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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趙武靈王“胡服騎射”時代背景

趙武靈王改革的內(nèi)部壓力所謂胡服，就是北方游牧和半游牧民族的服飾，胡服較之當時的中原服飾，要輕便的多，而且更適于騎兵戰(zhàn)法。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的想法盡管得到了大臣樓緩的明確支持，但在群臣中卻招來了普遍的非議。主因是中原人身著胡服，首先就觸犯了華夷之別的禮儀規(guī)范和傳統(tǒng)，而采用騎射戰(zhàn)術又有悖于通行中原諸國的軍事戰(zhàn)法和軍隊建制。這樣，胡服騎射就不簡單是個服飾著裝的問題了。面對群臣的非議，武靈王并沒有退縮。他又召見了心腹大臣肥義進宮商議，武靈王說“：作為一個賢明的國君，平時要教導百姓，要制定好的政令，打仗要超越古代，建立功業(yè)。我要開拓疆土，滅中山，并胡狄，要想用力小而收獲大，就需要建立一支騎兵，學習胡服騎射，這必然要遭到流俗的議論和庸人的反對，怎么辦呢？”肥義說“：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王即定負遺俗之慮，殆毋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合于俗，成大功者，不謀與眾。昔舜舞有苗，而禹袒入裸國，非以養(yǎng)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也。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見于未萌。王其遂行之！”經(jīng)過此次商議，武靈王又得到了肥義等大臣的支持，這就更加堅定了實施胡服騎射的決心。但當武靈王率先身穿胡服上朝之后，他的叔父公子成借口生病，不去上朝，為了爭取這位朝廷重臣的支持，武靈王派使者前去游說，公子成卻說：“臣聞中國者，蓋聰明徇智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圣賢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能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怫學者，離中國，故臣愿王圖之也”。對此責備，武靈王并沒有生氣，而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圣人觀鄉(xiāng)而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并結合趙國的實際，說明了實行“胡服騎射”的重要性，使得公子成“不敢不聽”。其他宗室貴族趙文、趙造、趙燕以及大臣周袑也都表示反對。趙文進諫：“當世輔俗，古之道也。衣服有常，禮之制也。修法無愆，民之職也。三者，先圣之所以教。今君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故臣愿王之圖之?！蔽潇`王反駁說：“常民溺于習俗，學者沉于所聞，此兩者，所以成官而順政也，非所以觀遠而論始也。”并認為：時勢在變化，所以，世俗也得跟著改變，這是圣人之道。在強鄰壓境，胡人猖獗的形勢下，長袍重甲已經(jīng)嚴重地影響了軍隊的戰(zhàn)斗力，已關系到趙國的存亡，在此種情況下，還死守陳法舊俗，無疑不是自尋死路。所以趙武靈王果斷的說：“知學之人，能與聞遷，達禮之變，能與時化。故為己者不待人，制今者不法古?！贬槍σ陨嫌^點，大臣趙造則曰“：臣聞之，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俗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據(jù)俗而動者，慮徑而易見也。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顧世，非所以教民而成禮也。且服騎者志淫，俗僻者亂民。是以蒞國者不襲奇僻之服，中國不進蠻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禮者也。且循法無過，修禮無邪，臣愿王之圖之?！泵鎸@樣陳舊落后保守的傳統(tǒng)觀念，武靈王反駁“：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最后堅定地斷言：“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也；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壁w武靈王就是在此高壓之下推行了“胡服騎射”，前后共經(jīng)歷了11年，卓有成效，不僅使趙國擺脫了過去長期被動挨打的局面，而且在軍事斗爭中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勝利。從公元前306年至前296年，先后擊敗了胡人，兼并了中山，開辟了廣袤的土地。從公元前288年到前266年的22年中，雖遭秦五次攻擊，但每次都能化險為夷，相反在前270年的閼與之戰(zhàn)中大敗秦軍，使秦國在其稱霸戰(zhàn)爭中受到了重創(chuàng)。

2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剖析

2.1胡服騎射的分析

“胡服騎射”是一場以軍事改革為核心的封建化運動，主要包括“胡服”、“騎射”兩個方面，“胡服”和“騎射”彼此聯(lián)系，不可分割。“胡服”是出于“騎射”的需要，為實現(xiàn)“騎射”目的所必須采用的手段。王國維亦云“：趙武靈王之易胡服，本為習騎射計”。趙武靈王把大力推行易胡服作為他實行改革方案的第一步。第一是“胡服”。趙武靈王首先是要求朝中官員改裝，此后“邯鄲命吏大夫遷奴于九原，又命將軍、大夫、適子、戍吏皆貂服”。在趙武靈王下達的命令中，只強調(diào)了這些人要穿胡服，是否其他百姓就不改裝了呢？其實，上行下效，自古皆然。上層統(tǒng)治者崇尚胡服，百姓自然會加以效仿，更何況胡服確實便利。強制反而會產(chǎn)生逆反心理，趙武靈王就是利用百姓的心理作用很自然地把“胡服令”推行下去的。然后是官兵，“胡服騎射”前的趙軍，官兵的衣服都是寬衣博帶、長裙長袍、拖拖沓沓、行動不便，影響了軍隊戰(zhàn)斗力的發(fā)揮。相反，胡人都是身穿短衣、長褲，作戰(zhàn)騎在馬上，行動靈活方便。趙武靈王十九年（前307年），趙武靈王正式下達“胡服令”，讓男人改穿北方游牧民族的窄袖短衣。趙武靈王此舉的目的有，一為組建大規(guī)模的騎兵部隊作準備，因為身著傳統(tǒng)的裘裳根本無法打仗；二為革除貴族大臣們的保守意識，強化改革精神；三為改良整個國家的社會風氣，培養(yǎng)民眾的尚武之風。第二是“騎射”。幾乎與服飾改革同時，趙武靈王又開始“招騎射”，模仿“三胡”騎兵的裝備和訓練方法，大規(guī)模組建騎兵部隊。趙武靈王二十年（前306年），趙國攻占原陽（今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薩拉齊縣境）變其為騎邑，主因是這里北部是群峰起伏的陰山，南部是水草豐茂的草原。這里的馬，長得剽悍、善跑、機靈而有耐力，是戰(zhàn)馬的最佳選擇。趙國騎兵的來源有三部分：一是從趙國本土招募及變車為騎。趙國原來的兵制是“國有固籍，兵有常經(jīng)”，人民按固定不變的戶籍，到一定的年齡就被征去服兵役，軍隊按地區(qū)編制。這是征車兵和步兵的方法。當時的騎兵需要具有難度很大的騎馬射箭技術，從頭訓練很不容易，按原來的兵制就無法在短時間內(nèi)建成一支足以抗胡的騎兵。但是在靠近胡人的地方，人民為了自身的利益，自發(fā)地“習騎兵”“、便其用”，有了騎馬射箭的本領。因而國家就采用了打破“固籍”、不分地區(qū)的策略，以優(yōu)厚的待遇招募會騎馬射箭的人充當騎兵。二是“三胡”的騎兵，據(jù)《趙世家》載：武靈王二十年，命“代相趙固主胡，致其兵”?；菸耐醵辍?，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于西河而致其兵”?！爸缕浔本褪钦幸?、收編胡人補充騎兵。趙國用胡兵補充自己的騎兵，實行以胡制胡，不但擴大了自己的騎兵部隊，也提高了戰(zhàn)斗力。三是趙國代地的騎兵。代地邊胡，近于游牧民族，其民尚氣力，多習騎射，因此有組建騎兵的基礎。

2.2北方游牧民族與漢民族對比分析

2.2.1騎射文化對比我國北方游牧民族，從匈奴以前的熏育、厥允、東胡、林胡、樓煩，到匈奴之后興起的鮮卑、烏桓、敕勒、柔然、回紇、契丹、女真、蒙古等族，都是慣于馬上生活，精于騎射的民族。在加上他們生活在一個自然環(huán)境惡劣，資源貧乏，周邊政治、軍事形勢變遷頻繁，弱肉強食，此起彼伏的大環(huán)境中，個體部落的獨立強盛，往往取決于軍事實力的強弱，這就導致了游牧部落無一不重視在部落中進行軍事教育。如大約在公元前三世紀的匈奴族，是河西走廊最早活動的游牧民族?！妒酚洝分杏涊d“：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為食。力士能貫弓，盡為甲騎。其俗寬則隨畜因射禽獸為生業(yè)，急則人習戰(zhàn)功以侵伐，高氣力，好射獵”。草原特有的地理環(huán)境決定了古代的匈奴人游牧、涉獵的經(jīng)濟生活方式。從幼年便開始練習騎射，學射鳥鼠、狐兔，到成年時皆能開弓作戰(zhàn)，騎射技藝超群，做到其馬“日常馳數(shù)百里，有致千里者”，其人能達到“人不馳馬、馬不懈勒”的狀態(tài)。匈奴族在冒頓單于時擁有控弦之士達三十至四十萬人。之所以擁有如此強大的騎兵隊伍，說明當時匈奴對騎射文化的重視和教育程度。而當時漢民族的騎射文化卻不及北方游牧民族，漢民族多生活在中原地區(qū)，以漁獵農(nóng)耕文化為主，生活環(huán)境相對平穩(wěn)富足，他們的作戰(zhàn)方式主要以笨重的戰(zhàn)車和步兵為主。在此將中原騎兵與匈奴騎兵進行對比，可得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原之馬不如也；險道傾，且馳且射，中原騎兵不如也；風雨疲勞，饑渴不困，中原之人不如也。從一定程度上看，中原地區(qū)難免會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侵襲。

2.2.2服飾文化小析民族服飾作為民族文化外在化特征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民族物質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長期以來，不同民族的服飾綜合反映了不同民族生產(chǎn)和生活方式、生存環(huán)境、生活水平、價值觀念、審美意識、宗教信仰以及民族之間的聯(lián)系交往程度，是民族社會生活經(jīng)驗的積累，是民族歷史的沉淀，也是民族文化的創(chuàng)造，還是民族智慧的結晶。漢民族是以“服章之美”著稱的，同時，與漢民族共存的還有其他許多民族，他們也有自己獨特的服飾，這是不同民族的智慧創(chuàng)造，也是不同民族適應其生產(chǎn)和生活環(huán)境的結果。春秋戰(zhàn)國時期是中國社會大變革時期，也是不同民族文化大交流時期。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出現(xiàn)了漢民族的“服飾創(chuàng)新”，這是漢民族在對其他民族文化認同的基礎上實現(xiàn)的。趙武靈王在總結經(jīng)驗和教訓的基礎上，實行了軍服改革，采用了北方游牧民族“胡服”的樣式，即短衣、窄褲、革帶和長靴等，其特征是“衣長僅齊膝，腰束郭洛帶，用帶鉤，穿靴，便于騎射活動”。改變了漢民族傳統(tǒng)的上衣下裳的服飾格局，史稱“胡服騎射”。這種改革，使趙國由弱國成為強國的重要原因之一。“胡服騎射”被學者稱為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服飾飛躍”。因此，可以說是當時其他民族的服飾文化豐富了當時漢民族的服飾文化。同時，這種“服飾飛躍”充分反映了不同民族的文化認同與文化共享。

2.3胡服騎射的歷史學價值

自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對軍事實行改革后，推動了整個中原騎射的發(fā)展。數(shù)千年來，他一直是我國古代練兵習武的重要項目。同時，這次改革以其獨特的方式和價值給后世以深遠的影響。第一，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改革，并不是以外部來刺激、強化軍事力量，而是把著眼點放在改革軍隊內(nèi)部的結構機制，改革傳統(tǒng)的作戰(zhàn)方法上。實施胡服騎射后，軍隊擺脫了笨重不便而又耗費巨大的甲衣戰(zhàn)車，變得更加靈活機動而富有戰(zhàn)斗力。國家民眾由此而減輕了沉重浩繁的軍費開支和賦稅徭役，一則強兵，二則利國利民，這正是胡服騎射得以成功的基本因素。由趙武靈王所倡導的胡服騎射的戰(zhàn)法，一掃以往中原車戰(zhàn)的陳舊戰(zhàn)法的束縛，開創(chuàng)了新的軍事活動的場面。從此以后，以步兵、騎兵為基本力量的作戰(zhàn)方式逐漸得以推行。這在中國古代軍事戰(zhàn)史上，也有不可低估的歷史價值。第二，胡服騎射改革的推行，使人們的心理和思維方式發(fā)生了明顯變化，打擊了“先王之道不可變”的保守思想，勇于革新的思想得到了確立，同時減弱了華夏民族鄙視胡人的心理，增強了胡人對華夏民族的歸依心理，縮短了二者之間的心理距離，促進了二者之間的經(jīng)濟和文化交流，為民族大融合和國家統(tǒng)一奠定了心理基礎。第三，改變了經(jīng)濟和社會結構。實行胡服騎射改革后對趙國的經(jīng)濟結構造成了很大的影響，使之更趨近于游牧經(jīng)濟，對游牧經(jīng)濟、騎兵生活熟悉的大量胡人精英通過選拔，進入到趙國的軍政領導層，改變了趙國的權力結構。第四“，胡服騎射”是中國歷史上服飾方面的一次巨大革命，對后世服飾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在胡服騎射以前，統(tǒng)治者以嚴格的等級服飾來顯示自己的尊貴和威嚴，也是區(qū)分夷夏不同民族身份的標志。“胡服騎射”之“胡服”首先是為便“騎射”，也便利了人們的生產(chǎn)勞動與其他社會活動，這就強化了服飾的實用功能，同時，因其打破了服飾的民族界限，弱化了身份界限，使君臣、官民的服飾差別大大減小，自然弱化了服飾的身份標示功能。除當時楚、齊兩國已有人效法外，漢代即以成為官定武服；北朝以后，文武官員皆為胡服，后來一般百姓，甚至婦女、兒童也逐漸穿上胡服。胡服的優(yōu)越性日益被中原人民所接收“，習胡服，求便利”成為我國服飾發(fā)展的總體傾向。

3結語

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在歷史上的影響，似乎不及吳起、商鞅、韓非子、王安石、張居正等人倡導的變法改革，但它提倡給歷史的借鑒同樣發(fā)人深省。這次改革是戰(zhàn)國時期較為成功的封建化改革之一，由于時代的局限性，趙武靈王的改革沒有能夠繼續(xù)深入，趙國的發(fā)展主要體現(xiàn)在軍事領域，綜合國力的欠缺使得其無法改變在統(tǒng)一戰(zhàn)爭中被消滅的命運。但是作為中國歷史上的改革典型，“胡服騎射”在民族融合，服飾變化，軍事改革等方面對后世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其改革的成功與得失對以后歷朝歷代的改革實踐也是有著現(xiàn)實的借鑒意義。

作者：郭文兵單位：長治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