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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記住，從一個錯誤的極端到另一個錯誤的極端，這類愚蠢的事情是多么經常地發(fā)生。［托馬斯·里德］[1]

對科學的態(tài)度是各式各樣的，一個極端是無批判的崇敬，中間經過不信任、怨恨、嫉妒，達到另一個極端，即詆毀和公開的敵視。我們在下述問題上常常被弄得混淆不清：科學能夠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科學是如何做它所做的那些事情的，科學在社會中的作用以及社會在科學中的作用，科學與文學的關系，科學和宗教的關系，……

盡管很復雜，上述混淆還是可以分為兩種主要類型：科學主義的和反科學主義的。前者是對科學的尊崇態(tài)度的夸張形式：例如，隨時準備把科學所做出的任何斷言當作權威的判斷加以接受，隨時準備把對科學或科學實踐者的每一種批評當作反科學主義的偏見加以拒絕。后者是對于科學的懷疑態(tài)度的夸張形式：例如，隨時準備看出對力量因素的興趣在每一個科學斷言中起作用，或者，隨時準備接受對科學或科學實踐者的任何這樣的批評，它們削弱了科學所做出的夸耀，即告訴我們關于這個世界的真相。

由于一種驚人的歧義性，使得清理上述混亂成為更加迫切的事情。有時候，“科學”一詞被簡單地用來指稱一些學科：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如此等等，通常還指人類學和心理學，有時也包括社會學，經濟學，諸如此類。但是，經常地——比不這樣使用更為經?！翱茖W”及其同類詞被賦予一種榮譽性用法：廣告商要求我們使用新的、科學的洗滌劑，以便把我們的衣服洗得更干凈；批判性思維課程的教師要求我們科學地推理，使用科學的方法；專家證人得到信任，其理由是他們所提供的是科學的證據；通靈術，圣水，順勢療法，或按摩脊柱治療法，或針刺療法，則被貶斥為“偽科學”；在懷疑這個或那個斷言時，我們抱怨說：它缺乏科學的解釋，或者需要科學的證明。如此等等?！翱茖W的”逐漸成為適用于所有目的、在認識論上起贊揚作用的一個詞，意味著“強有力的，值得信賴的，好的”。這樣一來，毫不奇怪，心理學家、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有時是如此嫉妒，堅持認為他們有權獲得“科學家”頭銜。同樣毫不奇怪的是，在其他領域如“管理科學”、“圖書館學”、“軍事科學”、“殯葬科學”，其實踐者是如此急迫地宣稱他們所從事的是“科學”。

由于自然科學取得了巨大成功，這種榮譽性用法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這種用法又是不幸的。它模糊了另外一個明顯的事實：在列為科學的那些學科中，并非所有的實踐者，或者并非只有這些實踐者，都（才）是好的、誠實的、徹底的、成功的探究者。這一事實已經誘使某些科學哲學家毫無成效地關注在真正的科學和其他冒牌貨之間如何劃界的問題。這反過來又激起了對如此分類的學科的妒忌，鼓勵了某種類型的科學主義——即其他領域的實踐者不適當地模仿自然科學的風格、專門術語和數學化形式，等等。并且它也激起了對如此分類的那些學科的憤慨，鼓勵了反科學主義的態(tài)度。有時候，你能覺察到妒忌和憤恨因素在同時起作用：例如，在那些自我標榜的人種方法學家那里，如他們經常自稱的，他們在從事對科學的“實驗室研究”，觀察著生產銘文的事務中的部分復雜工藝；或者在“創(chuàng)造科學”那里，人們不得不勉強承認這種自我描述的修辭學夸張。并且（這正是我在本文中所主要關注的），這種榮譽性用法就等于直接承認：科學，也就是在其描述意義上的科學，既不是神圣的，也不是騙取信任的把戲。

科學不是神圣的：它是徹底可錯的，不完善的，其成就是參差不齊的，經常是笨拙的，有時是污穢的，理所當然是不完美的。不過，它也不是騙取信任的把戲：在人類認知事業(yè)中，無論如何，自然科學確實是其中最為成功的。

承認這一點，根本不是要否認其他類型的探究——例如，歷史，或哲學，或法學，或文獻學——的合法性，貶低它們的成就；也不是要否認文學或藝術的合法性，貶低其成就。不過，這給我們提出了下面一些嚴重的問題，即列為科學的那些學科相互之間是否存在差別，如果有差別，其差別何在？其他類型的探究與那些列為科學的學科之間是否存在差別，如果有差別，其差別何在？如果文學或藝術都不是某種類型的探究，那么我們是如何從它們那里學到東西的？想象、隱喻和語言創(chuàng)新在科學中的地位如何？需要加以清理的核心之點是認識論方面的，即是說，它與科學知識、證據和探究的本性和條件有關。我們需要一種實在論的說明：各門科學知道些什么，并且它們是如何知道的。這里，“實在論”指其普通的、非專門的涵義，即不高估也不低估各門科學所能夠做的事情。這一任務是困難的，同時又是緊迫的。因為主流科學哲學有時錯誤地沿著過高估計科學的方向發(fā)展，這使得它不能有效地回擊下述刺耳聲音的大合唱：這些聲音是錯誤地、戲劇性地從另一個方向發(fā)出的，近來已經威脅到科學的認識論斷言。

曾經一度——預先提醒一下，下面所要敘述的將是卡通畫般的歷史——面對圣經或先驗形而上學的相反斷言，不得不為好的經驗科學在認識論上的正當性辯護。經過了很長時間，下面一點逐漸得到確認：科學享有特殊的認識論上的權威性，因為它獨自具有客觀的、理性的探究方法。隨之而來的努力就是明確表達那種獨有的客觀而理性的方法可能是什么樣子，這些努力導致了我所謂的“舊尊崇主義立場”的許多相互競爭的版本：科學進步是歸納地進行的，即累積被經驗證據或觀察事實所確證的真實或可能真實的理論；或者，科學進步是演繹地進行的，即通過檢驗其基本陳述來檢驗理論，用證實了的假說來替換已被證偽的猜測，從而來提高它的各個理論的似真度；或者，科學是作為工具而進步的，即發(fā)展這樣的理論，盡管不能說它們本身就是真理，卻可以說它們是預測的有效工具；如此等等。當然，也存在許多障礙：休謨的歸納懷疑論；確證悖論；由古德曼的“grue”（綠藍）謂詞所引出的“新歸納之謎”；R·漢森的觀察依賴理論的論題；蒯因關于理論甚至不被所有可能的觀察所充分決定的論題。但是，盡管承認所有這些障礙都是嚴峻的，但卻認為它們都是可以超越的，或可以避免的。[2]

下述做法是充滿誘惑力的，即用庫恩的術語，去把這些問題描述為：在一個競爭范式開始起作用時，舊尊崇主義范式所面臨的反常。庫恩告訴我們，他本人并不打算從根本上摧毀科學宣稱自己是理性的事業(yè)這類斷言。但是，《科學革命的結構》的大多數讀者，忽略了其中的許多微妙區(qū)分和許多的模棱兩可，只聽到一個聲音：科學不是通過積累得到很好確證的真理，甚至不是通過拋棄得到很好證偽的謬誤，而是通過在一次災變過程中的革命性巨變而進步或“進步”的?？茖W史此后就由獲勝的一方來書寫；不存在關于證據的中性標準，只有屬于不同范式的不可比較的標準；科學革命的成功，與政治革命的成功一樣，靠的是宣傳和對資源的控制；科學家轉而忠實于一個新的范式，這種轉變與一次宗教皈依相比，更不像是一次理性的心靈改變。在皈依之后，事物在他看來是如此不同，以致于我們幾乎可以說，他生活在“一個不同的世界”里。

即使如此，在25年前，當費耶阿本德做出下述斷言時：根本不存在科學的方法；訴諸“理性”和“證據”只不過是修辭上的欺行霸市；科學并不比占星術或巫術優(yōu)越，只是比后者有更好的根基而已；他被廣泛地看作是——如他本人自稱的——科學哲學的“宮廷弄臣”。占據主流地位的科學哲學家，把“不可比較性”和“意義變化”加進他們待要克服的障礙表中，承認在細節(jié)上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有時候他們從其關于科學目標的觀點上稍微后退一點，只要求解決問題或經驗適當性，而不是要求真理，不過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過去確信、并且現在繼續(xù)確信：舊尊崇主義在本質上是正確的。不過，近期以來，激進的社會學家，激進的女權主義者和多元文化論者，在文學理論、修辭學、符號學等領域的巴黎時髦的激進追隨者，以及處于嚴格的科學哲學圈子之外的哲學家，已經把他們的注意力轉向了科學。在關于科學合理性的適當說明中，被主流科學哲學視為仍待克服的障礙的那些難題，如不充分決定性、不可比較性及其他，卻被他們視為從根本上摧毀了科學是一項理性事業(yè)的斷言。

簡而言之，我們達到了一種新的犬儒哲學。現在常聽到的說法是：科學在很大程度上或在整體上是社會利益、談判協商的事情，或者是制造神話、生產記敘性銘文的事情；訴諸“事實”、“證據”或“合理性”只不過是意識形態(tài)的謊言，以掩蓋對這個或那個被壓迫群體的放逐。哈瑞·柯林斯寫道：自然界“在構造科學知識時，有一種小的、非實在的作用”；[3]K·格爾根安撫我們說，科學中的理論命題的有效性，“絲毫不受事實證據的影響”。[4]根據這種新的正統(tǒng)看法，科學不僅沒有任何特殊的認識論上的權威性，也沒有任何獨特的理性方法，它像所有受目的驅使的“探究”一樣，確實僅僅是一門政治學。魯絲·休巴德寫道，“女權主義的科學必須堅持科學工作的政治本質和政治內容?！盵5]斯蒂夫·福勒宣稱，“在‘好學問’和‘政治關聯’之間，我看不出有任何差別。兩者都將隨著你在你的工作中試圖取悅誰而變化?！盵6]里查德·羅蒂告訴我們，“科學只在一種意義上成為例外，那就是：它是人類團結一致的榜樣。”[7]

只發(fā)出下述抗議是不夠的：這些說法是荒謬的；甚至無論以多么詳細的方式，去證明下述一點也是不夠的：新犬儒哲學家為他們的驚人言論所提供的用來代替證據或論證的東西，是不融貫的、沒有推理關系的，是夸張、混亂說法的大雜燴。針對新犬儒哲學的夸大其辭，一個適當的辯護要求適當地說明科學的認識論——要求在先前解釋過的意義上的一種實在論說明。

而舊尊崇主義不能提供這一點。這并不是如新犬儒哲學家所設想的那樣，是因為科學在認識論上沒有任何特殊性，而是因為科學在認識論上的特殊性要比舊尊崇主義所假定的更精致，更不直接，更不那么令人放心。

也許，令人并不感到驚奇的是，在舊尊崇主義范式那里，最嚴重的疏漏不是十分明顯的，而是把著重點弄錯了。舊尊崇主義傾向于把人們的注意力只引向科學，或者引向科學和作為陪襯的“偽科學”——隱含的假設是：好證據以及進行得很好的、有想象力的、徹底的、誠實的探究，都以某種方式是特別合乎科學的，是為各門科學所固有的。它傾向于使自身過于專注于狹隘的邏輯緯度，而忽視或低估想象、概念創(chuàng)新、交流的意義以及科學的社會特性——并且經常地，通過聚焦于觀察陳述，似乎要把整個世界放逐到陰影中去。它太多地關注于發(fā)現語境和辯護語境的區(qū)別——當它急于把非邏輯因素放逐到發(fā)現階段時，在無意中鼓勵了新犬儒哲學家去把理論的辯護也看作是科學家所從事的一種修辭活動，而不是關于它們的證據有多么好的問題。更有甚者，舊尊崇主義關于證據結構的看法，在過于狹隘的（也就是在過于形式的）意義上是邏輯的，不僅它們的演繹主義表述是如此，而且它們的歸納主義表述也是如此。

于是，下述現象也許不那么令人驚奇：對于一名外行來說，新近的科學哲學所提供的關于科學合理性的解釋，聽起來與其說令人放心，不如說更使人苦惱；究竟是下述那一點造成了如此狀況，不得而知：例如在批判理性主義那里，它假定科學尋求有意義的真理，但它不能如此令人信服地解釋科學是如何達到這個目標的；或者，例如在工具主義的新近變種和后嗣那里，它只能通過不合理地淡化科學旨在扮演的角色，才能證明科學是如何取得成功的。

也許，某些新犬儒哲學家模糊地感受到了舊尊崇主義探究的某些這種類型的缺陷，他們堅持科學方式之外的其他認知方式的合法性，或者強調下述事實，即無論科學還是什么，科學是一種大規(guī)模的、強有力的社會建制，或者強調語言創(chuàng)新在科學中和文學中的類似性，強調想象在兩者中的作用。但是，這并不能證實他們誘使我們得出的那些夸大其辭的結論：在所謂科學的發(fā)現與我們所敘說的以使我們能夠對付的其他故事之間，不存在任何真正的差別；科學理論是否被接受，完全取決于社會的力量或政治的利益，如此等等。

為了斷然謝絕上面那種誘惑，我將試圖明確表達一種說明，權且稱它為“批判的常識主義”，它能夠糾正舊尊崇主義的過度樂觀主義，而又不屈從于新犬儒哲學的矯揉造作的絕望。新犬儒哲學的主要論題是：不存在任何客觀的認識論標準，科學在認識論上也沒有任何特殊性。這些論題既鼓勵了新犬儒哲學家的下述策略，并且又受到后者的鼓勵：把人們的注意力從評價性的根據（warrant）概念（相對于這個或那個科學斷言，某證據是否足夠好），轉到了描述性的接受（acceptance）概念（這個或那個斷言在相關的科學共同體眼中是什么樣子）。但是，存在著客觀的認識論標準，科學在認識論上也有某些特殊的東西。舊尊崇主義正確地承認了這一點，但其方式是錯誤的?？茖W在認識論上沒有特權，但它卻是出類拔萃的；要害在于：與特權不同，出類拔萃是必須通過努力去獲取的東西。自然科學值得享有適度的尊敬，而不是無批判的尊崇。

人們幾乎可以說，舊尊崇主義本身曾經是作為更舊的正統(tǒng)的造反者出現的，后來本身獲得了正統(tǒng)地位；與此類似，由于自然科學艱苦贏得的出類拔萃地位慢慢凝結為不允許批判的特權，就只能預期它對新的造反者做出過分激烈的回應。但是，這種過分激烈的回應是不必要的，就像科學在認識論上所假定的特權是站不住腳的一樣。我們關于好的、強有力的、支持性證據的標準，以及關于得體的、誠實的、徹底的、富于想象力的探究的標準，并不是為各門科學所固有的。在判斷科學在何處取得成功、在何處失敗，在哪些領域和什么時候做得較好，在哪些領域和什么時候做得較壞時，我們就是在訴諸這些標準，我們據此去判別經驗信念的可靠性，或者一般地說，去判別經驗探究的嚴格性和徹底性。但是，根據這些標準來判斷，科學，至少是某些門類的科學，至少在某些時候，已經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

關于好證據和適當探究的標準不是各門科學所固有的，這一說法并不等于說：一位外行，能夠像相關科學專業(yè)領域里的某個人一樣，同樣好地判斷某個證據是否適于某個科學斷言，或者同樣好地判斷某次科學探究的品性。經?！ǔ！挥袑＜也拍芘袆e某個證據的份量，或者為防止實驗錯誤而采取的預防措施是否周全，如此等等；因為做出這樣的判斷，一般需要關于背景理論的廣泛而又詳盡的知識，更別提要熟悉專門詞匯，而這些事情對于一位外行來說不是容易做到的。但是，盡管唯有專家才能夠判別這個或那個證據的價值，不過，尊重證據，關注對證據的評價，堅持把證據找出來，這既不是只為科學所需要的，也不是科學的本質性要素，而是我們據以判斷所有探究者——偵探，歷史學家，愛尋根究底的新聞記者，等等——的標準。

在新犬儒哲學家中間，普遍持有一個令人驚駭的論證，它是與他們試圖把人們的注意力從根據引向接受的意圖密切相關的。下述假設在鼓勵這個論證方面也隱含地發(fā)揮著作用：認識論標準（他們也許會說，假設有這樣的標準的話）是為科學所固有的。該論證說，被科學家當作或接受為已知的事實或客觀的證據或誠實的探究等等的東西，在有些時候卻被證明并非如此，已知的事實、客觀的證據、誠實的探究等觀念被揭示為意識形態(tài)的謊言。（該論證的）前提是真實的，不過很明顯，結論卻是得不出來的。確實，這個令人驚駭的論證——我把它稱作“認同謬誤”[8]——不僅是錯謬的，而且是自毀的；因為如果其結論是真的，該前提就不可能是已知的事實，對于此事實，誠實的探究已經發(fā)現了客觀的證據。批判的常識主義對此可以做出明確的回應：科學探究并不總是能夠達到那個認識論理想，但是，唯有通過真誠地審視證據，我們才能夠發(fā)現它在何時、何處失敗了——不過，對于那些假定該認識論理想是由各門科學所設定的人來說，做出這樣的回應并不是很容易的。

對于我的目的來說，更重要的不是發(fā)現與辯護之間的區(qū)分，而是好證據的標準與適于探究行為的規(guī)則或指導方針之間的區(qū)分。這里相互區(qū)別的，與其說是在一個花卉展覽中識別玫瑰的標準與培育玫瑰的規(guī)則或指導方針——后者，而不是前者，將不可避免地提到馬糞；毋寧說是營養(yǎng)的標準與計劃菜譜的規(guī)則或指導方針?？茖W探究的目標是有內容的、有意義的、起解釋作用的真理。并且，如果一個人忽視計劃菜譜這一目標的另一個方面即可口，那么做出一頓有營養(yǎng)的飯就更容易一些；同樣，如果一個人不在乎他所得到的真理是不足道的或無意義的，那么他提供真理也會更容易一些。好證據的標準關注該目標的僅僅一個側面，即提示真理；而探究行為的指導方針則必須關注內容、意義以及真理。這就是造成下述現象的原因：不可能有指導探究的規(guī)則，不可能有能夠被機械地遵循的指令，而只有在應用時需仔細斟酌、審慎判斷的指導線索。

使用一個長期以來我信賴的類比，證據的結構比縱橫填字字謎更不像數學證明。[9]（如我近期剛發(fā)現的，愛因斯坦注意到，一位科學家就“像一個正投身于解決一個設計得很好的字謎的人”。[10]）想一想關于在南極洲發(fā)現的隕星的爭論吧，該隕星被認為是在大約40億年之前來自火星，含有可能已成為細菌殘留物化石的成分。有些科學家認為，這就是在火星上有早期細胞生命的證據；另外一些科學家贊同它們是細菌殘留物的說法，但認為它們是在該隕星在南極洲期間形成的；另外一些科學家認為，它們不是細菌殘留物，而是在火山口形成的；另外一些科學家還認為，那些看起來像細菌殘留物的東西，也許只是儀器操作產生的假象。[11]他們怎么能夠知道，放出這些氣體就表明：該隕星來自火星？該隕星是大約40億年以前的？細菌殘留物化石看起來就是這個樣子？——像縱橫填字字謎的各個格一樣，可以沿所有方向展開理性的翅膀。

縱橫字謎的一個格填得是否合理，取決于：這種填法是否得到該格的暗示以及先已填完的相交格的多大程度的支持，另外那些格填得是否合理（這不依賴于所討論的這個格），以及該縱橫字謎已經完成了多少。類似地，一個經驗斷言是否有根據，取決于它得到經驗和背景信念多大程度的支持，這些背景信念有多少根據（這一點不依賴于所討論的那個斷言），以及該證據所包含的相關證據有多少。

并非所有的科學理論都得到好證據的充分支持。被好證據否決的大多數理論結果證明是不應被否決的；幾乎所有的科學理論，在其生涯的某個階段，都只是得到很少支持的思辨；無疑地，某些理論得到接納，甚至是基于不足信的證據。不過，至少各門自然科學已經提出了深入的、廣泛的、有解釋力的理論，它們深深地扎根于經驗之中，并且令人吃驚地相互交織在一起；并且，如同在一個填字游戲中，合理地填寫很長的有很多交叉點的格，就極大地增加了一個人填完該游戲的更多格的機會一樣，這些成功已經導致了更多的成功。

要記住，目標是實在論；這要求坦率地承認：就社會科學而言，并不那么容易想出發(fā)現的例子，與合理填寫長的、有很多交叉點的縱橫字謎的各個格相類似。確實，這就是有些人不愿承認社會科學是科學的部分原因。這給我們提出了某些更為嚴重的問題：社會科學很少取得使人印象深刻的成功，對此的解釋簡單地就在于它們是相對年輕的，或者更深入地說，也許像某些人所認為的，必不可免地要歸因于它們的題材。

還有，自然科學，至少根據我們的經驗證據的標準，已經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功。它們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并不是因為它們占有獨特的理性的和客觀的探究方法，這些方法是歷史學家、偵探和我們其他人得不到的，它們確保產生真實的、或可能真實的、或越來越接近真實的、或越來越在經驗上是適當的，如此等等的——結果。P·W·布里奇曼寫道：“科學方法，就其作為方法而言，只不過是打定主意拼命死干，一往無前?！盵12]并且我要補充說，就其作為方法而言，它也是歷史學家、偵探、愛尋根究底的新聞記者或我們其他人，在我們確實要把某些事情弄清楚時所做的事情——也是當我試圖搞明白為什么我這次做的這道菜顯得要比上次做的要好一些時所做的事情：提出一個有內容的猜想，作為一個令人迷惑現象的可能解釋，看它能否經受住你能夠獲得的最好證據的檢驗，然后作出你的判斷：是接受它，多少帶有一些嘗試性；還是修改它，使它更為精確，或者替換它。

不過，關于自然科學中的探究，存在某些特殊的東西；或者毋寧說，存在大量的東西：各式各樣的實驗設計，統(tǒng)計評估和數學模型化的特殊技巧；對于批判和檢驗，對于找出方法在某個時候隔離開某個變量等等的系統(tǒng)承諾；在一代或數代人中間，許多人的投入，他們之間的相互合作和相互競爭。

E·O·威爾遜描述了他在紅收獲蟻激素警示系統(tǒng)方面的工作：搜集這樣的蟻；把它們安置在人工蟻巢內；解剖新殺死的紅收獲蟻，把白色的肌肉弄成小塊狀，把這些小塊置于傳導桿的尖端，遞給余下的紅收獲蟻：它們“爭先恐后地鉆進了線團里”。招募一位化學家，他使用色相層析和物質光譜儀去識別那種活躍的東西，然后提供在實驗室里合成的具有同樣成份的純樣品。再把這些純樣品供給那群收獲蟻：出現與先前完全一樣的反應。然后招募一位數學家，他構造一個有關該激素揮發(fā)的物理模型。然后設計試驗，去測試該分子傳播的速度以及紅收獲蟻感知它們的能力。[13]

借助于解決其他問題的方法去解決某個問題[14]，借助于一個理論的設計技術和工具去檢驗另一個理論，自然科學已經把小的成功累積成為大的成功，這又使得更多小的成功成為可能，后者又累積成為更大的成功，……如此循環(huán)往復。假如自然科學探究不在上面解釋的意義上成為一樁社會的事業(yè)，情況就不可能是如此。

科學探究的社會特性，既不是如某些舊尊崇主義者所急于去假定的，在認識論上是無意義的；也不是如某些新犬儒哲學家所急于去斷定的，在認識論上是破壞性的。它只是下述眾多途徑中的一條途徑：科學據此擴充和深化了經驗和推理的方法——當我們嚴肅地嘗試著解決某些經驗問題時，我們所有人都使用這套方法。不，遠不止如此：承認科學探究的社會特性，對于理解它是如何取得成功的是本質性的——并且，對于理解對它的繼續(xù)成功所構成的潛在威脅也是本質性的。[15]

對科學知識和科學探究的一個適當說明，必須承認邏輯、個人、社會諸方面因素的相互作用。當然，這種相互作用開始于這樣一個開端：有才能的個體提出有想象力的猜想，其他的猜想以此為基礎，該猜想本身接受整個相關共同體的審查；并且，這種相互作用在每個階段都在發(fā)生。任何經驗命題的根據都部分地取決于經驗證據，也就是說，取決于某個（或某些）個別觀察者所看見或聽見（諸如此類）的東西，于是，也取決于其他人在認為該觀察者可信時是否合理。

我現在主要關注的問題是：接受是如何與根據適當關聯的?？茖W斷言都是有根據的，只是程度不同；并且存在很大的灰色地帶，關于下述問題可以合理地發(fā)生意見分歧：一個斷言，是否有充分的根據把它放進教科書里，或者應該首先使它通過更一步的檢驗，或者相對于另一種選擇或無論什么，要更仔細地對它作出評價。什么時候要接受一個理論，什么時候要拒絕一個理論，在這方面所存在的規(guī)則，并不比在下述方面的規(guī)則更多：在一個縱橫字謎游戲的某一格中，什么時候應填進某個字母，什么時候要擦掉它？“最好的”程序相對于不同的科學家來說是不同的，有些人更大膽一些，有些人更謹慎一些。

我已經明確表達的科學探究概念是實在論的，不僅在“實在論”一詞普通的、非專門的意義上是如此，而且在新近科學哲學所使用的某些專門意義上也是如此：[16]科學探究的目標是實質性的、有意義的真理；科學理論通?；蛘呤钦娴幕蛘呤羌俚模辉谡鎸嵉目茖W理論中所設定的實體、類別和規(guī)律是實在的。也許我需要補充的是：當我把一個科學斷言或理論描述為真的時候，我的全部意思是：事物正如它所說的那樣；舉例來說，如果它說：DNA是由一對多核苷酸鏈組成的雙螺旋，只有在DNA確實是由一對多核苷酸鏈組成的雙螺旋時，它的說法才是真的。

我不怎么同情舊式的工具主義，因為我不相信在能夠為真或為假的觀察陳述與不能有真值的理論“陳述”之間能夠劃出鮮明的界限。我也不怎么同情新式的構造經驗論。不過，我樂于承認，科學家在表述他們的理論時所做出的真實斷言，很少有無條件的和獨斷式的自負，通常是謹慎的和嘗試性的。

并且，按有時與“實在論”一詞相連的強進步主義解釋，我的探究不是“實在論的”。確實，隨著自然科學的進展，已經積累了數量巨大的有充分根據的斷言。但是，沒有任何保證可以說：在每一個步驟上，科學都積累了更多的真理，或者用真的理論替換了假的理論，或者與真理更為接近；也沒有任何保證去說，現在接受的理論，即使是“成熟”科學中的理論，都是真的或近乎是真的。在任何時候，科學的某些部分可能跑在前面，某些部分落在后面，另外一些部分則完全可能在倒退。在有進步的地方，進步可能是積累了新的真理，或者是用較好的理論替換了不值得信任的理論；在這些情形下，新理論可能隱含著舊理論在有限的范圍內是正確的，或者它部分地與舊理論重疊，并且/或者它引入了新概念，通過累贅的迂回說法，可以把這些新概念翻譯到舊理論中去。或者，進步可能不是理論層次上的，相反，卻屬于有關新工具、或新試驗、或新技術、或更好的詞匯方面。

有關客觀性的問題需要類似的細致梳理。一個科學斷言是真的或者是假的：是客觀地為真或者為假，也就是說不依賴于是否有任何人相信它?？茖W斷言的證據是強的或弱的：是客觀地為強或者為弱，也就是說，不依賴于任何人認為它是多么強或多么弱。但是，卻沒有任何保證去說，每一個科學家都是完全客觀的，也就是說，是完全無偏見的、無偏好的真理追求者?？茖W家是可能犯錯誤的人；他們并非沒有先入之見和宗派情緒。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歸根結底而言，自然科學已經設法克服了個體的偏見，其手段是：制度化地允許相互揭短和相互審查，從事競爭研究的團體之間相互競賽，——以及內部的組織化。換句話說，自然科學已經設法在整體上使大多數科學家，在大多數時間里，保持了合情合理的誠實。

這些復雜的問題被下述事實弄得混淆了：公眾眼中的“科學家”形象在下述意義上是客觀的，他或她不僅沒有偏見或先入之見，而且是無情感的，無想象力的，呆頭呆腦的，是典型的收斂型思想家。也許某些科學家是這樣，但是感謝上帝，并非所有科學家都是如此。之所以“感謝上帝”，是因為對于成功的科學探究來說，想象力，構想關于令人迷惑現象的可能解釋的能力，是至關重要的；而且還因為：癡迷于這個或那個問題，甚至并非很少見的，滿懷激情地承認某個雅致的但并未得到很好支持的猜想的真理性，或者熱切地期望贏得某次競賽，對科學的進步起了很大的作用。

如這里所顯示的，當我說到“偏見和宗派情緒”時，我腦子里首先想到的，可以說是職業(yè)性的偏見和宗派情緒：一位科學家太易于接受一種探究或一個理論，因為它是他的導師所構想出來的，或者是因為他把自己多年的時間用來發(fā)展它；或者說，他太易于拒絕一種探究或一種理論，因為它是由在職業(yè)領域內他的競爭者構想出來的，或者是因為他把自己多年的時間用來發(fā)展另一種理論，如此等等。比較而言，在新犬儒哲學家陣營中，關注的焦點是政治方面的先入之見和宗派情緒，例如性別歧視，種族主義，階級主義等等，新犬儒哲學家認為，科學中充斥著這些東西。就物理科學而言，假設性、種族、階級與物理理論的內容沒有明顯的關聯，這種觀念看起來是糊涂觀念。就人文社會科學而言，假設性、種族、階級與某些理論的內容明顯關聯，政治和職業(yè)方面的先入之見共同在起作用，情況看起來只是有些夸大。

確實，這提示了對先前向我們提出的一個問題的答案的開頭部分：在一方面是人文社會科學、另一方面是物理科學之間，一個有意義的差別也許恰好在于：給定前者的題材，急于擠進誠實的探究中的某些先入之見是政治和職業(yè)方面的。幾頁之前的一段文字表明：另一個有意義的差別也許是，數學技術以及在探究方面既相互競爭又相互合作，已經幫助自然科學建立起先前的成功，而在社會科學的目前發(fā)展階段，對這些東西的采用相反卻在鼓勵某種做作的、數學化的晦澀難解，以及早熟的群體性（或者學說方面的宗派性）思維。

“科學家”的另一種形象也使這幅圖景模糊不清。這一次與其說是公眾眼中的形象，不如說是哲學中的形象，即他們作為本質上的批判性思想家，拒絕把任何東西當作權威。系統(tǒng)地允許檢驗、核對、相互揭短和相互審查，是導致自然科學探究獲得成功的那些因素之一；但是，這種允許是而且必定是與有充分根據的結果的制度化權威結合在一起的。要害并不在于：縱橫字謎的各欄一旦填入就絕不可能再更改，而是在于：只有把某些東西當作是理所當然的，才有可能在某個時候把某個變量抽離出來，或者才有可能借助于其他人對更老問題的解決方案去處理一個新問題。這又把更多的問題提上了議事日程，這一次是有關科學中權威的本性、基礎和限度的問題。

至此為止，我已經強調了對自然科學探究的成功起了作用的途徑或方式：當然是憑借分工協作；憑借使創(chuàng)造性和細致性、想象力和嚴格、有規(guī)則的批評和有充分證據的結果的制度化權威相結合成為可能，這些要素對于成功的探究來說是本質性的；憑借著克服甚至是積極地利用個別科學家在人性上的不完善。但是必須承認，科學的內部組織和外在環(huán)境可能或多或少也有助于好的、富有成效的探究。

蘇聯和納粹科學的災難提醒我們注意：如果科學家著手為了政治上需要的結論而制作案例、而不是為了弄清楚事物本身的真相時，探究能夠遭受到多么嚴重的扭曲和損害。直接提醒我們注意的其他潛在損害因素，也許不那么驚心動魄，但也是擾人心智的，其中有：必須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去獲得基金，去以適當的過程用自己的成功去給可能提供基金的無論什么人留下印象；在資源方面依賴于某些部門，他們對以這種而不是那種方式產生的結果感興趣，或者對接近他們的某些競爭者被否定感興趣；承受壓力去解決被認為是社會急需解決的問題，而不是去解決在該領域的目前狀況下最有可能解決的問題；出版物的數量是如此之大，以致妨礙了交流而不是使交流成為可能；諸如此類。

以上列舉的因素并不鼓勵對科學的目前狀況感到滿足，不承認這一點是不夠坦率的。重要的科學進展一度借助于很少的設備——例如一支蠟燭和一團繩子——就可以完成，但科學家們似乎已經作出了絕大多數此類發(fā)現。隨著科學的進展，需要有越來越貴重的設備去獲得越來越精細的觀察結果。并且，不可避免的，越來越多的學科在資源方面依賴于政府和大型工業(yè)企業(yè)——這些部門能夠提供某種金融支持——這比上一段中所描述的那些損害科學的因素造成的危險更壞?？茖W的技術和工具變得越來越精致復雜；但是，迄今為止已經證明是或多或少足以維持理智整體性的那些機制，卻受到了約束。

科學證據通常是整個科學家共同體享有的資源；科學中的探究，無論是合作的還是競爭的，都把一代或數代中的許多人卷入其中；科學并不是在真空中進行的，而是在一個較大的社會背景中進行的，這個背景對什么樣的研究能夠得到基金支持，什么樣的結果能夠得到廣泛傳播，有時候對得到什么樣的結論，都會產生有意義的影響。不過，舊尊崇主義者經常假定，科學的社會因素，盡管可能對在認識論上無關緊要的發(fā)現語境有某種關系，最好能夠對在認識論上至關重要的辯護語境發(fā)生否定性關聯。并非很少的科學社會學家，至少是部分地意識到舊尊崇主義者的狹隘邏輯模型是不適當的人，似乎已經被新犬儒哲學所吸引——也許部分的原因在于：與舊尊崇主義不同，新犬儒哲學給像他們這樣的人提供了一個討人喜歡的大而重要的角色。而這又反過來強化了主流科學哲學家和科學家本身在下述一點上的分歧，即在理解科學事業(yè)這一任務中，嚴肅地把科學社會學當作潛在的同盟軍。

“認識論和社會學之間的這一爭論”，已經模糊了要不然會很明顯的下述事實：科學內部的組織方式或者它的外部環(huán)境，可以促進或妨礙（科學的）進步。與近來已經變得時髦的犬儒主義的科學社會學不同，明智的科學社會學能夠揭示出科學的內部組織和外部環(huán)境的哪些方面，在鼓勵著好的、徹底的、誠實的探究，結果的有效交流，以及有效的檢驗和批評。

正像我們需要區(qū)分明智的科學社會學與犬儒主義的科學社會學一樣，我們也需要在下述兩者之間做出區(qū)分：一方面是，在何種意義上下述命題是真的并且在認識論上是重要的，即科學是社會的，即是說，科學探究是需要很多人的投入、合作和競爭的事業(yè)；另一方面是，由健忘癥或懷疑論所提倡的關于根據問題、證據作用的一種時髦但虛假的解釋：科學的目標是成就社會所希望達到的目標；科學理論的接受要通過某種類型的“社會談判”來進行；科學要通過某種更“民主”的認識論來改進；科學知識，甚至是實在本身，都只不過是某種“社會建構”；自然科學從屬于社會科學，如此等等。

既然科學主義和反科學態(tài)度都根源于誤解了科學探究和科學知識的特性和限度，迄今為止所關注的焦點一直是認識論方面的。但是，這既沒有否認下述困難問題的合法性，也沒有貶低其重要性，它們是有關科學在社會中的作用的倫理的、社會的、政治的問題：應該由誰來決定、并且如何決定政府應該給什么樣的研究計劃提供基金？由誰來控制、并且如何控制由科學發(fā)現所釋放出來的用于善和惡的力量？……，如此等等。

如這里所表明的，有關科學和價值的那個令人煩惱的問題之所以令人煩惱，部分地是因為它的眾多的歧義性?？茖W探究是探究的一種類型；于是，認知價值，其中主要是對于證據的尊重，必然是相關聯的（這并不是說，科學探究總是或必然滿足認知的考慮或體現認知價值）。但是，正如前一段提醒我們的，也存在著道德和政治方面的問題，既與科學程序有關（例如，獲取證據的某些方式在道德上是否可接受），并且也與科學的結果有關（例如，對于具有潛在爆炸性的科學結果的獲得和應用，是否應該加以控制以及如何控制？）。順便說一下，那種歧義性是意向性的！

在新犬儒哲學家中，有些人似乎設想：科學發(fā)現能夠具有壞的用途，這一事實就是質疑那些發(fā)現的善意的一個理由；有些人似乎理所當然地假定：持有下述看法的人以某種方式顯示出他們在道德上是有缺陷的，即科學已經做出了許多真實的發(fā)現，甚至存在著像客觀真理這樣的東西。但是，簡單地指出那個明顯的混淆是不夠的，簡單地抗議那種炫耀性的道德上的勝人一籌也是不夠的。還有必要精確表述關于科學在社會中的作用的那些困難問題的明智答案：特別是要指出，只有通過誠實的、徹底的探究，我們才能夠弄清楚造成所要的社會變化的有效手段是什么。并且，總是有必要去避免科學共同體的夸大以及反科學群體的夸大：特別是要指出，用什么樣的方式去對付關于世界的科學知識所賦予我們的力量，這方面的決定是否聰明或正當，本身并不是可以負責任地只留給科學家去回答的技術問題。

在本文開頭，我從里德的一段話開始，我認為他的觀察是敏銳的；我也在意有關下面這個學生的謹慎的故事——我不知道它究竟是傳說還是史實——據說他在哲學導論課考試時寫道：“有些哲學家相信上帝存在，有些哲學家相信上帝不存在；但如經常所發(fā)生的那樣，真理存在于兩個極端之間的某處?！痹谀壳暗那樾蜗?，真理確實存在于兩個極端之間的某處：一方面是舊尊崇主義的有缺陷的極端，另一方面是作為它的對立面的新犬儒哲學。當然，這只是關于真理恰好存在于何處的一個概略描述。我正在對這個問題做進一步的研究。

注釋

[1]ThomasReid,EssaysontheIntellectualPowers（《理智力論文集》）(1875),VI,4;inBeanblossom,R.E.andLehrer,K.,eds,ThomasReid:InquiryandEssays（《托馬斯·里德：探究和論文集》）Hackett,Indianapolis,IN,1983.

[2]在這一段和以下幾段中，我利用了我的論文“PuzzlingOutScience”,AcademicQuestions（《學術問題》）Spring1995,25-31;該文重印于我的著作ManifestoofaPassionateModerate:UnfashionableEssays（《一位熱情的穩(wěn)健派的宣言：不可能變得時髦的論文集》）UniversityofChicagoPress,Chicago,1998,90-103.

[3]HarryCollins,“StagesintheEmpiricalProgrammeofRelativism”,SocialStudiesofScience（《科學的社會研究》）11,1981,p.3.

[4]KennethGergen,“FeministCritiqueofScienceandtheChallengeofSocialEpistemology”,inFeministThoughtandtheStructureofKnowledge（《女性主義思想和知識的結構》）ed.MaryM.Gergen,NewYorkUniversityPress,NewYork,1988,27-48,p.37.

[5]RuthHubbard,“SomeThoughtsAbouttheMasculinityoftheNaturalScience”,inGergen,FeministThoughtandtheStructureofKnowledge（《女性主義思想和知識的結構》）1-15,p.13.

[6]SteveFuller,e-mailposting,5.4.94.

[7]RichardRorty,“ScienceasSolidarity”,inJohnS.Nelson,AllanMegill,andDonaldM.McCloskey,eds.,TheRhetoricoftheHumanSciences（《人文科學的修辭學》）UniversityofWisconsinPress,Madison,WI,1987,38-52,p.46.

[8]我最先在下文中引入了這個短語：“KnowledgeandPropaganda:ReflectionsofanOldFeminist”,PartisanReview,LX.4,1993;重印于ManifestoofaPassionateModerate（《一位熱情的穩(wěn)健派的宣言》）123-36.“Stayingforananswer”,TimesLiterarySupplement（《泰晤士報文學增刊》）July9th,1999,12-14.

[9]參看我的論文：“TheoriesofKnowledge:AnAnalyticFramework”,ProceedingsoftheAristotelianSociety（《亞里士多德學會會刊》）83,1982-3,143-57;“RebuildingtheShipWhileSailingontheWater”,inPerspectivesonQuine（《蒯因概觀》）eds.RobertBarrettandRogerGibson,Blackwell,Oxford,1990,111-27;以及我的著作：EvidenceandInquiry:TowardsReconstructioninEpistemology（《證據和探究：走向認識論的重構》）Blackwell,Oxford,1993.

[10]AlbertEinstein,“PhysicsandReality”,TheJournaloftheFranklinInstitute（《弗朗克林研究所雜志》）March1936;重印于IdeasandOpinionsofAlbertEinstein（《愛因斯坦的觀念和意見》）trans.SonjaBargmann,1954,p.295;JohnNorton在1996年引導我注意到這一點。

[11]AdamRogers,“Comein,Mars”,Newsweek（《新聞周刊》）20thOctober,1996,56-7;SharonBegleyandAdamRogers,“WaroftheWorlds”,Newsweek,February10th,1997,56-8.

[12]PercyR.Bridgman,ReflectionsofaPhysicist（一位物理學家的反思）PhilosophicalLibrary,NewYork,1955,p.535.

[13]E.O.Wilson,Consilience:TheUnityofKnowledge（《一致：知識的統(tǒng)一》）Knopf,NewYork,1999,69-70.

[14]我從下面這本書中借用了這個方便的短語：Quine,FromStimulustoScience（《從刺激到科學》）HarvardUniversityPress,Cambridge,MA,1995,p.16.

[15]還可參看我的論文：“ScienceasSocial—YesandNo”,inFeminism,Science,andPhilosophyofScience（《女性主義，科學，和科學哲學》）eds.JackNelsonandLynnHankinsonNelson,Kluwer,Dordrecht,TheNetherlands,1996,79-93;重印于ManifestoofaPassionateModerate（《一位熱情的穩(wěn)健派的宣言》）104-122.

[16]關于“實在論”一詞的多種含義的精確表述,參看Haack,“Realism”,即將發(fā)表在HandbookofEpistemology（《認識論手冊》）中，eds.IlkkaNiiniluoto,MattiSintonen,andJanWolenski,Kluwer,Dordrecht,TheNetherlands,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