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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構和諧社會已經成為我國當前的政治目標，和諧社會要求通過各種方法，包括法律手段，化解各種社會矛盾，疏通各種社會積弊，由此而達到社會的長治久安。體現了刑罰謙抑性與人道性的“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是正視社會穩(wěn)定與犯罪增長關系后的理性與科學的現實回應，我們應該多方位、多途徑、多視角地為實現這一目標而進行路徑探尋。

［關鍵詞］和諧社會；寬嚴相濟；實現途徑

Abstract:Constructingaharmonioussocietybecomesourpoliticalgoalnowadays.Itrequiresustosolvevarioussocialcontradictionsandtoeliminatesocialindignationbyusingallkindsofmethods,includinglegalmethodsoastoobtainalongerpeacefulsociety.Itmanifestsacriminalpolicyofbothtoleranceandseriousness,representsapenaltywithmodesty,restraintandhumanity.Itisarealisticresponseforscienceandrationalityafterenvisagingtherelationshipbetweenastablesocietyandtheincreaseofmisdeed.Onthewhole,itisnecessaryforustorealizethegoalindifferentways.

Keywords:aharmonioussociety;criminalpolicyofbothtoleranceandseriousness;waysofrealization

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要“適應我國社會的深刻變化，把和諧社會建設擺在重要位置”。實現社會和諧，建設美好社會，已成為我國的治國理政目標。社會和諧包括了社會運行的很多方面，其中任何一個環(huán)節(jié)的運作出現障礙都會影響到社會整體的和諧。犯罪行為作為社會生活中最為嚴重的破壞行為，對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和睦，對社會秩序的有序，對社會誠信的保障，對社會生活的穩(wěn)定等等，都有著極其嚴重的影響。故欲實現和諧社會的目標，對于刑事司法而言不但要求其保障民主與法治、實現公平正義，還要求其整體的合理與協(xié)調，強調司法為民，強調為人民服務。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以下簡稱“兩高”）在去年的工作報告中針對這一目標作出回應，提出了“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這是“兩高”貫徹落實“以人為本，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要求的具體體現，是發(fā)揚民主與法治、實現公平正義、提倡誠信友愛、增強全社會活力、維持安定有序、協(xié)調人與自然和諧相處之社會關系的必然要求，也是刑事司法活動自身內在規(guī)律的必然要求。

一、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內涵闡明

（一）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寬”與“嚴”

寬嚴相濟包含三個方面：寬、嚴、濟。寬具有以下兩層含義：一是該輕則輕，指對較為輕微的犯罪處以較為輕緩的刑罰，這是罪刑均衡原則的本有之義；二是該重則輕，指因被告人具有坦白、自首或者立功等法定和酌定情節(jié)，在本應判處較重之刑的情況下判處較輕之刑，它體現了刑法對于犯罪人的感化。表現為非犯罪化（指基于某種刑事政策的要求，將本來作為犯罪處理的行為在立法上和司法上不作為犯罪處理）、非監(jiān)禁化（指根據犯罪情節(jié)和悔罪表現，對某一犯罪行為判處非監(jiān)禁刑或者采取緩刑、假釋等非監(jiān)禁化的刑事處理措施）、非司法化（指對輕微犯罪案件在正式的刑事訴訟程序之外通過諸如刑事和解得以結案的一種方式）三種方式［1］。嚴，包括以下三個方面：嚴格、嚴厲和嚴肅。所謂嚴格是指法網嚴密，有罪必罰；嚴厲是指刑罰苛厲，從重懲處；嚴肅是指司法活動循法而治，不徇私情。這三者中我們更應當強調的是嚴格，即該作為犯罪處理的一定要作為犯罪處理，該受到刑罰處罰的一定要受到刑罰處罰。當然，對于嚴重犯罪仍然應當堅持“嚴打”，也就是該重則重，發(fā)揮刑罰的威懾力。濟，具有以下三層含義：救濟、協(xié)調、結合。所謂救濟是指因寬嚴具有相對性，故應通過寬以體現嚴，通過嚴以體現寬。所謂協(xié)調，是指在寬嚴之間保持一種平衡的關系，二者的比例、比重應當因時、因地、因罪而宜，即根據一定的形勢及時地進行調整。所謂結合，是指應當寬嚴并用，做到寬中有嚴、嚴中有寬，使之既無絕對的寬又無絕對的嚴［2］。

（二）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與前期刑事政策的異質性

1.與“嚴打”的區(qū)別。該政策是對之前“嚴打”刑事政策的轉變，而不是對其的取代，更不是對其的否定?！皣来颉庇兴臍v史作用。實際上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本身就包含了對嚴重犯罪就要給嚴厲處罰的意蘊，即體現了寬嚴相濟中嚴厲性的內容，我們應當將“嚴打”納入到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框架中確立其地位［3］。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堅持“嚴打”方針不動搖與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并不矛盾，只有在寬嚴相濟的框架中堅持“嚴打”方針，才能避免片面追求從嚴懲處，從而做到嚴中有寬，更好地在“嚴打”中體現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

2.與“懲辦與寬大相結合”刑事政策的區(qū)別。在表述方式上，二者強調重點在位序上有變化，前者的重點體現在“寬”上，“寬”在前，“嚴”在后；而后者“懲辦”在前，“寬大”在后，刑事政策的重點體現在“懲辦”上；在側重基點上，前者強調的是非犯罪化、非司法化、非監(jiān)禁化，而后者強調更多的是犯罪化、司法化、監(jiān)禁化；關注重點等方面也不盡相同，在司法傾向上，前者是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訴可不訴的不訴、可判可不判的不判，適用于相當數量的犯罪，而后者受“懲辦”重心的影響，可捕可不捕的捕、可訴可不訴的訴、可判可不判的判，并且只是針對少數犯罪，如未成年人犯罪等；在關注重點上，前者是對刑法工具論的揚棄，目的不僅在于要通過貫徹這一政策來維持社會治安，還要保持社會的穩(wěn)定與良性運行，而后者有一定的片面性與偏頗性，用刑法工具論的觀點冀望于這一政策來改善治安狀況［4］。

寬嚴相濟刑事政策雖然來源于我們傳統(tǒng)的刑事政策，但是在基本理念上確實已經發(fā)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梢哉f，這種變化的根源在于，刑法在文化國的主導思想下一種實質方向的變化，即從國權主義刑法向國家——市民二元并立主義刑法觀的變化?；拘淌路ㄖ卫砟畹母淖儯c整個時代的氣息是密切相關的，與和諧社會的內在精神是同一的。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不是不區(qū)分行為人與危害行為的具體情形一概地予以放縱，和諧社會也不是為了和諧而和諧，不顧現實矛盾的客觀性而執(zhí)意掩蓋；和諧社會的構建有一個過程，和諧社會的實現是逐步解決社會矛盾，協(xié)調各方利益之后的一種理想狀態(tài)，一蹴而就的和諧社會是“烏托邦”，絕對的和諧是不可能的；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是對從嚴從重、棄程序而不顧方式的糾偏，它不是要放縱具體的犯罪人，不是要容忍對社會產生現實危害的行為，也不是“寬”之當頭，“嚴”作陪襯。正確理解和諧社會這一時代主題的內涵，對我們理順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路徑選擇意義深長。

二、如何實行寬嚴相濟刑事政策

（一）合理調整刑罰結構，彌補刑罰“死刑過重，生刑過輕”的結構性缺陷

所謂死刑過重是指立法上死刑罪名過多和司法上死刑適用過多，我國實踐中適用死刑的數量大概占到了全世界的90％。所謂生刑過輕是指死緩相當于有期徒刑14年以上24年以下，平均執(zhí)行18年；無期徒刑相當于有期徒刑12年以上22年以下，平均執(zhí)行15年；有期徒刑最高為15年，平均執(zhí)行10年；數罪并罰有期徒刑不得超過20年，平均執(zhí)行13年。由于生刑過輕導致了大量案件被判處死刑立即執(zhí)行，刑罰的輕重嚴重失調。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精神，必須重新配置刑罰資源。首先是減少、限制死刑，這包括司法和立法兩個方面。從世界各國限制死刑、廢除死刑的發(fā)展趨勢來看，往往先從司法上對死刑進行嚴格限制，最后條件具備才立法，最終廢除死刑，即先從事實上廢除死刑再發(fā)展到法律上廢除死刑。筆者認為，結合我國市場經濟建設的現實狀況與法治剛剛起步的現實，我們在實體法上應該在不增加死刑數量的前提下，逐步減少死刑的數量，直到最終廢除死刑；在程序上，現在更應該通過司法機關，提高司法人員的素質，注重程序公正理念，完善程序設計，從而在司法上嚴格限制死刑。可以說，2007年死刑復核權的回收是這一程序改變的重要體現。其次是加重生刑。死緩原則上關押終身，非經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核準不得假釋；無期徒刑大部分也應關押終身，少數經高級人民法院裁定核準假釋的，實際關押不得少于30年；有期徒刑上限從現在的15年提高到20年，數罪并罰決定執(zhí)行有期徒刑的最高期限，從現在20年提高為30年。最后在社會條件成熟的情況下逐漸地實現刑罰的輕緩化，對輕罪實行非監(jiān)禁化［3］。這一刑罰結構的調整將對我們當前刑罰幅度過大的問題找到一個比較好的解決之道，并對廢除死刑之后的刑罰有一個可以容納和伸展的空間。

（二）擴大不起訴范圍，貫徹起訴“便宜主義”，從而達到限定刑罰適用范圍的目的

刑事追究的政策歷來有法定主義與便宜主義之分。前者是指凡是實施了具有犯罪構成要件的行為就必須追究刑事責任，其意義在于嚴格執(zhí)法、有利于防止偵查與檢察官濫用刑事追究權力隨意決定不追訴，但它不利于區(qū)別犯罪人及犯罪的具體情況給予適當處理，不利于犯罪人的更新改造。而后者注重刑事政策在刑事追訴中的運用，注重偵查起訴的社會效果，適應了刑罰報應論向目的刑論的轉變，有利于節(jié)省國家司法資源，防止短期自由刑帶來的弊端，便宜主義逐漸被國際社會所普遍承認并成為刑事追訴制度的現代趨勢［5］。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二條規(guī)定，構成犯罪但情節(jié)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或者應當免除刑罰的，檢察機關可以不起訴。這就在一個有限的范圍內確認了起訴便宜主義，但由于諸多因素的影響，不起訴制度在實踐中適用率較低，沒有發(fā)揮其應有的功能。為了從實質上限制刑罰的適用范圍，體現“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中“寬、輕”在刑事立法上的思想，檢察機關應當擴大不起訴范圍。

（三）擴大簡易程序和被告人認罪案件簡化審理的適用范圍

最高人民法院對《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四條可適用簡易程序情形的限制性規(guī)定在司法實踐中存在諸多問題，如解釋中被告人對于起訴指控的犯罪事實予以否認的不應當適用簡易程序一項，公訴部門將案件起訴基于的標準就是事實清楚，證據充分，《刑事訴訟法》第四十六條明確規(guī)定：“沒有被告人供述，證據確實充分的，可以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因此，將被告人認罪與否作為能否適用簡易程序的理由是不符合立法本意的，建議取消這一要件，以便擴大簡易程序的適用范圍［6］。同時，對于適用普通程序審理被告人認罪的案件，能夠簡化審理的，要積極主動建議人民法院適用；對于被告人及辯護人提出建議適用普通程序簡化審理的案件，經審查認為符合條件的，應當同意并向人民法院建議適用。

（四）借鑒恢復性司法理念，確立刑事和解制度

恢復性司法是指對刑事犯罪通過在犯罪方和被害方之間建立一種對話關系，以犯罪人主動承擔責任消弭雙方沖突，從深層次化解矛盾，并通過社區(qū)等有關方面的參與，修復受損社會關系的一種替代性司法活動，是與我國傳統(tǒng)的調解制度所蘊涵的“和為貴”理念相一致的全新司法模式［6］。刑事和解作為此理念的一種體現，是指在正式的司法程序以外采用調解方式對刑事案件進行結案，相對于經過正式的司法程序采用法院判刑的方式結案，它是一種處理輕微犯罪案件的較為經濟可行并能為兩方當事人所接受的結案方式，故是司法上的非犯罪化之有效措施。通過刑事和解，使大量輕微的刑事案件得以及時結案，以便集中司法資源解決重大犯罪案件，這是一種刑事司法活動的“抓大放小”。這不僅有效節(jié)省了司法資源、降低了治理成本，同時也有利于犯罪人員改造，緩解被害人壓力，是求社會和諧的一個重要步驟。建議首先合理確定該制度適用的對象和適用范圍，其次確定一個合適的中立調解人，最后確定和解協(xié)議的達成及履行方式［7］。上述工作，有賴于立法上的推動。

（五）大力推行社區(qū)矯正，保證社區(qū)矯正工作依法、公正地執(zhí)行

社區(qū)矯正是與監(jiān)禁矯正相對的行刑方式，是指將符合社區(qū)矯正條件的罪犯置于社區(qū)內，由專門的國家機關在相關社會團體和民間組織以及社會志愿者的協(xié)助下，在判決、裁定或決定確定的期限內，矯正其犯罪心理和行為惡習，并使其順利回歸社會的非監(jiān)禁刑罰執(zhí)行活動［2］。試點經驗已經表明：社區(qū)矯正是實現輕罪的非監(jiān)禁化的必由之路，成效也是十分顯著的。但社區(qū)矯正也還面臨著重大的問題亟待解決：一是法律根據問題，社區(qū)矯正立法勢在必行。社區(qū)矯正立法涉及行刑權的配置，應當在各個司法機關之間進行協(xié)調。二是機構設置問題，專門的社區(qū)矯正機構的設置也是當務之急，臨時性的社區(qū)矯正機構難以擔負社區(qū)矯正的重要職責。三是人員配置問題。社區(qū)矯正需要各種專業(yè)人員，包括專職的社區(qū)矯正人員、社會志愿工作者等，還要配備一定的警力，以體現行刑的強制性。為使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得到正確貫徹，社區(qū)矯正的制度化、法律化十分重要。

三、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配套措施

（一）規(guī)范行政強制措施，實現刑罰措施的“軟著陸”

從力量上講，行政強制措施（廣義上的，包括行政拘留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卻不同于刑罰的法律規(guī)定）是社會治理中的“準刑罰”，如果對這種力量法律約束不好而導致其濫用，會在很大程度上削弱刑罰治理的社會效能，降低其威信。目前看，急需要做以下工作：一是要依據《憲法》和《立法法》對所有法律法規(guī)和規(guī)章進行清理，查找出所有“漏洞”；二是要盡快出臺《行政強制措施法》，并確保該法出臺后，其他不符合規(guī)定的法律法規(guī)和規(guī)章要及時廢止或得以修訂，不能留有“后患”。

（二）為刑執(zhí)人員的改造和刑執(zhí)后的回歸社會建立順暢的機制

當前刑執(zhí)人員的改造內容和效果、成本和收益，以及回歸社會的程度等方面的透明度和社會參與評價的機制有待進一步完善，故需對相關成本投入、產出，回歸人員在一定時期的復發(fā)率等等做大量細致的調研、數據積累工作，并要保證其獨立性和公正性。上述工作，是檢驗刑罰治理和其他社會政策成功與否的十分關鍵的因素。

（三）逐步完善刑事受害人救助制度

將其納入到制度文明、構建和諧社會的框架下統(tǒng)籌考慮，以立法來保障。盡快梳理歸納救助的對象和范圍，并要科學解釋與一般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不同之處，同時就刑事訴訟本身而言，應當在法律上保障受害人的精神賠償請求，不能將刑法和民法的共同之處割裂開來。最后借助多種社會工具，實現被告人及其家屬和被害人及其家屬之間最大限度的“和解”，以便盡可能消除其對社會帶來的負面影響。

（四）與推進司法體制改革和社會綜合治理政策緊密聯(lián)系起來

前者指合理確定公檢法三家的任務分工，確定一致的立案、追訴和鑒定標準，簡化辦案手續(xù)、縮短辦案流程，減低辦案成本，以及監(jiān)獄管理機制的改革，完善相關的責任制和違法犯罪嫌疑人的申訴救濟機制。后者指動員和組織全社會的力量，運用多種手段對社會治安問題進行綜合治理，從根本上預防和減少違法犯罪。二者是包含和被包含的關系，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包含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前者的指導思想適用于后者，而后者的特點又反過來影響著前者［8］。

（五）妥善處理公正與效率之間的關系

即公正和效率在個案處理機制上的安排要達到一種理想的狀態(tài)：不多不少。所以在制度設計和具體辦案中要考慮如下內容：其一，現有各種刑事程序法和實體法所規(guī)定的期限是否科學合理，是否兼顧到相關案件的特點；其二，從快的政策是否會實質上影響到案件的公正；其三，“遲來的正義就是非正義”的法諺如何才能成為檢驗辦案質量的監(jiān)測標準；其四，公正本身是否應當包含效率問題本身。比較好地解決了這些問題，整個刑事法治就可以穩(wěn)步地邁上良性循環(huán)的軌道上來，和諧社會的目標就“既可期，也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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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郭德橋.如何理解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及其在構建和諧社會中的運用［EB/OL］.［2006-09-28］./faxuejieti/xs/200609/2006092818354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