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史料文學研究論文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chuàng)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一、老舍在世界20世紀文學上的位置

老舍是魯迅之外在世界范圍內影響最大的現代中國作家，老舍作品所呈現出來的人道主義思想、民族國家關懷情結、人性假惡丑現象批判等，都很容易獲得國內外讀者的認可，這意味著老舍是一個具有世界意義的中國作家。為此，一些學者在研討會上就老舍的國際影響和文學地位進行了梳理與分析。王衛(wèi)平(遼寧師范大學)在題為《老舍在20世紀世界文學史上的位置》的發(fā)言中高度評價了老舍在20世紀世界文學史上的地位:老舍是20世紀中國僅次于魯迅的文學大師;從老舍在中國、在世界的傳播、接受、影響和高度評價來看，他可以被視為20世紀世界“百強”作家之一;老舍的創(chuàng)作成就具有世界性元素和世界意義，具有“偉大文學”的一些共性，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因素，在20世紀的世界文學史上是占有一席之地的。魏韶華(青島大學)在題為《老舍在法國的譯介與影響》的發(fā)言中認為，老舍是除魯迅之外在國外譯介作品最多的中國現代作家，國外產生過三次老舍作品的翻譯高潮，老舍作品也隨著這三次翻譯高潮傳入法國，法國讀者和文化研究者對老舍的理解和研究隨著老舍作品的不斷傳播逐漸加深，而老舍在法國的傳播和接受正是法國人民對老舍研究、探索的過程，這也證明老舍是一個隨時可以與世界文學和文化“對話”的作家。駱明(新加坡文藝協會)在題為《老舍〈小坡的生日〉中新加坡多元種族的圖景及其對海外華人問題的關切》的發(fā)言中認為:老舍作為新加坡196位南來作家之一，其小說《小坡的生日》體現了他對多元種族思想的認同和各種族和睦相處理想的渴望;小說中與熱帶有關的描寫是以新加坡社會為背景的;從文字的角度上看該小說是作者文字風格固定下來的一個轉折點;從對海外華人的觀點的角度來看，作者高揚了華人對南洋建設所做出的巨大貢獻;老舍的多元種族思想對新加坡思想文藝界乃至政界都有明顯的借鑒意義。陳軍、蔡丹丹(揚州大學)在題為《論〈茶館〉在國外演出的接受》的發(fā)言中梳理了《茶館》在西歐、日本、加拿大、美國演出時的盛況情景，他強調說:《茶館》廣受外國觀眾歡迎的表層原因是因為《茶館》本身具有超階級、超時代、超地域的人類性特征及豐富的“人學”價值，是因為外國觀眾把《茶館》當作認識中國歷史和社會的一面鏡子乃至一部教育型的喜劇和社會學的文獻，而深層原因是源于《茶館》的現代品格增加了外國觀眾的親切感和認同感，尤其是《茶館》展現出來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東方神韻深深吸引了外國觀眾;此外，《茶館》的接受及其產生的再接受給中外戲劇界的交流帶來了不少有益啟示，“《茶館》接受現象”值得學界深入研究。

二、老舍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影響

老舍是一個著名的中國現代作家，新時期以來他的文學地位在不斷上升，在某種意義上，他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影響也越來越大，對于這一點與會學者有比較清晰的認知和論述。關紀新(中國社會科學院)在題為《老舍民族觀探賾》的發(fā)言中指出:老舍民族觀的發(fā)軔與形成跟滿洲民族的既往歷史以及他本人的經歷與視野關系很大，他的作品映襯出這一烙印;老舍民族觀的核心理念是主張和宣揚不同民族的平等和友好，他反對民族偏見與民族歧視，他把民族關系的惡化看得相當嚴重，他認為通向民族平等友愛的必經之路是各民族都去爭取情感的共鳴與文化的互敬，他對各民族皆葆有各自文化形態(tài)有著清醒的認識，他發(fā)現不同民族的許多矛盾均與宗教信仰有關，正視、心系、展現、引導多元是其民族觀的寶貴質地，其民族觀建立在嚴肅剖析自我民族的基準之上，超前的民族觀念彰顯了其愛國主義精神與國家至上理念，也投射出了現代人文精神的澄澈與光明。范亦豪(南開大學)在題為《品老舍味兒》的發(fā)言中析出了九種獨特的“老舍味兒”，即:地道的老北京味兒，與生俱來的窮人味兒，或隱或顯的旗人味兒，濃郁的傳統(tǒng)文化味兒，化入了西方文化味兒，起起伏伏的幽默味兒，耐人思量的哲理味兒，深藏著的憂郁味兒，靈魂里的自由主義文人味兒;“老舍味兒”在中國乃至世界文學里都是特別的，獨有的，沒法兒復制的，是一個作家最棒的最有價值甚至永恒價值的地方，也是其他中國作家無法比擬的地方。史承鈞(上海師范大學)在題為《老舍創(chuàng)作的時代使命感和憂患意識》的發(fā)言中認為，通過分析老舍不同時期的主要作品可以發(fā)現，他始終關懷著祖國和人民的命運，為力求推動社會進步和提高國民素質而痛苦彷徨，隨著時代的發(fā)展呈現出不同的特色，也體現了他對下層勞動者命運的深切同情和關懷，而這些都彰顯了他的社會使命感和憂患意識。曾廣燦(南開大學)在題為《老舍與抗戰(zhàn)文藝》的發(fā)言中強調，正是族滅國破家亡的歷史危急和救亡圖存的人文環(huán)境塑造了老舍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理念性格;抗戰(zhàn)———中華民族偉大而慘烈的衛(wèi)國戰(zhàn)爭成就了老舍作為抗戰(zhàn)文藝最激進鼓吹者和杰出實踐家的角色;老舍的理論闡釋和扶持呵護，為抗戰(zhàn)文藝的健康成長提供了重大力量源泉;他在創(chuàng)作上涉筆表現和描寫日本軍閥對中國野蠻侵略踐踏時限之長、數量之多，在中國作家中很難再找到第二人，他是一位卓越的國際主義文化戰(zhàn)士。夏宇繼(日本神奈川大學)在題為《杰出的平民作家老舍》的發(fā)言中認為，老舍的民間親和力在許多方面都有所體現，這源于他是一個天然的、本色的、杰出的“平民派”作家，他的文筆堅持著通俗卻不媚俗的原則，他是中國現代作家中僅次于魯迅的一面啟蒙主義的精神旗幟。莫驕、王瓏、鄒琰(重慶北碚區(qū)博物館)在題為《城與人———北碚文化圈與老舍北碚時期創(chuàng)作及文化思想》的發(fā)言中認為，老舍旅居北碚時期的思想和創(chuàng)作既受到40年代北碚文化圈的影響，又具有自身的文化反省及文學探索的特點，北碚文化圈所提供的無可替代的社會資源、人際網絡及較為安寧的戰(zhàn)時生活成全老舍在此地完成了思想和創(chuàng)作的一次偉大飛躍，這才有了曠世名作《四世同堂》的誕生。王慶泉(北京老舍文藝基金會、北京市老舍研究會)在題為《秉承老舍先生的人文精神為弘揚中華民族文化和繁榮北京文藝事業(yè)而努力》的發(fā)言中，梳理了老舍基金會26年來所做的主要工作，介紹了老舍文學獎的評選標準和舉辦四屆以來評選作品的情況，并希望文藝界加強老舍作品的改編力度，擴大老舍的當代影響力，以便令讀者、觀眾傳承老舍精神和繁榮社會主義文化事業(yè)。逄增玉(中國傳媒大學)在《老舍短篇小說的敘述視角與功能》一文中指出:老舍的五部短篇小說集共收有47篇作品，其中以第一人稱“我”為敘述者(也稱為有限敘事者、直接敘述者和限制視角)的作品占了20篇，將近二分之一，其余都是以第三人稱或全知視角為敘事模式;選擇不同的敘事視角會產生不同的藝術功能和效果，為了表達不同的思想立場，老舍的短篇小說采用了不同的敘事視角和敘事方式，這些視角和方式在小說結構與功能上與老舍的目的和期待視野吻合融洽，體現了老舍的獨特藝術個性。舒乙(中國現代文學館)在《老舍文學與主流的逆反》一文中認為，很長一段時間內老舍常被左翼主流文學界視為一個“另類”，而其文學主張和創(chuàng)作實踐與左翼主流文學確實存在明顯不同，比如他堅信“怎么寫比寫什么更重要”，認定“巡警未必是壞人，學生運動未必是好事”，堅持“帶笑的文化批判”的寫法，但這些過去被認為是錯誤的說法，在今天看來都是正確的。席揚(福建師范大學)在《“轉折時代”的“持守”與“棄斥”———“十七年”時期老舍與趙樹理文學行為共同性及其意義的考察》一文中用比較文學視野考察了“十七年”時期老舍與趙樹理文學行為的共同性及其意義:老舍與趙樹理身上的諸多審美共通性作為在某種視野中的“整體”，卻蘊含了“十七年”時期“歷史”與“現實”被割裂的多種復雜性;他們的眾多相似性可以被視為一種中國當代文化史上獨特的文化現象，他們的主體性并沒有在“左”傾思潮泛濫的語境中自我消弭，這使得權力主體與文學主體之間的博弈不但始終存在，而且微妙又復雜，這也正是中國當代文學史現象的“典型性”所在。邵薇(韓國學中央研究院)在《淺談老舍和蔡萬植的市民小說———以〈駱駝祥子〉和〈濁流〉為中心》一文中認為，老舍和蔡萬植是20世紀30年代中韓兩國文壇上備受矚目的作家，他們都擅于將視點放在都市里小人物的身上，給讀者展現一個特定時代背景下小市民的生存境遇和命運，《駱駝祥子》中的祥子與《濁流》中的初鳳就是這些小市民的代表，這兩部小說的敘事結構相似，命運悲劇發(fā)生的原因也都源于人物的性格缺陷。劉東方(聊城大學)在《老舍的現代白話語言觀摭論》一文中認為，老舍的現代白話語言觀包括語言的本體論、語言的目的論和語言的建設論三部分，他感悟到語言與思想之間是渾然一體、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他強調文學語言的俗白特性，他主張現代白話語言的建構與發(fā)展應從世界各國的文學和語言中吸取營養(yǎng)。老舍的現代白話語言觀對中國現代文學的健康發(fā)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三、老舍作品的研究和讀解

老舍的文學創(chuàng)作蘊藏著豐富的精神內涵，他的作品藝術風格多樣，各種文體的創(chuàng)作都呈現出較為獨特的風貌，因此研討會在老舍作品研究尤其是文本細讀方面的成果是最多的。吳小美(蘭州大學)在題為《我看老舍〈新時代的舊悲劇〉》的發(fā)言中強調:“新時代的舊悲劇”幾乎可以囊括老舍全部創(chuàng)作的總主題，它也可以說是一個時代前進與道德式微的二律背反的持續(xù)探索;《新時代的舊悲劇》通過審丑來實現審美目的，其中的諷刺與幽默既具有老舍一貫的藝術風格又另有特色，其中的主要人物都成為了典型人物，通過這部小說可以看到老舍直面現實的勇氣和正義感，這部小說在今天仍具有可貴的現實意義。徐德明(揚州大學)在題為《〈吃蓮花的〉•〈食蓮人〉•〈奧德賽〉———跨文化的今典與古典的精神空間的錯位》的發(fā)言中，通過文本細讀對老舍散文《吃蓮花的》進行了跨文化研究，認為這篇散文表面上是在展示中國市井文化與士大夫文化、飲食文化與審美文化的差異，深層揭示的乃是在現代中國生活的不同人群的精神空間中的一系列文化錯位的問題，而這源于老舍當年廣泛的跨文化交流和觀照視域。湯哲聲(蘇州大學)在《論老舍早期三部長篇小說〈老張的哲學〉、〈趙子曰〉、〈二馬〉》一文中認為:老舍的長篇小說是從寫一個惡人———《老張的哲學》中的老張開始的，老張之所以惡在于其有錢能使鬼推磨的處世哲學;在《趙子曰》中老舍探究了解救社會之困的最有價值的路徑———救民和殺軍閥，也寫了所謂新學生混跡于世以及胡鬧的行徑;在《二馬》中老舍對中國國民性進行了深刻批判，認為這才是造成中國國家羸弱和國人在域外社會地位低下的根本原因。孟慶澍(河南大學)在題為《“反”成長與罪的觀念———略談〈駱駝祥子〉的兩個問題》的發(fā)言中認為，《駱駝祥子》是一部“反成長”教育小說，在主題層面上它是一部思考善惡問題并涉及“罪”的觀念的帶有宗教色彩的小說，從情節(jié)結構來看它是一個“惡”逐漸戰(zhàn)勝善的故事，而在社會批判、文化反思的外衣下，它以“反”成長小說的敘事模式講述了一個“惡”戰(zhàn)勝“善”的宗教故事，進而討論了更加復雜和深邃的“罪”的觀念。

馬暉、王萬鵬在題為《〈斷魂槍〉:一則關于中國文化轉型的“寓言”———兼論老舍的文化性格》的發(fā)言中，通過對老舍文化性格及文化立場的分析，把老舍的文化性格和文化立場與《斷魂槍》的深層文化意蘊形成比照，對小說《斷魂槍》的文化主題和人物形象進行了新的闡釋。王玉琦(江西財經大學)在題為《文藝傳播學視野中的老舍抗戰(zhàn)時期通俗文藝創(chuàng)作述要》的發(fā)言中，從文藝傳播學的視角分析了老舍抗戰(zhàn)時期通俗文藝創(chuàng)作的觀念及其特征:老舍作為一個傳播主體，其角色定位為“我就是一個抗戰(zhàn)派”;從傳播內容的角度來看，其創(chuàng)作的價值取向為“國家至上”;從傳播對象的角度來看，其創(chuàng)作的受眾定位為“文章下鄉(xiāng)，文章入伍”;從傳播媒介的角度來看，其創(chuàng)作時的文體選擇為“舊瓶裝新酒”;從傳播效果的角度來看，其追求的效果是“使讀者入迷”。就老舍的傳播意圖及其社會效果等角度來看，其通俗文藝創(chuàng)作是非常成功的。陳建華(上海交通大學)在《老舍“火”了———讀短篇小說〈“火”車〉》一文中認為，老舍在其短篇小說《“火”車》中通過書寫一次人為的火車之災，揭露了國人心中的“鐵屋子”，認為老舍通過一則“火”車的悲劇建構了一個“中國寓言“———人心與制度腐敗至無形之中，且了無形跡到得過且過、無人負責的境地，進而彰顯了其批判之維以及當時國家所面臨的殘酷現實。陳紅旗(嘉應學院)在題為《老舍的“新武化主義”批判與“唯物辯證法”的幽靈———再論老舍與左翼文學(1926～1937)》的發(fā)言中認為，探究老舍與左翼文學之間的關系，須討論他對學生運動負面情狀的描寫以及其中“虛”與“實”的辯證關系。在厭惡社會動亂和抵制革命暴力的市民文化視域下，老舍并不喜歡學生運動和左翼文學，甚至將它們視為“新武化主義”的表現形態(tài);1937年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以后，老舍對一些左翼文藝觀念的態(tài)度由原來的明確“反對”轉為積極“認可”，而促使老舍思想發(fā)生轉變的重要元素，除了學界廣泛提及的“國家至上主義”，還有一個則是被忽視了的“唯物辯證法”這一“革命現代性”幽靈。李來根(武警政治學院)在《經濟視角下的〈駱駝祥子〉》一文中認為:《駱駝祥子》通過表現經濟制度來剖析社會制度的路徑加大了其透視人生、剖析和批判社會現實的力度，作者還深度剖析了祥子內心深處的經濟觀念對獲得經濟權獨立和個人生存發(fā)展的影響，更從經濟視角進行倫理剖析以揭顯經濟關系摧毀傳統(tǒng)倫理道德的社會現實。于昊燕(大理大學)在《老舍的婚戀:現代社會的古典彌合》一文中通過文本分析探究了老舍的婚戀選擇，認為其婚戀觀念中古典文化對現代文化的彌合，既有合理的融合也有無奈的順從，可以作為文化融合的一個標本。舒濟(老舍故居)在題為《老舍晚年語言風格的習練歷程》的發(fā)言中認為，老舍的文學作品文風簡練，文字以少勝多，這種語言風格在其晚年時已相當成熟，《茶館》《正紅旗下》以及三部內容迥異的歌劇———改編自川劇的歷史喜劇《拉郎配》、改編自藏族神話故事的兒童劇《青蛙旗手》和現代題材的《第二個青春》———都是例證。

王本朝(西南大學)在題為《老舍與1950～1960年代文學的語言問題》的發(fā)言中指出，中國當代文學的語言問題并不完全是文學語言本身的問題，它牽涉到作家與時代、文學與社會的復雜關系，而老舍真切感受到文學語言出了問題，他強調語言的口語化和簡潔化，這回應了當時中國對文學民族化的價值訴求，同時，他以語言的口語化和簡練救正當代文學語言之弊，既彰顯了老舍個人的藝術風格，也被烙上了鮮明的時代話語特征，或者說，他把自己的創(chuàng)作經驗放進了社會時代規(guī)定的裝置里，相得益彰，表演了一場個人與時代的合奏曲。楊瑞松(臺灣國立政治大學)在題為《從〈正紅旗下〉到紅旗下:老舍的“祖國”之愛》的發(fā)言中認為，老舍在1949年后放棄對“祖國”符號的負面態(tài)度，重新擁抱“祖國”的做法，或許可以視為他努力企圖“重新學習”、實踐“文藝作品是要拿到人民中間去的，不再是給自己與幾位知音去欣賞的文字把戲”的新覺悟的一項重要轉變，不過《茶館》中的對白:“我愛咱們的國呀，可是誰愛我呢?”以及老舍悲劇性之生命終結方式，始終成為一個盤旋在他重新擁抱“祖國”之生命抉擇上的幽靈，進而使得老舍的“祖國之愛”充滿了曖昧性。楊迎平(南京曉莊學院)在題為《論老舍〈茶館〉人物的類型化創(chuàng)造》的發(fā)言中認為，老舍在《茶館》里人物的類型化創(chuàng)造是其美學追求，追求的正是人物的“類型化”“臉譜化”“象征化”，這些類型化人物形象具有整一性、定向性的特征，可稱之為“類型人物典型化”，同時，這些類型人物具有象征性、隱喻性，可以充分傳達出作者的思想理念和時代精神。張鴻聲(中國傳媒大學)在《城市現代性表達的悖論———老舍當代創(chuàng)作中的“北京”敘述》一文中發(fā)現:老舍是新中國的追隨者，其對北京的表現當然要符合時代的要求，但表現上的困難以及他本人的文化性格，使他只能以北京傳統(tǒng)形態(tài)為表現基礎，進而產生了其北京敘述的兩個模式———從傳統(tǒng)形式漸漸過渡到現代性的城市表述和對以傳統(tǒng)城市形態(tài)進行符合“左翼”主題的“史詩性”敘述，但他建立在個人生活基礎上的舊北京經驗，與其對于北京的現代性敘述存在著背離，而表現上的困難造成了其文學創(chuàng)作的諸多特點。張麗軍(山東師范大學)在題為《政治表征的中山裝與西裝:建國后老舍的服飾變換與文化沖突》的發(fā)言中認為，從具體的文化表征———老舍衣著的變化可以探尋出其精神世界中的多元文化構成以及這些多元文化是如何交錯融匯、審美顯現在其文學創(chuàng)作之中的，這些不同質素的文化在老舍的精神世界中并未完全融合，這就使得老舍的內心承受著豐富的文化沖突與心靈的苦難。此外，一些俄國學者還就老舍的幽默特質、兒童觀等問題進行了研究。

四、老舍史料研究及其他

史料梳理和文獻建設是老舍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與會學者都充分意識到了這一領域的重要性，一些學者從宏觀角度介紹了中外老舍研究的史料整理工作，也有一些學者在微觀問題考證方面得出了重要結論。布施直子(日本神奈川大學)在題為《淺析老舍在日本被接納之狀況》中詳細介紹和歸納了在日本已經出版的老舍創(chuàng)作(小說•戲劇)譯本和老舍創(chuàng)作的翻譯狀況，概述了日本“老舍研究會”及“老舍研究會會報”的運行情況，這有利于中國學界深入了解日本老舍研究的總體狀況。石興澤(聊城大學)在題為《中國與蘇俄老舍研究比較》的發(fā)言中通過史料梳理和比較研究后發(fā)現，蘇俄老舍研究成就顯赫，學術特點突出，且在某些方面顯示出與中國老舍研究某些相近的特點:中國與蘇俄老舍研究都曾帶有明顯的意識形態(tài)性;中國與蘇俄老舍研究大都表現出宏闊的研究視野和重綜合性分析的特點;中國與蘇俄老舍研究者眼光開闊且學風相似。張桂興(閩南師范大學)在題為《〈駱駝祥子〉最初發(fā)表時間辨正》的發(fā)言中重新辨正了《駱駝祥子》的最初發(fā)表時間為1937年10月1日，而刊載《駱駝祥子》最后部分的《宇宙風》第48期是由于日帝野蠻入侵中國導致上海“八•一三”事變發(fā)生才不得不拖期的，而造成某些學術成果出現資料錯誤的原因是相關學者并未查閱原始資料。張松頤(人民文學出版社)在《〈正紅旗下〉注釋摭談》一文中介紹了自己增訂《正紅旗下》18條新注釋的情況，這些新增注釋主要集中在風俗、名物、語言三類上，它們有利于讀者了解老北京的風土人情。李春雨(北京外國語大學)在《老舍〈貓城記〉在俄羅斯的翻譯與研究》一文中詳細介紹了俄羅斯?jié)h學界對《貓城記》這部中國魔幻現實主義小說的翻譯和研究情況。另外，也有英國學者在大會上介紹了英國學界對老舍作品的譯介和研究情況。

五、結語

綜上，本次學術研討會探究了老舍的創(chuàng)作和影響等各方面問題，很多研究成果具有開闊的國際視野，與會學者還提出了一些老舍研究方面的新問題和新視域。這次大會彰顯了老舍及其創(chuàng)作的時代意義和世界地位，實現了中國老舍研究界與海外老舍研究界乃至漢學界的一次充分交流，也總結了過去兩年來老舍研究方面的經驗、成績和不足，這對于老舍研究乃至整個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都具有積極的推進作用。

作者：陳紅旗單位：嘉應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