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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我國物價走高的長期對策選擇

首先，必須立足于新全球化時代的新國際背景和我國新發(fā)展階段的新國情，重新定義有害通脹率的標準。傳統(tǒng)經濟理論認為，通脹與通縮都不好，把CPI控制在年均3%左右對經濟增長最有利，如果超過5%就會對經濟增長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這一結論是對傳統(tǒng)經濟增長過程而言的，在新全球化時代，許多長期有效的經濟規(guī)律都已發(fā)生了根本性變化。事實上，新全球化給我國帶來了新的經濟發(fā)展機遇，提升了工業(yè)化速度，但同時也構成了從外部引發(fā)通脹的新的長期因素。因此，一定要把CPI控制在3%以下才是健康發(fā)展的意識就得隨時代的變遷而改變。如果既要享受新全球化的好處，又要把通脹率壓到3%以下，就等于“魚與熊掌兼得”。我國要想得到新全球化的好處，就得忍受物價上漲的痛苦，應意識到這是保持較高經濟增長率所必須付出的代價。

其次，采取非傳統(tǒng)的辦法應對目前的物價上漲。在傳統(tǒng)宏觀經濟理論中，應對通脹的主要宏觀政策是提高利率，但是對我國目前的狀況而言，加息既不能增加土地供給，也不能抑制人口增長；加息不能增加世界資源的供給，也不能抑制國外金融市場的資本向期貨注資，反而會引來更多國際熱錢，導致更大的貨幣投放。因此，用加息來對付通脹就不是最好的辦法。

事實上，在目前國際經濟趨于衰退的大背景下，對于我國這樣高度依賴外需的國家來說，更重要的是如何采取措施，保住經濟增長速度不要明顯下降。如果為了抑制通脹而繼續(xù)加息，結果可能會造成通脹沒有壓下去，經濟增長卻因內外因素而滑下來，從而使我國經濟陷入“滯脹”。另外，控制物價過快上漲也不能太多地采用行政手段，因為物價走高將會延續(xù)一段時期，如果暫時使用了行政手段而物價還是降不下來，行政手段就可能被長期化，從而干擾市場信號，使我國市場化的改革進程發(fā)生倒退。

第三，應在對外政策及財政政策上采取必要的措施。重點是割斷外部傳導通道。建議在進口環(huán)節(jié)上采取減稅和財政補貼措施。*7年，中國關稅和在進口環(huán)節(jié)征收的消費稅、增值稅合計共約7500億元，約占當年進口總值的10%，這個比重已經不低，可以通過對這個比重的調節(jié)，以及對部分重要進口資源提供財政補貼，來調節(jié)和控制國內物價水平。對減免進口稅收和提供財政補貼的進口產品，必須加以嚴格限制乃至禁止這些產品的出口。在進口環(huán)節(jié)干預物價水平還可避免對國內個別產品的價格干預，有利于保護國內市場機制的運行。

第四，治理物價過快上漲的重點應從抑制平均物價上漲水平，轉移到重點保護中、低收入階層上面。宏觀調控工具的使用，應從以利率政策為主轉向財政補貼政策為主。如果物價會在一段時期內仍維持較高水平，那么保持經濟增長和增加居民收入就是最好的措施。但是，在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拉大的背景下，如果僅僅是動用國家財政資源壓低平均物價水平，表面上看是保護了全體居民，實際上在國家財政資源有限的條件下，對中低收入人口的有效保護率會大打折扣。因此，在10%以下水平的時候，國家不應對總體物價水平進行過多干預，而應把重點放到對中低收入人口的保護方面：一是對低收入人口加大轉移支付力度，如提高最低社會保障線，增加離退休職工的工資，以及對低收入人口提供物價補貼等；二是提高個人所得稅的征收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