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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唐武宗滅佛是中國古代史上最大的一次滅佛事件。對于滅佛的原因眾說紛紜，以往的分析過分地強調(diào)經(jīng)濟原因，而忽視了儒家思想和道教的原因。本文通過有關(guān)唐武宗滅佛史料的辨析，從儒佛之爭和佛道斗爭兩個方面對唐武宗滅佛的原因進行論述探討，尤其在佛道斗爭方面，認為唐武宗面對當時日益高漲的佛道矛盾不能正確視之；在處理佛道矛盾方面的問題上，又采取了崇道滅佛的極端手段，這才是武宗滅佛事件發(fā)生的主要原因。唐武宗滅佛事件表明，佛教在中國發(fā)展，會受到各個方面原因的制約的。

關(guān)鍵詞：唐武宗；滅佛；原因；儒佛之爭；佛道斗爭

佛教自西漢末初入中國經(jīng)魏晉南北朝，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生根發(fā)芽，并且以其獨有的佛教之光獨樹一幟，已影響了中國文化兩千多年，至今仍然魅力不減。它不僅帶給中國社會以多方面的影響。也深深地滲透到世界上諸多民族和國家的文化生活中?？梢哉f，自佛光閃爍的那一剎那起，它就對世界文明的進程產(chǎn)生著深遠的影響。同時也應(yīng)看到，自入境中國以來，佛教在不同時代的際遇不盡相同，不同階層和不同心態(tài)的人們對它褒貶不一，既有人頌之、揚之、信之、崇之；也有人鄙之、疑之，其或力圖毀之、滅之。在中國佛教史上，毀佛、滅佛的人中最知名者莫過于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和后周世宗。這四次滅佛事件中，唐武宗滅佛的影響遠遠超過其他三次，武宗滅佛不僅是中國佛教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唐朝歷史上的一件大事。因此，對唐武宗滅佛的有關(guān)問題進行探討就顯得更為重要。對于滅佛事件，前輩做過專門研究和論述，基于前輩們的研究，力求新意，故，本文將從儒佛之爭和佛道斗爭兩方面對唐武宗滅佛的原因進行深入淺出的論述和探討。

一、儒佛之爭

自佛教傳入中國以后，就和在思想領(lǐng)域里占統(tǒng)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相互影響。佛教能夠在逐步中國化的過程中得到發(fā)展，主要是與儒家思想日益調(diào)和、會通、融合的結(jié)果。但是，由于兩者產(chǎn)生的地理、歷史條件和文化傳統(tǒng)不同，二者的內(nèi)容又有相互對立的一面。同時，由于儒家思想的正統(tǒng)地位，故而佛教在中國的發(fā)展中又常常遭到儒家的批判和排斥。從三個方面來看：

從思想文化方面看，佛教是外來宗教，同中國以儒家為主的傳統(tǒng)文化思想有若干背離之處?？偟恼f來，儒學是處世治國之學，佛教是出世離俗之教，二者是對立的。儒家重視人生的現(xiàn)實，重視社會組織和人際關(guān)系。故而要求從個人本身開始，做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也就是使每一人都在家庭、國家處于適當?shù)牡匚?，以達到家庭和諧、國家富強、天下太平的目的，這是積極入世思想。而佛教認為人生是痛苦的，社會是苦海，要求人們出家，脫離現(xiàn)實，以達成佛的目的。這是消極出世的思想。佛教主張棄世出家，實際就是拋君棄親，與儒家忠孝之道完全背離。所以儒佛雙方在意識形態(tài)上存在著根本的矛盾，特別是對父母的關(guān)系上有極大的距離。儒家認為孝是“至德要道，百行之首”，［1］198佛教卻別有說法，認為禽獸蟲蟻可能是自己的七世父母，現(xiàn)在的父母，可能來世是自己的孫子，這樣的怪謬思想，儒家和受儒學影響的人是絕對不能容忍的。儒家思想自漢武帝確立為正統(tǒng)思想后，就逐漸滲透到社會各個層面，社會道德規(guī)范和人們的行為準則，均受儒家思想影響。加之魏晉及以后的封建統(tǒng)治者仍以儒學為治國之本，故佛教在中國的生根發(fā)展，首先遇到的阻力就是傳統(tǒng)的儒家思想文化。由于儒家思想向來是統(tǒng)治階級維護政權(quán)的基本工具，那么帝王治國的禮法刑政，總得以儒家治國理念為主導(dǎo)，朝廷官吏也多半算是儒家中人，因此正是有了這樣兩種強大的力量支持，才使得儒家反佛的力量十分龐大，才使得唐武宗為維護自己的根本利益不得不對佛教痛下殺手锏。

從仕人對佛教認識方面看，他們認為佛教的發(fā)展影響到社會的發(fā)展和君主的權(quán)力。唐初，最早反佛的是傅奕。他認為佛教宣傳“不忠不孝，削發(fā)而揖君親”，佛經(jīng)是“妖書”，它迷惑百姓：“布施一錢，希萬倍之報，持齋一日，冀百日之糧?！庇行┯廾林恕霸熳鲪耗?，身墜刑綱，方乃獄中禮佛，口誦佛經(jīng)，晝夜忘疲，規(guī)免其罪?！边@是“乃追既往之罪，虛規(guī)將來之?！保耆瞧垓_。

在傅奕看來，“且生死壽天，由于自然；刑德威福，關(guān)之人主。乃為貧富貴賤，功業(yè)所招，而愚僧矯詐，皆云有佛。”這是“竊人主之權(quán)，擅造化之力，其為害政，良可悲矣！”顯而易見，傅奕認為佛的作用和君主的權(quán)力是相互對立的。人的生與死是自然現(xiàn)象，刑德威福是人力所致。視富貴貧賤為佛的作用就是竊奪了君主的權(quán)力，為害于政。他還說：“禮本于事親，終于奉上，此則忠教之理著，臣子之形成，而佛逾城出家，逃背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以繼體而悖所親?！睘榱俗鹁钣H，以行忠孝，他主張“今之僧尼，請令匹配，即成十萬余戶，產(chǎn)男育女，十年長養(yǎng)，一紀教訓(xùn)，自然益國，可以足兵?！边@樣，“四海免蠶食之殃，百姓知威福所在，則妖惑之風自革，淳樸之化還興”。[2]2215實際上這是以行忠孝的手段，達到鞏固唐朝政權(quán)的目的。無疑這是儒家思想的根本所在。

元和十四年（819年），唐憲宗敕迎佛骨（即所謂舍利）于鳳翔法門寺。先在宮中供養(yǎng)三天，然后送京城各寺，供僧俗禮敬，從而又掀起全國性的宗教狂熱。是時，“王公士民瞻奉舍施，唯恐弗及。有竭產(chǎn)充施者，有燃香臂頂供養(yǎng)者?！盵3]7765對此，韓愈從儒家立場出發(fā)，予以堅決反對。他上表認為，佛教只是夷狄之法，非中國所固有，只是在后漢時才傳入中國，因而不合先王之道。又說，佛教的流行使“亂之相繼，運祚不長”，對封建統(tǒng)治有害而無益。他著重指出：“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制?？诓谎韵韧踔ㄑ?，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故不宜敬奉。于是他斷然提出：“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后世之惑”。[4]455并表示，“佛如有靈，能做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此表與憲宗的奉佛心意相抵觸，且歷數(shù)前代奉佛之君運祚不長，固而招致憲宗的盛怒，欲處韓愈以極刑。后經(jīng)裴度、崔群等人的說情，最后被貶為潮州刺史。韓愈被貶后，又上書憲宗。憲宗道：“昨得韓愈到潮州表，因思其所諫佛骨事，大是愛我，我豈不知？然愈為人臣，不當言人主事佛乃年促也”。[2]4215可見，憲宗是非常清楚儒家思想排佛的目的是為了鞏固君主的地位的。

韓愈自稱是孔、孟思想的繼承人。他反佛的情緒激昂慷慨，但其反佛的言論內(nèi)容比傅奕思想更為深刻。他有感于儒學的衰微和佛、道的蔓延，曾寫下《原道》、《原性》、《原人》等文章。他在這些文章中認為，只有大力扶持名教，提倡忠君孝親的孔孟之道，限制佛、道的傳播，才能有效地鞏固中央集權(quán)的統(tǒng)治。他在《原道》中指出：“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二相生養(yǎng)之道，以求其所謂清凈寂滅者”；“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無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意思是說佛教背棄綱常名教，有礙國計民生，不合文化傳統(tǒng)，務(wù)必予以排斥。

為了達到排佛的目的，韓愈提出了儒家的“道統(tǒng)”，把它作為民族文化的主線，以與佛教各宗派的傳法世系相對抗。他自認為得了儒學真?zhèn)鳎岳^承和發(fā)揚從堯舜到孟子的道統(tǒng)為歷史使命，要效法孟子辟楊、墨的精神來辟佛?；诖?，他特別推崇《大學》的理論體系?！洞髮W》將治國平天下列為頭等大事，并與個人的道德修養(yǎng)聯(lián)系起來，而佛教提倡的出世主義，既違背封建倫常，又否認了國家至上觀念，所以，佛教是不可容忍的。

韓愈反佛的出發(fā)點和理論根據(jù)，是為了強化中央政權(quán)，確立儒家文化的正統(tǒng)地位，比傅奕涉及的社會和思想問題要深刻得多。為了實現(xiàn)他的儒家政治思想，他在《原道》中提出“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的口號，試圖以行政手段徹底廢除佛教。這一思想為此后唐武宗滅佛提供了重要依據(jù)?？梢姡鸾毯腿寮业拿苁怯萦伊?。

杜牧也曾對佛教進行過猛烈的抨擊。他尖銳地指出，崇佛者中，工商人“偽內(nèi)而華外”，大秤小斛進，小秤小斛出，靠欺騙發(fā)財致富；基層小吏，靠敲詐勒索聚斂財富，也能“如公侯家”。上層大官，假公濟私，公開掠奪，“人不敢言”。這些人“心自知其罪，皆捐已事佛以求救”，希望“有罪罪滅，無福福至”。結(jié)果是“今權(quán)歸于佛，買福賣罪，如持左契，交手相付”。[5]154完全是做交易。這和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與人”。[6]8“道之以德，齊之以禮”。[6]105正是背道而馳的。爾虞我詐，損國肥私，當然不利于鞏固政權(quán)。這些被儒家指責的所作所為，佛教認事佛即可得福。這種矛盾只能日益激化。

從武宗對佛教與政權(quán)關(guān)系方面看，武宗滅佛也考慮到這兩個的關(guān)系。他說：“我高祖、太宗，以武定禍亂，以文理華夏，執(zhí)此二柄，足以經(jīng)邦，豈可以區(qū)區(qū)西方之教，與我抗衡哉”！[2]585所謂“以文理華夏”，就是以儒家思想治理國家。唐太宗說過：“少從戎旅，不暇讀書，貞觀以來，手不釋卷，知風化之本，見政理之源。行之數(shù)年，天下大理而風移俗變，子孝臣忠，此又文過於古也”。[7]200唐太宗的“文過于古”，就是學習了治國的根本，收到了“天下大治而風移俗變，子孝臣忠”的效果?！白有⒊贾摇?，就是儒家思想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天下大治。武宗所謂的“以文理華夏”，自然也是這些內(nèi)容。

會昌三年六月十三日，太子詹事韋宗卿撰《涅槃經(jīng)疏》20卷進呈武宗，武宗閱后怒不可遏。遂有敕道：“銀青光祿大夫守太子詹事柱國華陽縣男食邑三百戶韋宗卿，忝列崇班，合尊儒業(yè)；溺于邪說，是煽妖風。”還說：“而韋宗卿素儒士林，衣冠望族，不能敷揚孔墨，翻乃溺信浮屠，妄撰胡書，輒有輕進”。[8]171-172最后，他焚燒此書，不得外傳。在武宗看來，韋宗卿是國家官員，衣冠望族，理應(yīng)宣揚儒家思想，但他卻迷信佛教，“妄撰胡書”。顯然武宗認為儒家思想是治國的根本，只有用儒家思想抵制佛教，才能治理好國家。由此可見，儒佛之爭是武宗滅佛的重要原因。

至于說佛教傳入中國之前，中國都是“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佛教傳入中國后，則是“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9]613更是反佛者的老生常談。從傅奕到唐武宗都涉及這些問題。這種理論能夠?qū)掖握勂?，卻也產(chǎn)生了一定的影響，主要是因為其出發(fā)點是各朝各代以儒家思想為正統(tǒng)，為了鞏固以皇帝為中心的專制政權(quán)，是最高統(tǒng)治者容易接受的。這也說明了，佛教與儒家思想，佛教與皇權(quán)之間的矛盾是難以調(diào)和的。

二、佛道斗爭

佛教傳入中國后，一方面和儒家思想常有沖突，另一方面又和土生土長的道教也矛盾重重。道教是中國土生土長的宗教，雖然佛道二教有相近的一面，如佛教的息欲出俗與道教的清心寡欲相近，但二者也又矛盾的一面，如佛教的生死輪回說與道教的長生成仙說相對立。為了爭奪宗教的傳播陣地，佛道二教的矛盾是很難調(diào)和的。而道教之所以能迅速發(fā)展，可以說與統(tǒng)治者為了抑制佛教的發(fā)展而扶持道教不無關(guān)系。由于佛教的興盛對封建統(tǒng)治不利，所以必須借助道教來削弱佛教的勢力，于是，道教迅速發(fā)展。而道教反佛還是通過皇帝崇道抑佛和道士排佛來進行的?；实酆我猿绲?？希冀長生和祈福禳禍可能是重要原因。因為道教具有追求長生不死，得道成仙并輔以祈福禳禍的功能，而正是這一點，既適應(yīng)了統(tǒng)治者麻醉人民的需要，又迎合了統(tǒng)治者奢求長命富貴的欲望，所以許多帝王才大力扶持道教。

北魏是鮮卑族建立的政權(quán)，鮮卑人是在和中原魏晉接觸以后接受佛道二教的。最初，道武帝、明元帝，“亦好黃老，又崇佛法”。太武帝拓跋燾“雖歸宗佛法，敬重沙門，而未存覽經(jīng)教，深求緣報之意。及得寇謙之道，帝以清靜無為，有仙化之證，遂行其術(shù)”。[10]3033故而后又滅佛。

北周武帝最初決定：“以儒教為先，道教為次，佛教為后”。[10]235后又滅佛。到了唐代，貞觀十一年（637），太宗決定：“道士、女冠宜在僧尼之前。”上元元年（674），高宗又決定，道士、女冠、僧尼“不須更為先后”。天授二年（691），武則天又決定：“釋教宜在道教之上，僧尼處道士之前?！本霸贫辏?11），睿宗又決定：“僧尼、道士、女冠并宜齊行并集”。[12]1007這都說明佛道之間的矛盾是長期的，不是偶然的。

事實上，確有不少皇帝迷信于此。清人趙翼總結(jié)說：“古詩云：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自秦皇漢武之后，固共知服食金石之誤人也?！钡牵拼实鄄⑽纯偨Y(jié)經(jīng)驗，吸取教訓(xùn)，而又“以身試之”。太宗因服藥后，“遂致暴疾不救”?！皯椬谟只箝L生之說”，服金丹而“暴崩”。穆宗信道士“餌金石”而死。敬宗“明知金石之不可服矣”，但又被道士劉從政所迷惑，遣人到湖南、江南一帶采藥。武宗更“早好道術(shù)”，即位后又召倒是煉丹藥，結(jié)果又為丹藥所誤而亡。宣宗雖然殺了道士趙歸真，還有人勸他“方士不可聽，金石有毒不宜服”。但他又服“太醫(yī)李元白所治長年藥”，以致“疽發(fā)被而崩”?！疤拼に幷吡?、敬昏愚，其被惑固無足怪，太、憲、武、宣皆英主，何謂甘以身殉之？實有貪生之心太甚，而轉(zhuǎn)以速其死耳”。[13]315另外，高宗、玄宗也很重視道士煉丹制藥，幾乎為其所誤。

其實古代帝王都有追求長生不老的心思，而道教產(chǎn)生后，恰好迎合了最高統(tǒng)治者的心思，而且從教義上公然宣揚長生不老，還可以白日飛升，讓最高統(tǒng)治者篤信道教，即使長生不死不能實現(xiàn)，但作為最高統(tǒng)治者，為了保持自己的既得利益，永遠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和權(quán)力，他們總對長生不死抱有一線希望。同時，他們對道士所開的無法辦到的仙藥，也往往迷信自己的權(quán)威，認為自己可以得到，毫不質(zhì)疑。例如，會昌五年（845年）正月，道士為武宗開的仙藥是：“李子衣十斤，桃毛十斤，龜毛十斤，兔角十斤。”這在一般人看來，當然是無稽之談，但武宗卻派人四處尋找。八月，又“令諸道進年十五歲童男童女心膽，亦是被道士誑惑也”。[8]195由此可見，道士為皇帝煉制長生不死藥的手段，確有迷惑皇帝的作用。

趙翼的論述頗為深刻。正是由于皇帝“貪生之心太甚”。所以，道教雖然在理論上難以戰(zhàn)勝佛教，但在這方面卻能迷惑執(zhí)迷不悟的皇帝?？梢?，武宗崇道并非一時的心血來潮，而是道教利用；武宗的“貪生之心太甚”，欲以通過排佛來抬高自己的地位

總而言之，唐朝皇帝是非常重視道教的。除了以上所述道士能迎合皇帝“貪生之心太甚”以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魏晉以來形成的門閥士族，到了唐初雖已衰落，但還有相當?shù)纳鐣绊?。李淵家族并非名門世家，為了提高其門第出身，便宣稱自己是道教太上老君李耳的后代，借以把他們的統(tǒng)治說成是“奉天承運”。唐高祖對道教倍加推崇，并正式宣布：道一，儒二，佛三，從而確立了道教在唐朝的特殊地位。

佛教在教義上的優(yōu)勢，使道教難以匹敵。于是，道教就利用政治上的優(yōu)勢排斥佛教。武宗滅佛正是這種矛盾的發(fā)展和激化。

道士趙歸真對武宗滅佛起了煽風點火的作用。趙歸真在敬宗時受到重視，武宗早就和他相識。李德裕曾勸武宗說：“臣不敢言前代得失，只像歸真在敬宗朝入宮掖，以此人情不愿陛下父親近之。”武宗搪塞道：“我爾時已識此道人，不知名歸真，只呼趙煉師。在敬宗時已無甚過。我與之言，滌煩爾。至于軍國政事，唯卿等與次對官論，何須問道士。非直一歸真，百歸真已不能相惑”。[2]603李德裕是武宗非常信任的宰相，但他不相信李德裕對趙歸真的非議，而且趙歸真在被文宗貶往嶺南以后又被重用，可見，武宗重視趙歸真是經(jīng)過深思熟慮的。

武宗滅佛是從重用趙歸真等道士開始的?！杜f唐書》卷18上《武宗紀》載：“帝在藩時，頗好道術(shù)修攝之事。是秋（開成五年，840年），召道士趙歸真等八十一人入禁中，于三殿修金籙道場。帝幸三殿，于九天壇受法籙。右拾遺王哲上疏，言王業(yè)之初，不宜崇信過當，疏奏不省”。武宗置之不理。會昌元年六月，武宗“以衡山道士劉玄靖為銀青光祿大夫，充崇玄館學士，賜號廣成先生。令與道士趙歸真于禁中修法籙。左補闕劉延謨上疏切諫，貶彥謨?yōu)楹幽细畱舨堋薄2]587武宗上臺不久便兩次貶謫上疏諫阻崇道大臣，還要度進士，明經(jīng)兩科的中舉者或考生為道士，可見，他崇道進了一步。后來在會昌三年夏，武宗又“敕召國子監(jiān)學士，及天下進士及第、身有學者，令入道教，未有一人入其道者也”。[8]178所以此事在眾人抵制下才不了了之。

會昌二年十一月，（武宗又）以道士趙歸真門兩街都教授博士。[12]1017三年五月，在討伐反叛企圖半割據(jù)的藩鎮(zhèn)澤潞前夕，武宗又“筑望仙觀于禁中”。[2]595“是年修望仙樓及廊舍，共五百三十九間”。[3]7958在大戰(zhàn)前夕和大戰(zhàn)之際大興土木修望仙樓觀等，想必是欲祈求道教神袛?shù)谋Ｓ印Ｈ晡逶缕?，河北道潞府劉從諫之侄劉稹等反。為破潞府，武宗“敕召道士八十一人，又于內(nèi)里，令作九天道場。于露處，高壘八十張床，鋪設(shè)精彩。十二時行道祭天尊，干脯酒肉，用祭大羅天。四月一日起首，直到七月十五日為終期”。［8］176會昌四年二月，武宗“駕幸左街金仙觀，是女觀。觀中有女道士，甚有容。天子召見入意，敕賜絹一千疋。遂宣中觀令修道觀，便通內(nèi)，特造金仙樓。其觀本來破落，令修造嚴麗，天子頻駕幸”。[8]177

會昌四年，“以道士趙歸真為左右街道門教授先生。時帝志學神仙，師歸真。歸真乘寵，每對排毀釋氏，言非中國之教，蠹耗生靈，盡以除去，帝頗信之”。[2]600四年四月，諫官李德裕等諫阻武宗好神仙、寵幸趙歸真，武宗不理睬。唐武宗還“向后駕幸左街興唐觀，是道士觀，又賜千疋。特令修造銅鑄圣容，作圣容當壯嚴齊絕”。美國賴肖爾認為，這里的“圣容”指鑄造武宗自己的塑像，并安放在觀里供奉。會昌五年春正月，武宗“敕造望仙臺于南郊。時道士趙歸真特承恩禮，諫官上疏，論之延英殿?！蔽渥谌匀灰灰夤滦?。在武宗崇道思想

《舊唐書·武宗紀》說：“歸真自以涉物論，遂舉羅浮道士鄧元起有長年之術(shù)，帝遣中使迎之，由是與衡山道士劉玄靖及歸真膠固，排毀釋氏，而拆寺之清行焉?！边@都說明武宗要求長生的愿望十分迫切，從而使他相信道教，排斥佛教。所以在道士們的影響下，排佛拆寺流僧的運動興起。宰相李德裕等也率百官上徽號曰“仁圣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皇帝”。這一徽號既迎合了武宗崇道排佛之心，也表達了他們的反佛之意?！顿Y治通鑒》說：“尊號始無‘道’，中旨令加之?！焙⒃唬骸笆菚r帝崇信道，故旨令群臣于尊號中加‘道’字”。[3]8031

會昌三年（842年）十月，武宗即有敕下：凡有違犯佛教清規(guī)戒律的僧尼，必須還俗。敕文還規(guī)定：有財產(chǎn)的僧尼，要沒收其財產(chǎn)，不愿被沒收者，必須還俗為兩稅戶。很明顯，這是政府與佛教在經(jīng)濟上發(fā)生利害沖突的反映。另外有一名為眩玄的僧人自稱可做“劍輪”，并謂可領(lǐng)兵打敗回紇。結(jié)果他做“劍輪”失敗，武宗將其斬首。此事更促使了武宗滅佛的決心。

會昌四年正月，中書省奏定斷屠日，武宗下敕：“齋月斷屠，出于釋氏，國家創(chuàng)業(yè)，猶近梁、隋，卿相大臣，或沿茲弊。正月以萬物生植之初，宜斷三日。列圣忌斷一日。仍準開元二十二年敕，各斷三日，余月不禁”。[2]610據(jù)《唐大詔令集》記載：“武德二年正月詔：自今以后每年正月、五月、九月，凡關(guān)屠宰殺戮，網(wǎng)捕畝獵，并全禁止?！敝瞥ㄓ谌L月（正月、五月、九月）不殺生，是以佛家律法而定，現(xiàn)在改為三元日即正月、六月及十月之十五日斷屠，則是按道家之規(guī)定。[8]165時至三月，武宗又敕令不許供養(yǎng)佛牙，同時敕代州五臺山、泗州普光王寺、終南山五臺、鳳翔法門寺等處有佛指亦不許供養(yǎng)，如有違反，送一錢者杖脊20，僧尼受錢者例同，結(jié)果這些佛門勝地被弄到了“絕人往來，無人送供”的境地！日本僧人圓仁對于這些情況曾作了詳細的記錄：

今上偏信道教，憎嫉佛法，不喜見僧，不欲聞三寶。長生殿內(nèi)道場，自古以來，安置佛像經(jīng)教。抽兩街諸寺解持念僧三七人番次差入，每日持念，日夜不絕。今上便令焚燒經(jīng)教，毀拆佛像。起出僧眾，各歸本寺。于道場內(nèi)安置天尊、老君之像，令道士轉(zhuǎn)道經(jīng)，修練道術(shù)。國風：每年至皇帝降誕日，請兩街供奉講論大德及道士于內(nèi)里設(shè)齋行香。請僧談經(jīng)，對釋教道教論義。今年只請道士，不請僧也。看其體色，從今以后，不要僧人入內(nèi)。道士奏云：“孔子說云：‘李氏十八子昌連未盡，便有黑衣天子理國’。臣等竊惟黑衣者，是僧人也?！被实凼芷溲?，因此憎嫌僧尼。意云：“李字十八字。為今上當?shù)谑舜??？掷罴疫B盡，便有黑衣奪位歟？”功德使帖諸寺：“準敕：不許僧尼街里行，犯鐘聲。若有出者，事須諸寺鐘聲未動已前，各歸本（寺）訖。又不許別寺宿。若有僧尼街里行，犯鐘聲，及向別寺宿經(jīng)一夜者，科違敕罪。”到七月十五日，城中諸寺七月十五日供養(yǎng)。諸寺作花：臘花鉼、假花果樹等，各競奇妙。常例皆于佛殿前設(shè)供養(yǎng)，傾城巡寺隨喜，甚是盛會。今年諸寺鋪設(shè)供養(yǎng)勝于常年。敕令諸寺佛殿供養(yǎng)花藥等般到興唐觀，祭天尊。[8]176

從這些事實可以看出，對佛教限制愈嚴，對道教尊崇愈高，這二者是同步的。另外，唐武宗還對這些地方的僧尼進行檢查，凡“無公驗者，并當處打殺，具姓名聞奏”。還嚴格限制僧尼的自由。不久，武宗又有敕下：“令毀拆天下山房藍若，普通佛堂，義井材邑齋堂等，未滿二百間不入寺額者。其僧尼等盡勒還俗，充入色役?！本旁拢瑵陕杭绕?，天子人士銀臺樓上看大笑曰：“昭義已破，今未除者，唯是天下寺舍，兼條流僧尼都未了，卿等知否”？[8]179這就一語道破天機，毀佛是既定之政策，所以一直未能采取過激行動，是因為有所顧忌，現(xiàn)在內(nèi)會昌五年（845年）三月，又開始了更大規(guī)模的滅佛。武宗先后下敕，禁止天下寺院置莊園，并責成檢勘天下寺舍奴婢多少，兼錢物、斛斗、遲段，一一登記造冊聞奏，長安諸寺由兩軍中尉檢勘，諸州府縣則委中書門下負責，這是毀佛做的準備工作。隨之便宣布諸寺錢物、兼貨賣奴婢的贖錢，予以充公，“擬充百察奉科”,又下敕令天下僧尼四十歲以下者還俗，遞還本貫。就在這時，又出現(xiàn)這一情況：武宗責問道士，為何幾次都未見一人成仙？道士沒法解釋，只好諉過于佛教，說：“緣中國佛教與道教并行，黑氣越著，礙于仙道，所以登仙不得。”武宗竟信以為真，毀佛愈加嚴厲，遂下詔僧尼五十以下盡勒還俗，進而依年歲、戒行及祠布牒之有無，分為數(shù)起，次第還俗。到五月，京城僧尼條流殆盡，每寺惟留三綱檢理財物，及事畢亦令還俗。就連外國僧人也不例外，如天竺僧人難陀、寶日、日僧圓仁等，也因沒有祠部文牒，勒令還俗遣返，同時令僧尼不服還俗者，科以違敕罪，當時決殺。這些都是圓仁在京師目睹的情況。地方上推后數(shù)日，情形也當和長安大致相同，我們?nèi)匀豢梢詮膱A仁記中找到證據(jù)：是年六月，圓仁行至泗州，目擊了普光王寺莊田、奴婢、錢物盡被官府沒收的情景，時“寺里寂寥，無人束往。州司準敕，欲擬毀拆”，行至楚州，因怕被科以違敕罪，圓仁忍痛扔掉身攜帶的佛經(jīng)及佛像，行至揚州，見城里僧尼正裹頭，遞歸本貫，擬拆寺、金錢物、莊園、鐘等送官府收檢。

七月，下敕并省天下佛寺。據(jù)《資治通鑒》卷247：秋本月，敕上都、東都兩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節(jié)度觀察使治所及同、華、商、汝州各留一寺，分為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僧十人，下等留僧五人。余僧及尼并大秦穆護，祆僧皆勒歸俗。寺非應(yīng)留者，立斯令所在毀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財貨田產(chǎn)并沒官，寺材以葺公廨驛舍，銅像、鐘磬以鑄錢。

至此，毀佛達到了最高潮，不久又將僧尼改隸鴻臚寺，八月下制通告全國。

我們可以看出，在會昌毀佛的過程中，道教一直被尊寵并相伴隨，而且佛教毀之愈嚴，道教尊之愈高，表現(xiàn)出唐武宗對佛教的強烈地厭惡。雖然在拒納諫言時，武宗說了這樣的話“朕宮中無事時與之讀道滌煩耳。至于政事，朕必問卿等與次對官，雖百歸真不能惑也”。[3]8000但事實上他不但被趙歸真所“惑”，而且“惑”得厲害，以至于毀佛政策上，態(tài)度表現(xiàn)出如此得強烈。

通過以上內(nèi)容分析所見，唐武宗時佛道之間的矛盾達到了非常尖銳地程度。同時，唐武宗迷信道教，已助長了道教勢力的發(fā)展，從而使道教勢力趁機誣陷佛教，挑釁佛教。道教的教義言論不但迎合了武宗實施滅佛的政策，而且讓唐武宗對佛教痛下殺手。這才是武宗滅佛的社會大氣候?？梢?，佛道斗爭是武宗滅佛的主要原因。

結(jié)語

綜上所述，唐武宗滅佛是佛教與中國儒家傳統(tǒng)文化和道教文化爭奪思想統(tǒng)治權(quán)的結(jié)果。讓佛教受到了前所未有地打擊。當然，武宗滅佛更直接與統(tǒng)治階層，尤其是最高統(tǒng)治者個人的意志和決斷密切相關(guān)。而在封建專制集權(quán)機制的運作下，皇帝對佛教所持的態(tài)度，對佛教興衰程度甚至可起決定性作用。由此，筆者認為，佛教作為一種外來宗教，在其衍變和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間時，就必然受到中國社會的儒家傳統(tǒng)文化和道教文化以及中國社會的經(jīng)濟基礎(chǔ)和上層建筑的制約，而中國社會所固有的那種“神權(quán)絕對服從王權(quán)”的政治特性，都在表明佛教這一宣揚出世思想得宗教文化，根本無法游離于中國社會嚴苛地具體條件。而佛教作為一種日益中國化的意識形態(tài)，又是無法從物質(zhì)上加以毀滅的。雖然佛教在浩劫之后便迅速復(fù)興，顯示了其極強的生命力，但“唐武宗滅佛”畢竟用殘酷的事實為佛教在中國得發(fā)展歷程中增添了坎坷的悲劇色彩。但滅佛也表明，當佛教的發(fā)展對封建統(tǒng)治有利時，便會得到支持、扶持；一旦脫離或偏離封建統(tǒng)治政治軌道時，便會受到打擊，限制。一句話，神權(quán)必須服從王權(quán)，宗教必須為封建統(tǒng)治服務(wù)。佛教就是在這種環(huán)境中曲折地發(fā)展，這成為佛教在中國傳播的一個顯著特點，也成為推動佛教漢化的客觀原因之一。總之，神權(quán)和王權(quán)這一對封建社會的孿生子，為了各自的發(fā)展，最終還是得走向合作而相行共生，佛教適應(yīng)了中國社會，學會了“依國主”，則“法事立”；而封建政權(quán)，則繼續(xù)利用佛教的“勸化”功能，使政權(quán)得以鞏固。

(指導(dǎo)教師：張經(jīng)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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