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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新疆政局動蕩，境外勢力趁機不斷蠶食。史料載：“不幸咸同后，天下多故，東南半壁失陷，玉關(guān)外僅留區(qū)區(qū)鎮(zhèn)西。”“妥明以三年亂烏魯木齊，安集延以四年并南路，俄羅斯以十年據(jù)伊犁?！眹y當頭，新疆局勢危急，正是國家用人之際。成祿武將出身，前半生屢立戰(zhàn)功，官至烏魯木齊提督，卻畏難不赴任，后屢被彈劾，終被判“斬監(jiān)候”。

一、成祿生平

成祿，字子英，滿族。關(guān)于成祿的生卒年、家世，清代文獻資料記載較少。成祿之所以“出名”，主要是由于其久居原駐地不赴任，左宗棠、吳可讀等大人物的屢次彈劾以及朝廷處理此案的始終。

（一）任當原、北原總兵官成祿的活動范圍主要在陜甘一帶，主要是作為清末重要將領(lǐng)勝保的部下在咸豐、同治年間參與鎮(zhèn)壓捻軍及甘肅回民起義。在此期間，其屢立戰(zhàn)功。成祿最初供職當原、北原總兵官，當原、北原境內(nèi)回民眾多，是陜甘回民起義較大規(guī)模之地。管轄范圍內(nèi)雖然形勢嚴峻，但成祿發(fā)跡也始于此。“欽差大臣勝保僅令總兵成祿率兵往援。成祿所部繞道三原，企圖從涇陽后路偷襲解圍。”成祿在清末鎮(zhèn)壓陜甘回民起義中立功，隨后被擢升為陜安鎮(zhèn)總兵官。

（二）任陜安鎮(zhèn)總兵官陜安鎮(zhèn)總兵官主管陜安一帶的綠營兵。陜安鎮(zhèn)總兵官屬西北邊防要職，正二品，掌一鎮(zhèn)軍政。在道光年間就曾因所任官員不妥，被朝廷點名更換。在就任陜安鎮(zhèn)總兵官時，成祿扶搖直上，立下重要戰(zhàn)功，其母去世，也未離任。

（三）任烏魯木齊提督成祿于同治四年（1865年）被任命為烏魯木齊提督，但成祿自擔任烏魯木齊提督以來，駐兵高臺（肅州境內(nèi)），近8年未赴新疆上任。前期，朝廷屢次催促，言辭犀利，讓成祿盡快統(tǒng)率大軍出關(guān)上任。“新疆到處糜爛，亟盼大支勁旅早日出關(guān)，為各路聲援，迭次催令成祿攻拔肅州，克日出關(guān)，乃該提督忽稱合圍，忽稱兵單餉絀，百端借口，希圖宕延……著即嚴督各將士銳意進取，迅速攻拔，整頓出關(guān)，倘再事遷延，定將成祿等重治其罪。”“成祿交卸后，即日帶兵赴援關(guān)外，不準稍事逗留，如仍前玩泄，貽誤戎機，必重治其罪，決不寬貸。”隨后成祿上奏自陳病情，企圖以此為借口不去赴任，但也遭到拒絕，朝廷命其盡快動身赴任。但至同治九年（1870年），朝廷對成祿一軍態(tài)度大變，令其“督軍駐扎關(guān)外，不得輕率前進，擇要扼扎就近兼顧肅州”。朝廷對成祿出關(guān)態(tài)度的轉(zhuǎn)變主要受時任陜甘總督、督辦新疆軍務左宗棠的影響。值得一提的是，成祿在此任上也做出了一些政績，展現(xiàn)了其不作為、欲作為與從何作為的矛盾心理。在緩慢西行期間他也曾立下戰(zhàn)功?！懊C州逆臣勾結(jié)土匪圍攻金塔，經(jīng)成祿派兵援救，大獲勝仗，保護糧路，尚稱得手。”“成祿所領(lǐng)官軍移扎甘郡，進逼肅州，連日獲勝。”“成祿所派各營，于新墩子灘地方，將護糧悍賊數(shù)百擊斃，奪獲賊糧甚侈，該逆食盡援絕，機有可乘，正當實力圍攻?！薄爱敶损A缺逆熾之時，均能奮勉力剿，尚屬可嘉。”他也曾試辦屯田，壯大軍民。如《清穆宗實錄》（卷344）記載其親統(tǒng)前隊行抵玉門，搜剿竄匪，試辦屯田。體恤下屬，多為各類遣員求情，“已革副將凌祥，前在哈密接仗失利，本應治罪?，F(xiàn)據(jù)成祿查明該革員于接仗時，身受矛傷，著從寬暫留軍營，責令出關(guān)效力自贖”，雖向朝廷參奏屬下不法，但也為其求情避免流放。

二、屢次被彈劾之過程

（一）左宗棠三次彈劾左宗棠第一次彈劾成祿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一為不服管理，作為屬下，不配合左宗棠，“成祿署銜欽差總統(tǒng)西路軍務，事無巨細均由其陳奏請旨，即應歸地方辦理事件，亦不使督臣與聞”；二為多訛糧餉，“除軍糧外，贏糧甚多，堪以充軍餉”；三為強攤糧餉于民，“成祿于征糧外，復照糧攤捐……而民間盼其出關(guān)，冀可永不辦捐”?；谝陨暇売?，左宗棠建議讓成祿留任肅州，不要出關(guān)。對于左宗棠的彈劾，朝廷責令成祿駐扎關(guān)外，不得輕率前進，并且讓他體恤百姓，不準再有勒索攤派的情況。同治十一年（1872年）五月，左宗棠第二次上書彈劾成祿，主要有無軍功、招撫不力、獨斷專行、不付買糧之錢、養(yǎng)戲班、接妾隨營等罪狀。左宗棠言辭尖銳，朝廷下令穆圖善按照左宗棠參奏各款，嚴密訪察，迅速據(jù)實奏報。后穆圖善上奏，言“參款俱屬有因”，朝廷又考慮到“成祿業(yè)經(jīng)出關(guān)，所部乏人接統(tǒng)”，此次彈劾遂作罷。同治十二年（1873年）正月，左宗棠第三次上書彈劾成祿，強烈譴責其“在高臺苛派捐輸，迫士民赴營申訴，復指為聚眾抗糧，誣為叛逆，并將寄寓之權(quán)家囤莊圍定，掩捕殺斃二百余人，猶且虛報勝仗，吁請獎敘”之重罪，朝廷旋即下令，派大將金順接管成祿的軍隊，將成祿革職查辦。綜上所述，左宗棠彈劾成祿的主要原因集中于成祿獨斷專行、不聽其命、苛派捐輸、妄領(lǐng)錢餉。左宗棠多次彈劾，直至指責其“虛報勝仗，吁請獎敘”才令朝廷動怒，緝拿成祿。

（二）御史吳可讀兩次彈劾并“尸諫”吳可讀，字柳堂，甘肅皋蘭人。據(jù)《清史稿?吳可讀傳》載，“初以舉人官伏羌訓導。道光三十年成進士，授刑部主事。晉員外郎，遭憂去，主講蘭山書院。會撒拉番蠢動，被命佐團練。服闋，起故宮。遷吏部郎中，轉(zhuǎn)御史”。左宗棠上書彈劾成祿后不久，吳可讀也上書彈劾成祿?！俺傻撍盖樽镏卮?，請即從重懲辦?！薄捌洌ǔ傻摚┳镉锌蓴卣呤?，不可緩者五?！背徖砗螅谐傻摗皵乇O(jiān)候”。吳可讀得知后，再上書，請改為“斬立決”，在《請誅已革提督成祿疏》中，吳可讀以“皇上先斬成祿之頭，懸之匯街以謝甘肅百姓；然后再斬臣頭，懸之成氏之門，以謝成祿”的強硬態(tài)度，強烈要求處斬成祿。吳可讀將成祿比作大奸臣，強調(diào)自己為國家社稷考慮，顧不得身家性命。吳可讀所奏復議成祿“斬立決”的奏折，除對罪狀的陳述外，篇幅主要集中在自己“以身報國”的“壯志”上。所呈成祿之罪狀除左宗棠也提及的“矯誣賊虐、殘害無辜”之外，并無新的罪證。吳可讀想表達的更多的是自己忠于朝廷、時刻奉獻的精神，認為此舉是維護同治皇帝的新政。史料記載，同治皇帝閱后十分不快，下旨“御史職任言官，雖準風聞奏事，何得以私意揣測，形諸奏章……吳可讀刺聽朝政，與風聞言事不同……御史吳可讀著降三級調(diào)用”。吳可讀對成祿的彈劾以自己降三級收場。

三、罪與罰：成祿被判是否得當

（一）朝廷定罪：改“斬立決”為“斬監(jiān)候”在左宗棠第一次彈劾成祿后，朝廷雖未嚴厲查辦，但也多有顧忌。同治十年（1871年）十月，朝廷曾下令秘密調(diào)查成祿，此后雖左宗棠再次彈劾，但朝廷以“參款俱屬有因”回復，并未當即治成祿之罪。第三次因“濫殺無辜”“虛報勝仗，吁請獎敘”等彈劾后，成祿被押解至京。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審明，擬以“斬立決”定案。旋因御史吳可讀奏請將成祿立正典刑，同治皇帝又令御前大臣、大學士、六部九卿再行核議，最后改為“斬監(jiān)候”。同治十三年（1874年）九月，刑部正式報奏成祿案最終結(jié)果，“已革烏魯木齊提督成祿誣斃多命一案……比例擬以斬立決，并以成祿究系誤聽人言，與實在誣民為逆者不同……當經(jīng)降旨改為斬監(jiān)候”。

（二）成祿不出關(guān)客觀原因?qū)賹崌y當頭，拖延觀望確實有罪，但成祿的行為也確實事出有因。1.糧餉不濟朝廷在多次的詔諭中也承認糧餉不到位，成祿所報軍情屬實，“圍攻肅州正在吃緊，所稱協(xié)餉不足，自系實在情形”。當時，國庫空虛，撥給成祿一軍的銀兩一再延誤?！跋迌稍陆獾匠傻撥姞I，現(xiàn)在解到之銀，為數(shù)甚屬寥寥?！薄俺傻撁C州軍務正在吃緊，并整頓出關(guān)，需餉尤亟，四川欠解成祿軍餉，為數(shù)甚巨，著駱秉章遵照迭次諭旨，迅速籌款，趕解肅州軍營，以濟急需?！薄八拇ㄔ瓝艹傻擆A銀十七萬兩，前諭先行湊撥十萬兩……無論何款，趕緊撥解，毋再延誤。”由此可以看出，成祿軍被拖欠糧餉問題確實較為嚴重，湖北、陜西、四川、山東、山西、河南等地區(qū)解銀或解不足數(shù)，或一批未解，朝廷隨后又下旨催促，“至各省欠解成祿軍營餉銀，為數(shù)甚多，著戶部查明迅速催解，以濟要需……成祿所部糧餉兩缺，困苦難堪，亦系實在情形，著左宗棠力籌接濟，以拯饑軍”。2.局勢緊張，西路不通成祿被任命后不久，嘉峪關(guān)失守，肅州被圍。成祿認為，肅州不平，甘州、涼州二地岌岌可危，如若不先控制這里的局勢，則整個河西地區(qū)無法控制。同時著重強調(diào)關(guān)外現(xiàn)無進兵之路，必須節(jié)節(jié)掃蕩，方能率軍出關(guān)。3.兵單心散，難以整軍糧餉不濟、局勢緊張致使部眾潰散、軍心不穩(wěn)，且駐軍肅州時屢被圍困，前后受制，難以整軍西進。朝廷委任成祿統(tǒng)領(lǐng)各匯合之軍西進時，軍勢浩大。成祿派員先赴蘭州添募新勇。隨后，朝廷準陶茂林一軍、聯(lián)捷一軍、鶴齡一軍、駱秉章一軍受成祿調(diào)派，但由于種種原因，各路軍并未及時匯合。據(jù)左宗棠第一次彈劾時統(tǒng)計，成祿的軍隊僅有2900余人；第二次彈劾時，成祿本應該有十二營的兵力，實際上僅有五六營。成祿上奏要求招募民勇時，也多被“軍營餉項，本屬不敷，豈可再添兵勇，該提督當就現(xiàn)有兵力，節(jié)節(jié)掃蕩”駁回，多次得到“在川陜等處募勇，前經(jīng)降旨，已經(jīng)不準行”的回復。

（三）成祿案并非個案政局動蕩、形勢嚴峻，類似官員久不赴任、所轄營眾騷擾地方的案件也時有發(fā)生。朝廷雖一再強調(diào)軍紀，但也并不嚴懲。成祿所犯細節(jié)并非西北軍務中的個例。如聯(lián)捷，本為伊犁參贊大臣，伊犁失陷后，調(diào)任哈密辦事大臣。同治初年（1862年），清朝在新疆統(tǒng)治幾乎崩潰，所存之地僅巴里坤、哈密一帶，可見，哈密辦事大臣也是當時西北軍務中極為重要的職位。同治四年（1865年），聯(lián)捷被汪朝、劉蓉（陜西巡撫）等人彈劾，被訴“沿途需索各款……在會寧勒索供支，拆毀廟宇衙署，縱令兵勇將牲畜牧放民田，殘害禾稼，領(lǐng)去草料變價買賣……任聽兵丁宰殺牛只，棄置車輛，毆逐送差夫役等”。朝廷下旨嚴厲斥責，但社會動蕩，正是用人之際，雖說嚴懲也只是降職警告，降為藍領(lǐng)侍衛(wèi)，仍統(tǒng)管其部。聯(lián)捷被革職后，文麟接替。主要負責成祿一軍的糧草大事，受命后其因丁憂也未迅速赴任，成祿只能就近另外派人接管。近兩年的時間中負責籌集軍糧重任的文麒也并未赴任。清末國勢衰微，官員各類瀆職案也層出不窮。如肅州高臺縣知縣，到任未及三月，就私賣倉儲糧食，并且不止一次。又如陜西靖邊縣知縣蕭啟基，接管駐邊營勇五百名，經(jīng)查點后乃系雇民充數(shù)，所領(lǐng)糧餉，都被其侵吞，且有招娼、濫刑、私設錢局等情況。這些官員多被革職查辦、追繳贓款，甚少流放或收監(jiān)，也間接證明成祿所犯之事并非個案。

（四）清末官場派系紛爭不斷左宗棠為漢族官僚，在就任陜甘總督之前，也并不熟悉西北軍務。成祿為滿洲貴族，戎馬一生，一直活躍在陜甘一帶，也因此被擢升為烏魯木齊提督。在左宗棠數(shù)次的彈劾之中，其著重控訴成祿一意孤行、唯我獨尊、不予配合的行為。除此之外，在重要職位的用人方面，二人也多有摩擦。同治十年（1871年），成祿準備離開肅州，在舉薦肅州鎮(zhèn)總兵官一職時，先是左宗棠舉薦趙德正署理，后成祿上奏稱“趙德正于營務軍政均未講求，肅鎮(zhèn)尚恐不勝，何能膺此重任”。朝廷聽取成祿的意見，讓左宗棠悉心察看，另選他人接署。對于成祿推薦胡可均肅州鎮(zhèn)總兵、哈國霖肅州知州的意見，左宗棠也予以否決。在糧餉方面的分配不均，加速了成祿軍的瓦解。西北形勢危急，朝廷調(diào)派各路人馬趕赴陜甘，主要有川軍、湘軍、晉軍及東北各路軍隊，導致派系紛爭嚴重。楊岳斌任陜甘總督時，便有人密奏“甘省兵變，為楊岳斌發(fā)餉不均，偏袒楚勇所致”。徐占彪為左宗棠所舉薦，是接替成祿軍駐扎肅州的人選。同治十一年（1872年），甘州知府李守愚以私函囑托，阻撓軍食，將本該給成祿軍的糧草留給徐占彪軍使用。朝廷讓左宗棠飭令該知府仍將軍糧留給成祿使用，徐占彪軍應用糧草，另為籌撥。后來，朝廷任命左宗棠為陜甘總督，隨后任命其為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成祿等原來負責西北事務的官員并不是非常認可左宗棠。左宗棠在正式出關(guān)、大舉收復新疆之前，將原來負責西北軍務的主要人員都進行了調(diào)整。

（五）吳可讀“尸諫”之極端吳可讀上書陳詞過于偏激，認為“改監(jiān)候，緩其死……使窮兇極惡之徒與尋常監(jiān)候斬犯，同邀此法外之仁，獲保首領(lǐng)以死，國法之謂何而姑息”。“尸諫”的主要理由并不是成祿罪大惡極，而是“以萬死請旨立正典刑以肅新政”。吳可讀認為此乃“忠臣烈士遭逢國家末，造所不及，料與不得已苦衷也”。吳可讀曾供職于吏部，應熟悉刑法，此上書中，并未反映出成祿所犯之具體刑法，反而多是個人感情的極端表達。同治皇帝年少繼位，受兩宮皇太后輔政，恰逢國勢衰微，同治帝勵精圖治，最忌諱他人質(zhì)疑自己的執(zhí)政能力。同治皇帝的回復——“雖準風聞奏事，何得以私意揣測”，即鮮明地表明了對成祿案的態(tài)度。清末國勢衰微，內(nèi)憂外患，吳可讀對成祿案的激烈反應，便是出仕之人復雜愛國情操的折射。成祿在其母去世時未曾離任，仍留甘肅軍營效力。在拔營西行收復國土期間，大環(huán)境的風起云涌與小人物的無力，造成了成祿欲作為而又無所作為的結(jié)果。相比不作為的官員，成祿是先進的。但身居要職，國難當頭，無大作為就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成祿常替征戰(zhàn)于西北疆場的武將們求情，不僅是體恤部下的表現(xiàn)，或許更是出于自己同樣境遇的感同身受。成祿一案是處在沒落王朝政局動蕩、中央機構(gòu)管理乏力之下眾多出仕之人不作為、欲作為與從何作為的復雜思想斗爭的縮影。

作者：柴小君單位：北京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