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拯救金魚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fā)現(xiàn)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拯救金魚范文第1篇

關鍵詞：金融；證券化；資本中介

金融證券化的趨勢大致是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由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興起的?！白C券化”主要包括兩方面，一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社會融資形式由銀行中介變?yōu)榱烁又苯拥淖C券交易；二是銀行資產的證券化，也就是債權的轉移。這樣一來，債券化金融交易的直接性使得其地位與日俱增，甚至蓋過銀行作為中介身份的間接形式金融。可以說，金融證券化是順時而起的產物，伴隨信息技術的進步，金融交易媒介大大提高了多樣性和即時性；八十年代的金融自由化風潮也催生了證券化的迅速發(fā)達。

客觀上來講，直接金融與間接金融各有其優(yōu)勢和特點，這就是為什么如今商業(yè)銀行依舊存在，證券化交易也能伴隨共生的原因。但不得不承認，直接金融形式在融資效率上還是要優(yōu)于間接形式。于是，隨著金融證券化在西方發(fā)達國家的風行，金融在經(jīng)濟中的地位也逐漸被重視起來，這樣的結果就是西方國家普遍進行類似的金融結構變革，這也是市場驅動的趨同化變革。當然，這是有利于金融全球化和經(jīng)濟貿易全球化的。同時，這樣的經(jīng)驗對中國的金融改革也有值得學習的地方。需要我們逐步探索，好好研究。

一、金融證券化產生和發(fā)展的背景

（一）金融領域嚴厲管制局面出現(xiàn)好轉

金融自由化改革的標志就在于，市場準入放低，利率設置放寬或取消了上限額度，對國際資本的控制也變得放松，商業(yè)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的業(yè)務范圍變得寬泛。這樣一來，銀行與其他區(qū)投融資機構在職能上可能出現(xiàn)接近或重合。于是，一些有實力的大公司試圖利用抵押證券的形式在短時間內籌集大量資金，這樣的效率遠遠大于同商業(yè)銀行借貸。可以說，金融證券化是由于金融領域嚴管局面好轉后，銀行與其他金融機構激烈競爭的結果。

（二）金融創(chuàng)新大潮直接催生金融證券化

為了獲得更加具有優(yōu)勢的競爭結果，各金融機構都進行了金融創(chuàng)新，這使得市場上的金融產品更加豐富，投融資選擇和手段也不那么單一。投資者可以改變以往重視的存款這一單調途徑，而去選擇其他產品：融資者也可以通過證券等新穎形式進行快速、大量的融資。本質上說，金融證券化就是一種金融創(chuàng)新。這其中，資產的證券化是前提，這也是上述金融創(chuàng)新的一種形式。

（三）電子信息技術使金融媒介發(fā)生改變和優(yōu)化

科技的發(fā)展對經(jīng)濟貿易的促進是十分明顯的，尤其是電子計算機和互聯(lián)網(wǎng)等信息技術在上個世界末期的快速發(fā)展，直接為今天金融證券化的蓬勃局面創(chuàng)造了基礎。公眾可以越來越直接便捷又快速地了解到金融機構的產品信息，為其選擇投資提供了促進。證券市場的信息瞬息萬變，有了互聯(lián)網(wǎng)平臺才能夠更好地操作。今天的“云計算”、“大數(shù)據(jù)”在證券等金融領域的應用還將帶來更多的便利與革命。

（四）經(jīng)濟全球化促使金融全球化，客觀上推進了金融證券化進程

經(jīng)濟全球化使各國經(jīng)濟結構互相影響，西方發(fā)達國家的金融證券化很快影響到世界范圍內的大量經(jīng)濟體。國際資本的流通也更加依賴這樣的形式和媒介，反過來又繼續(xù)促進金融證券化的地位穩(wěn)固發(fā)展。

二、金融證券化的功能和意義

金融證券化直接帶來了一個完整的證券市場，這里面的競爭和效益對整個國民經(jīng)濟格局產生巨大的印象。一方面，金融證券化是在特定政策法律環(huán)境下產生的，今后也將受制于這樣的宏觀環(huán)境氛圍；另一方面，它對宏觀環(huán)境也要產生巨大的影響。

（一）資本社會化

通過資產證券化這一過程，金融環(huán)節(jié)中的股票證券發(fā)行對資本社會化具有直接推動力。股票發(fā)行量大，但是單股價格相對較小，于是可以增大持股人群的廣泛性和，不論是直接還是間接持股。同時，金融證券化的大趨勢影響下，各類金融證券以及衍生證券產品多種多樣，選擇的增多也會使社會資本更加分布廣泛，擴大了資本社會化效應。

（二）經(jīng)營擴大化

上面說到，金融證券化對于金融機構的經(jīng)營終歸是有益的，不論在融資效率上還是融資規(guī)模上。于是，融資得來的資金投入經(jīng)營，帶來社會再生產的擴大。通過大量而廣泛的證券發(fā)行與交易，資本形成了規(guī)模，經(jīng)營也形成了規(guī)模。說到底，金融證券化這種現(xiàn)象降低了經(jīng)營中個別環(huán)節(jié)的成本，經(jīng)營效益和規(guī)模擴大是必然的結果。

（三）雙向選擇淘汰化

金融證券化的過程也是一個投融資雙方雙向選擇的過程。在證券市場的交易和博弈之中，具有優(yōu)勢的融資方可以融得大量資金，滿足自己的發(fā)展需求，劣勢者自然無力競爭，不善經(jīng)營終將被市場淘汰。同樣地，在投資者來說，經(jīng)過綜合考量和慎重判斷，證券產品的選擇正確，就會獲得相應的收益；投資失利，就會連本不剩，也被市場所淘汰。實際上，這樣的市場競爭，尤其是證券市場雙向選擇淘汰機制下的競爭，已經(jīng)變得越來越強大和殘酷。

（四）資源配置優(yōu)化

通過優(yōu)勝劣汰的殘酷競爭，在金融證券化這一媒介之下社會資源能夠得到優(yōu)化重組，集中匯聚在實力強、競爭力大的企業(yè)或個人手中，從而進行更大規(guī)模的生產經(jīng)營。這也能夠促使國民經(jīng)濟的結構革新與升級轉型進程加快，形成示范效應，引導資源優(yōu)化配置。

三、金融證券化對我國金融改革的啟示

（一）繼續(xù)推動金融創(chuàng)新改革

創(chuàng)新發(fā)展是增大內生動力的有效途徑，繼續(xù)推動金融創(chuàng)新，解放思想，積極創(chuàng)造，豐富金融產品種類，有助于證券化水平進一步提高。雙向可選擇性增多，能夠使金融證券化的采用面更加廣泛。

（二）把握行之有效的金融監(jiān)管寬松度

正是由于金融自由化的變革才催生了金融證券化，在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的今天也要拿捏一種在監(jiān)管的寬松程度上比較適宜的發(fā)展路徑，既不能過于嚴厲，打壓了證券化的果敢性；也不能過于寬松，失去了宏觀調控的手段基礎，造成證券市場違法犯罪和資源浪費的現(xiàn)象發(fā)生。金融監(jiān)管部門要準確定位，不斷嘗試，逐步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條件下的金融證券模式。

（三）夯實金融證券化基礎，培育需求主體

金融證券化最關鍵的還是在于資產的證券化。由于證券的發(fā)行與銷售是有抵押擔保的，因此必須改進經(jīng)營管理模式，提高發(fā)展水平，擴大資產規(guī)模，降低資產風險，優(yōu)化資產結構，以求達到夯實資產證券之基礎的目的。另外，還要活躍證券市場，營造投融資理財意識，逐步培育證券交易需求主體。應該說，在我國目前的經(jīng)濟發(fā)展水平和社會階層分布條件下，這二者都是有充分的可能和必要來實現(xiàn)的。

（四）學習國外先進經(jīng)驗，探索符合我國實際的道路

仔細研究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金融證券化歷程，分析其成敗得失，在學習經(jīng)驗教訓的基礎上探索一條符合我國具體情況的道路。

拯救金魚范文第2篇

什么是真正的教育?我想,無論如何,在教育中,人是第一位的。教育應該從人出發(fā),又回到人。有位校長說,搞素質教育可以,但我們這個地方很窮,我們要把孩子們更多地送到大學去。這里有一個認識問題:推進素質教育與老百姓的利益并不對立。推進素質教育并不是不讓孩子們上大學,也不會影響孩子們上大學。其實,規(guī)范辦學行為,推進素質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希望我們的教育實現(xiàn)老百姓的近期利益、長遠利益與國家利益的統(tǒng)一。

什么是近期利益?當然是讓老百姓的孩子更多地通過良好的教育考上好的學校,讓那些考不上學或者不愿意繼續(xù)深造的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為他們走向社會、謀生與就業(yè)打下更好的基礎。什么是長遠利益?就是學校教育不僅要考慮老百姓的孩子當前的升學需求,還要考慮孩子們將來的謀生、就業(yè)、創(chuàng)業(yè)的本領。因為高中階段是人的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形成的關鍵時期,如果這個階段我們只關注孩子的升學需求,只進行應試訓練,而不關注孩子們的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那么,孩子們升入大學,直至走上人生道路,就不會有很強的競爭力,在人生的道路上就會掉隊。什么是國家利益?就是國民素質與國家競爭力。我們國家經(jīng)過30年的改革開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國家的綜合實力大大提高,我國的國際地位也越來越高。但是,我們必須承認,在我國走向現(xiàn)代化道路和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上,存在著一系列嚴峻的挑戰(zhàn),特別是國民的綜合素質不高,創(chuàng)新精神和實踐能力不強,嚴重地制約著我國的改革與發(fā)展,極大地影響著我國的產業(yè)結構升級與現(xiàn)代化進程。說到底,中國的現(xiàn)代化、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大業(yè)能否實現(xiàn),關鍵取決于我國國民的整體素質和中華民族的創(chuàng)造力!

我們說,離孩子們近些,離真正的教育就近些。那么,教育就必須從孩子們學習與發(fā)展的實際出發(fā),從孩子們真正的需求出發(fā),立足于現(xiàn)在,著眼于未來,為孩子們今天的學習、明天的升學和終身的發(fā)展負責!為孩子們今天的學習負責,就是要讓每個孩子都學好國家規(guī)定的課程,讓每個孩子得到全面而有個性的發(fā)展;為孩子們明天的升學負責,就是要讓那些愿意繼續(xù)深造的孩子,能夠獲得繼續(xù)教育的機會;為孩子們終身的發(fā)展負責,就是不要因為孩子們近期的學習與明天的升學,而犧牲孩子們的長遠發(fā)展,危及孩子們的長遠利益。

離真正的教育近些,說到底,就是要離功利主義的教育遠些!那么,我們的教育就必須為孩子們考慮得遠一些。我們要考慮到孩子上大學之后的競爭力如何,不能讓孩子們上了大學不知道學習,無所事事;我們要考慮到孩子將來的就業(yè)競爭力如何,不能讓孩子們走出大學校門,就加入失業(yè)大軍;我們要考慮到孩子們將來走上工作崗位后的競爭力如何,不能讓孩子們千辛萬苦找到一個工作后,又無所作為,甚至被淘汰;我們要考慮到由每個行業(yè)的每個人構成的中國的綜合競爭力如何,不能讓我們的國家長期受制于人……

拯救金魚范文第3篇

 腸易激綜合征（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ibs）是以腹痛或腹部不適，伴有大便性狀及排便習慣改變?yōu)樘卣鞯墓δ苄阅c道疾病，是消化科常見的疾病之一?，F(xiàn)普遍認為，ibs的病因是多種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其發(fā)病機制復雜，可能與精神心理因素、胃腸動力學異常、內臟高敏感性、食物不耐受、基因、感染、腸道的輕度炎癥等多方面因素有關，其中腸道的輕度炎癥是近年來關注的熱點。本文就近年來關于ibs與炎癥關系的研究進展做一簡要綜述。 

    1  ibs免疫細胞的異常改變

    1.1  肥大細胞

    腸道中的肥大細胞（mast cell, mc）是一種既具有免疫活性，又能分泌多種介質的重要免疫細胞。mc主要位于黏膜血管、淋巴和神經(jīng)周圍，是腸道主要的抗原感受器，參與腸黏膜的免疫調節(jié)。當某種抗原刺激機體免疫系統(tǒng)，可引起感覺神經(jīng)末梢興奮及信號傳遞，并誘導機體產生ige抗體，抗原和抗體的結合可引起肥大細胞活化、脫顆粒，并釋放多種生物活性物質組胺、5羥色胺、前列腺素和細胞因子等。早在1962年，hiatt等在研究嚴重結腸炎患者切除的結腸肌層組織時最早提出了ibs和免疫系統(tǒng)存在關系這一觀念。研究發(fā)現(xiàn)，在絕大多數(shù)ibs 患者中，末端回腸和盲腸的肥大細胞數(shù)目明顯升高，除此之外，未見其他細胞增多［1］。董文珠等［2］研究發(fā)現(xiàn)，mc與p物質（substance p, sp）和血管活性腸肽（vasoactive intestinal polypeptide, vip）表達密切相關，且mc與sp和vip免疫反應陽性神經(jīng)末梢解剖位置毗鄰或有“膜膜”接觸存在，提示兩者之間的存在雙向聯(lián)系，可能與ibs的內臟感覺高敏感性相關聯(lián)。barbara等［3］也研究發(fā)現(xiàn)，腸神經(jīng)纖維毗鄰部位的mc數(shù)目與ibs患者腹痛的頻率和程度呈正相關，認為mc的浸潤和介質釋放與ibs患者腹痛感覺有關。近年來也有學者對ibs患者小腸mc分布進行研究，發(fā)現(xiàn)末端回腸黏膜mc［4］和近端空腸mc明顯增多［5］。在動物實驗中也發(fā)現(xiàn)乙酸誘導的結腸炎后ibs大鼠的內臟敏感性明顯增高，雖然其結腸mc數(shù)量與對照組類似，但脫顆粒的mc數(shù)量明顯增高，而mc穩(wěn)定劑可減少mc脫顆粒率并降低內臟敏感性［6］。上述研究提示，ibs患者自近端空腸至結腸均存在mc數(shù)量異常，而且mc可能承擔著連接免疫和神經(jīng)機制的橋梁作用。

    1.2  淋巴細胞

    腸黏膜是獲得性免疫應答重要的外周淋巴組織。腸黏膜淋巴細胞主要包括上皮內淋巴細胞（intraepithelial lymphocyte, iel）和黏膜固有層淋巴細胞(lamina propria lymphocyte, lpl)。iel主要為cd3+細胞，其中80%具有cd8表面標志，lpl主要為cd4+ t淋巴細胞。

    國內外研究表明，腸道急性感染后，可在部分患者引起ibs（稱為感染后ibs, pi ibs），盡管病原體已被清除，但腸道仍有輕度炎癥改變，表現(xiàn)為上皮內和黏膜固有層淋巴細胞、巨噬細胞及嗜鉻細胞增加。這種感染后炎癥的持續(xù)和ibs癥狀的反復是因為感染引起腸道的通透性增加，進而使得黏膜下免疫系統(tǒng)激活，從而引起神經(jīng)肌肉功能的改變。近年來研究發(fā)現(xiàn)，在ibs發(fā)病前無胃腸道感染史的ibs 患者，腸黏膜組織學檢查也發(fā)現(xiàn)炎癥和免疫激活現(xiàn)象，這使得ibs的非器質性疾病的定義受到了挑戰(zhàn)。chadwick 等［7］首先提出了無急性胃腸炎史的ibs患者腸黏膜存在炎癥，在77例符合羅馬標準的ibs患者中有38例患者盡管結腸鏡檢查正常，但免疫病理學檢查顯示上皮內淋巴細胞增加1.8倍，固有層cd3+細胞增加2倍，cd25+細胞增加6.5倍；有31例患者存在非特異性顯微鏡下炎癥，免疫病理學顯示淋巴細胞、嗜中性粒細胞及肥大細胞明顯增加；有8例患者符合淋巴細胞性結腸炎。這一發(fā)現(xiàn)表明炎癥和免疫激活不僅局限于感染后的ibs患者。但最近有研究得到了不同的結論，該研究發(fā)現(xiàn)ibs患者和正常對照組外周血和結腸黏膜cd25+調節(jié)性t細胞的數(shù)量無差別，認為ibs患者腸黏膜低度的炎癥性改變與cd25+調節(jié)性t細胞的數(shù)量和功能改變無關［8］。韓煒等［9］對ibs患者外周血中t細胞亞型進行研究，發(fā)現(xiàn)ibs患者外周血cd4+ t細胞百分率下降和cd4+/cd8+比例失調明顯，腹瀉型和交替型比值下降，便秘行比值升高，在后來的研究中得到了學者的證實［10］。這更進一步說明ibs與免疫異常有關，且不同亞型之間的免疫學機制不同。隨著神經(jīng)胃腸病學發(fā)展，有學者發(fā)現(xiàn)，ibs腸黏膜不僅存在輕度炎癥和免疫激活，而且腸神經(jīng)叢內有淋巴細胞的低度浸潤，并有神經(jīng)元退化現(xiàn)象［11］。這一現(xiàn)象得到了學者的廣泛認可，認為腸神經(jīng)系統(tǒng)異常是胃腸動力障礙和感覺過敏的基礎，而腸神經(jīng)的可塑性改變（包括腸神經(jīng)元的退化、缺失，神經(jīng)介質釋放及受體系統(tǒng)改變）是由腸道炎癥引起［12］。這提示腸黏膜淋巴細胞也可能在神經(jīng)系統(tǒng)和腸道之間起橋梁作用，值得進一步探討。動物實驗發(fā)現(xiàn)t細胞缺乏小鼠感染后ibs模型中腸嗜鉻細胞和mc增生受到抑制，說明t細胞在腸嗜鉻細胞和mc增生中也起重要作用［13］。以上研究表明，ibs與免疫之間存在一定的相關性，但研究尚在初始階段，關于免疫如何影響ibs發(fā)病以及那些原因引起ibs免疫及炎癥改變，至今尚不清楚。

    2  ibs炎癥性細胞因子的異常改變

    ibs的腸道炎癥不盡表現(xiàn)在免疫細胞的異常變化，而且促炎癥性細胞因子與抗炎癥性細胞因子的失衡也是目前研究的熱點。

    2.1  促炎性細胞因子

    促炎性細胞因子包括白細胞介素（il）家族中的il1、il6、il8、il12、il18及腫瘤壞死因子α（tnfα）、干擾素γ（(infγ)等，它們在腸道中發(fā)揮促炎癥性作用并充當黏膜損傷介質。

    王利華等［14］研究發(fā)現(xiàn)，在有痢疾/腸炎史的ibs患者中，其末端回腸和直乙狀結腸交界處腸黏膜內il1β mrna的表達明顯增高。孫繼中等［15］的一項研究也發(fā)現(xiàn)ibs患者回盲部黏膜il1β表達增加。后有學者應用酶聯(lián)免疫吸附實驗方法對腹瀉型及便秘型ibs患者血清中tnfα和il8的含量進行檢測，發(fā)現(xiàn)腹瀉型ibs患者血清中tnfα和il8均較正常升高，且tnfα與il8呈正相關性，而便秘型ibs患者血清中tnfα和il8與正常無顯著性差異。提示腹瀉型ibs有炎癥因子活化及其之間的相互協(xié)同作用，便秘型ibs與腹瀉型ibs的免疫紊亂有著不同的病理生理機制［16］。李延青等［17］對ibs患者腸黏膜th1型細胞因子(infγ和il12)和th2型細胞因子(il4和il10)表達情況研究發(fā)現(xiàn)，腹瀉型ibs患者腸黏膜infγ和il12表達顯著增加，il10表達呈下降趨勢，而便秘型ibs患者細胞因子表達與對照組無差異。這說明腹瀉型ibs患者內存在th1/ th2漂移，th1反應增強。新近研究報道，ibs外周血促炎性細胞因子il6和il18較對照組顯著升高［18］。上述研究提示，不同分型的ibs發(fā)病存在病理生理學差異，促炎性細胞因子可作為腹瀉型ibs潛在的生物學標記，但尚需進一步研究證實。

    2.2  抗炎性細胞因子

    抗炎性細胞因子包括il1rα、il4、il10、il11、il13及轉化生長因子β（tgfβ），它們主要以抗炎的方式起作用。gonsalkorale等［19］研究發(fā)現(xiàn)，ibs患者il10基因頻率較對照組顯著降低，而tgfβ1的基因型沒有改變。張海燕等［20］研究發(fā)現(xiàn)腹瀉型ibs患者外周血il4、il10的水平較正常組顯著降低。徐海珍等［21］研究結果與其相似，發(fā)現(xiàn)腹瀉型ibs中確實存在促炎與抗炎因子的失衡，主要表現(xiàn)為抗炎因子il10的降低。新近一項研究發(fā)現(xiàn)，ibs患者外周血抗炎性細胞因子il13水平與對照組相比呈下降趨勢，從而造成促炎因子與抗炎因子的表達失衡［18］。這說明，細胞因子對炎癥反應的調節(jié)不平衡可能是導致ibs腸道炎癥及其持續(xù)存在的一個重要機制。

    3  ibs對炎癥的遺傳易感性

    目前對ibs患者持續(xù)存在腸道炎癥的原因了解甚少，除了先期的腸道感染外，遺傳因素、不明確的食物過敏以及腸道菌群的紊亂都可導致ibs患者腸道黏膜的低度炎癥。近年來研究顯示部分患者可能存在促炎和抑炎失衡的遺傳素質。il10作為重要的抗炎性細胞因子，對炎癥反應起著重要的調控作用。gonsalkorale等［19］研究發(fā)現(xiàn)，ibs患者il10基因頻率較對照組顯著降低，提示il10產生減少的個體更容易發(fā)生ibs。但van der veek等的研究結果與此相反，認為ibs il10的基因頻率與對照組無差異，而tnfα合成型基因頻率顯著增高是ibs腸道炎癥持續(xù)的原因［22］。

    海南醫(yī)學院學報 vol.15 no.2 feb.2009runx3 基因為一種新近發(fā)現(xiàn)的腫瘤抑制基因,因其表達下調在人類多種惡性腫瘤的發(fā)生、發(fā)展過程中起重要作用而倍受關注。近年來研究發(fā)現(xiàn)其在免疫細胞的發(fā)生、發(fā)展中起重要作用，尤其在淋巴細胞的發(fā)育中扮演重要角色。研究發(fā)現(xiàn)runx3 對cd8+t細胞的功能性分化及其分化中cd4的沉默起重要作用，runx3基因敲除后cd8+t細胞的數(shù)目、增殖及殺傷能力下降［23］。另外，runx3作為tgfβ信號傳導通路的一個重要轉錄調節(jié)因子，介導tgfβ 對dc的成熟抑制作用，runx3基因敲除后，一方面dc細胞成熟加快，且上調主要組織相容性復合物（mhc）ⅱ分子和共刺激分子的表達，刺激并使 t細胞成熟和分化加快。另一方面，dc的表型發(fā)生改變，表現(xiàn)為cd11bcd8α+ dc顯著增加，而cd11b+cd8α dc則減少，兩者分別與th1和th2反應有關［24］。新近研究報道，runx3基因敲除小鼠出現(xiàn)腸道自發(fā)性炎癥，主要以淋巴細胞單核巨噬增多為特征。細胞因子的分析表明，小鼠出現(xiàn)th1細胞和th2細胞的混合性反應，但前者為主［25］。然而，runx3功能缺失引起的腸道炎癥改變是否與其引起的免疫功能紊亂有關？runx3是否參與了ibs腸道炎癥的發(fā)生？值的進一步探討。

    4  展望

    越來越多的證據(jù)表明， ibs 患者的腸黏膜內存在低度炎癥,但其在ibs 發(fā)病中的作用遠未闡明。對低度炎癥所作的有限研究主要集中于既往有胃腸感染的ibs 患者，還需更多的研究來闡明哪類ibs患者更易發(fā)生腸道低度炎癥以及炎癥在感覺動力障礙及癥狀發(fā)生中的作用。runx3作為一種新的轉錄調節(jié)因子，其從多個方面影響免疫細胞的發(fā)生、發(fā)展。然而，其影響腸道炎癥機制及是否與ibs腸道炎癥發(fā)生存在相關性，目前國內尚未有報道，需要更深入的研究進一步探討，有待于為ibs的發(fā)病提供新的遺傳學基礎。

【參考文獻】

  1 o'sullivan m, clayton n, breslin np, et al. increased mast cells in the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j］. neurogastroenterol motil, 2000,12(5):449457.

2 董文珠, 鄒多武, 李兆申, 等.腸易激綜合征內臟高敏感性機制研究 ［j］.中華消化雜志,2004,24(1):1822.

3 barbara g, stanghellini v, de glorgio r, et al. activated mast cells in proximity to colonic nervers correlate with abdominal pain in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j］. gastroenterology,2004,126(3):693702.

4 王深皓, 董蕾, 羅金燕,等.腸易激綜合征小腸黏膜腸嗜鉻細胞和肥大細胞的病理表現(xiàn)［j］. 第四軍醫(yī)大學學報,2007,28(19):17891792.

5 guilarte m, santos j, de torres i, et al. diarrhoeapredominant ibs patients show mast cell activation and hyperplasia in the jejunum ［j］. gut,2007,56(2):203209.

6 la jh, kim tw, sung ts, et al. role of mucosal mast cells in visceral hypersensitivity in a rat model of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j］. j vet sci, 2004,5(4):319324.

7 chadwick vs, chen w, shu d, et al. activation of the mucosal immune system in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j］. gastroenterology, 2002,122(7):17781783.

8 holmen n, isaksson s, simren m, et al. cd4+cd25+ regulatory t cells in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patients ［j］. neurogastroenterol motil, 2007,19(2):119125.

9 韓煒,李君曼,陳建,等.腸易激綜合征患者細胞免疫狀態(tài)及其臨床意義［j］. 山東大學學報(醫(yī)學版),2003,41(2):120122.

10 楊廷旭,張正坤,曾海龍,等.結腸粘膜肥大細胞活化及外周t淋巴細胞亞群變化在腸易激綜合征發(fā)病中的作用［j］.青島醫(yī)藥衛(wèi)生,2008,40(2):8587.

11 trnblom h, lindberg g, nyberg b, et al. fullthickness biopsy of the jejunum reveals inflammation and enteric neuropathy in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j］. gastroenrerology,2002，123(6):19721978.

12 vasina v, barbara g, talamont l, et al. enteric neuroplasticity evoked by inflammation ［j］. auton neurosci,2006,30(126127):264272.

13 wheatcroft j, wakelin d, smith a, et al. enterochromaffin cell hyperplasia and decreased serotonin transporter in a mouse model of postinfectious bowel dysfunction ［j］. neurogastroenterol motil, 2005,17(6):863870.

14 王利華,方秀才, 潘國忠.腸道感染與腸易激綜合征［j］.中華內科雜志,2002,41(2):9093.

15 孫繼中, 王巧民,丁西平,等.腸易激綜合征患者結腸黏膜神經(jīng)肽和il1β變化及其意義［j］.胃腸病學與肝病學雜志,2007,16(3):219222.

16 張茹,王福賢.腸易激綜合征患者il8和tnfα含量變化的意義［j］.臨床消化病雜志,2004,16(4):167168.

17 李延青,張海燕,左秀麗.等.腸易激綜合征患者腸黏膜th1/ th2漂移的研究［j］.中華消化雜志,2004,24(12):728731.

18 梁海清,王世和,李延青,等.腸易激綜合征患者外周血炎性細胞因子表達失衡的分析［j］.胃腸病學,2008,13(2):111113.

19 gonsalkorale wm, perrey c, pravica v, et al. interleukin 10 genotypes in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evidence for an inflammatory component ［j］. gut,2003,52(1):9193.

20 張海燕,吳萍,李延青.等.腸易激綜合征患者的免疫學機制探討［j］.胃腸病學和肝病學雜志，2006,15(3):285287.

21 徐海珍,謝建群,施斌,等.腹瀉型腸易激綜合征大鼠結腸黏膜炎性細胞因子的表達及溫中健脾方對其影響的研究［j］.上海中醫(yī)藥雜志,2007,41(6):5972.

22 van der veek pp, van den berg m, de kroon ye, et al. role of tumor necrosis factoralpha and interleukin10 gene polymorphisms in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j］. am j gastroenterol,2005,100(11):25102516.

23 taniuchi i, osatom m, egawa t, et al. differential reqirements for runx proteins in cd4 repression and epigengetic silencing during t lymphocyte development ［j］. cell,2002,111(5):621633.

拯救金魚范文第4篇

關鍵詞　針灸　中風失語癥

中風是我國常見疾病之一，約1/3以上中風患者存在不同程度失語，這提示我們在治療中風后遺癥時，必須對中風失語癥的治療予以足夠的重視。中風失語癥是因為大腦半球器質性損害導致的語言接收、理解和組織表達等能力的喪失或受損等功能障礙的一種綜合征。近10年來，有關針灸治療中風失語癥的治療方法不斷涌現(xiàn)，并日趨成熟，現(xiàn)就近20年來針灸治療中風失語癥的文獻予以綜述。

1　臨床應用

1．1　體針療法　丁氏采用醒神通竅法針刺治療腦梗塞失語。針刺組在采用西醫(yī)治療的同時，予以醒神通竅針刺法，主穴用三陰交、通里、百會、廉泉，有效率達93.39％，崔氏針刺治療中風失語，以風池、通里、金津、玉液為主穴，再辨證配穴，神昏針水溝、內關，痰濁壅盛針豐隆，瘀血甚針血海、肝俞，肝陽上亢針百會、太沖，氣虛針中脘、足三里，腎虛針腎俞、太溪。針刺方法，金津、玉液二穴刺絡放血，風池穴進針方向向舌根部，進針深度1～1.5寸。共治療63例，總有效率為88.9％。李氏以風府、啞門為主穴，配廉泉、涌泉、通里，治療腦出血所致失語癥，并設對照組，取廉泉、涌泉、通里，以觀察風府、啞門穴的療效。結果治療組92.6％的有效率與對照組的40％的有效率有顯著性差異。石氏對醒腦開竅法與西醫(yī)療法對中風失語癥的療效進行對比分析，主穴為內關、人中、三陰交。結果表明，醒神開竅法對言語功能有效率為92％，明顯高于單純西藥治療組的51％，兩者對中風失語癥的療效比較有顯著性差異。譚氏用蒼龜探穴法針刺廉泉穴治療中風失語癥96例，總有效率94.8％。晏氏以啞門穴為主穴，配廉泉、通里(患側)，舌體僵硬配金津、玉液點刺放血，共治療中風失語癥60例，總有效率為96.67％。魏氏采用太淵、太溪為主穴，配穴取上廉泉、足三里，治療中風失語36例，結果總有效率為100％。田氏以風池、通里、金津、玉液為主穴，再辨證配穴，神昏針水溝、內關，痰濁壅盛針豐隆、膻中，瘀血甚針血海、肝俞，肝陽上亢針百會、太沖，氣虛針中脘、足三里，腎虛針腎俞、太溪，治療中風失語癥67例，總有效率89.55％。夏氏以百會、水溝、啞門、金津、玉液為主穴，陽亢加風池、太沖，痰盛加豐隆，血瘀加膈俞，陰虛加涌泉，治療中風失語癥34例，總有效率為53％。李氏采用通關開竅法結合藥物及康復指導治療缺血性中風早期失語癥，并設立對照組。取百會、水溝、廉泉、合谷、太沖、曲鬢、風池、通里穴治療缺血性中風早期失語癥，治療30天后，觀察組的療效較對照組療效有非常顯著性差異。

1．2　舌針療法重點針刺舌體或周圍穴位治療中風失語癥的l臨床報道較多，且方法各異。張氏將150例中風失語癥患者隨機分組，進行對照觀察，針刺組取“語門”穴，對照組采用擴血管藥物對照觀察。4個療程之后，針刺組療效明顯優(yōu)于治療組。田氏以廉泉、金津、玉液為主穴，通里、太溪、太沖為配穴，治療中風失語癥186例，有效率為82.56％。董氏取金津、玉液點刺放血，隔2日1次，治療中風失語130例，總有效率為97.6％。趙氏用舌根梅花針點刺中風失語癥31例，用圓利針刺舌根、支脈、增音，用毫針刺翳風、風府、扁桃穴，總有效率96.8％。李氏取單穴廉泉，采用合谷刺，治療中風運動性失語30例，總有效率為93％。王氏取金津、玉液(輕癥)，海泉穴(重癥)治療中風失語癥50例，總有效率達96.7％。劉氏選用長針深刺廉泉穴，療效良好。殷氏以采用舌針、點舌給藥法為治療組，取廉泉、舌下穴(于舌系帶兩側舌下靜脈外緣下)，以對照組選用復方丹參注射液、清開靈。2個療程后，治療組98.9％的總有效率與對照組80％的總有效率有非常顯著性差異。李氏將82例中風后運動性失語癥患者隨機分為兩組，治療組取心穴、脾穴、腎俞，對照組取外金津、外玉液、廉泉、啞門、內關、通里。經(jīng)過2個療程的治療后，治療組總有效率為93.48％，對照組總有效率為69.44％，治療組療效較對照組療效有非常顯著性差異。

1．3　頭針療法　靳氏采用顳三針、舌三針治療中風失語癥208例，總有效率為96.3％。韓氏針刺雙側語言一區(qū)，并接通電針治療儀進行治療，結果總有效率達96.15％。林氏用林學儉新區(qū)的額5針、顳3針、運動前區(qū)、附加運動區(qū)治療中風失語癥。張氏取優(yōu)勢半球語言諸區(qū)，根據(jù)失語癥的類型選取相應的語言區(qū)。完全性失語取語言I、Ⅱ、Ⅲ區(qū)，以口語表達障礙為主取語言I、Ⅱ區(qū)，以聽理解障礙為主者，取語言I、Ⅲ區(qū)，經(jīng)治療后頭針治療組痊愈率45.45％，總有效率為95.45％，頭針治療組療效與對照組療效呈顯著性差異。馮氏等以頭針為主治療腦血管病失語癥患者50例，頭部取言語一區(qū)、二區(qū)、三區(qū)，精神情感區(qū)，體針加百會、四神聰、廉泉、增言，并在針刺后配合言語訓練，治療后有效率為78％。江氏以CT所示病灶在頭皮的相應投射區(qū)圍針治療中風失語癥30例，與傳統(tǒng)頭針治療27例比較，治療后CT定位組總有效率為86.67％，傳統(tǒng)頭針治療組總有效率為62.96％，CT定位圍針法治療中風失語癥的療效明顯優(yōu)于傳統(tǒng)頭針療法(P

1．4　其他療法

劉氏用TC―ⅢB型癱瘓治療機，治療中風失語20例，有效率為100％，優(yōu)于丹參靜滴組(P

龍、白芥子、麝香等30余味中藥組成，制成面積為4.5cm×4.5cm的布質膏藥)貼敷在人迎穴(雙側)，每貼用10天，后停2～3天，更換新膏，連續(xù)貼藥60天，并設中西藥治療對照組。治療后，穴位貼敷組療效明顯優(yōu)于對照組療效(P

2　機制研究

針灸治療中風失語癥的機制目前尚未有定論，但就體針、舌針、頭針而言，又各有其作用，體針針刺后，改善機體“內蘊血瘀”的病理狀態(tài)，疏經(jīng)通絡，改善病變部位氣血不足的狀況，促使其語言功能恢復，達到治療目的。張氏認為直接針刺舌體穴，可改變大腦皮質語言功能原來的抑制狀態(tài)，局部刺激能夠溝通回路，形成條件反射，對引起語言中樞變性的細胞進行調節(jié)，對周圍未受損的大腦皮質功能進行彌補和代償，從而改善語言功能。何氏認為間接針刺舌體，刺激通過舌咽、迷走、舌下神經(jīng)反射傳人延髓相應神經(jīng)核，調節(jié)這些神經(jīng)的功能，并進一步投射到更高的中樞以至皮層，從而促進構音、吞咽和舌肌運動功能得到恢復。張氏認為頭針直接作用于神經(jīng)中樞的機制包括：(1)通過“皮質――丘腦――皮層”的調節(jié)，使特異性傳導系統(tǒng)和非特異性傳導系統(tǒng)達到相互平衡，重建語言活動的神經(jīng)環(huán)路；(2)迅速建立腦血管側支循環(huán)，促進了損害部位的血流量增加，腦循環(huán)不全得到了改善；(3)激活了語言中樞功能低下的神經(jīng)細胞，增加了神經(jīng)纖維的數(shù)量，促進和加強腦功能。

3　評述

綜上所述，中風失語癥的針灸治療方法具有以下特征：

(1)治療手段多樣化，有體針、舌針、頭針、電針、藥物貼敷等；(2)治療上引進現(xiàn)代診斷技術，如CT定位，使治療更有針對性，提高了療效；(3)治療趨向綜合化，體、舌、頭針結合治療，并配合言語訓練，但仍然存在不足之處，現(xiàn)就其問題探討如下：

3．1 中風失語的診斷、命名欠標準化。在作者所查閱的文獻報道中，中風失語癥的診斷、命名目前尚無統(tǒng)一規(guī)范的標準。范氏認為，中醫(yī)所言中風失語癥應包括以下三方面：(1)失語，即不能言語；(2)語澀，即言語蹇澀；(3)舌強，相當于現(xiàn)代醫(yī)學之運動性失語、完全性失語，尚包括部分假性球麻痹所致的聲音嘶啞、言語模糊癥狀。與現(xiàn)代醫(yī)學意義上的失語有顯著區(qū)別。因為中醫(yī)中風失語的診斷、命名至今尚無統(tǒng)一標準，從而造成很多文獻報道中普遍存在混用、亂用或錯用中西醫(yī)中風失語病名的現(xiàn)象，并導致臨床療效評定的混亂，使l臨床觀察結果與科研結論的可比性差，降低了文獻的科學價值。

3．2　療效標準欠規(guī)范目前有些針灸治療中風失語癥的療效標準各異。有些作者自擬標準，影響了研究結果的可信度和科學性。采用高氏等制訂的“漢語失語癥檢查法”，不僅可客觀地評定療效，而且可以明確診斷，鑒別失語癥和構音障礙，并進一步劃分失語癥的類型。

拯救金魚范文第5篇

（一）財政穩(wěn)定與利率自由化

麥金農（1997）指出，金融自由化改革實踐受挫并不是金融自由化理論及其政策問題，而是一個排序問題，尤其是在未能夠實現(xiàn)宏觀經(jīng)濟穩(wěn)定之前引入金融自由化。由于信息不對稱普遍存在于信貸市場之中，而資金稀缺又是發(fā)展中國家最為根本的特征，因此，信貸配給在發(fā)展中國家是最為常見的現(xiàn)象。如果在宏觀經(jīng)濟不穩(wěn)定之際實行利率自由化，高的通貨膨脹率將會使得事后方可以實現(xiàn)的存貸款實際利率變得愈發(fā)難以確定。在事后實際利率不確定的情況下，銀行為了吸收存款，必將提高名義存款利率。而存款利率的提高將會誘發(fā)銀行從事較高風險的投資，從而加劇了銀行自身的道德風險，銀行道德風險的加劇反過來則會誘發(fā)存款人的逆向選擇行為，兩者相互作用，最終將導致銀行的名義存款利率的嚴重偏高、存款供給減少和銀行信用危機。從銀行自身來說，由于高的通貨膨脹率導致貸款事后實際利率的不確定性以及嚴重偏高的名義存款利率，為使其貸款事后方可實現(xiàn)的實際收益不至于下降，銀行必將提高名義貸款利率。而名義貸款利率的提高不僅會導致申請貸款者平均質量的下降和逆向選擇行為的加??；同時也會誘發(fā)和加劇借款人的道德風險以及借款人拖欠與破產可能性的提高。由此可見，在一個存在信息不對稱和成本的信貸市場中，伴隨通貨膨脹和貸款利率的提高，銀行的成本將上升，實際收益將可能下降，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將加劇，最終將會導致銀企債務危機、銀行恐慌與金融危機。

正是由于宏觀經(jīng)濟不穩(wěn)定與違約風險之間存在正相關，故而對發(fā)展中國家而言，內部價格水平的穩(wěn)定是獲得金融實際利率高增長而又不至于引起嚴重金融恐慌和崩潰等過度風險的一個必要條件（麥金農，1997）。此外，利率自由化改革將會加劇發(fā)展中國家金融同業(yè)之間的價格競爭和非價格競爭，使得金融部門的贏利空間縮小和競爭成本上升，由此會引發(fā)銀行部門的不良資產的比例和信貸市場上的道德風險加劇，再加之金融監(jiān)管改革滯后或放松和政府隱性存款保險的存在，從而使得發(fā)展中國家出現(xiàn)嚴重的銀行過度放貸和企業(yè)過度借款的現(xiàn)象，加劇了發(fā)展中國家的金融脆弱性，誘發(fā)了銀行危機（McKinnon &Pill ，1996、1998）。

（二）財政穩(wěn)定與資本項目的開放

麥金農（1997）指出，在宏觀經(jīng)濟不定情況下，發(fā)展中國家必須實行有效的匯率管理和國際資本流動的限制，以確保政府增加稅收、維持經(jīng)濟穩(wěn)定。如果政府在宏觀經(jīng)濟不穩(wěn)定的情形下放開資本項目控制，必然將會產生嚴重的資本外逃現(xiàn)象和貨幣替代問題，使得通貨膨脹稅的稅基縮減和通貨膨脹率的相應提高，從而導致貨幣危機的爆發(fā)，故而主張資本項目開放是經(jīng)濟市場化的最后一步。

貨幣危機理論認為，在固定匯率制下，當一國宏觀經(jīng)濟不穩(wěn)定時，資本項目的開放將會使其貨幣受到國際游資的攻擊，引發(fā)貨幣危機。貨幣危機理論的第一代模型（Krugman ，1979）認為，由于發(fā)生危機國家政府所奉行的赤字或寬松貨幣政策使得信貸規(guī)模以一定的速度擴張，故而導致經(jīng)常項目的赤字，由此而引發(fā)政府國際儲備的流失，當國際儲備減少到某一個最低水平時，投機者必將對其貨幣發(fā)生攻擊，從而造成其匯率體系的崩潰。因此，貨幣危機產生的根本原因是固定匯率政策和赤字融資政策之間內在的不一致性，而流動性困難、集體行動、羊群行為以及道德風險等諸多問題在金融市場中的存在，則會進一步加劇和惡化貨幣危機。

貨幣危機理論是從國際資本流動角度揭示了金融自由化改革中貨幣危機的成因，而貨幣替論則從資產替代角度揭示了在宏觀經(jīng)濟不穩(wěn)定的情況下，資本項目的開放則會引發(fā)嚴重的貨幣替代現(xiàn)象，同樣也會引發(fā)貨幣危機。貨幣替代是指在開放經(jīng)濟和貨幣可兌換條件下，由于本幣貶值使本國居民對本幣失去信心，從而產生本幣的貨幣職能部分或全部被外國貨幣所替代的現(xiàn)象。拉丁美洲、前蘇聯(lián)以及東歐等在其金融自由化歷程都發(fā)生過不同程度的貨幣替代現(xiàn)象，尤其以拉丁美洲國家的"美元化"現(xiàn)象最為典型。貨幣替代不僅使得這些國家的匯率出現(xiàn)頻繁的波動和通貨膨脹現(xiàn)象的加劇，同時也嚴重地削弱了這些國家貨幣政策的實施效果。首先，由于貨幣實際收益率等于名義利率減通貨膨脹率，故而匯率水平高低則取決于兩國的貨幣供給、名義利率差異和通貨膨脹率差異。若兩國貨幣的名義利率不變，那么兩國通貨膨脹率的差異將決定匯率水平的變化，故而可以將兩國通貨膨脹率差異視為匯率的預期變化，因此，財政不穩(wěn)定和高的通貨膨脹率所引發(fā)的嚴重的貨幣替代則會加劇匯率不穩(wěn)定。其次，貨幣替代將使一國貨幣量變得難以估計，進而影響貨幣政策的效果。如果中央銀行試圖通過實施擴張性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刺激國內的投資與消費需求，經(jīng)濟主體的預期通脹率將會上升，故而會立即將部分增加的貨幣余額轉換為幣值穩(wěn)定的外幣，貨幣替代必將削弱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效力。第三，在通貨膨脹期間，由于外幣資產的存在提供了一種高效廉價的逃稅方法，貨幣替代的存在將會降低國內居民本幣的需求量，使得通貨膨脹稅的稅基減少。若要彌補因貨幣替代所導致通脹稅收入的損失，唯一的辦法就是提高通貨膨脹率。由此可知，兩者博弈的最終結果是貨幣替代進一步加劇了一國通貨膨脹率水平及其發(fā)生的頻率。

二、中國財政現(xiàn)狀及其穩(wěn)定性狀況分析

（一）中國的財政現(xiàn)狀

中國的稅收制度歷經(jīng)了多次重要變革，總的來看，自1994年之后，中國財政狀況有所好轉，徹底遏制了1994年以前財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持續(xù)下跌的不利局面，基本實現(xiàn)了"兩個比重"同時提高的1994年稅制改革目標，國家財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和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分別由1993年的12.56%和22.0%回升到1999年13.97%和51.1%（見表1和表2）。但自1994以來，中國財政支出始終保持著較高的增長速度，故而財政支出占GDP 的比重也同樣保持上升的態(tài)勢（見表1），結果導致了財政赤字逐年擴大，尤其是近幾年，速度之快是改革以來從所未有的。在1978～1999年期間，財政赤字的年均增速為299.22億元／年；而在1994～1999年期間，財政赤字的年均增速822.31億元／年，為1978～1999年的年均增速的2.75倍。為了考察中國財政赤字快速增加的源頭以及中國財政增長的原因，筆者在此將財政赤字在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之間進行了分解，同時考察了財政債務收入分別占財政收入和GDP 的比重。

第一，在1994年之后，中國政府財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止跌回升。從表面上看，這似乎是1994分稅制改革的結果，但在財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回升的背后卻是財政債務收入和國內債務收入的急劇攀高（見圖1）?？梢?，政府財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在1994年之后回升主要的支撐是財政的債務收入增加和非稅收收入的增加。據(jù)統(tǒng)計，在1978年，財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財政債務收入占財政收入的比重和國內債務占財政收入的比重分別為24.18%、10.35%和4.14%；1994年三者分別為11.16%、22.52%和19.71%，1999年三者分別是13.97%、32.46%和32.35%（注：由于中國當前的財政收入統(tǒng)計中不包括財政的債務收入，因此中國的財政債務收入占財政收入的比重以及國內債務占財政收入的比重要比國際同類比重高。）。

資料來源：歷年的《中國統(tǒng)計年鑒》，下文表格中未注明資料出處的皆來自于歷年的《中國統(tǒng)計年鑒》。

第二，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在1994年之后出現(xiàn)了明顯的好轉，始終在50%左右，徹底改變了1994年以前那種中央財政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嚴重偏低、中央財力不足的不利局面，中央財政的宏觀調控職能得以加強。但中央財力狀況好轉主要由財政債務收入的增加支撐，而不是稅收收入增加的結果（注：雖然中國當前財政收入統(tǒng)計中不包括財政的債務收入，但財政的債務收入使得中央財政支出有了重要而可靠的來源，故而使其收支狀況得以改善。）。因為中國地方政府至今尚沒有地方政府債券的發(fā)行權，故而國債收入自然而然就構成中央財政收入，并成為其財政支出的重要來源。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揭示了中國金融機構為什么會出現(xiàn)日漸擴大的、正的存貸差以及中國近年來的貨幣政策效果不理想的原因所在。由于國債實際利率一般都高于同期的銀行存款的實際利率，并且具有一定的流動性和低風險性，在當前國企效益普遍不理想而銀行貸款責任約束機制加強的前情形下，銀行部門理所當然地成為國債主要持有者之一，故而在銀行存貸差加大的背后，則是銀行部門的有價證券資產的增加。據(jù)統(tǒng)計，1995年，金融機構購買債券余額為3064.2億元，到了1999年，金融機構有價證券和投資的余額為12505.8億元，為1995年的4.08倍?？梢姡袊呢泿耪吲c財政政策應該如何協(xié)調的問題應該引起有關政府部門的高度重視。筆者一直認為，赤字財政政策就如同運動員所服用的"興奮劑"，拉動經(jīng)濟增長的成效固然顯著，但只能是一種權宜之計，否則，財政赤字貨幣化和"滯漲"現(xiàn)象的發(fā)生必將是難以避免。

第三，在1994年之后，中央財政不僅有效地遏制了逆差，而且順差逐年擴大，由1994年1152.07億元增加到1999年的1696.88億元。但是地方財政卻在1994年之后赤字驟然上升且逐年攀高，由1994年的-1726.59億元增加到1999年的-3440.47億元，中國財政赤字也在最近幾年快速增長?？梢?，中國財政赤字的主要源頭是地方財政而非中央財政。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中央政府擁有債券發(fā)行權而地方?jīng)]有，另一方面則是由于中央與地方之間的財政收入與財政支出存在嚴重的不對稱性。中央財政收入1994年以來所占的比重始終在50%左右，而中央財政支出所占的比重自1978年改革以來卻逐年下降，1994年以來一直徘徊在30%左右；與此同時，地方財政收入的比重1994年以來已經(jīng)降至50%左右，但是地方財政支出的比重卻是逐年上升，1994以來一直徘徊在70%左右，這種顯著的不對稱已經(jīng)使得許多地方政府財政尤其是鄉(xiāng)級財政處境極度困難，出現(xiàn)嚴重赤字也就在所難免。

（二）中國財政穩(wěn)定性分析

財政穩(wěn)定這一概念包含3重含義：（1）政府如果能夠長期保持財政收支平衡，則政府財政處于穩(wěn)定狀態(tài)；（2）盡管在相當長時期內不能實現(xiàn)財政收支平衡，但政府卻能通過發(fā)行國債為赤字財政融資，則政府財政依然可以說處于穩(wěn)定狀態(tài)；（3）如果在經(jīng)濟中存在一種機制，當財政脫離穩(wěn)定狀態(tài)之后，經(jīng)濟變量之間的相互作用可以是財政狀況恢復或趨于穩(wěn)定狀態(tài)，則政府的財政狀況也可以說是穩(wěn)定的（余永定，2000）。可見，財政穩(wěn)定的核心內涵就是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政府不需要通過貨幣的財政發(fā)行而能夠保持財政收支平衡。

首先，中國財政總體狀況不容樂觀，盡管1994年之后中國的財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有所上升，但是，中國的財政赤字狀況明顯惡化。財政赤字增長過快的原因主要是地方財政收支狀況惡化所致，這說明中國當前的分稅制的財政制度與現(xiàn)行的5級政府的行政制度之間存在內在的不協(xié)調，突出地表現(xiàn)為各級政府的事權與其財權存在顯著的不對稱性。其次，中國政府的行政支出費用一直占有較大的比重，尤其是近幾年在精簡機構、節(jié)儉開支的改革力度加大的情形下，政府的行政支出費用卻一直在12.50%徘徊，始終處于中國改革以來的最高水平，這表明中國政府近年來的精簡機構改革并沒有取得實質性的成功。第三，從債務依存度來看，在1994年分稅制改革以前，中國財政的債務依存度一直都比較低，從沒有超過20%，并且大部分年度的債務依存度都在15%以下。而1994年分稅制改革之后，債務依存度不僅沒有降低，反而快速上升，近兩年已經(jīng)達到30%左右，這一方面表明中國的分稅制改革并沒有提高稅收對財政收入的貢獻率，分稅制改革是否成功現(xiàn)在還不能予以肯定；另一方面也表明赤字財政政策已經(jīng)成為中國宏觀調控政策的主導。如果債務依存度過高，最不利的影響則是可能誘發(fā)利息率的提高，從而抑制經(jīng)濟增長。如果政府不想提高債務依存度，同時還寄希望利用擴張性財政政策刺激經(jīng)濟，那么，政府只能降低國債的發(fā)行利率和提高平均稅率，而平均稅率的提高則會抑制企業(yè)與居民的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從而抵消了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政策效果。由此可見，債務依存度的提高，則會迫使政府為增加自主性支出而過度舉債。第四，再從償債率來看，中國的償債率自1994年以來，同樣也是居高不下，近兩年已經(jīng)超過了30%.償債率升高則意味著在既定財政支出條件下國家的自主性支出減少，如果政府要增加自主性支出，在既定的稅制條件下，舉債可能是其最佳的選擇。這也就是說，償債率越高，政府增加發(fā)行國債的壓力也就越大，財政赤字狀況也將會更加惡化，最終可能將導致財政赤字貨幣發(fā)行。據(jù)中國財政部長項懷誠的2002年的財政預算報告，2002年中國預算赤字將高達3098億元，相比2001年的2598億元將增長19.24%，超過GDP 的3%，是中國經(jīng)濟改革開放后第一次逾越國際公認的赤字警戒線。

注：債務依存度是財政債務收入占財政支出的百分比；負債率是財政債務收入占財政收入的百分比；償債率是財政債務的還本付息支出占財政支出的百分比（注：通常情況下，依賴度是指在一國的中央財政預算中，國債收入占財政支出的比重；償債率是指在財政收入中用于支付國債利息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由于中國財政債務收入不僅來自國債收入，同時還包括向金融機構的借款，因此，本文中債務收入不僅僅包括國債收入，還包括其他形式的債務收入。）。

盡管中國財政收入的增長幅度有所上升（注：據(jù)統(tǒng)計，中國財政收入的增長幅度，1998年為14.2%，1999年為15.9%，2000年為17%，2001年增加到22.2%.），但是目前中國財政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只有16%，低于發(fā)展中國家25%左右的平均水平，更低于發(fā)達國家40%左右的平均水平。同時，中國財政尚存在著一定程度上的不穩(wěn)定，尤其在當前經(jīng)濟緊縮的形勢下，中國政府面臨著巨大的增加舉債的壓力，中國財政赤字存在著進一步惡化的態(tài)勢。值得注意的是，在1998～2001年期間，中國財政支出增長率平均為20%左右，但是在這一期間中國GDP 的增長一直是一位數(shù)。以20%左右的財政支出增長率和超過高速增長的財政赤字來支持7%左右的總需求增長率，這是否是一種可持續(xù)的增長方式？值得人們深思！如果再考慮到政府需承擔的銀行國有不良資產、社保資金等隱性負債，中國的財政狀況不容樂觀?？梢?，實現(xiàn)財政穩(wěn)定是金融市場化改革首先必須解決的一個重大課題。

三、中國現(xiàn)行財政條件下的金融穩(wěn)定性分析

（一）中國財政赤字與貨幣供給的相關性分析

自1978年經(jīng)濟體制改革以來，盡管中國的GNP 始終保持著較高的增長率，但是國家財政收入占GNP 的比重卻呈現(xiàn)出逐年下降的態(tài)勢，并且除個別年份之外，絕大多數(shù)年份都存在不同程度上的財政赤字，財政赤字呈逐年擴大之態(tài)勢（見圖2）。據(jù)統(tǒng)計，國家財政收入占GNP的比重已由1978年的31.24%降至1999年的13.97%；而財政赤字卻由1978年的-356.35億元快速增至1999年的-1743.59億元。

前文已經(jīng)指出，發(fā)展中國家宏觀經(jīng)濟不穩(wěn)定的一個重要原因財政赤字的貨幣化，在中國是否也存在財政赤字貨幣化？是否會引發(fā)通貨膨脹？為此，我們在此以貨幣供給量（）作為因變量，以財政赤字（DF）作為自變量，對1978～1999年期間的財政赤字（DF）與貨幣供給量（）之間的相關性進行線性回歸檢驗，結果如方程1和圖3所示：

由方程1和圖3可知，中國貨幣供給量（）與財政赤字存在顯著的線性相關，這意味著財政赤字每增加1億元，中國貨幣供給量就會相應地增加30.95億元，可見，中國存在較為嚴重的財政赤字貨幣化問題。但是，中國在財政赤字和貨幣供給量"雙增"的情況下，中國的零售物價指數(shù)并沒有隨之出現(xiàn)上漲的趨勢，反而呈現(xiàn)出下滑的態(tài)勢（見圖2），中國的物價水平與財政赤字、貨幣供給量（）之間并沒有出現(xiàn)理論上那種相關性，麥金農（1997）將中國在財政下降的同時保持價格水平穩(wěn)定的現(xiàn)象稱為"中國之謎".麥金農（1997）認為，中國之所以能夠做到在財政下降的同時保持價格水平穩(wěn)定，最重要的是擁有可以控制的國家銀行體系，中國政府通過國家銀行體系向非銀行公眾借入公開的或隱蔽的債務彌補財政赤字，實現(xiàn)了非通脹融資。但是"中國政府不可能無限期地依賴于如此嚴重的借款，因為居民已經(jīng)不再是'低貨幣化的'了，并且中國的/GNP也不可能會升到無限高"."當居民流動資產與收入的比例過了高峰，甚至在這之前，如果國有部門繼續(xù)借入，就可能發(fā)生金融危機"."解決的辦法在經(jīng)濟上是很明顯的，……，中央政府必須很快建立一個能夠直接對所有工業(yè)——中央的、地方的和私人的——以及農業(yè)部門征稅的內部稅收機構"（麥金農，1997）。

由此可見，在財政收入占GNP 的比重逐年遞減而財政赤字又逐年高速攀升之際，實行以利率市場化為突破口的金融市場化必將會使得潛在的通貨膨脹危機顯現(xiàn)化，其產生的不利影響我們從阿根廷、墨西哥、智利等國家金融自由化實踐就可略知一二。中國若在如此財政背景之下進行以利率市場化為突破口的金融市場化改革，高通脹率、高利率、日益擴大的財政赤字、日趨沉重的政府債務利息負擔以及政府向銀行體系強制融資等問題也就難免。因此，當前必須要解決的首要問題就是如何實現(xiàn)財政收支均衡，否則，以利率市場化為突破口的金融市場化改革只會讓我們付出更為慘重的代價。

（二）中國資本外逃與貨幣替代狀況

伴隨著中國經(jīng)濟和中國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長，居民和企業(yè)的外幣需求以及外幣資產的持有量都有不同程度上的增加。盡管中國目前對資本項目仍然實施嚴格的管制，隔絕了中國與國際資本之間的自由流動，使得中國可以成功避免亞洲金融危機對中國的直接沖擊。但是不可否認，中國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資本外逃和貨幣替代現(xiàn)象。

自1992年，中國資本國際化的進程明顯加快，流入中國的國外資本平均每年以28.9%的速度增長，至1997年底，中國累計利用外資3479.4億美元，其中，國際直接投資2201.8億美元，中國已經(jīng)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吸引外資國（中國社會科學院經(jīng)濟研究所宏觀課題組，1999）。大量的資本流入，不僅可以彌補中國國內資本的不足，同時也帶來了國外的先進的技術、知識、管理和制度，促進了中國經(jīng)濟的發(fā)展。但在流入中國的國際資本不斷增加的同時，中國資本外逃現(xiàn)象也比較嚴重，據(jù)估計，在1992～1996年期間，中國資本外逃規(guī)模為875.3億美元，平均每年為175億美元（李揚，1998）；在1994～1998年期間，中國資本外逃規(guī)模為1966億美元，平均每年為393億美元（俞喬，1999）。在中國的"外資內流"和"內資外流"這一似乎矛盾的現(xiàn)象之背后，則是中國現(xiàn)行的經(jīng)濟政策和經(jīng)濟制度的內在缺陷的外在表現(xiàn)。"內資外流"的一部分原因是有貶值預期和投資信心動搖所致。自1995年之后，中國經(jīng)濟開始處于周期性下滑階段，1997年之后，通貨緊縮趨勢加劇，財政赤字擴大，宏觀經(jīng)濟環(huán)境的不確定性增強，從而動搖了投資者的信心，影響了其預期；另一方面，東南亞金融危機之后，受沖擊的國家的匯率開始大幅度貶值，而中國政府對外承諾人民幣不貶值，人民幣名義匯率基本保持不變，這反而加重投資者的顧慮，貶值預期也隨之加重與擴散。兩種因素相互作用，最終導致和加速了國內資本通過各種渠道大量流出。據(jù)宋文兵（1999）測算，在1997年，中國資本外逃總額達到474.41億美元，超過同期在中國的直接投資的國際資本（當年為453億美元）。此外，中國還存在大量的"過渡性"的資本外逃（宋文兵，1999），這種資本外逃原因是由于內外資所享受的政策優(yōu)惠不同所致，通過"迂回投資"方式以獲得外資投資的各種優(yōu)惠政策。當然，也不可否認，非法收入的資本外逃也是造成中國"內資外流"的一個重要原因。

此外，中國還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貨幣替代現(xiàn)象。據(jù)統(tǒng)計，截至2001年末，中國境內中資金融機構外匯各項存款余額為1348.8億美元，比上年末增長5.2%，全年各項存款累計比上年增加61.2億美元。企業(yè)外匯存款余額為452.9億美元；其中，企業(yè)活期外匯存款為157.9億美元，比上年增加18.3億美元，同比多增15.4億美元。居民外匯儲蓄存款余額為815.6億美元，比上年末增長11.8%，全年累計新增82.4億美元；其中，定期外匯儲蓄存款余額為739.1億美元，占全部居民外匯儲蓄存款余額的比重為90.6%，比上年末增加52.6億美元。盡管F/D指標和F/指標均顯示中國的貨幣替代程度整體水平較低（F/D ≤14%，F(xiàn)/≤7%）（王國松、張鵬，2001），但由此可以看出，人們對人民幣的幣值穩(wěn)定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顧慮，中國的貨幣替代不是以狹義貨幣間替代為主，而是以準貨幣間替代為主，即存款貨幣之間替代。由此可推知，外幣替代本幣的職能，在中國境內主要是貯藏職能的替代而非交易媒介職能替代，這說明形成中國貨幣替代的主要原因還是規(guī)避匯率風險，也就是說，匯率風險是中國外幣資產需求的主要原因。

綜上所述，由于宏觀經(jīng)濟不穩(wěn)定可能導致通貨膨脹、本幣的頻繁貶值以及對本幣的需求下降都將引起資本外逃和貨幣替代的發(fā)生，因此，防止資本外逃和貨幣替代現(xiàn)象產生的一個重要前提條件就是消除或降低通貨膨脹、維系宏觀經(jīng)濟穩(wěn)定和提高本國貨幣的實際收益率，使得公眾對持有本國貨幣的信心增強。由此可見，中國應當采取穩(wěn)健的宏觀經(jīng)濟政策，使通貨膨脹保持在較低的水平上，提高人民幣的實際收益率和較為穩(wěn)定的真實匯率，將有助于改善公眾對人民幣幣值的預期，以此削弱資本外逃和貨幣替代的動力，這對于防止可能產生的嚴重的資本外逃和貨幣替代將起到積極的防治作用。

四、實現(xiàn)中國財政穩(wěn)定的對策與建議

由前文已經(jīng)指出，實現(xiàn)財政穩(wěn)定是中國今后經(jīng)濟進一步開放和金融自由化改革最為重要的前提條件。雖然1994年建立的以分稅制為基礎的分級財政管理體制在理順中央與地方之間、政府與企業(yè)之間的分配關系、增強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由于當時的改革重點是通過重新界定中央與地方之間事權和財權的范圍以達到增強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的目標，未能深入而及時地界定省（市）級政府與其以下地方各級政府之間的財權與事權，因而導致現(xiàn)行?。ㄊ校┘壱韵碌胤礁骷壵呢敊嗯c事權的嚴重不對稱，地方財政出現(xiàn)嚴重困難。正是由于財政制度缺陷使得中國財政出現(xiàn)了嚴重的不穩(wěn)定因素，因此，必須進行制度創(chuàng)新，消除這種集權政體與分權經(jīng)濟體制的矛盾，方可實現(xiàn)財政穩(wěn)定。

（一）實行制度創(chuàng)新，重新界定地方政府的財權與事權，實現(xiàn)財權與事權相統(tǒng)一

中央政府集中財權是實現(xiàn)分稅制為基礎的分級財政管理體制最為常用的辦法，符合中央政府自上而下轉移支付宏觀調控職能的要求。但是，在中國，這種自下而上的集中財權模式卻被地方各級政府廣泛地采用，使得財政資金層層向上級政府集中，而與此不對稱的是，基本事權卻反向移動，層層向下轉移，從而造成地方各級政府的財權與事權的高度不對稱，尤其是縣鄉(xiāng)（鎮(zhèn)）兩級政府這種矛盾表現(xiàn)得尤為突出。因為按照事權劃分的原則，地方性公共產品理應由相應的地方政府提供，同時現(xiàn)行中國各級地方政府還需要承當支持地方經(jīng)濟發(fā)展的"義務"，使得中國各級地方政府在事權上呈現(xiàn)出高度的剛性，沒有任何與上級政府討價還價的余地。但是在財權方面，由于財權集中的層層集中，而地方各級政府又不具有發(fā)行地方政府債券和地方立法征稅的權力，現(xiàn)行的分稅制又沒有確定?。ㄊ校┘壱韵碌胤礁骷壵毾淼亩惢沟闷湄斦杖胧シ€(wěn)定而可靠的收入來源，從而出現(xiàn)了無相應財權支撐的剛性事權，地方政府財政出現(xiàn)嚴重困難必然是不可避免。由此可見，要解決目前地方政府的財政困難這種處境，必須從兩個方面入手，首先必須按照事權與財權相對稱的原則，重新界定各級政府的事權與財權，賦予地方各級政府相應而必要的稅種選擇、稅率調整、立法收稅以及發(fā)行地方債券的財權，使得各級政府的事權必須有相應的穩(wěn)定而可靠的財權作支撐；其次，進行行政體制改革，減少政府分級層次。目前中國政府的5級層次已經(jīng)造成政府機構臃腫、人浮于事和政府行政支出逐年攀升的弊端，因此，適當?shù)乜s減政府層次，精簡政府機構，不僅又有利于分稅分級財政管理制度的改革與實施，使得財政分級層次與政府分級層次相對應，同時也有利于提高政府的運作效率和財政支出的效用。

（二）加速稅制改革，嚴肅稅收紀律，提高稅收收入對財政收入的貢獻率

自1985年之后，中國稅收收入占總的財政收入的比重呈現(xiàn)出逐年下降的趨勢，1985年稅收收入所占的比重為97.43%，1994年降到80.16%，1999年已經(jīng)降到70.47%；而與此同時，財政的債務收入占總的財政收入的比重卻呈現(xiàn)逐年攀升的態(tài)勢，由1985年的4.29%，上升到1994年的18.38%，再上升到1999年的24.51%（見圖4）。

造成稅收收入所占比重減少的原因較多：一是近年來，中央在保持稅制基本穩(wěn)定的前提下，先后出臺了減征、停征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jié)稅、降低關稅稅率、減免農業(yè)稅、下調證券交易印花稅稅率等政策，并且繼續(xù)清理取消了部分不合理、不合法的收費和基金項目；二是由于經(jīng)濟緊縮，企業(yè)尤其是國有企業(yè)效益有所下降；三是稅收執(zhí)法人員的執(zhí)法不嚴，"尋租"行為及其自身素質低下等原因所導致企業(yè)與個人的偷稅、逃稅、避稅等現(xiàn)象嚴重，這一點從中國實施的"金稅工程"和"金關工程"所取得的階段性成績中可見一斑；四是中國現(xiàn)行的支付體系不發(fā)達、公眾偏愛現(xiàn)金支付以及現(xiàn)金管理制度存在的缺陷等原因導致稅收收入尤其是所得稅收入的大量流失。由此可見，要提高稅收收入對財政收入的貢獻率，一方面要大力提高稅收執(zhí)法人員素質，依法加大稅收征管力度，堅決打擊偷稅、漏稅、逃稅和非法避稅等各種違法犯罪行為，擴大稅基，同時加快稅制改革，對某些已經(jīng)不合時宜的稅種和收率進行重新調整與修改，擴大稅基，重新界定各級政府所應享受的稅種，充分調動各級政府在稅收征管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提高稅收征管效率與征管力度，在稅負的公平與公正的前提下確保稅收收入穩(wěn)定增長。

圖4中國稅收入與財政債務收入對總的財政收入的貢獻度（注：這里"總的財政收入"等于現(xiàn)行統(tǒng)計上的財政收入與財政債務兩者之和。）

（三）轉變觀念，理性認識積極財政的擴張效應

由前文分析可知，中國的財政赤字和債務余額占GDP 的比重尚在安全線以內，截止到2001年底，中央財政赤字占GDP 的比重為2.7%，債務余額占GDP 的比重為16.3%.從上述指標來看，中國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尚有一定空間。但是，中國目前的經(jīng)濟緊縮并非簡單的需求不足所導致的，而是一種經(jīng)濟結構不協(xié)調和各種有關居民的收入、就業(yè)、養(yǎng)老、醫(yī)療、住房和教育等改革政策在短期內同時出臺共同作用的結果，故而那種寄希望于依靠積極的財政政策解決當前的經(jīng)濟緊縮問題是不可行。首先，在既定的社會積累資金不變的條件下，政府舉債的增加則意味著社會公眾可支配的積累資金減少，財政的"擠出效應"是必然的。其次，從資金使用效率來看，由于道德風險的存在，政府的資金使用效率遠遠低于社會公眾的資金使用效率，這已為學術界的共識。第三，中國已經(jīng)加入WTO ，降低關稅已經(jīng)成為必然，這意味著中國財政收入的增長幅度將有所減緩。目前中國的債務依存度和財政赤字率都已經(jīng)達到一個比較高的水平，積極的財政政策不僅將增加政府的還本付息的債務負擔，同時也意味著政府自主性支出的減少。如果政府希望能夠保持原有的自主性支出水平，其最終的結果正如前分析所指出的那樣，舉債規(guī)模日趨擴大、財政赤字也日趨惡化，財政赤字貨幣化將會成為不可避免的事實。但是，中國目前理論界和實踐界都十分推崇的積極財政政策，這種對積極財政政策"情有獨鐘"的過度偏好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是立不住腳的，也是十分危險的。

「參考文獻

（1）Banerjee and Abhijit ，1992，"A Simple Model of Herd Behavior"，QuarterlyJournal of Economics，（Angust）。

（2）Krugman，P.，1979，"A Model of Balance of Payments Crises"，Journalof Money，Credit and Banking，（11）。

（3）McKinnon R.and Pill，H.，1996，"Credit Liberalizations and InternationalCapital Flows ：The Over Borrowing Syndrome"，T.ito and A.Krueger ，Ed.FinancialReguiation and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4）McKinnon R.and Pill.H ，1998，"The Over Borrowing Syndrome ：AreEast Asian Economies Different？"R.Glick ed.Ed.，Managing Capital Flows andExchange Rates，Per spectives from the Pacific Basin，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

（5）Obstfeld ，M.，1994，"The Logic of Currency Crises？"NBER WotkingPaper ，No.4640.

（6）Sachs，J.and Radelets 1998，"The On set of The East Asian FinancialCrisis"，NBER Working Paper，NO.6680.

（7）愛德華·S.肖：《經(jīng)濟發(fā)展中的金融深化》，上海三聯(lián)出版社，1988年。

（8）賈康：《縣鄉(xiāng)財政解困與財政制度創(chuàng)新》，《經(jīng)濟研究》，2002年第2期。

（9）李揚：《中國經(jīng)濟對外開放過程中的資金流動》，《經(jīng)濟研究》，1998年第2期。

（10）羅納德·l.麥金農：《經(jīng)濟市場化次序——向市場經(jīng)濟過渡時期的金融控制》（第二版），上海三聯(lián)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11）宋文兵：《中國資本外逃研究》，《經(jīng)濟研究》，1999年第5期。

（12）托馬斯·赫爾曼、凱文·穆爾多克、約瑟夫·斯蒂格利茨：《金融約束：一個新的分析框架》，轉載于青木昌彥等《政府在東亞經(jīng)濟發(fā)展中的作用——比較制度分析》，中國經(jīng)濟出版社，1997.（13）王國松：《中國的利率管制與利率市場化》，《經(jīng)濟研究》，2001第6期。

（14）王國松、張鵬：《貨幣替論及中國貨幣替代問題的研究》，《國際金融研究》，2001年第3期。

（15）余永定：《財政穩(wěn)定問題研究的一個理論框架》，《世界經(jīng)濟》，2000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