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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荀悅；政治思想；六主；六臣

論文摘要：荀悅生當東漢皇朝統(tǒng)治末期，他在總結歷史經(jīng)驗的基礎上，提出“六主”、“六臣”論，并深入分析了不同類別的君臣對政事發(fā)展的不同影響；他的“天下國家一體”的政治觀念建立在對君、臣、民三者關系的認識之上；“眾正積于上，萬事實于下”的思想則反映了荀悅的政治理想，而荀悅政治思想最終歸結于對于東漢皇朝政治統(tǒng)治秩序的維護。

荀悅（148-209年），生當東漢皇朝統(tǒng)治末期，著有編年體西漢皇朝史《漢紀》及政論著作《申鑒》。兩部書的留存，使我們得以窺見荀悅的思想，尤其是他的政治思想。其中對于君臣品類的劃分，天下國家一體的觀念，“眾正積于上，萬事實于下”的政治理想，對于政治統(tǒng)治秩序的維護，構成了荀悅政治思想的主要方面。

一“六主”“六臣”的價值判斷

西漢昭帝嗣后無子，霍光等迎立漢武帝之孫昌邑王劉賀。但“賀即位，以行淫亂”，（魏相丙吉傳）①霍光等遂請皇太后下詔廢去劉賀，由此引發(fā)了荀悅關于“六主”、“六臣”的論述。所謂“六主”是王主、治主、存主、哀主、危主、亡主；所謂“六臣”是王臣、良臣、直臣、具臣、嬖臣、佞臣。他以兩漢各代君臣為例，分析了在這些標準下劃分的不同品類的君臣對政事的影響，同時深入探討了不同品類君臣產(chǎn)生的原因。

（一）“六主”、“六臣”——君臣品類的劃分

荀悅劃分、品評君主類別的標準是能否做到“為人、從義、先公后私”，以這些標準劃分的不同品類的君主對政事的影響。在他看來，因為“王主”能夠“為人”，所以可以“致興平”；“治主”能夠“從義”，所以“能行其政”；存主“先公而后私立”，則“能保其國”。而哀主、危主、亡主則恰恰因為處理政事無法做到“為人、從義、先公后私”，而與前三者的結局大不一樣，“哀主遭無難則庶幾得全，有難則殆；危主遇無難則幸而免，有難則亡；亡主必亡而已矣。故遵亡主之行而求存主之福，行危主之政而求治主之業(yè)，蹈哀主之跡而求王主之功，不可得也?！雹冢ㄐ⒄鸦实奂o）王主、治主、存主是屬于同一層次的三種類型，哀主、危主、亡主是另一個層次的三種類型。前者可以使社稷存而不亡，后者則使社稷由“殆而危”以致走向滅亡。從史學家來說，只有對歷史有深刻理解，才能提出這樣的區(qū)別，這是荀悅政治思想的一大特點。

以荀悅“六主”的標準來看，他把西漢皇朝各代皇帝的評價都包括在他的視野之內(nèi)。在他看來，即使是高祖、文帝、武帝、宣帝這四位皇帝，也沒有一個夠資格進入“王主”行列。漢文帝因為“克己復禮，躬行玄默，遂致升平”，大概可稱“治主”；漢宣帝則因勤于政事，可稱“存主”；漢武帝雖雄才大略，但因“奢侈無限”，恐怕只能列入“危主”的行列了。

荀悅對臣的品類的劃分，是按照各類臣在實際的政事運行中，對君的種種舉措所作出的不同反映。王臣“以道事君，匪躬之故，達節(jié)通方，立功興化”；良臣“忠順不失，夙夜匪懈，順理處和，以輔上德”；直臣“犯顏逆意，抵失不撓，直諫遏非，不避死罪”；具臣“奉法守職，無能往來；嬖臣“便辟茍容，順意從諛”；佞臣“傾險讒害，誣下惑上，專權擅寵，惟利是務”。如同荀悅在《漢紀》中對西漢各代皇帝有所評論一樣，《漢紀》中同樣有荀悅對西漢各代大臣的品評。周勃、陳平、王陵都在誅滅諸呂的過程中建功出力，但荀悅對他們的評價還是稍有差異?！凹埃▍魏螅└ｌ裰T呂，大過漸至，縱橫殺戮，鴆毒生于豪強。賴朱虛、周、陳惟社稷之重，顧山河之誓，殲討篡逆，匡救漢祚，豈非忠哉！王陵之徒，精潔心過于丹青矣！”②（高后紀）王陵謹遵劉邦“非劉氏不王”的盟誓，周、陳二人則對于呂后大封諸呂，皆曰“無所不可”①（張陳王周傳）較之周、陳二人，對王陵的評價明顯更高。如果以荀悅的“六臣”標準來衡量，王陵因直言敢諫可入“直臣”行列，而陳平、周勃則因順遂呂后心意，恐怕就要入“嬖臣”行列了。

（二）“二難”、“二罪”——君臣品類不同的原因

荀悅在對君臣品類做出劃分后，還具體分析了各類君臣之所以出現(xiàn)差別的原因：

人主之患，常立于二難之間。在上而國家不治，難也。治國家則必勤身、苦思、矯情以從道，難也。有難之難，暗主取之。無難之難，明主居之。大臣之患，常立于二罪之間。在職而不盡忠直之道，罪也。盡忠直之道焉，則必矯上拂下，罪也。有罪之罪，邪臣由之。無罪之罪，忠臣置之。③（《雜言上》）

荀悅關于君臣“二難”、“二罪”的分析，是客觀反映了現(xiàn)實中的君臣想要成為理想中的明主賢臣所必須面對的兩難選擇。

荀悅在分析王主、治主、存主少而哀主、危主、亡主多的原因時指出，由于君主擁有至高的權力，個人的行徑往往不受約束，這使得他們沉于安逸享樂，陷于諂諛之詞，放縱自己的情欲，“然跡觀前后，中人左右多不免于亂亡。何則？況于宴安，誘于諂導，放于情欲，不思之咎也。仁遠乎哉？存之則至?！薄按嬷畡t至”表明，六主之間的差距并不是無法逾越的鴻溝，關鍵在于君主自身的行為選擇，但這種行為選擇卻又因為君主所處的特殊地位而變得不易。他舉出漢高祖、漢文帝、光武帝為例，“若高祖聽戍卒，不懷居遷，萬乘不俟終日；孝文帝不愛千里馬，慎夫人衣不曳地；光武手不持珠玉?！雹郏s言上）現(xiàn)實中的君主想要成為理想中的明君，就必須“勤身、苦思、矯情以從道”，否則難成大業(yè)。

在君主專制制度下的臣子，同樣面對著兩難的選擇：欲“盡忠直之道”則必然“矯上拂下”，這中間的不同選擇便成為忠直賢愚的分水嶺。能否跨越這道分水嶺，不僅受臣下個人品行、才能所限，更受君主能否廣開言路所限?？v使臣子有“逆龍鱗”的勇氣，君主充耳不聞，或者聽而不用，也是枉然?！稘h書·鄭崇傳》載鄭崇“狂瞽”，屢進直言而得罪漢哀帝，“數(shù)以職事見責，發(fā)疾頸癰，欲乞骸骨，不敢。”①（鄭崇傳）《漢紀》記此事，卻在“欲乞骸骨”之前，加了“欲言事，畏見罪”六字，并借此發(fā)了一通“臣難言”的大議論：

夫臣之所以難言者何也？其故多矣。言出于口則咎悔及身。舉過揚非則有干忤之禍，勸勵教誨則有刺上之譏。下言而當則以為勝己，不當賤其鄙愚。先己而明則惡其奪己之明，后己而明則以為順從。違下從上則以[為]諂諛，違上從下則以為雷同，與眾共言則以為專美。言而淺露則簡而（簿）[薄]之，深妙弘遠則不知而非之。特見獨知則眾以為蓋己，雖是而不見稱；與眾同之則以為附隨，雖得之不以為功。據(jù)事（不）盡理則以為專必，謙讓不爭則以為易。窮言不盡則以為懷隱，盡說竭情則為不知量。言而不效則受其怨責，言而事效則以為固當?；蚶谏喜焕谙?，或便于左不便于右，或合于前而忤于后。②（孝哀皇帝紀）

由于君主的猜忌、獨斷和官場的互相傾軋，直臣欲行忠直之道而不可得。諫言正確，那是君主圣明所至；諫言錯誤，進諫者就會被視作愚蠢，這種情況還算是好的，可悲的是即使臣下的諫言正確，君主卻以為臣下?lián)屃怂@示圣明的機會而不予理會。還有朝堂之上的爾虞我詐，即使是諫言正確，符合了君主意愿，又可能得罪其他同僚；符合了一部分同僚的利益，又可能與其他人的利益起了沖突。以上種種，造成了忠直之臣欲行忠直之道而不可得的可悲局面。

（三）“存亡成敗之機”——君臣品評的價值

荀悅對于君臣的品評，自有其深意在，著意于不同品類的君臣對政事的不同影響，而這種影響是與國之興亡密切相關的。“六主”、“六臣”之分，“或有君而無臣，或有臣而無君，同善則治，同惡則亂，雜則交爭，故明主慎所用也。六主之有輕重，六臣之有簡易，其存亡成敗之機，在于是矣，可不盡而深覽乎！”②（孝昭皇帝紀）

從先秦時起，對君臣類別的品評即已開始，在這些品類中，以《管子·七臣七主》篇的品分最為詳細。文中以君主對法的態(tài)度、立場和實行情況為標準，把君主分為七種：申主、惠主、侵主、芒主、勞主、振主、亡主。其中“申主”能“任勢守數(shù)以為常，周聽近遠以續(xù)明”尚可列于“明君”之類，其余六種則皆不合格。對于臣的品類也以能否遵法執(zhí)法為標準分為七類：亂臣、奸臣、愚臣、諂臣、侵臣、飾臣、法臣。除最后一類外，其余六種均為違法亂紀之臣。④（《七主七臣》）荀悅對君臣品類的劃分，與《管子》一書對君臣品類的劃分相比，更著意于不同品類的君臣對于政事的不同影響，以及這種影響與國之興亡的密切關系。出現(xiàn)這種不同，是與君主專制制度的建立聯(lián)系在一起的。君主專制制度建立后，君主的才能、品性更密切的和國之興衰聯(lián)系在一起。同時，臣對君的依附性也在加強，臣的獨立性逐漸喪失，進而成為君權的附屬，此時的君臣關系，與先秦時裂土分封下的天下共主與各諸侯王的關系相比，無疑更為密切。君臣的不同品類，也無疑更為密切的和國之興衰聯(lián)系在一起。

二“天下國家一體”的觀念

荀悅論君、臣的差別，同論君、臣、民的關系是相互聯(lián)系的，這是他政治思想的又一個重要方面。荀悅認為理想的君、臣、民的關系，是以君主為主導的三者統(tǒng)一體?！疤煜聡乙惑w也，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民為手足?！雹郏ā墩w》）在荀悅的這一認識是從以下幾個層次予以表述的：

（一）君臣互為依存，理想的君臣關系應該是“上下有交”。

荀悅以自設問答的方式，首先指出君臣之間是互為依存的統(tǒng)一體，“非天地不生物，非君臣不成治。首之者，天地也。統(tǒng)之者，君臣也哉。”③（《雜言上》）在君臣這對互為依存的關系中，君的作用是居于主導的。在進諫與納諫過程中，這種主導作用體現(xiàn)得最為明顯，“‘進諫受諫，孰難？’”“曰：‘后之。進諫難也，以受之難故也，若受諫不難，則進諫斯易矣?！雹郏ā峨s言下》）進諫之難，是由于納諫之難造成的。

荀悅所認為的理想君臣關系是上下有交，即君臣交流能夠毫無阻滯得進行?！吧嫌袔煾?，下有諍臣。大有講業(yè)，小則咨詢，不拒直辭，不恥下問，公私不愆，外內(nèi)不二，是謂有交?！雹郏ā墩w》）為了達到君臣“上下相交”的理想境界，對于君主而言就是要任賢去佞。在任賢的過程中，有十種情況必須克服：

惟恤十難，以任賢能。一曰不知，二曰不進，三曰不任，四曰不終，五曰以小怨棄大徳，六曰以小過黜大功，七曰以小失掩大美，八曰以奸訐傷中正，九曰以邪說亂正度，十曰以讒嫉廢賢能，是謂十難。

這十種情況如果不能克服，是不可能選拔到真正的人才的，“十難不除，則賢臣不用，用臣不賢，則國非其國也。③（《政體》）對于臣下而言，須去”三罪”行“三術”：

人臣有三罪，一曰導非，二曰阿失，三曰尸寵。以非引上謂之導，從上之非謂之阿，見非不言謂之尸。導臣誅，阿臣刑，尸臣絀。進忠有三術，一曰防，二曰救，三曰戒。先其未然謂之防，發(fā)而止之謂之救，行而責之謂之戒。防為上，救次之，戒為下。③（《雜言上》）

賢臣與明君互為因果，有賢臣而無明君，賢臣不得舉；有明君而無賢臣，明君難為治。

對于理想君臣關系的典范，在《漢紀》一書中，荀悅是以漢武帝和漢宣帝為典型的?！皾h之得人，于斯為盛”②（《孝宣皇帝紀四》）從文治武功，到外交辭令，無不賢人并進。但在荀悅“六主”、“六臣”的嚴苛標準下，對于漢代君主，即使是賢明如文帝，也同樣因賢臣不能盡用而引發(fā)荀悅任賢之難的感嘆：“以孝文之明也，本朝之治，百僚之賢，而賈誼見逐，張釋之十年不見省用，馮唐白首屈于郎署，豈不惜哉！夫以絳侯之忠，功存社稷，而猶見疑，不亦痛乎!”文帝時尚且如此，更遑論身處亂君之世了。以至于那些處在“亂君暗主”之世的忠直之臣，不但不敢直言進諫，即使是遠離朝堂，仍難免獲罪，是以佯愚扮狂；不愿如此者，只有一死；即使選擇一死，形骸神魂仍不得安寧，有的人甚而“負石入?！保暗府Y之河”。以六合之大，匹夫之微，而一身無所容，可謂“痛之極也”。②（《孝成皇帝紀二》）《漢紀》全書共有三十八則“荀悅曰”，以這一則感情最為激烈，如不是感慨至極，與“己身有戚戚焉”，是不可能有此之論的。荀悅的祖父荀淑在順帝時因譏切外戚梁冀而不得已棄官閑居。荀淑的侄子荀昱、荀曇遭“黨錮之禍”，昱死獄中，曇遭終身禁錮。荀悅本人在靈帝時也因不滿宦官專權，托病隱居。

（二）“君”與“道”發(fā)生沖突的時候，“從道不從君”。

在君主專制制度下，君臣關系的處理還會遇到另外一種極端的情況，即“君”與“道”發(fā)生沖突的時候，從道還是從君。有人向孟子討教“伊尹放太甲”事，孟子說：“有伊尹之志，則可。”⑤（《盡心上》）認為懲戒無道之君可以暫行放逐。荀子也說：“誅暴國之君若誅獨夫?！雹蓿ā墩摗罚┒鲪倢τ跒槌贾赖奶接?，也正是這一點需要引起注意，就是在“道”與“君”發(fā)生沖突的時候，荀悅認為正確的選擇也應該是“從道不從君”，以道義制約君權。荀悅對于這一思想的繼承從他的多處論述中都可以看出。首先，他所認定的第一等級的“王臣”是“以道事君”，“忠順”之臣只屬于第二等級的“良臣”。其次，在昌邑王劉賀被廢這件事上，荀悅的態(tài)度是“昌邑之廢，豈不哀哉！《書》曰‘殷王紂自絕于天’，《易》曰‘斯其所取災’，言自取之也?！雹冢ā缎⒄鸦实奂o》）很明顯，他認為劉賀被廢，純屬咎由自取。再次，他在論述忠臣與諛臣的區(qū)別時的一段論述也值得注意：

逆道從君所謂順，而失義者違上順道，謂之忠臣，違道順上謂之諛臣。忠所以為上也，諛所以自為也。忠臣安于心，諛臣安于身。③（《雜言上》）

（三）君為元首，民為手足，君民關系的處理與社稷存亡緊密相關。

荀悅對于君、民關系的認識，是繼承了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思想。⑤（《盡心下》）這里的“民為貴”，理解為民對于社稷的重要性更為合適。⑦（p84）荀悅認為，“愛民如子”和“愛民如身”都不能算作“仁之至”，只有與民同樂，與民同憂才是真正的愛民之君?！跋掠袘n民則上不盡樂，下有饑民則上不備膳，下有寒民則上不具服?！彼怨攀ベt王為例，“湯禱桑林，邾遷于繹，景祠于旱，可謂愛民矣?！睒访袼鶚?，憂民所憂，在荀悅看來是雙向的，“圣王以天下為憂，天下以圣王為樂。凡主以天下為樂，天下以凡主為憂?！笔ネ跖c凡主的根本區(qū)別就在于對民的態(tài)度，“圣王屈己以申天下之樂，凡主申己以屈天下之憂”，而這種不同的態(tài)度對統(tǒng)治的影響也是巨大的，“申天下之樂，故樂亦報之；屈天下之憂，故憂亦及之?！雹郏ā峨s言上》）

荀悅對“愛民之君”的認識，植根于他對民的重要性的認識?！叭酥鞒刑烀责B(yǎng)民者也。民存則社稷存，民亡則社稷亡，故重民者，所以重社稷而承天命也?！雹郏ā峨s言上》）荀悅關于民與社稷關系的深刻認識，除了對先秦民本思想的繼承外，更與他親眼目睹東漢末黃巾起義及其他農(nóng)民起義的摧枯拉朽之力有關。當時的一首民謠，足可以反映當時農(nóng)民起義前赴后繼的不屈精神，“小民發(fā)如韭，剪復生；頭如雞，割復鳴。吏不必可畏，民不必可輕?！雹啵ā墩摗罚┸鲪傄浴叭孀域岆u”喻“御民之方”，“睹孺子之驅雞也，而見御民之方。孺子驅雞者，急則驚，緩則滯。”③（《政體》）荀悅的這一認識固然是服務于最高統(tǒng)治者，以使“民”“作穩(wěn)了奴隸”，而不致“作奴隸而不可得”，但同樣不能否認他對民力的深刻認識。荀悅“天下國家一體”的觀念，是就處理君、臣、民三者間的關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天下國家一體也，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民為手足?！本?、臣、民構成了封建等級金字塔的塔尖、塔身、塔基，元首、股肱、手足三者聯(lián)為一體，休戚相關，才可求得金字塔的穩(wěn)固長安。

三“正積于上”“事實于下”的政治理想

不論是區(qū)分“六主”、“六臣”，還是就論君、臣、民之間的關系，最終都是反映在“正積于上”，“事實于下”，這可以看作荀悅政治思想的核心所在。

平直真實者，正之主也。故德必核其真，然后授其位；能必核其真，然后授其事；功必核其真，然后授其賞；罪必核其真，然后授其刑；行必核其真，然后貴之；言必核其真，然后信之；物必核其真，然后用之；事必核其真，然后修之。一物不稱，則榮辱賞罰，從而繩之。故眾正積于上，萬事實于下，先王之道，如斯而已矣。②（《孝元皇帝紀中》）

荀悅“正積于上”、“事實于下”思想，是從選官考績?nèi)胧值摹！昂似湔妗笔紫仁欠直嬷邑t愚的必由之路。漢代的選舉制度，征辟與察舉是兩條重要途徑。而征辟與察舉主要的參考值就是對于被舉者的道德行為的評價，即所謂“經(jīng)明行修”。所以“鄉(xiāng)里之號”、“時人之語”、“時人之論”、“京師之語”、“天下之稱”，乃是一種有力的薦舉狀，“序爵聽無證之論，班祿采方國之謠”⑨（《譴交》）這就為整個社會風氣“務求虛名”埋下了伏筆。東漢末，由于宦官權盛，把持了征辟、察舉之權，任人唯親，選舉任官更是名實相背。當時的謠諺對這一積弊有突出反映，“舉秀才，不知書。察孝行，父別居。寒清素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雹猓ㄍ馄矶h末思想家王符、仲長統(tǒng)對此都有深刻批判。荀悅“正積于上”、“事實于下”的思想，首先強調(diào)的也正是選舉任官必先行考課的重要性。

荀悅“正積于上”“事實于下”的思想，還另有深意在，其中所涉及的八個方面：德、能、功、罪、行、言、物、事，包括了功罪封賞，也包括了人物評價，最終歸結于社會風氣的養(yǎng)成?！氨娬e于上，萬事實于下”，其中寄寓的是荀悅對于理想社會政治狀況的追求。

荀悅“正積于上”、“事實于下”的思想，針對的是漢末社會風氣的虛偽不實。東漢一代，崇尚名節(jié)，其后果應該是從兩方面考慮，積極的一面是它所產(chǎn)生的道德遏制力量，延緩了東漢皇朝的壽命，正如清人趙翼所論，“國家緩急之際，尚有可恃，以柱傾危。昔人以氣節(jié)之盛，為世運之衰，而不知并氣節(jié)而無之，其衰乃更甚也?！?11)（東漢尚名節(jié)）。趙翼在指出“尚名節(jié)”之風的積極作用時，也論述了它所產(chǎn)生的消極影響。“馴至東漢，其風日盛。蓋當時薦舉征辟，必采名譽，故凡可以得名者，必全力赴之，好為茍難，遂成風俗?！?11)（東漢尚名節(jié)）物極而反，崇尚名節(jié)走到極端，必然會使選舉任官、人物評價名實相乖，乃至整個社會的價值取向趨于“務求虛名”，最終整個社會彌漫虛偽之風。

為了扭轉這種虛偽不實的社會風氣，實現(xiàn)“正積于上”、“事實于下”的理想社會狀況，荀悅首先強調(diào)了君主的垂范作用，只有“眾正積于上”，才可能“萬事實于下”。這與荀悅在“六主”時的觀點是一致的。奸佞之臣固然可恨，但正是由于皇帝本人的貪欲，“偽生于多巧，邪生于多欲”②（《孝哀皇帝紀》），才造成漢末群小并進局面。漢靈帝光和元年（178年）“初開西邸賣官，自關內(nèi)候、虎賁、羽林，入錢各有差，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12)（《靈帝紀》）皇帝本人明碼標價賣官鬻爵，宦官把持選舉也是勢所必然，上之所好，下必甚焉。

其次，荀悅認為凡事必當“核其真”是扭轉這種虛偽不實的社會風氣，也是教化民眾的首要措施，最終實現(xiàn)“萬事實于下”的理想局面。從功罪賞罰出發(fā)，進而到人物道德品評、整個社會的價值取向，務求名實相符，“是以圣王在上，經(jīng)國序民，正其制度，善惡要于（公）[功]罪，而不淫于毀譽，聽其言而責其事，舉其名而指其實?！雹冢ā缎⑽浠实奂o第一》）

與“核真”相對的就是“辨?zhèn)巍?，荀悅舉出了四種“偽”的表現(xiàn)：“故實不應其聲者謂之虛，情不覆其貌者謂之偽；毀譽失其真[者]謂之誣，言事失其類者謂之罔。”對于虛、偽、誣、罔之言、行、物、事，擯棄不納，使社會風氣趨于“平直真實”。

虛偽之行不得設，誣罔之辭不得行；有罪惡者無僥幸，無罪過者不憂懼；請謁無所行，貨賂無所用；民志定矣。民志既定，于是先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奉業(yè)勸功，以用本務，不求無益之物，不畜難得之貨，絕靡麗之飾，遏利欲之巧，則淫流之民定矣，而貪穢之俗清矣。息華文，去浮辭，禁偽辨，絕淫智，放百家之紛亂，一圣人之至道，則虛誕之術絕，而道德有所定矣。尊天地而不瀆，敬鬼神而遠之，除小忌，去淫祀，絕奇怪，正人事，則妖偽之言塞，而性命之理得矣。然后百姓上下皆反其本，人人親其親，尊其尊，修其身，守其業(yè)。于是養(yǎng)之以仁惠，文之以禮樂，則風俗定而大化成矣。②（《孝武皇帝紀第一》）

辨?zhèn)魏苏鎰t民志定，去利好義則“淫流之民定”，“一圣人之至道”則“道德定”，正人事則“性命之理得”，以仁惠禮法養(yǎng)民則“風俗定而大化成”。由此可見，荀悅所強調(diào)的“核其真”，是社會風氣形成的第一步，也是“化民”的首要措施。荀悅《申鑒》所論“致治之術”首先要摒除的四患：“一曰偽，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偽”位居四患之首，“偽亂俗”，會導致整個社會風氣趨于虛偽浮華，“俗亂則道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矣?！雹邸墩w》）這里的“保其性”與上文所論核真辨?zhèn)我远裰?，實是異曲同工之語，都強調(diào)了核真辨?zhèn)问恰叭f事實于下”局面得以實現(xiàn)的重要途徑。

從政治實踐上對東漢末年“名實相乖”局面進行扭轉的正是繼之而起的曹操。從建安八年到建安二十二年，曹操曾四次下令宣布重才能、輕德行的選舉標準。曹魏時期負責選舉的官吏，正是這些政令的忠實執(zhí)行者，“（毛）(14)嘗為東曹掾，與崔琰并典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于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13)（《毛玠傳》）去虛名，重實選，是曹操最終能夠統(tǒng)一北方的重要因素。“物極而反”，從曹操的這些政令中，可以想見“名實相乖”對于東漢政事的影響，這正是荀悅對于“正積于上，事實于下”反復致意的現(xiàn)實原因。

四“立制以防忿爭，一統(tǒng)序”——對政治統(tǒng)治秩序的維護

荀悅在《漢紀》一書中，對綱紀制度反復強調(diào)，希望通過“立制”來維護政治統(tǒng)治秩序?！笆ト肆⒅票赜兴?，所以防忿爭，一統(tǒng)序也?！雹冢ā缎⒊苫实奂o第四》）這里所謂的“制”，即是指君臣有序的等級制度以及在這一制度規(guī)定下各等級的行為規(guī)范，其核心即是為了保證上下有序，不可僭越。凡是皇權的離心力量或者可能成為皇權離心力量者，荀悅都一一加以警示，從朝廷三公之設，到地方州牧之置；從皇位繼承到諸侯王行徑，無不涉及。

漢景帝時，江都王劉非在平定七國之亂時立有軍功，漢景帝遂賜以天子旌旗。荀悅以為景帝此舉“過矣”，因為天子旌旗代表的是皇帝的無上權威，絕不可輕易予人?！拔┢髋c名不可以假人，人君之所司也。夫名設于外，實應于內(nèi)；事制于始，志成于終。故王者慎之?！雹冢ā缎⒕盎实奂o》）即使是在平叛中有功如江都王者，仍不能以象征天子權威的旌旗作為賞賜，可見皇權之神圣不容覬覦。

漢哀帝于建平二年罷去司空官，將大司空朱博改立為御史大夫，由此引發(fā)荀悅對于“立子丞相”與“立三公”孰優(yōu)孰劣的討論。他以鼎足為喻，認為朝廷立三公宜于立丞相，理由是：《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蝗苏撸^天子也。自上已下，必參而成位?！兑住吩弧岸ψ恪保杂魅?，所以參事統(tǒng)職。立官定制，三公蓋其宜也?！雹冢ā缎Щ实奂o上》）荀悅認為立三公宜于立丞相而以鼎足為喻，未免牽強。但置三公以防止丞相權重危及皇權，才是荀悅的真意。甚而有的學者以為荀悅的這一論述是擔心曹操有可能藉此僭取朝廷所有的行政權力（而曹操最終在公元208年做出了這一舉動）。(14)荀悅警示曹操的意圖后人頗有能領會者。五代時期，南漢陳道庠曾助劉晟殺其兄劉玢而自立。劉晟登基后，為防止諸弟效法自己殺兄自立之舉，對諸弟大肆誅殺。陳道庠遂“懼不自安”。其友鄧伸以荀悅《漢紀》遺之道庠，道庠莫能曉。鄧伸罵曰：“憝獠！韓信誅而彭越醢，皆在此書矣?！?15)（《南漢世家》）鄧伸對《漢紀》的評價，可以說是入木三分。東漢末年，州牧之置由臨時指派變?yōu)槌Ｖ啤?jù)《后漢書·劉焉傳》記載，靈帝中平五年（188年），“時靈帝政化衰缺，四方兵寇。焉以為刺史威輕，既不能禁。且用非其人，輒增暴亂。乃建議改置牧伯，鎮(zhèn)安方夏，清選重臣，以居其任。……州任之重，自此而始?！?12)（《劉焉傳》）荀悅指出漢初廢分封制立郡縣，本意就是要強干弱枝使權力一統(tǒng)于上，可是現(xiàn)今各州牧權威尊勢力重，已成尾大不掉之勢，這是“近戰(zhàn)國之跡”。荀悅接著指出了避免這種局面的方法，即改置臨時受命的監(jiān)察御史，而廢去各州州牧。在《申鑒·時事》篇中，荀悅就州牧、刺史、監(jiān)察御史“三制孰優(yōu)”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今郡縣無常，權輕不固。而州牧秉其權重，勢異于古，非所以強干弱枝也，而無益治民之實。監(jiān)察御史斯可也。③（《時事》）與《漢紀》中的看法如出一轍。

荀悅對于皇朝綱紀、制度的強調(diào)，針對的正是東漢獻帝時期的政事。雖然荀悅在《漢紀》序言中申言獻帝“巡幸許昌”，實則正是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之時，“時政移曹氏，天子恭己而已?！?12)（《荀淑傳》）當時的東漢皇朝已是權柄不復。因此，荀悅對于朝廷綱紀、制度再三致意，就是希望通過“立制”來維護上下有序的封建統(tǒng)治秩序，重拾漢廷權威。這與他在《漢紀》全書中反復強調(diào)劉氏“得天統(tǒng)”的思想是一致的。既有警告當時勢威權重的曹操之意，也有鼓勵獻帝振作，收拾祖宗基業(yè)之意。

荀悅所著《漢紀》、《申鑒》，都寓有資政之深意。唐太宗曾對《漢紀》有過一段評論，，“論議深博，極為政之體，盡君臣之義”，并將《漢紀》賜給臣下“尋閱”。(16)（《李大亮傳》）“極為政之體，盡君臣之義”，是對《漢紀》一書的總結，也是對荀悅政治思想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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