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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學術的過程也是認識自己的過程，前面實際上也已涉及到這個問題，在此我想進一步談談如何認識自己才能的性質與限度。人在素質、潛能方面是有差別的，而且差別不易改變，同為文化人、同為學者、同樣具有很好的研究能力和寫作才能，他們之間卻仍有巨大和微妙的差別，由此形成一些大的層次，一個人可以在這一層次內盡量努力，達到這一層次的最高處，但卻還是很難、甚至不可能越過這一層次而達到更高的層次，而另一個人可能稍加努力就能進入這一在上的層次。當然，無論是在那種層次，努力和盡分的精神又是同樣偉大和相通的，因為這種精神，我們就不能全然以人們外在的成就、以人們所達到的來衡量一個人。

人又是相當容易迷失自己的，甚至可以說，我們尋找自己的道路，或者說自我成長的道路充滿著很多偶然性，有時看起來只是因為碰到了某一本書，或者遇到了某一個人才有今天，我們甚至也不知道我所處的今天這種狀況是不是我所能達到的最好狀況，而可能只知道它基本上讓我滿意或不滿意而已。人也是非常受他自己所做的事情的影響的，所以我們不能不謹慎選擇我們所要做的事情，最好不要匆忙地全身心地立即投入某一件事情，自己才能的性質有時很不容易認識，打個比方，一個作家可能寫散文和寫小說都寫得不錯，但還是寫散文寫得更好，甚至只能是寫某一種類型、某一種風格的散文寫得最好。但是，現(xiàn)在的人們似乎對人的身體素質和能力的差別極其注意和推崇，對人的才智與精神的差別卻不甚了了。

我經常會琢磨自己，我的思想類型是那一類：是更偏于伯林所說的刺猬型還是狐貍型？或者是哈耶克所說的頭腦清晰型還是糊涂型？所長是邏輯、體悟，還是玄思？是分析還是綜合？思想方向是更偏于入世還是出世？著述風格是更注重流暢思路、玄思，還是引據據典？著述風格是更偏向現(xiàn)代還是古典？

我漸漸覺到了我學術方法上的一些特點：例如我永遠不可能晦澀，永遠要把復雜的東西弄得明白，而不是相反。金岳霖、牟宗三等走了晦澀的一路，我卻是相反，我走的是胡適、錢穆、馮友蘭、徐復觀比較明白的一路。國外的社會學家如韋伯是比較善于創(chuàng)造概念的，而托克維爾卻不怎么在意概念，他的風格是明白曉暢的。”永遠不可能晦澀”意味著：我不擅長創(chuàng)造和處理概念的思想藝術，我只對史實和直覺感到興趣。但這也許是因為我以前太不注意概念，我今后也許應當比以前更重視對概念的提煉和推演。有幾種不同的思維方式：1從一個概念到另一個概念的演繹；2依據事實進行歸納，提出鮮明有力的概括范疇；3提出一個事實或概念，對它進行從各方面旁敲側擊的細微分析；4在大量的讀書及體驗中產生許多生動而紛亂的印象（直覺）。那么，在演繹、歸納、分析、印象四種方式中，我可能是倒著的：印象最多，分析尚可，歸納膽小，演繹最弱。在方法論上，我想我是一個經驗理性主義者，或者說一個歷史理性主義者，我的理性思考不太超出我經驗的范圍，雖然也不是完全依據經驗思考。

寫作中可以使用兩種不同的思維：一是歸納、綜合，從材料引申出解釋性的結論，另一個則是處理概念，從概念演繹到另一個概念，這是兩種相當不同的思維，在社會史的寫作中當然要以第一種思維為主，但有時也要考慮運用第二種思維。然而，如何從有些概念能夠演繹出豐富的內容，而從有些概念卻不能？這就是說：有些基本概念之所以有生命力，可能是因為它來自對事實的概括，當然，概念又有自己的邏輯，會自己自然地產生出一些東西，只要我們善加應用。

而我感覺我寫作的一個弱點是：不擅或者說不敢使用大的概念、專門概念，不擅處理這些概念，而寧愿使用日常語言，這樣可能有利有弊，利是不易有大失誤，弊是概括性不夠，有時也不夠明確。此外，似乎眼界也不夠高，氣魄也不夠大。黑格爾是最擅長使用概念的。但我可能也不用過分擔心不擅處理概念，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思想風格，關鍵的是要有思想，要有你自己獨特的思想。沉浸在思想中是多么幸福。一切都已經具備：年齡、材料、時代、問題、安寧、閑暇……在這書房的燈下，在這懶洋洋的姿態(tài)中，我只愿做一個好的思想者。我也許還有幸能目睹我的思想在晚年變成一些人腦子里的觀念。思想和寫作，這確實是使我最著迷的兩件事，而它們又是不可分割地連接在一起。

我常常覺得，比起寫文章來，我可能更適合于寫書。寫書可潛思、深入、全面，而近一百多年來我們一直倉促行動得太多，潛心思考得太少。從外在條件來說，比起””時期來，寫日記，小道消息，私下評論的自由我們早已經有了，不必”道路以目”而能夠”偶語詩書”，當然，重要的是要有公開（向公眾）表達的自由、公開運用理性的自由—而最優(yōu)先的就是出版自由，我想，我們在相當程度上也已有了這方面（嚴格學術意義上的）出版書籍的自由。報刊，尤其是電視雖然有它的巨大威力，但是也有它的問題和限制。作為思想型的知識分子，也正是在對自由有一些合理及不合理的限制時、在爭取合理的自由而它又未全部到來時，他們的工作才最有意義。此時，保持著一種緊張也可努力深入。并且，對什么是”自由”也還須有認真的反省。在某種意義上，今日”正是著書好時光”。而從內在的條件來說，我也喜歡先盡量收集全一個主題的資料，對之做一種盡量系統(tǒng)的思考，我也喜歡安靜而非喧嚷，并覺得自己能有一種很大的定力?？傊且残膶懽鳎袝r我覺得自己不寫作就幾乎不能夠連續(xù)地、系統(tǒng)地思考，有時甚至覺得僅僅由于放慢寫作而丟失了許多有價值的思想。但寫作并不是指寫用來發(fā)表的東西，而毋寧說更多地寫那些不供發(fā)表的札記、筆記。讀書、思考與寫作的比例要合適，積累與發(fā)表的比例也要合適。我感覺我的文字風格已逐漸定型：這就是一種注重思想，非古奧的典雅，亦非細碎白話的那種明快流暢的風格。我也明白了，我只能按自己的方式寫，不要怕自己不合流，不要怕別人說自己的文字淺或者怪。我的著述風格是一種多產的風格，是一種兼顧時代與歷史的風格，是一種眼睛向里（經常自?。┖凸P鋒向外（也要人讀）的風格，是一種介于邏輯與情感、思想與實證之間的風格，是整體統(tǒng)合和局部分析的風格。雖然我的文字流暢，但我希望它不會流于淺薄，這需要不斷調動我的思想力和充實我的讀書功底為之作擔保。最重要的是要使自己真正思考起來，真正讓自己的思想流動起來，在思考中吸納與組織材料，也讓思想接受材料的檢驗與修正。

我也約略定型了我的寫作方法，這就是首先在廣泛繼續(xù)搜集和大量閱讀準備好的材料時積極地，也不無散漫地思考，記下自己所有有益的想法，然后積聚到一定數量時，再形成大致的提綱，分成幾個部分，幾個問題，然后就可以寫了。也就是說，步驟是：1讀材料、積極思考（盡量圍繞一個重要問題，但也不排除其他有關問題）；2逐漸形成提綱（一本書往往要有一打以上的提綱?。?；3正式寫作。寫作的成功順暢實際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第一步是否思考得足夠多，足夠清楚。

我喜歡看各種學術的回憶錄和有關方法的討論。從各種學者的優(yōu)點中學習，也從他們的失誤中學習，我感覺我的心靈還是一種更趨于綜合性質的心靈，很難做順藤摸瓜的一個個小題目的研究，我總是喜歡”先立乎其大”，但也不是如熊十力、牟宗三那樣形上學的綜合，我還是相當喜歡具體、平和的實證。仔細看了胡適留學日記，我好象看到了胡適是怎么誕生的，很是佩服，也知道我的學術氣質不全類此。我喜泛讀，喜歡全，要未只寫雜感，要未就寫成書。讀王國維《論哲學家與美學家的天職》《論近年的學術界》，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未節(jié)論”為學術而學術”、”學術獨立”，覺其已接近于是揭橥現(xiàn)代學術特點的宣言，可以阻抑學人之奢望，乃至過熱的社會關注和議政干政之心，但是，他們可能輕視了：還有一門社會政治理論本身的學術，對此也不可不以一種”為學術而學術”的獨立自由的精神去追求，就象不能因害怕政治的泛道德化就不談政治的道德基礎一樣，也不能因學術的政治化就畏談政治學術與社會理論本身。

我也一直關注近幾年有關學術方法和社會科學規(guī)范化和本土化的討論，這些討論給了我不少啟發(fā)，但我沒有參加這種討論，我個人似乎更愿意以實績來探索和展示自己的方法。閱讀科瑟（L.Coser）的《社會學思想名家》使我發(fā)現(xiàn)，幾乎一切有獨創(chuàng)性的思想家都不是嚴守規(guī)范—或至少不是嚴守當時的學術規(guī)范者，幾乎都有點不合時宜或者標新立異，甚至有些做不成當時的主流學問，被擯于主流之外，”開風氣之先”的人總是有些孤獨的，對此章學誠有很好的敘述。規(guī)范化本身也是在變化之中。我倒是更感興趣于聯(lián)系政、教分離及平等化社會趨勢來看”規(guī)范化”討論出現(xiàn)的社會學背景：為什么古代的學術不怎么介意于此而仍有看似無形的約束和光輝的成就？為什么現(xiàn)代的學術逐漸成了一種職業(yè)而不得不需要一種行規(guī)？規(guī)范在各時代有何不同的意義？規(guī)范化確實是順乎歷史潮流和世界大勢，但這一潮流既可喜又可憂。

有關學術上的一些具體方法，我覺得首先要善于利用圖書館，要對那些最好的書、最適合自己研究目標的以及最新觀點的書保持敏感，而并不在乎它們是不是屬于我的專業(yè)領域，平時作為修養(yǎng)的讀書也最好盡量門類齊全，保持某種均衡，建立一個對自己長遠目標切合的知識結構，除了為專門研究所集中的閱讀之外，也要留出雜閱博覽的時間，而不要一頭鉆進去，在雜閱博覽中，往往能夠產生一些新鮮有力的思想。要不斷尋找最適合自己的研究題材和方式，不要太早投入著述，而有時需要不斷地放棄，不斷地限制。我自己也曾首先放棄詩歌，然后放棄小說，最后整個地放棄文學的夢想。有一些在學術上把水搞活的人，就象引水員，而我則覺得自己就象一個掘井者，喜歡做一種比較單純深入的研究工作。在一段時間里，我只能做一件事。我發(fā)現(xiàn)自己與現(xiàn)時一些學者有一很大的不同：就是我老覺得自己的限制，老是不那么自信、猶疑不決（不是那種表面的謙虛）。我甚至現(xiàn)在有時還會懷疑：是否我對《良心論》的冷處理是錯了，甚至我凍結正義理論的寫作也是錯了，我故意放慢寫作的速度，乃至想強調嚴格的學術規(guī)范、注釋、引語、工夫、占有材料也不完全對頭，一個階段總是只有一個階段的思想成果，我也不能太受實證學風的影響，誤認學術只有一種標準。思想與實證往往不能兩全，它們確實有區(qū)別，或者，學術不只是乾嘉考證一種風格，關鍵的是其中有實質內容，或者說一種學術精神—即謹慎、懷疑、求真的精神，這種學術精神要比占有材料更重要。所以，不應當因現(xiàn)時的學術風氣而感到不安（即使我不承認，但心里確實有隱隱的不安，且試圖調整自己的寫作，這種調整當然不無益處，但可能還是會影響到做最重要也最適合自己的事。）。另外，也不要把自己的每一部著作都看成要傳之名山的著作，大部分都不會是的，甚至我們主要就是為時代而寫作。

我也發(fā)現(xiàn)自己的另一個弱點，我不是很適合不斷修改、精雕細刻，反復琢磨，始終致力于一本書或一種思想、或一種領域的人，我不太喜歡老看自己的舊作，而更喜歡計劃和撰寫新作，讀書也是多看新書，而不太溫習舊書，這是我的一個缺點，但我想我也不必在這方面太拗著自己了。還是要多寫，大膽寫?；仡櫋读夹恼摗芬粫?，我做出的修改很少，而主要是補充和增加。我發(fā)現(xiàn)自己寫得最好的幾乎都是寫得最快的時候，這就很說明問題。自然這話也可以反過來說。

我的限度有一些是外界的：無家學淵源，無學院的系統(tǒng)訓練（我沒讀過大學哲學本科，不過這是我私心慶幸的一件事），我在學術上總是有點野，亦非供職于最好的大學，尤其是并不處于一個風云際會的時代，但限制更多地可能是內在的：1沒有很高的抽象思辯能力，甚至缺乏概括與綜合的高超能力（包括也乏勇氣）；2也不耐和不擅系統(tǒng)的考證，能博覽卻不能強記；3也無法寫出最好的文學作品。尤其后一點曾使我相當遺憾，覺得學者總不如文學家富于獨創(chuàng)性、可以更直接、鮮明、形象地提出問題（而又不必解答、甚至不必理清，而就讓它保留那種活生生的原始性），并且影響面大，但后來我也想到學術工作的意義，發(fā)現(xiàn)比起影響人們的心態(tài)，感情來，影響人們的思想、觀念可能更持久、更有意義，現(xiàn)在也正好是面臨一個世紀末”撥亂反正”的時候，在改變流行的觀念，思維模式，包括文學家的觀念方面，思想學術的工作將影響深遠。學術是反復鍛打一件鐵器，這鐵器一旦鍛造成形，不論大小，將比較持久、明確和廣泛地存在。

即使讀思想界尼采、克爾凱戈爾等人個人與文學色彩很濃的哲學著作，我有時也不無遺憾地想到，我可能有些東西已經失去了。那種風格，因為我走上這種形式的學術之路，已經難以回來了，那種極其生動、有力卻曖昧、沖突的文字。先是詩，后是散文，再是個人靈感和思想性強的文字，我都寫得不如以前那樣好了，但是，什么才是最適合我的形式呢？也許自己過去的風格例如《良心論》的風格都不易簡單地回復了，人一到四十歲就基本定型，而我還在想什么最適合我，不過可能已經沒多少選擇余地了。也許最重要的是一切都應該為思想讓路，一切都應該為獨特性讓路，如克爾凱戈爾于上一世紀中葉坐在公園里所想到的：人人都在致力于使各種事情明白易行，而他也許可以以同樣的熱情把某些事情搞得更復雜艱深，而看似最簡單，其實最復雜的就是人了，敘說人的復雜性──那是人世間留給他的唯一任務。我們每個人都要努力去尋找那屬于自己的唯一任務，屬于自己的那唯一的事情，但又必須通過不斷地做事、甚至不斷地做錯事去尋找。而且年齡的增長會使我們走到這一步：這時我已經不能說，最好的還在后邊了。最好的就在現(xiàn)在，要未現(xiàn)在做，要未永遠不做，以后想做也做不了。并且，你做了這個，你就做不了那個。所以，人啊，你應當極其謹慎地開始做一件事，然后再極其堅韌地把它做完。有一種感覺，我今后還是要退后一點，遠離時代，甚至有時遠離學界—人要做一件較大的事業(yè)時就必須退后，我要系統(tǒng)整理自己的思想，不能等著別人來整理（就象許多中國近代思想史或哲學史所作的那樣），這樣的史或者如某某的哲學、文化、社會學思想一類的著作似最好告一段落了，而每一個確有思想的人（尤學者），最好都自己來整理自己的思想，明明白白地將它端出。

我們必須尊重那些思想和學術的大師，學習和研究的過程常常也就是一個與大師們親近和溝通的過程，丹尼爾•貝爾（DanielBell）說我們都是依靠大師的，我們要學會尊重那些確實值得尊重的大師們，這并不會影響到我們的創(chuàng)造力。我們的思想可能不是很單純、很明朗，需要從各處吸取養(yǎng)料，就我個人來說，我可能還寧愿自己的思想保持一種適度的模糊和緊張，喜歡有一種很大的張力的空間。我希望我公開發(fā)表的文字要盡量明白，而我的思想卻不妨有一種深刻矛盾的曖昧。

有兩種地方最能激發(fā)我的思想：一是在空寂無人的森林、荒野與海灘，只和自然、和寂靜在一起；另一個卻是在最熱鬧、最有名、人最多的地方，尤其是如果這時有了一陣街頭音樂，我坐在旁邊，似聽非聽，似看非看，有時被演奏者吸引，有時被聽者吸引，有時被路人吸引，有時則無所見、無所聞，漫不經心卻思緒萬千。僅僅有前一種地方讓我思考是不夠的。有時我還需要人，還需要聽到人發(fā)出的聲音，還需要親近眾多的人們，還需要一個熱鬧的世界，這樣我的思考才不會因片面而萎縮，雖然這時我仍是一個旁觀者。

好好地認識我們現(xiàn)在所處的時代，我們現(xiàn)在所處的社會—我想，這就是我的使命、我的任務。我最重要的使命還是思想，一定要集中精力思考—重要的還不是表達，不是文字風格，而是一定要集中思考和分析實質性問題，界定和澄清概念。二十世紀主要是一個集體行動的世紀，已經積累了足夠多需要個人思考、解釋和反省的東西，我想，我們也許能進入一個相對和平、穩(wěn)定，學者能從容積累和建設現(xiàn)代學術的世紀。

一般來說，一個人追求什么，最后大致都會得到什么，雖然程度不同、滿足不一，所以，對于學者的名聲，我大致也是丘吉爾對于勛章的那種態(tài)度，也就是從不追求，從不拒絕，但也從不炫耀，我甚至寧愿它來得晚一些。一切自然而然，寵辱不驚。如果說每個人都是一顆恒星，凡升起的都是太陽，那么我希望我的太陽緩緩地升起。我需要極其專注于思想學術本身，而不是注意它的一切附帶結果或裝飾物。無論如何，極其專注—這確實是把一件事做好的關鍵條件，不管你做什么事，這就意味著除這件事之外的許多事，你都要不在乎。統(tǒng)統(tǒng)不在乎。這包括不要計較功利和名聲，一計較就必然要浪費你的時間，你的才能，影響你本可達到的高度。一位畫家曾經這樣說：”畫家用畫說話”（painter’languageispainting），我想學者也是這樣，他最好總是用他自己的著作說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