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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行政案件需要行政法學的專業(yè)素質，一般法官不能勝任的話，那么民刑事案件中的很多案件，都會涉及到醫(yī)學、科技等方面的專業(yè)知識。難道因為是特殊性質的案件，就要一類類的去設立專門法院嗎？

設立專門法院，勢必要為這些行政法官們的工資福利、行政法院的設施、法院管理的運轉撥付大量的經(jīng)費，必然會造成國家財政上的巨大負擔，而是否能有相對應的成效回報給納稅的人民，卻無法預測。而在作者看來，設立行政法院會帶來諸多的弊端，而且在現(xiàn)有體制的前提下，其功能也未必能改觀多少。

首先，我國幅員遼闊，地區(qū)發(fā)展不平衡，在農村和邊遠地區(qū)所設立許多基層法院，其條件和環(huán)境可以說是捉襟見肘，如果還要另外設立一套行政法院系統(tǒng)，其結果必然是只在一些中心城市設立。其結果，必然會使行政案件中民告官的一方，不能在像現(xiàn)在這樣直接在一般的法院起訴，而必須得長途跋涉去少數(shù)的行政法院，這必然會增加民告官的訴訟成本，忽視對農村和邊遠地區(qū)的貧者弱者的權益保障，不但違背了司法便民的原則，而且會在人權保障上造成地區(qū)之間的不平衡，違背平等保障的社會主義理想。

并且，現(xiàn)在已經(jīng)是21世紀，由于科技的發(fā)達、政府職能的強化、新類型權利的出現(xiàn)，在一個案件中，所涉及的規(guī)定究竟是公權規(guī)定還是私權規(guī)定，當事人是公權受侵害還是私權受侵害，案件是行政案件還是民刑事案件，經(jīng)常會很難區(qū)分。而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導入行政法院這一18世紀法國大革命時代的產物，被公權力侵害的老百姓往往會不易辨別案件性質，難免出現(xiàn)找錯衙門的情況。而這時，行政法院和一般法院的管轄，就有可能會出現(xiàn)互爭或者互推，使告官的當事人被推來推去。即使沒有出現(xiàn)推諉的情況下，移送案件的程序，也必然會給當事人造成訴訟時間和費用上的損失。

司法權，不能審查監(jiān)督行政，這是對于司法權的極大限制。司法監(jiān)督行政，形成對權力的有效制約的希望就會落空。國外歷史上，行政裁判所屬于行政機關的一部分，很大程度上，是維護行政機關利益的。官官相護，行政機關的內部監(jiān)督。再看似完善的制度，也是通過人來運作的，忽視對于人背后的控制因素做出的良好預期，將會證明是片面的。更何況，設立行政法院的主張，與我國的地理、經(jīng)濟、人文、政治基礎并不適合。

我們不能把民告官的難題，歸罪于現(xiàn)行制度本身，認為只要改革了制度，就能解決了問題。其實，毋庸諱言的是，沒有進一步的政治體制改革，就沒有法官獨立的實現(xiàn)。從這一點可以說，沒有改革的深化，即使多搞一個行政法院系統(tǒng)，也不可能擺脫掉一般法院法官所面對的問題。

實際上，法官的獨立在法院行政化體制下難以充分確保，才為行政干預司法提供了管道。但是，為了解決行政干預司法，就提出模仿大陸法系的某些國家，單設行政法院（英國不存在實質意義上的行政法院）。如果這樣，就能夠使行政法院擺脫行政化的法院體制的話，何不讓所有的法院都改革這種體制，使所有類型的案件審理都實現(xiàn)獨立公正呢？而如果行政法院也不得不接受這種行政化法院體制的話，又如何能夠期待，行政法院中的法官會比一般法院的法官更獨立、更能發(fā)揮人權保障功能呢？

例如，日本在戰(zhàn)前曾經(jīng)有過行政裁判所，其在君主立憲體制下，所擔當?shù)木S護天皇專制的功能取向，自不待言。戰(zhàn)后，隨著民主憲法的實施，行政法院終于被廢止掉，基于權利平等原則，行政訴訟歸類于民事訴訟。在最近的司法改革審議會中，個別的行政法學者提出恢復行政法院，但并沒有被采納。理由很簡單，右翼政黨主宰下的日本式政治結構，才是造成司法判決整體趨向保守的根源。即使是行政法院，也同樣逃避不了制約司法發(fā)揮保障人權功能的政、經(jīng)、文、社方面的大環(huán)境。

綜上所述，我國司法體制改革的方向，應當以是否有利于為人民方便而又及時地提供救濟，是否有利于保障裁判的獨立和公正，是否有利于鞏固和加強司法權對公權力的行使進行控制、為人權提供保障的功能為出發(fā)點。而如果像個別行政法學者所主張的，單獨設立一套行政法院系統(tǒng)的話，會在訴訟救濟的管道上，增加人民的訴訟障礙和負擔，而另一方面，又未必能回避和解決法官獨立的根本問題，而其結果，只會使WTO對于中國要求的法院對行政機關進行司法審查的制度，變形變質為行政機關內部的自我監(jiān)督，使司法機關的護憲功能萎縮。這樣的結果，值得所有關注中國司法的學者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