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講與辯論;辯論中的十大關系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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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對任何一個命題進行分析時，都會涉及到一些基本概念，如“人口控制必然導致人口的老齡化”這一辯題，就波及到“人口”、“人口控制”、“老齡化”、“必然”、”導致”這些概念。在通常的辯論準備中，人們總是通過查閱詞典的辦法試圖給這些概念下定義。這當然是必要的，然而這樣做也有它的負面效應，因為下定義的方法，即規(guī)范的方法，常常會出現(xiàn)漏洞，從而被對方抓住。如“老齡化”這一概念，先得分析什么是“老齡”，六十歲以上，還是七十歲以上，這是很模糊的問題；而“老齡化”到底是指人口總數中老年人占多少百分比才算得上呢？這又是一個新問題?？傊?，我們在平時的談話中提到各種概念時，它們的含義仿佛是很清楚的，但一對它作具體的分析，特別是下一個恰當的定義，就變得十分困難了。比如，當一個古希臘人把人定義為“沒有羽毛的兩足動物”時，另一個人很幽默地把一只拔去了毛的光雞扔在他的面前，問他這是不是人，他無言以對。
可見，在辯論中，熱衷于給一個個概念下明確的定義并不是明智的做法。在有的辯論隊中，第一辯手的任務就是給辯題中出現(xiàn)的所有的概念下精確的定義。這樣做看起來是理所當然的，要辯論總得先澄明概念的涵義，然而，規(guī)定同時也就是否定，規(guī)范概念的結果常常為對方提供了許多意想不到的炮彈。中國人有句古話叫“水清無魚”，把辯題和概念交待得太清楚了，就再也沒有回旋的余地了。其實，第一辯手的任務并不是把一切都和盤托出，他（她）的任務應是雙重的，即既要說出什么，又必須隱藏什么。在這種情況下，不對概念下定義，而是采用描述的方法就顯得很重要。所謂“描述”，也就是不進行概括和規(guī)范，不揭示概念之本質涵義，只是從現(xiàn)象上對概念進行描述，甚至是同義反復的描述。
比如“溫飽”這個概念，聽上去意思很明白，可下定義卻很困難。如果我把它定義為一種狀態(tài)，“在這種狀態(tài)下，社會的大部分人都無衣食之困”，對方馬上就可以追問我：“你的‘社會’概念的內涵是什么？它指一個團體、一個民族、還是一個國家？”也可以問我：“你的‘大部分人’的含義是什么？是人口的60％、70％還是80％？”對這些問題，假如我繼續(xù)回答，就會暴露出許多新問題，從而完全陷入被動應對的局面。只要我們不采取規(guī)范的方法，而用描述的方法取代之，上述局面也就不會產生了。什么是溫飽？我們的回答是：“溫飽就是飽食暖衣”。這個回答實際上是同義反復，沒有提供任何新的東西，但它給人的感覺是，我們已清楚地闡釋了這個概念，而對方又抓不住任何把柄實施攻擊。這樣，在以后的辯論過程中，當我們對“溫飽”這一概念作出新的補充和說明時，我們就顯得比較靈活、自由，不至于給對方抓住什么矛盾。
又如，“人性”這一概念人們已爭了數千年，各種觀點紛然雜陳，要對它下定義自然也是十分困難的。于是，我們采用了描述其特征的方法，我們在辯詞中指出：“人性是由人的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組成的；自然屬性是與生俱來的，社會屬性則是通過教化和社會化獲得的；人性本惡是指人的自然屬性具有無節(jié)制地擴展的傾向，而人的社會屬性或是對這種傾向推波助瀾，或是抑惡揚善，把人的自然屬性限制在合理的范圍內。”這種描述性的方法往往使對方處在一片霧靄之中，他們什么都聽到了，但什么都抓不住。
描述性的方法也和本世紀西方哲學家維特根斯坦所倡導的反本質主義思潮密切相關。維特根斯坦不主張運用概念去規(guī)范事物的本質，而是主張描述事物的具體特征，他認為事物之間只存在著“家族類似”，不存在所謂共同的本質。比如你問我：“什么是游戲？”我不會給你一個游戲的定義，我會告訴你乒乓、籃球、撲克是怎么玩的，因為這些都是游戲，我只是小心翼翼地描述它們，而盡量避免用抽象的論述進行概括。其實，這種反本質主義的思潮在孔子那里已見端倪?？鬃拥膶W生問“仁”，孔子并不千篇一律地答復他們，而是根據問的人的不同情況，作不同的回答。所有這些，對我們進行辯論都是有啟發(fā)的。由于盡量避免下定義，我們在辯論中始終比較主動，對方摸不到我們的實處。
當然，我們說，盡量避免用規(guī)范或下定義的方法，這并不等于說，我們在所有的情況下都拒絕下定義。在某些辯論中，個別必須明確地表達出來的概念仍然要求助于下定義的方法。比如，在辯論“人性”問題時，我們把“惡”定義為“人的本能和欲望的無節(jié)制的擴展”。如前所述，我們的目的是為了阻止對方把人的本能與惡簡單地等同起來。但這一定義確實像任何其他的定義一樣，包含著受攻擊的危險。要是對方抓住“無節(jié)制”這一概念做文章，我們是很難回答的。他們可以這樣向我們提問：“如果一個人的胃口是吃一個餅，但由于某種餅特別好吃，他吃了一個半，這是不是一種‘惡的行為’呢？”他們也可以問：“中國歷史上的許多農民起義目的是推翻暴政，遏制統(tǒng)治階級欲望的無節(jié)制地擴展，但為什么不少人反倒稱農民起義為‘惡’呢？”這些問題都是很棘手的。當然，在該下定義地方，不管會發(fā)生什么問題，我們還是要硬著頭皮下定義。同時，在下了定義之后，又要對可能遭受到的攻擊作充分的準備。這樣做才可能避免被動的地面。
總之，要準確地使用描述和定義的方法，兩者不可偏廢，但要盡量多用描述的方法，從而達到既講清某些問題，又隱蔽另一些問題的境界，使對方不能迅速地判斷并抓住我方觀點中根本性的東西。
收斂與發(fā)散的關系
在辯論中常常會發(fā)生兩種極端化的現(xiàn)象。一種現(xiàn)象是，拘泥于辯論內容本身，不越雷池一步，尤其當辯題比較枯燥乏味時，整個辯論過程就顯得毫無生氣。比如，“中國加入關貿總協(xié)定利多于弊”、“道德是法律的基礎”這樣的辯題，要是只限于專業(yè)知識進行辯論，那聽眾就會索然無味。另一種現(xiàn)象是，在辯論中雙方都開“無軌電車”，結果差之毫厘，謬以千里，愈辯愈跑題，愈辯愈離譜，評委和聽眾接受的只是一堆雜亂無章的文字。無疑地，這樣的辯論也是缺乏觀賞價值的。
要避免這兩種現(xiàn)象，除了在邏輯思維和形象思維的關系上做文章外，還要努力處理好收斂性思維方式和發(fā)散性思維方式的關系。所謂“收斂性思維方式”，也就是在整個辯論過程中必須始終扣住辯論的主題和基本問題，避免辯論滑入到細節(jié)問題或與主題無關的問題上去；所謂“發(fā)散性思維方式”就是在辯論中敢于把問題撒出去，離開枯燥晦澀的專業(yè)語言，擴散到日常生活、歷史事實、文學作品、典故軼事、奇趣異聞等上面去，從而大大地打開知識視界，給聽眾和評委以知識和美的享受。這兩種思維方式應該互補，如果堅執(zhí)于第一種，可能失之偏狹，缺乏情趣；如果堅執(zhí)于第二種，也可能失之寬泛，缺乏論證的嚴密性和嚴肅性。只有把這兩種思維方式有機地結合起來，才能使整個辯論過程既緊扣主題，又恣肆；既層次分明，又妙趣橫生；既如一篇立論嚴密、一氣呵成的論文，又如一首跌宕起伏、回腸蕩氣的史詩，令辯者意氣風發(fā)，令評委和聽眾留連忘返。
在訓練時，我們要求每個隊員在場上都應達到把這兩種思維方式辯證地結合起來的境界。我們安排了一些訓練，如要隊員在20分鐘時間內快速翻閱一本書，然后用簡煉的語言概括出這本書的主要內容，要緊扣書的主題來說，不允許說廢話；我們也要求隊員快速讀完一篇文章，立即對這篇文章的主題思想進行批駁，駁斥要有力，不允許停留在枝節(jié)問題上。這些訓練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隊員們的收斂式思維能力，他們善于迅速地把握并扣住主要問題進行辯論。另外，我們也安排了一些鍛煉隊員進行發(fā)散式思維的訓練。我們會出一些古怪的題目讓隊員們的想象力自由馳騁，如“克拉利佩奧的鼻子生得短一些，世界歷史會發(fā)生什么樣的變化？”“如果希特勒贏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目前國際政治格局會發(fā)生怎樣的變化？”“如果你見到外星人，你想告訴他什么？”“如果一個人在一小時后將會死去，你認為他將想什么？”“如果南極洲的冰山溶化了，地球將發(fā)生怎樣的變化？”等等。這些稀奇古怪而又妙趣橫生的問題，促使隊員們展開想象的翅膀，到處翱翔，從而豐富了自己的聯(lián)想和跳躍式思維的能力。這些訓練的結果是，隊員們在場上常能很好地把這兩種思維方式結合起來，并熟練地進行運用。
比如，在辯論“溫飽”問題時，我方四辯機智地注意到減肥小姐“溫而不飽”的特殊情況，從而提出了一個發(fā)散性的問題：“按照對方辯友的觀點，如果溫飽了才能談道德的話，那么減肥小姐的俱樂部豈不成了拳擊場了嗎？”因為小姐們既然未達到“溫飽”狀態(tài)。當然就可以不談道德了。這一問題提得既出人意料，又合乎情理，從而贏得了熱烈的掌聲。
又如，在辯論“艾滋病”問題時，對方提出了一個很刁鉆的問題：“如果醫(yī)學能治好艾滋病，難道它還是社會問題嗎？”我方二辯立即作了發(fā)散性的回答：“要是使用‘如果’的概念，我也能把巴黎裝進一個瓶子里去。如果人類不存在，那我們還有什么可能在這里討論艾滋病問題呢？”乍看起來，“把巴黎裝進瓶子里”與“艾滋病”問題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可在這里，這種發(fā)散式的回答卻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聽眾報之以熱烈的掌聲。另外，當對方強調艾滋病毒是在醫(yī)院里發(fā)現(xiàn)的，因而只能是醫(yī)學問題時，我方二辯又提出了一個發(fā)散性的問題：“按照對方辯友的觀點，如果在醫(yī)院里發(fā)現(xiàn)的東西都是醫(yī)學問題的話，那要是有人在醫(yī)院里撿到了一把鑰匙，這把鑰匙也成了醫(yī)學問題了？”從表面上看，“揀鑰匙”與“艾滋病”也是毫無關系的，可在這里卻達到了巧妙的結合，把辯論推向了新的高潮。還有，當對方辯手提出：“母嬰傳染是艾滋病傳播的渠道之一，請問，對剛生出來的嬰兒如何進行性教育？”這個問題也提得比較刁鉆，但我方三辯運用發(fā)散式思維從容應對：“對不懂事的嬰兒當然無法進行性教育，但對母親難道不能進行性教育嗎？”聽眾立即報以熱烈的掌聲，因為我方三辯把回答從“嬰兒”發(fā)散到“母親”的身上，自然使對方理屈詞窮，無言以對。
再如，在關于“人性”問題的辯論中，對方強調人人有善根，因而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但我方三辯立即提出了一個對方未曾想到的，也難以回答的問題：“如果人性本善，人們怎么可能拿起屠刀？”從“放下屠刀”發(fā)散到“拿起屠刀”，思維的跳躍是何等神速，在對方張口結舌之時，場上立即爆出了熱烈的掌聲和笑聲。
使每個隊員都兼具收斂式思維和發(fā)散式思維的方式是很重要的，但光停留在這一點上又是不能的，因為整個辯論過程瞬息萬變，萬一有隊員矢之偏頗，就會造成災難性的后果。也就是說，辯論隊作為一個整體，它在整個辯論過程中應當在收斂式思維和發(fā)散性思維中保持必要的張力。
于是，我們確定二辯手在整個辯論過程中起好“收斂”的作用。從“起、承、轉、合”的角度看，二辯手之“承”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因而由二辯手擔當“收斂”的角色是很合適的。當然，擔任這一角色的隊員最好比較沉著冷靜，不會聽憑自己的激情到處馳騁，而是善于把全隊的激情控制在確定的軌道上，從而起到辯論隊的“靈魂”的作用。他的使命主要有兩個：一是在對方一辯手，至多再加上二辯手陳述后，能迅速地把握住對方立論中的基本論點和問題，并為以后的辯手指明攻擊的方向。在平時的辯論中常常出現(xiàn)這樣的問題，由于二辯手抓不住對方立論的要害，只抓住一些雞毛蒜皮的問題，從而把整場辯論引向歧路。所以，這方面的收斂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它直接關系到辯論的成敗與否。二是在自由辯論中起好收斂的作用。一般說來，自由辯論表現(xiàn)為一個即興的、相當靈活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一個辯論隊如何保持一種“流動的整體意識”，始終緊緊地扣住主題進行辯論，這是一項高超的藝術，而在這一藝術中，起關鍵作用的正是那位擔當收斂角色的隊員。他的腦子中始終保持著一個清醒的念頭——”使辯論回到主題上去”，每當自由辯論像無根基的浮萍飄向枝節(jié)問題或跑題的時候，他就要站起來發(fā)言，把問題重新?lián)旎氐街黝}上來：
這里是羅陀斯，就在這里跳躍吧，
這里有玫瑰花，就在這里跳躍吧。
老實說，二辯手要起好收斂作用是很不容易的。有時對方一講話就暴露出許多問題，從而會產生一種力圖去駁斥這些問題的“誘惑”，二辯手應當絕對地戰(zhàn)勝這種誘惑，緊緊地抓住最根本的問題實施攻擊，從而使整場辯論納入到我方設定的軌道中去。
光確定“收斂者”是不夠的，我們還指定另一名隊員擔任“發(fā)散者”?！鞍l(fā)散者”的使命就是在他本人的陳述和自由辯論的過程中起到談笑風生、縱橫捭闔的作用。乍看上去，他的發(fā)言似乎常常游離于辯題之外，其實，是采用迂回的方法闡明本方的題旨和攻擊對方的立論?！鞍l(fā)散者”最好由處在“轉”的位置上的三辯手來擔當，擔當這一角色的隊員不僅要知識面寬，聯(lián)想能力豐富，而且要思想活躍，善發(fā)刁鉆之論。
如果具有這樣的特質，他在場上常常表現(xiàn)得十分活潑，揮灑自如，如入無人之境，從而在聽眾和評委中營造出一種新的氣氛，并給對方辯手施加心理上的壓力，使之措手不及，茫然不知如何應對?！鞍l(fā)散者”的作用是很重要的，因為他能拓展出一個新的知識空間，拓展出辯論賽的深度和廣度，然而，歸根到底，“發(fā)散者”應當服從“收斂者”，緊緊扣住主題來辯論，離開主題來發(fā)散，“流動的整體意識”就瓦解了，代之而起的已是五光十色的語言碎片，這乃是辯論之大忌。
正如在科學研究中一樣，在辯論中，保持收斂式思維和發(fā)散式思維之間的“必要的張力”也是至關重要的。
辯論運思與哲學運思的關系
眾所周知，辯論運思的根本特征是追求表達的嚴密性、一貫性和明晰性，辯論語言常要求能體現(xiàn)出巨大的邏輯力量，猶如章魚之足把對手、評委和聽眾緊緊地抓住，使他們乖乖地跟著辯手的思想走。而哲學運思則不同，特別當它達到思辨的境界時，它追求的是一種差異或對立的溝通和融合，常常會體現(xiàn)出辯論運思所達不到的思想高度，使評委和聽眾產生一種豁然開朗的感覺，即他們不僅在聽辯論，而且在思想上接受了某種新的感召。如果說，辯論運思旨在取勝，因而是一種求器的意識的話，那末哲學運思則旨在展示一種思想意境，因而是求道的意識。
當然，要是在辯論中只停留在抽象的、思辨的哲學運思中，這樣的辯論是很難吸引普通的聽眾的，然而，如果完全缺乏哲學運思，這樣的辯論也會顯得索然無味。哲學運思不僅能體現(xiàn)思想的深度，顯示思維的偉力，也能幫助辯論運思更透徹地分析并領會辯題。我們不妨把見之于辯論運思中的哲學運思稱作為“辯論中的辯證法”。這一辯證法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關系上。我們先來看辯論雙方的辯證關系：
1．正方與反方
人所共知，在每一場確定的辯論中，正方和反方都是確定的。一般說來，正方是在明處，辯題已經規(guī)定好了，其任務是對辯題本身進行論證，而反方的見解又不得而知，很難進行有針對性的準備。所以，正方一般說來比較被動。反之，反方在暗處，其立論不易為正方所把握①。比如“人性本善”
這一辯題，反方如果可以自由立論的話，至少有以下三條思路：第一，人性本惡；第二，人性有善有惡；第三，人性無善無惡。因而反方的立場是很難捉摸的，而正方立論在明處，反方可給他有力的進攻。所以，在辯論過程中，反方的主動性常常是比較強的。但反方也有弱點，由于受到進攻正方的“誘惑”，對自己的立論的嚴密性常常缺乏縝密的思考，一旦正方反守為攻，反方就不易防守。
在這種情況下，就需要用辯證的目光來看待正方和反方。如果抽到正方，較易產生防守心理，為了克服這種心理，可以把自己看作是“反方”，把對方看作是“正方”，這樣就能強化進攻心理，不滿足于單純的防守；反之，如果抽到反方，在進攻心理的支配下，較易忽略防守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可以設想自己是“正方”，對方是“反方”，于是，防守意識就增強了。
總之，從哲學上看，正方和反方的概念只具有相對的意義，不能把它們抽象化、孤立化，要善于把對方的心理優(yōu)勢集中起來，以便牢牢地把握辯論的主動權。
2．強隊與弱隊
①從本屆國際大專辯論賽開始，辯題反方也被明確規(guī)定，這樣一來，反方原來的優(yōu)勢不但被取消了，而且由于在自由辯論中正方先發(fā)言，而四辯總結又把正方放在最后，因而正方立場顯示出愈來愈多的優(yōu)勢。
一個辯論隊是強隊還是弱隊，是比較容易判別的，這從隊員的素質和他們在場上的表現(xiàn)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來。一般說來，碰到強隊，人們既會產生害怕心理，又會扎扎實實地去準備，務求在比賽中得到較好的成績；反之，如果碰到弱隊的話，人們常常掉以輕心，準備也不會很認真，因而常會發(fā)生“陰溝里翻船”的事件。所以，在辯論中碰到強隊未必是壞事，碰到弱隊則未必是好事，要辯證地看待這個問題。
在新加坡辯論中，當我們在初賽中遇到劍橋隊這一強勁的對手時，一方面，我們扎扎實實地做好準備工作，嚴陣以待；另一方面，我們又深入地分析了該隊的弱點，如年齡大，反應不快，學歷高，觀點不易統(tǒng)一等，使隊員們看到他們“強”中有“弱”，因而確立了必勝的信念。在半決賽中遭遇到的悉尼隊可以說是比較弱的，但只看到對方“弱”的一面，我方的斗志就會松懈下來，這是很危險的。于是，我們及時地給隊員分析了悉尼隊的優(yōu)點，如一、四辯手陳詞懇切，有很大感染力，辯題也有利于他們立論。這樣一分析，隊員們認識到，悉尼隊既是“弱隊”，又是“強隊”，決不可大意失荊州。
上述辯證的分析，使我們處在強隊面前“不餒”，處在弱隊面前“不驕”，從而在三場辯論中過關斬將，取得了優(yōu)異的成績。
3．辯護與反駁
在辯論雙方的關系中，辯護與反駁是一對基本的關系。我們在辯論中經常見到兩個極端：或是只講辯護，結果辯來辯去，戰(zhàn)場都在自己一方，對對方的立論根本不構成任何威脅；或是只講反駁，對對方提出的問題采取避而不答的態(tài)度，這也會給評委和聽眾留下這樣的印象，即反駁者從來不敢正面回答對方的問題，至少是心理上膽怯的表現(xiàn)。
顯然，這兩種極端都是于辯論不利的。正確的做法是把辯護和反駁有機地結合起來。在這兩者的關系中，辯護是基礎。當對方追問我們一些枝節(jié)問題時，我們固然可以避而不答，但當對方對我們的基本立論提出疑問時，采取“繞著走”的方式卻是很失策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必須簡明扼要地回答對方的問題，立即進行自我辯護。辯護之所以必要是為了澄明我方的基本立場。這樣的辯護正是反駁的必要的階梯，如果抽去必要的辯護，反駁就會顯得強詞奪理，蒼白無力。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辯護也就是反駁。當然，我方在作了必要的辯護后，對方如果繼續(xù)糾纏不清，或對方提出的問題，我方在前面的陳述中早已說得明明白白，那就沒有必要重復地進行辯護，而是要迅速地轉移到反駁的層面上，把矛頭指向對方的基本立論和要害問題。
反駁之所以重要，因為它是進攻性的，而進攻乃是辯論取勝之道。這就像踢足球一樣，光是防守的話，至多不過是對方進不了球，但球卻不可能滾進對方的球網中去，只有反駁和進攻，才有可能把“球”踢進對方的球網中去。在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反駁是最有效的辯護。然而，從辯論的全局來看，既應當有辯護，也應當有反駁，兩者的結合才能顯出理論上的從容、嚴密和大度，也能顯出作風上的沉著、儒雅和寬容。
在分析了辯論雙方和辯論方式上的辯證關系后，我們再來看看辯題分析中的辯證關系。
1．可能與現(xiàn)實
在辯論中，常常會涉及到一些可能性方面的辯題，如1990年南京大學和臺灣大學決賽的題目是：“和平共處是人類可能實現(xiàn)的理想”。這一辯題之要害是“可能”這一概念，南大是正方，臺大是反方。臺大舉了現(xiàn)實生活中許多關于戰(zhàn)爭、擴軍的例子來駁斥南大，其實，“現(xiàn)實”是無法駁倒“可能”的，因為可能的東西是尚不存在的東西，現(xiàn)實的東西是已經存在的東西，后者怎么能夠駁倒前者呢？比如，在飛機發(fā)明之前，人能飛到天上去僅僅只是一種可能。當時的歷史和現(xiàn)實都表明，人從未飛到天上去過。我們能用這樣的“現(xiàn)實”來否定飛機發(fā)明的可能性嗎？
這層邏輯關系對于臺大來說是致命的，可惜的是，南大未能及時抓住這層關系，等到后來意識到時，已經太晚了。這就告訴我們，在分析辯題時，一定要搞明白，辯題所要論證的是可能性問題，還是現(xiàn)實性問題。如要論證現(xiàn)實性，大談可能性就沒什么用，反之亦然。
2．偶然與必然
當我們面對著一個必然性的命題，如“教授‘下?！厝粚е陆虒W質量的下降”時，我們一定要認清“必然”這一概念的涵義。所謂“必然”，也就是無條件地是如此。也就是說，反方只要舉出一個特例，比如某某高校的某某教授“下?！焙蠓炊岣吡私虒W質量，就可把上述命題否定掉。正好像“一切天鵝都是白的”這一命題，我只要舉出世界上某處存在著哪怕一只黑天鵝，這一命題就被攻破了。
這就告訴我們，面對著“必然性”的辯題時，作為反方，只要抓住一個偶然的實例，就足以在邏輯上摧毀正方。當然，如果在辯論前抽到了正方怎么辦呢？這就需要為這一“必然性”的命題設置一些條件，從而弱化其在邏輯功能上的極端性，但這常常要借助于一定的詭辯手段才能做到；同時要大大強化正方立論在理論、事實層面上的說服力，以彌補這一邏輯上的弱點。
3．主流與支流
有許多辯論題目會涉及到主流和支流的關系問題，如“衛(wèi)星電視的發(fā)展利大于弊”（正方）和“衛(wèi)星電視的發(fā)展弊大于利”（反方）就是這樣的一個辯題。不論是哪一方，總要把自己為之辯護的方面作為主流，把另一方則視為支流。對這層邏輯關系，在整個辯論的過程中應當保持清醒的認識。
對這層關系，現(xiàn)實生活中有不少形象的例子可以加以說明。如在吃飯的整個過程中，”吃下去”是主流，“打噎”是偶爾發(fā)生的事情，是支流，我們當然不能“因噎廢食”；又如，生小孩，小孩的誕生是主流，生小孩中帶出一些臟東西則是支流，能因為這些東西的存在就拒絕生小孩嗎？再如，交通發(fā)展了，便利了大家，這是主流，每年發(fā)生的交通事故則是支流，能因為交通事故的存在就下令所有的車子都停開嗎？顯然不能。自覺地意識到主流和支流的關系，就能對這類辯題應付自如。
上面，我們簡略地分析了哲學運思在辯論中的作用。顯然，辯論運思還停留在形式邏輯的層面上，而哲學運思則超越形式邏輯，達到了辯證邏輯的高度，因而能探幽觸微，充分顯示出思想的穿透力。
上面談的十大關系是我們在辯論中必定會遇到的，但并不等于把辯論中所有的問題都言窮了。辯論是一個活生生的、永遠開放的過程，辯論的經驗也可以在實踐中不斷地創(chuàng)造出來。歌德說：“理論是灰色的，生活之樹是常青的?！蔽蚁?，辯論經驗和辯論實踐之間的關系也應該如此。也正如黑格爾在批判康德時說的，在岸上學游泳是學不會的，只有跳進水里，才有可能真正地學會游泳。因此，對有志于辯論事業(yè)的青年人，我們不妨提出如下的勸告：
大膽地走向辯論壇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