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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上海話”演話劇,這是《尹雪艷》奪人眼球的最亮元素。為什么不說普通話?蓋因題材使然,環(huán)境使然,白先勇使然,尹雪艷使然。一地的文化,包含各種風俗習慣,其最重要的層面,便是隨處可聞的方言。沒有方言的浸染,地域文化便成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方言承載文化的魅力,假如老舍先生的《茶館》少了純正的老北京“京腔”,觀眾肯定會覺得“味兒不正”。同理,倘若《尹雪艷》不是滿臺蕩漾純熟軟糯的上海話,觀眾的迷戀度也不會如此高漲。抽離了與環(huán)境和人物配套的一地方言,臺上晃動的形象容易變得陌生與可疑。
對國語與方言的關系,先生早就有論斷,他說:“方言的文學越多,國語的文學越有取材的資料,越有濃富的內(nèi)容和活潑的生命。如英國語言雖漸漸普及世界,但他那三島之內(nèi)至少有一百種方言,內(nèi)中有幾種重要方言,如蘇格蘭文、愛爾蘭文、威爾斯文,都有高尚的文學。國語的文學造成之后,有了標準,不但不怕方言的文學與他爭長,并且還要倚靠各地方言供給他新材料、新血脈?!边@個論點是可以佐證的,無論是早先的“京味”老舍、“晉味”趙樹理,還是如今的“陜味”賈平凹、“滬味”金宇澄,他們都用文學實踐證明,“方言的文學”是一國優(yōu)秀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是魅力無限、不可取代的那部分。
文學如此,藝術亦然。舉凡《梁山伯與祝英臺》《北風吹》《洪湖赤衛(wèi)隊》《怒潮》《江姐》《劉三姐》《五朵金花》《阿詩瑪》……假如沒有民俗文化隱藏其間,其魅力必然大打折扣,甚或天上人間。方言何嘗不是如此?誠如語言學家錢乃榮教授所言,方言不僅是語言,還是中華文明的土壤;發(fā)掘方言的語言資源軟實力,可以大大增強中華文化的魅力。
其實,無論是將“海派清口”歸結為西方脫口秀文化滲透的結果,還是劃入上?;陨淼陌倌陚鹘y(tǒng),都未免有些書呆子氣。如果滑稽是一種制造社會笑聲的裝置,那么舞臺表演形式的變遷和更新,與其說是這一裝置按照自身規(guī)律所發(fā)生的演進,不如說是社會對笑的需求發(fā)生變化的結果。對這一門笑的藝術而言,經(jīng)濟的迅速發(fā)達和社會的高度復雜,并沒有帶來更為精致和繁復的喜劇。相反,當社會變化如此迅速的時候,人們對于笑的要求卻返回到了最初的也最簡約的形式之中。在過去,弄堂里、人群中,總有那么一兩個古靈精怪、好發(fā)議論的家伙,為人們帶來街頭巷尾、茶余飯后的笑聲。時至今日,這種普通人的智慧和幽默,只能在網(wǎng)絡和短信上迅速流傳。這一流傳方式,決定了它所能帶來的大多是單個人的會心一笑,卻始終難有眾人一同開懷,彼此確認為共同體的現(xiàn)實感受。于是,“face to face”的滑稽,一個人講、一群人聽、大家一起笑的形式,以舞臺演出的方式重新歸來,仿佛是要填補如今這一種現(xiàn)代生活的不足,驅趕其中的孤單和呆滯。
與此同時,日常生活中無償?shù)碾S性的幽默和滑稽,也在日趨減少。其中的一個標志,便是在都市生活的重壓下,人們越來越規(guī)矩地過自己的日子。在這樣的生活里,保留閑心余力來給大伙講笑話,已經(jīng)成了一件越來越困難的事。而在生活中愿意隨時隨地好玩一把的人也就越發(fā)稀缺。周立波決意在“海派清口”中打造的,正是這樣一個有著閑心和余力的新形象。按照他自己的描述,他是一個有著豐富的閱歷,有閑有錢的人。對他個人的生計而言,他似乎并不需要以演出或娛樂觀眾為生。只不過因為熱愛滑稽和表演,所以重返舞臺。也就是說,他的笑話只是為了純粹的娛樂,不光為了大家高興,也為了自己高興,才要演出這樣一個“周立波”。[1]
這種“閑人”,或上海話中的“白相”形象,如同本雅明筆下游手好閑者對于巴黎的意義。只有在游手好閑者的漫步和觀看中,一座繁華的無限擴張的巴黎才能聚攏為一個相互關聯(lián)的內(nèi)部景觀。如果說大都市總是需要這樣一種游手好閑的眼光,才能夠對不斷分化的社區(qū)、日趨分離的階層和持續(xù)涌入的各色人等做出隨時隨地的總結,那么精神上的游手好閑者自然也就必不可少,因為他們收集的恰是這迅速分化中的都市思維的景致。于是,當人們奮不顧身,且無暇自顧地卷入都市嚴酷的生存競爭的時候,對這一類精神上的游手好閑者的期待也就應運而生了。
紛繁復雜的區(qū)隔狀態(tài)和貌似通達的整體旁觀,本就是都市生活自我運轉所構成的兩極。在源源不斷地生產(chǎn)出激烈競爭和嚴格的區(qū)隔的同時,它也一并生產(chǎn)出對于閑暇或“白相”的強烈欲望,生產(chǎn)出對于某種冷眼旁觀、不以為意的閑情逸致的向往??梢哉f,這種身處其中卻能冷眼旁觀,又因為冷眼而格外“拎得清”的姿態(tài),構成了“海派清口”的重要基礎。當人們因為“周立波”的“搓刻”而轟然發(fā)笑的時候,他們分享的不僅是這一個笑料,更是這種冷眼旁觀的“拎得清”的基本姿態(tài)。[2]
至此,劇場的效應,“眾樂樂”的,已經(jīng)不只是對某種集體的歡樂形式的想念和重溫,更是對當下都市生活一瞬間的拒斥而帶來的陣陣快意。當然,此時此刻,無論是集體的歡樂形式的回歸,還是冷眼旁觀的心理角色的獲得,都只能是通過商品的形式獲得。畢竟,魯迅早就說過,在上海,白相是一種職業(yè)。以商品的形式供給都市精神生活的某種需要,這本是現(xiàn)代都市生活的基本規(guī)律,并沒有什么值得大驚小怪的。不過,每當這一生產(chǎn)和消費的鏈條當真確立起來的時候,人們總是或多或少地顯現(xiàn)出驚訝的神情,被自身所表現(xiàn)出來的精神生活的欲望所震動。在這紅火之中,人們究竟分享了“海派清口”怎樣的冷眼,何種“拎得清”的姿態(tài)呢?
按照周立波自己的解釋,“海派清口”是一種真誠幽默、緊跟時事的表演方式。每天看十幾種報紙,花上幾個小時瀏覽新聞,尋找靈感,儼然成為這一表演的基本功。甚至于,在談論招收怎樣的徒弟時,周立波的要求是可以沒有學過滑稽表演,但一定要有相當豐富的閱歷,相對完整的知識結構和社會視野。這自然不再是一般意義上對專業(yè)滑稽演員的要求。顯然,對今天的社會而言,每天都在發(fā)生各種各樣充滿了黑色幽默的事情,急需有人及時對此展開整理、議論和諷刺。較之于網(wǎng)絡上的瀏覽與發(fā)帖、朋友間的口耳相傳,劇場又有著這些日常手段無法企及的優(yōu)勢。因此,當專業(yè)的滑稽演員們?nèi)匀槐皇`在固有的演出體制和表演形式之中倍感苦惱之時,對于社會時事的點評和譏諷卻已經(jīng)成了一片最為開闊的市場,急待開掘。時事評論也就此成為“海派清口”最為鮮明的旗幟。
然而,以“時事”為旗幟,卻并不意味著“海派清口”能完全滿足當下社會生活所產(chǎn)生的對時事評論的需求,徹底占據(jù)這一市場。如果說每天閱讀報紙、瀏覽新聞、選取笑料,涉及的是最寬泛意義上的時事,那么在實際的演出過程中,“時事”在“周立波”的組織和議論中究竟呈現(xiàn)出何種狀態(tài)?這一點恐怕就不能以“海派清口”自己拉起的大旗為依據(jù),而是要對實際的表演做一番仔細的辨認。
表面上看起來,周立波的演出的確緊扣當下重要的社會熱點。從改革開放30年、金融危機,到上海解放60周年,單人講演的表演形式,使得他可以短期之內(nèi)涉及如此新的社會話題。不過,如果進一步分析周立波的這幾期“海派清口”,便會發(fā)現(xiàn),他的講演并不總是一個完整的故事――或者用周立波本人喜歡的說法,擁有一個完整的邏輯。
到目前為止,所有演出中整體結構相對完整的,當屬《笑侃30年》。作為對改革開放30年的回顧,衣食住行構成了這一輪表演的主要線索。只是這一相對完整的結構,與其說是表演者組織構思的巧妙,不如說是借了“改革開放”這一主題的光。畢竟,30年來,“改革開放”席卷了中國社會的一切,成為絕對的主角,滲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凡是在這30年間發(fā)生的事情,都可以納入其中。同時,“笑侃30年”對改革的敘述模式,和當下的主流敘述基本一致。尤其是30年的笑聲,集中在對舞廳、抓賭和“打樁模子”的模仿和回憶之上。在此過程中,重述網(wǎng)絡上流行的段子,挪用舊有的相聲或滑稽段落,模仿老滑稽和知名人物,所有這些也都可以毫不費力地融入其中,構成一臺熱鬧的“話說當年”。
如果說人們總是以今天為出發(fā)點,向過去投去視線和笑聲,即便絲毫不談論今天的現(xiàn)實,也能夠通過這些視線和笑聲回溯出一個今天的位置。那么,要想在《笑侃30年》中完成這一對今天的回溯和定位,卻并不容易。對《笑侃30年》來說,主題的確是時事的,然而支撐這一主題的講述內(nèi)容是散漫的各色回憶。當然,這些回憶并非只屬于周立波個人,而是置身于對兩個“30年”的主流評價之中,從屬于整個社會集體的記憶模式。于是,在如此緊扣時代的主題下展開的滑稽,與其說是一次立足于當下而展開的對過去的回顧,不如說是將人們拉出現(xiàn)在,沉浸到過去之中的一次笑聲之旅?!皶r事”的定義,也就在這樣的旅行中被模糊了。一切以“今天”的名義所做的回憶,和當下并無切實的關聯(lián)。從“時事”出發(fā)的“海派清口”,最終成為脫離當下、沉溺到過去中的一次借口。而這樣的沉溺帶來的,是某種隱秘的今天的安全感。
這一整體結構的模糊和基本態(tài)度的曖昧,在《我為財狂》和《笑侃上海灘》中表現(xiàn)得越發(fā)明顯。盡管舞臺上的“周立波”仍是那么胸有成竹地勾劃手中的提綱,不過這份提綱似乎并沒有使演出結構清晰的作用。他的表演也往往分散為幾個不同的部分。一部分自然是和主題直接相關的,比如《我為財狂》中,講述當股市大盤一片飄綠時,小鳥卻把它當成了森林公園,紛紛遭殃之類。一部分則是對早已流傳的笑料的講述或再加工。這一部分的笑料,聚集了眾人的智慧和幽默。它們對聽眾來說并不新鮮,卻可以讓人們再一次一同發(fā)笑。另一部分則是無論何種主題都會出現(xiàn)的段落。比如,對知名人物和“打樁模子”的模仿,講述周柏春老師的趣聞軼事等。不難發(fā)現(xiàn),這幾個部分和“時事評論”之間的關系,并不完全一致。其中,最能緊扣“時事”,表現(xiàn)“海派清口”表演者的態(tài)度和看法的,當屬原創(chuàng)。而在選擇對哪些舊有的笑料展開重述時,觀眾的熟悉程度和搞笑程度往往取代了對“時事”的議論,成為最重要的取舍標準。至于最后一部分的模仿秀,則是任何主題都可以搭配的段落,大有成為“海派清口”保留節(jié)目的趨勢。
的確,要在兩個小時之內(nèi),滔滔不絕地講述完全原創(chuàng)的笑料,是非常困難的事情。借助于一些既有的材料,搭配上一些拿手或壓軸的段子,也在情理之中。不過,這樣的借助和搭配能否真正服務于演出的主題,緊扣其所要品評的時事,卻是考察“海派清口”中的“時事”的關節(jié)所在。其中的尺度和平衡,并不容易把握。而一旦過分依賴于既有的材料或拿手的段子,忽略了對主題的深入推進,放棄了時事評論的基本職責,那么整個“海派清口”所推崇和標榜的“時事”的含義,也就此模糊起來。至此,即便構成每一場演出的各個段子都邏輯嚴密、精彩異常,都無法掩蓋這一由“海派清口”的整體結構顯現(xiàn)出來的對“時事”的曖昧態(tài)度。
可以看到,從始至終,“海派清口”給出的是兩種對于“時事”的不同理解。其一,是選題上的,即對社會當下重要話題的關注。然而,選擇何種話題加以關注和緊跟,并非因為表演者對此類話題有怎樣深入的認識、全面的把握,大多數(shù)情況下只是因為它正是當下的熱門議題。也就是說,在這一層面的“時事”的選擇上,表演者是“從眾”的,緊緊跟隨主流媒體或大眾輿論的焦點。在此,他并不特別需要有自己的態(tài)度和立場。即便他的態(tài)度和立場是相當模糊不清的,也可以照樣“真誠地幽默和搞笑”。其二,是指具體的社會新聞。比如在《笑侃上海灘》中,沈陽授予“小沈陽”勞模稱號,便被“周立波”及時拿來諷刺了一把。而在《我為財狂》中,投機失敗的榮家大小姐,則成為刻薄的重點對象。在這一類的譏諷中,社會新聞的焦點總是集中在具體的人事之上?!爸芰⒉ā钡牧嫜览X,更是將人們的目光聚焦于此。
于是,“海派清口”自我標榜的“緊跟時事”,實際上游走在這兩種對時事的理解之中。在社會重大主題的選擇上,“周立波”并無自己獨到的見解,他的優(yōu)勢只在于對于具體個別的社會新聞,發(fā)出自己的譏諷。這種整體把握上的匱乏,也就使得“海派清口”在不知不覺中形成了結構散漫的傳統(tǒng),仿佛總可以在其中隨心所欲地加上觀眾喜歡的笑料。這樣做的結果是,每場發(fā)笑600次的效果不難達成,但演出對時事評論的要求卻并不高,對表演者的挑戰(zhàn)也就越來越小。即便隨處可以看到閃光點,但卻始終串不成一條完整的項鏈。甚至于到了后來,想要串出項鏈的愿望也在哄然的笑聲中被淡忘和遺棄了。
希望一名演員具有對社會整體的把握能力,擁有自己獨到的見解和立場,這自然是非常高的要求。表演者一時無法達成,或他的智慧只在于具體的時事新聞,而非對時代的洞見,這一狀況也很正常。不過,由此而來的問題是,如果當下如此紅火的“海派清口”中并沒有這一類洞見,那么那種被觀眾所期待、認同和激賞的“拎得清”的旁觀者的姿態(tài),又是什么呢?
實際上,在散漫的演出結構中,仍有一種貫穿始終的態(tài)度填補了此類整體把握的空缺,那就是對城市文化的基本態(tài)度。無論是城市才能通行的極端的計算邏輯――“花了同樣的價錢買票,別人笑了一百次,你只笑了九十八次,那你就吃虧了”,還是由咖啡和蒜頭的對比而來的南北文化的不同,“周立波”時時體現(xiàn)著一種大城市的自覺。這或許也是周立波將自己的演出命名為“海派”的一大原因。自從被魯迅一語封殺,定名為“商的幫忙”,“海派”的名聲便一直不佳。直到上世紀90年代,才迎來了自己的轉機。一面是上海的“重整旗鼓”,興致勃勃地和國際接軌,向著大都市的標準進發(fā);一面是“張愛玲”挽著“老上海”的風潮,從海外刮來?!昂E伞睘樽陨碚氖聵I(yè),也就從此開始。經(jīng)過十多年的努力,現(xiàn)在的“海派”已經(jīng)一改過去急欲為自己辯護的守勢,開始擁有不屑于辯白的矜持。周立波的“海派”,正是這矜持的一個部分。他不再“急吼吼”地為自己的城市姿態(tài)辯白,而是含蓄地指出,城市和它的生活方式乃至快樂原則,已經(jīng)成為社會中無需討論的部分。
有人說這樣的演出充分迎合了上海人的自我想象。這樣的說法,并非毫無道理。不過,僅僅把“上?!崩斫鉃橐粋€確定不移的區(qū)域,而不是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出現(xiàn)的城市文化的象征符號,就很容易忽略了城市文化,尤其是大都市文化在當前中國社會中的曖昧地位。如果說在過去的幾十年中,由大都市所代表的現(xiàn)代文明在發(fā)展過程中總是有著不可置疑的地位,預示著美好生活的方向的話,那么新世紀以來,對這一種城市文化的質(zhì)疑也在與日俱增。盡管上海世博會的中文標語仍然可以不假思索地宣稱“城市,讓生活更美好”,不過在英語標語中,這樣的宣稱卻搖身一變,成了“better city, better life”的期許。怎樣的城市才能帶來更好的生活?更好的生活,需要怎樣的城市文化?在這些問題面前,人們變得越來越遲疑和迷惑。
在討論滑稽的意義時,柏格森曾經(jīng)指出,所謂的滑稽,“與其說是丑,不如說是僵”,是“身體、精神和性格的某種僵硬”,“社會要進一步消除這種身體、精神和性格的僵硬,使社會成員能有最大限度的彈性,最高限度的彈性。這種僵硬就是滑稽,而笑就是對它的懲罰?!盵3]如此說來,由社會時事而來的滑稽,呈現(xiàn)的恐怕便是社會本身的僵硬。當人們由緊跟時事的滑稽哄然大笑時,其所懲罰和清除的,正是這種社會本身的僵化和呆板。
以此打量周立波的“海派清口”,便會發(fā)現(xiàn),這種以時事評論為特點的喜劇或都市笑料,的確可以更方便更直接地引發(fā)及時的笑聲,以清除社會中的某些僵硬。然而,到目前為止,這一裝置本身卻仍然牢牢地立足于城市文化的固有姿態(tài),不愿意更深地觸及乃至批評自身。正是在這一種更深層的僵化中,時事的選取,往往只能聽從于社會主流媒體,或拘泥于具體的事件,無法進一步獲得屬于組織時事、編織社會的新的眼光,更新人們對于城市文化和生活方式的理解。如此一來,“海派清口”體現(xiàn)的,正是當前處于徘徊中的中國城市文化的基本狀態(tài)。人們一面表現(xiàn)出對時事評論特別的熱衷和快意,一面又流連在固有的城市文化之中,從對社會時事的搞笑中獲得片刻的安心,滿足于某種不自覺的自得與驕傲。
在此,觀看“海派清口”,與其說是新的城市娛樂方式,不如說是生產(chǎn)出這一文化產(chǎn)品的城市生活給人們新出的一道選擇題。紅火的“海派清口”所揭示的,也許不僅是一次成功的商業(yè)運作,更是當前城市文化的現(xiàn)實需要和可能選擇。如果社會時事的含義,在這一類的表演中越發(fā)模糊不清,僅僅淪為搞笑的消費對象,那么城市文化內(nèi)在的機械和僵硬,并不因笑聲而減少退卻,反而可能由此遞增疊加。如果社會時事對于今天的城市文化的意義,能夠通過這樣的演出和笑聲日漸明確,越發(fā)突出,那么這樣的笑聲,便是為重新定位和理解城市文化清掃道路?!昂E汕蹇凇钡拇笫軞g迎,既意味著重新理解城市文化的可能,又有著重新遮蔽這一可能的嫌疑。
無論如何,生活不能沒有笑聲。時事的滑稽,我們的笑聲,也許是城市文化的吊詭之處,也許什么也不是。是滿足于一時的愉悅,還是發(fā)出更為有力和長久的笑聲,不只是滑稽演員周立波們的責任,更是我們共同的責任。
注釋:
[1]在演出中,周立波總是要做如下說明:以下是周立波演的“周立波”,其言論和周立波本人無關。本文沿用了這一區(qū)分。
[2] “拎得清”和“搓刻”都是上海話。前者的意思是頭腦清楚明白,懂得其中的奧妙;后者的意思是指一種四兩撥千斤式的刁鉆刻薄。
――上海老品牌的情感流失與無奈選擇
從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上海灘到今天的國際性大都市,越來越多的國內(nèi)外品牌蜂擁而入這個商機無限的大市場。而誕生于本地的眾多老品牌逐漸被擠壓著、邊緣著、沖撞著,新興的市場漸漸淡忘了它的深厚文化底蘊及其背后的動人故事,而關于它的一切,卻只能在人們的懷舊歲月中尋找更生動的回憶。這種情感流失讓老品牌未來的選擇很無奈,如果老品牌不想成為“大城小愛”中的主角,它們就必須要在無奈中作出選擇。
――編者
文化支撐上海品牌復興
在計劃經(jīng)濟時代,人們要求綿羊,按照一定的路子往前走,但是現(xiàn)在需要豺狼,上海的企業(yè),需要一點血腥,需要一點狼性,需要一點張牙舞爪的東西。相信狼性十足的企業(yè),到一定程度以后,又會重新回到彬彬有禮上來。
和老品牌比較起來,在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涌現(xiàn)出來的品牌既幸也不幸。幸運的是,這個時代的品牌能速生,往往幾年時間就大紅大紫;不幸的是,這個時代的品牌有太多的后來者,后來者一樣能夠速生,那么,以往的成功者就可能在后來者的綻放中枯萎。在新品牌的層出不窮和強勁的爆發(fā)力的摧枯拉朽之下,老品牌如何重生與新品牌共同存在,在現(xiàn)代的商貿(mào)雨林中角逐一席之地呢。
老品牌今安在?
過去的50多年里,上海品牌曾經(jīng)輝煌得無以復加。在“老三樣”時代,自行車中的鳳凰、永久,表業(yè)中的上海手表,以及蜜蜂牌縫紉機都是各自行業(yè)的翹楚。隨后,上海生產(chǎn)的金星、飛躍、凱歌電視機,華生牌電扇,上菱、雙鹿電冰箱,幸福牌摩托都是憑票供應的緊俏貨色。但如今,摩托業(yè)轉到了重慶,縫紉機轉到了臺州,而上海家電業(yè)中心的位置也早已不保。
上海老品牌一開始是鶴立雞群,到如今卻在整個中國品牌群落當中逐漸沒落,許多上海老品牌都布滿了厚厚的灰塵。1995年首批榮獲“上海名牌”的152個產(chǎn)品,目前僅剩100個,12年里52個名牌悄然消失。對中國人特別是上海人來說,人們更多的是用一種回憶的姿態(tài)來講述上海品牌。
美加凈,一個在計劃經(jīng)濟時代曾經(jīng)輝煌的化妝品老品牌,將準備重出江湖,據(jù)了解,上海家化集團已10年沒有在央視黃金段位投放過廣告。但是今年一投放,在A特段就中標5000萬元。美加凈開始在央視1套到6套節(jié)目頻頻亮相,似乎要找回上海家化當年的磅礴氣勢。上海家化聯(lián)合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jīng)理王茁表示,“這只是我們整合營銷預算的一小部分,我們將在央視黃金段位力推美加凈和六神兩個品牌。”如此打造美加凈,顯示了其在營銷上的決心。
1999年,上海手表廠重組成立上海表業(yè)有限公司, 2006年,上海自主研發(fā)“手表制造技術皇冠上的明珠”――陀飛輪機芯,使“上海牌”手表這個老品牌再次打響。上海表業(yè)有限公司推出10萬元一只的上海牌手表,限量發(fā)行50只全部預售一空。2005年亮相瑞士鐘表展時,當?shù)厥直砩腆@詫之余,對其“ 1萬美元一塊”的報價連稱“不貴!”最近,不少世界知名品牌手表廠家找上門,開價上萬元一個要請公司貼牌生產(chǎn)陀飛輪機芯,上海表業(yè)有限公司一公司負責人曾表示:臥薪嘗膽這些年,是向世界打響“上海牌”的時候了。
新品牌逐鹿
在日本,有個叫孫正義的人,曾經(jīng)是能和比爾?蓋茨爭奪世界首富地位的人。他創(chuàng)辦的日本軟銀,正是按照他自己的規(guī)劃,一手打造的新品牌。孫正義很早就意識到,要達到自己的人生目標,就要創(chuàng)辦“變異怪獸”型企業(yè)。他認為IT、互聯(lián)網(wǎng)技術的發(fā)展能夠讓傳統(tǒng)的企業(yè)形態(tài)發(fā)生變異,從而誕生體形巨大的怪獸。而品牌創(chuàng)設之路,也變得輕而易舉了。的確,今天軟銀在日本已經(jīng)是很知名的品牌了。
像“YAO”這樣的個人品牌,幾乎無須張揚個性,就變得非常知名,為什么,因為姚明太高了。而像分眾、盛大這樣的互聯(lián)網(wǎng)品牌,為什么知名?因為它們被太多人接觸到,而且它們的市值膨脹得太快了。
新品牌的涌現(xiàn)幾乎是必然的,況且上海匯聚了高端的人才、技術、資本等要素,這里具備誕生上述新品牌的各種要素。關鍵是,這里是各種思潮交匯的要地。在這里,每個擦肩而過的人,都可能給你提供靈感。但具體到每個個案時,卻無不充滿偶然。說到底,是市場選擇了品牌。
上海是很多企業(yè)進行全國營銷的高地,也是很多外資品牌進入中國市場的橋頭堡。能夠在上海站住腳跟,全國市場也就不難。但是,這也許只適合于傳統(tǒng)產(chǎn)業(yè),對于新品牌來說,最終難道會真的形成上海新品牌、北京新品牌、廣州新品牌這樣的分布嗎?
業(yè)務分布一定會較地域分布更為重要?;ヂ?lián)網(wǎng)會形成地域性的品牌,但地域性的品牌一定不會非常知名,也難以成為怪獸。所以我們看上海的新品牌,一定要首先看上海的新品牌們,如何規(guī)劃好自己的業(yè)務分布。
從上海崛起的分眾傳媒正成為一個耀眼的新媒體品牌。分眾傳媒董事局主席、CEO江南春認為,分眾傳媒能夠獲得廣告主青睞,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過去幾年所推行的發(fā)展策略。一方面追求覆蓋更多的時間和空間;另一方面,分眾傳媒追求更深入的細分。江南春說分眾傳媒將繼續(xù)奉行開拓傳播領域藍海的策略。
中國新廣告研究中心金定海教授是這樣評價的,分眾傳媒突破了傳統(tǒng)媒體的空間限度,致力于打造在生活與非生活、工作與非工作的過程空間或非自主滯留環(huán)境中的傳播強效性,尤其注重拓展對消費者的不確定意識狀態(tài)中的確定性傳播。
文化支撐復興之路
上海人有分老上海和新上海,但是如果我們說到上海的品牌,是不是也有老上海和新上海呢?或者說,那些曾經(jīng)在歷史記憶中間,或者深刻,或者浮現(xiàn)印象的那些品牌,是不是也能夠隨著市場和時代的發(fā)展,它能夠不斷地煥發(fā)出新的魅力呢?上海的老品牌能不能找到新的價值,新老品牌是不是可以把他們看作狼和羊在現(xiàn)代商業(yè)市場風雨中適者生存了。
“上海灘”的出現(xiàn),給中國服裝品牌一個感嘆號
一個獨具魅力的品牌“上海灘”(Shanghai Tang),卻在全球時尚界掀起了一股浪潮:皇室成員如英國查爾斯王子、已故的戴安娜王妃;政界人士如 希拉里、撒切爾夫人;明星如娜奧米•坎貝爾、維多利亞、安吉利娜•朱麗、尼古拉斯•凱奇、劉德華等人都是“上海灘”的粉絲。
在全球,“上海灘”已經(jīng)開了30家專賣店,而且都是在巴黎、倫敦、紐約、東京、迪拜這樣的時尚大都會。在海外提到頂級品牌管理經(jīng)典案例,“上海灘”是教授們口中的最標準的中文單詞,意大利、法國、新加坡等著名商學院的課程都有“上海灘”的故事。
國內(nèi)企業(yè)喊了好多年“打造國際一流品牌”的口號遙遙無期,而“上海灘”只用了十余年的時間就已經(jīng)達到了全新高度。原因在于我們的企業(yè)對于中國的文化與元素視而不見,而“上海灘”則融合了5000年的中華傳統(tǒng)和21世紀新文化元素并靈活運用絲綢、雪紡、羊絨、亞麻等高級面料,以精美的顏色和感性的設計聞名于世。
上海灘的成功,給中國服裝品牌上了一堂“文化課”
之所以給中國服裝品牌上了一堂“文化課”,在于它打破了一個“只有模仿歐美才是出路”的偏見,對于西方來講,中國五千年的悠久歷史永遠有致命的誘惑,中國元素是時尚產(chǎn)業(yè)取之不盡的金礦,通過獨到的眼光和合理的模式去挖掘開發(fā),才能誕生充滿文化底蘊與獨特風格的品牌?!吧虾鄙瞄L于從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汲取靈感,在服裝中大量運用了刺繡、包邊和盤扣等中國傳統(tǒng)服飾元素, 采用雙喜、雙魚、八仙、壽字等圖案,最有名的改良式現(xiàn)代旗袍、唐裝和馬褂,以黑色絲絨面配鮮艷真絲襯里的TANG JACKET在歐美消費者眼中成為中國時尚的符號。
中國的服裝企業(yè),不缺好的工藝與設備,不缺好的面料,甚至不缺好的設計師,但與國際成功的品牌,包括“上海灘”相比,最缺少的是“品牌之魂”,即品牌的文化定位。眾多的服裝品牌的文化內(nèi)涵不止是“蒼白”,甚至是“空白”。
“上海灘”的成功,還給中國服裝品牌上了一堂“功夫課”。
我們不得不研討一個尷尬的問題:盡管很多人把“上海灘”的成功,看作是“國際頂級奢侈品中第一個中國品牌”的誕生,但是,從嚴格意義上界定,“上海灘”不能算做中國品牌,準確的說,是“中國概念”。
“上海灘”1994年由香港鄧永鏘先生創(chuàng)辦,品牌出生地是中國無疑,然而,真正走向國際舞臺,則是2000年由世界第二大名牌集團――瑞士歷峰 (RICHEMONT GROUP)收購之后,歷峰帶著旗下卡地亞、登喜路、伯爵、萬寶龍等一批奢侈品牌的運作經(jīng)驗,其高級管理人員將成熟的經(jīng)營機制帶進了"上海"灘,一步步提升品牌價值,上演了“灰姑娘變公主”的奇跡。目前,“上海灘”已經(jīng)成為歷峰旗下第三大盈利品牌,它一年為集團賺的錢比登喜路和萬寶龍都多。
關鍵詞:歷史文化街區(qū);排水管道;溝槽支護;設計;施工
Abstract: the groove support is the guarantee piping installation and groov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safety of groove of the retaining wall to strengthening and protection measures. The article mainly in haikou agriculture architectural history and cultural blocks, drainage groove supporting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are discussed.
Key words: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blocks,; Drainage pipe; Groove support; Design; construction
中圖分類號:E223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前言
2007年3月,國務院將??诹袨閲覛v史文化名城。??谑袣v史上作為連接我國內(nèi)陸與東南亞地區(qū)的重要樞紐,形成了特色鮮明的文化沉淀。舊城區(qū)現(xiàn)存的幾條民國時期所形成的南洋風格特色騎樓街巷,是作為??诔鞘杏晒爬铣擎?zhèn)發(fā)展為沿海繁華商業(yè)城市的歷史見證,具有很高的文化價值和藝術價值。保護歷史遺存,挖掘城市歷史文化特色,恢復歷史城區(qū)活力,是??诔鞘邪l(fā)展需要重點考慮的問題。
根據(jù)海口騎樓建筑歷史文化街區(qū)保護與綜合整治規(guī)劃,??谑腥嗣裾m時地提出了對騎樓建筑歷史文化街區(qū)內(nèi)五條老街及一些巷弄進行保護和綜合整治的工作要求,在工作目的中強調(diào)了改善區(qū)域基礎設施條件、完善市政等配套設施的要求。要達到以上工作目的,設計中采用分流制及截流式合流制相結合的排水體制,其中五條主要老街(中山路、大興西路、博愛北路、新華北路、解放東路)的街區(qū)排水均采用雨污分流制。這五條老街均具有以下特點:
第一,街道兩側均為上世紀20、30年代修建的騎樓建筑,具有很高的保護價值,同時由于使用時間較長,房屋總體質(zhì)量較差。
第二,街道下各類管線密集,老管線的敷設由于沒有相應規(guī)劃控制,凌亂不堪,同時原有地下管線,地下設施的檔案資料由于涉及部門多范圍廣很難調(diào)查清楚,造成排水布設難度較大。
第三,五條老街位于??谑泻5橄习?,區(qū)域地下水位較高,地質(zhì)狀況不甚理想,給排水管道施工帶來極大的不便。
上述狀況都給排水管道的設計和施工帶來了一定的困難。如何合理地對騎樓建筑歷史文化街區(qū)排水管道溝槽進行設計,確保安全經(jīng)濟是整個綜合整治項目的難點。
一、溝槽支護特點
1.溝槽支護具有不確定性
隨著城市建設的快速發(fā)展,地下各種設施管線也越來越密集,原有地下管線,地下設施的檔案資料由于涉及部門多范圍廣很難調(diào)查清楚。溝槽支護工程又受周邊建筑和地下設施的影響很大,使支護結構設計施工和基坑開挖前無法準確查明。在溝槽支護結構施工或基坑開挖過程中,有些事先不明、無法預料的周邊條件和地質(zhì)條件的變化,往往給工程帶來很大的麻煩,甚至造成嚴重后果。給國家和單位造成了巨大的經(jīng)濟損失和不良的社會影響。
2.技術綜合性強
溝槽支護技術是給排水專業(yè)工藝、巖土力學與結構力學的結合。工程技術人員既要有豐富的給排水工程專業(yè)設計施工知識和經(jīng)驗,又要有一定的巖土力學結構專業(yè)知識和經(jīng)驗;同時支護設計與施工方法選擇受地域地質(zhì)條件影響很大,因此需要具有相當豐富的施工經(jīng)驗和對當?shù)氐刭|(zhì)情況的深入了解。
3.溝槽支護具有臨時性
溝槽支護結構大多為臨時性結構,其作用僅是在溝槽開挖和管道安裝施工期間,保證溝槽周邊建筑物、道路、地下管線等環(huán)境的安全和本工程管道安裝的順利進行,其有效使用期往往很短。
二、工程概述
??谑序T樓建筑歷史文化街區(qū)保護與綜合整治工程(一期)包括海口市五條老街(新華北路、解放東路、博愛北路、大興西路、中山路及中山橫路),本次建設項目的目標是:達到城市街道設施完善、空間完整有序、交通便捷順暢、環(huán)境整潔美觀、街道空間富有特色和識別性,使??谑序T樓建筑歷史文化街區(qū)的形象有較大改觀,提升歷史文化街區(qū)整體形象價值,增強歷史文化街區(qū)的對外吸引力。
由于海口市騎樓老街兩側建筑的特殊性,同時考慮到項目沿線地下水位較高,為了防止管道溝槽施工過程中對兩側騎樓建筑的影響,建設業(yè)主特委托我們進行專項溝槽支護設計。本次設計溝槽長度為1525m。
三、 支護設計原則
在確保支護結構的安全、保證溝槽周圍道路及建筑物安全的前提下,做到經(jīng)濟合理,滿足國家建設工程的有關法規(guī)和規(guī)范要求,施工可行方便,盡量縮短工期,滿足土方開挖及地下管線施工的技術要求。
四、工程地質(zhì)條件
1. 地形地貌
擬改建道路沿線穿過的原始地貌為南渡江三角洲沖積平原,地勢平坦。道路沿線的地面高程為2.51m~4.19m。
整個路段為海口主要商業(yè)街,道路狹小,商店林立,熱鬧非凡,人流和車流量頻繁。
地層結構及基坑支護設計采用巖土參數(shù)
經(jīng)勘察查明,鉆探深度范圍內(nèi),各道路沿線地層自上而下依次為雜填土層(Qml)、第四系全新統(tǒng)河流沖洪積相(Q4al+pl)、下更新統(tǒng)海陸交互相沉積層(Q1mc)。
基坑支護設計采用巖土參數(shù)見下表。
地基土設計參數(shù)建議 (表1)
五、水文地質(zhì)條件
在勘探深度范圍內(nèi)道路沿線地下水有一層,主要是賦存于第①層雜填土、②粉砂、第③層粗砂層中,為第四系松散層孔隙潛水,其補給來源主要接受大氣降水和美舍河、海甸溪側向入滲,排泄途徑主要是地表蒸發(fā)和向海甸溪滲流,本次勘察期間測得地下水穩(wěn)定水位為0.80m左右。根據(jù)街道居民反映的情況,地下水年變化幅度約0.5m。
六、溝槽支護設計方案比選
參照巖土工程勘察報告及相關規(guī)范規(guī)程并結合相關類似工程經(jīng)驗,根據(jù)溝槽開挖至回填間隔時間短的特點,按各路段所處周邊環(huán)境及挖深的不同,有針對性的選擇適合其施工的支護方案。
由于騎樓街道間距較窄,同時道路兩側許多騎樓古建筑基礎較淺,建筑擴大基礎邊緣甚至已進入機動車道內(nèi)緣,因此在本項目中采用明開槽放坡方式開挖不甚合適,本設計均采用直槽加支護方式對溝槽進行施工。
根據(jù)管線橫斷面布置,為了縮短施工工期,減少對民眾的影響,雨污水采用合槽方式進行施工。
由于本路段地下水位較高,為了防止溝槽開挖時產(chǎn)生沙涌,擾動騎樓基礎,導致古建筑破壞,特結合降(止)水及支護方式進行以下幾個方案比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