巖陰山腳遺址考古成果

2011年12月，考古隊調查發(fā)現(xiàn)了巖陰山腳遺址。遺址南北長約150m，東西寬約100m，面積達15000km2(如圖4所示)。遺址所在地現(xiàn)已規(guī)劃成銅綠山遺址博物館新館建設場所。由于自清代中期以來，當?shù)卮迕裨诖碎_荒改田，修墳立碑，尤其是近幾年濫采鐵、銅礦石，遺址遭到了嚴重破壞。為配合新館建設，2012年6月至今，我們對該遺址進行了搶救性發(fā)掘:發(fā)掘前，對遺址進行普鉆，掌握了遺址范圍和文化堆積情況;然后選擇適宜地段布置探方發(fā)掘，以盡可能了解遺址的功能布局及文化面貌，重點在遺址南區(qū)和北區(qū)布5×5m探方26個，面積650m2，現(xiàn)已基本完成發(fā)掘工作(如圖5所示)。暑去冬來，發(fā)掘工作精細嚴謹，初步了解到遺址功能分區(qū)和文化內涵。文化遺存的時代主要為東周和清代。在遺址南區(qū)和中部已揭露冶煉場和選礦場2處，北區(qū)發(fā)現(xiàn)圓形探礦井1座。出土了一批礦冶生產和生活遺物，尤其以東周遺跡較為豐富。發(fā)現(xiàn)的主要遺跡如下:1)南部發(fā)掘區(qū)。揭露一處含選礦的冶煉場，遺跡十分豐富。其中有選礦場鐵礦石堆積遺跡1處、硬殼狀遺跡1處、爐基遺跡1處、和泥池2個、腳印35枚、工棚柱洞8個等(如圖6所示)。選礦場位于冶煉場東邊緩坡地帶。在東西長15m、南北寬約10m的紅色粘土上，遺存有1處鐵礦石堆積。經地礦和選礦專家共同鑒定，鐵礦石多屬品位較高的“平爐礦鐵”，目測含鐵量可達40%～60%。由于選礦場遭到晚期人為嚴重破壞，故鐵礦石堆積厚薄、平面密疏程度不一(如圖7所示)。工棚遺跡位于選礦場西邊，有8個柱礎洞，排列有序，據推測是當時冶匠為避雨防曬用木料搭建的工棚?；铱?垃圾坑)2座，疊壓在選礦場下?；铱有沃埔?guī)整，平面為圓形，坑底呈鍋底狀?；铱觾榷褲M灰褐色土，土質較為致密，含有較多的木炭顆粒和小塊鐵礦石及少量東周陶器殘片，陶器類見有罐、甗。硬殼狀遺跡殘存范圍達48m2，疑似煉渣(如圖8所示)。地層斷面可見該煉渣有3層疊壓，每層渣體呈大面積的薄形硬殼狀，厚0．6～1cm，質地堅硬，灰褐色。3層之間或夾有淺黃色土或灰黑色土，這種硬殼狀“煉渣”為首次發(fā)現(xiàn)。經鄂東南地質大隊實驗室對這種硬殼狀“煉渣”進行初步檢驗和光譜分析，發(fā)現(xiàn)它以硅化鐵物為主，還含有鋁、銅、磷、鈦、鈣和其它微量元素，其中銅含量0．8%。為了弄清疑似“煉渣”的性質和成因，我們多次請礦冶專家進行現(xiàn)場分析鑒定，但對其認識不一致，主要有人工形成說和自然形成說二種。結合地層等關系，我們認為是人工形成的可能性大。和泥池平面為圓形，呈鍋底狀(如圖9所示)。清理時，池內堆滿揉和過的高嶺土和紅色粘土的混合土，土質粘性大，并夾雜2塊東周陶片，初步推定該粘土用于涂抹煉爐缸內壁，為一種耐火材料。在冶煉爐基旁邊超過10m2的黃土面上，先后發(fā)現(xiàn)足跡35枚(如圖10所示)。其中，既有完整單個腳印(如圖11所示)，又有多個相互踩踏的腳印，彌足珍貴。為了確定足跡真實性，進一步弄清足跡的類別、人體身高、行走姿勢、保存環(huán)境等歷史信息，我們邀請公安部物證鑒定中心的主任法醫(yī)師張繼宗教授、足跡學專家劉偉平、武漢市公安局物證鑒定中心刑偵專家鄭道利等攜帶專業(yè)器材赴現(xiàn)場，共同對考古人員發(fā)現(xiàn)的足跡進行檢測鑒定。專家們?yōu)榱吮M量原地保護足跡現(xiàn)狀，首先非常謹慎地對考古方法標記的27枚足跡隨機選取4枚(足跡編號為16、25、26、27)，刮除考古方法刻劃的足跡輪廓線條，均露出原始足跡的面貌，結果證明，考古方法發(fā)現(xiàn)的足跡真實可信。接著，專家們還在已發(fā)現(xiàn)的27枚足跡之間的空白地帶輕刮足跡承載體(即黃土界面)，再次發(fā)現(xiàn)8枚足跡(編號為28～35)，足跡總數(shù)達35枚。經對上述12枚足跡現(xiàn)場取證，室內對比分析鑒定，確認12枚足跡皆為古人赤足腳印。其中部分赤足腳印完整，部分只能顯示赤足輪廓，有的僅存前掌或足后跟。完整的赤足印痕長者26cm、短者25cm，從而推測12個足跡中起碼為2人所留存。專家們還根據現(xiàn)在群體足長與人體身高關系推斷，赤足中一人身高為1．72m，另一人身高1．52～1．54m。結合部分赤足有重壓痕偏外、橫向移位等痕跡，確定此類赤足者有負重特征反應，反映了當時冶匠搬運什物的勞動場景。2)中北部發(fā)掘區(qū)，已揭露面積達58m2的冶煉堆積1處，土色呈黑灰色，從發(fā)掘探方之外的田土和以往村民亂挖鐵銅礦石廢棄的斷面觀察，這層堆積從巖陰山腰向山腳延伸，如此大范圍的堆積絕非偶然，應是若干煉爐長期生產所致。在所發(fā)掘探方之中，這種黑灰色堆積層較厚，包含有較多的木炭顆粒和少量的紅燒土顆粒，局部堆積還含有一層鐵礦粉和較多經人工整粒遺棄的小塊鐵礦石。此外，還發(fā)現(xiàn)有少量的煉渣(如圖12所示)、氧化銅塊(如圖13所示)、煉爐殘塊及東周陶片等，說明黑灰色堆積層應為東周時期的冶煉后廢棄堆積物，可佐證此地應是冶煉區(qū)。3)遺址北區(qū)。發(fā)現(xiàn)圓形探礦井(編號J1)1座，圓井開口略大，往下漸漸變小，至井底收縮成近長方形(如圖14所示)。圓井口徑1．90m，井深4．62m，其中，井口至井深2．9m厚開鑿于高嶺土層，其下1．72m深則開鑿于高嶺石化層。井口周壁有古人鑿井提升土石留下的繩槽痕。井內填土可分為3層，出土遺物十分豐富，主要有東周時期陶盆、罐等殘片，還有數(shù)十塊鐵礦石、石塊，木炭、竹器殘片、橫向支撐木(如圖15所示)、木器柄及果核等(如圖16所示)。由于該礦井中的石質層未發(fā)現(xiàn)銅鐵礦脈，推測是當時的礦師果斷放棄了探礦井。探礦井遂成為垃圾坑，不久，因某種原因對探礦井又進行一次徹底填平。我們挖掘探礦井時，在相距古井口西邊約25m的高坡處，適逢鄂東南地礦大隊的一座探礦鉆塔正在機械作業(yè)，鉆孔編號為2303，最終孔深達1086．52m。據說，鉆孔巖芯因一直未見銅鐵礦層而停鉆撤離。比較古今探礦井孔，勘探結果如此相同，充分反映了古代礦師高超的探礦技術。

對遺址保護區(qū)考古成果的初步研究

1)首次在銅綠山古銅礦遺址保護區(qū)內開展專題調查，發(fā)現(xiàn)了12處冶煉遺址，不僅填補了保護區(qū)文物點的空白，而且初步認識到這里的冶煉遺址都分布于采礦點附近的山腰或山坡下，頻臨溪湖之畔的特點，這為探討古代采冶結合、就采冶煉、臨水選址的理念提供了實物資料。2)巖陰山腳遺址的初步發(fā)掘，發(fā)掘出一批東周灰坑、選礦場、冶煉堆積、灰溝等遺存，豐富了對遺址的文化內涵的認識。在遺址上所發(fā)現(xiàn)的選礦場遺存，大批高品位鐵礦石及廢石有序的堆積在一起，揭示了在冶煉之前，古代冶匠就近對礦料進行過一次初選，這樣做不僅減少了礦石搬運成本，而且確保了礦料的質量，反映了古代冶匠嚴謹?shù)倪x礦程序和嫻熟的選礦技術。3)遺址東北部發(fā)現(xiàn)一口圓形探礦井，增添了以往發(fā)現(xiàn)探礦井的種類。盡管僅發(fā)現(xiàn)一口探礦井，井周壁沒有以往發(fā)現(xiàn)的方形豎井常常采用較密集的豎向支撐木加固井壁的方法，但圓形井壁對外形成張力的安全性，可節(jié)省支撐木用料的認識和快捷鑿井方法均為古代工匠所掌握，反映了古代探礦技術的變革和探礦水平的提升。4)多學科協(xié)作成為本次考古調查、發(fā)掘和研究的一個亮點。尤其是巖陰山腳遺址的搶救性發(fā)掘超出了預期收獲，許多遺存為首次發(fā)現(xiàn)。其一，巖陰山腳遺址發(fā)掘出土最多的是各類礦石及廢石，生活陶器殘片極少，經地礦專家對出土的礦石進行鑒定，以鐵礦石為主，可作為確定遺址性質、功能的參考物;其二，對新發(fā)現(xiàn)的2種疑似煉渣，委托中國科技大學科技考古實驗室秦穎教授等進一步做成份分析，其鑒定意見一旦給出，可作為判定遺存性質的重要依據;其三，在巖陰山腳遺址南區(qū)選礦與冶煉場所發(fā)現(xiàn)的35枚足跡，彌足珍貴。經公安部物證中心權威法醫(yī)師和足跡專家現(xiàn)場勘測和鑒定，獲得大量古代冶匠足跡信息，這批足跡可能是迄今為止世界冶煉(或選礦)遺址上首次發(fā)現(xiàn)數(shù)量最多、保存狀況最好、足跡者身份最明顯、時代最早的古人赤足印跡，填補了礦冶考古空白;其四，發(fā)掘中十分注意對每個遺跡收集土樣，并請中國社會科學院從事植物考古的博士來現(xiàn)場進行浮選，對少數(shù)出土的植物標本做初步的鑒定工作。浮選植物樣本是一項基礎工作，可進一步研究古代巖陰山腳遺址乃至銅綠山一帶的氣候、農作物、植被種類和人們食物組成等方面的內容，可從一個側面揭示當時活動在遺址上的人類與周圍環(huán)境的關系，便于全面深入了解遺址的內涵。因此，下一步計劃將浮選出的樣品委托專門的鑒定機構做成份分析。以上多學科合作的考古成果，為深入開展礦冶史研究、科學制定銅綠山古礦冶遺址的保護管理計劃，提供了新的基礎資料。同時，為了保護好揭露出的各類遺跡，以便將來展示，推進銅綠山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和“申遺”工作，經專家論證，現(xiàn)已暫作回填保護處理。5)結合以往資料和新獲礦冶考古成果，還可以得到一些重要啟示:本地區(qū)古代礦冶遺存的宏觀探究內容應包括銅、鐵等資源開發(fā)的源流、工匠族群來源、掌管銅、鐵的政治集團及銅、鐵資源對中國古代文明進程貢獻等;除礦冶遺存是我們保護、發(fā)掘和研究的重點外，遺址區(qū)域內及鄂東南地域的同時性和歷時性，古代工匠居住廢墟、農業(yè)生產區(qū)、燃料生產地、城址、水運碼頭、墓葬及粗煉銅、鐵輸出地等如同一根根交錯的鏈條節(jié)點，都應列入古礦冶調查、發(fā)掘和研究的重點內容，這些都是復原和展示礦冶文化不可忽視的對象，也是銅綠山古礦冶遺址建成獨具特色的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及“申遺”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遺產資源。

本文作者：陳樹祥馮海潮席奇峰張國祥作者單位：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考古學界針對“中國考古學向何處去”產生了激烈討論。其中，如何看待自然科學的作用是這一討論的重要內容。按照夏鼐的定義，考古學是一門利用實物遺存研究古代社會的歷史科學，屬于人文社會科學范疇，其研究對象是反映古代人類活動的實物遺存，不只限于古代器物，還包括人類居住及其他活動的遺跡和反映古代人類活動的自然物。遺存的自然屬性，決定考古學必須要借助生物學、分子生物學、化學、地學、物理學等自然科學的方法，開展信息提取和價值挖掘工作。作為獲取資料的技術和研究問題的方法，科技考古應運而生，逐漸發(fā)展成為考古學重要的分支學科。30多年過去了，中國考古學發(fā)生了巨變。除了新發(fā)現(xiàn)、新認識之外，科技考古已經成為學術界普遍接受并大力推廣的研究范式，也成為考古學的二級學科。

一、科技考古世紀滄桑

20世紀早期，地質學、化學、動物學、植物學、航空遙感等自然科學的方法和技術便逐漸用于考古調查和研究中。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碳十四測年、分子生物學等科學技術的發(fā)明與應用，為考古學注入了更多科技元素。北美新考古學派的興起及其對實證主義的推崇，更是加速了科技考古的發(fā)展。1924年，在中國考古學誕生之初，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考古學會就提倡“除考古學家外，應網羅地質學、人類學、金石學、文字學、美術史、宗教史、文明史、土俗學、動物學、化學……各項專門學者，與熱心贊助本會會務者，協(xié)力合作”。當此之時，王琎對五銖錢等進行了成分分析，楊鐘健對周口店、殷墟等遺址的動物遺存進行了專門研究。被譽為中國考古學之父的李濟，其博士論文《中國民族之形成》的主體部分便是體質人類學的測量與研究。新中國成立之后，以夏鼐為代表的新中國考古學家對于自然科學方法的重視直接推動了動植物殘骸、人類遺骸、冶金遺物、陶瓷制品等相關遺存的收集與研究工作，還建成了新中國第一個碳十四實驗室。20世紀90年代，“夏商周斷代工程”的啟動開創(chuàng)了中國考古學多學科交叉的研究模式。進入21世紀，隨著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預研究、第一至第五階段的推進，科技考古逐漸走向深入。

二、承擔更多學科責任

這是對科技考古的肯定，激勵著科技考古工作者承擔更多的學科責任。近些年，隨著科技考古相關方法在考古調查、發(fā)掘和研究中發(fā)揮的作用越來越大，科技考古逐漸成為考古學研究的重要理念之一。相關案例不勝枚舉，河南二里頭遺址與陜西血池遺址的相關研究即是典型代表。二里頭遺址位于河南偃師伊洛河交匯之處，是東亞青銅時代最早的大型都邑。作為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研究的重點，二里頭遺址是迄今中國考古學學科范疇內科技考古研究力量介入最全的一處遺址，研究團隊集結了碳十四測年、環(huán)境考古、植物考古、動物考古、人骨考古、食性分析、冶金考古、玉器與陶器科技考古等領域的研究人員。這些研究揭示，二里頭遺址的絕對年代大約為公元前1750年至公元前1530年，當時伊河與洛河匯合于遺址以西后，流經遺址以南，形成了二里頭依山傍水之勢。二里頭文化繼承了龍山文化晚期粟、黍、稻、麥、豆同時種植的谷物農業(yè)和豬、狗、黃牛和羊共同飼養(yǎng)的家畜飼養(yǎng)業(yè)。其中，粟作農業(yè)是二里頭先民的主要生計，也是豬、狗、黃牛主要的飼料來源。作為王都的二里頭，存在高比例的外來人群和家畜，這應與人群、動物資源向都城匯入有關。二里頭遺址手工業(yè)生產需要的金屬礦產、玉石資源、白陶等原材料與產品皆有復雜的資源網絡，相關產業(yè)鏈和核心技術則主要由服務于王權的貴族與專業(yè)化工匠所掌控。概而言之，二里頭遺址的科技考古綜合研究豐富了二里頭遺址與二里頭文化的歷史內涵，實證了二里頭王國堅實的經濟基礎、發(fā)達的資源網絡和高超的政治文明。血池遺址是陜西鳳翔秦故都雍城西北郊的一處大型祭祀遺址。據考證，該遺址與秦漢時期國家級祭天場所“雍畤”有關。司馬遷曾隨漢武帝前往雍畤祭天，并在《史記》中記載“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焉”。如今，與祭品相關的文獻早已散佚湮滅，要復原這段歷史，只有考古學能擔此重任。2016年以來，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的一系列田野發(fā)掘出土了大型宮殿建筑、祭祀壇場、祭祀坑、附屬道路系統(tǒng)等祭祀設施，玉器、木質車馬與青銅車馬器等祭品，以及大量馬、牛、羊等動物犧牲殘骸。其中，祭祀坑所用馬牲的綜合研究涵蓋了動物考古、食性分析、鍶同位素分析、古DNA研究等科技考古方向，集中體現(xiàn)了科技考古對考古學研究的巨大貢獻。研究發(fā)現(xiàn)，馬牲的年齡基本在2歲左右，相當于《說文》中“駒”的年齡。顏色以栗色為主，運動資質較為平庸。馬牲來源地較廣，應是依托當時的馬政系統(tǒng)，主要由分布于西北邊郡的牧師苑征集而來，在殺祭之前它們曾被用粟、黍及谷草集中飼養(yǎng)過一段時間。這些工作實證了《周禮》“充人掌系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系于牢，芻之三月”記載，為研究“祀貢”制度提供了證據。二里頭遺址與血池遺址的研究是科技考古助力考古學實證“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代表性案例。近年來，在“中華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國”等項目的推動下，碳十四測年、環(huán)境考古、人骨考古、動物考古、植物考古、食性分析、古DNA研究等科技考古研究領域均取得了較大突破，在延伸歷史軸線、增強歷史信度、豐富歷史內涵、活化歷史場景方面發(fā)揮了巨大作用，未來的科技考古還將在書寫人類歷史的考古實踐中肩負更重要的學科責任。

三、推動“三大體系”建設

各位專家、朋友們：

大家好！首先請允許我代表國家文物局向獲得第四屆“夏鼐考古學研究成果獎”的學者和單位表示衷心的祝賀！向精心組織此次評獎活動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來自國內考古學界的專家評委們表示誠摯的感謝！

夏鼐先生是新中國考古學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學養(yǎng)深厚，學識淵博，學貫中西，在考古學和文物保護的許多領域都做出了重要貢獻。他生前以學風嚴謹、實事求是著稱，促成了一大批優(yōu)秀考古學成果的面世。以夏鼐先生捐獻的稿費作為基金，以他的名字冠名的“夏鼐考古學研究成果獎”，繼承了夏先生生前的優(yōu)良傳統(tǒng)，該獎自設立以來，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廣泛關注，日益成為國內考古學最具學術權威性的獎項之一。該獎項的評選對我國考古學的學風建設、提高考古學研究水平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在已經舉行的四屆評選活動中，共有37項考古成果獲獎，其中包括在中國考古學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新中國的考古發(fā)現(xiàn)與研究》、《殷周金文集成》等著作。值得注意的是，在獲獎的成果中，田野考古報告達33項，約占獲獎總數(shù)的90％。獲得本屆“夏鼐考古學研究成果獎”的《鄭州商城》、《桂林甑皮巖》、《西漢禮制建筑》、《舞陽賈湖》、《盤龍城》、《馬橋》、《河姆渡》等都可以看作是高水平的田野發(fā)掘和高質量的發(fā)掘報告相結合的典范。另外一項獲獎成果——《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雖是出土文獻的整理，同時也可以看作是另一類型的田野考古報告。由此可見，田野考古發(fā)掘報告一直是評委們關注的重點，這與夏鼐先生生前十分注重田野考古基礎工作的作法是一脈相承的。

近年來，國家文物局一直把提升田野考古工作質量和科技含量、加強考古報告的整理出版、促進考古學研究水平的提高列為工作重點，積極推動考古工作的全面發(fā)展。我們注意到，包括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內的一批考古研究機構，在這方面已經取得了顯著進展，一批較高水平的發(fā)掘工地和高質量的發(fā)掘報告不斷涌現(xiàn)出來，最近我們對考古報告出版情況做了一個初步統(tǒng)計，僅近三年國內出版考古報告專刊就達120余部，近五年考古報告出版的數(shù)量已占到建國以來的考古報告數(shù)量的40％，與此同時，考古學相關研究和科普著作也呈現(xiàn)出良好的發(fā)展勢頭。

為了適應新形式下我國考古發(fā)掘管理的需要，進一步鼓勵廣大考古工作人員的積極性和創(chuàng)造性，促進我國考古發(fā)掘及研究工作的進步與發(fā)展，從今年開始，國家文物局將在田野考古獎之外另設立優(yōu)秀考古報告獎，旨在進一步推動考古發(fā)掘報告的編寫和出版工作。這一獎項將兩年評選一次，它應該和“夏鼐考古學研究成果獎”各有側重，相互補充，共同促進文物考古事業(yè)的繁榮與發(fā)展。

自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以來，中國考古學已經走過了八十余年的輝煌歷程。今天，考古學這一人民的事業(yè)，更得到黨和國家、人民群眾以及社會各界的空前關注。讓我們攜起手來，為新時期中國考古學的繁榮和發(fā)展共同努力，共同開啟考古學發(fā)展的新篇章！

進入考古學的初步發(fā)展期(1867—1919年，自此進入現(xiàn)代考古學的開端)，美國人龐皮利(Pempelly，R)等在中亞土耳其斯坦的考察和安努遺址的發(fā)掘研究中應用動物考古學方法研究動物骨骼，證明牛、羊、豬尚處于從野生向家養(yǎng)的過渡狀態(tài)，豐富了早期農業(yè)的珍貴考古學資料。［6］近乎同時期，在美洲的分類描述階段(19世紀40年代—1919年)，戴爾(Dall，WH)利用在阿拉斯加貝丘遺址發(fā)掘過程中獲得的脊椎動物遺存，結合狩獵工具和容器等考古遺存，按經濟形態(tài)和生態(tài)環(huán)境的差異進行了科學的地層劃分，并在此基礎上建立了年代序列，從而開創(chuàng)了美洲動物考古研究的先河。［7］在考古學的成熟階段(1919年—20世紀40年代，屬于考古學分類與鞏固期的前一階段)，文化生態(tài)學思想對考古學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部分考古學家擺脫了以遺址為中心的文化—歷史方法的束縛，與生物學家和環(huán)境學家合作，借助生態(tài)學方法，通過動物考古和植物考古研究來重建史前環(huán)境和分析史前人類的食譜，進而了解古代人類對不斷變化的環(huán)境的適應過程。［8］20世紀20年代英國科學家約翰•馬歇爾負責對印度河流域青銅時代哈拉帕文明的重要遺址進行考古發(fā)掘，并利用動物考古研究成果闡述摩亨佐達羅城市文明的經濟類型。［9］20世紀30年代法國古生物學家德日進(PierreTeilharddeChardin)和我國古生物學家楊鐘健對安陽殷墟的動物遺存進行了鑒定和統(tǒng)計，分析了夏商時期的氣候環(huán)境。［10］楊鐘健對章丘城子崖新石器時代遺址動物骨骼進行了屬種鑒定［11］。

進入考古學的轉變期(20世紀40—60年代，屬于考古學分類與鞏固期的后一階段)，從以層位學和類型學為研究手段的文化歷史研究轉變?yōu)橐匀祟惿鷳B(tài)學思想指導的、大量結合自然科學方法和技術進行的古代社會重構的研究。西亞新石器時代農業(yè)起源研究就充分利用了動物考古的研究成果。［5］這一階段在美洲出現(xiàn)了人類行為的文化功能解釋的趨勢，以環(huán)境為背景來復原考古學文化的多學科研究，就充分體現(xiàn)了動物考古學的作用。［12］步入考古學發(fā)展新時期的新考古學出現(xiàn)階段(20世紀60—80年代)，在傳統(tǒng)考古學重建文化史(主要是考古學文化時空框架的重建)的基礎上，美洲考古學家以復原或重建文化形態(tài)(生產力、社會組織和意識形態(tài)為主)、解釋文化過程(主要是文化發(fā)展的動因，屬于過程考古學范疇)這兩個更高層次的研究為目標，以進化論、系統(tǒng)論和生態(tài)學理論為思想指導，通過物質遺存所反映的考古學文化的各個方面及其與環(huán)境之間關系的研究，來更全面、系統(tǒng)地解釋文化發(fā)展的過程。作為文化生態(tài)系統(tǒng)中生物環(huán)境系統(tǒng)的重要組成部分，動物資源利用方式和聚落形態(tài)研究中有關適應環(huán)境的生存戰(zhàn)略(包括食物、供給、聚落和維持戰(zhàn)略)研究，使動物考古研究的重要性進一步突出。［13］西亞的農業(yè)起源有關狩獵到飼養(yǎng)經濟發(fā)展過程的動態(tài)研究也得益于動物考古的微觀研究。［14］在考古學發(fā)展新時期的當展新階段(20世紀80年代至今)，動物考古對于新學派中社會考古學各種社會形態(tài)經濟基礎的研究具有很強的說服力。［15］在探究古代人類精神世界的認知考古學有關肖像象征意義的研究中，動物考古知識的應用也獲得了令人信服的成果。［16］馬克思主義考古學流派將研究重點放在人類的適應性與系統(tǒng)平衡上，提倡生態(tài)學、進化論和辯證法相結合，這一過程中美國學者威廉•馬夸特對肯塔基西部貝丘遺址采食者的研究就體現(xiàn)出動物遺存研究所起的重要作用。［17］在社會學中程理論被引入到考古學后，在將其作為連接經驗性考古學材料與高層次文化理論解釋的橋梁的過程中，劉易斯•賓福德(LewisBinford)最有代表性的工作之一就是記錄了許多影響動物組合特征和條件的自然過程，并將這些過程應用到考古記錄的解釋中。在這個成功的中程理論應用研究范例中，動物考古的作用功不可沒①。［18］綜上所述，考古學產生和發(fā)展的歷程中，動物考古都不同程度地做出了貢獻，在提高人類對古代人地關系的認識水平上起到了積極作用。

以北美為代表的國際動物考古學發(fā)展歷程在梳理了動物考古與考古學淵源關系的前提下，根據理論與實踐的特征將動物考古學發(fā)展的階段性特征重新審視一下，有利于正確評價亞洲動物考古在整個世界動物考古領域所處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與考古學發(fā)展息息相關，國際上動物考古研究也是以歐美發(fā)達國家起步最早，以北美的階段性研究最具有代表性。以北美為代表的國際動物考古發(fā)展經歷了三個階段，即形成階段、系統(tǒng)化階段、綜合化階段。第一階段或開始形成時期(19世紀60年代—20世紀初)，動物考古工作的貢獻主要在第四紀地質及舊石器時代考古的年代學和地層變化研究方面［19］，如揭示人類的古老性，確定早期人類如何生存以及如何獲得食物并重建古環(huán)境。這些貢獻主要建立在應用地質學的地層學和古生物學方法的進化論理論基礎之上。這一時期環(huán)境決定論、環(huán)境可能論以及歷史學方法處于全盛期，而動物材料并未被納入考古學文化范疇當中。第二階段或系統(tǒng)化發(fā)展時期(20世紀40—50年代)，動物考古工作者致力于兩個相關的目標，即了解動物的生物學及生態(tài)學特征以及認識人類行為的時空變化。這就要將理論及方法植根于如物理及生物等大量學科的系統(tǒng)性引入。大量分析性和人類學研究伴隨著如下兩個概念的出現(xiàn)而產生:中程理論和用來檢驗生存對策的經濟和生態(tài)學模式。這一時期的一大特點是強調方法的重要性。第三階段或綜合化成熟時期(20世紀60年代以來)，隨著文化資源管理的快速發(fā)展，在很多方面開展的歷史時期動物考古研究以及大量開發(fā)出來的模型和預設對考古學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文化生態(tài)學和人類學理論特別注重生態(tài)學和環(huán)境學議題，在動物考古實踐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目的在于研究適應性行為、生存對策以及人與環(huán)境之間的功能性關系?？梢赃@樣說，這一時期動物考古充滿了所謂新考古學的思考。［20］這一時期的一大特點是邏輯推理方法由歸納轉變?yōu)檠堇[。

動物考古的理論與方法及其回答考古學問題的研究層次基于達格拉斯•J．布爾(DouglasJBrewer)在《考古學方法與理論》所做的關于動物考古學的理論、方法與目標的論述，我們可以將各種論題按著研究層次劃歸到不同的組分中(見表1)。［21］從表1中可以看到，在生物學、社會學和人類學理論范疇內的各種理論框架下，動物考古學研究所涉及的考古學問題大多處于中等研究層次，只是生物地層學及古生物學探討的問題處于基礎性研究層次;哲學范疇內，除了方法論里數(shù)據搜集處于基礎性研究層次之外，絕大多數(shù)理論框架下動物考古研究所涉及的考古學問題處于高等或者極高等研究層次;文化遺產管理范疇的均變論涉及較高等層次的研究;系統(tǒng)論范疇的社會經濟生態(tài)理論框架下探討的考古學問題處于極高等研究層次。

亞洲動物考古的研究進展

(一)西亞的領先地位與亞洲其他地區(qū)相比，西亞的動物考古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水準。無論是來自發(fā)達國家還是本土的專家，都非常重視現(xiàn)代動物考古學理論的應用，這一地區(qū)的動物考古研究不但在數(shù)量上而且在質量上都在某種程度上趕上了國際同行的步伐。從表2的統(tǒng)計不難看出，大多數(shù)動物考古學文章致力于方法和理論的探討(82%)。其中生存對策研究文章占較大比重(33．7%)，其他方面比重較低，如馴化(14．5%)、宗教(12．2%)，埋藏學(9．6%)。有少量古DNA的文章發(fā)表(6．0%)。高等層次的研究成果占18．2%，較高等層次的研究成果占3．6%，中等層次的成果占60．2%，基礎性成果占18%，而且研究主題具有多樣性特點。因此，與國際同行相比，西亞動物考古研究的主體處于中高等層次。

摘要:王子云是上世紀三十年代載入法國《現(xiàn)代藝術家辭典》的唯一中國畫家；四十年代舉辦了我國第一次敦煌藝術展；建國后，編著出版了我國第一部雕塑史專著《中國雕塑藝術史》。把考古和雕塑結合在一起深入研究，是現(xiàn)代考古和雕塑的奠基者之一。

關鍵詞:考古雕塑藝術結合研究奠基者

原中國美術家協(xié)會顧問、中國美協(xié)陜西分會名譽主席、西安美術學院教授王子云先生是我國著名的考古學家、雕塑家、美術史論家和美術教育家。1990年，先生以93歲高齡壽終，將近一個世紀致力于美術教育、考古和雕塑，一生甘為人梯、甘做鋪路石，為重振中國的考古和雕塑做出了杰出的貢獻，是我國現(xiàn)代考古和雕塑藝術的奠基者之一。

王子云，1897年出生于安徽蕭縣，1916年就讀于上海美術?？茖W校；1920年后，在北京從事美術教育和“五四”新美術活動；1926年任中山大學民眾教育館藝術部主任，任職期間，發(fā)起了“南京美術展覽會?！?928年受聘為國立杭州西湖藝術院講師，曾協(xié)助學校在上海、日本東京舉辦國際性的美術交流活動。

王子云一直注重提攜、獎掖后進。在北京從教期間，他發(fā)現(xiàn)北京美術學校學生、蕭縣同鄉(xiāng)劉開渠精于繪畫和雕塑的特點，了解到他因為經濟拮據，難以繼續(xù)讀書的情況后，便慷慨解囊，并積極聯(lián)系蕭縣同鄉(xiāng)基金會對他施以救助，幫助劉開渠走上了一條成功的道路。上世紀七十年代，已進入暮年的劉開渠深情地回憶說：“二十年代，我在北京讀書時，只有十幾歲，舉目無親，生活難以為繼，王子云老師接濟我、鼓勵我、幫助我尋求半工半讀的辦法，并聯(lián)系蕭縣同鄉(xiāng)基金會援助我。畢業(yè)以后，又鼓勵我到法國學習雕塑，使我對自己的追求充滿了憧憬與渴望。我1933年回國以后在國立杭州藝專任雕塑系主任和教授，他1937年留學歸來，立即到杭州藝專任教，支持我、壯大我所在的雕塑系，和我一起共同培養(yǎng)雕塑人材。他一生無時無刻不在幫助我，我無法忘記他對我的栽培和支持?！?/p>

在他的幫助下，還成就了著名花鳥、篆刻藝術家王青芳。王青芳是他的堂弟，在王子云先生的資助下，1923年入北京美術學校學習，并根據他的特長，引薦他拜國畫名家陳師曾、蕭謙中、王夢白，國畫學會的金拱北和國畫大師齊白石為師。后來，王青芳集中精力向齊白石學習花鳥畫和篆刻治印，并在篆刻基礎上研究木刻版畫，曾刻有屈原、司馬遷、杜甫、王維等古代文學藝術家畫像存世，號稱“萬版樓主”，求刻、求畫者不絕于門，是名動京師的著名花鳥畫家和篆刻藝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