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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墨家從黎民百姓的利益和愿望出發(fā)，構建了一套愛民、助民、利民的理論，并身體力行、舍生取義、矢志不渝地實戰(zhàn)自己的理想。其思想學說和行為舉動體現了一種強烈的救世濟民精神，為古人所贊嘆，也值得今人學習。

關鍵詞墨家；救世濟民；精神

近些年來，中國思想界掀起了新一輪研究中國傳統(tǒng)思想文化的熱潮，儒家、佛教、道家思想研究極為興盛，法家、兵家、縱橫家思想研究也相當流行，獨有墨家思想研究較為沉寂，少聞其聲。

墨家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是與儒家并立、具有巨大社會影響力的學說。古籍載：“世之顯學，儒、墨也。”“孔、墨之后學，顯榮于天下者眾，不可勝數?！蔽鳚h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后，墨家學說即遭統(tǒng)治者排斥，日漸衰微，直至清代乾隆、嘉慶年間，尤其是清末民初之際始有復蘇，但終未成氣候。時至今日，墨學研究仍著述較少，影響不太。墨家學說中包含許多富有價值的治國安邦思想，是中華民族寶貴的思想財富。司馬遷曰：“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蹦珜W研究的衰微是中國傳統(tǒng)思想文化的一大損失。

墨家的理論學說和墨家子弟的行為舉動體現了一種強烈的愛民、助民、利民的救世濟民精神?？梢哉f：“墨家精神，就是以奉獻為核心的救世精神?！惫湃速澋?，“墨翟之徒，世謂熱腹”，“墨家之徒，專務救人”；“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今天，弘揚墨家救民濟世之精神，對于我們培育中華民族的偉大精神質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墨家始祖墨翟(世人尊稱“墨子”)出身微賤，他自稱“鄙人”或“賤人”“比于賓萌”。“賓孟”是指春秋戰(zhàn)國時期往來諸侯列國之間的游士說客，屬于社會下層的士。據史載，墨子可能出身工匠家庭，他常與小生產者交往，學會了不少手工業(yè)技藝。墨子能制造載重五十石的車的車轄，能牽引三十石的車的車鞔以及能空中飛行一日不落的木鳶，可見其手藝之高明精湛。墨子在經常與社會下層民眾交往中，還學會農耕。他曾說：“翟慮耕而食天下之人矣?！闭窃谶@種與貧苦大眾的交往以及自己親身勞動過程中，墨子深知社會下層人民生活的疾苦和勞動的艱辛，使其思想和主張能“為代表下層之庶民”，有一種強烈的救民、濟民、愛民、利民愿望。起初，“墨子學儒者之業(yè)，受孔子之術”，后因理念不合，決定另立門戶，“背周道而用夏政”，效法大禹天下為公，“為萬民興利除害”。墨家門徒也大多出身工匠之類的貧苦百姓，他們“晝日諷誦習業(yè)”，其思想、行為也深受到其勞動職業(yè)、社會地位的影響，能反映社會底層民眾的呼聲。

墨家宣傳、實踐其思想學說的最高目標是“為萬民興利除害”，即“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視之為“仁人之所以為事者”。所謂“興天下之利”，從宏觀來說是指“國家之富，人民之眾。刑政之治，社稷之定”，從微觀來說是指“饑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亂者得治”。所謂“天下之害”是指“大國之攻小國”，“大家之亂小家”，“強之劫弱”，“眾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敖賤”；“為人君者之不惠”，“臣者之不忠”，“父者之不慈”，“子者之不孝”，“今之賤人，執(zhí)其兵刃毒藥水火，以交相虧賊”。

為興利除害，墨子首先主張“兼相愛，交相利”。“兼愛”學說是墨家的核心思想?！凹嫦鄲邸币馑际侵干鐣恳粋€成員都要愛所有的人，全社會成員要互愛互助。春秋戰(zhàn)國之時，社會動蕩不安，兼并戰(zhàn)爭持續(xù)不斷，整個社會以大攻小、以強凌弱、以富欺貧現象比比皆是。社會底層民眾，戰(zhàn)時死于非命，平時倍受壓榨，過著悲慘的生活。墨子目睹百姓“饑即不食，寒即不衣，疾病不侍養(yǎng)，死喪不葬埋”，十分憐憫。他認為，這一切天下禍篡怨恨，皆起于“不相愛”，唯一的解決途徑是“兼相愛”。要想達到“兼相愛”，必須上自國君，下至眾民，都不能只知“自愛”，而要“相愛”。大家應該做到“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引。這樣，諸侯之間就不會有戰(zhàn)爭殘殺，士大夫之間就不會爭權奪利，民眾之間就不會有傷害虐待。

墨子的“兼愛”是一種無等級差別、無血緣親疏的平等友愛觀。他說，“官無常貴。民無終賤”，“不黨父兄，不偏貴富，不嬖顏色”。這種“無等差”之愛，即是“博愛”。孫中山曾說：“古時最講愛字的莫過于墨子，墨子所講的‘兼愛’與耶酥所講的‘博愛’是一致的。”這種“博愛”觀到了十八世紀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和“自由”、“平等”一道被視為人類的普遍價值觀。因而。墨子的“兼愛”比之孔孟的“仁愛”更具有鮮明、質樸的愛民色彩。

“兼相愛”是社會道德的基本準則，而“交相利”是這一基本準則的具體要求。是否實現了“兼相愛”，關鍵看是否實踐了“交相利”?！敖幌嗬币馑际侵干鐣恳怀蓡T的行為都應該有益于他人，大家都應該謀求社會之公利。墨子的“交相利”是直接針對社會上貧富不均、苦樂不等的弊端提出的。他認為社會的統(tǒng)治者和食利者“厚作斂于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虧人”而“自利”，把自己的享樂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這是應該堅決反對的。為此，他主張“交相利，侈多分”，提倡愛他人、利他人、幫他人，鼓勵大家“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以使“老而無妻子者，有所借養(yǎng)以終其壽；幼弱孤童之無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長其身”。墨家建立一個沒有貧富差距、互助互愛的和諧社會的理想，實質上反映了貧困無助人民的愿望。

在墨子看來，“義”與“利”相通，“義，即利也”，而利即利他人，利社會。是故，“義”“可以利人”，“可以利民”，為“天下之良寶也”。因而，墨家之“義”，是一種真誠、樸素的“為人民服務”精神。鑒于當時侵略戰(zhàn)爭頻繁，“并國覆國，賊敖百姓”，墨子特別強調“非攻”，希望國家之間放棄戰(zhàn)爭、和平相處，以救人民于“兵刃毒藥水火”之中。墨子曾親自制止了三次戰(zhàn)爭。《墨子·魯問》中記載，墨子一次勸止齊國伐魯，一次魯陽文君攻鄭；《墨子·公輸》更是全篇記述了墨子如何力壓公輸盤，說服楚王放棄攻打宋國的精彩故事。若是在今天，墨子憑其和平言論以及為和平事業(yè)所作的貢獻，可以榮獲諾貝爾和平獎。

鑒于當時統(tǒng)治階級四體不勤，卻奢侈荒淫，而平民百姓終日勞作，卻衣食不足的現狀。墨子一方面強烈反對不勞而獲。他提出：“賴力者生。不賴力者不生?！彼J為，物質財富是生產勞動的成果，如果一個人自己不勞動，而占有、享受別人的勞動成果，這種行為是不道德的，與動物的本能沒有什么兩樣。對于那種“人人之場園，取人之桃李瓜姜者”?！把ㄈ酥畮?，竊人之金玉布帛者”，“逾人之欄牢。竊人之牛馬者”，都是“不與其勞，獲其實，以非其所有而取人”。另一方面。墨子大力提倡崇斂黜奢。他認為?！吧喜粎捚錁罚虏豢捌淇?，故國離寇亂則傷，民見兇則亡”。因此。首先要限制統(tǒng)治階級追求享樂的奢侈消費，將其節(jié)約下來的財物用于改善人民生活上。他說：“去大人之好聚珠玉、鳥獸、犬馬，以益衣裳、宮室……舟車之數?！蹦犹岢隽艘粋€有獨到見解的節(jié)用減災政策：“歲饉，則仕者大夫以下皆損祿五分之一；旱，則損五分之二；兇則損五分之三；饋。則損五分之四；饑，則盡無祿，稟食而已矣。故兇饑存乎國，人君徹鼎食五分之三?！币簿褪钦f，遇到災荒欠收的年景，國家應該以行政手段相應地減少官員的俸祿。墨子還提倡“節(jié)葬”，因為“厚葬久喪者為政，國家必貧……衣食之財必不足”，而且影響人民的正常生產勞動。此外，墨子還主張“非樂”。因為為制造各種樂器，統(tǒng)治者“將必厚措斂乎萬民”?？傊?。墨子認為：“去無用之費，圣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蹦曳磳Σ粍诙@，提倡節(jié)斂是站在廣大勞動人民的立場，希望統(tǒng)治者體恤人民的貧苦，減輕對人民的剝削，使人民得以“饑者得食，寒者得衣”。

綜上所述，墨家子弟出身于貧困大眾，他們從貧困大眾的根本利益和迫切愿望出發(fā)，構建了以“兼愛”為核心的墨家學說。這一學說，從根本出發(fā)點和最終歸宿點來說，都是為了謀求黎民百姓之幸福，減少黎民百姓的痛苦；從基本內容來看，都是愛民、助民、利民之政策主張。墨家學說對社會下層良眾(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弱勢群體”)的深切關愛，體現了一種強烈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救世濟民精神。

墨家以天下興亡、人民幸福為己任，不僅在言論上，大力宣傳自己興國治邦、救世濟民的理論，而且在行動上，身體力行，努力實踐自己的理論。墨子十分反感空言理論而不行動或言行不一的行為。他說：“言足以復行者常之，不足以舉行者勿常。不足以舉行而常之，是蕩口也?！彼€說：“夫義天下之器也，何以視人，必強為之?！蹦易拥芏际茄孕幸恢?、知行合·的實踐主義者。墨子“使勝綽事項子牛”，而“項子牛三侵魯地”，墨子認為勝綽“言義而弗行”，“請而退之”。墨家主張“強從事”和“節(jié)用”，即辛勤勞動、節(jié)儉生活，墨家子弟嚴格遵守自己的這一要求。“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跛踽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

為實現他們興利除害、救世濟民之理想，墨家子弟不計艱險，不顧困窘，不畏強暴，甚至不惜犧牲生命。墨子日：“斷指與斷腕，利于天下，相若無擇也，死生利若，一無擇也。”為止楚攻宋，墨子裂裳裹足，行十日十夜，親至楚都，與公輸盤唇槍舌戰(zhàn)。并大義凜然地對楚王說：“雖殺臣，不能絕也。”墨子后學，曾集百八十余人為楚陽君死難，后人嘆曰：“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赴火，死之旋踵?！蹦疫@種為民舍生、無私奉獻的精神，在先秦百家中是少有的。

墨子救世濟民之志，雖誘以名位利祿，亦不為所動。越王欲以五百里地封墨子，并束車五十乘迎之，墨子曰：“子觀越王之志何若?越王將聽吾言，用吾道，則翟將往，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自比于群臣。奚能以封為哉?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吾往焉，則是我義糶也。鈞之糶，亦于中國耳，何必于越哉!”在墨子看來，若能行其道，雖粗茶淡飯，也樂于前往，若不能行其道，五百封地如草芥不值一文。

墨子行救世濟民之義，曲高和寡，時受譏刺，但始終不改初衷?！赌印べF義》載：“子墨子自魯即齊，過故人。故人謂子墨子曰：‘今天下莫為義，子獨自苦而為義，子不若已?！幽釉唬骸裼腥擞诖耍凶邮?，一人耕而九人處，則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何故?則食者眾者而耕者寡也?！裣履獮榱x。則子如勸我者也，何故止我?”

孔、墨同處春秋戰(zhàn)國之亂世，均懷抱救世濟民之志向，席不暇暖，周游列國。然孔子不得志時猶有“道不行，乘桴浮于?！敝畤@，并有“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之語。比之孔丘，墨翟這種矢志不渝的救世濟民精神尤為可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