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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nèi)容提要】清代后期，各種外國貨幣在我國許多地區(qū)大量流通，占清末全國貨幣總額的比重超過30%。外幣的滲透與侵略活動經(jīng)常有密切關(guān)系，但根本原因是它們適應了我國幣制變革的需要，被缺乏貨幣主權(quán)意識的中國人主動接受。外幣的流通在我國貨幣制度的早期近代化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晚清的幣制改良運動是受外幣流通的刺激而產(chǎn)生的。

【摘要題】專題研究

【英文摘要】IntheeveningofQingDynasty,variousforeigncurrencylar-gelycirculatedinchineseregions.Theyhadaproportionofo-ver30percentofallcurrencysupplyinQingDynasty''''sfinalstage.Theirpervationoftenhadclosecontactwithaggression,butultimatereasonisthattheyadaptedtoreformofChinesecurrencysystem,andwereinitiativelyacceptedbyChinesesho-rtofcurrencydominionidea.Foreigncurrency''''scirculationh-adanimportanteffectonearlymodernizationofChinesecurr-encysystem.Toagreatextent,itbroughtoutlateQingDynasty''''scurrencysystemreform.

【關(guān)鍵詞】清代后期/外幣/流通

QingDynasty/foreigncurrency/circulation

【正文】

清代后期，巨額的外國貨幣在中國眾多地區(qū)廣泛流通，其種類多樣，既有新式銀元、紙幣，也有舊式銅錢。來源更是復雜，出自十幾個國家，或其殖民地和在華企業(yè)。據(jù)估計，清末全國貨幣總額中外國貨幣占很大比重，超過30%，在當時中國的經(jīng)濟生活里面有著重要地位。

對這一問題，不少綜合性貨幣史著作都有涉及，以彭信威《中國貨幣史》和耿愛德《中國貨幣論》為代表。專題研究較少，20世紀50年代獻可編著了《近百年來帝國主義在華銀行發(fā)行紙幣概況》，此外多是零星的錢幣學研究，觀點單一，主要認為這是對中國的經(jīng)濟侵略，"反映了當時中國經(jīng)濟的殖民地性"。

本文擬全面研究外幣在華流通，將侵略--反侵略與貨幣制度的傳統(tǒng)--近代轉(zhuǎn)型兩種思路結(jié)合起來重新審視這一歷史現(xiàn)象，一分為二地看待它發(fā)生的原因和產(chǎn)生的影響。

一、外幣流通的格局

鴉片戰(zhàn)爭前，已有外幣進入中國的貨幣流通領(lǐng)域。

一是外國銀元，俗稱洋錢或番銀。外國銀元流入始于明代。清朝開海禁后外貿(mào)迅速發(fā)展，外商購買我國絲、茶、瓷等土特產(chǎn)用的幾乎都是各種銀元。洋錢流入中國，長期只作銀塊流通，要稱重量、較成色，并被改鑄為銀兩。至乾隆中后期（約18世紀70-80年代），因機器鑄造的外國銀元重量、成色能夠標準化，使用時不像銀兩那樣須"較銀色之高低"、"稱分兩之輕重"，且式樣精美，適應了當時東南沿海地區(qū)商品經(jīng)濟發(fā)展的需要，逐漸"計枚核值"，憑個數(shù)流通，成為異于銀兩的另一種白銀貨幣[1]（第43頁），勢力從閩廣向北擴展，道光年間，"自閩、廣、江西、浙江、江蘇，漸至黃河以南各省，洋錢盛行"[1]（第42頁），但"長江溯流而西，至蕪湖即不用，北上過黃河亦然"[1]（第52頁）。輸入中國的銀元總共有幾十種，最流行的莫過于一種西班牙銀元--本洋（又稱佛頭、老頭），即鑄于墨西哥的加羅拉四世銀元，重416英厘，合中國庫平七錢二分多，含純銀90%。因供不應求，本洋出現(xiàn)升水，流通時作價高于實價（實際含銀量）。同為西班牙銀元的加羅拉三世幣和斐迪南七世幣雖重量成色一律，卻要對本洋貼水[1]（第55-56頁）。

二是"夷錢"，即越南和日本的銅錢。道光初年，日本寬永通寶多從寧波、上海、乍浦等港口販入，"為數(shù)眾多。近年一船所帶或數(shù)千串至數(shù)萬串不等"[1]（第85頁），越南光中、景盛、嘉隆、景興通寶、景興巨寶、大寶等在缺少制錢的閩廣地區(qū)大量流通，廣東潮汕，福建泉州、漳州等地尤甚，"摻雜行使，十居六七"。"夷錢"并已向內(nèi)地滲透，如山東"兗州間或有光中、景盛字樣錢"[1]（第99-101頁）。

鴉片戰(zhàn)爭后，外國資本主義勢力對中國及中國周邊國家的侵略不斷加強，中外交往日漸深入，在我國流通的外幣種類愈多、范圍愈廣、勢力愈大，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到1870年前，主要是鷹洋取代本洋。

五口通商后銀元日益流行，本洋是華東華南最受喜愛的貨幣。雖然墨西哥獨立（1821年）不久便停鑄本洋，但中外貿(mào)易的需要和它在中國的升水吸引世界各地的本洋源源流入。到1852年底為止升水通常維持在8%到16%[2]（第528頁）。1853年太平軍攻占南京后，一方面因為戰(zhàn)亂人們紛紛收藏這一公認的價值標準，另一方面那幾年上海生絲出口劇增，需大量本洋供收購生絲之用，本洋出現(xiàn)短缺。4年內(nèi)輸入約6000萬元仍不敷用，升水穩(wěn)定在50%以上，有此幣者愈視為奇貨。到1856年夏季，在歐洲不論用什么價格再也搜羅不到本洋，它在上海的升水達到86%，依然極難得到。鷹洋開始取而代之，本洋衰落下去[3]（第55、56頁）。清朝末年仍在流通的各種西班牙銀元可能還有幾千萬元。

墨西哥從1823年自鑄銀元，成色重量皆仿本洋，因鐫有鷹徽，俗稱"鷹洋"。進入中國后長期不大受歡迎，對本洋貼水有時超過25%。直到1853年在廣州取代本洋，1857年"攻克"上海，勢力迅速擴張，60年代勢力達到廣東、廣西、福建、臺灣、江蘇、浙江、江西、安徽，始終保持一定的升水[4]（第150-154頁）。鷹洋也是當時遠東地區(qū)，包括香港、日本、新加坡、馬來西亞、南洋、朝鮮、安南等地最好的硬通貨。

這一時期，"夷錢"進一步向內(nèi)地滲透。咸豐初年在北京查獲"光中通寶"字樣的小錢[1]（第99頁）。

第二階段從19世紀70年代至清末，外幣在華流通獲更大發(fā)展，呈現(xiàn)多元化狀態(tài)。

1.外國銀元。鷹洋在東亞獨步一時，各國政府（或殖民政府）漸自鑄銀元抵制。而美國羨其利，更仿制一種貿(mào)易銀元出口遠東。這些銀元重量、成色都以鷹洋為準，略有出入。于是又有數(shù)種外國銀元流入中國，在一些地方成為鷹洋勁敵。

日本銀元（也稱日本龍洋或龍番，1871-1897），成色90%，重416英厘。流入中國約2000萬元，流通于福建沿海、臺灣、廣東的潮汕和瓊州、江西的九江和南昌、遼東半島、山東半島等處[5]（第112頁）。

美國貿(mào)易銀元(1873-1887)，成色90%，重420英厘（庫平0.7296兩）。一度在東南沿海頗受歡迎，1887年停鑄。留在中國的被熔化（因含銀較多），19世紀結(jié)束前已絕跡[4]（第144頁）。

西貢銀元，1885年法國人在安南開鑄銀元，因重于鷹洋（420英厘，90%成色），被熔解或藏匿。1895年鑄新幣，減重至416.66英厘。流入我國兩廣和云南，人稱法光，可能達上千萬元[5]（第146頁）。

香港銀元。1866年英國在香港發(fā)行一種銀幣，因含銀量低于鷹洋不受歡迎，兩年后停鑄。1895年又在印度的造幣廠仿鷹洋開鑄新幣，獲得成功，流入我國的不少于8000萬元，人稱站人或杖洋。除在兩廣、福建有行使外，更在華北的直隸、河南、甘肅、山西、山東、陜西、綏遠等省廣泛流通[6]（第880頁）。

雖然受到其他外國銀元和中國自鑄銀元的挑戰(zhàn)，直到清末鷹洋仍是流行最廣的銀元。其勢力范圍以江浙為主，上海是大本營，并擴及兩廣、福建、臺灣、安徽、江西，內(nèi)地通商口岸也多有蹤跡，輸入總量在3億元以上[6]（第880頁）。

除外國大銀元，廣東、福建等地還有外國銀輔幣流通，"一角、二角者數(shù)種，便于零用，民尤賴之"。據(jù)說光緒前期，"沿海各市面，凡貿(mào)易至百十文以上，從無用現(xiàn)錢者，皆以一角二角之洋錢代之"[1]（第633-634頁），其種類復雜，數(shù)量很難估計。有人認為，合大銀元能達到1.8億元，顯然太多[7]（第73頁）。

此外，光緒年間印度的盧比銀幣（重庫平三錢二分）滲入西藏，"流行藏衛(wèi)，漸及各臺"。后來"竟侵灌至關(guān)內(nèi)打箭爐并滇省邊境，價值任意居奇"，數(shù)量則不詳[1]（第840-843頁）。

2.外國紙幣，包括外國銀行在清朝境內(nèi)發(fā)行的和外國銀行或外國政府在境外發(fā)行而流入的。有的用中國貨幣單位，有的用外國貨幣單位，信用有好有壞，流通范圍有大有小。

英鈔行用地域最廣。一是匯豐、麥加利銀行發(fā)行的港幣（俗稱港紙），70年代流入內(nèi)地，漸在兩廣、福建蔓延，一度對銀元竟有升水。二是其內(nèi)地分行發(fā)行的銀元券、銀兩券。匯豐紙幣在所有外鈔中流通最廣、"信用最佳"，除上海等通商口岸外，還滲透到許多內(nèi)地的省會城市。麥加利的只能在上海附近行使。1910年，英鈔在內(nèi)地流通的折合銀元可能達1500萬（匯豐的超過1000萬）[8]（第70-74頁）。

日鈔主要是橫濱正金銀行的日本銀元票、金元票（俗稱老頭票）。始于1902年，日俄戰(zhàn)爭期間日軍在東北發(fā)行了巨額軍用票，戰(zhàn)后允許用正金鈔票收回，遂得以在東北南部確立地位，并在吉林與盧布爭奪，至1911年共發(fā)行約800萬日圓（折合中幣數(shù)量相當）。清末，日殖民者所設臺灣銀行的銀元紙幣(1899-1904)、金元紙幣(1904-)，朝鮮銀行的金元紙幣(1909-)有流入，數(shù)量尚不多[8]（第80、81頁）。

俄鈔數(shù)量最多，范圍在東北和新疆。1895年成立的華俄道勝銀行發(fā)行銀兩、銀元和銅錢票，清末主要流通在東北，估計僅二、三百萬元[8]（第128頁）。帝俄盧布（羌帖、俄帖）則流入甚巨，光緒初年已滲入東北，"（中俄）邊界數(shù)百里，俄帖充溢，不下數(shù)百萬"[1]（第1033頁）。八國聯(lián)軍時沙俄入侵，盧布勢力遍及東北各地。經(jīng)1902年俄軍撤退和1904-1905年日俄戰(zhàn)爭，盧布信用削弱，被兌現(xiàn)的數(shù)以億計，地盤大為縮小[6]（第888頁）。黑龍江"俄國羌帖通行，幾至反客為主"，吉林則是盧布與日鈔相爭奪[1]（第997、1002頁）。在新疆北部，同治變亂時盧布趁虛而入，日甚一日，伊犁一帶"若忘其為中國地面"[1]（第1003頁）。清末的盧布流通額折合銀元至少有五六千萬，"但說成一倍也沒有什么不可以"[6]（第888頁）。

法鈔是東方匯理銀行在安南發(fā)行的紙幣。修筑滇越鐵路時流入，人稱法紙。主要行使在云南和廣西，數(shù)量合銀元超過千萬元[8]（第126頁）。

其他在中國流通的外鈔有：德華銀行銀兩、銀元票(1890-)，主要用在山東，近200萬元[8]（第99頁）。美國花旗銀行銀元票(1907-)，清末限于上海、天津一帶，數(shù)十萬元[8]（第162頁）。華比銀行銀元票(1910-)只在上海流通，數(shù)量很少[8]（第168頁）。

3.銅幣。日本、越南銅錢的流通又有擴張。清末，光中、景興等錢至少流通于閩、廣、臺灣、山東濟南等地、北京附近鄉(xiāng)村和四川重慶。在閩廣一帶勢力接近清錢，在臺灣和濟南也占銅錢的百分之十幾。日本寬永錢在江、浙、閩、臺、江西甚至重慶的許多地方行使著，但數(shù)量不多[6]（第884頁）。舊式銅錢外，英屬香港所鑄銅輔幣（銅仙）也有一些流入廣東，日常貿(mào)易中"商民間亦搭用"[1]（第872頁）。

以上大略概述了外幣在中國流通的格局，總的趨勢是從南向北、從沿海沿邊到內(nèi)地、從城市到鄉(xiāng)村蔓延，與各式各樣的中國貨幣交錯流通。它們的流通數(shù)額綜合各家觀點得出?？傆嬈饋?，清末外幣在華流通額巨大，銀元要超過5億元，外鈔折合銀元超過1億元，與彭信威先生的估計相近。因沒有可靠的調(diào)查或統(tǒng)計可作依據(jù)，這只能是（偏于保守的）估計，實際數(shù)字也許高出很多。（美）郝延平的估計竟達11.9億元。清朝末年，外幣占全部貨幣供應的比例十分可觀，彭信威先生估計有30%[6]（第888、889頁），郝延平則估計有47.8%[7]（第76頁）。

二、外幣流通的"半殖民地性"再討論

清代后期外幣的流通是特殊歷史條件下的產(chǎn)物。過去的評價很簡單，認為是嚴重侵犯中國主權(quán)的行為，是對中國的經(jīng)濟侵略，"反映了當時中國經(jīng)濟的殖民地性"[6]（第889頁），"外國貨幣在中國流通是中國半殖民地化的表現(xiàn)"[9]（第90頁），"是貨幣流通的半殖民地性的表現(xiàn)"[10]（第121頁）。由于外幣的流通與各種形式的侵略活動間存在許多直接或間接的關(guān)系，上述觀點有著不可動搖的合理性。

一些外幣本身便是對我國和我國周邊國家侵略活動的產(chǎn)物。有的是殖民地貨幣，如港幣、法光、日本臺灣銀行紙幣；有的產(chǎn)生于不平等的中外關(guān)系，如外國銀行在中國設立分行，發(fā)行紙幣，卻受其本國法律管轄，中國政府不能干預；還有在中國境內(nèi)強行使用的，如八國聯(lián)軍時俄國在東北付出的盧布、日俄戰(zhàn)爭期間日軍在中國發(fā)行的軍用票。

在很多情況下，外幣的流通范圍與其母國在華勢力范圍重合，外幣扮演著侵略活動的幫兇，是一種經(jīng)濟侵略手段。尤其是紙幣，等于空手套取中國的財富，是不流血的經(jīng)濟掠奪。

外幣的流通侵犯中國主權(quán)，加劇貨幣領(lǐng)域的混亂局面。在原有的銀兩銅錢外，又逐漸加入幾十種外國銀元和紙幣交叉流通，它們與銀兩、銅錢、私票以及中國新式銀元、銅元、紙幣間的關(guān)系復雜，而且所有貨幣的流通都有相當?shù)牡胤叫浴＿@加深了中國幣制的長期不統(tǒng)一，成為經(jīng)濟正常運行的一個嚴重障礙。

然而，討論這一問題又需采取歷史的、具體的態(tài)度。今天，人們習慣了貨幣主權(quán)觀念，認為一個獨立的國家決不應讓外國貨幣自由流通，更何況晚清時期外幣的流通經(jīng)常是與侵略和屈辱的歷史聯(lián)系在一起。但在當時特定的社會、經(jīng)濟、文化環(huán)境中，事情要復雜許多，至少要面對以下幾個問題：其一，早在鴉片戰(zhàn)爭前已有洋錢大量行用，此時中國還未進入"半殖民地化"過程；其二，外幣中數(shù)量最多的鷹洋來自墨西哥，該國從未有侵略中國的行為；其三，在大部分情況下，外幣是由中國人自愿而且樂意使用的，沒有出現(xiàn)強迫或欺騙的情況，事實上，如果某種外幣信用不好，它會很快被拋棄；其四，清政府對外幣的使用基本上是聽之任之的，或者說，多數(shù)外幣在中國的流通并不是違法行為。要解釋這些疑問僅僅用"侵略"、"半殖民地性"是不夠的，結(jié)合貨幣制度的傳統(tǒng)--近代轉(zhuǎn)型也許能看得更清楚。

外幣流行客觀上反映了經(jīng)濟發(fā)展對幣制變革的要求。

清代幣制是銀（兩）（銅）錢復本位（或稱平行本位）。隨著商品經(jīng)濟的發(fā)展，要更經(jīng)常地、在更大范圍內(nèi)、更大額度地使用貨幣，傳統(tǒng)幣制的缺陷決定了它愈發(fā)難以滿足這些需要。首先是低效率，銀兩銅錢都缺乏一致性，銀兩成色不一，重量標準因地而異。銅錢雖有定制，實際的重量和質(zhì)量也是參差不齊。兩者的總換比率又隨行就市，波動頻繁，而且大量攜帶都很不方便。其次，貨幣供應要取決于銀銅兩種金屬的可得性，但中國產(chǎn)量有限，致使階段性或地區(qū)性的貨幣短缺經(jīng)常發(fā)生。尤其是東北、新疆、西藏等邊疆地區(qū)，貨幣供應長期不足。

有效交換手段的缺乏大大提高了商品流通交換的成本。變革幣制，打破傳統(tǒng)復本位制的藩籬勢在必行。這時，出于先進貨幣制度的外幣先是通過貿(mào)易、繼而在炮艦和商業(yè)雙重推動下進入中國，它們與傳統(tǒng)貨幣相較，優(yōu)勢明顯。洋錢是機器鑄造的標準化銀元，"市肆可以平行，無折扣之損；囊橐便于攜帶，無笨重之虞。較之紋銀，實屬簡便"[11]（第691頁）。"（銀兩）輕重成色操于奸商之手，及洋錢流入，諸弊悉空，人情樂趨簡易，故能風行一時，其實為乘我之虛"[1]（第749頁）。外鈔產(chǎn)生于近代信用貨幣制度，不但"無須較論成色，攜帶甚便"，優(yōu)于金屬貨幣，且依托新式銀行，信用遠勝舊式銀錢鋪的私票。而邊疆地區(qū)貨幣短缺，外國貨幣不免乘虛而入。既然外幣能夠彌補傳統(tǒng)復本位制的不足，滿足社會經(jīng)濟的需要，于是受到歡迎，有了巨大的生存空間。這是它們在中國流行的根本原因。而外幣在一定程度上也確實起到了提高商業(yè)運行效率、增加貨幣供應的積極作用。

19世紀90年代以后，中國的幣制改革運動迅速展開，新式銀元、銅元和紙幣陸續(xù)投入市場，其抵制外幣的作用也逐漸顯現(xiàn)，不過在辛亥革命前這種作用尚不十分明顯。銀元鑄造權(quán)分散在各省政府手中，重量、成色彼此稍有差異，各省又限制他省龍洋的流通，致使"彼省之銀元，流行于此省者須加貼水"，"民間顯分畛域，仍不如墨銀（即鷹洋）之南北通行"[1]（第807頁）。至于各省之公私鈔票尤其混亂，信用敗壞，不但不能抵制外鈔，反倒助長了外鈔的勢力。"外鈔之所以盛行，其最大原因尚不在外鈔之信用太好，實在乎本國鈔票信用太壞?！瓰闇Y驅(qū)魚，負責者蓋有人焉"[12]（第897頁）。

外幣流行的另一個背景涉及主權(quán)觀念。貨幣主權(quán)觀念是近代貨幣制度的產(chǎn)物，中國人接受它是很晚的事情。鴉片戰(zhàn)爭前也有人質(zhì)疑洋錢的流行，并非反對洋錢行用本身，只是不同意它溢價使用，認為這造成白銀外流。光緒五年（1879年），法國要求清政府允許法屬安南即將鑄造的銀元在中國流通。曾紀澤還認為，"我國家于商民生計，純?nèi)巫匀?，只要百姓自愿行用，"事茍便于民生，一任流通，未始不足與錢法相輔"[1]（第720頁）。曾氏曾出使英法，見過世面，清廷頗為倚重。他尚作如是想，可見當時國人何等缺乏主權(quán)觀念。19世紀80年代以后，貨幣主權(quán)意識開始傳播，一些接觸"洋務"較多的士大夫和知識分子才認識到外幣流通侵犯了中國的"利權(quán)"，但普通的中國人對此仍很陌生，如1909年德華銀行在山東推行銀元鈔票，"華商不知幣制為國權(quán)所在，非常歡迎，價值較現(xiàn)銀略高"[1]（第1092頁）。在這樣的社會文化背景中，外幣能夠自由地、合法地流通便不難理解了。直到"五四"運動以后，"外鈔之侵蝕國權(quán)，危害金融，漸為一般人注意"，并多次出現(xiàn)民眾拒用外幣的斗爭。1924年我國才有了第一個禁用外幣的法令，即廣東省政府頒布的《行使外幣取締條例》[13]（第5頁）。

三、外幣流通與晚清時期的幣制變革

清代后期（考慮到歷史的連續(xù)性，完全可以提前至18世紀下半葉），"在日益增長的商業(yè)和工業(yè)活動的推動下，金融部門展示出根本性的變化"。貨幣領(lǐng)域，幣制的早期近代化逐步展開，主要表現(xiàn)為新形式的貨幣不斷侵蝕傳統(tǒng)復本位制的地盤[7]（第78頁）。到清朝結(jié)束時，雖然銀兩、銅錢在內(nèi)地和落后的鄉(xiāng)村保持著優(yōu)勢，銀兩仍是多數(shù)大宗貿(mào)易的計價單位，但它們占全部貨幣供應的份額退縮至1/3左右。光緒末年制錢正式停鑄，宣統(tǒng)二年公布的《幣制則例》最終廢除了銀兩的官方計價單位的地位，采取庫平七錢二分、純度90%的銀元為銀本位的基礎(chǔ)[1]（第785頁）。1911年所有的政府預算都以銀元計。傳統(tǒng)復本位制的法償?shù)匚恍娼Y(jié)束。在這個傳統(tǒng)--近代轉(zhuǎn)型的過程中，外幣的流通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外幣流通本身是幣制變革的一部分。外幣主要是銀元紙幣等新型貨幣，它們擠壓傳統(tǒng)復本位制的勢力，客觀上擴大了新式貨幣形態(tài)的生存空間。中國人藉此對西方幣制及其先進性有了直觀、感性的認識。清朝結(jié)束時，外幣占到全部貨幣供應很大的比例，可能超過1/3，大大改變了中國貨幣流通格局。

在很大程度上，晚清幣制改革運動是受外幣流通的刺激而產(chǎn)生。光緒年間，貨幣主權(quán)觀念在中國傳播。許多政府官員意識到外國貨幣流通侵犯了中國的"利權(quán)"。同時從外幣流行的客觀現(xiàn)實看到西方幣制的先進性、優(yōu)越性，及中國社會對幣制變革的迫切需求。"中國不自印鈔票，自鑄銀幣，乃使西人以數(shù)寸花紋之券抵盈千累萬之金，……以低潮九成之銀易庫紋十成之價"，呼吁"仿造西法辦理"，"明以收回權(quán)利，暗以便益民生"[1]（第637、639頁），這成為幣制改良運動的一個直接動力。而幣制改革的很多方面是直接模仿在中國行用的外幣，中國的新式貨幣因此深深打上了仿鑄（制）外幣的痕跡，影響至今。

晚清幣制改革的最大成就是自鑄銀元。洋錢流行顯示了銀元對銀兩的優(yōu)越性，指出一條改革幣制的出路。鴉片戰(zhàn)爭前，林則徐、魏源即有自鑄仿鑄之議。光緒年間，自鑄銀元以改良幣制、維護"利權(quán)"的呼聲越來越緊，普遍意見是"仿鑄番錢樣式"，推動了自鑄銀元運動。光緒十三年(1887)兩廣總督張之洞奏準設造幣廠試鑄銀元，意在抵制外幣"以保利權(quán)"，隔年開鑄。仿照西方幣制，分主幣1種和輔幣4等，因背鑄龍紋稱"龍洋"。主幣"俯順商情"，仿鷹洋，重庫平七錢二分，"與向有洋錢一律"，成色90%，"較之外洋所鑄成色相符"[1]（第672-677頁）。廣東龍洋獲得成功，各省紛紛效法，中國銀元制度建立。此外，光緒年間四川曾仿造一種盧比銀幣與印度盧比對抗，是中國最早的人像幣[6]（第799頁）。

鑄造銅元為晚清幣制的另一轉(zhuǎn)折，始于仿鑄香港銅仙。香港1868年起發(fā)行三等銅輔幣，流入廣東，第二等（英文"HONGKONGONECENT"，人稱一仙，重約2錢）向被商民當10枚制錢使用[14]（第22頁）。19世紀70年代后，銅貴錢荒問題逐漸困擾朝野，翰林院檢討宋育仁、御史陳其璋、河南試用知縣黃景棠等紛紛建議仿鑄銅仙以解錢荒[1]（第649-651、659-663頁）。1900年，廣東當局為"濟制錢之不足"正式仿鑄，重量、成分都照香港一仙，形制也完全一樣，取消了秦漢來的方孔錢式。背面邊緣也鐫英文，上為"KWANGTUNG"，下為"ONECENT"，"譯曰廣東一仙"。流通時也作十枚制錢，后來英文改為"TENCASH"（10文）[14]（第22-23頁）。新鑄銅元大受歡迎，先后有11省仿行，制錢因此停鑄。"孔方兄"漸成歷史上的名詞了。

紙幣形制也因外幣完全改變。傳統(tǒng)紙幣為豎式，文字直讀，官方紙幣票面多印有告示，私票常印有著名文章如《蘭亭集序》、《諫太宗十思疏》。圍繞票面的是祥瑞符號、圖畫或經(jīng)典故事畫面[15]（第13-15頁）。晚清時，外鈔流通日益增加，受其影響，甲午戰(zhàn)爭后中國自己發(fā)行的新式鈔票形制大都模仿外鈔，橫式，編號用阿拉伯數(shù)字，票面印有人像、標志性建筑物或風景。紙幣的傳統(tǒng)形制從此讓位于西方風格。

外幣的流通還影響到我國貨幣單位。傳統(tǒng)復本位制下，白銀稱兩、錢、分、厘……，銅錢稱文（枚）、串、吊。洋錢流行中，因其圓形被稱為銀圓，派生出單位量詞"圓"，俗省作"元"。外國銀輔幣則被稱為"銀角"，發(fā)展出輔幣單位"角"。中國的自鑄銀元流通后，民間仍以元、角稱之。宣統(tǒng)二年《幣制則例》規(guī)定："中國國幣單位，著即定名曰圓，……以一元為主幣……元角分厘各以十進。""元"、"角"正式取得國幣單位的地位，沿用至今[16]（第33-38頁）?！緟⒖嘉墨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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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金德平.論我國貨幣單位圓（元）之由來[J].中國錢幣，199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