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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清時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fā)展，農業(yè)商品化程度日益增強，促進了土地市場的發(fā)育：地權轉移的高頻率與零細化，使得土地買賣愈加頻繁。因此，土地市場的發(fā)育呈現(xiàn)出以下特征：一是地權市場范圍繼續(xù)擴大；二是地權與資本的相互轉化；三是土地經營權的市場化。結果是土地市場化趨勢得以加快。

[關鍵詞]明清時期；土地市場；土地經營權；土地市場化

唐均田制遭到破壞以后，由于封建國家對土地買賣限制與干預的廢除，較為完全自由的土地私有制得以確立。正惟如此，唐中期至明中葉這一時期土地市場發(fā)展較為迅猛，土地買賣范圍與規(guī)模不斷擴大，土地買賣形式亦始見多樣化發(fā)展之勢，土地市場邁人了形成發(fā)展的階段。明清時期，隨著社會經濟的發(fā)展，地權市場范圍進一步擴大，除此之處，土地市場的發(fā)育還出現(xiàn)了新的跡象：一是地權與資本的相互轉化。資本流向土地，在明清之前，史不絕書。但是，通過出賣土地，獲得資本后用于商業(yè)經營，至明清時才見于史端；二是土地經營權進入市場。明代以來，定額租制得以長足發(fā)展，至清代前期，已在全國范圍內占居主導地位，地主的土地所有權與經營權逐漸分離，土地經營權呈市場化發(fā)展趨勢。正因如此形成大規(guī)模的土地交易，土地市場化趨勢日益加快。

一、土地市場化趨勢加快的主要表現(xiàn)

(一)地權市場范圍的繼續(xù)擴大

宋以降，封建國家“不立田制，不抑兼并”，私有土地的買賣日益廣泛和頻繁，國有土地如官田、學田亦漸次卷入交易。明清以

來，明代的官莊、屯田，清代的旗地，都突破了買賣禁令，或典或賣，以各種名目進入地權市場。宋代開始出現(xiàn)的族田，明清時期也卷入買賣之中。

明人國有土地有官莊、屯田、沒官田、無主荒地等，法律上禁止買賣，但明中葉以后逐漸向私有和民田轉化，并進入土地市場。官田多招人承佃，承佃既久，遂“各自以為已業(yè)，實與民田無異”。⑴雖然官田禁止買賣，但在佃權的轉讓過程中，形式上的承佃契約變成買賣契約，實際上也就實現(xiàn)了地權的轉移，所謂“其更田實同鬻田，系契券則書承而已?！雹仆吞镉壬酰魅笋R文升說：“屯地多為勢家侵占，或被軍士盜賣?！雹菨M清莊田旗地，本來是嚴禁買賣的，后來也卷入了土地市場之中。針對旗地典賣的現(xiàn)象，康熙時曾規(guī)定：“官兵地畝，不準越旗交易；兵丁本身種地，不許全賣”。⑷實際上默認了旗地在旗內的交易，缺口一開，旗地交易勢頭日漸難遏，至乾隆間不得不繼續(xù)放寬，“準其不計旗分，能融買賣”。⑸由于旗人家庭人口繁衍及其腐化驕奢，不事生產，開始多以保留地權，出典旗地的方式進入市場。盡管清王朝多次大規(guī)模為旗人贖回典田，但旗地之卷入土地市場，并由典而賣的趨勢是難以阻遏的。乾隆四年，民典旗地就達數(shù)百萬畝，典地民人至數(shù)十萬戶。乾隆十年，民典旗地就達數(shù)百萬畝，典地民人至數(shù)十戶。乾隆十年，舒泰反映“旗地之典賣者已十之五六”。⑹早在雍正年間，皇帝就指出，旗地買賣“相沿以久”。至道咸年間，“大抵二百年來此十五萬余頃地，除王莊田而外，沿未典賣與民者，蓋亦鮮矣?！雹?/p>

迅速增加的族田也成為土地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族田的形式起源于北宋范仲淹設立的蘇州范氏義莊，此后向全國各地推廣，至清代時進人高峰。清代族田的迅速增多，主要是通過多種形式從土地市場產生的。⑻宗族通過多種途徑典買田地，不遺余力，不得典賣族內成員田房的規(guī)定，也被突破。宗族尤強調絕買地權常有專人負責，力求手續(xù)齊全。族田的出賣相對較少，朱熹《家禮》族田“不得典賣”的原則，為各地族訓所恪守不渝。廣東南海黃氏族田，自宋朝以來，皆為宗族永遠世守管業(yè)，“不得賣與外人，亦不得招引外人居住。歷來無異，例禁甚嚴，如敢違，即將此人永遠出族”。⑼盡管如此，族田進入市場之勢不可遏止，據(jù)考察，在清代廣東土地買賣中，宗族是最大的買家，又是最大的賣家，而且往往是在宗族之間進行的。多因“闔族急用”，經全族人商議而出售。⑽

非族田土地交易亦受到宗族的干預，不過這種束縛漸趨松弛。地權交易的親鄰優(yōu)先權，是地權市場的特殊傳統(tǒng)習俗，唐宋官府法律與家訓中就有明確規(guī)定，明清地權市場仍受到宗法血緣關系的深刻影響和嚴重約束。宗族勢力對地權市場的正常運轉存在很強的干擾，這種非正常干擾受到交易者的抵制，官府也力圖排除。隨著明清土地市場的發(fā)育，這一傳統(tǒng)習俗走向式微，至清代開始提出廢除“優(yōu)先購買權”。雍正三年河南巡撫田文鏡針對“豫省有先盡業(yè)主鄰親之說，他姓概不敢買，任其乘機揩勒，以至窮民不得不減價相

就”，規(guī)定：“田園房產，為小民性命之依，敬非萬不得已，豈肯輕棄。既有急需，應聽其覓主典賣，以濟燃眉。”不論何人許買，有出價者即系售主。如地主之鄰，親告爭，按律治罪。雍正八年清廷規(guī)定，已經成交的田地買賣，若有人“執(zhí)產動歸原先盡親鄰之說，借端掯勒，希圖短價者，俱照不應重律治罪?！雹?/p>

楊國楨在(閩北土地文書選編)所收77件文書中有14件載明已先盡親房伯叔等無力承買外，絕大部分文書聲稱：“共田系是自置物業(yè)”，或“其田系承父遺授物業(yè)”，或“其田系是分定之業(yè)”，因而“與親房伯叔等各無干涉”。⑿這無異于宣告。我的田地屬于自己，有自由買賣支配的權力，宗族不要橫加干涉。宗族勢力較強的福建尚且如此，其它地區(qū)更甚，田地買賣，都不顧這種優(yōu)先權，而以買價為最高原則，誰出價最高，誰就能購得土地，無論是親族還是外人。因此，有的宗譜諄諄告誡族人，田宅“族人互相典買，其價比外姓稍厚，不得用強輕奪。違者具告宗子，合眾處分。”⒀宗族優(yōu)先權的削弱，一方面說明干擾地權市場發(fā)育的非經濟因素減輕，另一方面，地權交易向宗族外發(fā)展，說明地權交易的覆蓋面在擴大。綜上所述，明清以來，隨著國有土地與族田大量涌人土地市場，以及土地買賣中宗法關系的日益削弱，地權市場范圍隨之亦日趨擴大。

(二)地權與資本的相互轉化

通常所見，都是資本投入到土地的單向流動，逆向運動者絕少，歷代皆然，宋至明清仍未脫其窠臼。所謂“富商巨賈，挾其重資，多買田地，或數(shù)十頃，或數(shù)百頃”。⒁事例不勝枚舉，正如陶熙《租核·推原》所說：“上至紳富，下至委巷工賈胥吏之儔，贏十百金，莫不志在良田?！?/p>

明清時期出現(xiàn)了前代少有的現(xiàn)象，即客籍商人在外地大量購買土地?？缡‰H異地購買田產，在宋代僅見于大官僚，他們因履職客寓異地而購買田產。明清商人則紛紛在客居地置產，這是商業(yè)資本發(fā)展的必然結果。清政府曾查禁“越境買產圖利占據(jù)者”，尤其是在商販聚集、鹽賈富戶頗多的揚州、漢口、徽州等地，但令行不止?；丈淘诩亦l(xiāng)置地數(shù)量有限，而在外鄉(xiāng)置地則不少。晉商在外地置地也越來越多，乾隆五十年，河南連年饑饉，有田地之家紛紛變賣糊口。有的甚至把即將成熟的麥地賤價出售，以渡過青黃不接的難關。山西等處商人“聞風赴豫，舉放利債”，大肆收購土地。⒂災荒最嚴重的河南鄭縣，兩年后，土著“在籍置產者，尚不及十之一二，西商射利居奇者，已不啻十之八九”。⒃嘉慶間，直隸災荒頻仍，地價狂跌，“本處富戶及外來商賈，多利其價賤，廣為收買”。⒄陜南山區(qū)，流民墾荒進入一定時期后，繼續(xù)涌至的客民，“有資本者買地典地，廣辟山場；無資本者佃地租地，耕作謀生?！雹衷S多商人進而定居于客籍地。

更為重要的是，相反的情形也出現(xiàn)，即出賣田地直接或間接地用于商業(yè)經營。地主、商人、官僚三位一體，這在宋以前就是普遍的現(xiàn)象，但出賣田產轉化為商業(yè)資本，則直到明清才見諸史端。今存明清時期的徽州契約，此類事例就不少。劉紹泉匯集了明代天順至嘉靖年間徽州因經商出賣田地的9份契約，⒆內有幾份是因為家庭主要勞動力外出經商，妻小在家無以度日而出賣田地者。也就是說，其中有的是因商業(yè)資本周轉無著，無法寄錢回來贍家，出賣田地實際上是間接用之于商業(yè)，例如成化十五年程道容賣出1．5畝地計6兩銀，原因是“父程社和借銀買賣無還”。另有幾份契約則明確記載，出賣田地是因為“買賣無本，或買賣少本”，或“各商在外，無措”等，這顯然就是將田地財產轉化為商業(yè)資本。章有義所輯清代事例也是如此。⒇如乾隆七年休寧人胡景文，道光六年黟縣胡氏出買田產，都是由于“店業(yè)虧空”、“客帳未清”

而將祖產變賣，償還商業(yè)經營所欠債務?？滴醵晷輰幒手畬⒆约河H手所置田業(yè)出賣與堂弟名下為業(yè)，也是“因開店缺少財本”。道光九年黟縣所有析產鬮書，語稱“已棄己產而充店本”。

全國各地都可見此類事例，社會上有一種人，“典賣現(xiàn)在之產，稀圖未然之益，合什伯小分為一大股”[21]這種典賣地產投資工商業(yè)，雖然被人輕蔑地稱之為無賴之徒，但他們破釜沉舟，敢于走出農耕，勇冒風險去追求商業(yè)利潤的行為，也是難能可貴的。盡管蕩家破產者是其中多數(shù)人難以避免的命運。據(jù)明人張英《恒產瑣言》觀察：“嘗見人家子弟，厭田產之生息微而緩，羨貿易之生息速而繞，至鬻產以從事，斷未有不全年盡沒者。余身試如此，見人家如此，千百不爽一?！睆堄⒋搜悦黠@有所夸大。既然有人出賣田地換取資金投資于工商業(yè)，正說明社會經濟中出現(xiàn)了社會資金從土地轉向商業(yè)的客觀需要與可能。雖然殘酷的商業(yè)競爭使許多人的夢想破滅，但商業(yè)利潤以其不同于土地收益的一些特征，的確使人暴富起來。如山東濮州人劉滋世賣田20余畝還債，以所余10兩白銀經商，結果起家致富，20年后，“田連阡陌，家累數(shù)萬金?！盵22]總之，明至清前期，土地市場出現(xiàn)了地權與資本的相互轉化，特別是地權向資本的轉化，這一新情形構成了土地市場發(fā)育到高級階段一個重要的特征。

(三)土地經營權的市場化

中國封建租佃關系的發(fā)展，宋元時期以分成制為主，明清時期則普行定額租制，到清代前期其已在全國范圍內占居主導地位。在定額租制下，地主的土地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隨著社會經濟的發(fā)展，土地經營權趨于商品化，其主要具體化為以下兩種形式進入土地市場。

第一，土地經營權以押租形式進入市場。所謂押租制，就是一種佃農交納押金才能佃種地主土地的制度，也就是地主以收取押金轉讓土地經營權的制度。它標志著土地經營權的商品化、貨幣化。明代在個別地區(qū)開始出現(xiàn)了押租制，清以降，押租制在四川、湖南、江西等地獲得一定發(fā)展，其他各省亦有出現(xiàn)。江西押租俗稱“批禮銀”，有十年一換租約，重批禮銀的習俗。福建稱“糞土銀”，廣東一些地區(qū)謂之“糞質銀”，鎮(zhèn)平縣自乾嘉以來，“佃戶憑耕，立承耕字，以銀為質，如有欠租即另招別佃，將此銀抵扣所欠之租，名曰糞質銀，亦曰糞尾銀”。[23]在押租制下，經營權獨立性增強，從而可以單獨買賣。湖南有人說，“楚南俗例，凡招佃耕種，必須進莊銀兩，少則十余金，多則四五十金，雖宗族戚友未有佃銀而能承耕者”。[24]正如江西民諺所說，“佃戶之出銀買耕，猶夫田主之出銀買田”。[25]浙江臨海縣，租田時將佃價交于田主。佃戶缺乏銀錢時，可把佃田出讓他人承佃，不拘年月，原佃者可以贖回佃權。同時，如果田主將田地出賣與人，原佃戶耕種還租仍舊，這叫做“賣田不賣佃”。[26]

祭田一類的土地，自宋代以來，或由政府規(guī)定，或由宗族規(guī)定，一般是“永禁買賣”。到了清代押租制流行后，這類不能買賣的土地，其經營權也以收取押租形式進入市場。乾隆間，浙江常山縣江姓祀田是佃農“須先拿出頂錢有祠，方許佃種”。有些地方祭田是由族人輪流值年耕作。輪值的人也可將田地經營權出佃，收取押租。乾隆間，江西上繞縣王姓祀田即由輪值人出佃，“收取脫肩錢”。有的祭田甚至是可由佃戶自由頂批，乾隆間，廣東潮陽縣林姓族內祭田三易佃戶均系自行轉抵，“并未經由田主批佃”。

第二，田面(皮)權進入土地市場。清代時，永佃制已流行于江南等地。所謂永佃權，實際就是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徹底分離并彼此完全獨立。在這種租佃制度下，地主的土地所有僅發(fā)生分解，分割為田底(骨)和田面

(皮)。佃農購買所得經營權與田主保留的所有權，各地有專門的對應語，如：田底一田面；田骨一田皮、根田一面田；大苗一小苗；大租一小租；無論何種稱謂，其內含均大同小異，都是說，經營權的進一步發(fā)展，分解為占有權與使用權，并各自以獨立的姿態(tài)進入市場。

由于佃農投入工本墾辟、改良土地、或出資購買，地主遂用田面(皮)權形式，將土地的經營權和部分土地所有權授予或轉讓與佃農。佃農完全取得對土地經營權的獨立支配，而且田主對土地經營沒有干涉與支配權力，土地所有者出賣土地時，亦無權出賣經營權。而佃農對于經營權的獨立支配，表現(xiàn)于可以單獨出賣經營權，也可以將經營權出租，并獲取收益。在江西寧都，“佃農承憑主田，不自耕，借與他人耕種者，謂之借耕。借耕之人，既交田主骨租，又交佃人皮租?！比?0畝之田，獲谷200石，以50石為骨租，以70石為皮租，借耕之人自得80石。[27]福建汀州一帶，“田主收租而納糧者，謂之田骨，田主之外又有收租而無納糧者，謂之田皮。是以民、官田畝，類皆一田二主。如系近水腴田，則皮田價反貴于田骨，爭相讓渡佃種，可享無賦之租”。[28]由于存在高額的級差地租，田面的價格往往高于田底的讓渡價格。[29]江西建昌府，乾隆時，“男皆主佃兩業(yè)，佃人轉賣承耕，田主無能過問”。永佃田，“此主只管收佃，憑耕轉項，權由佃忘戶，地主不得過問”。[30]同省寧都縣，乾隆《寧都仁義鄉(xiāng)橫塘塍茶亭內碑記》載：“佃戶之出銀買耕，猶夫田主之出銀買田，上流下接，不便禁革?！痹谔K州，陶熙：《租核．重租論》說：“俗有田底、田面之稱。田面者，佃家之所有，田主只有田底而已，蓋與佃農各有其豐。故田主雖易，而佃農不易；佃農或易，而田主已不與”。福建省建陽縣，陳盛韶《問俗錄》謂：“有一田而賣與兩戶，一田骨、一田皮者；有骨、皮俱賣者，田皮買賣并不與問骨主。骨系管業(yè)，皮亦系管業(yè)；骨有祖遺，皮亦有祖遺?！鄙踔磷逄镙喼禉嘁部梢越灰?。族田所有權歸宗族，而宗族成員擁有輪值年的經營權。也就是，在輪值年份里，成員擁有族田經營權及其收益。此時，有的成員將自己的輪值年經營權抵財富。輪值年一過，則無權經營，也無權抵押。[31]這種輪值年經營權出當?shù)男纬?，成為地權市場組成部分?？傊恋禺a權進入市場，土地經營權一經商品化，必然會使土地市場的土地交易量成倍的增長，正惟如此，其構成了土地市場發(fā)育到高級階段的又一重要特征。

二、土地市場化趨勢加快的因由

(一)商品經濟的發(fā)展與農業(yè)商品化程度的提高

明清時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fā)展，農業(yè)生產部門中商業(yè)性農業(yè)得以長足發(fā)展，即農業(yè)商品化程度呈增強之勢。

當時幾乎全國各地都種植棉花，而江蘇、浙江、河北、河南、湖北、山東等地，都因有大量外輸而成為著名的產棉區(qū)。甚至連農業(yè)發(fā)展較遲的奉天，也已變成棉花的外輸?shù)貐^(qū)了。棉花種植面積的擴大，棉花生產的增長，造成棉花市場的活躍。河北保定一帶當棉花“秋獲，場圃畢登，野則京坻盈望，戶則葦箔分羅，擘孥如云，堆光若雪”。[32]‘每當新棉人市，遠商翁集，肩摩踵錯。居積者列市以斂之，懋遷者車以赴之，村落趁墟之人，莫不負孥紛如”，[33]勾畫出鄉(xiāng)村棉花市場活躍的情況。除此季節(jié)性的鄉(xiāng)村市場外，上海等地不僅出現(xiàn)了經常性的“花行”、“花市”，還出現(xiàn)了專門的廣東、福建商人收買“花市”的“洋行”。[34]

煙的吸食和種植的傳人，是明中葉以后的事，明末清初種植和吸食才日益普遍。煙草的種植在許多地區(qū)的農業(yè)經濟中占著巨大的比重。煙葉的吸食與種植最早的福建，清初即已是“煙草之植，耗地十之六七”。[35]陜南漢中、城固一帶，“沃土腴田，盡植煙苗，盛

夏曰霽，彌望綠野，皆此物也”[36]另外以煙著名的地方如山東、兗州、湖南衡陽等地，都有同樣的情況。濟寧六家煙場的煙葉貿易，每年買賣至“白金二百萬兩”。[37]漢中也為此而“歲靡數(shù)千萬金”。[38]這均可見種植數(shù)量的巨大。

茶葉不僅為我國廣大人民長期以來的重要飲料之一，而且也是一種主要的輸出品。尤其是十八世紀茶葉外輸數(shù)量的迅速增加，更刺激了茶的種植推廣。茶的產地遍及秦嶺淮水以南，尤以皖、浙、閩、湘產量最多，種植最盛。人民多以茶為生。如安徽霍山“近縣百里皆種花，民惟賴茶以生”。福建武夷山下居民“數(shù)百家，皆以種茶為業(yè)，歲產數(shù)十萬斤”；浙江于潛則“鄉(xiāng)人大半賴以(茶)以資生”；“湖南攸縣人以茶花為業(yè)”；巴陵亦有經營茶園以謀利者。

在自然經濟占統(tǒng)治地位的封建社會中，在地主和富商集中的政治和商業(yè)城市附近，就已出現(xiàn)了專門城市人口服務的蔬菜種植業(yè)，果樹栽培業(yè)和花卉栽培業(yè)的經營。隨著手工業(yè)和商業(yè)的發(fā)展，城市人口的日益增多，這種經營也日益發(fā)展和專業(yè)化。這些生產事業(yè)的經營者，有的隨城市季節(jié)消費的不同，而有規(guī)律地變更自己的營業(yè)。如蘇州，“虎邱人……三四月早賣時新，率五日而更一品，后時者價二三倍。五月五日賣花勝，二伏賣冰，七夕賣巧果。皆按節(jié)而出，喧于城市。大抵吳人東利好便，多無宿藏，悉資于市也”。[39]有的形成為主要供給某城市的郊區(qū)菜園、果園和花園，有的則成為以較廣大區(qū)域或以全國為市場的專業(yè)性的蔬菜、花卉和果樹種植業(yè)?？傊洕魑锏姆N植，標志著種植業(yè)內涵已發(fā)生變化。棉農、煙農、茶農、菜農和果農等專門名稱的出現(xiàn)，表明已出現(xiàn)了獲利率較高的農業(yè)專門化商品性生產領域。

在自然經濟條件下，土地作為生產糧食的基地，土地周轉、買賣的頻率相對較低，隨著商品經濟的發(fā)展，農業(yè)商品化程度的增強，土地日益成為人們追逐求利的對象，因而土地的周轉和土地買賣亦日益加快。在自然經濟處于主導地位之下，農桑、衣食的簡單再生產對土地的要求較為單一，土地價格的決定因素主要是土壤的自然豐度；相反地，在農業(yè)商品化生產條件下，除了考慮土壤的自然豐度外，方位、交通、農產品價格成為決定地價的重要因素。如附郭之田受到重視；煙田一畝產值“敵田十畝”；棉田產值“五谷不及其半”；種蘭制靛“利倍于種谷”等。在許多地區(qū)農戶種植經濟作物還有揚長避短，充分發(fā)揮本地自然條件的優(yōu)勢。農、林、牧、副、漁各業(yè)不同的生產環(huán)境、條件要求，把更多的、各有其適應性的土地帶人土地市場，肥磽與否已不成為決定性因素。[40]正惟如此，農產品商品化程度的增強，促進了土地市場的發(fā)育，加速了土地市場化發(fā)展趨勢。

(二)地權轉移的高頻率與零細化

地權轉讓的主體，就社會經濟單元而言，不外乎個體小農家庭，以及包括商人在內的地主大戶，他們的經濟特征與土地買賣行為，決定了地權交易的主旋律和土地市場發(fā)育的狀況。

宋代以來，個體小農家庭經營漸趨成熟，小農對小塊土地的獨立經營與占有能力增強。兩宋主戶在總戶數(shù)中的比例呈上升趨勢，在主戶中占絕大數(shù)的小農家庭數(shù)量增加，無地而佃耕的客戶中，也有少數(shù)能夠通過購買土地上升為主戶。明清時期小農對自有土地仍多能世世相守。如乾隆年間，安徽霍山縣，“中人以下威自食其力，薄田數(shù)十畝，往往子孫世守之，佃田耕種者僅二三?！标兾魅h的農家，對不足十畝的田地，“世世守之，可資俯仰”。[41]

應該強調的是，小農對小塊土地的占有，正是在地權不斷典當、買賣之中實現(xiàn)的。宋代以來，小農家庭經營與市場已形成密切的

內在關聯(lián)，這種特征使其田地不能不經常出入市場。農民出賣田地，并不是像他出售剩余糧食一樣作為商品來出售，而是在其農業(yè)再生產或人口再生產出現(xiàn)中斷與危機時，只有通過出賣田地換取其他需求的滿足，或者說，通過地權的轉讓來換取購買能力，才能恢復和延續(xù)其再生產。宋人袁采在《袁氏世范)揭示道：“蓋人之賣產，或以闕食，或以負債，或以疾病，死亡，婚嫁，爭訟?！彼抉R光也說：“民間典賣莊土，多是出于婚姻喪葬之急”。[42]清同治《新寧縣志》載：“民間不尚積蓄，秋成后，計食若干石，余皆陸續(xù)糶去。次年將及收，則舊谷顆粒不存，名曰掃以待新。所得俗價即以市田。富室亦然，鮮有蓋藏”。地主將自己的積蓄寓于田地之中，而農民也將自己的小塊田地作為自己潛在的積蓄形態(tài)，當再生產出現(xiàn)危機或生活無著時，就只好變賣田地以資補救。章有義統(tǒng)計明清徽州休寧朱姓置產薄中74宗土地買賣原因中，為了維持平時情況下必要生活消費需要，正常的收入來源無以為繼，只能出賣土地來補償，即所謂“缺用”、“正用”、“需用”者，其中家有意外變故或遇婚嫁慶典，“費用無措”，因“急用”而賣田者，共占總數(shù)的78％；應付賦之征，國課無措，“錢糧緊急，無處措辦”者，占總數(shù)的12％。[43]

地主所有的土地，則在諸子均分與土地買賣之下，由集中而分割，地權集中的勢頭受到遏制，地權的分散與轉移因此而加強。地主大家庭特別忌諱田產分割，袁采在《袁氏世范》告誡子孫說：“若均給田產，彼此為己分所有，必邀求尊長，立契典賣。典賣既盡，窺覷他房，從中婪取，必至興訟。使賢子賢孫，被其擾害，同于破蕩，以至敗家?！钡訉O分家自立，對于多數(shù)大家庭而言難以避免，從而田地分割也在必然之中。清人李調元《賣田說》述四川一個地主家庭諸子均分的情形：某家曾有田地不下千畝，生子五人，均分后每人各有田二百畝，田之所人，不敵所出，于是出賣田地，佃耕為生。闞昌言《崇儉記》也說：“不少家庭，因為祖宗勤儉積累，遺有產業(yè)，但傳至子孫，常轉瞬立盡”?？梢?，地主階級固然是土地兼并者，但同是又是土地的出賣者。所謂“有田者或自有而之無，無田者或自無而之有”。[44]

小農家庭地主家庭紛紛卷入田地買賣，說明地權市場廣泛而普通，他們作為市場主體的行為特征，造成了地權交易的零細化。明代安徽休西胡玄應家的地契抄件載明，從隆慶元年到崇禎十年(公元1567—1637年)70年間，胡家共買進土地110筆，其中絕大多數(shù)是幾分地以至幾厘地，1畝以上的只有9筆，最大的l筆不過11．9畝，這110筆合計納稅畝數(shù)僅有44．875畝，平均每次交易O．4畝，[45]足見交易是零星進行的。清代章邱縣太和堂李家，從乾隆二十六年到咸豐十年整100間共買進土地57筆，計260．38畝，平均每筆4．5畝，最大的1筆不過11．6畝。[46]族田也是如此，據(jù)《肖山朱家壇朱氏宗譜》的記載，蕭山米氏自乾隆五十九年至咸豐九年增置的32處田地，每次增置絕大部分都是幾分或一兩畝地，最少的僅半分，最多的只有3．8畝?！毒毼鼽S氏宗譜》卷13記載，江蘇黃氏宗族在喜定、寶山、昆山擁有616畝多處田地，各縣80％一90％以上都是三四畝以下的小塊的田地，族田的零星分布，表明是通過零碎購買而得。大面積的地權轉讓也不時可見，一次交易就達幾十畝、幾百畝乃至成千上萬畝，大筆土地的購買者主要是一些權勢豪門，往往是運用經濟外強制干擾田地市場的正常運轉才達致交易的。[47]就土地市場整體情形而言，多零細化實際上又是地權交易頻繁的表現(xiàn)形式。地權高頻率轉換，在社會階層的不斷分化、流動與更替中得到充分的體現(xiàn)。宋人《袁氏世范》所謂：“貧富無定勢，田宅無定主，有錢則買，無錢則賣?！鼻迦怂^“人之

貧富不定，則田之去來無常?！盵48]宋人謝逸所見四十年間的變化：“鄉(xiāng)間之間，曩之富者貧，今之富者，曩之貧者也。”[49]袁采在《袁氏世范》中也表達了相同的感受：“今不須廣論久遠，只以鄉(xiāng)曲十年前二十年前比論目前，其成敗興衰何嘗有定勢?”小農決不只是被兼并的對象，他們有可能通過艱難積蓄購買田產上升為富農地主。甚至出現(xiàn)“再傳而后，主佃易勢”的轉化。宋代地權轉移的速度，辛稼軒詞《最高樓》謂之“千年田換八百主”。明清時期地權轉移的速度有增無減。以最突出的江南地區(qū)為例，蘇州俗有“百年田地轉三家”之諺，到清嘉道之際，更出現(xiàn)地權“十年之間，已易數(shù)主的情形。”[50]

地權轉移的高頻率，意味著農業(yè)的自然經濟色彩的漸褪，商品經濟色彩的漸濃；土地買賣愈頻繁，土地畸零現(xiàn)象就愈突出。相反地，在自然經濟條件下，土地占有在空間上就易于連片。地權轉移的零細化，是經濟規(guī)律作用于地權市場的表現(xiàn)，特權、法權等非經濟因素在地權轉移過程中的干涉，強制作用逐漸降低，土地市場發(fā)育日臻成熟，故此，我們認為，地權轉移的高頻率與零細化為土地市場化趨勢加快的又一重要原因。注釋：

[1]顧起元：《客座贅語》卷2。

[2]萬歷《應天府志》卷19。

[3]《明孝宗實錄》卷75，弘治六年五月。

[4]《八旗通地初集》卷18。

[5]光緒《大清會典事例》卷1118。

[6]舒泰：《復原產籌新墾疏》，載《清朝經世文編》卷35

[7]光緒《畿輔通志》卷95。

[8]張研：《清代族田與基層社會結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

[9]光緒《南海學正黃氏家譜》卷11，引乾隆十一年《禁約碑》。

[10]趙令揚、譚棣華：《清代珠江三角洲商品經濟的發(fā)展與土地問題》，載葉顯思主編《清代區(qū)域社會經濟研究》，中華書向，1992年版。

[11]光緒《大清會典事例》卷755。

[12]《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2年第1、2期。

[13]《桐城趙氏宗譜》光緒九年四修書，卷著，家約。

[14]《清代戶部檔鈔》，乾隆五年四月胡定奏疏。

[15]《清高宗實錄》卷1255。

L16]孫王行：《歸田稿文》卷6。

[17]《清仁宗實錄》卷310。

[18]道光《寧陜廳志》卷1。

[19]劉紹泉：《試論明代徽州土了買賣的發(fā)展趨勢》，載《中國經濟史研究》，1990，4期。

[20]章有義：《明清徽州土地關系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27、28頁。

[21]《清高宗實錄》卷213。

[22]康熙《濮州志》卷4。

[23]黃釗《石窟一征》卷5。

[24]《湖南省例成案》刑律卷9。

[25]《民商事習慣調查報告錄．寧都仁義鄉(xiāng)橫塘塍茶亭內碑記》。

[26]《清代地租剝削形態(tài)》下冊，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485頁。

[27]道光《寧都直隸州志》卷11。

[28]《福建省例》卷15。

[29]方行：《清代前期封建地租率》，載《中國經濟史研究》，1992，2期。

[30]陳道：《江西新城田租稅》，載《切問齋文鈔》卷15。又載《皇朝經世文編》卷32。

[31]彭文字：《清代福建田產典當研究》，載《中國經濟史研究》，1992，3期。

[32]《棉花圖》《揀曬》。

[33]《棉花圖》《收販》。

[34]《褚花木棉譜》。

[35]《皇朝經世文編補》卷36《郭起無論閩省務本節(jié)用疏》。

[36]岳震川：《賜葛堂文集》卷4《安康府食貸志論三》。

[37]《安吳四種》卷6。

[38]岳震川：《賜葛堂文集》卷4《安康府食貸志論三》。

[39]道光《蘇州府志》卷2《風俗》。

[40]樊志民：《中國古代土地制度與農業(yè)發(fā)展研究》。

[41]光緒《霍山縣志》卷2；乾隆《三原縣志》卷8。

[42]《宋會要·食貨)。

[43]章有義：《明清徽州土地關系研究》。

[44]康熙《孝感縣志》卷12。

[45]許滌新、吳承明主編：《中國資本主義發(fā)展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5頁。

[46]景蘇、羅侖：《清代山東經營地主的社會性質》，1959年版，第51～52頁。

[47]李文治：《清代鴉片戰(zhàn)爭前的地租、商業(yè)資本、高利貸與農民生活》，載《經濟生活》，1956，1期。

[48]李光坡：《答曾邑候丁米均派書》，載《清朝經世文編》卷30。

[49]謝逸：《溪堂集》卷9《黃君墓志銘》。

[50]錢泳：《履園叢話》卷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