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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中圖分類號：A8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2359（2000）03—0023—04

在述評提出的“古為今用，洋為中用”（以下簡稱“兩用”）這個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基本方針時，理論界一般只是將“兩用”方針與其方向即“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的國家服務”（以下簡稱“二為”）簡單地分開解釋、論證，以至沒有闡明“兩用”方針與“二為”方向事實上的內(nèi)在聯(lián)系。這就使人覺得不夠嚴謹，不夠充分。本文試圖對此作進一步探討，以求有助于文化思想研究的深化。

一

“兩用”方針與“二為”方向，是隨著中國革命和建設的發(fā)展變化而逐步形成的。

在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讀書的時候，由于深受其師楊昌濟“貫通古今，融合中西”和“經(jīng)世致用”治學方法的熏陶，在新文化運動興起的時候，就比較注意繼承傳統(tǒng)文化、吸收西洋文化，來發(fā)展中國的新文化。1915年9月他在一封信中說，“觀往跡制今宜”；“取于外乃足以資于內(nèi)”[1]。表明實際上萌生了“兩用”思維。

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和后新文化運動的發(fā)展，促使運用“兩用”思維所思考問題的內(nèi)容發(fā)生變化。1920年7月說，“一枝新文化小花，發(fā)現(xiàn)在北冰洋岸的俄羅斯”[2]，表達了對俄羅斯社會主義新文化的向往之情。這時，他在長沙倡導發(fā)起的文化書社所售書籍，盡是“有價值之新出版物”[3]，其中有關于馬克思主義的讀物。這個文化書社一直到1927年“馬日事變”后被國民黨右派查封為止，其目的就在于“使世界發(fā)生一種新文化”[4]。并且他關心的不只是幾個人的文化學習，而是為“全體湖南人”[5]。這時熱心并專注于湖南自治運動，首先考慮的是“全體湖南人”的思想改造問題。當湖南自治運動失敗后，痛定思痛，樹立了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并明確地表示他以前所贊成的“世界主義”，“就是所謂社會主義”[6]。第一次大革命后期，他又表達了對中國“90％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7]的關切，以及他看到農(nóng)村文化運動迅速興起的由衷喜悅。這表明，在文化為誰服務的問題上，關心的對象，從“全體湖南人”開始轉變?yōu)檎既珖丝?0％的中國人民。這一質(zhì)的轉變是在他樹立了馬克思主義世界觀之后實現(xiàn)的，并且具有堅定厚實的實踐基礎。

盡管這一時期不可避免地受到新文化運動形而上學傾向以及第一次大革命政治斗爭的影響，以至對“觀往跡”、“取于外”在內(nèi)容上表現(xiàn)了一定的片面性；但是在“救亡圖存”大主題的推動下，“兩用”思維顯示了其開放性的優(yōu)勢，不僅在范圍上拓展了，而且在方向上開始有了一個雛形，主要就是其“人民性”和“社會主義性”。

到了土地革命戰(zhàn)爭時期，革命文化的建設背景和環(huán)境與此前有很大不同，主要就是中國共產(chǎn)黨獨立領導中國革命和緊張、嚴酷的戰(zhàn)爭環(huán)境。一方面，關于革命文化建設方向的論述逐漸明朗化。1934年1月指出，要“創(chuàng)造新的工農(nóng)的蘇維埃文化”，“使廣大中國民眾都成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這種蘇維埃文化建設必須“為革命戰(zhàn)爭和階級斗爭服務”[8]。可以看出，這時實際上提出了“二為”方向的基本思路。另一方面，在運用“兩用”思維時，根據(jù)革命實踐的要求，在實質(zhì)上明顯地不同于當時黨內(nèi)盛行的教條主義傾向，他對誕生于歐洲的馬克思主義“本本”的運用以及對傳統(tǒng)文化尤其是古代的軍事學說的繼承，可謂爐火純青，令人嘆為觀止。這個時期的明顯不足，就是沒有也不可能對“兩用”本身進行深入細致的更為理性的探討，從而形成一種理論觀點。盡管如此，運用“兩用”思維的經(jīng)驗，為此后他對“兩用”本身正確地進行理論闡發(fā)提供了一個必要的主觀條件。

紅軍長征到達陜北以后，中共中央有了比較穩(wěn)定的后方，以及抗日戰(zhàn)爭時期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實現(xiàn)和世界反法斯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形成，都直接或間接地促成了得以繼續(xù)深入探討“兩用”本身問題的條件和環(huán)境。這時能夠在花功夫“專心讀書”時，“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9]；美國記者斯諾1936年到陜北同進行了具有重大影響的著名談話；一大批文化人從上海等國統(tǒng)區(qū)、大后方來到延安從事文化工作，其中不少人與相交頗厚。關于“兩用”和“二為”問題的理論觀點正是在這一時期基本上形成的。他說，對于中國古代文化，“批判地接受它，以利于推進中國的新文化”；對于進步的外國文化，“應當盡量吸收”，“以為發(fā)展中國新文化的借鑒”[10]。對這一思想觀點，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義論》中作了充分的論述，提出以“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為新文化建設的根本任務，明確了新文化的“新民主主義”性質(zhì)，批駁了幾種錯誤傾向。這不僅反映了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和中國抗日戰(zhàn)爭對文化的客觀要求，而且表明在總結新民主主義文化建設經(jīng)驗的基礎上，對“兩用”問題作了全面、系統(tǒng)的闡發(fā)，使之成為鮮明的科學理論觀點。

同時，對“二為”問題也作了較詳盡的具體論述。他說，這種新文化，“應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農(nóng)勞苦民眾服務”[11]，就是為“最廣大的人民”[12]服務；是“為著建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13]的。盡管這時還沒把“二為”問題連在一起表述，但他說，“革命文化，對于人民大眾，是革命的有力武器”[14]。就是說，革命文化是為了人民大眾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也就是為建立新民主主義國家服務的。可見，實際上把為廣大人民服務、為新民主主義國家服務作為不可分離的兩個原則問題，是歷史和邏輯的統(tǒng)一。

值得注意的是，在看來，“兩用”和“二為”是內(nèi)在地聯(lián)系在一起的。1942年在講到“我們的文藝是為什么人的”問題時說，“過去時代的文藝形式”，“到了我們手里，給了改造，加進了新內(nèi)容，也就變成革命的為人民服務的東西了”[15]。這句話，是針對舊的文藝形式說的，對整個傳統(tǒng)文化同樣適用。對于進步的外國文化，當然也應如此?？梢姟皟捎谩庇^點內(nèi)涵地具有“為人民服務”的性質(zhì)。如前所述，“二為”是統(tǒng)一的不可分的，因此可以說“兩用”本身含有“二為”的性質(zhì)。盡管這時在“二為”的表述上，還沒有也不可能使用“為社會主義的國家服務”這句話，但按新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革命關系的理論，文化“為著建立新民主主義國家”的方向就包含著“為社會主義的國家服務”的方向的決定性因素。所以我們認為，抗日戰(zhàn)爭時期“兩用”與“二為”的理論觀點，不僅內(nèi)在地聯(lián)系在一起，而且基本上形成。

關于“兩用”的理論觀點是開放的，它將隨著社會歷史的發(fā)展而發(fā)展。新中國成立特別是1956年中國步入社會主義社會后，它不僅在內(nèi)涵上更加豐富和深刻，而且在形式上逐漸變得明確、規(guī)范。1956年用通俗的語言進一步概括了繼承和吸收中外文化的目的，他說：“向古人學習是為了現(xiàn)在的活人，向外國人學習是為了今天的中國人?！盵16]就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而言，“現(xiàn)在的活人”和“今天的中國人”顯然是指社會主義中國的人民。于是1957年他明確提出了“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的國家服務”[17]的命題，把兩句話連在一起使用，完整地解決了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方向問題，此后便被人們稱為“二為”方向。1964年9月，首次明確提出了“古為今用，洋為中用”[18]的概念，從而成為對待中外文化和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基本方針。其中的“今”和“中”就是指社會主義中國及其人民，就是說“兩用”方針依然內(nèi)涵著“二為”方向的性質(zhì)。

也許有人會問，“兩用”與“二為”理論觀點在民主革命時期基本形成了，為什么一直到中國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后，才明確提出來呢？我們認為，所理想的社會是社會主義社會，因此，在新中國成立的時候他并沒有感到特別的高興，而當1956年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確立之際，他卻表現(xiàn)出十二分的興奮。盡管此后不久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遭受嚴重挫折，但是他對社會主義事業(yè)依然充滿信心，愈挫愈奮，并且從更深的文化層次上進行了全面的思考。我們可以把1964年8月24日同周培源、于光遠《關于人的認識問題》的談話[19]，看作對“兩用”概念的最好注釋。這次談話，涉及古今中外各種各樣的許多人物，體現(xiàn)了堅持對古代文化“批判地接受”和對進步的外國文化“盡量吸收”的“兩用”科學態(tài)度。

可見，這時明確提出“兩用”概念，既是此前“兩用”理論觀點隨著社會歷史發(fā)展而發(fā)展的必然結果，也是在總結經(jīng)驗教訓基礎上，對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初步探索的產(chǎn)物；既簡明規(guī)范，又寓意深刻。

二

在貫徹“兩用”方針的歷史過程中，不時地出現(xiàn)的這樣或那樣的偏差，嚴重地干擾了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正常發(fā)展，這不能不引起我們進行嚴肅的思考。

第一，在對待“古為今用”問題上有兩種錯誤傾向：一種是反對批判、反對改革的保守主義和復古主義；另一種是自暴自棄的民族虛無主義。對于這個“古”字，我們認為應理解為“過去的文化”，包括古代、近代乃至最近剛過去時期的文化?；谶@樣的理解，可以說，“”結束后出現(xiàn)的以“兩個凡是”為特征的教條主義，不只是一時的某個政治派別的主張，而是我們民族文化中保守主義和復古主義的新表現(xiàn)。從其產(chǎn)生的動機和社會后果看，“兩個凡是”明顯地背離了“二為”方向。而自暴自棄的民族虛無主義傾向，則主要由于近代中國落后導致的悲慘歷史命運，在社會主義文化建設過程中表現(xiàn)得較為突出，也易于產(chǎn)生?！啊睍r期，在反對“封資修”的極“左”口號下，全盤否定傳統(tǒng)文化，諸如“橫掃”、“砸爛”等做法，并沒有掃掉傳統(tǒng)文化，“”后期一些地區(qū)封建迷信反而沉滓泛起，而優(yōu)秀的傳統(tǒng)文化卻遭摧殘和破壞。80年代在討論文化問題的熱潮中，又出現(xiàn)了全盤否定傳統(tǒng)文化、反對思想的論調(diào)，認為五千年中華民族文化史，完全是一部丑惡史、衰敗史。顯然，上述這些做法和論調(diào)，都不是人民大眾和社會主義國家所需要的，不能不受到抵制和批判。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第二，對待“洋為中用”也出現(xiàn)過兩種錯誤傾向：一種是一概排斥即排外主義；另一種是全盤接受即全盤西化論?！啊逼陂g，“”把向外國學習、引進新技術斥為“洋奴哲學”，對它們“徹底批判”，完全割斷了社會主義文化建設與外來文化的聯(lián)系，嚴重地阻礙了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進步和人民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對于外來文化，不能一概排斥，但也不能不加分析地無原則地照搬，必須首先看一看是否對人民、對社會主義事業(yè)有利，必須警惕其中腐朽、落后的東西，然后決定對它們的取舍。

可見，在“兩用”問題上的錯誤傾向，其實質(zhì)就是背離了“二為”方向，而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沒有弄明白，“兩用”本身是內(nèi)涵地具有“二為”方向的性質(zhì)這個原則問題。盡管在中國近現(xiàn)代以至當代曾受到嚴厲的抨擊和歷史事實的深深觸動，但從現(xiàn)實情況看，它們并沒有也不可能在短期內(nèi)完全消失，在有條件時總會有一定程度的表現(xiàn)，無論是對文化工作者自身還是對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事業(yè)，都可能帶來嚴重危害。因此，對此不可小視，應當尋找對策。

首先，應當正確理解和對待古今中外文化關系。如“兩用”發(fā)明人1956年所闡明的，“應該是在中國的基礎上面，吸收外國的東西。應該交配起來，有機地結合”?！斑@不是什么‘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畬W’是指基本理論，這是中外一致的，不應該分中西?！盵20]可以看出是以“兩用”這一體現(xiàn)文化選擇主題和現(xiàn)實主義態(tài)度來評判中西文化的。關于中國社會主義文化發(fā)展的道路，的選擇不是西方化或東方化的問題，而是融合二者之長找到第三種文化形態(tài)。思想就是把馬克思主義轉換成了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環(huán)境中的人們從事救亡圖存事業(yè)所需要的指導思想，并結束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以自我為中心運動的歷史，打破了其頑固排斥外來文化的保守觀，從而開辟了使中國文化真正自覺地走出儒家文化圈、面向世界的道路。同時，它對傳統(tǒng)文化和“五四”新文化采取了既保留又克服的態(tài)度，結合中國革命和建設實踐，接受了馬克思主義。

其次，必須確?！岸椤狈较颉纳鐣髁x文化建設的歷史可以看出，偏離“二為”方向的“兩用”，容易產(chǎn)生保守主義、民族虛無主義和排外主義、自由主義的錯誤傾向，不利于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事業(yè)的繁榮和發(fā)展，也從反面印證了“兩用”內(nèi)涵地具有“二為”方向的性質(zhì)。因此，從宏觀上說，黨和政府既要在決策上反復、長期強調(diào)“二為”方向的重要性和合理性；又要重視對文化工作者進行有效的辯證唯物主義文化觀的教育。這里需要說明的是，從“兩用”理論觀點和方針形成的歷史看，它首先是用來解決如何正確對待古今中外文化關系問題的，后來隨著革命和建設的發(fā)展，才逐漸被明確提出來作為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基本方針。既然是基本方針，那么它所內(nèi)涵的“二為”方向，當然也是整個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方向。就是說，我們提出并強調(diào)“兩用”方針歷史地具有“二為”方向，不是說“二為”方向在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其他方面不重要。譬如“雙百”方針，當然離不開“二為”方向，但是，“雙百”方針是用來解決學術和藝術方面的問題的，是指導科學文化工作的方針，強調(diào)的應該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范圍之內(nèi)”這個根本前提。況且，“二為”方向?qū)嵸|(zhì)上與這個憲法前提是一致的，這也反映了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基本方針所包含的內(nèi)容、方向和前提的整體一致性。總之，上述這些正是我們今天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時，所應該認清并汲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