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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問題的提出
在現(xiàn)實生活中,很少有投資者會將所有的投資集中在一只股票上,基于此,馬科維茨(H·Markowitz)教授于1938年提出了投資組合的概念,建立了現(xiàn)代證券組合理論,以統(tǒng)計學上的均值和方差等概念來衡量組合的收益和風險,給出了投資者如何根據(jù)自己的風險承受能力建立自己的最優(yōu)組合以最大化其投資收益,并將風險分解為系統(tǒng)和非系統(tǒng)風險,從而,指導投資者最優(yōu)化其投資行為。此后,其學生威廉·夏普(M·Sharpe)、林特納(Lintner)等為強化該理論的應用,將其注意力從馬科維茨的微觀研究轉向整個市場,將其復雜形態(tài)簡化為以市場指數(shù)為基礎的單因素關系,并發(fā)現(xiàn)在均衡市場條件下資本資產的收益與風險遵循線性關系,即著名的以均值--方差模型為前提的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M)。然而,由于CAPM所要求的前提過于嚴格限制了其應用,許多經濟學家試圖研究在一定弱化條件下的定價理論,他們是邁耶斯(Mayers,1972)的存在大量非市場化資產的投資定價理論、羅斯(Ross)的套利定價理論(APT)以及布里登(Breeden)資產收益率與平均消費增長率的線性關系模型(CCAPM)等等為數(shù)眾多的數(shù)量化投資模型,為市場投資行為選擇提供了一定決策依據(jù)。
Roberts和Osbome在對股票市場價格的長期研究后,發(fā)現(xiàn)市場價格遵循“隨機漫步”或“隨機游動”的規(guī)律,由此,以Fama教授為代表的經濟學家提出了有效市場理論,認為投資者對市場信息會作出合理的反應,將市場信息與股票價格相結合。進入1980年代,在探尋一般均衡定價模型進展不大的情況下,將定價理論的研究方向轉向注重市場信息的考察。經過實證檢驗,邦德特和塞勒(BondtandTheler1985)發(fā)現(xiàn)股市存在投資者有時對某些消息反應過度(overreact),而杰格蒂什(Jegadeesh1990)、萊曼(Lehmann1990)等則發(fā)現(xiàn)了股價短期滯后反應現(xiàn)象,由此,杰格蒂什和迪特曼(Titman1993)認為投資者對有關公司長遠發(fā)展的消息往往有過度的反應,而對只影響短期收益的消息則反應不足,關于這一點仍然存在著爭論,盡管如此,信息與股價之間應存在著某種關系得到了經濟學家們的認同,并且,弗倫奇和羅爾(Roll)的實證研究證明了股價波動幅度與可獲得信息量之間存在著良好的正相關關系。
然而,這些定價理論在現(xiàn)代經濟金融學家的推動下得到巨大發(fā)展的同時也遇到了嚴峻的挑戰(zhàn),這種挑戰(zhàn)表明了“對(股票、債券等)金融資產價格變動缺乏有效的解釋手段反映了我們科學體系的不成熟”,面對這一現(xiàn)實,金融學家們開始嘗試利用非線性方法與混沌思想來理解股票市場行為,甚至采用具有黑盒子性質的定價核概念、半自回歸方法和半非參數(shù)估計以及近年興起的系統(tǒng)仿真等新方法,試圖解釋信息對投資行為的影響,這些研究方法將成為股票定價理論的新興的令人激動的發(fā)展領域。
但是,這些模型的應用都需要較為高深的專業(yè)知識和龐大的數(shù)據(jù)系統(tǒng),而且,所需數(shù)據(jù)要求有較長的時間跨度,以滿足“大數(shù)定理”的要求,這些對于新興市場和廣大的普通投資者來講,難為其用,而且,市場價格的變化往往與股票“內在價值”并不一致,因此,尋找一種既簡便又能適應市場基本狀況的定價方法就自然成為了我們的追求。這里,我們希望借用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灰色系統(tǒng)理論,探索一套簡便易用的股票投資價值預測模型,以期能為投資者的決策行為提供一定的指導作用。
2.股票投資價值灰色系統(tǒng)模型
近代公司制在晚清被引入中國后,公司股票以其整齊劃一、轉讓靈活的特點,為國人投資理財帶來了不少方便。但是習慣于獨資、合伙與借貸等經營方式的民眾,尚難深入理解與體驗公司的經營原則。于是,近代經濟手段同傳統(tǒng)經營理念的嫁接,便導致了一些奇異的經濟行為。民眾股票投資方面的債券性要求就是其中一例。
在中國近代早期,民眾對股票的認識不可避免地帶有模糊性。鴉片戰(zhàn)爭之后,西方近代信用制度被引入中國,發(fā)行債券成為外國資本家繼發(fā)行公司股票之后,在華籌資的又一重要手段,國人初次有了債權證券化的認識。外國股票與債券以其較為豐厚的利潤回報和穩(wěn)定的商業(yè)信譽,逐漸受到華商的青睞,從而使不少華資或被吸納入洋行,或被外國資本家借去又高息轉借于清政府。對于外國股票與債券,晚清士人在很長時間內統(tǒng)稱之為“股票”。至少,在官方的言論中,直到19世紀末這兩個概念還是混淆的。在不少中外借款條約的中文文本中,借款債券都被寫成“股票”(注:見王鐵崖編:《中外舊約章匯編》第一冊,第598-599,627-629,734-736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57年。)。直到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二月,朝廷官員在籌借內債時,尚將此項債券命名為“自強股票”,后又改名為“昭信股票”,以區(qū)別于官方在鐵路、礦務等方面獲利“慣于失信”的股票。由于晚清士人在一定程度上,對近代股票與債券的屬性沒有區(qū)分開來、他們對股票投資的債券性要求也就不足為奇了。
晚清民眾對股票投資之債券性要求的一個突出例證,就是公司股票普遍存在的“官利”現(xiàn)象。所謂官利,就是股本利息,即股息的俗稱。股息本來是公司扣除經營運作成本之后,為股東提供的“或大或小的利息”[2](P.268),是公司投資風險性的體現(xiàn)之一。正如馬克思所言:“股份公司有一個共同點:每個人都知道自己投入什么,但是不知道自己取出什么。”[1](P.484)而在近代中國公司企業(yè)中,官利是固定的,而且是必須予以保證的。官利必付、官利先付是近代中國實業(yè)界的一種社會俗成制度,即持股人不問企業(yè)盈虧,依固定利率定期向公司領取息金。官利利率一般載于公司章程和股票上,如期支付官利成為公司企業(yè)經營運作中必須遵循的一項原則。股東在繳納股金獲得股票的同時,還會拿到一種息折,據(jù)以定期向公司領取息金。檢閱晚清官督商辦和商辦公司企業(yè)的章程,幾乎沒有不規(guī)定官利的,只不過表述略有差異而已。
關于近代中國實業(yè)投資領域“官利”制度產生的原因,筆者和其他學者已從中國傳統(tǒng)的高利貸金融市場等方面進行過探討(注:朱蔭貴:《引進與變革:近代中國企業(yè)官利制度分析》,《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4期;張忠民:《近代中國公司制度中的“官利”與公司資本籌集》,《改革》1998年第3期;李玉、熊秋良:《論中國近代的官利制度》,《社會科學研究》1996年第3期。)。誠然,在近代中國,產業(yè)資本受制于商業(yè)資本是造成中國實業(yè)投資領域“官利”盛行的一個重要原因,但促成后者的社會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股票市場。首先,不難發(fā)現(xiàn),當時在華發(fā)行股票的外國公司多未規(guī)定固定股息,而這并沒有影響華商對外國股票的認購熱情。雖然華商起初對洋商所發(fā)行的股票“視為畏途”,“未敢問鼎”[3]。但是“至遲在(19世紀)50年代”通商口岸漸興華商認購洋股之風[4]。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華商對洋行股票的認購漸趨踴躍,有的洋行因“買股份之人多為華商”,乃至該行雖為外國公司,“亦只有此名而已”[5]。有的洋行股票因供不應求,以致市價溢出原價好幾倍。個別洋行鑒于要求認股的華商為數(shù)太多,不得不制定了限制條件[4]。
另一方面,筆者通過對晚清公司章程的大量匯總,發(fā)現(xiàn)洋務民用企業(yè)在關于“官利”的規(guī)定方面,同此后的各類民辦或官商合辦企業(yè)還是有些區(qū)別。主要體現(xiàn)在對支付官利的起始時間上。后期的民辦或官商合辦企業(yè)一般規(guī)定入股即起息,而不少洋務民用企業(yè)則突出企業(yè)見到效益后方能分利。例如金州駱馬山煤鐵礦章程規(guī)定:“自見煤之日起,每商本一百兩,長年酌提官利銀十兩”[6];平泉銅礦規(guī)定:“見銅后十二個月為第一年,如有盈余,先提官利一分”[7];徐州利國礦務局規(guī)定,股東繳納股款后,礦局“給予股票并取利股折,俟煤鐵運售之日起,每屆一年結算一次,先提官利一分”[8]。登州鉛礦則“照章議定,(自)收銀之日起,先行派分莊息,俟口煉發(fā)售后,長年官利一分,并找足以前莊息不敷一分之官利”[9]。洋務民用企業(yè)的創(chuàng)辦人也承認之所以規(guī)定官利,是鑒于如果將官利“納入余利之內”,則股東“不自覺矣”。所以“公司章程向須酌提官利”[6],“股本宜提官利也”[10](p.1044)。但是,在早期洋務民用企業(yè)中,并未見到后來在民辦企業(yè)中常見的“官利吃股”現(xiàn)象。有的實際上并未按規(guī)定于投產后即支付官利,例如開平煤礦規(guī)定見煤后支付官利,但實際上至出煤后第七年方開始配發(fā)官利,且首次官利僅為六厘,而非章程規(guī)定的一分(注:見孫毓棠編《中國近代工業(yè)史資料》第一輯,下冊,第643-644、660-661頁。)。同樣,洋務民用企業(yè)關于官利的“嚴格”規(guī)定,也并未引起社會的普遍不滿,相反19世紀80年代初,在上海掀起了近代中國第一次股市高潮。
時人記述,“中國初不知公司之名,自招商輪船局獲利以來,風氣大開”[11];華商“忽見招商、開平等(股)票逐漸飛漲,遂各懷立地致富之心,借資購股,趨之若鶩”[12]。于是,市場之中買賣股票“成為一宗生意”,甚至成為“市面生意之時派”[13]。商民“視公司股份,皆以為奇貨可居”[14],乃至“人情所向,舉國若狂,但是股票,無不踴躍爭先”[15]。在這種狂熱的購股之風促動下,即使新發(fā)行的股票也無不漲價。時人記敘:“每一公司(股票)出,千百人爭購之,以得票為幸”[16],股票市價“一加再加,登時飛漲”[17]。在當時,投資者其實并不關注企業(yè)的官利,他們“專心致志于(買賣)股票之中”[18],并不在意公司的利潤如何,因為“股票轉售,其利已屬不貲”[14]。在股票之利的誘使下,“凡市中有些場面者,莫非(公司)股東”[19];本無巨資的小商小販亦“或抵或借”,“不憚羅雀碰掇之勞”,爭購股票,“以圖厚利”[20]。當時上海股票市場之所以火熱起來,也是綜合原因的結果,但至少可以說明,洋務企業(yè)關于“官利”的較后來嚴格的規(guī)定并沒有限制投資者的熱情,民眾大興認購股票之風也并非追逐于股息之利。
一、個人投資風險行程的原因
(一)貨幣政策的影響
貨幣政策通過利率變動影響到貨幣供應量的變化,從而導致股票需求的變化最終影響到市場的波動。貨幣供應量的增加促使銀行個人貸款量的增加,社會融資環(huán)境的寬裕令大量的社會游資不斷流入股票市場,造成股票市場的交易活躍,價格上揚。
(二)財政政策的影響
國家以財政政策調節(jié)宏觀經濟,財政支出的增加與降低將直接影響市場的繁榮與否,進而影響到企業(yè)的效益。而稅率的提高或減少,將會影響到市場的投資欲望與股票價格,從而直接與個人股票投資的損益相關。
(三)供求結構影響
關鍵字:一般表示投資者公式收益股價公司股票購買收益率
股票投資收益是投資者投資行為的報酬。一般情況下,股票投資的收益主要有兩大類:一類是貨幣收益;另一類是非貨幣收益。貨幣收益是投資者購買股票后在一定的時期內獲得的貨幣收入。它由兩部分組成:一是投資者購買股票后成為公司的股東,他以股東的身份,按照持股的多少,從公司獲得相應的股利,包括股息、現(xiàn)金紅利和紅股等,在我國的一些上市公司中,有時還可得到一些其他形式的收入,如配股權證的轉讓收入等;二是因持有的股票價格上升所形成的資本增值,也就是投資者利用低價進高價出所賺取的差價利潤,這正是目前我國絕大部分投資者投資股票的直接目的。非貨幣收益的形式多種多樣,例如,投資者購買股票成為股東后,可以參加公司的股東大會,查閱公司的有關數(shù)據(jù)資料,獲取更多的有關企業(yè)的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參與企業(yè)的經營決策,在企業(yè)重大決策中有一定的表決權,這在一定程度上可滿足投資者的參與感;大額投資者購買到一定比例的公司股票后,可以進入公司的董事會,可影響甚至決定公司的經營活動,像前些年上海股市鬧得沸沸揚揚的"寶延事件"、"萬申事件"莫不如此,其中"寶延事件"中,投資方深圳寶安公司的代表何彬不僅進入了延中的董事會,而且還擔任董事長至今;此外,國外的一些上市公司還規(guī)定,凡股東購買本公司商品時可得到一定折扣優(yōu)惠等等。我們這里研究股票投資收益時,主要以貨幣收益為主,暫不考慮非貨幣收益。
衡量一項股票投資收益的多少,一般用投資收益率來說明,也就是投資收益與最初投資額的百分比率。由于股票與其他證券的收益不完全一樣,因此,其收益率的計算也有較大的差別。計算股票的收益,通常有以下兩種類型:股票收益率、持有期收益率。通過這些收益率的計算,能夠充分地把握股票投資收益的具體情況。
股票收益率又稱本期股利收益率,也就是股份公司以現(xiàn)金派發(fā)股利與本期股票價格的比率。用下列公式表示:本期股利益率=年現(xiàn)金股利/本期股票價格100%
公式中,本期股票價格指證券市場上的該股票的當日收盤價,年現(xiàn)金股利指上1年每一股股票獲得的股利,本期股利收益率表明以現(xiàn)行價格購買股票的預期收益。
持有期收益率是指投資者買入股票持有一定時期后又賣出該股票,在投資者持有該股票期間的收益率。用公式表示如下:
摘要:針對中小投資者的利益受損問題,相關研究眾多,其中既有股票市場制度政策層面的探討,即頂層設計的研究;又有投資技術技巧層面的分析,即具體投資操作方面的研究。本文試圖從對中國股票市場歷史數(shù)據(jù)的整理和分析中,探索出一種適合中小投資者的股票投資策略,將其運用于中國股票市場投資中,從而為中小投資者提供股票投資概率策略和具體操作方案,以期改善中小投資者的投資狀況,為中小投資者實現(xiàn)持續(xù)盈利提供一定的幫助。
關鍵詞:中小投資者;股票投資;概率策略
1中小投資者股票投資狀況
1.1中小投資者的投資狀況不理想
雖然中小投資者在中國股票市場中充當重要的角色,但是他們的投資狀況并不理想,虧損異常嚴重。我國股票市場近幾年的波動幅度很大,大漲之后又大落,就最近兩年來看,由于持續(xù)下跌,投資者虧損面較大,特別是中小投資者大多數(shù)沒有賺到錢。據(jù)上交所2010年以來的統(tǒng)計顯示,滬市新股上市首日漲幅逐年減小,新股上市后短期內股價跌幅超過上證A股指數(shù)。新股上市后30個交易日至70個交易日期間,剔除上證綜指漲跌幅影響,股價較首日收盤價的跌幅從6.51%擴大至10.65%。在參與買入的賬戶中,99.7%是個人賬戶,且首日買入者多為博取短期收益,這種“追漲”行為加劇了新股炒作,尤其在個股大幅上漲后,追高買入的賬戶中高達94.7%的虧損。深交所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顯示了同樣的結果。新股上市首日買入者主要是個人,10個交易日后超過六成虧損。這些統(tǒng)計數(shù)據(jù)表明,中小投資者股票投資虧損慘重,投資狀況不理想。在這種嚴峻的現(xiàn)實面前,為中國中小投資者找到適合他們的股票投資策略緊急而迫切。
1.2中小投資者的投資狀況不理想原因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