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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報應思想和小說道德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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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報應思想和小說道德教化

論文關鍵詞:因果報應小說道德教化

論文摘要:受中國傳統(tǒng)文化意識尤其是儒家倫理道德的深刻影響,中國古代小說的人倫道德教化作用十分明顯。中國古代的小說家們在小說中以儒家倫理道德觀念為內核,以因果報應說為手段,確立了小說的道德教化功能。

因果報應,亦稱果報,語自佛家經典。所謂“因”是種因,為能生;“果”是結果,為所生。由此因得此果,即為因果義。佛家認為,世界一切事物都處在因果聯(lián)系之中,依因果法則而生滅變化。所謂“因緣合和而生”,“因緣離散而滅”。[1]因果報應說是佛教用以說明世界一切關系并支持其宗教體系的基本理論。

佛教的因果報應說傳入中國后,迅速融合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一些固有觀念與中國本土的報應觀念,發(fā)展成為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因果報應思想,作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極為重要的一部分,長期而廣泛的影響著中國人的整個精神世界。在古代社會得到上至圣人先哲,下至販夫走卒的廣泛承認。滲透到人們的思想行為、民俗信仰乃至文化的各個層面,這其中自然也包括文學作品尤其是小說創(chuàng)作。

因果報應思想介入小說,最初是出于宣佛輔教之目的。這一現象集中出現于六朝時期,自唐,輔教之目的已不甚明顯。隨著小說觀念的成熟,道德教化主題的確立,果報思想在作品中的宗教意味已大為減弱,其直接作用已變?yōu)闉樾≌f組織情節(jié)和提供充分的倫理性和道德價值。

中國小說的教化主題的確立源于儒家文化?!吨袊幕c小說思維》一書指出:中國傳統(tǒng)文化意識對小說思維的制約,導致中國小說美學的一個明顯延伸態(tài)勢,即通過對人與社會的具象描述,以張揚具有明顯功利性的民族情感和理想人格,來實現人倫道德教化的教育功能。[2]文學思維意識的形成取決于特定民族的歷史的文化構成。在中國,這種文化構成主要是儒學。儒文化是哲學先驗論與道德論的融合,它的一個重要含義是,將倫理道德中心主義滲透于感知世界的認識論和方法論之中。自然也制約和包容著民族文化心理與審美思維意識。由此,作為文化的一種具體形態(tài),文學的審美和藝術思維就確定了它的基本意向:以人為主體審美對象,倫理道德的價值判斷為審美目的的思維圖式。因此,中國文學很早就有了“詩言志”的文化傳統(tǒng)??鬃釉唬涸?,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3]?!睹娦颉吩疲赫檬?,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文學的教化功能被強調的淋漓盡致。此后,儒家學者更明確提出了文以載道,文道和一的文學觀念。雖然,這些文學觀念的提出只是針對于詩文等正統(tǒng)文學,而小說作為“旁門左道”幾乎是被拍拒在文學之外的。小說在封建社會中,一向被視之為“小道”,清代王希廉云:“《南華經》曰:‘大言炎炎,小言詹詹’。仁義道德,羽翼經史,言之大者也;詩賦歌詞,藝術稗官,言之小者也;言而至于小說,其小之尤小者乎?士君子上不能立德,次不能立功立言,以共垂不朽,而戔戔焉小說之是講,不亦鄙且陋哉!”(《紅樓夢批序》)盡管遭到如此貶斥,小說家們依然積極而自覺地拾起了撛氐罃的傳統(tǒng),迅速確立起小說的道德教化主題。而且,似乎由于底氣不足,中國古代的小說家們更是尋找一切機會反復申述小說的教化功能,以求提高自己的地位。谷神子《博異志》序說:“習讖談妖,其來甚久,非徒但資笑語,抑亦粗顯箴規(guī),或冀逆耳之辭,稍獲周身之戒。”明代笑花主人《今古奇觀》序說:“故夫天下之真奇,在未有不出于庸常者也。仁義禮智謂之常心,忠孝節(jié)烈謂之常行,善惡果報謂之常理,圣賢豪杰謂之常人,然常心不多保,常行不多得,常理不多顯,常人不多見。則相與驚而道之,聞者或悲或嘆或喜或愕。其善者知勸,而不善者亦有所慚恧悚惕,以共成風化之美?!鼻宕o恬主人《金石緣序》更明確論到:“小說何為而作也?曰以勸善也,以懲惡也。夫書之足以勸懲者,莫過于經史,而義理艱深,反不若稗官野乘福善禍淫之理悉備,忠佞貞邪之報昭然,能使人觸目驚心,如聽晨鐘,如聞因果,其于世道人心不為無補也?!睂⑿≌f與經史并提,顯然是有意提高小說的地位,而其對小說教化功能之強調亦可見一斑。另有《說呼全傳》序說:“小說家千態(tài)萬狀,競秀爭奇,何止汗牛充棟。然必有關懲勸扶植綱常者,方可刊而行之。一切偷香竊玉之說,敗俗傷風,辭雖工具,當付之左龍耳?!卑选坝嘘P懲勸扶植綱常者”作為小說是否可以刊行的尺度,說明教化中心說在小說觀念上的勝利。有一種說法,中國小說是政治、道德觀念的一種文學載體。這雖有以偏蓋全之嫌,但也不無道理。

儒家文化賦予了中國小說以道德教化主題,但在表現這一主題時,顯然,僅靠儒家說教是無法圓滿完成的。儒家說教只是勸人為善,至于為什么為善,或者說是善行給人帶來什么樣的利益,則語焉不詳;只是勸人止惡,至于惡行給人帶來什么壞處也述之不明。儒家講人的道德動機是由于先天本有的善行,而揚善止惡也僅限于道德上的褒貶,既缺乏動力機制,又沒有獎懲機制。因此,儒家的道德是缺乏可行性或者說是缺乏可操作性的道德。與儒家道德相比,因果報應思想為個人的道德提供了一個有效的基礎,將道德與功利結合起來,也為儒家道德提供了有效的保證。它將行為與由此帶來的結果當成因果關系,任何行為都會受到報應,而且這種報應的程度和性質都是由于行為本身作為前因決定的,不能改變,因此絕對公平,有什么因,必有什么果;并且報應不爽,想作業(yè)而不受報是完全不可能的。在因果報應面前人人平等,不管貴為帝王,還是平民百姓,任何人都要服從這一規(guī)律,沒有人能超出這一規(guī)律之上。在這里,不存在什么摼嘉抻鼣,皇帝沒有任何特權,即便天神也一樣。因此所有人都必須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想逃避責任是不可能的。這也有助于提高行為者的責任意識,做任何事都必須考慮到后果,不僅是眼前的現實的后果,還有將來的報應。

顯然,小說家們意識到了因果報應思想的這一特點,他們將它引入小說,使之成為抑惡揚善的有力工具。但值得注意的是作為佛教的重要思想之一的因果報應說實際此時已經歷了一個中國化或者說是儒學化的過程。因果報應的外殼依舊是佛家的,而其內涵:報應的尺度、善惡的標準等都已中國化或者說是儒學化了。極力宣揚因果報應思想的東晉高僧慧遠所倡導的因果報應論就明顯體現出與儒家理論的溝通。其《沙門不敬王者論》云:“因親以教愛,使民知其有自然之恩;因嚴以教敬,使民知其有自然之重。二者之來,實由冥應。應不在今,則宜尋其本。故以罪對為刑罰,使懼而后慎;以天堂為爵賞,使悅而后動。此皆即其影響之報,而明于教,以因順為通而不革其自然也。”這里將孝順父母,尊敬君主認為是合乎因果報應的道理,很顯然,是儒家的“孝”、“敬”觀念與佛家的因果報應論的結合?!读凝S志異》“陳錫九”一篇演繹了一個不折不扣的因果報應故事,講述書生陳錫九因至孝而獲天帝賜金萬斤。作者在故事末尾發(fā)表意見:“善莫大于孝,鬼神通之,理固宜然。”顯然,這里是用因果報應來標舉儒家所極力推崇的撔⒌罃。另有《張誠》一則,寫張訥、張誠兄弟,手足情深,恪守孝悌,弟弟張誠因幫助哥哥砍柴而遇險,但最終卻能逢兇化吉;哥哥張訥因弟死而誓不獨生,以斧自刎,也由菩薩搭救而起死回生。同樣也是以因果報應之說來頌揚儒家孝悌道德。隨著因果報應思想的推廣與深入人心,其與儒家倫理道德的結合傾向也愈加明顯。至此,我們可以說中國古代的小說家們在小說中以儒家倫理道德觀念為內核,以因果報應說為手段,確立起了小說的道德教化功能。

注釋:

[1]方立天.《中國佛教與傳統(tǒng)文化》第146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2]吳士余.《中國文化與小說思維》[M].上海:上海三聯(lián)出版社,2000年。

[3]楊伯峻.《論語譯注·陽貨》第185頁[M].北京:中華書局,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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