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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期間對于日本文藝理論作品的引進，較為人熟知的是章錫珠對日本文論家本間久雄的《新文學概論》的翻譯。1920年章錫珠正式在《新中國》雜志上連載本間久雄的《新文學概論》部分內(nèi)容，后因雜志停辦而擱淺。次年他又在《文學》雜志上重新翻譯與發(fā)表，后于1925年由商務印書館結集出版。而在這年7月，汪馥泉也將翻譯的《新文學概論》交由上海書店付梓，后又于1930年4月在上海亞東圖書館再版?；诒鹃g久雄對本書的二次改編，章錫深又于1930年對之作了重譯，并于當年交由開明書店出版。除此之外，本間久雄的《歐洲近代文藝思潮論》也由沈端先于1928年翻譯出版，其所著的《文學研究法》也由李自珍翻譯，于1932年由星云堂書店出版。在通過日文翻譯的文論中，除了本間久雄的《新文學概論》在當時影響較大外，還有廚川百村的著作。廚川百村的《苦悶的象征》，先是魯迅于1924年和1928年分別交由新潮社與北新書局出版。豐子愷也于1925年翻譯了該著作，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廚川百村的另一本著作《出了象牙之塔》，由魯迅翻譯，分別于1925年與1928年由未名社與北新書局出版;由綠蕉、大杰翻譯的《走向十字街頭》，分別于1928年與1932年由啟智書局與新文藝書店出版。

除這二人的著作之外，翻譯過來的日本文論還包括青野季吉的《新興藝術概論》(馮憲章譯，1930年現(xiàn)代書局)、芥川龍之介的《文藝一般論》(高明譯，1933年光華書局)、藏原惟人的《新寫實主義論文集》(吳之本譯，1930年現(xiàn)代書局)、森山啟的《社會主義的現(xiàn)實主義》(林煥平譯，1940年希望書局)、夏目漱石的《文學論》(張我軍譯，1931年神州國光社)、滕森成吉的《新興文藝論》(張資平譯，1928年聯(lián)合書店)、小泉八云的《文學講義》(惟夫編譯，1931年聯(lián)華書店)、狄原朔太郎的《詩底原理》(孫浪工譯，1933年中華書局)等，在當時也產(chǎn)生了一定的影響。日本文藝理論的翻譯出版為新文學的創(chuàng)作與教學提供了一定話語規(guī)則的支持。比如魯迅在教導青年學生“研究文學”的時候，認為應該從本間久雄的《新文學概論》和廚川百村的《苦悶的象征》著手‘”。然而仔細閱讀當時翻譯出版的日本文藝理論專著，我們發(fā)現(xiàn)，一方面日本文藝理論專著多為西方文藝理論專著的改寫，另一方面日本文藝理論專著的翻譯出版也呈現(xiàn)出明顯的歐美化傾向和俄蘇化色彩。其實歐美文藝理論的翻譯，早在民國之前就已經(jīng)開始。1905年，《新民叢報》第3年第22號起連載蔣智由翻譯的法國學者維朗的《維朗氏詩學論》，標志著中國開始系統(tǒng)翻譯西方文藝理論。隨后黃遠生、魯迅、周作人、王國維等人開始碎片式引用或化用歐美的文藝理論作品來闡釋中國文學。然而國人對歐美文藝理論的全面了解，實始于本間久雄的《新文學概論》。正如本間久雄自己所言，“文學通論”部分參照了‘竹unt的Llt巴rat“rc，ItsP對nC巾Ieand乃1泊了目.5;Winehester的5。的ePt7)〕‘巾龍5ofLJtc扭盡C廳加拓刀〕;Mackenzie的theEVoluoonofLit陰￡“脂”等，而“文學批評論”則參考了℃ayleyandScott的A刀Intr.而ct舊nto入了亡thodsandM白terlalsofL，teraryC誼元店功，Saintsbury的月招to理ofC)itjcism以及Moulton的the幾4bdemStodyofLjt曰叨ture”‘引。正是這一系列書目，日后幾乎成為中國人學習西方文藝理論的必讀書目，同時成為當時學者研究新文學，甚至舊文學的理論工具。1923年西諦發(fā)表的《關于文學原理的重要書籍介紹》一文中，第一次系統(tǒng)地介紹了這些文藝理論書目‘幻。而1933年郁達夫在《青年界》第4期發(fā)表《英文文藝批評舉要》一文中，則再次列舉了類似書目。

為了正面直接閱讀研究歐美文藝理論，國人開始直接地從英文或其他語言中翻譯歐美文藝理論。在章錫珠翻譯《新文學概論》的第二年，景昌極與錢塹新便在《文哲周報》上翻譯發(fā)表了溫切斯特的《文學評價之原理》，后于1927年由商務印書館印刷出版。1926年傅東華在《小說月報》17卷l一8期上翻譯發(fā)表莫爾頓的《文學之近代研究》。第二年又在《小說月報》第18卷上發(fā)表莫爾頓的《文學進化論》。除此之外，一系列的歐美文藝理論得到翻譯出版。除了以上兩部作品之外，傅東華還先后翻譯了勃利司.藩萊的《詩之研究》(1923)，蒲克的《社會的文學批評論》(1926)，琉威松的《近世文學批評》(1928)，卡爾佛登的《文學之社會學的批評》(1930)，亨特的《文學概論》(1935)。除了傅東華之外，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翻譯的歐美文藝理論還包括多人于1929年翻譯的瑞恰茲所著《科學與詩》，宋桂煌于1930年翻譯韓德生的《文學研究法》與《小說的研究》等。據(jù)筆者大致計算，民國期間翻譯的歐美文藝理論(俄蘇文論除外)也在50部左右?？傮w來看，歐美文藝理論著作的直接翻譯讓國人對外國文學作品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另一方面歐美文藝理論的輸入也直接地影響著當時中國文學話語規(guī)則的建構與重構。正是在歐美文藝理論的基礎上，中國文學研究不僅有了全新的理論基礎，而且改變著本土的文學理論重構。比如陳仲凡、郭紹虞等人便是在溫切斯特、圣茨伯里、亨特等人建構的體系上，來重新思考中國古代文藝理論體系的“，。隨著20世紀二三十年代日本左翼作家的不斷壯大，俄蘇文藝理論傳入日本，在日本出現(xiàn)了許多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文藝理論，文藝與現(xiàn)實、文藝與革命、文藝的階級性等問題成為探討的重心。而此時輸入的日本左其文學理論便即時地迎合了中國當時的社會政治環(huán)境。于是從日本留學歸來的魯迅、周作人、郭沫若、張資平等作家便開始俄蘇文論的譯介。魯迅最初從日本翻譯俄國文學的時候開始介紹俄國文藝理論。他于1929年便翻譯了盧那察爾斯基的《文藝與批評》，第二年又翻譯了普列漢諾夫的《藝術論》。值得注意的是兩部文藝理論著作，甚至包括以前的《壁下譯叢》等都是從日文轉譯而來。后來隨著三四+年代政治運動的風起云涌，俄國文藝理論的革命性與階級性很好地吻合了其時的政治環(huán)境與社會環(huán)境，于是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俄國文藝理論便取代了20世紀二十年代歐美文論的主導地位。這一時期包括俄國民主主義文藝理論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文藝理論以及其他的社會主義文藝理論都在這一時期得到翻譯傳播。據(jù)本人粗略統(tǒng)計，此時翻譯過來的俄國文藝理論著作也多達50種。

西方文論的翻譯:‘灑方化”還是‘體土化”

自晚清開始輸入西學以來，對于西方著作的譯介一直都存在著“西方化”與“本土化”的問題。即使是最初翻譯的一些自然科學，我們的知識分子也在不斷地印證著“東學西漸”的痕跡17]。如果西方文學與中國文學僅就具體的文學作品而言，只要不是變異很大，盡管彼此之間有巨大的文化差異，但本土的中國讀者還是能夠閱讀理解的。作為西方文學的話語規(guī)則而言，因其理論的抽象性，以及與本土文學的完全異質性，不管是在翻譯過程中，還是讀者的閱讀接受中，都橫亙著巨大的文化鴻溝。因此就翻譯效果而論，到底是通過直譯而達到完全的西方化還是通過轉譯、改譯或者編譯而部分本土化，這是當時西方文論在翻譯過程中所不可避免的二難選擇。就前面所描述的西方文論在民國期間的翻譯出版作品來看，大致出現(xiàn)了這樣幾個特點。

一是因交流中轉及語言障礙而導致的文本的轉譯。盡管民國時期輸入了很多日本文藝理論著作，但囿于日本本民族文學的需要，絕大多數(shù)文藝理論著作是對歐美或俄蘇文藝理論的借鑒與改編。比如在當時中國影響最大的兩本文藝理論專著《新文學概論》與《苦悶的象征》便是如此。當被加工過的日本文藝理論翻譯成中文后經(jīng)歷了第三次轉譯，由此國人對西方文藝理論的理解就必然出現(xiàn)誤讀與不適應的情形。而這一點已經(jīng)被當時的翻譯家發(fā)現(xiàn)。翻譯的尷尬，促使更多的有識之士直接從西方文論原著進行翻譯。然而很遺憾的是，一方面囿于當時文化交流的匾乏，另一方面囿于語言的障礙，即使是擺脫了日文的限制，卻又掉進了英文的轉譯之中，因為這兩種語言在當時最為流行。由此民國時期的西方文藝理論的翻譯必然地會出現(xiàn)很多的轉譯。即使像傅東華、曹靖華這樣的專職翻譯家，有的時候也得從英文版去翻譯法國的文藝理論及俄國的文藝理論。

二是翻譯過程中出現(xiàn)的節(jié)譯與改譯問題。因東西方文化的異質性，文本翻譯過程中必然出現(xiàn)“歸化”與‘順化”的問題。對于當時新興的西方文藝理論，國人最初感到的是與傳統(tǒng)本土文論之間極大的異質性。因此很多翻譯家在翻譯的過程中必然會采用節(jié)譯與改譯，對原著中的某些內(nèi)容作相應的改編。比如章錫深深感國人對日本文學的不了解，因此在翻譯本間久雄的《新文學概論》與《文學概論》的過程中，往往將過多的日本文學典故與例子刪掉。而這一點景昌極在翻譯溫徹斯特的《文學評論之原理》的時候也同樣涉及這一問題。因東西文學的差異，在翻譯過程中“取諸本國文學以代之。其急切不能得者，則譯以明暢之詞。或竟以散文譯詩句，以求達意”。因此“原著中典例，每于譯文中易以本國之類似者……蓋因國人于西方學術掌故，所知甚罕。故易以本國材料，為人人所共曉者”‘81。

三是很多西方文論的翻譯者采用了編譯或輯譯的形式。如當時非常有名的東方雜志社為慶祝建刊20周年，將以前在該刊發(fā)表的一系列西方文藝理論，以《東方文庫》叢書的形式由商務印書館結集出版。其中包括《寫實主義與浪漫主義》《近代文學與社會改造》《文藝批評與批評家》等。這些編譯作品大多由單篇論文組成，來源不同，風格多樣，節(jié)譯與改譯并存。對于俄蘇文論，因其強烈的意識形態(tài)色彩與制度化特征，很多俄蘇文論，尤其是蘇聯(lián)文藝理論多采用集體編譯的形式出版。1935年出版的蘇聯(lián)文學顧問會編著的《給初學寫作者的一封信》，1940年出版的蘇聯(lián)康敏學院文藝研究所編的《科學的藝術論》等，均是集體編譯。這種集體編譯的形式對于后來新中國的文學撰寫出版產(chǎn)生了深刻的影響。

中國現(xiàn)代出版業(yè)與西方文論

游走在商業(yè)與人文兩端的中國現(xiàn)代出版業(yè)，既為中國現(xiàn)代文學提供生存空間，同樣也生長出新文學的話語規(guī)則。然而在商業(yè)與人文、生產(chǎn)與消費、閱讀與接受的兩端，西方文論的翻譯與出版，并不像新文學那樣有著明顯的利益制衡。因為作為新文學的小說、詩歌，一方面作為精英階層引領社會文化方向的文化話語，另一方面也同樣為大眾提供難得的文化產(chǎn)品以資消費，甚至是娛樂。但作為文學生產(chǎn)與寫作而存在的文學話語規(guī)則，因其理論上的形而上學性，勢必很難吸引大眾的閱讀興趣，最終在普通讀者的文學消費層出現(xiàn)真空。西方文論最終還是在中國得以大量翻譯出版，有的甚至一版再版。原因何在?據(jù)筆者看來，原因有以下兩個方面。

一是新文學雜志與相關出版社出于文學創(chuàng)作與研究的需要，翻譯出版西方文藝理論，成為必然的歷史選擇。這些雜志社與出版社一方面為新文學作家的文學生產(chǎn)、寫作與發(fā)表提供陣地，另一方面也通過輸入國外文藝理論為新文學理論建設提供話語支持。縱觀整個民國時期的新文學流派的作家們，無論是文學研究會、創(chuàng)造社還是“左聯(lián)”的作家們，他們一方面本人親自創(chuàng)辦雜志社或出版社，另一方面又供職于這些雜志社與出版社。他們一方面利用自身的身份優(yōu)勢，大量發(fā)表新文學作品，另一方面也大量翻譯國外文學作品以資借鑒。如章錫深翻譯本間久雄的《新文學概論》，最先發(fā)表在文學研究會的固定刊物《文學》上。而傅東華翻譯的蒲克的《社會的文學批評》、莫爾頓的《文學進化論》《文學之近代研究》等則發(fā)表在新文學骨干成員茅盾主編的《小說月報》之上。又比如“左聯(lián)”的眾多刊物后來成為俄蘇文論的發(fā)表陣地?，F(xiàn)代派作家施哲存所辦的水沫書店更是出版了《科學的藝術叢書》，系統(tǒng)地介紹了當時的馬列文論以及俄蘇文論。

二是眾多專職翻譯家與雜志社、出版社的結盟。自1905年廢除科舉制以來，投身寫作與翻譯成為眾多知識分子的生存選擇。一方面他們通過文學生產(chǎn)掌握著新文學的話語權，另一方面卻又不得不依賴于雜志社與出版社而獲得生存資本。比如最早系統(tǒng)翻譯西方文藝理論的章錫珠，一方面憑借其熟練的日語翻譯了好幾本日本的文學理論著作，另一方面更是憑借其掌握的媒介，將其翻譯的文論發(fā)表出版。又如傅東華的經(jīng)歷亦是如此。在中學畢業(yè)后，憑借良好的外語水平，最先供職于中華書局作專職翻譯員，后來又去商務印書館專門從事翻譯工作。盡管最后任職于復旦大學，但其一生的經(jīng)歷都與出版活動難分難舍，不僅翻譯出版了眾多的西方文學作品，而且翻譯了眾多的西方文學理論。正是這些同時擁有外語背景與留學經(jīng)歷的現(xiàn)代知識分子積極加盟出版事業(yè)，為西方文藝理論的翻譯出版提供了便利。

作者：周仁成單位：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