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權興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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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美國耶魯大學教授、著名歷史學家保羅·肯尼迪寫了一本轟動一時的著作《大國的興衰》，認為美國的力量不可避免地衰落了，他在書中寫道：“當代社會所經歷的困難是軍費負擔過于沉重，這些困難過去也曾困擾過菲力浦二世的西班牙，尼古拉二世的俄國和希特勒的德國”。[1]作為歷史學家，保羅·肯尼迪的思維邏輯是歷史類比。美國的衰落與歷史上循環(huán)出現的興衰模式一樣，其中必有一種一脈相承的內因在起作用。著名的世界體系論者伊曼紐爾·沃勒斯坦指出，帝國的過度擴張是一種有規(guī)律的現象。[2]一個崛起的強國擴充其軍力以保衛(wèi)日益廣泛的經濟利益，尋求擴大領土的控制權并擴展對國際經濟的控制，最后，它所付出的成本超過了從其掌握的資源中的獲利，進而削弱了它的實力，淪于衰落。另一些現實主義學者如吉爾平教授也認為美國的經濟與軍事力量已無力維護現存的領土分配、勢力范圍及世界經濟規(guī)則了，美國已不具備像過去那樣的“統治”世界體系的權力了，言外之意是美國的霸權的確已真實地衰落了。所不同的是，在吉爾平看來，美國人在“治理國家的藝術”方面意識到了這一點，進而運用了“傳統技術”，試圖在現存國際體系的成本與收益之間重建平衡。[3]還有一些學者如曼庫爾·奧爾森斷言，美國的衰落源于政治的因素，那就是美國的權勢階層和政治利益集團已形成氣候，其政治影響往往是負值，它們一味追求財富的再分配，而不再關心增長。[4]這樣就出現了吉爾平所擔心的情形：在這些集團的影響下，國內消費大大超過了投資和生產；對外領導作用的負擔特別是軍費負擔加大，技術創(chuàng)新的利益正轉移到其他國家。[5]這種觀點預言美國再次成為一般國家，戰(zhàn)后那段春秋鼎盛時期已成為大國興衰、經濟榮枯這種永恒循環(huán)中的又一個插曲了。美國的確面臨著歷史上帝國最終都面臨過的困境。它尚未完全接受這一點的事實，并不說明問題就不存在。歷史上，大國往往在其經濟無法承受其負擔時，會作出許多影響歷史進程的反應，具有創(chuàng)造意義的變革也會隨之發(fā)生。這種“衰落的邏輯”會在多大程度上進一步損害美國，將取決于它將來的經濟增長率和奉行何種政策，取決于它的物質制度和精神制度會不會繼續(xù)有效。總之，將取決于它新的“治理國家的藝術”。對此，我們會提出這樣的問題：這種“衰落的邏輯”是否夸大了美國繼續(xù)支撐霸權的代價？美國的經濟政策優(yōu)勢能夠增強它的力量嗎？美國所掌握的市場機制資源是正在以不那么引人注目的方式和較低的成本發(fā)揮力量、聚斂財富嗎？換一種方式問，就是美國的霸權今天并不需要它用20年或40年前那樣的力量來維持，并不要求它繼續(xù)作為全球超級強國來維持，而主要依靠其“民主教主”這種地位就可大功告成嗎？曾在里根政府供職的亨利·R·諾認為：“美國未來的主要問題并不是它的力量是否已經衰落，而是它在國際社會中追求什么樣的目的和它打算奉行何種經濟政策”。[6]這一斷言不僅旨在轉變歷史學家和經濟學家“悲觀的思維方式”，更在于它提示了另一種霸權形式，因而更值得人們注意。西方學術界對“衰落的邏輯”的反對尚不止于此。1989年，蘇聯瓦解后，美國蘭德公司學者弗朗西斯·福山就在《國家利益》雜志上撰文，提出了另一種轟動一時的“邏輯”即“歷史終結論”。福山對蘇聯的崩潰額手稱慶，斷言西方的自由民主已取得了最終的勝利，今后西方文化將要單獨譜寫歷史篇章了，西方價值和制度的勝利標志著“歷史的終結”。[7]這種黑格爾式的歷史法則又頗有些尼采味道的論點雖然在氣勢上使充滿沒落氣氛的西方社會感受到一點刺激，但仍不免流露出解釋這種深刻歷史劇變的淺薄。福山抱持黑格爾的歷史演進的單一法則，認為再也看不到某種意識形態(tài)可以挑戰(zhàn)西方的自由民主，卻不知道西方的自由民主正經受自身的挑戰(zhàn)。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認為，簡單地斷言美國力量的衰落是缺乏根據的，而使用歷史類比法來論證這種衰落更是不足憑信。他指出：“早在公元前154年，即一般人認為羅馬帝國滅亡前的6個世紀，人們就聽說過有關羅馬衰落的預言了。在羅馬衰落的主要年份里，即從公元300年至450年，羅馬經濟一直是健康的”。[8]約瑟夫·奈是國際關系專家，他對歷史學家視為法寶的歷史類比法就不以為然。著名政治學家塞繆爾·享廷頓的觀點較為持中，他認為美國現在是唯一可以被稱為超級大國的國家，但其經濟力量已相對下降，問題的關鍵不在于論證美國是否已衰落，而在于美國應清楚地看到冷戰(zhàn)后國際關系體系的變化、力量分布的變化及大國關系性質的變化，及時調整美國戰(zhàn)略以應對更加危險四伏的世界。[9]
在世界政治中，衰落是個十分復雜的概念。它可能是絕對的，即是對自身的衡量結果；也可能是相對的，它是與外部力量比較的結果。一個國家的衰落，既可能是其外部力量不斷強大導致的，也可能是其自身不斷腐敗造成的。中國的清王朝從盛極一時的帝國敗落成倍受凌辱的弱國，更多的原因是自身的腐朽。按照歷史學家霍勒斯·沃波爾的看法，英國“從一個強大的帝國衰弱成一個像丹麥或撒丁那樣無足輕重的小國”，是因為外部力量特別是美國的崛起和殖民地民族主義興起造成的。但是，不管怎么說，衰落總是相對于別國優(yōu)勢地位的喪失。“衰落現象”往往會造成國際秩序的變化，進而導致新秩序的產生。它一般而言是“無序—有序—無序”辯證循環(huán)的先決條件。然而，判斷一個國家的“衰落”與認定一個國家的“崛起”一樣是相當復雜的。除了衡量“衰落”、“崛起”的各種指標以外，這兩個概念還包含著“相關的心理預期”，這種預期往往造成負面的結果。譬如西方人認為蘇聯“衰落”了，便順理成章地判斷俄羅斯的所有行為都不具有敵意了。相反，他們認為中國“崛起”了，就自然地判斷中國有“擴張”的企圖。導致“衰落”的因素不僅僅是實力的變化和所謂“霸權的轉移”，“軟力量”的作用同樣是巨大的。所謂“軟力量”就是思想和對利益得失具有重大影響的規(guī)則。海灣戰(zhàn)爭結束后，挾勝利之威風的美國總統布什“硬力量”可謂登峰造極，但在競選連任時卻仍未能免于“衰落”。耐人尋味的是，蘇聯在冷戰(zhàn)中不敷為繼而終致崩潰，而許多美國學者得出的結論卻是美國的衰落勢不可擋。保羅·肯尼迪在《大國的興衰》中寫道：美國占世界生產總值的比例自1945年以來一直很自然地下降著。但在過去的幾年里，美國下降的速度超過了它所應該下降的速度”。戴維·卡利奧則認為：“由于經濟的過度擴張和管理不善，相對衰落已開始變成絕對的衰落”。[10]二霸權的衰落：概念
假設還是經驗事實在西方學術界，有幾種流行理論正被用來解釋這種歷史現象。霸權周期理論：這一理論是喬治·莫德爾斯基提出的，認為歷史上一場大的全球戰(zhàn)爭開始一個長周期即霸權周期。經過戰(zhàn)爭，一個國家取得霸權并利用戰(zhàn)后的和平協議使其獲得的優(yōu)勢合法化。[11]這里的“霸權優(yōu)勢”是指至少擁有能夠維持全球秩序所需資源的一半。新產生的霸權國家提供安全和國防秩序，而當這個國家失去了權力優(yōu)勢的合法性的時候，就導致了另一場全球戰(zhàn)爭，戰(zhàn)爭中產生一個新霸權者，但不一定是那個舊霸權的挑戰(zhàn)者，而可能是舊霸權者聯盟中的一員。喬治·莫德爾斯基1978年在《社會與歷史比較研究》雜志發(fā)表一篇重要文章《全球政治的長周期與民族國家》，提出這一理論。根據這一理論，霸權周期一般為一百年左右。1987年，莫德爾斯基在《世界政治的長周期》一書中進一步闡述了這一理論。（見下表）在表中，我們看到，從16世紀開始，分別是葡萄牙、荷蘭、英國、美國獲得百年周期的霸權。根據這一解釋，美國在20世紀的霸權在1973年就已結束了，接下來應該是一次全球戰(zhàn)爭中的一個新霸權者的出現。如果人們勉強把海灣戰(zhàn)爭視為那種戰(zhàn)爭，那么新霸權者是誰呢？蘇聯已經衰落了，難道是日本抑或德國嗎？至少現實還無法證明這一點，絲毫也看不出日本會成為一個全球霸權者，而且霸權周期會持續(xù)一百年。莫德爾斯基強調衰落過程與全球經濟的長周期有關。還有一些學者認為經濟波動與霸權轉移有內在的聯系。[12]稀缺資源價格上漲導致權力喪失，而價格下降、資源豐富和經濟創(chuàng)新就會帶來權力聚積。如果美國在1973年的衰落被解釋成是戰(zhàn)爭導致的經濟衰退的原因，那么它在80年代中期的經濟復興和90年代初海灣戰(zhàn)爭中的勝利就無法解釋了。根據美國總統經濟報告，1983年和1984年，美國的實際國民生產總值分別反彈3.6％和6.8％，通貨膨脹率分別下降到3.2％和4.3％，失業(yè)率則由1982年的9.7％下降到1985年的7.2％。[13]對1982年后的經濟復蘇，凱恩斯主義認為是以巨額預算赤字為代價取得的，貨幣主義認為是進一步放寬貨幣帶來的，供應學派則認為是自1981年實施減稅后高投資收益形成的。[14]但無論怎樣，這種經濟復蘇總是與政府宏觀經濟政策的有效性分不開的。事實上，這種霸權周期理論并不新鮮。早在本世紀初，麥金德爵士就明確指出，國家間不平等的增長導致了每一百年爆發(fā)一場世界霸權戰(zhàn)爭。[15]
霸權轉移理論：這種理論認為，興衰無常，循環(huán)不已，但霸權的轉移會導致不穩(wěn)定和危險。所以，這種理論真正關心的是霸權下的穩(wěn)定。一些學者認為，經濟力量是霸權控制的源泉，經濟霸權就是在原材料、資本、市場、生產上占據優(yōu)勢。另一些學者認為，霸權就是一國有能力為全球經濟建立規(guī)則的秩序安排。[16]羅伯特·吉爾平認為英國和美國因為創(chuàng)造并加強了自由經濟秩序和規(guī)則，因此是自工業(yè)革命以來成功的霸權。[17]莫菲特甚至認為，世界經濟的穩(wěn)定要求有一個單一穩(wěn)定創(chuàng)造者，這一穩(wěn)定期則恰好與霸權期巧合，歷史上：“英國統治下的和平”和“美國統治下的和平”就是這樣的時期，即英國和美國分別在19世紀和20世紀強大到足以創(chuàng)造和加強自由國際經濟秩序和規(guī)則。這一時期里只有一個霸權力量（英國從1815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美國從1945年到1973年），一旦這個霸權力量不存在了，沖突就變成了家常便飯。[18]這種理論暗示美國不要步當年英國衰落的后塵，應當吸取英國的教訓，不穩(wěn)定就要接踵而來了。古德斯坦明確地說：“美國正在走向‘脆弱的霸權’……這似乎增加了發(fā)生霸權戰(zhàn)爭的危險”。[19]
這種理論注重單一霸權的作用，維護的是赤裸裸的霸權利益。但這種理論沒有證明戰(zhàn)后自由國際經濟秩序到底是怎么建立的，是因為美國單一軍事霸權的結果嗎？還是美國單一的經濟霸權力量的結果？反過來說，這種理論也沒有說明軍事——經濟力量與霸權之間的因果關系。沃勒斯坦認為，一個國家取得霸權，就是它有能力最大限度地在經濟、軍事、外交甚至文化上把它的意愿和規(guī)則強加于他國。這種能力的基礎存在于強大的農業(yè)—工業(yè)生產、商業(yè)和財政之中。[20]這樣的霸權并不常見，只出現在農—工生產、商業(yè)和財政三個領域同時獲得優(yōu)勢的暫短時期。這一霸權衰落后就會出現一個新秩序如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亞和平，1815年后的“歐洲和諧”以及1945年后的聯合國—布雷頓森林體系。（見下表）在沃勒斯坦看來，美國從1967年開始就在走向衰落。但是，十分明顯，沃勒斯坦把注意力都放在軍事和經濟上面，忽視了其他因素的作用。而沃勒斯坦注意到短暫的霸權期并指出農—工生產、商業(yè)和財政三種優(yōu)勢并不總是同時出現，還是頗有洞察力的。但是這一理論難以證明到底需要多大的實力才足以建立起一種自由的國際經濟體系，而這種實力究竟衰落到何種程度就使自由秩序不能再支撐下去了。（見下頁表）在這個表中，美國1928年在世界工業(yè)生產中所占的份額，按羅斯托的統計是42.0％，在1953年按貝羅奇的統計是44.7％，兩者差距并不大，這怎么說明美國在1948年而不是在1928年采取行動建立國際經濟體系？按照羅斯托的統計，美國在世界工業(yè)生產中所占的份額1963年是32.0％，而1928年則達42.0％，就是說1963年比1928年還低，但1963年時的美國卻處于霸權鼎盛時期。并不是說有了實力就可以建立國際經濟體系。看來，單憑一些數據是不能最終說清楚問題的。霸權代價理論：這一理論的代表人物是羅伯特·吉爾平教授。他斷言隨著一國力量的增長，它開始追求更大的領土控制權，擴大對國際經濟的控制。與此同時，由于資源增量，規(guī)模經濟帶來更大利潤，這個國家的實力也會逐步增強。但是，這個國家從擴張過程中獲得的收益不是越來越增加，而是逐步減小。這是由效益遞減規(guī)律決定的。隨著國家規(guī)模及其對國際體系控制范圍的擴大，一方面它的收益遞減，另一方面它維持這種控制的成本卻越來越大。進一步擴張的邊際成本也高于其邊際收益。[21]在這種情形下，這個占支配地位的國家發(fā)現維持現狀的成本要比維持現狀所需的財政支持能力上升得更快，維持現狀變得更加困難，發(fā)展的結果最終導致了這個占支配地位的國家的衰落。吉爾平運用新古典經濟學和新經濟史學派的概念和基本假設來闡述他的觀點。新古典經濟學主要研究在一定條件約束下追求效益最大化的行為；新經濟史學派則研究無論在什么條件下，追求效益最大化的原因。[22]吉爾平從新古典經濟學中引進了效益遞減規(guī)律。保羅·塞繆爾森指出：“某些與其他固定投入相關的增加，在一定的技術狀態(tài)下，將導致整個產出的增加。但到了一定程度后，由追加同量的額外投入而產生的額外產出很可能越來越少。這種額外利潤遞減規(guī)律是下列事實的結果，即對資源的變化萬千、日新月異的使用，使可供使用的固定資源日益減少”。[23]因為資源的實際減少和人們對資源減少的預期，資源的價格呈上升趨勢。在沒有技術創(chuàng)新的條件下，效益一定是遞減的。吉爾平因此指出：“從本質上說，增長率是趨于放慢的，而且經濟活動的位置也不斷地向四周新的增長中心擴散”，[24]吉爾平的意思是：占支配地位的國家就這樣符合“效益遞減規(guī)律”地衰落，美國也當然不能例外。戰(zhàn)后世界經濟中財富分配狀況符合吉爾平的判斷（見上頁表），但吉爾平的理論顯然對技術創(chuàng)新和市場增值的內在力量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一個居支配地位的大國并不是一定要采取自由經濟政策，而美國在1947年之所以會選擇一個較有效率的經濟體制，主要是出自安全方面的考慮，因為這是在冷戰(zhàn)初期能夠利用西方資源來保護西方制度的最好辦法。利益集團政治理論：社會力量分析是政治學研究的一個重要視角。一個社會利益集團政治一旦形成，就會出現對社會財富的分配和公共物品問題。公共物品是那些社會運轉須臾不可或缺的物品如空氣，公共交通，國家安全等。公共物品是不可分割的，一個人的消費不能減損別人的消費，公共物品又是非排他性的，一個人的消費不能排斥他人的消費。美國經濟學家曼庫爾·奧爾森1965年發(fā)表《集體行動的邏輯》一書，揭示了個人理性與集體理性的矛盾性。奧爾森認為，由于公共物品的不排他性，不付成本也可以享用。[25]因此不付成本享用的現象就會增多，付出成本的人并不能保證別人也會付出成本。利益集團越來越傾向于不為公共物品付出成本，進而就越來越將注意力轉向社會財富的分配上。奧爾森注意到外部強制力量和對社會成員的個別刺激能夠促進公共物品的增加，但也會帶來相應的負面效果。因為來自公共物品的收益不能私有化，僅有市場活動就不能生產出公共物品。這里蘊藏一個重要的矛盾現象：從私利的個人理性的角度看，個人不會有興趣為公共物品出力，因為從中獲得的收益都必須與別人分享，而且分享數量至少還必須相當于集團內參與者數量乘以每一個個人所付出的成本。因此，參與者數量越大，其個人平均所得就會越小。在西方社會，利益集團越來越擴散，每一個個人都有“免費搭車”的傾向。因為有的利益集團無法取得足夠的私有收益來充銷公共物品的成本，于是就自然地把關注點集中到現存公共物品的再分配上面。任何一個個人或集團在可以預期自己的所失將大于所得之前，他們都會傾向于減少整個體系的產出。他們感興趣的就是資源重新分配而不是去創(chuàng)造資源。因此，在擁有大量成員的集團中，集體行動的邏輯不是鼓勵創(chuàng)造公共物品，而是鼓勵對現有公共物品的再分配。這樣，在重新分配現有資源上就會出現各種聯盟。[26]
西方社會要阻止這些分配聯盟勢力的增長是有極大困難的。政府要擺脫這種壓力的辦法要么是進行干預和征稅，要么是提供有選擇性的刺激如補貼。隨著政府能力的下降，社會就會越來越陷入僵局和無效率狀態(tài)。奧爾森在《國家的興衰》中對西方社會利益集團瓜分公共物品進而導致社會僵化、國家衰落的現實和前景表示極大的憂慮。但是，毫無疑問，奧爾森在忽視許多“超理性動機”和“文明傳統”對社會集團成員倫理、行為影響的同時，顯然也沒有太在意現代法律的某種獨立性及其對社會利益集團的制約。此外，奧爾森從理性選擇角度的分析過于偏重市場的“理論層面”，卻忽視了市場的“實踐層面”。從理論上說，較多的競爭，即大量的利益集團存在會帶來較少的公共物品和社會福利。在市場實踐中，往往是競爭帶來較多的公共物品的效率。這個理論還有一個問題，就是預先假定了公共物品。公共物品在奧爾森的理論中變成了固定的、想當然的東西。但是，在現代社會，有許多重要的有益于政治的公共物品卻不是想當然的，是需要公眾來定價的。比如我們能把空氣預定為公共物品，但無法把“清潔的空氣”預定為公共物品。哪些物品能夠被進一步確定為公共物品，這往往是一個政治參與過程。有些物品是經過利益集團的交涉、沖突和討價還價后才成為公共物品的。利益集團的這種在市場和政治中間的活動客觀上會刺激效率的提高。以上幾個近幾年在西方學術界頗為流行的理論，雖然都有缺陷，但確實分別從不同的角度指出了“美國衰落”的根源。進入70年代，美國的實力已大不如前了。世界變得更具有競爭性，也更復雜了。冷戰(zhàn)終結以后，一方面世界相互依賴的程度在加深，另一方面民族宗教及文明的差異性也在加大。當年卡特政府一上臺，就為美國的前景描繪了一個不那么令人樂觀的局面：①一個正在興起的全球性經濟，它的管理有賴于加強體制上的合作，承認國內國外利益間傳統界限的日益模糊，現實要求用分離和獨立的方式來看待各種問題；②日益發(fā)展的有形的相互依賴，反映了世界資源、人口、地理（海洋、空間、太空）和社會（恐怖行為、核擴散等）的關聯性；③美國的實力日益衰退；④重要行為者增多（包括跨國公司，跨政府的杰出人物等）；⑤軍事力量的可利用性日益減??；⑥公眾對政府日益喪失共識和信任。[27]在這種現實條件下，管理國家的難度日益增大，對現實的洞察力變得更加寶貴。相反，政策及戰(zhàn)略失誤的成本驟然增大了?；粮裨?0年代末就承認，讓美國成為一個普通國家是需要付出代價的，雖然美國正日益成為一個普通國家；美國不能只是為了維持力量均勢而在世界上繼續(xù)有目的地存在下去，除了維持力量均衡，還要推廣美國的觀念和價值。[28]基辛格利用東西方緩和之機，在美國的霸術中引進了“軟力量”。在過去半個世紀，美國一直是世界頭號大國，而今天正如哈佛大學教授羅伯特·B·賴克所說：“看來明白無誤的是美國在經濟上和政治上正要與別國分享權力，美國當經濟霸主的日子無疑已經過去了?！盵29]但是，可以肯定地說，在爭奪世界領導權的競爭中，美國還沒有到拱手讓人的時候。美國仍是世界上最有實力的國家。雖然歐洲和東亞作為兩大力量集團正在崛起，也確實對美國構成一定的挑戰(zhàn)，但美國也正在以某種方式從這兩個日益自由化日益開放的市場體系中獲利。這兩個市場集團對美國的市場資金的需求也在增加。約瑟夫·奈、塞繆爾·亨廷頓、亨利·R·諾這些“新生代”戰(zhàn)略家，反對“美國衰落論”。亨廷頓認為，熱衷于證明美國衰落是無濟于事的，重要的是指明美國正在面臨哪些威脅和挑戰(zhàn)，進而指出美應該怎樣行動才是有意義的。美國的力量雖然下降了，但它并沒有失去行動能力。今天美國面臨的威脅不止在經濟領域，更主要的是在文明方面。[30]
約瑟夫·奈認為，歷史學家們習慣于使用僵化的“歷史類比法”，而經濟學家則目光短淺地盯著幾個數目字。今天，美國的經濟雖然下降了，但它的軍事力量仍是最強大的。確實，使用軍事力量有點不合時宜了，但在世界政治的無政府狀態(tài)下，誰也不能擔保不使用軍事力量。軍事力量仍是無法替代的政治工具。此外，更重要的是：“經濟權力論”往往看不到“權力的第二個面孔”，那就是“間接權力”，也就是通常所說的“軟權力”。在當今世界，這種“軟權力”正與“硬權力”即軍事力量互為表里。在約瑟夫·奈看來，當今世界權力的性質正在發(fā)生變化，準確地認定什么資源是今天最主要的權力源是相當重要的。在21世紀，“行為上和無形的”權力資源對美國發(fā)揮領導作用是至關重要的。“行為上”的權力顯然是指軍事力量，而“無形的”權力是指“軟權力”即價值觀的力量。從過去500年歷史看，不同的權力資源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發(fā)揮著不同的作用。（見下頁表）根據這個表，按照約瑟夫·奈的看法，對支配國來說：“無形的”權力資源即價值觀的力量越來越重要，霸權愈來愈靠“硬力量”和“軟力量”來共同支撐才能維持。著名學者肯尼思·華爾茲曾有過一個著名論斷，“如果美國能夠連續(xù)3年保持5％的經濟增長，對美國實力的好處就會超過與英國的結盟?！盵31]約瑟夫·奈認為，這正是現實主義者看不到“軟權力”價值的典型表達。美國與英國的結盟不僅僅是實力的結盟，也是價值觀的結盟，是“間接權力增值”行為。它帶來的長遠利益要比那么幾年的經濟增長率寶貴得多。約瑟夫·奈認為給權力下一個恰當的定義是必要的。著名政治學家羅伯特·達爾認為權力是使他人做他不愿做的事的能力。[32]約瑟夫·奈認為達爾對權力的定義的重要性，在于著重權力改變他人行為這一層面，使權力具備了“可測量性”，它不僅要看一個國家的人口、領土、資源、經濟規(guī)模、軍事力量、政治結構等要素，還要看它們是如何被用來改變他人行為的。許多經濟權力論者認為，在過去，用武力占領別國領土比發(fā)展經濟和貿易更為便宜。[33]但今天不同了，使用軍事力量的成本變得越來越大。約瑟夫·奈認為，如果這種理論能夠成立，那么就等于說我們今天是處于“日本時代”，也可以說“21世紀是日本的世紀”。這與世界現實顯然是對不上號的。日本的安全一直是“被保護的”，在安全上日本一直是“搭車者”。在約瑟夫·奈的理論中，權力有兩種形式，一種是威懾形式，主要指軍事力量，一種是感召形式，主要指思想力量。這兩種形式都可以改變他人的行為，但后者即“間接權力增值”顯得更為重要，因為它的成本最小。孩子的父母都知道，如果能成功地影響甚至規(guī)定孩子的信仰和價值偏好，他們對孩子的權力往往比單純的行為控制更大，更穩(wěn)固也更長久。這就是說，思想力、感召力、信仰力能夠使權力增值。因此，美國的權力資源并未像經濟權力論者說的那樣將流失殆盡。美國仍有能力制訂一個全球價值日程。他認為，如果對衰落的擔心最終導致實行貿易保護主義是十分錯誤的，而由歷史學家錯誤的類比提出的糾正措施，也只會削弱而不會加強美國的地位，“像過去多次出現的那樣，產生世界大國的種種條件已在變化。歷史上循環(huán)往復爭奪霸權的沖突以及隨之而來的世界大戰(zhàn)也許不會再次出現了。美國所擁有的傳統實力資源在本世紀末仍是舉世無雙的，美國還擁有意識形態(tài)和體制方面的資源在國際相互依賴的新領域繼續(xù)保持其領導地位”。[34]可以看出，作為戰(zhàn)略家，約瑟夫·奈關心的主要是美國的霸業(yè)，所不同的是，他在尋找在信息經濟和國際相互依賴的時代，繼續(xù)維護美國霸權的新形式。亨利·R·諾對美國在世界事務中的支配地位念茲在茲。他認為，美國的實力來源于自由價值市場規(guī)則，只要自由價值和市場規(guī)則還有生命力，美國的實力就不會衰落。關鍵是美國確定什么樣的國家目的以及采取怎么樣的政策才最符合自由價值和市場規(guī)則。如果說美國的實力在近些年大不如前了，那恰好證明美國采取的政策有問題。同亨廷頓一樣，亨利·諾也主張與其證明霸權轉移不可避免并將導致沖突，不如研究美國應采取何種政策選擇以加強在未來的影響力更有價值。他的理論與新現實主義只著眼于力量和財富的循環(huán)不同，它更關注國家組織形式即政治共同體，認為政治共同體的性質決定著財富的增長，換言之就是國內民主政治和國外市場競爭就能夠導致繁榮。大國興衰并不完全是由于經濟增長和技術變化不平衡的結果，政策選擇對世界發(fā)展的影響有時會超過力量均衡的變化，自由競爭的國際市場也是一種影響興衰的無形力量，它越來越形成一種影響機制并以其巨大的靈活性影響著國家行為。但要做到這一點，需要美國采取有效的政策并促進世界各國保持市場開放，避免保護主義；維持國內價格穩(wěn)定，防止匯率急劇波動；鼓勵國內市場的靈活性，按國際競爭規(guī)則重新配置資源。在亨利·諾看來，美國完全沒有必要感到悲觀，因為美國的民主價值及其政策是能夠有所作為的。這就要求美國不但不能削減它在國際上的作用，相反要繼續(xù)為此付出代價。他認為，1944年7月在新罕布什爾州布雷頓森林召開的聯合國經濟會議上所達成的經濟政策由于未能注意到各國國內政治差異，未能排除保護主義進而也就未能建立開放的有效率的國際市場。這使得美國的力量無法發(fā)揮。從1947—1967年，美國通過馬歇爾計劃使歐洲各國采取了新的經濟政策，促進了貿易自由化，促進了資本、商品和勞動的自由流動進而使西方資源獲得了有效配置，結果促進了穩(wěn)定和增長。1967—1979年，美國和西方國家放棄了自由經濟政策，凱恩斯主義財政和貨幣政策開始統治各國政府決策，國內市場受到干預，貿易自由化遭到阻遏，因此出現了危機和震蕩。而從1980年至今，在亨利·諾看來，由于美國實行并促進了降低通貨膨脹、減少政府干預和貿易自由化政策，再次促成了“西方的繁榮”。但是后來，美國的這些政策又遭到了挫折，[35]更具有“國家主義”色彩的國會剝奪了政府預算和貿易政策的領導權。這種理論已把寶押在了世界市場和政府政策上。而要實現這一點，就要建立一個開放、穩(wěn)定和增長的世界市場，這包括三個必不可少的要素：①以適當的凱恩斯主義財政和貨幣政策促證國內價格、匯率的穩(wěn)定；②減少貿易壁壘，促進貿易自由化，利用競爭機制有效利用國內國外資源；③政府避免對市場進行非經濟干預，促進勞動力靈活流動，資金得以有效利用。亨利·諾認為，西方國家可以形成政治共同體，只要它們能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宏觀經濟政策上協調一致，“西方的繁榮”就可望實現，西方就可望繼續(xù)支配國際經濟秩序。亨利·諾的理論無疑顯得很雄辯，但是不乏理想成分。世界各國都在競爭自我利益，如此高難度的政策協調實非易事。此外，世界各國體制、文化屬性、地緣政治戰(zhàn)略均有較大差異，他所要求的理想競爭狀態(tài)難以實現和維持。當然，按照美國的體制資源，如果這種狀態(tài)出現，對美國的利益是最有利的。但也恰是因為這一點，它就不會輕易出現。這種“政治市場論”認為，國家的目的不僅在于追求實力，還在于實現政治共同體，因此它既反對力量決定論，也反對財富決定論，更反對技術決定論。它將國際政治中的道德內容置于國家安全之上，進而將這種所謂的“道德政治共同體”強加于世界各國。羅伯特·奧斯古德寫道：“一味追求與理想目標沒有關系的國家安全，有可能會導致犧牲個人自由、社會目標以及另一些超然的價值；而安全之所以值得追求，原本就是為了這些價值”。[36]這種極端的理論甚至也遭到道德主義者的反對，查爾斯·克勞薩默認為，道德與生存的沖突要從整體角度評價，個人的自我犧牲是合乎道德，整個文明的犧牲卻毫無道理，因此生存問題應當優(yōu)先考慮，它是其他所有價值得以存在的基礎。[37]因為政策選擇可以承載較高的道德目標，但政策實施則必須取決于現實世界的條件，世界政治的現實將使道德政策遭到扭曲，這正是“世界政治的歷史趨勢”的內在作用。[38]三余論以上我們分析了近些年美國學術界流行的幾種理論。我們從這些理論中可以發(fā)現，不管是支持“衰落論”還是不支持“衰落論”的，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對美國霸業(yè)的憂慮。衰落與崛起是相對的，是比較而言的。但是衰落與崛起的事實對國家政策有著重要的影響，政策選擇反過來又直接影響國家實力。
另一個超級大國蘇聯的衰落，似乎沒有引起更多的爭論。對西方而言，處理一個軍事超級大國的衰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按照西方傳統的理論，一個像蘇聯那樣的超級大國的衰亡，意味著“霸權穩(wěn)定”的瓦解，戰(zhàn)爭和災難往往是伴隨而來的。蘇聯的“和平瓦解”無疑讓西方獲得了巨大的利益，少付了極大成本。對蘇聯這個超級大國力量的衰亡的解釋還有很多，但對于它為什么會“和平瓦解”的解釋還未多見。約瑟夫·熊彼特認為，一個封建帝國解體的原因首先源于財政危機，即是說帝國政府不斷增加的成本，尤其是戰(zhàn)爭成本同其不適當的稅收基礎之間產生了難以協調的矛盾。[39]封建的經濟形式不能產生足夠的歲入來支付軍事力量不斷增加的成本。相反，現代民族國家能夠以干預經濟的方式促進經濟的發(fā)展，解決了封建帝國的財政危機，它的戰(zhàn)爭能力、技術能力和財政能力保證了它的勝利。市場的力量有其自身的邏輯，它能最大限度地提高經濟效率，促進經濟增長。蘇聯衰亡的真正原因就是未能解決經濟形式與霸權的矛盾，僵化的軍事化的經濟形式嚴重壓抑了市場動力，國家通過稅收及其他形式汲取的財富日趨枯竭，越來越無法適應龐大的軍事成本，社會的機動性日趨萎縮。[40]最后不得不宣布放棄霸權。蘇聯原有的經濟體制形成于30年代，是一種“軍事—計劃型”模式，偏重于軍事工業(yè)和重工業(yè)的快速發(fā)展，忽視經濟結構的內在平衡關系，片面追求數量增長的高速度，為了完成指令性軍事任務，不計成本，不惜代價，結果形成“自我消耗型經濟模式”。葉利欽認為，正是這種“全世界最軍事化的經濟”造成了經濟衰退、停滯乃至崩潰。葉利欽的外科移植手術就是“休克療法”加“雪崩式私有化”。“休克療法”的結局就是“向市場經濟過渡”。1992年俄羅斯通過私有化綱領，規(guī)定50％的建材工業(yè)、批發(fā)商業(yè)和公共飲食企業(yè)、60％的食品工業(yè)、農業(yè)和零售商業(yè)企業(yè)以及70％的輕工業(yè)、建筑業(yè)、汽車運輸和修理企業(yè)都要實行私有化。1992年7月法國《世界報》發(fā)表題為《俄羅斯不知所措》的文章，極為深刻地指出：“對國家的搶掠仍在繼續(xù)，一切都等著出售。甚至有時候，一切都被賣掉了。從東正教的圣像到石油，從稀有金屬到戰(zhàn)斗機，從軍艦到鈦，無所不賣。而買賣的規(guī)則只有一個：必須在國外開立的帳戶上以硬通貨付款?！盵41]“休克療法”在經過一段時間的“休克”之后，并未能奏效。這有以下幾個重要原因：第一，俄羅斯在原蘇聯時期長期實行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市場機制無法在原有的現實并未發(fā)生太大變化的條件下有效運作。在“雪崩式私有化”沖擊下，人們在根本沒有準備的情況下就進入了市場經濟，結果，市場不能對資源進行有效配置。第二，一味以出售資源換取外匯，制造業(yè)未能取得內涵式發(fā)展，國際競爭力低下，生產不能進入良性市場循環(huán)。第三，長期實行封閉性經濟政策，這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今天是危險的。原蘇聯在1924年列寧逝世之后就不再引進外資了，直到戈爾巴喬夫上臺后，1987年才重新開始引進外資，為時已晚。第四，過去為軍事化經濟付出的成本太高，畸形經濟結構難以適應市場規(guī)則。根據西方學者的研究，蘇聯的軍費開支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在80年代末達到14％。但俄羅斯公布的數字卻達33％，真是太高了。按照葉利欽的設想，其私有化改革進程分三個階段進行：1992—1993年是第一階段，稱為“危機式發(fā)展”階段；1993—1994年是第二階段，稱為“恢復和啟動國民經濟”階段；1994年以后是第三階段，也就是“全面振興階段”，在這一階段，私有化進程完成，市場機制開始有效運作，經濟增長開始加快，至少仍保持在4％左右。按照葉利欽的邏輯，在這一階段，對價格、資源配置和經濟關系的行政約束已經解除，資源從沒有競爭力的生產單位轉移到新的有效率的企業(yè)，實現勞動、資本和技術的最優(yōu)配置。問題并非像設想的這樣簡單。向市場經濟過渡需要許多有效的條件，譬如有效的銀行體制、稅收體制，需要有合適的信貸政策，需要有產值占工業(yè)總值80％左右的200至300家大型跨區(qū)域公司的市場。而俄羅斯的現實是，銀行體系不健全，甚至連匯款都有困難，稅收也只能征集到50％左右。1992年世界銀行發(fā)表一份報告，認為1992年俄羅斯的通貨膨脹已達到2200％。
經過40多年的冷戰(zhàn)，西方瓦解了蘇聯。當然，蘇聯自己的政策也是其瓦解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西方為了瓦解蘇聯所付出的代價難計其數。蘇聯垮了，東歐、華約也相繼垮了。然而，歷史并未終結。作為原蘇聯最重要和最大組成部分的俄羅斯仍舊是一個不確定因素，它依然擁有無窮的潛力。俄羅斯的生存空間達1710萬平方公里，占蘇聯1990年疆域的3?4，它的面積大約比美國、英國、德國、法國、意大利和日本領土總和大一半。俄羅斯有1.5億人口，幾乎是英國、法國和意大利人口的總和。俄羅斯民族構成單一，82％以上是俄羅斯人，勞動力資源為8700萬人，其中70％的人口受過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俄羅斯擁有經濟發(fā)展所必需的各種自然資源。此外，俄羅斯擁有大量的科學和創(chuàng)新潛力，科學家人數超過100萬，它擁有的龐大軍事工業(yè)體系及居世界第二位的軍事力量和戰(zhàn)略核力量仍然令世界不能小視。如此看來，俄羅斯雖然亂相紛呈，卻仍是未來的最大變數?？梢哉f，只要其改革以制度化形式取得成功，市場機制得以建立，對經濟增長和投資因素的壓力就會大大減輕，再配之以新的有效的發(fā)展戰(zhàn)略，俄羅斯就會走出衰退和危機。1992年11月份，美國前總統尼克松在《紐約時報》發(fā)表題為《拯救和平紅利》的重要文章。尼克松以其精明政治家的洞察力，發(fā)現葉利欽的改革進程如果失敗，將是西方的災難。尼克松指出：“葉利欽的親西方的、民主的俄羅斯政府一旦垮臺，就會對美國經濟產生遠比新政府在國內能做的任何事件都要大的影響”。[42]尼克松的策略是西方必須在關鍵時刻援助俄羅斯，幫助葉利欽渡過難關。然而，對于俄羅斯這樣的大國而言，指望西方的援助是永遠無法實現民族復興的。西方的援助，扣除俄羅斯不得不付出的政治成本，即便不是杯水車薪，也注定不能使俄羅斯失范的經濟進入良性增長的軌道。
進入80年代，由于實施了改革戰(zhàn)略、中國擺脫了災難性的自我摧殘，開始進行社會經濟體制的改革與重建，經濟和社會恢復了增長與活力。中國的經濟增長和體制變革是相互關聯、彼此促進的過程。一方面，中國對已明顯束縛生產力發(fā)展的經濟—社會體制進行了堅定的變革和制度創(chuàng)新，另方面逐步沖破自我滿足的思想文化體系，擺脫了冷戰(zhàn)意識形態(tài)思維，為適應體制轉型的文化創(chuàng)新準備了條件。中國十多年來持續(xù)高速的經濟增長和實力的增強令西方戰(zhàn)略界若芒刺在背。主張“圍堵中國”的理論成為報章雜志的搶手貨。許多現實主義戰(zhàn)略家如布熱津斯基則主張西方應加速促進中國“融入國際社會”，盡量使中國成為“全球強國”而不是“全球問題”。新自由主義戰(zhàn)略家如羅伯特·基歐漢、約瑟夫·奈等則看到美國“實力霸權”大勢已去，再無力支撐，轉而暗示政府注意掌控國際經濟秩序的新規(guī)則，以控制國際經濟的“規(guī)則樞扭”，促進合作，重建優(yōu)勢，再塑霸權以因應新興的挑戰(zhàn)。在21世紀即將來臨、我國正在進行社會轉型而國際環(huán)境相對嚴峻的歷史時期，選擇怎樣的國際戰(zhàn)略，使國際行為角色與國家利益協調一致，確是值得深入思考的問題。注釋：
[1]保羅·肯尼迪：《大國的興衰》，紐約1987年版，第146頁。
[2]伊曼紐爾·沃勒斯坦：《世界經濟的政治學》，紐約，劍橋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41頁。
[3]羅伯特·吉爾平：《世界政治中的戰(zhàn)爭與變革》（中譯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228頁。
[4]參見曼庫爾·奧爾森：《國家的興衰：經濟增長，滯脹與社會僵化》，紐黑文，耶魯大學出版社，1982年版。[5]參見羅伯特·吉爾平：《國際關系的政治經濟學》，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6]亨利·諾：《美國衰落的神話》，紐約，牛津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緒論。
[7]弗郎西斯·福山：《歷史的終結與最后的人》，紐約，自由出版社1992年版第45頁。
[8]約瑟夫·奈“關于衰落的錯誤類比”，載美國《大西洋》月刊，1990年3月號。
[9]塞繆爾·P·亨廷頓“變化中的美國戰(zhàn)略利益”，載英國《生存》雜志，1991年2月號。
[10]參見約瑟夫·奈“關于衰落的錯誤類比”，載美國《大西洋》月刊1990年3月號。
[11]喬治·莫德爾斯基：《世界政治的長周期》，華盛頓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40頁。
[12]威廉·R·湯普森：《全球戰(zhàn)爭》，南卡羅來納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3章。
[13]亨利·諾：《美國衰落的神話》，紐約，牛津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8章。
[14]赫伯特·斯坦：《總統經濟學：從羅斯福到里根及其以后經濟政策的形成》，紐約，西蒙和舒斯特公司1984年版。
[15]哈爾福德·麥金德：《民主的理想與現實》，紐約，1919年版，第2頁。
[16]羅伯特·基歐漢：《霸權以后》，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32頁。
[17]羅伯特·吉爾平：《世界政治中的戰(zhàn)爭與變革》，劍橋大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44頁。
[18]邁克爾·莫菲特：《震蕩、僵局和焦土：里根經濟學與美國霸權的衰落》，載《政治政策雜志》1987年秋季號。
[19]喬舒亞·S·古德斯坦：《長周期：現代的繁榮與戰(zhàn)爭》，紐黑文，耶魯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357頁。
[20]伊曼紐爾·沃勒斯坦：《世界經濟的政治學》，紐約，劍橋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42頁。
[21]羅伯特·吉爾平：《世界政治中的戰(zhàn)爭與變革》，劍橋大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4章。
[22]道格拉斯·諾斯：《歷史上的市場及其他分配制度》，載《歐洲經濟史雜志》1977年第6期。
[23]保羅·塞繆爾森：《經濟學》，紐約1967年第7版，第26頁，轉引自羅伯特·吉爾平《世界政治中的戰(zhàn)爭與變革》（中譯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78頁。[24]羅伯特·吉爾平：《國際關系的政治經濟學》，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95頁。
[25]曼庫爾·奧爾森：《集體行動的邏輯》，哈佛大學出版社，1965年版。
[26]曼庫爾·奧爾森：《國家的興衰：經濟增長、滯脹和社會僵化》，耶魯大學出版社，1982年版。
[27]格拉海姆·艾利森和彼得·詹頓：《重構外交政策：組織性聯系》，紐約，1976年版第45頁。
[28]亨利·基辛格：《動亂年代》，波士頓，1982年版，第242頁。
[29]美國國會季刊社出版《社論研究報告》，1989年11月24日。
[30]美國《外交事務》1993年夏季號。
[31]肯尼思·華爾茲：《國際政治理論》，艾迪森—威斯利公司，1979年版，第172頁。
[32]羅伯特·A·達爾：《誰在統治？：一個美國城市的民主與權力》，耶魯大學出版社1961年版。
[33]理查德·N·羅斯克蘭斯：《貿易國家的興起》，紐約，1986年版，第160頁。
[34]約瑟夫·奈，“關于‘衰落’的錯誤類比”，載美國《大西洋》月刊，1990年3月號。
[35]肯尼思·奧伊等主編：《鷹的復興：里根年代美國的外交政策》，波士頓，1987年版，第7頁。
[36]羅伯特·奧斯古德：《美國外交關系中的理想與自我利益》，芝加哥大學出版社，1953年版，第444頁。
[37]查爾斯·克勞薩默：《論核時代的道德》，載詹姆斯·沃爾西主編《核武器：倫理、戰(zhàn)略與政治》，1984年版，第17頁。
[38]約瑟夫·奈：《理解美國的實力》載美國《外交政策》雜志1988年冬季號。
[39]參見羅伯特·吉爾平：《世界政治中的戰(zhàn)爭與變革》（中文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20頁。
[40]拉爾夫·霍特利：《主權的經濟層面》，倫敦，1952年版，第61頁。
[41]法國《世界報》1992年7月29日文章《俄羅斯不知所措》。
[42]尼克松文章《拯救和平紅利》載美國《紐約時報》1992年11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