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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在“資產(chǎn)階級偽科學“的重壓下，被禁錮了將及三十年。當前，隨著我國社會主義的經(jīng)濟現(xiàn)代化、政治民主化進一步發(fā)展，政治學的重建也就理所當然地被提了出來。任何科學部門的建立和發(fā)展都必須與客觀需要相適應，否則便沒有生命力。因此，政治學的重建并不意味著”回復“過去的政治學，而是要適應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建立新的政治科學。無疑的，政治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重建與發(fā)展，也必將要對加強和改善黨對國家的領導，進一步處理好黨政關系，加強我國人民民主專政政權的建設，發(fā)展與鞏固社會主義民主，促進國家體制的改革，提高國家管理的科學化、現(xiàn)代化的水平，培養(yǎng)適應社會主義建設需要的國家管理干部等方面起著積極的推動作用。

為了使政治學沿著科學的方向發(fā)展，確定這門學科研究的對象、范圍，應該是當前首先應該考慮的問題。這個問題目前也開始引起了學術界的關注。本文只想從政治學的歷史沿革當中，中西對政治所涉及的范圍的比較，以及馬克思主義經(jīng)典作家對政治科學的基本看法等方面作一些探索，談一下自己對政治學研究對象、范圍的粗淺看法，以供研究的參考。

一

政治學作為一門獨立的科學部門首先發(fā)生于西方。西方系統(tǒng)的政治學一般地說形成于古希臘的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而亞里斯多德所著的《政治學》（POLITICS）則是第一部系統(tǒng)論述政治科學的著作。

古希臘是由許多獨立的城邦（POLIS）所組成的。任何公民都必須是一個城邦的成員，不能離開城邦獨立生活。各城邦雖然都是建立在奴隸占有制社會基礎上，其政權的性質都是奴隸主階級專政，但由于各自的具體條件不同，因而出現(xiàn)了各種不同的組織體制、管理形式。到亞里斯多德生活的時代（公元前384-322年），希臘的城邦制度正面臨著分崩離析的嚴重危機。亞里斯多德為了維護古希臘的城邦制度，他研究了100多種希臘的城邦組織，其目的則是要尋求一種解救希臘城邦制危機的途徑。在這個基礎上，亞里斯多德寫出了他的名著《政治學》。從此，政治學便作為一門獨立的科學體系在西方建立起來。

亞里斯多德的《政治學》（POLITICS）一詞，是從城邦（POLIS）一詞衍生而來，意思就是關于城邦的知識，是研究城邦問題的理論和技術。（參閱吳壽彭譯亞里斯多德《政治學》，商務1965年版，第110頁譯注①）后來西方語言中政治學一詞，也都是由此發(fā)展而來。如英語中的POLITICS就是CITY（POLIS）+SCIENCE所組成，意即關于國家的科學。

亞里斯多德是從維護搖搖欲墜的希臘城邦制出發(fā)的，所以他在《政治學》中首先提出了“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即人天生（自然）要過城邦生活的命題。為此，他研究了城邦（國家）的產(chǎn)生、性質、目的、任務等基本理論原則問題。其次，他研究了各種形式的城邦，對國家的各種體制的組成，優(yōu)劣比較以及其變革等問題作了深入、具體的研究。最后，他還提出了什么是最好的城邦生活，對理想的城邦構成，管理原則也都做了考慮、分析。換句話說，亞里斯多德《政治學》一書是以國家（城邦）為中心，具體解決關于國家的基本理論（產(chǎn)生、本質、目的、任務），國家體制的劃分原則和分類等一般問題，以及如何建立、管理國家，即管理國家的實際問題。這種觀點奠定了以后西方對政治科學的基本認識，確定了西方政治科學的對象，它一直影響到近、現(xiàn)代（參閱吳恩裕《論亞里斯多德的〈政治學〉》）自從亞里斯多德以后，西方的政治學說一般地都是以國家問題作為中心。

西歐封建社會一切科學部門都是“神學的婢女”，政治學當然也要服從于神學，其中心內容主要是教權與王權誰應居于最高地位的爭論。直到近代隨著資本主義關系的發(fā)展，資產(chǎn)階級的成長才逐步改變了這種狀況。

近代資產(chǎn)階級政治學是反封建斗爭中建立起來的。為了爭奪資產(chǎn)階級的政治統(tǒng)治權，資產(chǎn)階級思想家逐步擺脫了神學，提出了新的政治觀點。這時，“代替教條和神權的是人權，代替教會的是國家。以前經(jīng)濟關系和社會關系是由教會批準的，因此曾被認為是教會和教條所創(chuàng)造的，而現(xiàn)在這些關系則被認為是以權利為根據(jù)，并由國家所創(chuàng)造的。”（馬恩全集，第21卷，第546頁）這個轉變，在17、18世紀西歐各國的政治思想中都明確地反映出來。盡管當時各國的具體情況不同，但基本的政治觀點卻有一致之處。當時的政治理論是把國家法律看成決定一切的東西，認為只要從政治制度上進行變革一切問題也就都解決了。這樣，當時的政治科學都是以人的自然權利和契約論為前提，以不同的方式論證為什么要設置政治權力——國家？人為什么要服從政治權力，以及為什么接受其對個人權力的限制、限制的程度和范圍如何？什么樣的政治權力最能保證人的基本權利——自由、平等？這些觀點，為資產(chǎn)階級奪取政權，建立適合自己需要的政權提供了理論。從這里可以看出，當時的政治科學的內容，主要是建立一套與中世紀神學不同的新觀點，重新解決關于對國家的認識，關于國家體制和建立原則等方面的問題。

進入19世紀以后，西方各主要國家資本主義基礎已經(jīng)奠定，資產(chǎn)階級已由爭奪政權的階級變成為政治上的統(tǒng)治階級。這時“政治已成為資產(chǎn)階級對整個社會的統(tǒng)治。”（《馬恩選集》，第一卷，第110頁）為了維護資本主義制度，確保資產(chǎn)階級的統(tǒng)治，資產(chǎn)階級政治科學的主要任務，也和其他社會科學一樣，是在于如何維護資本主義“秩序”。這時，資產(chǎn)階級開始拋棄革命時期的一些觀點，從“理想主義”逐步進入“現(xiàn)實主義”。從著重于哲學的研究進而著重于實踐的分析，政治科學也就著眼于對具體政治制度的改革。自從孔德以后，西方政治科學發(fā)展的總趨勢就是把政治學與社會學緊密結合起來。奧地利的鞏布洛維奇在《社會學與政治》一書中就說得比較明確。他說：“只有依據(jù)社會學，政治學才能成為實證的科學”。此后，資產(chǎn)階級政治學的總的傾向是在于對政治現(xiàn)象進行“實證”的分析，即更注重于對國家的實際政治活動的分析研究。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杜威就曾說：“政治哲學和政治科學的任務，決不在于去判斷國家一般應當是這樣或那樣的，它們應當去幫助制定政治的研究方法。依靠這種方法，人們可以從自己的錯誤中吸取教訓和得到利益”。（《THEPUBLICENDITSPROBLEMS》》）在現(xiàn)代，特別是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在西方更出現(xiàn)了所謂政治社會學、政治行為主義，現(xiàn)實主義政治學，等等。他們聲稱政治學的主要任務在于記述“人的政治行為”，（G·GATLON：SYSTEMOTIEPOLITICS）或認為“政治學的任務主要不在于提示政治的真理，而是解決實際的任務”。（MARGENTHAM：POWEROFPOLITICALCONCEPT）這樣，他們就把政治科學從研究政治制度擴展大到研究政治活動，從研究政權機構的活動擴大到研究各種政治團體的活動?，F(xiàn)代西方資產(chǎn)階級學者認為政治學是“關于國家的科學”，同時也認為從更廣泛意義講，政治學是研究“團體、組織和制度”的政治活動的科學。

總之，從19世紀中期以后直到現(xiàn)代，西方資產(chǎn)階級把政治科學的研究對象逐步由傳統(tǒng)的研究國家的一般原因更加趲于研究政治實際活動，從一般研究國家問題更加廣泛地研究與政治活動有關方面的問題，特別是研究政治與社會相互關系問題。然而我們也可看到，無論如何，西方現(xiàn)代政治科學所強調的仍然是研究兩方面的問題，即所謂“政治制度”和“政治過程”，而其中心自然是圍繞著國家問題。（參閱米·波杜納瓦茨《政治學與政治社會學》）這一點，仍然被認為是區(qū)分政治科學與其他社會科學的關鍵。

以上，我們并不是要研究西方政治科學的發(fā)展史，也不是要提示各種政治科學的內容與實質以及他們的歷史作用，更不在于要具體地分析各種主張。通過這一概述，主要地是要說明在西方，作為一個獨立的科學部門的政治學，其研究的對象一貫地是以國家問題為中心。只是隨著不同的歷史情況，這門科學的具體范圍也有所發(fā)展。這無疑地對我們確定政治學的研究對象能有所啟示。

二

中國古代社會對政治的理解有與西方不同的特點?？偟恼f來，自從夏商進入階級社會直到近代以前，由于中國學術分科的不明確，政治學在中國并沒有成為一門獨立的科學。然而，這并不是說中國古代就不注重政治問題的研究，對政治就沒有一定的認識、觀點。恰恰相反，從中國古代歷史發(fā)展來看，政治問題歷來成為人們關心的問題；從一定意義講，甚至可以說，中國古代的整個文化領域都非常關注政治問題，也即如何安邦治國問題。早在《書》、《詩》中，就有大量的論政的內容?！稌穼嵓词且徊空Ｔ凇逗榉丁菲芯驮鞔_地提出了食、貨、祀、司空、司徒、司寇、賓、師等所謂“農(nóng)用八政”，這實際就是維護統(tǒng)治權所必需的八件大事。及至春秋戰(zhàn)國時期，隨著社會的動蕩與發(fā)展，出現(xiàn)了“百家爭鳴”，政治問題就更成為各家各派的中心議題。司馬談在《六家要旨》中就說：“《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史記·太史公自序》）這是說明了諸子百家雖然觀點不同，但其目的都是在于提出一套治理國家的方案。春秋戰(zhàn)國時期奠定了中國古代文化的基礎，在以后長期封建社會中，思想家們，也都無不在治理國家問題上提出各種不同的見解。

中國與西方不同，自從國家產(chǎn)生以后，國家制度基本上是君主制；自秦以后，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制度又成為基本國家制度。集權與分封，統(tǒng)一與割據(jù)雖然也有過斗爭，但這不過是歷史上的一種例外，而且君主制本身也始終未變。因此，中國古代的政治學說與西方不同，它主要不是解決如何組織國家問題，即建立何種形式的政體問題；而是要解決在君主的最高統(tǒng)治下，如何治理國家的問題，也就是所謂的“治國之道”。荀況的一段說很有代表性。他說：“彼國措者，非封焉之謂也，何法之道，雖子之與也?！保ㄜ髯印ね醢裕┻@就是說國家問題主要是用什么方法和用什么人來治理國家。因此，中國古代的政治學說特別注重如何在維護君權之下，處理好君臣、君民關系，即統(tǒng)治階級內部以及統(tǒng)治者與被統(tǒng)治者之間的關系問題，以便使封建統(tǒng)治長治久安。

基于以上情況，中國古代所謂的政治，首先就是指一種事務、管理而言。中國古代的政與治不是聯(lián)用而結成一個詞的?！罢呤乱病保侵甘聞斩?，而“治者理也”，則是指的管理。但是，從二者的含意看，總是相通的。所以，也可以說，中國古代的政治學說就包含有政治行動的意思，是一種“動態(tài)的”。有謂：“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禮記·促尼燕居》）也正因如此，中國古代講“政”總是說“為政”、“從政”，而且“為政”與“治國”相當。如《說苑·建本篇》中引稱：“子貢問為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此治國之本也”。至于把政治聯(lián)用乃是近代的事。直到孫中山講：“政治兩字的意思，淺而言之，政就是眾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眾人之事便是政治，（《孫中山選集》下，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61頁）也還帶有中國對政治了解的特色。

中國古代對政治既然作為一種事務理解，實際上則是指國家的方針、政策、措施而言。也即所謂“政者制也”。這就是說，把政治是看成一種行為準繩，使被統(tǒng)治者有所遵循。所以說“政”就是“使不正歸于正”，就是所謂“下所取正也”。特別是由于中國長期以來君主掌有最高統(tǒng)治權，就更使得在中國古代政、治、正、制，以至法、令等在含義上都有相通之處。（參閱陳顧遠：《中國法制史》第一章）與此相聯(lián)系，在中國古代談到“政治”時，也就總是強調統(tǒng)治者的作用。所謂“欲政之速行也者，莫若以身先之也”。（大戴禮記·子張問入官）孔子也多次講“政者，正也”。如：“季康子問政于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論語·顏淵》）“哀公問曰：敢問何謂為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政。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為，百姓何從？（《禮記·哀公問》）唯其為此，也就使得中國古代的政治學說很重視如何處理好統(tǒng)治者與被統(tǒng)治者，即治人者與治于人者的關系問題。這表現(xiàn)在一方面把統(tǒng)治者與被統(tǒng)治者對立起來，而另一方面又提出了“重民”主張。

再者，中國古代實際把“政治”作為一種統(tǒng)治的手段。儒家思想長期在封建社會中居于統(tǒng)治地位。儒家是強調“禮治”、“德政”的。他們總是把禮教放在首位，其次才談得上用行政手段和施用刑罰。在這里，政治不過是一種行政管理，是維護統(tǒng)治的一種手段。如孔子曾說：“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因此，中國古代以儒家為代表的政治學說總是把教化、管理、刑罰三者結合起來，而作為先后相輔的三種方法。有所謂：“德不盛則飭政”（《大戴禮記·盛德》）“教不善則政治”（《國語.齊語》）在《孔子家語》中有一段詳細的記載更說明了這個問題。“仲弓問于孔子曰：雍問，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也。信乎？孔子曰：圣人治化，必刑政相參焉。大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導民，而以刑禁之。化之弗變，導之弗從，傷義以敗俗，于是乎用刑矣”。（《刑政篇》）這就是說，最好的統(tǒng)治方法是首先用思想教化，其次才用行政命令，如果教育不改，管理不從，危害了社會，最后才使用刑罰?？梢?，他們是把政治作為一種統(tǒng)治的手法的。

以上，我們是要說明中國古代所理解的政治主要是作為國家統(tǒng)治者處理各種關系的一種事務管理，一種政策、措施，一種統(tǒng)治手段，總之是一種“治國之道”。這也是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和西方政治學的一個重大差別。當然，中國古代的政治學說也不是不注意政治制度問題，但由于中國古代社會的特點，使得這個問題總是從屬于“治國之道”中。在這里，我們并不是要詳細地比較中國和西方政治學的區(qū)別，而是要從中國政治學的主要特點說明中國古代盡管沒有形成像西方那樣的獨立的政治學，但對政治的了解仍以治理國家為其中心內容，這也是值得我們在研究政治學時所參考的。三

馬克思主義的誕生標志了一切科學部門的一次根本變革。馬克思主義在社會科學上最根本的貢獻就是“最先發(fā)現(xiàn)了偉大的歷史運動規(guī)律，根據(jù)這個規(guī)律，一切上的斗爭，無論是在政治、宗教、哲學的領域中進行的，還是在任何其他意識形態(tài)領域中進行的，實際上只是各社會階級的斗爭或多或少明顯的表現(xiàn)，而這些階級的存在以及它們之間的沖突，又為它們的經(jīng)濟狀況的程度、生產(chǎn)的性質和方式以及由生產(chǎn)所決定的交換的性質所制約”。（《馬恩選集》第一卷，第602頁。）

從這里我們便可以看出，作為社會科學之一的政治學，馬克思主義與以前政治學的根本不同之處在于：第一，在馬克思主義看來，一切政治斗爭歸根到底都是由經(jīng)濟關系所決定的。從前，一切“社會學家不善于往下探究像生產(chǎn)關系這樣簡單和原始的關系，而徑直著手探討和研究政治法律形式，一碰到這些形式是由當時人類某種思想產(chǎn)生的事實就停留下來；結果似乎社會關系是由人們自覺地建立起來的”。（《列寧選集》第一卷，第7頁）正因如此，所以資產(chǎn)階級和以前的政治思想家，總是把政治法律形式看成是決定一切的，他們脫離開一定的經(jīng)濟關系去研究政治法律形式，單純地追求政治法律的改革，而且認為這就能決定經(jīng)濟關系，維持人類社會。而馬克思主義則認為政治、法律是由經(jīng)濟關系所決定的，任何政治改革和政治活動都要受經(jīng)濟條件的制約。當然，與此同時，馬克思主義也不否認政治對經(jīng)濟的反作用，然而歸根到底政治始終是由經(jīng)濟關系決定的。

第二，馬克思主義提示了政治是階級間的關系，政治斗爭的實質是階級與階級之間的斗爭。以前，人們充其量把政治斗爭看成是個人之間或各集團之間的關系和斗爭，從來沒有揭示出它的最本質的內容。只有馬克思主義才做到了這一點。在馬克思主義看來，自從人類社會產(chǎn)生階級以來，直到將來共產(chǎn)主義實現(xiàn)，人們之間的關系最本質的便是階級關系，因此，政治也就是如何處理各種階級之間的關系，而“任何政治斗爭都是階級斗爭?！保ā恶R恩選集》，第四卷，第247頁）從這個意義上講，馬克思主義也就認為“政治就是各階級之間的斗爭?！保ā读袑庍x集》，第四卷第370頁）對這點，同志說得很明確，他說：“政治，不論革命的反革命的，都是階級對階級的斗爭，不是少數(shù)個人行動。”（《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政治是階級斗爭，這是就其實質而言，它指明了在階級社會中政治的最本質的含義，而這種揭示正是馬克思主義與其他一切派別不同之處。因此，我們絕不能擯棄這一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如果說以前我們在這個問題上出現(xiàn)了一些偏差，問題并不在于把政治了解為階級斗爭，而是把它簡單化，絕對化了。

階級斗爭不僅表現(xiàn)在政治斗爭上，而且也表現(xiàn)在經(jīng)濟斗爭、思想斗爭上。因此，講政治是階級斗爭只是就其實質而言。具體來說，馬克思主義講到政治、政治斗爭時，也主要是以國家政權問題為其中心的。對這點，恩格斯曾說：“馬克思則證明，過去的全部歷史是階級斗爭的歷史，在全部紛繁和復雜的政治斗爭中，問題的中心始終是社會階級的社會和政治的統(tǒng)治，即舊的階級要保持統(tǒng)治，新興的階級要爭得統(tǒng)治。”（《馬恩選集》第三卷，第40頁）列寧在區(qū)別馬克思主義與自由主義關于階級斗爭的概念時，說明更明確。他說“馬克思主義認為：只有當階級斗爭不僅屬于政治范圍，而且抓住政治中最本質的東西即國家政權機構時，才是充分發(fā)展的、''''全民族的''''階級斗爭”（《列寧選集》，第二卷，第454頁）

由此可見，馬克思主義對政治的理解也沒有離開國家政權問題，政治不能離開經(jīng)濟關系獨立存在，其實質是階級斗爭，而階級斗爭最根本的問題則是國家政權問題。列寧說：“馬克思一貫堅持階級斗爭學說，并把它貫徹到政權學說，國家學說之中”。（《列寧選集》，第三卷，第191頁）因此，根據(jù)經(jīng)濟和階級關系來研究國家的產(chǎn)生、發(fā)展和消滅的規(guī)律，指出國家的實質，研究國家政權的組織、管理及活動等，特別是作為無產(chǎn)階級的思想體系來說，關于無產(chǎn)階級如何奪取政權和維護政權的問題，也就應該成為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的主要內容，這樣，我們就可以理解列寧為什么把政治說成是：“參與國事，指導國家，確定國家活動的方式，任務和內容”了。（《列寧選集》，俄文版，第21卷，第14頁）也就可以理解馬克思主義為什么同樣把政治看成是“一種科學，一種藝術”的意義了。

四

根據(jù)以上概述，我們可以大體上認定，政治學的內容總是受一定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情況所制約的，它也總是為一定的階級利益服務的，總是由一定階級的利益的需要所決定的。因此，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它的具體內容和范圍也就有所不同。但是，我們同時也可看出，各個時代的政治學也都有著一個共同的對象，那就是都圍繞著國家政權問題，以國家政權問題為中心，它既包含對國家的認識，也包括研究國家的活動。

因此，我們是否可以一般地說：政治學是研究如何認識國家，如何組織國家，如何管理國家的科學。所謂如何認識國家，主要是指關于國家的產(chǎn)生、性質、任務、職能、發(fā)展與演變，國家的變革及變革方式和手段等問題的觀點、主張，如何組織國家就是指國家由誰組織，用什么原則組成，組織成什么樣子等問題。如何管理國家是指國家的管理體制，管理原則，管理的方式、方法等問題。這里，不是要詳盡列舉上述幾個方面的問題，而是要提示一下其主要的內容。也就是說，與這些基本方面有關的問題，都應屬于政治學所研究的范圍。這些方面不僅是理論問題，也是實際問題；不僅是抽象地研究這些概念，也要著重研究如何在國家的活動中處理好各種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不僅要對現(xiàn)實進行研究，也要進行歷史的研究，還應進行比較的研究。應當指出，我們說政治學是研究如何認識國家，如何組織國家，如何管理的科學，是就其作為一門獨立的科學部門而言，并非專指哪一門具體學科。政治學作為一門獨立科學部門，它必定包括許多具體的學科，如政治學概論，政治學說史、政治制度史，行政學，各國政治制度的研究，等等。無疑的，每個專門學科都是要圍繞著這一總的對象，但是必定又有其各自的具體對象及體系。這些問題已不屬本文任務之中了。此外，涉及到國家問題的科學部門除政治學外，還有法學，社會學等。但是，法學，社會學等都各有其獨立的研究對象，他們不過是在聯(lián)系中涉及國家的有關問題，并不是以國家問題為其研究的中心，而政治學則是以國家問題為其研究的基本對象，中心問題。這也是政治學與其他有關科學部門的聯(lián)系和區(qū)別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