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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娛樂范文第1篇

[關鍵詞]勾戰(zhàn)；營妓

營妓是軍營中的官妓。通常認為，中國最早的營妓始于越國，其出處據(jù)稱是東漢趙嘩《吳越春秋》一書中有“越王勾踐輸有過寡婦于山上，使士之憂思者游之，以娛其意?！钡挠浭?。

然而搜遍現(xiàn)存的十卷本《吳越春秋》全書，卻見不到有關此內容的只言片語。經(jīng)查證，《吳越春秋》的這段文字，出現(xiàn)在有關古籍上的有兩處。一處是宋代李防的《太平御覽?卷四十七》有“獨女山”條目，引文為：“《吳越春秋》日：獨女山者，諸寡婦女沃犯過，皆輸此山上。越王將伐吳，其士有憂思者，令游此山上。以喜其意。”另一處為明末清初顧炎武的《日知錄?卷十三》有“《吳越春秋》至謂勾踐以寡婦沃過犯，皆輸山上；士有憂思者，令游山上，以喜其意?！庇捎趦商幬淖种徊睢霸酵鯇⒎恰币徽Z，因而考慮為同一出處，最大的可能是《日知錄》轉引了《太平御覽》。由于《宋史?藝文志》收錄的《吳越春秋》已經(jīng)是十卷本，宋代以后只留下十卷版本，因而李的《太平御覽》“獨女山”條目如果引自當時尚存的《吳越春秋》十二卷本，則現(xiàn)在已無法查證。

同屬記載早期吳越歷史的重要典籍，但成書年代應早于《吳越春秋》的有《越絕書》。該書的《外傳記?地傳第十》有“獨婦山者，勾踐將伐吳，徙寡婦致獨山上，以為死士示，得專一也。去縣四十里。后說之者，蓋勾踐所以游軍士也?！钡挠浭?，其中明確提及了發(fā)生這一事件的時間、地點、目的。而今紹興城西北方向確有獨婦山，因此這是一個比較完整的記述，很可能是“獨婦山”最原始的出處，李防的《太平御覽》引用東漢趙曄《吳越春秋》有關“獨女山”的記載亦可能來源于《越絕書》，但內容已經(jīng)有所更改。

李防的《太平御覽》引用有《越絕書》和可能是《吳越春秋》十二卷本的相關地名條目，現(xiàn)將這些條目與《越絕書》中對應的條目原文進行對照如下：

《太平御覽卷四十七?地部十二》

?稷山《越絕書》曰：稷山者，勾踐齋戒臺也。

?麻山《越絕書》曰：麻山者，勾踐欲伐吳，種麻以為弓弦。

?雞豕山《越絕書》曰：雞豕山者，越將伐吳，養(yǎng)雞豕於此山，以食死士。

?龜山《吳越春秋》曰：怪山者，瑯琊東武海中山也。一夕自來，百姓隆之，故曰怪山。形似龜體，故謂龜山。

?獨女山《吳越春秋》曰：獨女山者，諸寡婦女洪犯過，皆輸此山上。越王將伐吳，其士有憂思者，令游此山上，以喜其意。

《越絕書》(越絕卷第八?越絕外傳記?地傳第十)

?稷山者，句踐齋戒臺也。

?麻林山，一名多山。句踐欲伐吳，種麻以為弓弦，使齊人守之，越謂齊人“多”，故日麻林多，以防吳。以山下田封功臣。去縣一十二里。

?雞山、豕山者，句踐以畜雞豕，將伐吳，以食士也。雞山在錫山南，去縣五十里。豕山在民山西，去縣六十三里。洹江以來屬越。疑豕山在余暨界中。

?龜山者，句踐起怪游臺也。東南司馬門，因以照龜。又仰望天氣，觀天怪也。高四十六丈五尺二寸，周五百三十二步，今東武里。一日怪山。怪山者，往古一夜自來，民怪之，故謂怪山。

?獨婦山者，句踐將伐吳，徙寡婦致獨山上，以為死士示，得專一也。去縣四十里。后說之者，蓋句踐所以游軍士也。

兩相對照，可以發(fā)現(xiàn)《太平御覽》所引用的有關條目，不論來自《吳越春秋》或《越絕書》，除“稷山”條文兩書完全一致外，其余《吳越春秋》均不及《越絕書》完整和詳細，有的還與《越絕書》的內容有出入。盡管《越絕書》本身也有多個版本，成書時間和作者也難有定論，但總的來說應該早于《吳越春秋》。對照兩書，《吳越春秋》引用《越絕書》的痕跡清晰可見，顯現(xiàn)出作為原始資料的《越絕書》有著更高的可信度。至于《太平御覽》在引用《越絕書》相關條目時，則明顯存在刪減，或者按編篡者的見解對原文進行“校改”的現(xiàn)象，其中較為典型的如雞豕山?！对浇^書》原文記載了分別在兩地的雞山和豕山，并說“勾踐以畜雞豕，將伐吳，以食士也?！?；《太平御覽》引用的《越絕書》則將兩地合為一處，簡稱為雞豕山，并說“越將伐吳，養(yǎng)雞豕於此山，以食死士?！薄对浇^書》原文說的是“以食士也”，“士”是普通士兵，《太平御覽》的編篡者大概認為一般士兵不可能得到這種待遇，于是想當然地把“士”改為“死士”?！八朗俊笔歉宜狸爢T，享受優(yōu)惠便是理所當然的了。

《太平御覽》的“獨女山”條目更是明顯地暴露出編篡者的選擇傾向?！短接[》在引用《越絕書》條目時，編篡者認為“適用”的便直接采用，如稷山；對麻林山，雞山和豕山等不甚符合編篡者見解的條目，則“校改”簡化為“適用”的麻山、雞豕山后才采用；至于“獨婦山”，盡管《越絕書》存在“獨女山”條目，但與《吳越春秋》的“獨婦山”比較，兩者的內容差別甚大，《越絕書》的“獨女山”不符合編篡者見解，于是棄之不用，轉而選擇《吳越春秋》的“獨婦山”?！短接[》編篡者，對于《越絕書》“獨婦山者，勾踐將伐吳，徙寡婦致獨山上，以為死士示，得專一也。”的舉措可能難于理解，因而接受“后說之者，蓋句踐所以游軍士也?！币驗閺淖置嫔峡矗肮篡`在將要征伐吳國前，把寡婦遷徙到獨山上，用以告示敢死隊士兵，必須專心一意?！崩罘雷鳛樗未耍欢〞J為除非是用寡婦來娛樂軍士，以提振士氣，否則就達不到目的，甚至可能會感到兩者風牛馬不相及，因此認同“后世有人說，那是勾踐用來娛樂軍士的”這種說法。相形之下，《吳越春秋》的“獨女山者，諸寡婦女沃犯過，皆輸此山上。越王將伐吳，其士有憂思者，令游此山上，以喜其意?！睂τ诶罘纴碚f是更容易理解和接受的。這應該是《太平御覽》選擇十二卷本《吳越春秋》“獨婦山”的原由。

《越絕書》的“獨婦山”和《吳越春秋》的“獨女山”應該是同一座山。因為同一歷史事件，只能在相同的時間和地點發(fā)生一次。然而處于不同歷史時期的史學家，如果脫離了當時的歷史條件，不了解也不理解當時越人的風土人情和思想觀念，卻很可能對同一歷史事

件產(chǎn)生不同的認識，作出不同的解釋。特別是歷史事件的當事人沒有直截了當?shù)卣f明自己的動機和目的，因而在沒有留下直接的，或足于表明其動機和目的證據(jù)時，情況就更是如此。

《越絕書》的“獨婦山”沒有說符合什么樣條件的寡婦才會被送上獨山，是因為“失犯過”而受到懲罰，抑或只要是寡婦就都會被送去，也沒有說是要用寡婦來娛樂軍士，而只是說“獨婦山者，勾踐將伐吳，徙寡婦致獨山上，以為死士示，得專一也。去縣四十里。后說之者，蓋所以游軍士也?！惫糯诎l(fā)明造紙術以前使用竹簡或木簡，書寫不易，故而行文非常簡練，通?？偸鞘÷约毠?jié)，用最少的字數(shù)記錄最關鍵的要點。因此必須結合當時的具體歷史背景，對這段話進行全面的詮釋，才能合理解譯這些過于簡潔的文字。從這一思路考慮，《越絕書》條目“獨婦山者，句踐將伐吳，徙寡婦致獨山上，以為死士示，得專一也。去縣四十里。后說之者，蓋句踐所以游軍士也?！彼耐暾麅热輵撌牵?/p>

“獨婦山的由來是這樣的：勾踐在出兵征伐吳國前，把寡婦遷置在獨山上，以這種舉措警示敢死隊士兵，必須專心一意忠于國家，拼死伐吳為越國復仇(同時也示意慰藉敢死隊士兵，如果戰(zhàn)死，妻子成了寡婦將會嚴守婦道，專心一意侍奉公婆，把子女撫育成人)。此山離會稽縣城四十里。后世有人說，那是勾踐用來娛樂軍士的?！?/p>

作出這―詮釋的依據(jù)為勾踐執(zhí)政時，越國準備伐吳的國情，其中主要為由當時婚育政策決定的婚姻習俗。

“勾踐將伐吳”，這是最關鍵的歷史前提?！肮律聿话泊蚕?，口不甘厚味，目不視好色，耳不聽鐘鼓者，已三年矣。焦唇干嗌，苦心勞力，上事群臣，下養(yǎng)百姓。愿一與吳交天下之兵于中原之野，與吳王整襟交臂而奮，吳越之士，繼跡連死，士民流離，肝腦涂地，此孤之大愿也?！?《越絕內傳?陳成恒第九》)深謀遠慮的勾踐為了復仇雪恨，經(jīng)過“臥薪嘗膽”的“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發(fā)憤圖強為伐吳進行了充分準備。

為了富國強兵，勾踐體察民情，勵精圖治，實施了一系列修生養(yǎng)息，增加人口，加強戰(zhàn)備的政策?！皡欠夤聰?shù)百里之地，因約吳國父兄昆弟而誓之日：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寡人不能為政，將率二三子夫婦以為藩輔。令壯者無娶老妻，老者無娶壯婦。女子十七未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將免者以告于孤，令醫(yī)守之。生男二，賜之以壺酒、一犬，生女二，賜以壺酒、一豚。生子三人，孤以乳母；生子二人，孤與一養(yǎng)。長子死，三年釋吾政，季子死，三月釋吾政，必哭泣葬埋之，如吾子也。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官，其子欲仕，量其居，好其衣，鮑其食而筒銳之?！?《吳越春秋?勾踐伐吳外傳第十?勾踐十五年》)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婚育政策中的結婚年齡和政府對寡婦的關懷，這里的“納官”是交由政府收養(yǎng)之意。有的版本斷句為“納官其子”，成了這些弱勢群體的兒子都讓做官，顯然不合情理。

滅吳雪恥盡管是勾踐夢寐以求的夙愿，然而像所有的統(tǒng)治者一樣，他還是以“國人請戰(zhàn)”和“吾不得不從民人之欲”為由來進一步動員人民，以爭取更廣泛的支持?！敖駠感秩照堄诠氯眨骸舴虿钊栉峋跤谥T侯，長為天下所恥。今越國富饒：君王節(jié)儉，請可報恥?！罗o之日：‘昔者我辱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如寡人者，何敢勞吾國之人，以塞吾之宿讎。’父兄又復請日：‘誠四封之內，盡吾君子，子報父仇，臣復君隙，豈敢有不盡力者乎?臣請復戰(zhàn)，以除君王之宿讎?！聬偠S之?！薄霸酵跞眨骸虏挥姓鞣ブ?，國人請戰(zhàn)者三年矣，吾不得不從民人之欲?！薄?《吳越春秋?勾踐伐吳外傳?勾踐二十一年》)由于吳國滅亡越國的戰(zhàn)爭，使越國百姓生靈涂炭，并淪為吳國的奴隸；勾踐返國后的修養(yǎng)生息政策又使百姓大獲裨益，因而伐吳報仇雪恥已經(jīng)成為統(tǒng)治者和人民的共同心愿和目標，勾踐必然得到人民傾心傾力的支持，致使越國舉國上下同仇敵愾。

當一切準備就緒，開始伐吳軍事行動，“勾踐乃命有司大徇軍，日：‘其有父母無昆弟者，來告我。我有大事，子離父母之養(yǎng)，親老之愛，赴國家之急。子在軍寇之中，父母昆弟有在疾病之地，吾視之如吾父母昆弟之疾病也；其有死亡者，吾葬埋殯送之，如吾父母昆弟之有死亡葬埋之矣?！?《吳越春秋?勾踐伐吳外傳?勾踐二十一年》)勾踐的這一番話真可謂“愛民如子”，在下達伐吳戰(zhàn)爭動員令之時，還不忘以最為周全的承諾來關注軍士的家庭利益，使他們舍棄一切精神包袱，輕裝上陣，而麻林山、雞山、豕山、獨婦山，應該是在此以前為伐吳所做的戰(zhàn)備工作。前三座山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至于“獨婦山”究竟是像《越絕書》所說的“徙寡婦致獨山上，以為死士示，得專一也。”；還是像十二卷本《吳越春秋》說的“其士有憂思者，令游此山上，以喜其意?！本退未睦罘篮彤斀竦摹盃I妓說”者而言，《吳越春秋》用有過寡婦娛樂士兵以振作士氣的說法雖似乎順理成章，但是越國國人主動請戰(zhàn)，還有勾踐這一番愛民如子的承諾，清楚表明伐吳之師士氣高昂，勾踐是否需要，甚至是否可能用營妓作為手段來振作士氣?再有“吳封孤數(shù)百里之地”，越國領地很小，按當時國法基本上都已經(jīng)結婚的士兵離家并不很遠，懲罰有過寡婦讓她們勞軍的措施有違勾踐“愛民如子”的政策，因而此舉完全不符合越國的國情、軍情、民情。

勾踐為了富國強兵，首先必須安定社會，發(fā)展經(jīng)濟，增加人口；要出兵伐吳，更需要后方安定，而穩(wěn)定的家庭是社會安定的基礎。當時實施“令壯者無娶老妻，老者無娶壯婦。女子十七未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钡幕橛?，就是可以用來實現(xiàn)富國強兵綜合目標的有效措施。這一婚育政策能夠促進家庭倫理和婚姻道德的進步，成為人口增長，經(jīng)濟發(fā)展和社會穩(wěn)定的堅實基礎，對于戰(zhàn)爭時期來說這種穩(wěn)定尤為重要。勾踐之所以要在伐吳前把寡婦遷徙至“獨山”，應該是為了整肅社會風氣，以鞏固后方，穩(wěn)定軍心。這一舉措的具體目的是要告誡軍隊將士的妻子，假如丈夫戰(zhàn)死，必須安分守己守寡；同時也是要讓出征將士放心，若是戰(zhàn)死疆場，妻子一定會嚴守婦道。可以說這是勾踐為安定軍心，穩(wěn)定社會，在臨戰(zhàn)前考慮極其周密的將士心理動員，是具有全局性的高瞻遠矚之舉，體現(xiàn)的是勾踐“愛民如子”，而不是施加于軍士的小恩小惠，也即“營妓論”者所看到的局限于滿足軍士的性需求。

因此“獨婦山”的來歷，應該出自勾踐要讓寡婦在獨山上專心一意守節(jié)，“以為死士示，得專一也?！辈]有說是為了懲罰“諸寡婦女浹犯過”，也不存在“其士有憂思者，令游此山上，以喜其意。”的內容，而確實為“后說之者，蓋勾踐所以游軍士也?！笔堑搅撕笫啦庞腥讼氘斎坏卣J為是勾踐用寡婦勞軍，并且還臆斷這些寡婦是因為“洪犯過”受懲罰，才被送上山去的。

勾踐的伐吳之師軍紀極為嚴厲，“軍行成陣，即斬有罪者三人以徇于軍，令曰：‘不從吾令者，如斯矣!’明日徙軍于郊，斬有罪者三人徇之于軍，……明日，復徙軍于境上，斬有罪者三人徇之于軍，曰：‘有不從令者，如此!’

后三日，復徙軍于楠李，斬有罪者三人以徇于軍，日：‘其搖心匿行，不當敵者，如斯矣!’……明日，旋軍于江南，更陳嚴法，復誅有罪者五人徇曰：‘吾愛士也，雖吾子不能過也；及其犯誅，自吾子亦不能脫也?！?《吳越春秋?勾踐伐吳外傳?勾踐二十一年》)軍法如此嚴酷，豈能容忍會動搖軍心的“其士有憂思者”，因此諸如“諸寡婦女洪犯過，皆輸此山上。越王將伐吳，其士有憂思者，令游此山上，以喜其意。”的說法，決不可能是勾踐雄才大略著眼全局的所作所為，而只能是后世文人僅僅局限于性需求的“營妓說”者的主觀臆斷。

《越絕書》完全否定了后世所謂“獨婦山”是勾踐把犯有過錯寡婦安置在山上供軍士娛樂的說法。如果《太平御覽》和《日知錄》確系引用有“獨婦山”內容的十二卷本《吳越春秋》版本相關條文，那么《吳越春秋》和《越絕書》雖然都屬記載我國早期吳越歷史的重要典籍，而且有相當多的內容雷同，但是最早的《越絕書》版本成書年代肯定早于《吳越春秋》；再者，后世公認《吳越春秋》存在較多荒誕無稽的鬼神顯靈描述，反映出作者取材時存在的主觀臆斷，相比之下《越絕書》的求實性較強，可信度應該高于《吳越春秋》。

上述對《越絕書》相關記述的解釋是合乎歷史邏輯的。勾踐在伐吳前把寡婦遷徙到“獨山”，說明此舉與伐吳密切相關，對于穩(wěn)定軍心和安定后方有著重要戰(zhàn)略價值。如果說讓有過失的寡婦充當“營妓”，把“獨婦山”當成野合的場所，以滿足軍士的性需求來振奮士氣，這就不符合當時的歷史背景。其理由為：

(一)古代冷兵器戰(zhàn)爭最重膂力，軍士通常應為20歲以上體魄已經(jīng)發(fā)育健全的青壯年。根據(jù)越國“女子十七未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钡耐醴ǎ辇g只設上限，不設下限，必然會促成民間男20歲女17歲以前就結婚的早婚習俗。由于男子20歲不結婚父母就有罪，因此軍中很少會有未婚軍士。由于當時民間并無一夫多妻和溺殺女嬰的陋俗，人口男女數(shù)量接近一比一的自然出生率，就完全有可能保證男女青年在到達法定婚齡前都結婚。

(二)在古代無污染環(huán)境中成長的成年男女，越國也沒有妨礙生育的性傳播疾病流行記載，很少會有生育能力低下的情況，當時也沒有任何避孕措施，即使有也必定會遭到嚴禁，因此婚后一般生育率都比較高。古代嬰兒的成活率雖然低，但多數(shù)家庭通常都會有一個或一個以上的子女。因此絕大多數(shù)是已婚者的越國軍士，都會是有子女的父親，并且上有老，下有小。

(三)當時確實不容勾踐動用未婚或已婚的適齡女子充當“營妓”，因為越國地方小，人口少，士兵多，女子早于十七歲就會結婚，婚后不是軍士之妻，便是軍士兄弟之妻，唯一能動用的只有“浹犯過”的寡婦。這可能就是“后說之者，蓋所以游軍士也?！敝韵氘斎恢?。但是越國寡婦是“納官”的，既然吃官糧，官府便有權用任何理由把她們集中遷徙到山上居住。但是不管是否有過失，多數(shù)寡婦總歸是拖兒帶女的。不論是否真的像勾踐自己所說的那樣“愛民如子”，他也不可能愚蠢到這般地步，尤其是在全民總動員準備伐吳的關鍵時刻，違背常理，冒天下之大不韙，強行拆散孤兒寡母，單獨把寡婦集中在山上供軍士娛樂。如此喪盡天良的惡行，會招致失盡人心的后果，作出“愛民如子”承諾的勾踐不可能連這一點都考慮不到。雖然沒有兒女的“洪犯過”寡婦不存在這類問題，但在伐吳前的非常時刻，若是用寡婦勞軍，都會對軍士造成極其消極的破壞性影響，乃至瓦解士氣。

(四)越國軍士，特別是“死士”，都是抱著必死的信念自覺參加伐吳戰(zhàn)斗的，一旦戰(zhàn)死，家里必然留下孤兒寡母。這是任何―個有妻兒的軍士都不可能回避的，任何一個理智的統(tǒng)治者也絕對不可能不考慮的觸及人的靈魂的敏感問題。伐吳的越國軍士忠君愛國，主動請戰(zhàn)，他們有思維，有感情，是有血有肉的血性男兒，而不是只有食和性，見了女人就喪失理智的衣冠禽獸，或者類似亡命徒的雇傭軍。如果把即將伐吳前的軍士，尤其是“死士”送去“獨婦山”尋歡作樂，那么當他們見到“獨婦山”上的寡婦時，必然會觸景生情，立即聯(lián)想到自己身后留下的妻兒也免不了遭此下場。這樣的惡性刺激不僅不可能振作士氣，倒是會適得其反。再有，自古以來中國民間總是把寡婦看成不祥之物，魯迅筆下的《祥林嫂》反映出越國后人直到近代仍然如此。這就是用寡婦來娛樂軍士最致命的心理要害，因而任何一個精神正常的統(tǒng)治者都不可能去做這樣愚蠢的事，更何況是勾踐。

因此勾踐把寡婦遷至“獨婦山”，決不可能是《吳越春秋》的為了娛樂軍士，振作士氣，而是《越絕書》所說的“徙寡婦致獨山上，以為死士示，得專一也?！笔菫榱朔€(wěn)定軍心和安定后方，所以勾踐決非營妓的創(chuàng)始者。

由于明清時已無《吳越春秋》的十二卷本，因而顧炎武《日知錄》的“《吳越春秋》至謂勾踐以寡婦}失過犯，皆輸山上；士有憂思者，令游山上，以喜其意?！睉寝D引了李防《太平御覽》的內容。至于近代營妓始于勾踐的歷史依據(jù)，即東漢趙嘩《吳越春秋》有“越王勾踐輸有過寡婦于山上，使士之憂思者游之，以娛其意?！憋@然都是后人斷章取義地輾轉引用《日知錄》的產(chǎn)物，是最新版本的“后說之者”。

顧炎武的《日知錄》在談到秦始皇會稽山刻石時說：“考之《國語?秦始皇》，自越王勾踐棲于會稽之後，惟恐國人之不善，故‘令壯者無娶老婦，老者無娶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秲葌鳌纷玉阒砸嗳眨骸绞晟?。’”表明勾踐復國后“惟恐國人之不善”不利于富國強兵，因此“禁其失”，以具體的婚育政策改變不良的性與婚育習俗，加強婚姻倫理道德教化，整頓社會風氣，取得了“越十年生聚?！钡某删汀６斦f及“《吳越春秋》至謂‘勾踐以寡婦浹過犯，皆輸山上；士有憂思者，令游山上，以喜其意?！睍r，卻認為“當其時蓋欲民之多，而不復禁其浹。傳至六國之末，而其風猶在。故始皇為之厲禁，而特著于刻石之文。”這種說法不僅自相矛盾，而且顧炎武沒有為自己的論點提供勾踐伐吳前“當其時蓋欲民之多，而不復禁其失。”的任何史料依據(jù)。恰恰相反，設“獨婦山”時正值越國能否順利崛起，能否最終成功滅吳的生死存亡關頭，勾踐決不可能為微不足道的區(qū)區(qū)“欲民”放棄自己成功的婚育政策，乃至使國家和社稷大事半途而廢。正當伐吳在即的關鍵時刻，勾踐怎么可能“不復禁其沃”?在同一歷史條件下立了又廢，從時間上說，顧炎武的這種解釋顯然極為矛盾，不能成立，因而完全是沒有根據(jù)的憑空臆測，不足置信。反過來，卻足以證明勾踐并未“以寡婦沃過犯，皆輸山上；士有憂思者，令游山上，以喜其意?！敝劣谇厥蓟蕰淌鋾r離勾踐伐吳已經(jīng)過去近300年，越國早被楚國吞并，越地百姓的沃之風當另有原因，例如受楚國后期奢靡風氣的影響等，因而沒有理由要勾踐承擔“不復禁其浹”的責任。尤其是顧炎武引用的是所謂“東漢趙嘩《吳越春秋》有越王勾踐輸有過寡婦于山上，使士之憂思者游之，以娛其意。”實屬出處不明的后世之說，盡管流傳甚廣，然而無處可追本求源，不足置信。

春秋娛樂范文第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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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娛樂范文第3篇

[關鍵詞] 武術；秦漢時期；發(fā)展演變；武器

我國秦漢時期，上起于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統(tǒng)一六國，到公元220年結束，長達441年的封建王朝統(tǒng)治，是我國歷史最為重要的一個發(fā)展時期。在這一時期，中國首次建立了一個統(tǒng)一的多民族國家，對于中國后來的發(fā)展以至于世界地緣政治的發(fā)展影響甚遠。秦漢時期對于我國政治、經(jīng)濟、文化、藝術、軍事、教育等方面，都產(chǎn)生十分深遠影響。武術由于各種因素的影響，作為我國古代文化重要組成部分，在這一階段也得到了長足發(fā)展。

1、秦漢時期武術發(fā)展的影響因素

1.1統(tǒng)一六國。秦始皇統(tǒng)一六國可以說是中國歷史發(fā)展中，極具劃時代意義的一件大事。秦朝雖然只存在短短的十五年，但是大一統(tǒng)卻成為我國古代封建王朝的重要特征。隨之建立的漢王朝也是一個統(tǒng)一的國家。因此，在整個秦漢時期，除了短暫的朝代更替，基本上都處于統(tǒng)一局面，這一時期武術的發(fā)展也是基本上在一個大一統(tǒng)的社會背景中進行的。秦王朝的統(tǒng)一，不僅是領土的大一統(tǒng)，更是政治、經(jīng)濟、軍事、文化的全面統(tǒng)一，對于社會發(fā)展產(chǎn)生積極影響，促進了這一時期政治、經(jīng)濟、軍事、文化等各個方面的全面發(fā)展。秦漢王朝為了抵御北方匈奴等少數(shù)民族侵擾，對內鎮(zhèn)壓勞動人民反抗斗爭，穩(wěn)固王朝政權，十分重視發(fā)展軍事力量，為當時武術發(fā)展提供了良好環(huán)境。

1.2文化融合。秦朝統(tǒng)一六國也是文化統(tǒng)一發(fā)展的過程。在秦始皇統(tǒng)一六國之前，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文化呈現(xiàn)多元化發(fā)展局面，百花爭鳴是當時文化發(fā)展的主要特征。秦王朝的大一統(tǒng)為當時各種文化的融合發(fā)展提供了機會，雖然秦始皇實施的“焚書坑儒”政策對于當時的社會文化發(fā)展產(chǎn)生阻礙作用，但是畢竟只是一個短暫過程。總體來看，秦漢時期的大一統(tǒng)，為各種文化的相互交流融合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條件，也對武術的發(fā)展產(chǎn)生直接促進作用。武術在此前的數(shù)百年發(fā)展過程中，未能形成一個系統(tǒng)內容，但是在秦漢的文化融合過程中，各種武術流派也開始融合，形成了一些系統(tǒng)性的武術專門理論。因此，文化的交流融合促使武術實現(xiàn)融合發(fā)展，也使武術和其他文化之間實現(xiàn)了共融性發(fā)展。

1.3封建經(jīng)濟發(fā)展。秦漢時期的國家政權統(tǒng)一，無疑對當時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產(chǎn)生了積極推動作用，特別是在當時的農耕社會中，國家政權的統(tǒng)一更是對經(jīng)濟發(fā)展具有直接促進。武術作為社會文化的重要組成內容，屬于社會上層建筑范疇，武術的發(fā)展也離不開經(jīng)濟的支撐推動。秦漢時期的經(jīng)濟發(fā)展主要體現(xiàn)在，隨著水利事業(yè)和農耕技術的發(fā)展提高，直接促使當時主導產(chǎn)業(yè)——農業(yè)的發(fā)展，商業(yè)、手工業(yè)也有了較大發(fā)展。生產(chǎn)力的快速發(fā)展直接推動了科技發(fā)展，生產(chǎn)工具也得到突破性的發(fā)展，特別是鐵制生產(chǎn)工具的產(chǎn)生。在秦漢時期，人們練習武術的鐵劍已經(jīng)開始全面取代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青銅劍，影響了我國古代武術發(fā)展。可以說，冶金技術的進步在當時的戰(zhàn)爭中得到了應用，成為主要武器類型，為武術發(fā)展提供具體工具。

1.4俠客遺風。春秋戰(zhàn)國時期，各個諸侯國為了壯大自己勢力范圍，不斷發(fā)動對外戰(zhàn)爭，整個春秋戰(zhàn)國史就是一部民族戰(zhàn)爭史，是我國歷史上戰(zhàn)爭最為頻繁的年代。各個諸侯國之間相互爭戰(zhàn)，諸侯也輔以一些刺殺等非正規(guī)手段。荊軻刺秦王、要離刺慶忌等事件就發(fā)生在這個時期。為了維護自己國家利益或者大奴隸主利益，這些俠士不惜犧牲自己生命，成為春秋戰(zhàn)國時期最為典型俠士代表，形成了春秋戰(zhàn)國時期重要特色的俠士之風，并且對后來的秦漢時期都產(chǎn)生重要影響。秦始皇時期，張良鐵餅擊秦始皇，后來的季布一諾千金，以至在西漢時期，俠士仍然是社會上具有一定影響力的社會階層，俠士遺風在當時的流傳，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當時的武術發(fā)展。

2、秦漢時期武術的發(fā)展

秦漢時期的角力運動更多具有娛樂欣賞成分，特別是在漢朝以后，角力和角抵混合發(fā)展，產(chǎn)生手搏，成為一種手腳并用的重要體育運動項目。秦朝角抵沿襲了春秋戰(zhàn)國時期角力活動規(guī)則，更多在宮廷之中進行的，而且主要是用于表演和漁獵。正如《史記·李斯列傳》中所提到的，秦二世胡亥在甘泉做角抵、優(yōu)俳之觀，由此可見，角抵在當時是和優(yōu)俳一樣，成為當時的表演娛樂項目之一。漢代時期的角抵運動，在吸收其他文化和體育運動項目活動內容基礎上，成為一種規(guī)模更為宏大的綜合性文體娛樂表演項目。在河南省新密市出土的一個東漢時期墓葬，其一塊畫像磚上就刻有彩繪角抵圖像，兩個束發(fā)裸身的魁梧勇士相互注視對方，對峙而立，不斷尋找進攻機會。而且兩人還用雙腿互絆對方，以此來阻止對方下盤步法移動變化。山東臨沂發(fā)掘的一座漢代墓葬中出土了一幅彩繪帛畫，畫中有三人，其中有一人身著長冠，系著赤帶，穿著肥袍，另外一人頭戴箭形慈姑葉飾，雙手佩戴紅鐲，兩人下頜都是上揚著，怒目相視，手臂張開，準備搏斗。另外一人，小帽寬衣，雙手交叉而立，大概就是裁判。漢朝的角抵運動不再是宮廷之中的娛樂表演項目，也開始走出宮廷，走進民間，除了一些武術表演以外，而且還包含了魔術、雜技、舞蹈等內容，張衡在《西京賦》中寫到“臨迥望之廣場，程角抵之妙戲”，就是對其生動反映。漢代角抵運動和其他各種表演形式結合起來形成的綜合表演“角抵戲”，在歷史上延續(xù)了很長一段時間。

秦漢時期，由于戰(zhàn)爭不斷，推動了當時武術的發(fā)展，軍事戰(zhàn)爭成為推動當時武術發(fā)展的重要原因。秦漢時期國家大一統(tǒng)局面、經(jīng)濟快速發(fā)展、文化交流融合、俠士之風的影響，為當時武術的發(fā)展提供了物質支持和理論基礎，各種武術流派和武術理論開始出現(xiàn)，從而推動了秦漢時期民間武術、軍事武術的全面發(fā)展。

參考文獻：

[1]蔡寶忠.中國武術史專論（修訂版）[M].北京： 人民體育出版社，2010.

[2]楊向東.中國古代體育文化史[M].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

[3]國家體委武術研究院編纂.中國武術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春秋娛樂范文第4篇

博弈是最具中國特色的娛樂活動，人們在小小的棋盤上論天下兵道，樂此不疲。六博也叫“陸博”， 盛行于春秋戰(zhàn)國至秦漢時期，因對弈雙方各有梟、盧、雉、犢、塞（兩枚）六枚棋子而得名，以殺梟為勝。除了六博，我國古代盛行的棋類游戲還有源于西域、流行于三國至宋元年間的雙陸，以及至今仍受人們喜愛的圍棋和象棋等。

體育競技：運動帶來的快樂

牽鉤

春秋戰(zhàn)國時期，楚國有一種相互對拉的游戲叫“牽鉤”，最早作為軍事訓練項目出現(xiàn)，后來演變?yōu)閵蕵酚螒蛟诿耖g廣為流行。唐代，牽鉤改稱為“拔河”，并沿用至今。據(jù)記載，唐中宗、唐玄宗曾多次主持拔河比賽，其中有一次參加的人數(shù)竟達千余人，還特地邀請了各國使節(jié)前來觀看。

蹴鞠

蹴鞠就是我們今天的足球，“蹴”即用腳踢，“鞠”即皮制的球，又稱“毛丸”。據(jù)記載，齊國時蹴鞠就在民間廣為盛行。漢朝人把蹴鞠視為治國習武之道，其不僅在軍隊中廣泛開展，而且在宮廷貴族中也極為流行，寵臣董賢家中就有會踢球的鞠客。當時還出現(xiàn)了研究這項運動的專著《蹴鞠二十五篇》，這是世界上第一部體育專業(yè)書籍。

角抵

角抵是古代的一種競技類活動，其起源可追溯到上古時代。秦漢時，角抵作為一種游戲非常盛行。晉代角抵出現(xiàn)了另一個名稱――“相撲”。到了唐代，其特點還是賽力性競技，且多在軍中進行。北宋時，都城開封每年都會舉行相撲比賽，成為一種流行的娛樂表演節(jié)目，當時甚至還出現(xiàn)了女子相撲。

宴飲娛樂：于高雅中見才情

投壺

古代的士大夫們必須會六藝，即禮、樂、射、御、書、數(shù)，其中射箭是必備的技能。宴飲時，這些高雅人士要表演自己的才華，由于射箭太麻煩，就轉變?yōu)橥秹兀⒅饾u形成一種風俗。秦漢之后，雅歌投壺成為高雅人士宴飲時必玩的娛樂項目。

射覆

“射”為猜，“覆”為蓋，“射覆”即猜蓋著的東西。游戲時，覆者用盤盂之類的器皿覆蓋某一東西，讓射者來猜。這種游戲只有飽讀詩書才能玩，足見其風格高雅。

樂舞百戲：消遣娛樂看熱鬧

在古代，欣賞樂舞百戲是人們日常生活中一項重要的娛樂活動。戲曲起源于上古時期的儺戲，元展到成熟階段。到了清代，地方戲曲迅速崛起，其中最具影響力的是京劇。而雜技在我國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漢代稱為“百戲”，隋唐時叫“散樂”，唐宋以后為了^別于其他歌舞雜劇才稱為“雜技”，當時還出現(xiàn)了許多技藝高超且美艷動人的女雜技藝人。

益智玩具：動手動腦高智商

華榮道

華容道是我國古老的民間益智玩具，以變化多端、百玩不厭的特點與魔方、獨立鉆石棋一起被國外智力專家稱為“智力游戲界的三個不可思議”。華容道的棋盤上共有十個大小不一樣的棋子，棋盤下方僅有兩個小方格空著，玩法就是通過兩個空格移動棋子，用最少的步數(shù)把曹操移出華容道。

九連環(huán)

九連環(huán)是一種流傳至今的智力玩具，以金屬絲制成九個圓環(huán)，將圓環(huán)套裝在橫板或各式框架上，并貫以環(huán)柄。把玩時，按照一定的程序反復操作，可使九個圓環(huán)分別解開或合二為一。

魯班鎖

相傳在春秋時期，魯國著名工匠魯班為了測試兒子是否聰明，就用六根木條制作了一個可拼可拆的玩具，兒子鼓搗了一夜終于將其拆開，這種玩具被后人稱為“魯班鎖”。據(jù)說諸葛亮根據(jù)魯班的發(fā)明，結合八卦玄學的原理，做成了類似的玩具孔明鎖。魯班鎖和孔明鎖全靠木條巧妙地相互支撐，看似簡單，實際上蘊含著無窮的智慧。

七巧板

春秋娛樂范文第5篇

關鍵詞：絹人；起源；發(fā)展；演變

絹人，即用絲、綢、紗、絹、綾、羅等材料制作而成的立體人形藝術品。絹人作為我國絲綢文化在藝術領域中的重要代表，擁有悠久的歷史。本文立足于相關的史料與考古學資料，對絹人的起源與發(fā)展脈絡進行梳理，以期為日后的調查研究工作提供新的探索路徑與學理支持。

1 絹人的雛形：俑

俑產(chǎn)生于春秋戰(zhàn)國時期，是以陶、木、泥、青銅等材料制作而成的小型人像，功能為代替活人陪葬。

因為俑是人殉的替代品，在地下侍奉墓主，所以俑的身份主要為墓主生前的侍衛(wèi)、仆從、廚夫、歌女、舞伎等，甚至包括地位較高的屬吏、寵姬和近侍。因而俑的身份特征并不是通過神情與個性來展示的，而是通過等級森嚴的輿服制度來體現(xiàn)的。身著絲織類衣物的俑與發(fā)展到現(xiàn)在身披絹紗的絹人之間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因此，俑被視為絹人的雛形。

《孟子·梁惠王上》中寫道：“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后乎。[1]’”春秋末期的孔子，在看到俑時所發(fā)出的感慨，證實了至遲在春秋末期俑已大量盛行。湖南省長沙市南門外仰天湖戰(zhàn)國楚墓，曾出土7件木雕俑，其中3件用丹青描畫眉眼，栩栩如生[2]。據(jù)考證，這3件木雕俑原本身著絹質長衫，由于年代久遠，加之南方墓內潮濕，絹質長衣只在墓內泥土上留下了痕跡。這說明為了表明人物的身份，古人在制作俑時必然會通過不同的服飾加以說明。結合以上兩點可以歸納出，至遲在春秋末期，絹人的雛形（身著衣物的俑）已大量出現(xiàn)。而這些身著服飾、描畫眉眼的俑，就是絹人（或絹塑）的起源。由于受生產(chǎn)力發(fā)展水平與絲、綢、紗、絹普及范圍的限制，絹衣墓俑主要出現(xiàn)于王室貴族等上層社會人物的墓中。

2 從娛神走向娛人：木偶

漢代至唐代，俑大量盛行。宋代之后，由于紙冥器的流行，俑在一般墓中逐漸減少，至清朝初期絕跡。在此過程中，俑發(fā)生了功能與形式等多方面的改變，逐步從地下走到地上，從娛神的俑人轉變?yōu)閵嗜说呐既恕?/p>

木偶，古時稱為傀儡，即用木頭雕刻而成的人像或形似其它生物的物件。漢代隨著傀儡戲的興起，木偶大量出現(xiàn)。至隋、唐時期，木偶戲種類更多、演技益精。唐代杜寶在《大業(yè)拾遺》中詳細記錄了隋煬帝在三月上巳時與群臣觀賞水傀儡的情景，這些傀儡“皆刻木為之……木人長二尺許，衣以綺羅，裝以金碧……雕裝奇妙，周旋曲江。”唐代羅隱《木偶人》一文中，有“以雕木為戲，丹之，衣服之。雖獰惡勇態(tài)，皆不易其身也[3]”的記載。木偶戲的發(fā)展在宋代達到頂峰，明清時已普及至中小城鎮(zhèn)及農村，成為城鄉(xiāng)居民婚喪嫁娶等活動中必不可少的一種娛樂形式。

木偶中那些人型輪廓清晰，身穿絲絹彩衣的人偶，無論在造型還是材質方面，都與絹人存在著密切的聯(lián)系。絹人被稱為更加精致的木偶，木偶也被視為絹人起源與演變過程中的第二個階段。

3 節(jié)慶中的人形：紙扎、彩扎

就絹人的功能而言，無論娛神還是娛人，絹人始終與宗教祭祀、娛樂活動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我國自漢代以來，逐步形成了“正月十五鬧花燈”的習俗，該習俗世代相承，“鬧花燈”發(fā)展為全民狂歡的盛大節(jié)日。隨著各地扎燈彩熱潮的持續(xù)推進，相繼出現(xiàn)了以竹、木、鐵絲扎結形體，泥塑頭像，絲絹縫制服飾的人偶。之后，紙扎、彩扎工藝又從節(jié)慶活動延伸發(fā)展至其它諸多民俗活動之中。人形藝術進而成為民俗節(jié)慶活動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

北宋時期，扎制工藝被廣泛運用到大型活動中。宋代《東京夢華錄》中即有“以彩結文殊、普賢，跨獅子、白象，各于手指出水五道，其手搖動……以繪彩結束，紙糊百戲人物，懸于桿上，風動宛若飛仙[4]”的記載，又提到北宋藝人已經(jīng)能夠“剪綾為人，裁錦為衣，彩結人形”了。這些記載印證了在北宋時期，絹塑工藝開始與紙扎、彩扎相結合，并已初具規(guī)模。元代之后，絹塑工藝不斷發(fā)展，逐漸從皇室貴族階層飛入尋常百姓家，民間絹塑藝術流行開來。到了明代，民間紙扎、彩扎、絹人百花齊放，深受百姓喜愛。民國時期，我國南方民間每逢端午，還盛行制作平面絹人，贈予晚輩辟邪消災。北方則以絹、紗、綢、緞剪扎成老壽星和麻姑，作為祝賀壽誕的禮品送給老人。

至此，隨著紙扎、彩扎等人形藝術的發(fā)展，絹人實現(xiàn)了與節(jié)慶活動的結合，從上層社會逐步走向民間社會。這種轉變使絹人的發(fā)展根基更加牢固，并能夠從廣闊的民間社會土壤中汲取更多的智慧和養(yǎng)分。

4 娛樂功能的泛化：玩偶

玩偶產(chǎn)生于民間，是以綢、絹、布等為主要原料，通過縫、繡、納、疊、貼、繪等技巧制作而成的用于把玩的物品。由于其造型簡潔、色彩鮮明、形象生動，深受老百姓尤其是兒童的喜愛。在“俑——木偶——紙扎、彩扎——玩偶”的演變過程中，絹人實現(xiàn)了與民間社會的接軌，同時也實現(xiàn)了從實用功能到審美娛樂功能的徹底轉變。

絹人與玩偶在形式和內容方面有著密不可分的聯(lián)系。從形式上來說，二者都注重營造對象的造型美，所用原料也十分接近；從內容上而言，二者都取材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都起到了宣傳華夏文明的重要作用。不同的是，玩偶的主要功能側重于娛樂，是供大眾把玩的物件，而絹人是用于收藏與裝飾的工藝品，具有審美教化的價值和意義。這也說明了，在絹人發(fā)展演變的過程中，它雖然融入了民間社會，但是保留了文人階層獨有的格調與品位。這種獨特性使得絹人在中華民族博大精深的傳統(tǒng)手工藝中，始終具有獨一無二的魅力。

5 絹人在當今的發(fā)展

絹人經(jīng)歷了春秋戰(zhàn)國的萌芽期、秦漢的啟蒙期、唐宋的興盛期、明清的延續(xù)期和民國的衰弱期，在解放后迎來了復蘇和發(fā)展的新時期。

20世紀50年代中期，我國應邀參加在印度舉行的玩偶展覽會，文化部將制作展品的任務交給了葛敬安、李佩芬、杜崇樸等同志。他們通過查閱資料和走訪藝人，使得絹人這項傳統(tǒng)手工技藝得以“復活”。后來，我國成立了北京美術人形研究組，大力推進絹人的制作與發(fā)展。進入新世紀以來，絹人的發(fā)展面臨機遇與挑戰(zhàn)并存的局面。

目前，絹人主要涉足旅游和禮品市場，作為寄托美好寓意的收藏品、紀念品和禮品出現(xiàn)在公眾的視野之中。在形式方面，絹人的表現(xiàn)技藝更加精湛、做工日益精細；在內容方面，絹人除了表現(xiàn)中國傳統(tǒng)文化題材外，還開始嘗試新的選題。

綜上所述，絹人作為一項歷史悠久的傳統(tǒng)文化事項，它的起源與發(fā)展并不是一成不變的。由于戰(zhàn)亂等因素的影響，絹人的整個發(fā)展過程具有或隱或顯、時斷時續(xù)的突出特征。它經(jīng)歷了春秋戰(zhàn)國的萌芽期、秦漢的啟蒙期、唐宋的興盛期、明清的延續(xù)期、民國的衰弱期、解放后的復蘇期、改革開放的發(fā)展新時期，完成了“俑——木偶——紙扎、彩扎——玩偶——工藝品”的演變過程，同時在這個過程中實現(xiàn)了從實用功能到審美功能、從上層社會到民間社會雙重身份的轉變。

參考文獻

[1] 萬麗華，藍旭譯注.孟子[M].北京：中華書局，2006.

[2] 李蒼彥，滑樹林.北京絹人[M].北京：北京美術攝影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