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朱理學亦稱程朱道學，是宋明理學的主要派別之一，也是理學各派中對后世影響最大的學派之一。其由北宋二程（程顥、程頤）兄弟開始創(chuàng)立，其間經(jīng)過弟子楊時，再傳羅從彥，三傳李侗的傳承，到南宋朱熹完成。從廣義上說，它也包括由朱熹所攝入的北宋“五子”（周敦頤、邵雍、張載和二程）的學說，并延伸到朱熹的弟子、后學及整個程朱的信奉者的思想。由于朱熹是這一派的最大代表，故又簡稱為朱子學。程朱理學在南宋后期開始為統(tǒng)治階級所接受和推崇，經(jīng)元到明清正式成為國家的統(tǒng)治思想。故如對宋明理學的概念不做特別規(guī)定的話，在通常的意義上便是指程朱一派的理學。二十世紀中國大陸程朱理學的研究大致可分為四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從1900年至1949年。在這五十年間，研究程朱理學的論文多以人物個案為主。最早研究二程的論文有兩不的《程伊川之宇宙觀》（1921年），最早研究朱熹的論文有程南園的《與友人論朱陸書第四》（1915年）此時也有中國哲學史或思想史的著作問世，其中都有關(guān)于北宋“五子”、朱熹及其后學思想的論述，但人物個案研究的專著很少。最早的中國哲學史的專著為1915年出版的謝無量的《中國哲學史》。該書以簡潔的筆法對道學（理學）的淵源作了追溯，并分述了周濂溪、邵康節(jié)、張橫渠、程明道、程伊川、程門諸子、朱晦庵、朱子門人之學。呂思勉的《理學綱要》（1931年）可以說是較早的一本斷代哲學史論著。在該書中，呂思勉同謝無量一樣認為“宋學長河，當推安定（胡瑗）、泰山（孫復）、徂徠（石介）”，但宋儒言哲學之首出者則為周濂溪。呂思勉對明道伊川之學，有獨到見解，認為洛學中之明道伊川，性質(zhì)本有區(qū)別，學于其門者，亦因性之所近，所得各有不同。對晦庵之學，呂思勉的論述亦較懇切，認為其哲學思想則未有出于周、張、二程之外者，不過研究更為入細，發(fā)揮更為透辟，因此，朱子非宋學之創(chuàng)造家，而是宋學之集大成者。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中亦對程朱一派道學作了詳述。陳寅恪先生在審查此書時所作的《審查報告》對此書的評價頗中肯，認為此書于朱子之學多有發(fā)明。此時，中國哲學史方面的著作還有范壽康的《中國哲學史通論》（1936年）。雖然此間對程朱理學的研究業(yè)已基本展開，但大多只是從總體上闡述，并且對諸多問題的解析還不夠明確，故把這一時期的程朱理學研究稱為開創(chuàng)期。

第二個時期：從1950年至1965年。此間研究程朱理學的文章著作基本上都采用唯心主義唯物主義劃分的方法，普遍認為程朱代表了客觀唯心主義學說。這段時間出版的有關(guān)中國哲學史、思想史的著作大致有楊榮國的《簡明中國思想史》（1952年）、侯外廬等人的《中國思想通史》（1959年）、任繼愈的《中國哲學史》（1964年）等，其中都有專門章節(jié)分述程朱之學。此間研究程朱理學的論文亦有一些，其中專門研究二程的論文有兩篇，研究朱熹的大致有十四篇。這些論著中的絕大多數(shù)對程朱理學持否定態(tài)度，認為他們的哲學思想和他們的政治立場相應(yīng)，是極端反動的。朱熹的哲學在歷史上的作用只是對唯物主義哲學的發(fā)展起了一種刺激的作用，但如果對朱熹哲學沒有批判、沒有認識，就不能起到刺激唯物主義發(fā)展的作用，反而會起破壞作用。當然，亦有學者對程朱理學有肯定的一面，認為程朱的哲學思想中包含有辯證法的因素，認為這是二程哲學體系中的合理思想。但從總體上認定二程的思想是唯心主義的，是為封建統(tǒng)治階級服務(wù)的。從總體上說，此間對程朱理學的研究多集中在北宋“五子”及朱熹等幾個主要人物上，對程門及朱門后學則研究較少。雖然此時是以唯物唯心的方法進行研究讀到，但相對于第一個時期，對問題的研究已相對深入了些。因為方法論上的偏差，故這一時期只能稱作探索期

第三個時期：從1966年至1976年。這一時期正值“”，深受“唯心主義等于反動保守”之公式的影響，故對程朱理學的批判不斷升溫。這段時間研究二程的著作有批判文集一本，二程言論選批一本，分別為《程顥程頤及其思想批判》（1974年）、《程顥程頤言論選批》（1975年）。研究朱熹的論文大致有54篇?！啊逼陂g，對程朱理學批判的主要內(nèi)容是把程朱放在儒法斗爭史上，作為法家對立面的反動儒家人物而加以批判。另外還批判程頤要寡婦守節(jié)而帶來的“貞節(jié)殺人不見血”的后果?？傊?，在“”期間，程朱理學甚至整個中國哲學史、思想史的研究可謂百花凋殘、野草滿徑，所以這一時期只能稱為挫折期。

第四個時期：從1977年至20世紀末。此間程朱理學研究真正獲得了突飛猛進的發(fā)展，其中不僅與程朱理學相關(guān)的宋明理學斷代哲學史的研究愈加深入，而且人物個案研究也得到了發(fā)展，大量的論文及專著問世，真可謂“百家爭鳴，百花齊放”。這一時期所跨時間雖不太長，但研究面貌日新，故又可分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1977年以來至20世紀80年代中期，此時宋明斷代哲學史研究及人物個案研究得到了發(fā)展，但人物個案研究主要涉及重要的哲學家，故稱發(fā)展期。這一階段是以1978年前后的撥亂反正、肅清“”的流毒為前奏的。由此，對程朱理學全面否定的態(tài)度有了轉(zhuǎn)變，開始以實事求是的態(tài)度研究程朱理學。對于朱熹思想，多數(shù)學者雖然認為朱熹的基本思想是唯心主義的先驗論，即先于物而存在的理既在天上又在人的心中，但朱熹肯定理離不開物，認識事物之理就必須“與物接”，他所謂的格物窮理也就包含了接觸自然界具體事物而認識其規(guī)律之義。就這方面而言，朱熹格物致知的認識論中含有唯物主義的思想因素。另外有學者認為朱熹思想中也有不少樸素辯證法因素，而且在某些方面還為樸素辯證法提供了一些新東西。還有學者認為朱熹一方面企圖把“一分為二”從邵雍“先天象數(shù)”的迷霧中剝離出來，另一方面采納了張載“一物兩體”的辯證法思想資料，比較系統(tǒng)地論述了“一分為二”的思想，在哲學史上產(chǎn)生了深刻的影響?？梢哉f，“”以后的程朱理學的研究比較注重對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重新評價，一些以往作為批判和否定對象的哲學家一一得到了新的審觀。第二階段為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這一階段對程朱理學的研究有如下幾個特點：一、進一步闡明了程朱理學的形成、發(fā)展、傳播的軌跡，認為程朱理學與孔孟儒學是一脈相承的，但程朱理學并不是對先秦儒學的簡單重復和繼續(xù)，而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做出的新發(fā)展。二、擴大了程朱理學的研究領(lǐng)域，不僅注意研究二程、朱子的思想，而且注意研究二程門人及朱子門人的思想，尤其是對朱子思想的研究，更是在哲學思想之外引申到了教育學、美學、文學、史學、科學等方面。另外，受90年代以來現(xiàn)代化建設(shè)中傳統(tǒng)文化與現(xiàn)代化問題的影響，對宋明理學當然包括程朱理學的研究逐漸深入，并將其和儒學對現(xiàn)代文明的作用和價值等問題聯(lián)系起來，重新確立程朱理學的歷史意義和現(xiàn)實意義。三、深化了程朱理學研究的原有課題。在哲學方面，學者們不再停留在對程朱哲學作一般性的定性分析，而是細致考察了諸如朱熹的心性論、格物致知論、本體論、豁然貫通論、一體兩說等哲學觀點，并且對朱子思想在不同時期的特點也進行了研究。同時，對程朱理學的研究也和對陸王心學的研究聯(lián)系起來；不僅研究二者之異，而且研究二者之同。此時與程朱理學的研究相聯(lián)系的一個熱點問題是宋明理學分派問題，即分理、氣、心三派還是理、性、心、氣四派，由此也有許多文章專著問世。在方法論上，不再單純采用唯物和唯心的劃分方法，而是各種研究方法并用。將這兩個階段綜合起來看，80年代以來的繁盛期，程朱理學研究的成果可謂蔚為大觀，琳瑯滿目，發(fā)表的有關(guān)程朱理學的論文有數(shù)百篇，專著包括思想史、哲學史、斷代哲學史研究，對程朱、北宋五子、程朱門人等的個案研究（包括人物評傳）亦很多。下面，根據(jù)20世紀80年代以來有關(guān)程朱理學的研究文獻，對程朱理學研究的主要方面做一評論。

論文提要

本文以胡適、馮友蘭及侯外廬的學術(shù)成果為范例，分析“中國哲學史”學科形成的原因以及影響其發(fā)展過程的某些重要特征。整個論述表明，正是近代西學的沖擊，激起中國學人重估傳統(tǒng)價值的熱情，從而使哲學史研究成為達致這種思想努力的問學途徑，同時也導致對傳統(tǒng)學術(shù)譜系的重新改寫。胡適的哲學史編纂，就是他對傳統(tǒng)做翻案文章的一種實踐，其漢學根底和經(jīng)驗主義傾向，導致其成果具有顯著的史學性格而缺乏哲學意蘊。馮友蘭相反，他自覺站在“正統(tǒng)派”的立場上，重視宋明義理之學，且引西方理性主義為同道，其努力具有從觀念系統(tǒng)上重建傳統(tǒng)價值的意義。而以侯外廬為代表的唯物史觀派，政治觀點雖與胡適不同，但由于兩者共同分享著“五四”反傳統(tǒng)，重科學的思想資源，故雙方對研究對象的褒貶沒有實質(zhì)性的區(qū)別。不過，侯氏一派將哲學史納入社會史解釋框架中，敘述更系統(tǒng)，意識形態(tài)功能更強。作者借鑒知識社會學的觀點，揭示出“中國哲學史”研究中“內(nèi)在解釋”與“外在解釋”兩種方法，指出“外在解釋”主要導向思想史成果，而對哲學史的建設(shè)來說，則應(yīng)加強“內(nèi)在解釋”的工作。

一、“哲學史”這學問

中國哲學史現(xiàn)在是很堂皇的學術(shù)殿堂，但那是在不足一百年的時間內(nèi)構(gòu)筑起來的工程。在它的奠基者那里，情形可不是這樣確定，連是否有其堅實的地基，都是需要勘察的問題。因為傳統(tǒng)只有經(jīng)史子集，或詞章、義理、考據(jù)及經(jīng)世的劃分，就是沒有叫做“哲學”這樣的東西。比較與之相鄰的史學或哲學就知道，哲學史所處的位置，開始是有些尷尬的。史學在傳統(tǒng)就是顯學，現(xiàn)代繼續(xù)存在史學，自然不是問題；哲學過去即使沒有，但可學社會學、人類學，直接從西學中引進。但如果本來就沒有哲學，而有人竟要來寫哲學史，在另一些人看來，那就有點是無稽之談了。對于這種“無中生有”、“強為之容”的現(xiàn)象，必須從整個近代中國文化變遷的背景來理解。

胡適、馮友蘭在本世紀上半葉出版的有關(guān)論著影響最大，可以看作這一學科的奠基之作，看看他們?nèi)绾螢椤爸袊軐W史”正名也許能說明些問題。胡適在《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的導言中先為哲學下一個定義：“凡研究人生中切要的問題，從根本上著想，要尋一個根本的解決：這種學問叫做哲學?！闭軐W包括的門類有：

天地萬物怎樣來的。（宇宙論）

一、做翻案文章

首先要讀胡適。蔡元培贊揚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的長處是證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及系統(tǒng)的研究，而之所以有此成就，是因為他既對西洋哲學史很有心得，又能兼治“漢學”。（9）胡適自己也說：“我們今日的學術(shù)思想，有這兩個大源頭：一方面是漢學家傳給我們的古書；一方面是西洋的新舊學說。這兩大潮流匯合以后，中國若不能產(chǎn)生一種中國自己的新哲學，那就真是辜負了這個好機會了。”（10）然而，胡適對哲學史的方法還有另外一種說法，也許更能顯示其結(jié)合西學與漢學的特色：

我平日喜歡做歷史的研究，所以今天講演的題目，是《中國哲學的線索》。這個線索可分兩層講。一時代政治社會狀態(tài)變遷之后，發(fā)生了種種弊端，則哲學思想也就自然發(fā)生，自然變遷，以求改良社會上、政治上種種弊端。所謂時勢生思潮，這是外的線索。外的線索是很不容易找出來的。內(nèi)的線索，是一種方法──哲學方法，外國名叫邏輯Logic……外的線索只管變，而內(nèi)的線索變來變?nèi)ィK是逃不出一定的路徑的。（11）

如果我們把這兩條線索的探究稱做“外在解釋”與“內(nèi)在解釋”，胡適主要走外在解釋一路。漢學家訓詁、考據(jù)的方法，不僅幫助他下功夫確定文獻的真?zhèn)渭皟r值，而且有利于其探究文獻產(chǎn)生時代的社會狀態(tài)?！吨袊軐W史大綱》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篇幅討論這類問題，故馮友蘭也承認他的這一長處。而進化論的觀念以及從杜威的實用主義那里學來的歷史的方法，使他不會陷于傳統(tǒng)漢學那種就事論事的靜態(tài)的眼光，從而掌握了一種整體的、演進的處理手法。

胡適的哲學史研究，是他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提倡的“輸入學理、研究問題、整理國故、再造文明”的工作的一種實踐。關(guān)于“新思潮的精神”，他寫文章時沿用尼采的說法，叫“重估一切價值”。具體點說，就是對過去的風俗制度、圣賢教訓、大眾信仰持一種評判，即懷疑的態(tài)度。用流行的說法，就是“反封建”或“反傳統(tǒng)”。學術(shù)方法的運用系思想立場支配的結(jié)果，而“疑古”正是立場與方法結(jié)合的表現(xiàn)。

“疑古”源于清代漢學，開始是有些學者用考據(jù)的方法辨別偽經(jīng)，后來發(fā)展到疑史。清末的康有為集疑古之大成，以辨?zhèn)蔚拿x宣稱近二千年來被歷代奉為圣憲的古文經(jīng)典，是東漢劉歆等人別有用心偽造出來的?？凳弦山?jīng)的目的在于疑政，辨?zhèn)问菫槠涓闹频男袨樵燧浾?。他的政治立場后來在新文化運動中遭批判，但其疑古的觀點對民初學界很有影響，胡適與顧頡剛都提到這一點。胡適是古史辨派的精神領(lǐng)袖，其哲學史不從三皇五帝而從《詩》三百篇開始，正是做出疑古的表率。

摘要本文以胡適、馮友蘭及侯外廬的學術(shù)成果為范例，分析“中國哲學史”學科形成的原因以及影響其發(fā)展過程的某些重要特征。整個論述表明，正是近代西學的沖擊，激起中國學人重估傳統(tǒng)價值的熱情，從而使哲學史研究成為達致這種思想努力的問學途徑，同時也導致對傳統(tǒng)學術(shù)譜系的重新改寫。

關(guān)鍵詞：中國哲學史；哲學史；范例分析

AbstractthisarticletakeoutsideHuShi,FengYoulanandthemarquisthehutacademicachievementasthemodel,thereasonwhichtheanalysis“theChinesephilosophyhistory”thedisciplineformsaswellasaffectsitsdevelopingprocesscertainkeycharacters.Theentireelaborationindicatedthatispreciselythemodernwesternlearningimpact,arousesChinatostudythehumantoevaluatethetraditionalvaluetheenthusiasm,thusmakesthephilosophyhistorytostudyintoattainsthisthoughtdiligentlytoaskstudytheway,simultaneouslyalsocausestotraditionalacademicevolutionrewritingagain.

keyword:Chinesephilosophyhistory;Philosophyhistory;Modelanalysis

前言

胡適的哲學史編纂，就是他對傳統(tǒng)做翻案文章的一種實踐，其漢學根底和經(jīng)驗主義傾向，導致其成果具有顯著的史學性格而缺乏哲學意蘊。馮友蘭相反，他自覺站在“正統(tǒng)派”的立場上，重視宋明義理之學，且引西方理性主義為同道，其努力具有從觀念系統(tǒng)上重建傳統(tǒng)價值的意義。而以侯外廬為代表的唯物史觀派，政治觀點雖與胡適不同，但由于兩者共同分享著“五四”反傳統(tǒng)，重科學的思想資源，故雙方對研究對象的褒貶沒有實質(zhì)性的區(qū)別。不過，侯氏一派將哲學史納入社會史解釋框架中，敘述更系統(tǒng)，意識形態(tài)功能更強。作者借鑒知識社會學的觀點，揭示出“中國哲學史”研究中“內(nèi)在解釋”與“外在解釋”兩種方法，指出“外在解釋”主要導向思想史成果，而對哲學史的建設(shè)來說，則應(yīng)加強“內(nèi)在解釋”的工作。

本文以胡適、馮友蘭及侯外廬的學術(shù)成果為范例，分析“中國哲學史”學科形成的原因以及影響其發(fā)展過程的某些重要特征。整個論述表明，正是近代西學的沖擊，激起中國學人重估傳統(tǒng)價值的熱情，從而使哲學史研究成為達致這種思想努力的問學途徑，同時也導致對傳統(tǒng)學術(shù)譜系的重新改寫。胡適的哲學史編纂，就是他對傳統(tǒng)做翻案文章的一種實踐，其漢學根底和經(jīng)驗主義傾向，導致其成果具有顯著的史學性格而缺乏哲學意蘊。馮友蘭相反，他自覺站在“正統(tǒng)派”的立場上，重視宋明義理之學，且引西方理性主義為同道，其努力具有從觀念系統(tǒng)上重建傳統(tǒng)價值的意義。而以侯外廬為代表的唯物史觀派，政治觀點雖與胡適不同，但由于兩者共同分享著“五四”反傳統(tǒng)，重科學的思想資源，故雙方對研究對象的褒貶沒有實質(zhì)性的區(qū)別。不過，侯氏一派將哲學史納入社會史解釋框架中，敘述更系統(tǒng)，意識形態(tài)功能更強。作者借鑒知識社會學的觀點，揭示出“中國哲學史”研究中“內(nèi)在解釋”與“外在解釋”兩種方法，指出“外在解釋”主要導向思想史成果，而對哲學史的建設(shè)來說，則應(yīng)加強“內(nèi)在解釋”的工作。

一、“哲學史”這學問

中國哲學史現(xiàn)在是很堂皇的學術(shù)殿堂，但那是在不足一百年的時間內(nèi)構(gòu)筑起來的工程。在它的奠基者那里，情形可不是這樣確定，連是否有其堅實的地基，都是需要勘察的問題。因為傳統(tǒng)只有經(jīng)史子集，或詞章、義理、考據(jù)及經(jīng)世的劃分，就是沒有叫做“哲學”這樣的東西。比較與之相鄰的史學或哲學就知道，哲學史所處的位置，開始是有些尷尬的。史學在傳統(tǒng)就是顯學，現(xiàn)代繼續(xù)存在史學，自然不是問題；哲學過去即使沒有，但可學社會學、人類學，直接從西學中引進。但如果本來就沒有哲學，而有人竟要來寫哲學史，在另一些人看來，那就有點是無稽之談了。對于這種“無中生有”、“強為之容”的現(xiàn)象，必須從整個近代中國文化變遷的背景來理解。

胡適、馮友蘭在本世紀上半葉出版的有關(guān)論著影響最大，可以看作這一學科的奠基之作，看看他們?nèi)绾螢椤爸袊軐W史”正名也許能說明些問題。胡適在《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的導言中先為哲學下一個定義：“凡研究人生中切要的問題，從根本上著想，要尋一個根本的解決：這種學問叫做哲學?！闭軐W包括的門類有：

天地萬物怎樣來的。（宇宙論）

知識思想的范圍、作用及方法。（名學及知識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