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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層社會持續(xù)變遷的背景下，應著重從以下幾點入手，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1)在黨的十七大顯性語境中去構思、謀劃；(2)積極推進黨內基層民主建設；(3)拓展基層黨組織功能，完善組織架構。

黨的基層組織是黨的執(zhí)政能力建設與和諧社會建設的重要戰(zhàn)略資源和基礎保障。在“革命黨”到“執(zhí)政黨”、“計劃社會”到“市場社會”的轉變中，基層黨組織和基層社會同時受到大的沖擊，如何在基層社會持續(xù)變遷中加強黨的基層組織建設，成為當前亟須解決的重要問題。

一、基層社會結構的深刻變化給黨的基層組織建設帶來的深遠影響

首先，社會基層的管理模式發(fā)生了深刻的變化。在計劃經濟時代，社會基層的管理模式以“單位制”為核心，黨的基層組織網絡根植于各類單位之中。在市場經濟的推動下，社會基層的管理模式發(fā)生了重大變化。市場化的資源配置方式使單位產生了非行政化的趨向，單位的專業(yè)功能逐步增強，社會功能逐步剝離，在原有的單位體系之外，又生成了大量的新經濟組織和新社會組織。單位組織、動員社會成員的功能不斷減弱。“單位制”社會管理模式的解構弱化了黨對各種單位和組織的政治約束力，也使黨的基層組織與社會組織的關系發(fā)生了深刻的變化。在許多組織中，黨的基層組織不再是領導核心。黨的基層組織設置也不得不跟著各類單位組織的分化、組合而不斷調整，甚至在許多組織中出現了黨建工作的“空白點”。

其次，社會基層的組織形態(tài)也正悄然發(fā)生變化。在一個“單位化”的社會中，社會基層是相對穩(wěn)態(tài)的。但是，隨著身份制度、戶籍制度、勞動人事制度、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推進，人們對單位在經濟利益、社會地位、社會角色等各個方面的依附程度在不斷弱化，個人的社會地位和利益保障通過社會基層的途徑可以得到解決，這就為社會成員完成從“單位人”到“社會人”的轉變創(chuàng)造了條件，也為社會成員的流動創(chuàng)造了前提。社會轉型期中利益的分化組合直接導致了社會流動的加快。一個穩(wěn)態(tài)的社會基層正在轉變?yōu)橐粋€流動的社會基層，這種轉變勢必對條塊分割、封閉運作的黨的基層組織提出新的挑戰(zhàn)。黨組織整合組織成員，進而整合社會基層的能力也必然受到影響，自然會產生流動黨員管理、新社會階層成員黨員發(fā)展等諸多問題。

再次，社會基層的民主意識正在逐步增強。市場經濟弱化了人們對單位和行政組織的依賴關系，自由、平等等主體意識和獨立的人格的增強，為基層民主的發(fā)展提供了條件。社會的發(fā)展，群眾的視野的開闊，政治眼界和政治素質的提高，為參與政治生活提供了可能條件。所有制結構多樣化引起的社會階層的逐步分化，形成了在收入來源、社會地位、生產方式、生活習慣等方面有著顯著區(qū)別的利益群體。多樣化利益群體的不同利益訴求，增強了群眾參與基層政治生活的內驅力和主動性。社會基層民主意識的增強對于社會基層民主進程無疑是一種巨大的推動力。如果政治表達的渠道不通暢，就極易引發(fā)“積聚效應”；如果簡單縱容政治參與，而不加以正確的引導，同樣也會破壞社會基層政治的穩(wěn)定。這些問題已或多或少地在現階段的村民委員會選舉和社區(qū)直選中有所體現。在社會自治力量還不太成熟，社會基層治理結構還不太完善的階段，擁有政治權威和組織資源的黨的基層組織，無疑要承擔起推動社會基層民主平穩(wěn)、健康發(fā)展的重任。

最后，社會基層的各類矛盾正在逐步凸現。改革開放后，利益格局呈現多樣化的趨勢，“社會的轉型期就是矛盾凸現期”的特征在社會基層逐漸體現。經濟和社會發(fā)展的矛盾、多種利益群體的矛盾、城鄉(xiāng)差距引發(fā)的矛盾、勞動保障和勞資糾紛等矛盾和問題，隨著經濟成分、經濟利益、分配形式多樣化的進一步發(fā)展，日益與經濟、政治、思想、文化領域的矛盾交織在一起，變得更加錯綜復雜。群眾上訪和群體性事件也呈現多發(fā)的勢頭。上述種種矛盾和問題，絕大部分發(fā)生在社會基層，其實均是人民內部矛盾。因此，要構建和諧社會，就必須在社會基層建立完善的社會協(xié)商體系，進而形成一種矛盾的自我調節(jié)和化解機制，讓大部分的矛盾、問題得以在社會基層消化和解決。這就要求黨的基層組織對其功能和定位進行進一步的拓展，通過政黨的力量來推動社會基層的和諧。

二、基層黨組織建設當前面臨的深層次問題

首先，基層社會的“變”與基層黨組織的“不變”之間的矛盾。30年的改革開放，使中國社會基本完成了由“計劃社會”向“市場社會”的徹底轉變?；鶎由鐣涨敖夥?，開放度、透明度、自由度空前增強，變動性和不確定性日漸增加。人們的行為、觀念、思想日趨多元化和多樣化。盡管基層社會變動劇烈，但黨的執(zhí)政不能變，社會主義旗幟不能變，基層黨組織的宗旨、理想信念以及政治責任和使命不能變，那么處身于基層社會土壤的基層組織如何在這種“變”與“不變”中求得健康發(fā)展，就目前來講依然是個問題。

其次，基層社會的自組織化對基層黨組織的競爭。在中國社會走向開放和獨立的過程中，社會相對于政治的博弈和競爭邏輯日漸顯現出來。社會有機體的自組織性和組織化在一定程度上必然對發(fā)展基層黨組織所需的心理供給和組織行為輸出展開競爭，尤其是當社會組織的崛起和發(fā)展直接與人們的經濟利益關聯(lián)時，自下而上的社會內在自發(fā)組織力量顯然從動力和成本上要優(yōu)于政治組織的外部輸入，這一點已為大量新興社會組織和新興經濟組織的迅速崛起充分說明。無可爭辯，基于人的社會性基礎上的組織性需要是客觀存在的，但相對于既定歷史時期和客觀人口總量而言，這種組織性資源輸出能力又是有限的，那么相對于社會自組織化的洶涌“攻勢”，基層黨組織又如何在“撕扯和拉鋸”中“防守”，并“轉退為進”，在當前還需要我們繼續(xù)深入思考。

最后，黨的內在改革自上而下帶給基層黨組織的壓力與挑戰(zhàn)。在政黨、國家、社會、市場四個基本要素關系中，傳統(tǒng)意義上的超穩(wěn)定政治架構和邏輯顯然已經被打破，而新的合作結構與秩序關系尚未建立起來，世界政治發(fā)展的偶然性和變數急劇膨脹，冷戰(zhàn)時代以來的世界政治圖景愈加撲朔迷離。為了應對這種考驗，中國共產黨加快啟動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步伐。改革創(chuàng)新黨的建設也好，發(fā)展黨內民主也好，都是為了輸出和供給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所需的政治資源和能量，都是為了正確處理新形勢下的黨際、黨內、黨群關系，這就為黨自身的改革和創(chuàng)新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基層組織作為黨內關系的一個方面，自然要受到這種改革創(chuàng)新壓力和稀缺性的傳導，而這無形中又構成基層黨組織新的困惑和迷失。

三、解決基層黨組織建設難題的幾點思考

首先，黨的基層組織建設應在黨的十七大顯性語境中去構思和謀劃。黨的十七大是在當今世界廣泛而深刻變化以及當代中國廣泛而深刻變革的背景下召開的，對當代中國做了整體思考和占據，理應成為當代中國鏡像最完整最有效最準確的語境和素描。黨的十七大從整體上提出加強基層黨的建設，包括流動黨員管理、優(yōu)化組織設置、擴大組織覆蓋、創(chuàng)新活動方式，以黨的基層組織建設帶動其他各類基層組織建設等新的觀點和思想，對黨的基層組織建設具有直接指導作用。

其次，積極推進黨內基層民主建設，不斷增強黨的基層創(chuàng)新。中國基層社會的解放和變遷應當說是空前的，這就決定基層黨建的問題和環(huán)境也是前所未有的，唯有通過創(chuàng)新才能解決基層黨建問題，而推動創(chuàng)新的動力和主體又是廣大黨員群眾，只有通過發(fā)展黨內基層民主激發(fā)廣大黨員群眾的積極性和創(chuàng)造性，才能真正起到實際的效果?；鶎由鐣淖兓菊f來是人們的利益得到釋放和尊重，也正因為如此，基于民主關照下的利益也應該成為基層黨組織發(fā)展的動力而非障礙。只要通過機制和體制創(chuàng)新，不斷增強黨員主體地位，改進候選人提名制度和選舉方式，擴大鄉(xiāng)鎮(zhèn)直選，激發(fā)基層活力和積極性，基層組織建設的前途也就一定會因此而改善。

最后，就基層組織自身建設而言，要著力在功能定位拓展和組織架構完善上下工夫?；鶎狱h建之所以遇到問題，關鍵是基層黨組織的功能和組織架構不能夠“適應”基層社會的發(fā)展變化，出現了脫節(jié)和空轉現象。這就要求黨的基層組織要主動承擔起整合社會基層、協(xié)調與社會基層組織的關系、組織發(fā)展社會協(xié)商體系功能，把自身的功能拓展和調整到社會關懷和利益協(xié)調上來。在新的社會基層管理模式和流動的社會形態(tài)下，黨的基層組織架構也要從理念、網絡體系、工作機制等方面做出新的調整，跳出就“黨建抓黨建”的圈子，樹立帶動區(qū)域和諧發(fā)展的“大黨建”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