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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第三條道路的理論和實踐不斷向縱深發(fā)展，其影響在世界各國不斷擴大，理清第三條道路理論研究的方法，對于我們的學術研究并把握其精神實質，具有非?，F實的意義。第三條道路理論探索的路徑體現為：

一、批判式解構：反思性學習過程

解構，是一種哲學觀念，又是一種政治或思想戰(zhàn)略，同時也是一種閱讀方式(注：王治河著：《撲朔迷離的游戲——后現代哲學的思潮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151頁。)。表現為對傳統(tǒng)理性社會的結構性顛覆，并以批判的眼光審視現代社會的理性模式。第三條道路秉承解構主義的批判性思維方式，駁斥人類社會長期存在的二元論如微觀與宏觀、主體與客體、個人與社會、行動與結構、經驗與規(guī)范以及類似引起巨大爭論的二分法的理論基礎，同時，并試圖立足于當今社會復雜多變的情況，通過自身的反思性學習，來檢驗傳統(tǒng)社會的理論和實踐。反思性學習在尤爾根·哈貝馬斯看來是發(fā)生話語當中，我們用話語把有問題或由于受到懷疑而有問題的有效性要求列舉出來，通過論證來決定是加以兌現還是予以拒絕(注：尤爾根·哈貝馬斯著：《哈法化危機》，劉北成、曹衛(wèi)東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20頁。)。這種反思性學習內在地包含著對過去和現實的批判解構能力。它在第三條道路作者尤其是安東尼·吉登斯的著作中隨處可見。這位布萊爾的精神導師在對簡單現代化和反思現代化的圖表式比較中，明確我們身處在反思性的能動的社會之中。是重新評價既有的價值觀念以及制度的過程，是重新認識我們的生存環(huán)境以及我們自身的過程[1,P31]。這種解構來自于對傳統(tǒng)和現實的反思性學習：

(一)對傳統(tǒng)理論的反思性學習。這主要是對傳統(tǒng)社會主義(左派)和自由主義(右派)二元對立理論的批判。

1.對社會主義的反思性解構。第三條道路認為社會主義首先是哲學和倫理學上的沖動[3,P3]。雖然第三條道路界定社會主義時非常模糊，他即包含了激進的社會主義(蘇聯式共產主義)，也包含了溫和的社會主義(歐美的社會民主主義)，但對社會主義的理論探討則趨向于1989之后在很大程度上是歐洲社會民主主義。第三條道路批駁了社會主義對于傳統(tǒng)的堅決反對；在人與自然方面，把自然看作是工具和手段而非伙伴；在平等方面，迪爾凱姆發(fā)現平等理想與社會主義運用計劃控制模式來分配財富之間的張力不斷存在，這種“以保護弱者、反對強者”的消除差別的結果平等的控制論模式不僅會導致道德滑坡，而且會出現如馬克斯·韋伯和尤根鮑姆-巴維爾克所認為的經濟無效益和官僚統(tǒng)治的出現；第三條道路同樣認為社會主義與民主關系是含糊不清和自相矛盾的，雖然肯定它在批判自由民主主義方面的進步性，但是他們同樣認為馬克思的民主觀點中的盧梭主義因素似乎很強，與政治多元論難以調和……如果與經濟生活的直接控制與平均主義傾向聯系起來，這種民主實質上只是提供一種框架，社會主義政黨可以通過它安全地掌權并實施他們的改革綱領，擴大民主意味著以這種方式“影響人民”，但是如何使經濟生活的合理方面與平等相一致的兩難境地依然存在；在福利國家方面，第三條道路批駁了其帶來的消極影響，中央集權對經濟和社會生活的過度干預會導致通貨膨脹、財政負擔加重、高失業(yè)率、官僚政治、尋租行為、犬儒主義、權威主義、逃避責任、缺乏創(chuàng)造性、對改革充滿敵意；在生態(tài)和全球化問題上，第三條道路批駁原有社會主義對社團主義側重、充分就業(yè)取向以及他對福利國家的絕對強調，使他很難采取系統(tǒng)措施來解決生態(tài)問題，在民主實踐中缺乏一種全球眼光，因為它與兩極化的世界依然保持聯系。

正是基于對社會主義上述局限性的解構性分析，第三條道路認為，社會主義理論已不適應后傳統(tǒng)社會的現狀，其理論開始由最初的激進退向保守，轉向防御，在政治舞臺上的實踐趨于式微。

2.對新自由主義的反思性解構。第三條道路認為，新自由主義(新右派)是保守主義政治中存在的真正激進力量[1,P35]。他們強調道德上的權威主義，經濟上的個人主義，市場的原教旨主義，國家的最小化，對不平等現象的漠視，低度的生態(tài)意識等。第三條道路認同其在傳統(tǒng)福利國家和凱恩斯主義遭遇困境之際，對促進經濟和社會發(fā)展的革新性作用。但就他們理論中的激進式做法，以及彼此間的相互矛盾提出了自己的批判：對待傳統(tǒng)，在市場力量以及富有攻擊性的個人主義推進下，新自由主義對傳統(tǒng)充滿敵意，但是隨著性放縱、家庭、同性戀、民族、宗教等問題出現時，新自由主義反而又依賴傳統(tǒng)；新自由主義一方面主張國家最小化，另一方面又要有一個能夠維持秩序、保證民族團結的“強國家”；一方面推崇個人主義，另一方面又擔心家庭的瓦解、道德的淪喪；一方面談政府缺陷，另一方面卻忽視市場的失靈(如生態(tài)問題)；新自由主義對平等、公正責任等傳統(tǒng)價值觀的忽視所導致的矛盾沖突(如種族糾紛、貧富差距等)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新自由主義具有全球化的眼光，卻突出強調民族—國家的權力性，體現國家強弱對內對外的不一致性。激進的新自由主義核心理論矛盾重重，必然決定了他在社會治理體系中不會走得太遠，探索適應新形勢發(fā)展的新的道路成了當今時代的必然要求。

(二)對現代性的反思性學習

現代性在吉登斯看來是當代社會的代名詞。雖然現代性自啟蒙時代以來就成為所有理論家關注的對象，但是對他的理論研究卻存在各種各樣的缺陷，沒有全面地提示他的起因、本質，沒有揭示他的多維制度的特征。無論是現代的馬克思、迪爾凱姆，還是當代的?？露紵o法擺脫這個缺陷，只從抽象的價值出發(fā)，對現代性大加批評，拋棄啟蒙，走向了相對主義，非理性，乃至虛無主義[1，譯者序言二PP18-19]。吉登斯認為現代性概念首先是通過一種反思意識而形成的[2,P139]。這種現代性的反思是以康德的批判作為他的開端，表現為理性由他向批判向自我批判過渡。突出對現代精神(如個人主義、二元論、工具理性、世俗化)的反思性學習來認知現實社會。吉登斯以擺脫了一般進化論的“敘述方式”，認為斷裂和非連續(xù)性是現代性的基本特征，其轉變由“時空分離、脫出機制和反思性”三種動力因素所推動。這種時空轉換所脫出的新的社會秩序促使人為的反思學習來建構新的社會體系。社會轉換之際，環(huán)境變化顯示著危機和沖突的存在。在新經濟、全球化維度下，哈貝馬斯認為晚期資本主義出現社會、經濟、系統(tǒng)的合法性危機，顯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不合諧之音；后現代作家對傳統(tǒng)工具理性肆意批判，現示現代性所存在范式危機；約翰·基恩在《公共生活與晚期資本主義》中以七篇論文對官僚制下的福利國家進行不厭其煩的批判；吉登斯同樣認為人類社會出現了由可估計的外部風險向人為不確定風險的轉變，現代性所導致的后果可能包括：極權主義的興起，全球經濟的崩潰，核大戰(zhàn)的爆發(fā)以及生態(tài)惡化(注：AnthonyGiddens,TheConsequencesofModernityP171,politypress,cambridge,1990.)。第三條道路對現代性的批判是多維度的，以提示其內在根源與本質。

第三條道路對當今社會五種兩難困境——全球化、個人主義、左翼和右翼、政治機構、生態(tài)問題[3,P30]——進行了反思性批判。這種批判是建立在被傳統(tǒng)視為理所當然的二元張力的邏輯思維之上，解構了他在反思現代化里顧此失彼的困境，為建構適應社會變遷理論的新思考埋下了種子。

二、整合式建構：理性化變遷和超越性范式導向

第三條道路對傳統(tǒng)的解構并不是他的目的，解構只是他建構自己理論體系的邏輯起點，在明確傳統(tǒng)理論的局限性之后，如何揚長避短，建立新的適應社會變遷的理論體系，成為社會理論家包括第三條道路作者們的歷史使命。勿庸置疑，第三條道路的理論變遷是建立在理性化基礎之上的。這種理性化變遷首先表現為對本學科建構的理性化思考。長期二元對立的社會學研究在上個世紀的80年代，出現了各種試圖對現有理論、學派實行綜合的方案。第三條道路學者尤其是安東尼·吉登斯認為當代社會理論需要一個根本性的重建，這種重建必須從重新認識這些著作家們的著作開始[2,P8]。他分析了長期處于霸權位置的結構主義、功能主義、實用主義，現象社會學的局限所在，歸納了社會學方法研究的一些新規(guī)則，并在其基礎上建構自己研究社會的方法論體系，他注重從人的能動性角度建立一個嶄新的適應社會需要的“結構二重性理論”。也就是社會結構是如何由人類行動建構起來的。同時結構如何又是行動得以建構起來的條件和中介[2,P28]。在吉登斯那里，他將結構視為規(guī)則和資源[2,PP41-42]。這種規(guī)則不是帶來否定性意思的禁令或限制，相反，它們既是戒律性的又是建設性的，也就是說一方面它們是對某些活動方式的限制，另一方面又是對意義的積極建構，是社會實踐與再生產活動中運用的技術或可以一般化的程序。而資源包括人類支配自然的配置性資源和社會中一些人支配另一些人的權威性資源，強調其在社會變遷分析框架中的中心位置，說明其二者的合理使用才能促使社會系統(tǒng)的有效互動。這種結構二重性理論與時空的坐標系統(tǒng)聯系起來全面的反映了系統(tǒng)整合與社會整合的趨勢。正是在對傳統(tǒng)二元對立的非此即彼的單向性的困境分析之后，基于對自身結構二重性的哲學式理性化思考，吉登斯為現代社會的變遷分析與研究提出了指向性的思維模式，也為他對傳統(tǒng)理論的整合提供了理論依據。其次，這種理性化變遷也體現為傳統(tǒng)理論的辯證唯物主義的揚棄性整合。第三條道路對傳統(tǒng)理論的解構并不是全盤否定，只是認為他們把某些價值取向抬高到嚇人的高度，奉為生命的皋圭而潛伏著致命的危機，這實際上是一種神話取代另一種神話。如果我們以多元主義的視角，以理性的觀點看待這些價值取向，他們在社會實踐中確實具有一定的意義。因此，第三條道路對傳統(tǒng)理論進行了揚棄性的整合。整合的意思并非指沒有沖突，而是指導致社會秩序崩潰情況的消失，但從某種社會意義上說，整合畢竟是一種矛盾或沖突相對的狀況[2,P62]。用布萊爾的話說，第三條道路代表了現代社會民主，致力于社會正義和左翼目標，但卻以靈活的有革新的向前看的方式來完成它，這條道路以“民主、自由、正義、相互責任和國際主義”作為其價值觀，但他遠離了傳統(tǒng)的國家控制、高稅收和生產者的利益及新右翼把公共投資、社會和集體的努力看作是“松綁的惡魔”的觀點，主張調和過去的對抗性觀念，如：“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的對抗，“權力與責任”的對抗，“促進企業(yè)與消滅貧困與歧視”的對抗(注：SylviaHortonandDavidFarham,PublicManagementinBritain,P18,Macmilianpress,LTD,1999.)。這種整合性建構體現為：“市場、國家、市民社會”的互動。即在后匿乏經濟時代，經濟的增長與社會自然的和諧同步，個人自由與道德振興并重，創(chuàng)造個人機會平等的同時，還要注重對社會大家庭的預后關懷。我們如何在不犧牲社會基本團結或者自由制度的前提下，在全球市場中創(chuàng)造可持續(xù)的經濟發(fā)展時，不得不記住整合式建構最經典的一句話“我們支持市場經濟，但不是市場社會”[4,P99]。最后，第三條道路的理性化變遷表現為對現代性的理性認識——危險與拯救同在。吉登斯認為，現代性所導致的變遷的絕對速度與激烈之程度是以前的變遷所無法相比的。顯示現在與過去完全不同的社會現實：全球化，新知識經濟的興起，日常生活中的變化以及能動的反思性的公民社會的出現[5,P66]。這種社會帶來的不確定性風險我們不能作單向度的理解，風險這把雙刃劍——例如科技帶來了社會的繁榮又帶來了社會的不安全感——不只是某種需要進行避免或者最大限度地減少負面現象；它同時也是從傳統(tǒng)和自然中脫離出來的一個社會中充滿動力的規(guī)則。吉登斯的風險矩陣(機會、創(chuàng)新、安全、責任)說明了對風險的積極參與是社會與經濟動員的一個必要成分，要與政治社會的理性建構聯系起來如福利國家參與改革，參與世界金融市場，對技術變革的反應問題，以及地緣政治的變化，我們所有的人都需要抵御風險的保障，但也需要具有面對風險并以一種積極的方式來對待風險的能力[3,PP66-67]。

這種對理論與現實的理性認識，促使作為行動性綱領的第三條道路對自己的理論不僅僅停留在揚棄整合上，更應有所超越，才能更靈活地主動應付機遇與危險并存的社會。正如吉登斯所說的，“第三條道路”是尋求一種使社會民主適應世界性變化的一種政策決策的思想框架。它試圖適應過去二三十年這個天翻地覆的世界，其意義在于：它試圖超越老派的社會民主主義和新自由主義[3,P27]。這種超越式的范式導向表現為：首先，它立足于脫出式的社會現實，用超越傳統(tǒng)二元對立的非此即彼的理論研究模式，反思性地應對傳統(tǒng)理論回應不了的全球化、新知識經濟、多元的文化以及科學與技術的變革。第二，超越性建構了自己有別于以往的指導社會實踐的理論體系。具體概括為：(1)在政治價值方面，接受社會正義中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念，反對極端自由主義，確定一種“無責任即無權利”的新的社會契約。(2)在經濟方面，第三條道路分析了“經濟管制+道德無政府狀態(tài)和經濟無政府狀態(tài)+強有力的道德控制”的缺陷，提出一種超越性的“新混合經濟”，它是指實現管制與解除管制、社會生活的經濟方面與非經濟方面之間的平衡。(3)在國家與政府方面，須超越“政府是個問題”和“政府是解決問題的答案”的觀念，主張政府在全球化趨勢下的雙向放權，政府行為少一些管理，多一些治理，“掌舵而不劃槳”(注：戴維·奧斯本、特德·蓋布勒：《改革政府：企業(yè)家精神如何改革著公營部門》，上海譯文出版社，第1頁。)；超越傳統(tǒng)福利國家，變它為一種“社會投資性的國家”，確立風險和安全，個人責任和集體責任之間的新的平衡，福利投資不僅關注救濟性分配，更應關注分配之后——福利投資應重視教育、人力資源方面，注重工作機會的創(chuàng)造和二次機會的供給——變消極福利國家為積極福利國家。4、在社會關系上，超越了國家神話和市場神話，主張在“國家、市場和社會”之間建立一種互動平衡，確立一種反對排斥的“包容性”關系。5、在國際問題上，第三條道路反對暴力和恐怖活動，反對強權干預，主張建立對話的民主，協(xié)商的機制。6、在自然問題上，主張自然和人類的雙贏戰(zhàn)略，而不是單向度的索取。

綜上，“第三條道路”的超越式建構，是以對傳統(tǒng)理論的揚棄性整合為前提，并在反思社會巨大變遷的現實情況下，作出的應對性的戰(zhàn)略轉變，體現了他理論建構的揚棄性整合和超越性的范式導向的特點。而這種理論變遷毫無疑問是建立在理性化的反思基礎之上。

三、實踐式完善：革新式行動和濾合式修正

世界上沒有包治百病的萬靈藥方，第三條道路也不例外。第三條道路要想在社會實踐中保持其不衰的生命力，須克服以下方面的固疾，須不斷接受實踐檢驗并在修正中完善自己的理論：第一，須克服理論自身還存在的缺陷。這種缺陷正如楊雪冬在《第三條道路：新路還是舊途?》中指出的，第三條道路似平折中多于創(chuàng)新，拿來多于內生；本身的理論缺少銜接系統(tǒng)和有序，既削弱了理論的解釋力又限制了該理論中衍生出的措施的可行性；在解決棘手的經濟問題中沒有一套系統(tǒng)的理論，缺少明確的經濟學支撐；如何處理好黨內支持，爭取黨內的不斷支持；在協(xié)調社會各種利益關系方面，第三條道路更多的是口號，沒有切實的行動等[4,PP18-20]。第二，必須應對來自各方面的批評。如拉爾夫·達倫道夫在《第三條道路與自由：歐洲新中派的威權主義》一文中，對第三條道路可能出現的單極化和威權主義表示了自己的擔心[4,PP102-104]。而法國的伊格納本奧·格莫內特則聲稱：社會民主主義是一種新右派，它以空洞的機會主義的態(tài)度承擔起了征服新自由主義的歷史任務[4,P141]。又如吉登斯在《第三條道路及其批評》中羅列出來的其它各種批評觀點[PP23-26]。第三，來自理想與現實的差距。第三條道路試圖立足于現代社會，建立一套完整的理論體系以指導社會實踐，但是由于民族-國家作為社會行動的主體以其本身所有的地理環(huán)境、風俗人情、歷史傳統(tǒng)不同，所以其治理模式也會不盡相同。正如斯蒂文·盧克斯在其《放棄中間》一文中，認為：“第三條道路”這個詞，暗示封閉的含義，即只有一個可供選擇的道路……但他同時認為：“第三條道路”也意味著在各種社會背景之間的可轉移性，是一個可以出口的模式[4,P120]。所以第三條道路不是唯一，而呈現多元趨勢。如德國社會基本價值委員會一本近著中區(qū)分了歐洲的四種不同的“第三條道路”[5,P31]：英國新工黨的“市場導向的”(Market-oriented)第三道路；荷蘭的“市場與協(xié)商一致導向的”(MarketandConsensus-oriented)模式；瑞典走了一條“改革的福利國家”(ReformedwelfareState)之路；法國堅持了“由國家引導的道路”(State—ledway)。這種渴望理論體系的完備性和模式探索的多元開放性的悖論確定了第三條道路是一個不斷修正的過程。第四、政策的有效性還有待于實踐的檢驗。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第三條道路所提出的一攬子政策，雖然在其政黨大選中獲得勝利，但是其政策在現實世界中的有效性及其前途更多的取決于執(zhí)政期間解決以經濟為核心的各種問題的能力和參與競選的能力，取決于接受實踐的不斷檢驗。第三條道路正在以革新式的行動不斷地調整和修正政策以適應當今社會的現狀。這種革新式的行動沒有禁區(qū)，一切都要進行探索。自布萊爾和克林頓1998年2月華盛頓會晤之后并伴隨著歐洲社會紛紛走上政治舞臺，第三條道路作為他們的行動綱領得以全面的實施。在70年代就已展開的新公共管理運動依然繼續(xù)，實現福利國家和政府再造；第三部門蓬勃發(fā)展，社區(qū)建設得以復興，“民主的自由企業(yè)”：一種既合作又競爭的體制(注：W.B.哈拉爾著：《新資本主義》，馮韻文、黃育馥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2月版，第318頁。)——既關心自己的經濟增長又關心社會的更加富有人情味的組織——正在興旺發(fā)達，打擊恐怖主義、、環(huán)境治理的國際合作和民主協(xié)商成為主流……凡此等等是第三條道路得以全面檢驗、修正和完善的一塊塊試金石。除此之外，第三條道路還以“濾合式”方式修正和完善?！盀V合式”這個化學術語，在實踐中體現為“模式減肥”，如斯堪的那維亞國家的第三條道路是以調整性措施對福利國家進行改革；在理論上體現為“范式漸進”，是通過主流學術群體里工作的人以累積的方式一點一滴地開拓知識的前沿，我們從吉登斯關于第三條道路的理論探索歷程中可以看出，他在1994年出版的《超越左與右》一書被視為“第三條道路”的范式雛形，1998年的《第三條道路》則標志其理論范式正式形成。隨后的2000年的《第三條道路及其批評》則可看作是范式不斷走向完善。

如上所述，第三條道路是在社會反思性進步中除了選擇之外別無選擇的理論。是在社會實踐和理論實踐中以革新式的行動和濾合式的修正不斷完善的。

四、結論：“天人合一”的哲學理念和適應性的科學探索

當我們驚訝于“第三條道路”的政治家與理論家攜手共奏現代社會治理的新樂章時，我們不禁會反思“是什么促使這種政治權力和學術話語的時代性對接(注：萬俊人：《之間與之外：關于第三條道路》，《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0年第3期，第39頁。)?是怎樣的研究方法建構了這種具有生命力的理論?”第一個問題表明政治權力需求和學術話語供給的共謀性對接。這種供需對位的一個原因是理論探索哲學理念和政治目標的趨同。第三條道路不求政策策略的同一，但求殊途同歸。它試圖使國家和政府——包括福利國家再加上經濟和社會的其他領域——現代化，其含義是改革社會制度以適應全球化過程中信息秩序的要求[5,P32]。從“自然能給我們什么”走向“我們?yōu)樽匀蛔髁耸裁础钡姆此夹詫嵺`與研究之中，追求“天人合一”的哲學理念，這種追求也成為政治家在這個傳統(tǒng)不再是傳統(tǒng)，自然不再是自然的社會中，如何回應與參與，以促進社會和自然的和諧發(fā)展，建立民主的生活政治，實現人們幸福生活的政治目標。理論和實踐在此實現了共謀性對應。第三條道路備受關注的另一個原因是其適應性的科學探索。它順應性地把握了時代的脈膊，對社會現實進行了準確的定位，反思性地學習傳統(tǒng)理論，以不斷探索的科學精神提出了一整套適應社會發(fā)展的替代性政治哲學和有效治理的政策框架，為政治家實現其政治目標提供了切實可行的政策方案。這些可行政策的出爐顯然得益于“第三條道路”理論家們的科學研究方法。表現為對傳統(tǒng)理論和社會實踐的反思性學習，在批判性的解構中加以揚棄和整合，并在此基礎上超越性的建構了適應社會現實的新的理論體系?！暗谌龡l道路”的作者們同樣清醒地認識到沒有一種理論是引領不斷變化的現實世界的萬能鑰匙，因而他們尋求與政治現實結姻，并在實踐中不斷的檢驗和修正自己的理論，完善自己的理論體系。

在中國進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和建設之中，同樣有西方國家所面臨的問題。要如何分析和解決這些問題，才能建立“富強、文明、民主”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也有一個道路選擇的問題。這從1998年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的“新左派”和“新自由主義”的論戰(zhàn)中就可看出這種選擇的艱難。而西方“第三條道路”理論研究的哲學理念和適應性科學探索的研究方法無疑為我們開啟了分析和解決問題的一扇窗口。如果我們能借鑒性的利用第三條道路理論探索的路徑模式來分析和研究中國的問題，找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筆者認為不無裨益的。

【參考文獻】

[1][英]安東尼·吉登斯：《超越左與右——激進政治的未來》，李惠斌、楊雪冬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2000年5月.

[2]郎有興著：《第三條道路》浙江大學出版社，2000年6月.

[3][英]安東尼·吉登斯：《第三條道路：社會民主主義的復興》，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11月.

[4]楊雪冬、薛嘵源主編：《“第三條道路”與新的理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8月.

[5][英]安東尼·吉登斯著：《第三條道路及其批評》，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2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