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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時期的經(jīng)濟政策范文第1篇

    一、古代中國土地制度的演變

    土地制度包括土地的所有、占有、支配和使用諸方面的關(guān)系。中國古代社會的土地制度經(jīng)歷了氏族公社土地所有制、奴隸主階級國家土地所有制、封建國家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

    原始社會,土地屬于氏族公社所有,也就是土地公有制。奴隸社會,土地制度是以西周實行的井田制為代表的土地國有制,經(jīng)濟上的井田制和政治上的分封制密不可分,從而共同促成了西周文明的繁榮。春秋時期,隨著鐵農(nóng)具的出現(xiàn)、牛耕的推廣和社會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井田以外的荒田被大量的開墾為私田,加之兼并戰(zhàn)爭頻繁,土地轉(zhuǎn)讓關(guān)系進一步發(fā)展,在井田上耕種的勞動力減少,井田制遭到破壞。魯國實行按畝收稅,其他諸侯國也競相效仿,這實際上承認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秦國以及其他諸侯國先后進行變法,廢除井田制,以法律形式確立了封建土地私有制,從而解放了生產(chǎn)力,促進新興地主階級的發(fā)展壯大,自耕農(nóng)成為國家賦稅的主要承擔者。

    二、重農(nóng)抑商和閉關(guān)鎖國政策

    重農(nóng)抑商政策強調(diào)發(fā)展農(nóng)耕,限制手工業(yè)和商業(yè)的發(fā)展,以農(nóng)業(yè)為本業(yè),以商業(yè)為末業(yè)。它是古代中國歷代王朝采用的最基本的經(jīng)濟政策。海禁與閉關(guān)鎖國政策主要指禁止國人出海貿(mào)易,嚴格限制外商來華貿(mào)易。重農(nóng)抑商政策與閉關(guān)鎖國政策既有聯(lián)系又有區(qū)別,可從實施階段、目的、影響等方面進行比較。

    1.實施階段:前者實施于戰(zhàn)國時期,貫穿于整個封建社會;后者實施于封建社會衰落時期。

    2.實施目的:前者在于壓制商人勢力,維護封建統(tǒng)治經(jīng)濟基礎;后者在于防御外來殖民勢力,維護封建體制。

    3.根本目的:兩者都是為了維護封建統(tǒng)治。前者是要嚴格控制國內(nèi)市場和商業(yè)活動,后者是要禁止國人出海貿(mào)易,限制外商來華貿(mào)易。

    4.影響:兩者都阻礙了商品經(jīng)濟的發(fā)展和資本主義萌芽。前者在封建社會初期有利于農(nóng)業(yè)的發(fā)展,到中后期則阻礙了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和資本主義萌芽的成長;后者有一定的自衛(wèi)作用,但不利于資本主義萌芽的發(fā)展,使中國長期與世界隔絕,限制了中國與西方的經(jīng)濟文化交流,使中國落后于世界潮流。

    三、古代三大經(jīng)濟部門的特征

    1.古代中國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的特點

    把握古代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的基本特點可從生產(chǎn)模式、生產(chǎn)方式、農(nóng)業(yè)結(jié)構(gòu)等角度著手。自給自足的小農(nóng)經(jīng)濟是中國封建社會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基本模式,以小農(nóng)個體經(jīng)營為主是古代中國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的基本特點,精耕細作技術(shù)是我國古代農(nóng)業(yè)的主要耕作方式。

    小農(nóng)經(jīng)濟以家庭為生產(chǎn)、生活單位,農(nóng)業(yè)和家庭手工業(yè)相結(jié)合,在沒有天災、戰(zhàn)亂和苛政的情況下,“男耕女織”式的小農(nóng)經(jīng)濟可以使農(nóng)民勉強自給自足。從農(nóng)業(yè)結(jié)構(gòu)上看,以糧食種植業(yè)為主,以家畜飼養(yǎng)為輔。中國古代的重大文明成就都是在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發(fā)展基礎上取得的。小農(nóng)經(jīng)濟是推動精耕細作技術(shù)發(fā)展的主要動力,是中國古代一切文明成就的基礎。但是,小農(nóng)經(jīng)濟狹小的生產(chǎn)規(guī)模和簡單的分工,很難擴大再生產(chǎn),阻礙了社會分工和交換經(jīng)濟的發(fā)展,到近代以后,它日益成為阻礙社會生產(chǎn)發(fā)展的因素。

    2.古代中國手工業(yè)發(fā)展特征

    古代手工業(yè)是指依靠手工勞動,使用簡單工具的小規(guī)模工業(yè)生產(chǎn)。手工業(yè)產(chǎn)生時從屬于農(nóng)業(yè),主要表現(xiàn)為家庭手工業(yè)。在原始社會末期,手工業(yè)從農(nóng)業(yè)中分離出來,成為獨立的生產(chǎn)部門。所以,手工業(yè)的第一個特點是其生產(chǎn)歷史悠久,源遠流長。夏商周時期以青銅鑄造為代表的手工業(yè),由官府壟斷、政府直接經(jīng)營,進行集中的大作坊生產(chǎn)。春秋戰(zhàn)國時期,逐步形成了官營、私營、家庭手工業(yè)三種經(jīng)營形態(tài)。官營手工業(yè)產(chǎn)品精美,享譽世界,直到明代前期一直占據(jù)主導地位;明中葉以后紡織、制瓷、礦冶等行業(yè)中,私營手工業(yè)后來居上,占據(jù)社會手工業(yè)生產(chǎn)的主導地位;而家庭手工業(yè)也占有一定的比重,它有利于穩(wěn)定小農(nóng)經(jīng)濟,但技術(shù)落后,生產(chǎn)分散,妨礙了市場的發(fā)育。這是古代手工業(yè)發(fā)展的第二個特點,即官營、私營和家庭手工業(yè)三種經(jīng)濟形態(tài)并存,官營手工業(yè)占據(jù)特殊地位。第三個特點則是手工業(yè)的生產(chǎn)技術(shù)不斷進步,長期領先于世界,產(chǎn)品遠銷海外。第四個特點就是手工業(yè)生產(chǎn)部門不斷增加,勞動分工越來越細,著名的有冶金、絲織和瓷器制造。此外,手工業(yè)發(fā)展與農(nóng)業(yè)發(fā)展緊密結(jié)合,并長期受到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制約,手工業(yè)的布局隨著經(jīng)濟重心南移而變化也是古代手工業(yè)發(fā)展的一大特點。

商周時期的經(jīng)濟政策范文第2篇

關(guān)鍵詞:唐叔虞 封地之說 晉文化 地域 年代

中圖分類號:G129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0)03-288-02

近幾年來,關(guān)于唐叔虞和晉文化的研究再度興起,其中關(guān)于唐叔虞的封地始終是各家爭論的焦點問題。本文旨在扼要的回顧并探討叔虞封地問題,并在此基礎上淺論唐叔虞和晉文化之間的關(guān)系。

一、西周初年唐叔虞始封地之再探

周初唐叔虞所封唐國究在何處,已成為史學界一個引致多年爭議的議題,基本的觀點有二:其一,不少史家、學者認為唐叔虞始封之唐地在今山西翼城一帶,如張守節(jié)《史記正義》、李泰《括地志》、顧炎武《唐晉辯》、徐繼《晉國初封考》、王軒《山西通志》等;其二,認為在太原晉陽縣的,如班固《漢書》、鄭康成《唐風譜》、杜預《左傳注》、酈道元《水經(jīng)注》、朱熹《毛詩選》、閻若璩《釋地余論》、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全祖望《日知錄集解?唐注》、朱《重修唐叔虞祠記》、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等均為此論。前者的主要依據(jù)是《史記?晉世家》:“周公滅唐,遂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故曰唐叔虞。”晉陽在汾河之西。因此斷定唐叔虞的封地在山西翼城。后者的依據(jù)《晉世家》“唐叔子燮,是為晉侯”句下《正義》引《括地志》云:“故唐城在并州晉陽縣北二里?！冻怯洝吩?‘堯筑也’?！蹲趪汲怯洝吩?‘燮父徙居晉水傍,’《毛詩譜》云:‘燮父以堯虛南有晉水,故曰晉侯?！眲t謂晉水在晉陽,《括地志》所述唐城有二,顧亭林只引了“一在絳翼城縣西二十里平陽之唐城”,而不引“在并州晉陽縣北二里的太原之唐城”,因此認為顧氏說法欠妥,而決定了晉國始封地在晉陽。

如果追述這一問題,最先提到唐叔虞分封的當是司馬遷之《史記?晉世家》。但是對于唐叔虞的封地概括較為籠統(tǒng):“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故曰唐叔虞”,僅此而已。之后班固在《漢書?地理志?太原郡》中較為詳細地提到了分封問題:太原郡所屬二十一縣中,“晉陽縣”列在第一位,并自注曰:“故《詩》唐國,周成王滅唐,封地叔虞,龍山在西北,有鹽官,晉水所出,東入汾?！卑喙陶f晉陽“故《詩》唐國”,是因為《詩經(jīng)》有《唐風》。班固認為,《詩經(jīng)》中的《唐風》詩就其來源來講應是班固時代晉陽縣的民間樂曲或歌謠。

再之后的鄭玄、皇甫謐、杜預、范曄等人都對唐叔虞的封地有過論述,但是論述最為詳盡的是北魏時期的酈道元,其《水經(jīng)注》卷六“晉水”條中對“唐”之地名及“晉水”做了解釋:晉水出晉陽縣西懸甕山?？h故唐國也?！洞呵镒髠鳌贩Q,唐叔未生,其母邑姜夢帝謂己曰:“余名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之參,及生,名之曰虞?！薄秴问洗呵铩吩?“叔虞與成王居,王援桐葉為,以授之曰:‘吾以此封汝?！菀愿嬷芄?。周公請曰:‘天子封虞乎?’王曰:‘吾戲耳?！?‘天子無戲言?！瘯r唐滅,乃封之于唐。”縣有晉水,后改名為晉,故子夏敘《詩》稱此晉也,而謂之唐,儉而有禮,有堯之遺風也?！稌x書?地道記》及《十三州志》并言晉水出龍山,一名結(jié)絀山,在縣西北非也?！渡胶＝?jīng)》曰:“懸甕之山,晉水出焉?！苯裨诳h之西南。昔智伯之遏晉水以灌晉陽……后人踵其遺跡蓄以為沼。沼西際山枕水,有唐叔虞祠……于晉川中最為勝處……城在晉水之陽,故曰晉陽矣。經(jīng)書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杜預曰:“大鹵,晉陽縣也?！睘闀x之舊都?！洞呵?定公十三年》趙鞅以晉陽叛,后乃為趙矣。其水又東南入于汾。

唐代李泰的《括地志》對故唐城的考辯直接導致了唐后對于唐叔虞封地的分歧。其書在“并州”條所屬的太原縣與晉陽縣曾作如下的論述:

故唐城在并州晉陽縣北二里,《城記》云堯筑也。徐才?！秶汲怯洝吩?唐叔虞之子燮父徙居晉水旁,今并(理)[州]故唐城。唐者即燮父所徙之處。其城南半入州城,中削為坊,城墻北半見在?！睹娮V》云:叔虞子燮父以堯虛南有晉水,故曰晉侯。

然而其書在“絳州”之翼城縣條又這樣寫道:

翼城縣:故唐城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里,即堯裔子所封。春秋[傳]云夏孔甲時有堯苗裔劉累者,以豢龍事孔甲,夏后嘉之,賜氏御龍,以更彖韋之后。龍一雌死,潛醢之以食夏后。既而使求之,懼而遷于魯縣。夏后蓋別封劉累之孫于大夏之墟,為唐侯。至周成王時,唐人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大叔,更遷唐人子孫于杜,謂之杜伯,即范所云“在周為唐杜氏”。

清代顧炎武根據(jù)《括地志》的敘述,在此基礎上作出了故唐地在翼城而非晉陽的論斷。顧氏只取《括地志》關(guān)于的唐叔虞封翼所,而不取叔虞始封晉陽所,實在是斷章取義不能令人信服。王增斌先生在《西周初年唐叔虞封地的再考辯》一文中對此做了相當篇幅的駁斥,筆者也較為認可,在此不再贅敘。

近些年來學界對于唐叔虞封地始問題的討論又開始升溫而被反復討論,究其原因較為重要者便是陶寺文化的發(fā)掘,而這一考古發(fā)現(xiàn)又再次把叔虞封地的討論推向了前沿。然而關(guān)于這一問題筆者不愿再做過多的考辯,在此僅想引用《山西地方史研究》第一輯,《唐叔虞封地問題的探討》一文來表達自己的看法。

首先,文中引用《左傳》定公四年條云:

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姑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于夏虛;啟以夏正,疆以戎索。

“夏虛”者,杜預云:“夏虛,大夏,今太原晉陽也?！绷硗?《毛詩?唐譜正義》云:“皇甫謐云:堯為天子都平陽,禹受舜禪,都平陽,或都安邑,或都于晉陽”。

禹都過晉陽,所以晉陽稱為“夏虛”,但禹沒有都過翼城,翼城當然就不能稱為夏虛。如果唐叔虞封在了翼城,還怎么能說唐叔“封于夏虛”,此為唐叔虞封地不在翼城,在晉陽的一證。

其次,“啟以夏正”,“正”通“政”。因為唐叔封于“夏虛”,因此他才會用夏政育民。如果封在了翼城,怎么可能“啟以夏正”?此為唐叔虞封地在晉陽的第二證。

再次,“疆以戎索”,索,法也。杜預云:“太原近戎而寒,不與中國同,故自以戎法?！边@就是說唐叔到封地,除了用夏正外,還以戎法治戎。翼城距戎頗遠,如果唐叔虞封在翼城,也就沒必要“疆以索戎”了,這是唐叔虞奉于晉陽而非翼城的第三證。

朱在《重修唐叔虞祠記》中也如是這樣記載道:

大夏之虛,龍山之陽,實啟唐國,自班固、鄭玄、杜預以來未之異說也。疑者曰:太原,故戎也,趙氏始有其地,去翼城六百余里,勢不能遷。然則咸林之鄭,曷遷乎虢、鄶?且翼陽,而太原為大鹵;《傳》曰:“疆以索戎”,則叔虞之封于唐也,何疑?

二、唐叔虞和晉文化的關(guān)系

要搞清唐叔虞和晉文化的關(guān)系,首先需要對晉文化做一個簡單的解釋。作為考古學文化的晉文化,曾有多位學者對其概念作過界定,代表性觀點大致有兩種:第一種觀點認為,“由于晉文化是文獻中晉國的考古學文化,所以,嚴格地講,晉文化的年代就是晉國存在的年代,其上下限應以叔虞被封和桓公被廢為標志。叔虞以前為唐或其他某種文化,桓公以后則分屬韓、趙、魏三文化,統(tǒng)稱三晉文化。但考慮到韓趙魏三家均出自晉,他們對晉君的取代不同于夏商周王朝的更替,在考古學文化方面并未因晉君被廢而發(fā)生本質(zhì)變化,這有如田齊代姜齊一樣。因此,廣義地說,三晉文化也屬晉文化。基于這個原因,可把晉文化的下限斷在三晉最後一家被亡之年――公元前225年”。第二種觀點認為,“考古學上的晉文化,作為先秦時期一個地域性和國家性的地域文化,……在時間上,從二里頭夏文化東下馮類型開始,至東周韓、趙、魏三晉為秦所統(tǒng)一,上下一千七、八百年,可謂幾乎與整個先秦時期相始終”。

狹義地講,晉文化是指從晉國始封到韓、趙、魏三家分晉為止、在晉國地域范圍內(nèi)、以晉國人為主體所創(chuàng)造和使用的考古學文化。但由于韓、趙、魏三個政治實體皆出自晉國,且三晉文化只是晉文化的自然延續(xù)和發(fā)展,其間并未發(fā)生根本性的質(zhì)變。即晉國雖亡,晉文化并未因此而終止,而是隨著三家政治勢力的不斷壯大而繼續(xù)走向繁榮。因此,根據(jù)考古學文化定義的原則,三家分晉以后所形成的三晉文化仍應納入晉文化的范疇。晉文化的年代當然應始于周初封唐而終于三晉之亡。因此,晉文化的概念,應指從周初叔虞封唐到三晉被秦所滅這一時期內(nèi),在晉國及三晉地域范圍內(nèi),以晉國人及三晉國民為主體所創(chuàng)造和使用的、具有共同特征的考古遺存。

以上可以清晰的看出,晉文化的發(fā)端,始于周初唐叔虞的分封。雖然晉文化的內(nèi)涵和外延隨著晉國、三晉等時空的變化而不斷的發(fā)生變化,但晉陽作為晉文化的一處發(fā)源地,因唐叔虞分封于此而確定無疑。

唐叔虞“封于夏虛”,“啟以夏正,疆以戎索”。他從晉陽當?shù)囟嗌讲贿m于實行井田制的實際情況出發(fā),在自己的封地內(nèi)實行一套有別于周、魯、齊、衛(wèi)等國的政治制度和經(jīng)濟政策。他維護夏代以來傳統(tǒng)的政治制度和風俗習慣,暫不實行周公制定的那一套新的禮樂制度;按照戎狄的生活慣例分配牧地,暫不實行周朝的井田制。他鼓勵民眾發(fā)展農(nóng)牧業(yè)生產(chǎn),興辦水利,使唐國民眾逐步過上了安定的生活。唐國附近原有的許多戎狄部落,也都先后歸附了叔虞。這樣,唐國的疆土日漸擴大,在鄰國中的威望也就越來越高了。

據(jù)《史記?魯周公世家》記載,叔虞進獻嘉禾,成王與周公轉(zhuǎn)相饋贈,并為之賦詩唱和以頌禱志慶,對叔虞治唐給于充分的肯定。太叔治唐之所以取得成功,其關(guān)鍵就在于執(zhí)行了“啟以夏正,疆以戎索”的正確方針。這一方針既博得了唐國夏后氏遺民的認可,也尊重了周圍戎狄民族的生活習慣,是一種比較寬容和務實的政策。雖然有悖于以周禮井田制為基礎的周王朝經(jīng)濟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體系,但這一政策成為晉國后世治國的傳統(tǒng)政策,對晉國乃至韓、趙、魏三國的政治經(jīng)濟和思想文化都有著深刻的影響,開創(chuàng)了獨具特色的晉文化。晉文化中具有的兼收并蓄和寬容博大的特色,成為能夠不斷融合周邊文化以發(fā)展壯大自己的強大動力,不得不說同這一政策有著密切的歷史淵源。作為晉國立國創(chuàng)業(yè)的始祖,作為三晉文化的開創(chuàng)者,其歷史功績是不可磨滅的。

近年來省內(nèi)外學者對于唐叔虞封地和晉文化的研究又再度興起,這充分說明了社會各界對于三晉文化濃厚的興趣和不斷探索求新的欲望。筆者在晉祠工作雖僅十多年,但對晉祠有著不同尋常的感情。早年當?shù)厝耸髟跁x祠附近牛家口村有唐叔虞的墓穴,但對古墓的發(fā)掘欲行又輟,成為遺憾。到底墓穴下埋藏著怎么的秘密?這一發(fā)掘能不能夯實叔虞封于晉陽的論斷?我們期待著有更多的發(fā)現(xiàn)。

參考文獻:

1.酈道元.水經(jīng)注,中華書局

2.李泰.括地志,中華書局

3.張友椿.晉祠雜談,北岳文藝出版社

4.山西地方史研究第一輯,山西人民出版社

5.劉緒.晉與晉文化的年代問題?文物季刊,1993

6.王克林.論晉文化的傳統(tǒng)性和綜合性.汾河灣-丁村文化與晉文化考古學術(shù)研討會文集.山西高校聯(lián)合出版社,1996

7.王增斌.唐叔虞封地考辯?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

8.王增斌.西周初年唐叔虞封地的再考辯

商周時期的經(jīng)濟政策范文第3篇

[關(guān)鍵詞] 《周易》；文本流傳；《易象》；西周；春秋

[中圖分類號] B22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8―1763（2016）06―0059―06

Abstract：Due to the long history and insufficient literature， people differ greatly in their opinions on the text spread of Zhouyi and development of Yi in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and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his paper mainly talks about two problems： the text spread of Zhouyi in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and the Yiology of official historians of Lu triggered by “Yi Xiang”. The author thought that the text of Zhouyi should be already spread in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Yi Xiang” was the results of the Yiology of official historians of Lu， and the words of Mu Jiang which recorded in “Zuo Zhuan” should also be one of its content.

Key words： Zhouyi； text spread； Yi Xiang；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班固《漢書?藝文志》言“儒家者流，蓋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蓋出于史官……”，“諸子出于王官說”自此成為論述諸子起源時的重要觀點。章學誠提出，“三代盛時，無不以吏為師，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學備矣?！盵1]章太炎亦主“九流皆出王官”[2]。準此，則西周時包括《周易》在內(nèi)的六經(jīng)之學由王官世守著，那么《周易》只在周王室以及“有天子禮樂”的魯國可以見到，在其他諸侯國是沒有資格擁有的。時及東周，禮崩樂壞，“天子失官，官學在四夷”[3]，六經(jīng)之學方才漸次流入各諸侯國及民間。這種認識是否準確，在今天看來是頗成問題的。筆者即著力于對西周時期《周易》文本流傳問題和由《左傳》所言《易象》引發(fā)的魯國史官易學問題進行探討。

一 西周時期《周易》非僅止于周、魯有之

討論這個問題，有兩點需提前說明。第一，此處的“西周”意指自武王滅殷至平王東遷之整個歷史過程而言，因此，說“西周時《周易》非僅止于周、魯有之”包括《周易》在整個西周時期伴隨著各國之文化交流所產(chǎn)生的可能流傳在內(nèi)。第二，關(guān)于《周易》成書問題，目前尚無精確定論，筆者亦不認為西周初年既已有我們今日意義上之成型《周易》，而只是以之代指相當于我們今日所言《周易》的一種早期文本。這一點，于《詩》、《書》、《禮》、《樂》、《春秋》亦然。

王國維在《殷周制度論》中論及殷周鼎革之際社會、政治諸方面的巨大變遷時曾說：“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于殷周之際?！盵4]（P451）其時，“舊制度廢而新制度興，舊文化廢而新文化興”。[4]（P453）《史記?齊太公世家》載，武王滅殷之后，“遷九鼎，修周政，與天下更始。”[6]（P480）“更始”二字，意味深長。西周建立后，為鞏固統(tǒng)治，制禮作樂，封建親戚，變殷商方國聯(lián)盟制度為封國聯(lián)盟制度，聯(lián)盟之主由諸侯之長變而為諸侯之君。據(jù)顧德融、朱順龍《春秋史》所記，到春秋時代，“見于《春秋》、《左傳》的封國和與國尚有一百四十余國”。[7]可見西周分封之盛。

西周之分封，最重要的兩個封國即為齊國和魯國。而二者相較，又有本質(zhì)的不同，即魯為周之同姓封國，齊為周之異姓封國。這種不同也造成了二者當時所受封賜、歷史任務及更重要的日后文化發(fā)展等方面的差異。《左傳?定公四年》對周公封魯有詳細的記載：

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蕃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紓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丑，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湮鎩⒌洳擼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之虛。……啟以商政，疆以周索。[3]

這段話中最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祝，指大祝，《說文》謂“祭主贊詞者”；宗，指宗人，掌宗廟、祭祀等；卜謂太卜，為卜官之長；史謂太史，掌記載史事，兼理國家典籍和天文歷法等?！皞湮铩?，根據(jù)楊伯峻的研究，“備物”即“服物”，不僅指生與死所服、所配之物，且指所用之禮儀。典策即為典籍、書冊。而官司、彝器則為百官有司、宗廟祭器之屬。

魯國為周公之封地，屬姬姓“宗國”，其被封于殷遺勢力強大的商奄舊地――曲阜一帶，本身就帶有鎮(zhèn)撫諸侯、推行周文化、穩(wěn)定統(tǒng)治秩序的重要任務。從引文可見，周王于魯之封賞可謂隆盛，而其中最為特殊的莫過于封以“祝、宗、卜、史，備物、典策”，這在其他諸封國是無此殊榮的。司馬遷稱“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葆周公之德也”[5]（P1523），于斯見矣?！抖Y記?明堂位》云：“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盵7]也絕非空穴來風。

由此，若說魯國在西周初分封時即已得《周易》之書，確實應當是合理的推測。但若說整個西周時期《周易》唯周、魯有之，則筆者以為不確，理由有四，敘之如下。

1.由禮樂之繁興論《周易》在西周的流傳

《左傳?僖公二十四年》闡述西周分封之目的時稱：“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笨追f達疏曰：“故封立親戚為諸侯之君，以為藩籬，屏蔽周室?！币虼耍鱾€封國對周而言，是負有朝貢、拱衛(wèi)等職責的。

《史記?周本紀》載：

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諸侯畔周，公乃攝行政當國。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開代殷后，國於宋。頗收殷余民，以封武王少弟封為衛(wèi)康叔。晉唐叔得嘉谷，獻之成王。成王以歸周公于兵所。周公受禾東土，魯天子之命。初，管、蔡畔周，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故初作《大誥》，次作《微子之命》，次《歸禾》，次《嘉禾》，次《康誥》、《酒誥》、《梓材》，其事在周公之篇。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群臣之位。

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弊鳌墩僬a》、《洛誥》。成王既遷殷遺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無佚》。召公為保，周公為師，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薄姑。成王自奄歸，在宗周作《多方》。既絀殷命，襲淮夷，歸在豐，作《周官》。興正禮樂，度制於是改，而民和睦，頌聲興。成王既伐東夷，息慎來賀，王賜榮伯，作《賄息慎之命》。[5]

“《書》記先王之事”，從上述引文可知，《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佚》諸篇皆為以周公為代表的主政者教導、申飭各方諸侯、王室子弟之作。與之類似的，徐復觀研究認為，“由周室之史所編的《詩》，都含有教戒的意義”[8]。《樂》則與《詩》相互配合，而《禮》即在二者的不同組合中展現(xiàn)。

所以，《詩》、《書》、《禮》、《樂》在西周之現(xiàn)實政治、社會關(guān)系中，是時時用之而不可須臾分離的，這正是宗周社會之禮樂文明的體現(xiàn)。且《伯禽》、《康誥》、《唐誥》諸篇，即為分封伯禽、康叔、唐叔時之冊命文書，他們對于自己的冊命文書難道會一見之后便不復再見嗎？《禮》、《樂》、《詩》三者更為一體而不可分，諸侯若不有之，則朝聘會盟、時享歲貢諸禮如何正確施行？

《毛詩序》：“《關(guān)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xiāng)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孔穎達《正義》疏稱：“周公制禮作樂，用之鄉(xiāng)人焉，令鄉(xiāng)大夫以之教其民也；又用之邦國焉，令天下諸侯以之教其臣也。”[9]

《禮記?王制》更言及西周時之教育稱“樂正崇四術(shù)，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諸侯若不有之，則如何教育國子、興起人才？所以，在當時這種禮樂文明的籠罩下、浸潤中，如果說臣服于周王室的各個封國沒有《詩》、《書》、《禮》、《樂》之“典策”的只言片字，我認為，是不可想象的。

從這一點，我們可以推想到《易》?！兑住费圆敷?，語涉天人之秘，言之似乎較《詩》、《書》平添了諸多忌諱。但是，筆者認為“文王演《周易》”，使易學系統(tǒng)發(fā)展、進入了傳統(tǒng)文化視域中的“三易”階段，這是周文化于《易》之巨大貢獻。在當時而言，文王將“憂患”意識、德性精神灌注于其所演之《易》中，這一點與周定天下之后所的諸多誥命文書相較，是一致的，是體現(xiàn)文王之德與周之所以王天下的精神要旨所在。因此，若說周王室于此寶而藏之、秘不示人，甚至同姓兄弟封國亦不得與聞，筆者以為，是不合理的。這一點，若與下面“由‘三易’系統(tǒng)論《周易》在西周的流傳”一節(jié)合觀，會得到更清晰的認識。

2.由“頒度量”論《周易》在西周的流傳

《禮記?明堂位》載：

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于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14]

此處，“頒度量”三字至關(guān)重要，孔穎達疏：“度，謂丈尺高卑廣狹也。量謂豆、區(qū)、斗、斛、筐、_所容受?！边@就涉及到了西周之制度統(tǒng)一，具體而言是經(jīng)濟制度的統(tǒng)一問題?！爸贫Y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表明各國均接受了周之新度量標準?！蹲髠?定公四年》記載分封魯公、康叔、唐叔時稱：“啟以商政，疆以周索”，“啟以夏政，疆以戎索”，也是指征收賦稅、丈量土地的經(jīng)濟政策而言。經(jīng)濟上的管理能達到這樣的程度，則文化上的推廣普及程度就更不待細言了。

如，李學勤曾言及西周文字的統(tǒng)一性問題，以之論證西周為統(tǒng)一國家：

在秦始皇之前的夏商周三代都是統(tǒng)一的……夏商周三朝的政教影響到了相當廣大的地區(qū)。就西周來說，大家可能會注意到，西周時期，不管什么地方出土的青~器，其銘文的字體都一樣，如出一手。如北京房山琉璃河出土的燕國青銅器，與陜西、湖北、江蘇等地出土的青銅器幾乎一樣，這就反映了西周王朝的統(tǒng)一性。這種西周青銅器統(tǒng)一的局面，到了東周便不統(tǒng)一了，由于東周時王朝政教的勢力弱了，所以青銅器上的銘文字體也是千奇百怪，反映出它的分裂。[15]

再如，張正明通過對已發(fā)掘之秦墓和楚墓的研究，發(fā)現(xiàn)“春秋早期以前，無論楚墓、秦墓，其墓坑形制、棺槨結(jié)構(gòu)和隨葬器物都與周墓近似?！盵16]

通過這些發(fā)現(xiàn)，我們看到西周禮樂文化之統(tǒng)一性所深入的程度是一般人所難以想象的。在這個認識的基礎上，我們談西周禮樂文化，談包括《周易》在內(nèi)的文化典籍的交流，才是真正合乎歷史實際的。

3.由“三易”系統(tǒng)論《周易》在西周的流傳

“文王演《周易》”是傳統(tǒng)易學視域內(nèi)的大事件，諸多典籍皆有記載?！断缔o下》：

《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

《史記?周本紀》：

西伯蓋即位五十年。其囚h里，蓋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5]

《漢書?藝文志》：

《易》曰：“宓戲氏仰觀象于天，俯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至于殷、周之際，紂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諸侯順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10]

文王演《周易》，所演者究竟是什么？目前尚有爭論，如有重卦說，作卦爻辭說，演德說[13]，演數(shù)說[14]等，但對于文王與《周易》有關(guān)系則觀點尚比較一致。但筆者在此所關(guān)心的并不是文王所作的具體工作，而是在傳世文獻視域中，其演《易》的文本依據(jù)與時間問題。

首先，文王演《易》的文本依據(jù)問題。

《周禮?春官?太卜》：“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编嵭⒃疲骸跋脑弧哆B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我們知道，文王演《易》之前，肯定是沒有《周易》的。那么文王借以演《周易》的材料只能是當時存在的《連山》與《歸藏》?！哆B山》我們暫且不說，從出土材料看，《周易》與《歸藏》在文字上確實是有著某種關(guān)聯(lián)性的。如李過《西溪易說》即言：“今以《周易》質(zhì)之《歸藏》，不特卦名用商，卦辭亦用商，如《屯》之‘屯膏’、《師》之‘帥師’、《漸》之‘取女’、《歸妹》之‘承筐’、《明夷》之‘垂其翼’，皆因商《易》舊文?！盵15]

如此，則文王演《易》在文本依據(jù)上，一定是（至少部分地）參考了、繼承了其先的殷易《歸藏》的。比如，林忠軍師曾言，“殷周之際，雖然諸種筮數(shù)盛行，方法趨向多樣化，但已有了現(xiàn)成的《歸藏》陰陽符號。作為商王朝西伯侯的文王，拘于h里而演《周易》，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再去舍近求遠、再做重復勞動……”[16]姜廣輝亦言，“h里為殷地，文王被囚于此，會了解到殷人的蓍占之術(shù)，文王對之加以損益改造”[13]，這應該是合理的猜測。

其次，文王演《易》的時間問題。據(jù)《史記?周本紀》：

西伯蓋即位五十年。其囚h里，蓋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

……

九年，武王上祭于畢?！佣辏劶q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強抱其樂器而奔周。[5]

如引文所述，文王演《易》在其囚h里之時，而以太師疵、少師強為代表的商王室職官攜其所司之禮器奔周，時已當武王即位后之十一年。其時文王早已作古，若待此時方得見殷商典籍《歸藏》而參考之以演《周易》，是不可能的。因此，文王定是在殷商職官抱器奔周之前，即已有其書。

那么，這里的問題是，文王以一備受猜疑之方主，何由得見殷人筮占之書――《歸藏》？而且還是在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禮”之“尊神文化”大背景下？

因此，筆者以為，古者“學在王官”，固也，但若說“學”只限于“王”之“官”，而必不及于諸侯之“官”，則未必然。殷與諸方國之間，在政治、經(jīng)濟、軍事方面抗衡、交流之外，文化上的交流、影響也應當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由此推想西周與諸封國臣屬之間，特別是與諸同姓兄弟封國之間，在文化上的相互影響、甚至單方灌輸，應是更為深入而顯明的了。因為殷商時代，殷與諸國是方國聯(lián)盟關(guān)系，殷為諸侯之長，而非諸侯之君，各國于殷而言尚屬“友邦”。但西周時則不同，周公分封，明確了周與諸侯國之關(guān)系，周為諸侯之君，而諸侯則皆為周之封國臣屬。

另外提出一點可作為旁證的，是近些年對考古發(fā)現(xiàn)中卜法，特別是殷末周初時卜法相關(guān)問題的研究。通過對殷商甲骨與西周甲骨的研究，人們發(fā)現(xiàn)二者確非同一種卜法，不具有直接繼承關(guān)系。但問題遠非如此簡單。如，在周原即曾發(fā)現(xiàn)有祭祀殷商先王、文例接近殷墟晚期卜辭的甲骨，在殷墟也曾發(fā)現(xiàn)有文例、字體酷似周原早期卜辭的甲骨。據(jù)李學勤的研究，推測前者為“周文王時期的，系周人在商朝所卜，后來攜歸周原。”[17]而后者則為“無疑屬于周人系統(tǒng)的甲骨”。如此，筆者以為，雖然成熟的西周卜法與殷商卜法具有不同的特質(zhì)，二者非直接繼承關(guān)系，但從考古材料可以看到周人確實知曉并曾運用過殷商卜法進行占卜活動。在筮法的關(guān)系問題上，應該也是這樣的情況。[17]統(tǒng)而言之，在卜法、筮法上周于殷商皆有所借鑒。

所以，在“三易”系統(tǒng)的視域內(nèi)，我們可以說于殷未墜厥命、其職官尚未抱器歸周之前，文王作為一異姓方國之主，即已得見殷易《歸藏》。三代文化交流之景況，有可能遠較今人之猜測為深入而廣泛。推而及《易》，我認為也應當是這種情況。

4.由“觀書周室”論《周易》在西周的流傳

傳世文獻有春秋時人“觀書于太史氏”、“觀書于周室”之記載。如：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

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觀周氏，論史記舊聞，興于魯而次《春秋》。

《公羊傳》徐彥疏引《閔因敘》云：

昔孔子受端門之命，致《春秋》之意，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

再如，《墨子》亦不止一次稱：“吾見百國《春秋》”，“著在周之《春秋》”，“著在燕之《春秋》”，“著在宋之《春秋》”，“著在齊之《春秋》”。而且，《莊子?天道》更言“孔子書于周室”，要把自己所整理的書藏于周之府藏，還見到了周的“征藏史”老聃，并與之進行了一番交流。

孔子“西觀周氏”而得“百二十國寶書”，其時雖當春秋，周室衰微，但于周室可觀其藏書似乎并非空穴來風，應該是深有歷史淵源的。

與此問題相關(guān)，我還想到孔子“之宋得《坤乾》”一事：

《論語?八佾》：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p>

《禮記?禮運》：

孔子曰：“吾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

武王滅殷之后“追思先圣王，乃褒封……大禹之后于杞”，因此，杞國為夏后裔之封國，而得以保存、延續(xù)夏禮及夏之治國之道。宋國則為殷后裔微子之封國，保存有殷禮及殷之治國之道?！独で?，鄭玄注云：“殷陰陽之書也，其書存者有《歸藏》。”章學誠《文史通義?易教上》稱：“《坤乾》，《易》類也。夫子憾夏、商文獻無所征矣，而《坤乾》乃與夏正之書同為觀于夏、商之所得?！?/p>

作為足以反映一國之禮義、大道的根本性典籍，孔子竟然能之其國即得之，且能如是者再。杞、宋兩國，于孔子時固已“不足征”夏、殷之舊禮，但制度雖缺而典籍尚在。而且，相較于周室而言，杞、宋兩國之在春秋時期與在西周時期，并無根本性的差異。因此，西周時《連山》、《歸藏》即可于諸國間流傳，此當為可接受之猜測。

更進一步，春秋時，人們可以之周室觀其禮儀、求其舊典。但彼時周室雖微，而名義尚在，如果外人入府觀書為周氏制度所不許，那么孔子、墨子肯定也是無緣得見的，更不用說能“得百二十國寶書”、“見百國《春秋》了”。既能得《春秋》，則《易》亦當可見。更重要的是，沒有了制度上的障礙，則西周時人，至少諸侯國主、職官，若入周觀書、求書，也應當是可行的，則《易》于西周當不僅止于周、魯有之，亦很明顯的。

上述四點，若分而觀之，則各各或只為無確鑿證據(jù)之猜測；但若合而觀之，筆者認為應該足以成為合乎邏輯的推測。首先，宗周政權(quán)的政令制度與禮樂文化之深廣普及程度是遠遠超過今人一般想象的。其次，當時諸國之間的文化交流之普遍性程度也是遠遠超過今人一般想象的。因此，在相關(guān)傳世文獻記載及出土材料佐證的視域內(nèi)，得出“西周時期《周易》非僅止于周、魯有之”的推論，我認為是合乎邏輯的。

二 《易象》試探

本節(jié)所論，為魯國史官（本文所談之“史官”為包括“筮人”在內(nèi)的廣泛意義而言，意指掌握一國學術(shù)文化的整個職官群體）對易學的研究。文獻不足，只能就相關(guān)問題盡量做出合乎邏輯的推測。

清代學者汪中認為，“西周之世，王朝之政典，大史所記，及列國之官世守之，以食其業(yè)。官失而師儒傳之?！盵18]那么，在列國史官的手中，《周易》是否隨時代演進而有其新變？關(guān)于這一問題，于史無征。但在“官將失而未失”、“師儒將起而未起”的春秋早期，所幸尚有蛛絲馬跡可供推尋。

《左傳?昭公二年》（前540年）：

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觀書于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盵3]

關(guān)于這一段文獻中涉及的《易象》，前輩時賢多有論及，其中以李學勤的研究為最具代表性。李先生的觀點，大要有三：一、《易象》非《周易》；二、《易象》為“魯人所作所傳”，是“若干世代筮人知R的綜合”。[17]三、《易象》為講卦象的書籍，類似于今本《易傳》中的《說卦傳》等篇。筆者基本同意前兩點，將于下文有所補充論證；第三點則稍有異議，茲分別述之。

1.《易象》非《周易》，為魯人所作問題

楊向奎認為魯國實為“宗周文化之嫡傳”，“宗周文化之正統(tǒng)”[19]，而此處之“周禮”是指廣義的禮，即依楊朝明所劃分之“禮義”、“禮儀”、“禮俗”三層含義中之“禮義”，或曰“禮之本”，禮之根本精神?！爸芏Y盡在魯矣”，重點在“在魯”二字，意謂在魯人所作所傳的文獻中完美體現(xiàn)了西周的禮樂文化精神。而且，文中以《易象》與《魯春秋》并列，如若《易象》真是傳世文獻視域中貴為周邦之舊典、文王周公之制作的《周易》，那么，這種排列是不合適的，因為《周易》與《魯春秋》二者絕非平行并列的關(guān)系。而且，誠如李學勤所說，“《周易》經(jīng)文當時為列國所俱有，韓起沒有必要到魯太史處觀覽，也不會為之贊嘆?！盵17]

“春秋時代，《易》流行于各國……以《易》為筮，由各國史官所主管?！盵8]因此，《易象》定非《周易》，應是魯國“筮人知識的綜合”，是魯史官易學的成果。

2.《易象》內(nèi)容問題

關(guān)于《易象》的內(nèi)容問題，結(jié)合《左傳》、《國語》中的諸多筮例，說其必為言卦象的書，類似于《說卦》等篇，肯定是不錯的。但筆者以為，這里似乎還有繼續(xù)討論的余地，即：我們看《左傳》、《國語》所存諸國筮例，絕大多數(shù)都是采用卦象分析的方法來斷卦吉兇，而問題就在這里。徐復觀認為，春秋時“《易》的卦辭、爻辭雖各國所同，但對卦爻的解釋則多各自為說?！盵8]諸國占筮，皆以“觀象”而斷吉兇，則魯《易象》之區(qū)別性何在？如果《易象》所述與他國斷卦方法、致思趨向完全一致，何以能獨見“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

結(jié)合《左傳》中不占而只引《易》象、《易》辭言理論事的例子，可以看到當時人們之于《易》也并非全言卜筮，也有像引《詩》那樣引《易》闡釋思想的。由此，筆者在此提出一個猜想，《左傳?襄公九年》穆姜論“元亨利貞”一節(jié)，或許也應為《易象》內(nèi)容之一。茲述之如下：

《左傳?襄公九年》（前564年）：

穆姜薨于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干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干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隨而無咎。今我婦人，而與于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姣，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于此，弗得出矣?！?/p>

穆姜何許人？《列女傳》說：“穆姜者，齊侯之女，魯宣公之夫人，成公母也?！币砸粙D人，而能夠在對《周易》的理解上與魯國史官度長e大，且緊扣時代思潮，屬辭比事絲絲入扣。由此，我們可以想見春秋時代齊、魯兩國對貴族子弟的教育已極為全面而深入，且《周易》必定包含其中。

觀穆姜生平行事，我們可知這段議論必非穆姜自己“有德之言”，必定淵源有自，而這個淵源，筆者以為即為或齊、或魯之史官易學，而以魯國史官易學可能性為大。原因即如《史記?魯周公世家》所言：

魯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魯，三年而后報政周公。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后除之，故遲?！碧喾庥邶R，五月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為也?！盵5]

《呂氏春秋?長見篇》：

呂太公望封于齊，周公旦封于魯，二君者甚相善也。相謂曰：“何以治國？”太公望曰：“尊賢尚功”。周公旦曰：“親親尚恩”。[20]

《漢書?地理志》：

昔太公始封，周公問“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芄挤?，太公問“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而親親”。[21]

魯國作為周王室同姓封國，其治國原則“啟以商政，疆以周索”，要用周制度、周文化主導、控制、改變當?shù)卦信f制度、舊文化。而齊國則不然，作為異姓封國之結(jié)盟式分封性質(zhì)本身，決定了在治國原則、制度、文化等方面，齊國具有更大的自主性、靈活性，所以才能有姜太公“簡禮”、“從俗”之言。二者之間的這一不同，也造就了之后魯國成為“宗周文化之嫡傳”，“宗周文化之正統(tǒng)”[19]，而齊國則能多元融合，“泱泱乎大風也哉”[5]。

從齊魯文化之間的“舉賢而上功”與“尊尊而親親”這種根本性之不同推想，穆姜之言的思想內(nèi)容無疑更接近于純正的魯國文化。因此，筆者推測穆姜所言或許即來自魯國史官易學。如果說《易象》體現(xiàn)了周公之德與周之王業(yè)，那么穆姜之言與《易象》的德義取向之一致性，是不言而喻的。

最后，我們知道穆姜所講的這段話，后來被稍作改變收入了《易傳》之《文言》。楊伯峻研究認為“此八語皆見《易?乾?文言》，惟兩字有不同。穆姜非引《文言》，乃《文言》作者襲用穆姜語?！盵3]結(jié)合“儒學產(chǎn)生在魯國，儒家的思想理論基礎也都在魯國”[22]這種根本性認識，我們認為孔子開創(chuàng)的儒家易學與魯國史官易學之間肯定也是具有繼承性關(guān)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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