家，那些啟蒙時代的文化英雄（伏爾泰等）恰恰是在他們給歐洲的信件中找到了中國世俗理性的新資源。當然，這責任不在傳教士身上?，F(xiàn)代激進的中國知識分子先從法國后從俄國獲得了他們關于宗教的全部知識，然后他們回來了，他們打算以新真理的名義完成“沈楊”的未盡事宜。與此同時，從右翼開始幫助他的左派對手：它打算復興孔教、以更激進的民族主義態(tài)度與中共的“賣國主義”（親蘇）爭奪民眾的掌聲。在20世紀20、30年代，國共兩黨及其知識精英，在反宗教這個問題組成了某種“統(tǒng)一戰(zhàn)線”，這種“聯(lián)合”使人想起太監(jiān)和知識分子在晚明時期的“精誠團結”。

當然這種合作是短期的。我不知道的轉向是和“枕邊風”（蔣夫人是一位基督徒）有關，還是和當時的政治需要有關，至少1937年以后，他似乎開始對基督教表示友善。也許教會對共產(chǎn)主義的一些反應以及抗日戰(zhàn)爭的爆發(fā)促進了國民黨后期的親宗教政策。早在1924年，上海召開了中國第一次天主教主教會議，這次會議以拉丁文編撰的《主教會議條例匯編》第201條“要人們提防那些有害家庭及財產(chǎn)的破壞性組織，因為他們不是為自由服務，而是實際上導致對全民的奴役。”1937年，教宗在《神圣救主》通諭中指責無神論共產(chǎn)主義是人類和家庭的破壞者。教會這些反應獲得了中國右翼知識分子的好感，但無疑和“左翼文藝”及其大本營延安結下了仇。

事實上中國左翼知識分子從1919年“五四”運動開始就把教會視為敵人，科學主義、法國式的民主主義以及民族主義、民粹主義（以“勞工神圣”為代表）是“五四”精英的主要精神偶像。這四種思潮都宣布基督教是它的敵人。于是歷史又返回到利瑪竇時代，中國知識分子換上科學主義的新式武器掀起了新的反教運動。這次對教會的控訴書不是送給皇帝的，或者它送到了“新皇帝”面前：這個新偶像叫人民大眾。

這場辯論在1922年達到了高潮。1992年教育界大辯論幾乎就是當年利瑪竇和淮三等中國知識分子辯論的翻版。是年春，世界基督教大學生聯(lián)合會在北京組織了一次會議，而上海的大學生首先抵制，并在19個省得到響應。1922年4月9日，正當基督教大學生會議在清華大學開幕之際，北京大學舉行了狂熱的反宗教聚會。曾經(jīng)留法的李石曾在這一反宗教運動中宣稱：宗教是一種過失的觀念。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北大校長蔡元培的發(fā)言：他為教育思想的世俗化辯護，主張以審美的價值取代宗教信仰，他贊同這一老生常談：宗教信仰不過是苦難人類的夢想。在一定意義上，“審美教育”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核心內容，也是所謂中國現(xiàn)代教育思想的核心內容之一。目前，中國思想界對“審美教育”的反省是遠遠不夠的，甚至還根本沒有這種問題意識。事實上“審美教育”和“極權主義”精神密切相關，它不僅壓倒了宗教教育，也壓倒了理性教育。這種“新教育”思想把社會變成抒情的國度，而中國傳統(tǒng)教育從來不缺乏這種“文人精神”。由于它鐘愛文學思維，又把整個國家變成了幼兒園，這里充滿著精神病患者式的畸形文人和蠻不講理、自我感動式的文化騙子。審美當然是文化教育的內容之一，但顯然不應該置于教育的核心。

在民族主義的支援下，無神論者取得了這場辯論的勝利。當然，無神論的勝利在1949年獲得了國家的最后確認。遺憾的是，中國知識分子在驅逐教會的同時也埋葬了自身。1949年中國政府開始對教會實行社會主義改造，毫無疑問，這不僅僅是毛的意見，很多知識分子樂于看到以國家的方式清除“宗教迷信”。1966年，開始了，宗教信仰被徹底消滅了，連它作為憲法的偽飾也不需要了——與此同時，知識分子也被消滅了。我愿意推想，知識分子在“新時代”的災難中仍然把發(fā)生在自己身上的災難和發(fā)生在宗教界的災難區(qū)別開來，他們顯然認為，自己受到的迫害是冤枉的，而后者是罪有應得?！啊焙笾袊R分子開始從“古拉格”歸來，在他們的浩如煙海的傷痕文字中，讀者幾乎找不到一篇關于宗教迫害的故事。——無論經(jīng)歷多少苦難，反宗教這一傳統(tǒng)總是一如既往的。

“迷信”——作為偶像崇拜者的中國知識分子

在近代歷史中，中國知識分子往往是最保守的力量。從信仰的角度來說，這是由于知識分子比一般民眾更驕傲，更自以為是，更不愿意接受新事物和新觀念。大致說來，中國知識分子的反宗教傳統(tǒng)基于兩方面的理由：一是既得利益，一是觀念上的沖突。我們先討論第一個問題。

知識分子在中國往往就是知識官僚，這不僅僅是由于知識分子對漢語知識的壟斷所決定的，更由于政治權力通過考試制度造成的。這種存在狀況事實上使知識分子成為一個既得利益集團，這個集團和權力部門（市場化以后是“市場”）通過封閉的交易關系獲得回報。這種商業(yè)關系必須是排它的才可能獲得“利潤最大化”。這就意味著，必須排除任何對這種文化必須品獨家專賣的競爭者。特別是當中國知識分子所提供的精神產(chǎn)品缺乏競爭力的時候，一種生存危機或政治危機感就出現(xiàn)了，它使知識分子更瘋狂地要求驅逐競爭者，甚至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地在肉體上消滅闖入者。在動員專制權力清剿思想異端和鏟除宗教組織方面，中國知識分子總是得心應手。在這種意義上，這種迫害事實上是兩種既得利益集團的合作。幾乎出于同樣的目的，在敵視基督教這個問題上，儒家知識分子以及今天的知識分子往往和佛教、回教和道教的知識分子同仇敵愾。

當代美國耶穌會士鄧恩神父（GeorgeHDunne，1905-1998）在分析沈?嚳醋誚痰男睦碭?源時談到：

“沈?嗍槍倭胖饕褰撞闃械囊輝薄U庵止倭盤逯圃蚴羌赴倌昀錘髦質屏ο嗷ザ氛?而產(chǎn)生的結果。官僚階層在帝國中享有優(yōu)越的地位。要想使這個階層的統(tǒng)治地位能夠繼續(xù)下去，就要依賴一套考試體系。而這種考試體系將學問限定在毫無生氣的對文學的淺嘗則止的理解之中。也正是這種考試體系，使宋明理學日趨退化，走向衰敗。但在理性王國或是宗教領域，人們看到了新的地平線的時候，這個體系則面臨著被打破的危險。反動的官僚們時刻提防著破土欲出的新思想。他們一直在奮力地維護宋明理學的虛幻的神話?！瓫]有理由懷疑這些官僚們在維護國家與社會利益上忠誠。而這一套利益是與一套思想體系相聯(lián)系的。他們則是這一體系的最大收益人。更沒有理由懷疑，為了維護這種切身利益，即使是下意識的，也是他們反對新生事物的內在動機。這一點可以通過事例來證明。一般來說，在學者中，要數(shù)通過了秀才考試的年輕人最為保守。在通往仕途的成功之路上，他們過了第一道關卡，未來的名利與希望全部都寄托在這個封閉的教育體制當中。他們是在這個體系中受到熏陶的，一旦進入這個階層，就決心捍衛(wèi)這個制度和他們的優(yōu)越地位，由而導致了他們不可避免地卷入到這場保守的運動中來。利瑪竇起初在肇慶、后來在韶州所遭遇的一些侵擾，大多來自這些年輕秀才的煽動。”（《晚明基督會士：從利瑪竇到湯若望》，余三樂、石容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出版）

中國知識分子是作為中國人唯一的精神導師（上師帝王，下教百姓）而自我確認的，它不能容忍新的篡奪者，盡管后者可能根本缺乏這種“商業(yè)動機”。如果說今天某些中國知識分子仍然是最保守的力量的話，那么學院派、體制內知識分子尤其如此。當然，面向市場的知識分子也不乏楊光先之類的人物。他們同樣對科學一知半解，或對自由一知半解，但由于在唯物論世界的長期浸泡下缺乏自省能力或習慣、由于自以為采取民間姿態(tài)更為口含天憲、奉天承運，于是對完全不了解的宗教問題更愿意妄加指責。這些知識憤青聞宗教就想摸槍。這是一個令人絕望的現(xiàn)實。

鄧恩先生的揭示也許還需要補充。面對宗教的挑戰(zhàn)，中國士大夫所恐懼的既得利益項目不僅僅是仆從在王權之下的分贓利益或政治利益。同樣重要的是，宗教要剝奪他們“做男人的特權”。無論是天主教還是新教，都對一夫多妻制、童婚制、婦女纏足、祖先崇拜等問題提出了毫不妥協(xié)的批判，而顯然，在這些問題上，中國士大夫幾千年來一直“獲益匪淺”。與此相關的，中國士大夫階層千百年來一直把吃喝嫖賭、說謊使詐視為一種“階級特征”，但傳教士們對此提出了規(guī)勸和警告。也許宗教在個人道德上的這些“過高要求”，一直是包括今天知識分子在內的中國人反感宗教信仰的原因之一。而這種反感往往是下意識的或隱蔽的。

當然，中國知識分子的反宗教傳統(tǒng)更充分地體現(xiàn)在它的精神品質方面。這個精神世界是由四部分內容組成的：儒家人本主義倫理、道家和佛教的虛無主義哲學、災民社會的實用理性（“災民理性”），還有，近代以來的唯科學主義（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啟蒙理性”與晚清器物崇拜、當下制度崇拜的混合物）。

儒家的圣人學說（天子、君子悉歸此類）拒絕接受更高的精神存在，其仁學完全把意識投射到平面化的人與人關系之中。在這一視野中，人與神的關系被視為虛妄，而“好人”或圣人構成倫理的頂點。道家和佛教由于不承認矛盾而否定了理性和邏輯的意義，這種觀念否認作為實體存在的絕對者，也使任何終極關懷消解在悖論之中。這是一種與任何宗教思想同歸于盡的想法，在這個世界里，一切價值感覺都消失了，它無法為心靈提供安慰，它在否定生活的同時也消滅了自身，或者，它為信徒的為所欲為或無動于衷提供了精神庇護。當然，宗教在中國遭遇最強大的觀念是“災民理性”，這種精神文化和社會文化否認任何全能至善的存在，更否認人是被造的。它是一種徹底的實用主義和生活唯物主義——對它來說，力量就是上帝，而上帝不可能是力量。應當承認，在今天，儒、道、釋似乎已經(jīng)不是基督教的主要敵人了，至少表面上如此。今天宗教信仰在中國面臨的真正挑戰(zhàn)是“災民理性”背景下的“唯科學主義”，這種思潮的底色仍然是上面的幾種觀念所積淀下來的，但它現(xiàn)在用“理性”和“自由”的名義把自己武裝起來了——由于對“現(xiàn)代性”或“后現(xiàn)代性”這種“政治正確”的迷信，知識分子當代的反宗教思潮表現(xiàn)得更為自負和狂妄。批判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不是本文的目的，事實上這個工作至少表面上已經(jīng)基本完成了?，F(xiàn)在馬克思主義的宗教觀深化在知識分子的“科學思想”和“民主思想”中，而后者，構成當代漢語神學主要的對話者。

新一代反宗教知識分子指控宗教的最大罪狀是“迷信”，他們在政治歷史中還找到宗教裁判和宗教戰(zhàn)爭這樣的證據(jù)來支持自己的觀點。關于后者我建議讀者參考拙文《如何看待教會歷史上的罪惡一文》（參見《災變論》，美國成家出版社2003年出版），在這里，徹底說明“迷信”的問題也許更為重要。我的基本觀點是，宗教是迷信的最后、最堅決的反對者，或者說，只有基督教才是迷信的對立面。正相反，一直宣稱“宗教等于迷信”的中國知識分子才可能是真正的迷信者或偶像崇拜者，他們甚至比中國普通民眾更加崇拜偶像。

什么是“迷信”？迷信有兩種表現(xiàn)方式：第一，把受造者當創(chuàng)造者來崇拜，或者說，把次價值當最高價值來崇拜。這包括三方面內容：1、人類崇拜。如自我崇拜、假先知崇拜（所謂“個人迷信”、“理性的自負”等等）、多數(shù)崇拜（多數(shù)等于正義）、力量崇拜、祖先崇拜等等。2、精神偶像崇拜，如對民族、祖國、社團、政黨等“大義名份”的崇拜，還有圖騰崇拜。3、對自然的崇拜：金錢崇拜等利益崇拜，也包括所謂“寄情山水”、拜泥菩薩、對動物、植物、非生物的崇拜或關于萬物成神的觀念等等。這一切存在都是被造的，而不是創(chuàng)造者，不是絕對者，而是相對者。相對者也有價值，但不具有最高價值?！妒ソ?jīng)》在絕對者和偶像之間給人指明了一條中道，中國知識分子從來沒有走在這條中間道路上，他們以崇拜絕對者的方式崇拜各種被造者。知識分子對理性的反省是一種當代成果，但這種反省只有在上帝這一絕對者之下才有可能找到邏輯的起點?？茖W和民主同樣是被造的?？茖W是對造物主部分計劃的發(fā)現(xiàn)，科學不能創(chuàng)造規(guī)則，只能發(fā)現(xiàn)規(guī)則?？茖W的存在是以規(guī)則的設計者存在為邏輯前提的。這就是為什么牛頓晚年回到神的身邊的原因?！艚鸬睦碚摬]有把上帝趕出宇宙，因為他無法回答宇宙為什么偏偏要按他闡述的方式運行。科學永遠無法回答最后一個為什么，對這種局限性的認識本身就是“科學精神”的內在要求，但這種精神是“科學主義”所拒絕接受的。對理性的崇拜同樣是一種迷信。認識這點對自由派知識分子尤其重要。根據(jù)經(jīng)濟學理性，完全可以推導出一個人選擇獨裁更可能符合“個人利益最大化原則”。同樣，對個體人權狀況的關心恰恰缺乏“經(jīng)濟學理性”的支持——出于“經(jīng)濟學理性”人們完全可以不關心李思怡之死，因為所謂“如果我們不關心她，災難也可能同樣落到我們身上”這一說法在邏輯上是不周延的?！拔覀儭蓖耆梢酝ㄟ^“搭便車”避過同類災難。沒有對上帝的認信，自由主義者就不可能象說的那樣生活。這在中國當下是非常普遍的現(xiàn)象。更重要的是，沒有上帝這一“公設”，起源于人的有限性的有限政府理論就缺乏哲學基礎。中國知識分子由于把被造的當創(chuàng)造的來崇拜，就陷入各種偶像崇拜之中。而這種崇拜最后集中表現(xiàn)為自我崇拜，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是“偉大光榮正確”的，在這種自我崇拜的迷信狀態(tài)中，知識分子之間就進入戰(zhàn)爭狀態(tài)——由于都相信自己就是真理或絕對者，因此理論辯論完全被絕對者之間的戰(zhàn)爭所取代。中國知識分子沒有討論生活，這是任何誠實的觀察家都公認的。

第二種迷信是不承認“受造者”也是“被愛者”。這種迷信主要來自中國的一些教會。這些信徒以對絕對者的絕對順服的名義否認人的理性的相對價值，以人與神的縱向關系來否認人與人的橫向關系。他們專務靈修，完全在祈禱中等待恩寵。這種觀念消解了人的責任，而人的責任，恰恰是上帝賦予人類的，它說明著上帝對人的愛。神高于人。神的自由高于人的自由。但這不等于說神完全否定人的責任和人的自由。就是在這個問題上，教會往往授人以柄。這就是我所說的“宗教犬儒主義”，它忘記了做門徒的責任。當然在這個問題上，無神論者走的更遠，由于不相信最后的審判，由于聽不見“你的兄弟在何處”這一追問，無神論者更缺乏道德?lián)敽蜕鐣P懷。它沒有道德敬畏，因此最多把這種感情歸于“良知”或利益算計（所謂“市恩”）等方面。事實證明，人的良知和利益考量都是最靠不住的。不相信最后的審判是一種自我迷信，它所謂的“大無畏”精神造成了“哪管洪水滔天”一類的經(jīng)濟動物和政治惡棍。這種迷信事實上在此岸世界就已經(jīng)受到了圣靈的懲罰——唯物論者并不喜樂和平安，象他們所標榜的那樣?！按鬅o畏”這種迷信口號恰恰表達了一種更焦灼的大恐懼，它在說出來的同時就已經(jīng)是恐懼了，而且是恐懼的絕望形式。遺憾的是，知識分子比一般民眾要狡猾，它會編出很多理由暗暗掩蓋自己的迷信和恐懼。唯物論是這方面最體系化的理論。

《圣經(jīng)》是一本什么書呢？在某種意義上它是人性與神性沖突的歷史記錄及其經(jīng)驗總結。在人與神的沖突中，神所警戒和懲罰人的主要問題就是人的迷信或各種偶像崇拜。在這一連串的偶像崇拜者中，往往知識分子成為偶像崇拜者的代表。由于歷史原因，中國知識分子深陷在迷信的深淵里而不能自拔，也正因為如此，《圣經(jīng)》文化在試圖推倒中國知識分子的各種偶像的同時成為后者的敵人——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和馬相伯等人的存在表明神對背離者的眷顧，但今天似乎仍然不是收獲的季節(jié)。東方的巴比侖，你要愚頑到幾時呢？！

本文參考書目

1、《中國基督徒史》，（法）沙百里（Jeancharbonnier）著。耿生、鄭德弟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出版。

2、《晚明基督論》，（意）柯意霖（GianniCriveller）著，王志成等譯。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3、《晚明基督會士：從利瑪竇到湯若望》，（美）鄧恩（GeorgeHDunne）著。余三樂、石容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出版。

4、《馬禮遜——在華傳教士的先驅》，（英）湯森（WilliamJohnTownsend）著，王振華譯。大象出版社2002年出版。

5、《利瑪竇中國扎記》、《中國基督教史略》（韓）李宣淑著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