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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論文主要從我國宏觀調控的多重目標；影響宏觀調控的多種因素；完善宏觀調控的多維視角等進行講述，包括了從經濟增長來看，經濟保持高速增長，但結構性矛盾突出、從就業(yè)情況來看，就業(yè)總量增加，但失業(yè)率逐年攀升、從物價水平來看，物價總體水平較低，但近期CPI增長較高等，具體資料請見：

[摘要]我國宏觀調控主要包括經濟增長、物價穩(wěn)定、就業(yè)充分和國際收支平衡四個目標。從多目標決策視角進行分析，當前經濟保持高速增長，但結構性矛盾突出；就業(yè)總量增加，但失業(yè)率逐年攀升；物價總體水平較低，但近期CPI增長較高；內需增長不足，但外需增長迅速，應當注重宏觀調控時機的前瞻性、調控政策的組合性和調控手段的多樣性，形成有利于科學發(fā)展的宏觀調控體系。

[關鍵詞]宏觀調控；目標；決策

多目標決策(multipleobjectivedecisionmaking)是20世紀80年展起來，并綜合運用運籌學、經濟學、心理學等知識而形成的交叉學術領域，主要適用于在某個問題具有多個目標時，決策者可以依據不同的問題、條件、環(huán)境來提出具體的解決方案。當前，我國經濟增長由“偏快”轉向“過熱”趨勢有所緩解，但經濟運行中的突出矛盾并未得到根本性解決，繼續(xù)堅持和完善宏觀調控是經濟學界的共識。然而，各國的宏觀調控都必須達到經濟、物價、就業(yè)、外匯等多個目標的均衡與協(xié)調，是一個典型的多目標問題，必須進行系統(tǒng)思考，理性決策。下面，筆者擬從多目標決策視角對我國宏觀調控問題進行初步研究，以求教大方。

一、我國宏觀調控的多重目標

在當代世界，雖然各國宏觀調控的手段配置和操作方法有所不同，但都是努力保證國民經濟增長過程中的總量平衡，即保持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基本平衡，促進國民經濟的穩(wěn)定、均衡增長。如何衡量社會總供求是否達到平衡，西方發(fā)達國家一般采用五大指標：即物價上漲率、利率、匯率、失業(yè)率和經濟增長率，通過調節(jié)各項指標來求得社會總供求量的基本平衡，促進經濟的平穩(wěn)健康發(fā)展。

我國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機制的過程中，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和國家對經濟的宏觀調控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共同作用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fā)展的全過程。我國經濟學界一般認為，基于國際國內經濟運行的經驗，國家宏觀調控的主要目標包括四個方面：一是經濟增長，指在堅持質量、效益、結構和速度相統(tǒng)一的基礎上，根據需要和可能，實現經濟的適度較快增長；二是就業(yè)充分，指實施積極的就業(yè)政策，廣開就業(yè)門路，努力把失業(yè)率控制在社會可承受的限度內；三是物價穩(wěn)定，既要防止通貨膨脹，又要防止通貨緊縮，保持商品與服務價格總水平基本穩(wěn)定；四是國際收支平衡，指積極發(fā)展進出口貿易，不斷完善外貿與金融外匯管理體制，實現包括經常項目、資本項目和金融交易在內的國際收支基本平衡。

二、影響宏觀調控的多種因素

無論是國外的五項指標體系，還是中國的四個主要目標，都表明宏觀調控問題是一個多目標問題，是一個復雜的系統(tǒng)問題。從多目標決策視角看，經濟增長、就業(yè)充分、物價穩(wěn)定、國際收支平衡四個相互獨立的目標，都有各自的評價指標體系，而同一目標的評價指標可能是互相影響、互相制約的，不同目標的評價指標更可能是互相矛盾、互相沖突的。正確決策首先必須對宏觀調控多個目標的影響因素進行綜合分析。

(一)從經濟增長來看，經濟保持高速增長，但結構性矛盾突出。2002年至2006年，我國按現價計算的GDP總規(guī)模翻了一番，從2001年的10.96萬億元擴大到2006年的20.94萬億元，與1978年至2001年平均每五年翻一番的速度大體一致；按可比價計算的GDP平均增長10.1%，比1978年至2001年年均增長9.6%快0.5%。雖然我國經濟總量平衡，但經濟持續(xù)增長也面臨著一系列矛盾和問題：一是投資與消費關系失調。近年來，我國投資增長速度較快，成為推動經濟發(fā)展的主要動力。與此同時，消費增長卻相對緩慢，從1978年到2005年，我國消費增長了將近43.2倍，但最終消費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重卻從1978年的62%下降到了2005年的53%。二是工業(yè)結構矛盾仍很突出。從總體形勢看，2007年前三季度全國規(guī)模以上工業(yè)值同比增長18.5%，比上年同期快1.3個百分點，意味著工業(yè)生產和市場熱度升高；從主要行業(yè)看，耗能高、加工水平低、大部分要靠出口來消化其產能和產量的原材料增速都在20%以上，結構性非均衡的工業(yè)高速增長，會加大工業(yè)結構調整的難度；從重點調控行業(yè)看，目前鋼鐵、水泥等行業(yè)增長速度仍然過快，重復低效競爭仍然激烈，節(jié)能降耗和環(huán)境保護的壓力仍然很大。三是流動性過剩問題突出。近兩年，我國貨幣供應量的兩個重要指標M1、M2的增速均突破了學界所定義的“穩(wěn)健區(qū)間(12%-20%)”的上限。資金具有逐利性，過多過剩的流動資金，對于一個市場發(fā)育和監(jiān)管體制還不健全的國家來說，有時甚至是可怕的，亞洲金融危機就是前車之鑒。從多目標決策的視角來看，控制投資增長過快的通常做法是提高利率，增加投資的成本。但在產能過剩的情況下，提高儲蓄利率會降低消費需求，使產能過剩的情形更難擺脫。如果只提高貸款利率而不提高儲蓄利率，則會擴大利差，使銀行有更大的增加貸款的沖動，結果和控制貸款以抑制投資增長的愿望相違背。

(二)從就業(yè)情況來看，就業(yè)總量增加，但失業(yè)率逐年攀升。改革開放初期，失業(yè)率一直呈現下降趨勢，從1978年的1.3%下降到1985年的0.48%。但是，從1986年城市經濟體制改革開始以后，失業(yè)率就緩慢地上升，從1986年的0.51%上升到2004年的2.11%。在就業(yè)規(guī)模擴張中，城鎮(zhèn)就業(yè)率上升，城鎮(zhèn)就業(yè)占總就業(yè)的比重從1978年的23.69%上升到了2004年的35.21%。鄉(xiāng)村就業(yè)率下降，從1978年的76.31%下降到2004年的64.79%。從1998年至2003年，中國經濟平均每年增長7.3%，失業(yè)的卻達500萬人。2003年至2006年，中國經濟增長10%至10.5%，失業(yè)將近1000萬人。因為工業(yè)化和市場化的推進，1985年中國經濟增長一個百分點，帶來的就業(yè)崗位是240萬個；1995年，經濟增長一個百分點，帶來的就業(yè)崗位是170萬個；現在經濟增長一個百分點，帶來的就業(yè)崗位不到90萬個。從多目標決策的視角來看，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特別是貨幣政策總量的目標選擇越來越困難。如果選擇擴張，固定資產需求已經連續(xù)40多個月過熱了；而選擇緊縮，失業(yè)率又會成倍的增加。究竟是擴張還是緊縮，讓決策者面臨兩難。

(三)從物價水平來看，物價總體水平較低，但近期CPI增長較高。我國在經濟持續(xù)快速增長中，通過穩(wěn)定需求，促進供給特別是基礎產品供給增長，保持了經濟總量關系的大體平衡，實現了物價的基本穩(wěn)定。從1997年11月開始，中國的物價保持了一段時間的負增長，2001年、2002年是零物價。也就是說，中國經歷了30多個月的負物價、20多個月的零物價。但2007年以來，我國物價上漲進入2002年以來的第二個上升期，1至11月累計上漲4.6%。一些學者認為，本輪CPI上漲完全是因為一些食品和豬肉價格上漲引起的，不會向別的行業(yè)和領域蔓延。而另外一些學者則認為，本輪CPI上漲是成本推動型的，不是供求失衡造成的結構性的。從1978年至2002年，我國居民消費價格累計上漲433.5%，年均上漲6.3%。因此，雖然近期CPI增長較高，但相對于GDP增長而言，目前CPI增幅依然在可承受的范圍之內，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物價上漲對低收入階層和困難群眾的生活影響較大。從多目標決策視角看，我國經濟在新的上升通道中總體應該保持一種較高增長和較低物價的格局，不出現價格水平的大幅上漲或大起大落。

(四)從國際收支來看，內需增長不足，但外需增長迅速。出口和外商投資構成的外需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外需增長導致國際收支雙順差(經常項目順差和資本項目順差)，經濟對外依存度逐年上升，人民幣升值壓力加大，外匯儲備成本提高。一方面，出口大于進口，經常項目出現順差。我國連續(xù)6年出口增長維持在20%以上的高水平，實現了連續(xù)10多年的經常項目順差。另一方面，外商投資推動經濟增長，資本項目順差，外資對中國經濟控制力增強。根據國際資本的輸出規(guī)律，輸出國際資本和引進國際資本的比例，發(fā)達國家平均為166：100，發(fā)展中國家為18：100，但我國只有1.5：100；外商投資企業(yè)商品進出口在整個中國進出口中的比重占到55%以上，外商投資企業(yè)在中國的對外貿易中已經占據主導地位。經常項目順差和資本項目雙順差使得外匯儲備增長，必然產生外幣貶值的預期和人民幣升值的預期。因此，雙順差越大，外匯儲備越多，人民幣升值的壓力越大；人民幣升值的預期，又加大了外資流入和國際收支順差的擴大，進一步增強了人民幣升值的壓力。雖然我們正在為如何實現內外需平衡而費盡腦筋，但正如有學者指出的一樣，從經濟決策選擇理論的角度看，目前“正的不平衡(順差)”比以往“負的不平衡(逆差)”具有更大、更主動地選擇余地，有錢之難好于無錢之困。

三、完善宏觀調控的多維視角

多目標決策的目的是挑選或擬定最優(yōu)的方案使決策目標極大化。而決策的環(huán)境是面向將來的，需要決策的問題會或多或少地表現出一定的不確定性，對于宏觀調控這樣的復雜問題來說，這種不確定性將更為突出。當前，經濟運行中的一些體制性、機制性及結構性矛盾和問題還比較嚴重，經濟增長仍然偏快，價格上漲仍然較多，節(jié)能減排壓力較大，世界經濟增長的不確定性也在加大。在這樣的背景下，要實現黨的十七大提出的深化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guī)律的認識，從制度上更好地發(fā)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學發(fā)展的宏觀調控體系，就必須堅持對宏觀調控問題多角度思考，多措施并舉，多角度整合。

一是注重宏觀調控時機的前瞻性。我國具有宏觀調控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在1979至1981年、1985年至1986年、1989年至1990年三次宏觀調控中，因為動手較晚、延誤最佳時機，而且在實施上存在著猶豫不決、貫徹不力的問題，導致不能充分發(fā)揮經濟增長的潛能。近年來，我國提出并運用科學發(fā)展觀統(tǒng)攬宏觀調控全過程，提高宏觀調控的前瞻性，認真進行跟蹤分析形勢，科學預測月度、季度和年度經濟變化趨勢，及時發(fā)現經濟運行中出現的問題苗頭和矛盾動向，并及早動手緩解、遏制這些矛盾和問題。比如，為應對“非典”沖擊，2003年上半年采取了寬松的財稅和金融措施，銀行信貸和投資快速增長。在抗擊“非典”勝利后，中央及時察覺到經濟運行中的不穩(wěn)定、不健康因素，及時預警，并及時采取有針對性的措施，及早控制苗頭性、局部性問題，宏觀調控的頻率、手段、節(jié)奏和力度都掌握得比較好，使2003年的經濟保持了穩(wěn)定快速增長勢頭。2007年以來，我國投資、信貸、工業(yè)、凈出口增長再度加速，金融市場流動性偏多，出現了由“偏快”轉向“過熱”的勢頭。針對這些情況，中央又及早動手，采取偏緊的措施操作，打出了一系列“組合拳”，促進經濟運行轉入了全面協(xié)調可持續(xù)的發(fā)展軌道。歷史的經驗表明，宏觀調控必須堅持審時度勢，準確把握國內外經濟社會環(huán)境的變化，抓住有利時機，運用有效的政策組合，對可能出現的問題及早建立防御機制，對已經出現的問題予以迅速解決。

二是注重宏觀調控政策的組合性。一般而言，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宏觀調控的基本手段和主要工具，在實現政策目標方面具有不同作用，二者的協(xié)調配合十分重要。在1998年至2003年的宏觀調控中，為了有效治理東南亞金融危機背景下的通貨緊縮，選擇“積極財政政策”和“穩(wěn)健貨幣政策”組合：財政政策方面，較大幅度地增發(fā)長期建設國債，調整收支規(guī)模和結構，在財政投資結構改善基礎上保證總需求擴大；貨幣政策方面，對內靈活調節(jié)貨幣供應量和信貸投放，使其穩(wěn)定在一個比較合理的區(qū)間內，為經濟總量穩(wěn)定提供貨幣和信貸保證。這種“松財政、穩(wěn)貨幣”的優(yōu)良政策組合，有效地遏制了經濟衰退和通貨緊縮，是一次比較成功的政策組合應用。2004年以來，根據我國消費需求相對不足，同時投資內需和出口外需過旺造成的總需求擴張過快的具體情況，我國財政政策從“積極”轉向“穩(wěn)健”，逐步減少增發(fā)國債投資規(guī)模，多次調整出口關稅政策，減輕人民幣升值和出口增加的壓力；貨幣政策則在保持總體穩(wěn)健的姿態(tài)下多次頻繁調整準備金率、利率和公開市場業(yè)務，以保持貨幣信貸穩(wěn)定增長。這種“雙穩(wěn)健”的財政貨幣政策組合既不全面擴張，又不全面緊縮，實踐證明效果非常理想。當前，中央提出按照控總量、穩(wěn)物價、調結構、促平衡的基調做好宏觀調控工作，推行“穩(wěn)健的財政政策”和“從緊的貨幣政策”，是符合我國經濟運行現狀的，有利于解決突出問題。根據形勢發(fā)展需要，我們還需加強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土地政策、產業(yè)政策、外匯政策和社會發(fā)展政策的協(xié)調配合，實行適當的組合模式，提高宏觀調控的科學性和有效性。

三是注重宏觀調控手段的多樣性。一般而言，政府的宏觀調控有三大手段：經濟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經濟手段，是指政府運用各種經濟杠桿(如價格、利率、匯率等)，通過市場機制，間接地對市場主體的經濟活動進行調控；法律手段，是指政府運用各種有關的法律法規(guī)和國家有關的政策規(guī)定，通過法制力量，對市場主體的經濟活動進行調控；行政手段，是指政府運用行政機構的權力，通過強制性指令，直接對企業(yè)或個人的經濟活動進行調控。在1988年至1990年的宏觀調控中，我國嘗試改變原來單一的行政調控，引入經濟和法律手段，初步進行現代意義上的以財政貨幣政策為主的間接調控，但因對經濟手段的運用不夠熟練，導致調控過度。2004年以來的宏觀調控，逐步強化了經濟和法律手段對經濟的調節(jié)作用，特別是更多地運用利率、匯率以及其他財政貨幣政策工具來間接影響經濟主體行為，保證了宏觀調控的客觀性和科學性，積累了更為豐富的經驗。在目前地方競爭體制更多帶有行政色彩的背景下，中央政府在實行宏觀調控時完全不用行政手段，也可能會影響宏觀調控的效果。從總體上說，在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我國宏觀調控方式實現了從依靠單一的行政手段調節(jié)轉向三種手段調節(jié)并用，以經濟手段、法律手段調節(jié)為主，輔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調節(jié)。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日益成熟，競爭機制不斷完善，我國的宏觀調控應當越來越多地運用經濟和法律手段，逐步縮小行政手段的調控范圍，防止因行政調控越位或錯位而造成宏觀調控效率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