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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源遠流長的憂患意識，滋養(yǎng)著中國傳統(tǒng)仕人的心靈大地，促成了其治道精神和為政規(guī)范的形成。展開其中的特殊話語，可以領略到傳統(tǒng)仕人憂己、憂民、憂君、憂政、憂天下的鮮明內(nèi)心景象，對今天為政者居安思危、科學治國理政有著重要借鑒意義。

論文關鍵詞：仕人；憂患意識；治國理政

嚴復在其《天演論》中認為，“有人斯有群矣，有群斯有憂患矣”。有人，就有人的憂患；有仕人，就有仕人的憂患。明人呂坤居官十余載，在《治道》中有感慨：“做官都是苦事，為官原是苦人?！敝袊鴤鹘y(tǒng)仕人的憂患意識主要是指其通過對憂患境遇的深刻體驗而孕育出來的弘揚人生目標、價值取向的特殊心態(tài)。由憂患而超越憂患的心中歷程，彰顯了傳統(tǒng)仕人生命哲學的特質和魅力。

一、憂己

按照內(nèi)圣外王的修齊治平路徑，中國仕人以德為先，把立德作為治道之核心。這是中國傳統(tǒng)仕人所特有的一種治道精神和德治智慧?！盀槿瞬荒鼙M人道，為官不能盡官道，是吾所憂也”。他們在個人的德、才、財、位、勢等關系處理中，視德領于才、先于財、高于位、優(yōu)于勢。關于德與才，他們認為，“德”好比水之源頭，“才”好比水之波浪；“德”為木之根本，“才”為木之枝葉?！顿Y治通鑒》中有“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關于德與財，孔子說過，“君子憂道不憂貧”。關于德與權勢，他們認為，“不患無位，而患德之不修也；不憂其賤，而憂道之不篤也?！标P于為政之德，古人話語很多。子張問于孔子日：“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孔子有“五美”之說：“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睋P雄在《修身》中有“取四重，去四輕”之說：“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好重則有觀。”

“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辜，貌輕則招辱，好輕則招淫?！睂嶋H上，他們的認識都被傳統(tǒng)仕人所接受，并作為一種行為規(guī)范而進行臨摹和實踐了。傳統(tǒng)仕人對于安身立命、修齊治平的憂患最終達到一種無憂而達命的境界。劉勰的《劉子》中就有“遇不遇，命也；賢不賢，性也。怨不肖者，不通性也；傷不遇者，不知命也。如能臨難而不懾，貧賤而不憂，可為達命者矣”。更有以憂患為我所用，灑然自得者。梁啟超在其《養(yǎng)心語錄》中說：“人之生也，與憂患俱來，茍不爾，則從古圣者，可以不出世矣。種種煩惱，皆為我練心之助；種種危險，皆為我練膽之助；隨處皆我之學校也。我正患無就學之地，而時時有此天造地設之學堂以餉之，不亦幸乎!我輩遇煩惱遇危險時，作如是觀，未有不灑然自得者?！?/p>

二、憂民

儒家治國思想的核心價值是“民本論”。孔子作為儒家民本思想的奠基者，主張“愛人”“親親而仁民”，并提出了比較系統(tǒng)的愛民恤民措施。孟子更是提出了“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把民心向背與國家的興亡、統(tǒng)治者的安危連接起來。中國仕人的憂民，首先基于人民對于國家政治的特殊作用?？鬃诱f過：“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薄懊褚跃秊樾?，君以民為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贝撕?，孔子的觀點在以后被傳統(tǒng)仕人反復引用，在處理君民關系、官民關系和鞏固穩(wěn)定國家政權方面發(fā)揮了積極作用?！盾髯印ね醢浴吩疲骸坝脟撸冒傩罩φ吒?，得百姓之死者強，得百姓之譽者榮。

三得者具而天下歸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之之謂亡?！眹雷瘛短煜掠械赖隆分姓f：“君者，民之源也；民者，君之根也。根傷則華實不生，源喪則流沫不盈。上下相保，故能長久?！边@些話語，都映照了孔子的觀點。法家的管子也注意到了民心向背對政治的重要性。他在《管子·牧民》中說：“政之所行，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钡兰乙仓鲝堉螄屐o無為，不擾民。老子就有“治大國，若烹小鮮”的著名論斷。傳統(tǒng)仕人對生民之苦多有關切，也充滿同情?！稘h書·鮑宣傳》中認為民有“七亡”和“七死”之說，指出“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強調(diào)官民同憂樂，是中國仕人從向度深化和拓寬了憂民意識的特定內(nèi)涵。官之憂是民之憂，官之樂是民之樂；反之亦然。在《粱惠王》下章，孟子向齊宣王講過一段關于“憂樂”的精彩論點：“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币灾梁髞硪l(fā)出了后來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這無疑是把憂民意識升華到了一個新的境界，那就是官民同憂樂的和諧境界。

基于政權性質和歷史發(fā)展的局限性，中國仕人的憂民意識多帶有很強的功利目的，正如學者所言：“雖然‘人貴物賤’、‘民為邦本’、‘民貴君輕’的觀點都帶有不切實際的理想或空想色彩，不可能成為現(xiàn)實的政治者為政的直接出發(fā)點和終極目的，但它對于約束和牽制統(tǒng)治者的言論和行動還是起到了積極的作用的。

三、憂君

對君主的憂患主要在于避免人亡，當然這與對政治的憂患主要在于避免政息是有內(nèi)在聯(lián)系并很難分清的。揚雄在《先知》中有一段對話：“或問：‘何以治國?’日：‘立政?！眨骸我粤⒄?’日：‘政之本，身也。身立則政立矣。"’仍然強調(diào)了君主是立政治國的出發(fā)點。傳統(tǒng)仕人的憂君意識主要體現(xiàn)在：

(一)君主要有所憂。古人對于憂君之關切，總是聯(lián)結著某種安危存亡之道?！吨芤住は缔o下》：“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薄读w·兵道》：“存才非存，在于慮亡。樂者非樂，在于慮殃?！薄蹲髠鳌は骞荒辍罚骸熬影菜嘉＃紕t有備，有備無患?！泵献由踔琳f：“也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后知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也?！逼渫癸@的意蘊寄托在當政者須懷藏一股居安思危、存不忘亡的“憂政”之中，這無疑影響了后來仕人的思想，在對君國存亡的憂患中表達了他們辯證的治道。

(二)君主要憂所以憂。蘇軾在《漢之變故有六》中云：“人主莫不欲安存惡危亡，然而其國常至于不可救者，何也?所憂者，非其所以亂與亡。而其所以亂與亡者，常出于其所不憂也。”蘇軾在其《策略一》中還云：“天下之患，莫大于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而然者，是拱手而待亂者也。國家無大兵革，幾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名，而無治平之實，有可憂之勢，而無可憂之形，此其有未測者也。”

(三)君主要積仁德。《左傳》就有這方面要求：“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子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jié)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亡。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必懹^十一年，魏徵向太宗上書：要想讓樹木長得高，必須使樹木的根扎得牢固；要想讓河水流得遠，必須疏通它的源頭；要想使國家長治久安，就必須多積累道德仁義陽。

(四)君主要行仁政?！俄n非子·十過》對君主行政提出十個方面警告。茍悅《孝昭紀》中把君主分為五類：有治主，有存主，有衰主，有危主，有亡主。張居正向萬歷帝進疏道：“大抵皆以敬天法祖，聽言納諫，節(jié)用愛人，親賢臣，遠小人，憂勤惕厲即治。不畏天地，不法祖宗，拒諫遂非，侈用虐民，親小人，遠賢臣，盤樂怠傲即亂?！?/p>

(五)君主要善于用人。中國古代多人治少法冶，所以，選人用人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茍子云：“故用圣臣者王，用功臣者強，用篡臣者危，用態(tài)臣亡。態(tài)臣用，則必死；篡臣用，則必危；功臣用，則必榮；圣臣用，則必尊?！惫茏犹岢觯骸熬髡咚模阂蝗沾蟮虏恢寥?，不可以授國柄；二日見賢不能讓，不可與尊位；三日罰避親貴，不可使主兵；四日不好本事，而輕賦斂，不可與都邑。此四固者，安危之本也。故曰卿相不得眾，國之危也；大臣不和同，國之危也；兵主不足畏，國之危也；民不懷其產(chǎn)，國之危也?！逼堊诱J為：“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國寶也?？诓荒苎裕砟苄兄?，國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國用也?？谘陨疲硇袗?，國妖也。治國者敬其寶，愛其器，任其用，除其妖?！表n非子認為，人臣有“五奸”，劉向指出，人臣有“六邪”等等，都對君主善于識人鑒人充滿了期待。

四、憂政

歐陽修在《準詔言事上書》提出“憂政”觀點：“雖有憂勤之心而不知政治之要，則心愈勞而事愈乖?！逼鋺n患意識底蘊在張揚一種為政之道。張居正在《陳六事疏》中指出：“先帝之治天下，有大本、有急務。正心修身、建極以為臣之表率者，圖治之大本也。審幾度勢、更化宜民者，救時之急務也。大本雖立而不能更化以善治，譬如琴瑟不調(diào)、不解而更張之，不可鼓也。”他們的“憂政”挑明，為政既要正心修身，秉憂勤之心，還須曉治國之道、為政之要。

憂政的同時，傳統(tǒng)仕人對于治道之各種關系是有辯證認識的。韓愈指出：“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脈也。脈不病，雖瘠不害，脈病而肥者，死矣。通于此說者，其知所以為天下乎!’’而康有為則在《上清帝第七書》中明確地第一次從制度上論證敗弱之理：“嘗考中國敗弱之由，百弊叢積，皆由體制弊政尊隔之故?！弊T嗣同的憂政意識與康有為所見略同，也是從制度的角度展開，他認為：“事之所以不治，有為之隔者也。君與臣隔，大臣與小臣隔，官與紳隔，士與民隔，而官與官、紳與紳、士與士、民與民又無不自相為隔。西人謂中國二十三行省各不相通，無異二十三國。不知一國之中，又復分為無數(shù)國。譬如一幅美錦，既條條裂之，復寸寸磔之。其存焉者與有幾!”超級秘書網(wǎng)

五、憂天下

憂天下與憂君相比，進一步擴展了“天下為公”的政治道德意蘊。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就表達了這種“天下為公”的情懷。近代以來，這種憂患意識則又滲透著關心國家民族命運的強烈責任意識，仕人的眼光已擴大到世界范圍，其深度和廣度上都是憂君意識所不能企及的。顧炎武就對“亡國”和“亡天下”有過分辨：“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于北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

更有甚者，中國近代史的先驅人物魏源認為“歷代亡天下之患有七：暴君、強藩、女主、外戚、宦寺、權奸、鄙夫也”，將暴君列為亡天下之患的首位，無疑，其中充滿了對新的政治體制的期待。正因為有了這種憂國憂民的強烈社會責任感，才使得中華民族的憂患意識綿延不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