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法律畢業(yè)論文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chuàng)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畢業(yè)論文

現(xiàn)代刑事司法理念之我見

內(nèi)容提要

入世后，我國在政治、經(jīng)濟、文化等領域發(fā)生了顯著變化，對審判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而實踐中，一些審判人員角色轉(zhuǎn)換慢，遠不能適應形勢發(fā)展的需要。體現(xiàn)在刑事審判工作中，主要是以人為本的理念遠未樹立，重視發(fā)揮刑罰的打擊犯罪功能，對被告人合法權益保護不夠；重實體法，偏面追求實體公正，漠視程序價值，違反程序法辦案的情況時有發(fā)生；沒有樹立證據(jù)裁判主義理念，對事實的認定抓不著關鍵，舉證、質(zhì)證、認證說理溥弱；對量刑的均衡關注不夠，個案量刑偏輕偏重，裁判不公現(xiàn)象影響了大眾對司法的公信度，作者就此幾個方面的問題展開論述，闡述現(xiàn)狀，分析原因，提出了解決問題的辦法。

“理念”是柏拉圖哲學思想的核心概念，是指事物的原型或者說是永恒形態(tài)。今天，人們普遍認為“理念”主要是指一種完美的或指導性的觀念形態(tài)。作為一名法官，對證據(jù)的審查、事實的認定、法律的適用直至最后的裁判都會受理念的支配。它是法官對法律的認識，但比一般的認識和觀念沉淀更深，更具有穩(wěn)定性、原則性和基礎性。裁判的理念是每一位法官在自己世界觀、價值觀的基礎上對刑事訴訟制度和刑事實體制度的一個綜合性、原則性的理性感知。

改革開放后，我國的經(jīng)濟體制、政治體制、生活方式和社會觀念等都發(fā)生了有目共睹的變化，法制建設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今日經(jīng)濟的快速發(fā)展、社會秩序的穩(wěn)定、體制改革的深化和社會文明程度的提升，更要求法制建設同步運行，充分發(fā)揮保駕護航的職能作用。作為負有“打擊犯罪，保護人權”職責的刑事司法，其在社會政治、經(jīng)濟、文化、思想等領域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愈益突出。近幾年來，經(jīng)過理論界和司法實務界的不斷努力，我國的刑事司法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績，并日益朝著科學化的方向發(fā)展。但由于種種因素的影響，在刑事司法實踐中，無論是實體上還是程序上都存在著與形勢發(fā)展不相適應的諸多問題，客觀上制約了刑事司法之科學和公正目標的實現(xiàn)。筆者認為，在諸多因素中，思想觀念的轉(zhuǎn)變是第一要素。因為思想是行動的指南，沒有科學的思想，先進的理念，超常的睿智，就沒有開拓和創(chuàng)新可言，就無法應對紛繁復雜的客觀現(xiàn)實，更無法適應社會生活的日新月異和千變?nèi)f化。作為刑事司法工作者，尤其是一名從事刑事審判工作的法官，要想跟上時代前進的步伐，做一名稱職的法官，其首要的任務是不斷加強學習，全面樹立現(xiàn)代刑事司法理念，并用以指導實踐，使裁判得以維護和促進社會的發(fā)展，而不是與社會的發(fā)展背離。結合司法實際，筆者認為，目前，應樹立如下司法理念：

一、樹立“打擊”與“保護”并重的理念

“打擊”與“保護”的涵義、關系?！吨腥A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條開宗明義地規(guī)定“為了懲罰犯罪，保護人民，根據(jù)憲法，結合我國同犯罪作斗爭的具體經(jīng)驗及實際情況，制定本法”。這說明我國刑法的指導思想和根本任務是一致的，都是“懲罰犯罪，保護人民”，即是對少數(shù)犯罪分子實行專政，依法懲罰；對廣大人民實行民主，切實維護國家和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這也是刑法作為人民民主專政工具的體現(xiàn)。“懲罰犯罪”也即是要鏟除社會上消極的、腐朽的東西，即犯罪，保衛(wèi)社會主義的生產(chǎn)關系，解放生產(chǎn)力，為促進社會的發(fā)展創(chuàng)造必要的條件?！氨Ｗo人民”，也即是保護人民的財產(chǎn)權利和人身權利，維護整個社會的安定秩序和團結局面。該條中的“懲罰”和“保護”，或稱“打擊”和“保護”，依筆者理解，二者實為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是矛盾的對立和統(tǒng)一，雖然文字排列有先后，但其地位和作用并無先后之分，亦無輕重之分，我想立法者初衷亦如此。事實上，社會客觀現(xiàn)實也要求如此。既為矛盾的一體，在實際操作中，難免會?，F(xiàn)“矛盾”，顧此失彼，輕重失衡，這在過去多年的審判實踐中突出表現(xiàn)為重“打擊”，輕“保護”。

重“打擊”輕“保護”的淵源。從社會初始分工的角度看，刑事司法制度的本源功能就是打擊犯罪。因此，世界各國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nèi)都把打擊犯罪作為刑事司法制度的基本價值定位。無論是在古代東方國家還是在中世紀的西方國家，刑訊逼供在司法活動中的廣泛運用乃至合法化，就是這樣價值定位的表現(xiàn)之一。受“大公無私”等強掉社會利益的傳統(tǒng)價值觀念的影響，受“敵我矛盾”等階級斗爭的思維習慣的制約，我國的刑事司法制度一直偏重于打擊犯罪的需要，而對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權利的保護重視不夠，盡管經(jīng)過近年來的不斷努力，情況有所改觀，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普遍存在著漠視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權利的問題，在一些地方甚至情況還相當嚴重。如庭審中法官與公訴人一同審被告人，不能讓被告人充分發(fā)表質(zhì)證、辯論意見，對待被告人態(tài)度蠻橫，帶著蔑視的口氣或目光，甚至剝奪或限制被告人依法享有的重要訴訟權利，使公訴人與被告人在法庭中的平等地位嚴重失衡，在很大程度上挫傷了被告人參與訴訟的積極性，損害了法律的尊嚴；有的地方嚴重違反審限規(guī)定，無視被告人人身自由權利，案件久拖不決，超期羈押；有的案件由于受過去“有罪推定”思想的影響，在事實不清，證據(jù)不確實充分，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情況下，不是作出宣告被告人無罪的判決，而是怕放縱罪犯，偏面地認為錯不了，憑感覺判案，直接作出有罪判決，或搞折衷，降格處理，嚴重踐踏了被告人的人權。

“保護”功能的彰顯。人是社會生活的主體，隨著社會的發(fā)展和人類文明的進步，以人為本和保護人權的觀念越來越受到各國人民的重視，并相繼在一些國家被確立為刑事司法的價值目標之一。自1980年以來，我國先后簽署了近20個國際人權公約。繼1997年簽署《經(jīng)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之后，我國于1998年10月5日簽署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在2001年正式成為wto成員之后，我國批準并實施上述公約的歷史腳步越來越快。強調(diào)刑事司法保護領域的人權保障日益成為國際社會普遍關注的重大課題，也理所當然會影響到我國刑事司法價值取向。依《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之規(guī)定，公民“在未依法證實有罪之前，應有權被視為無罪?！保ā豆s》第14條第2款）；“所有被剝奪自由的人應給予人道及尊重其固有的人格尊嚴的待遇?！保ǖ?0條第1款）這充分說明被告人的人權需要特殊保護，被告人完全享有最低限度的程序，包括“不被強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證言或強迫承認犯罪?！保ǖ?4條第3款第7項）。與之相適應，我國刑事立法已作了較大調(diào)整，肯定了無罪推定原則，但未從立法上承認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沉默權。我們在司法中執(zhí)行的還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刑事政策，某種意義上不利于保障被告人的人權。因此，在刑事審判領域，我們必須更新觀念，強化“保護”意識，使“保護”功能歸位，做好執(zhí)行《公約》內(nèi)容的準備，保證被告人享有受公正審判的權利，免遭不合法、不公正的刑事處罰，使刑罰真正發(fā)揮懲治犯罪和保障人權的雙刃劍作用。

“打擊”與“保護”的均衡。目前，世界上有些國家依然把打擊犯罪視為刑事司法的基本目標或惟一目標，其他利益和價值都必須服從于打擊犯罪的需要，為了打擊犯罪，司法機關可以不擇手段，不計成本，甚至不惜踐踏人權；有些國家則把保護人權，特別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權利看作是刑事司法保護的基本目標或最高目標，其他利益和價值都

必須讓位于保護人權的需要，為了保護人權，不惜犧牲司法效率，甚至不惜放縱罪犯。毫無疑問，一味強掉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權利保護，必然會影響到打擊犯罪的效率。這兩種做法都是不可取的。過去，我們重“打擊”，輕“保護”，現(xiàn)在發(fā)現(xiàn)問題了就要改正，但是我們要避免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走到輕“打擊”重“保護”的路子上去，不能用打擊犯罪的基本需要來換取人權保護的“美名”。因為刑事司法畢竟肩負著維護社會秩序和保護公眾的生命財產(chǎn)安全的職能，還具有打擊犯罪和預防犯罪的功能。如何在審判實踐中保持打擊犯罪與保護人權這兩種價值取向的平衡，是一個擺在我們每一位審判人員面前的新課題，要解決這一課題，我們必須更新觀念，努力實踐，在追求審判的文明、重視在刑事訴訟中保護被告人乃至法院判決有罪的犯人的合法權利的同時，不能忘記刑事審判的根本任務還是打擊犯罪和保護人民。

二、樹立“實體”與“程序”并重的理念

“實體”和“程序”的涵義、關系?！皩嶓w”是司法的實體公正的簡稱，“程序”是司法的程序公正的簡稱。公正是司法的最高價值，是一個常講常新的話題。羅馬法學家凱爾斯曾把司法定義為“公正的藝術”。所謂司法的實體公正，即要求司法機關在審判裁決的結果中體現(xiàn)公平正義的精神。所謂司法的程序公正，即要求司法機關在審判活動中堅持正當平等的原則。前者的要旨在于審判結果的正確性；后者的要旨在于審判過程的正當性。如果把司法系統(tǒng)看做一個工廠，那么實體公正考察的是工廠生產(chǎn)出來的“產(chǎn)品”，而程序公正考察的是該“產(chǎn)品”的“生產(chǎn)工序”。雖然就一般情況而言，要保證“產(chǎn)品”質(zhì)量就必須遵守科學合理的“生產(chǎn)工序”，而科學合理的“生產(chǎn)工序”也應該導致“產(chǎn)品”的合格，但是二者的考察指標畢竟不同。單純就實體公正來說，無論采用什么“工序”進行生產(chǎn)，只要“產(chǎn)品”合格就是公正；而單純就程序公正來說，無論“產(chǎn)品”質(zhì)量如何，只要采用了科學合理的“生產(chǎn)工序”，就是公正。由此可見，司法的實體公正與程序公正是兩個既有聯(lián)系又有區(qū)別的概念。一方面，兩者統(tǒng)一于司法公正，是相輔相成的；另一方面，兩者又有著相互區(qū)別的價值標準。雖然堅持程序公正在一般情況下就能夠保證實體公正，但是程序公正畢竟不等于實體公正，而且堅持程序公正并不必然導致實體公正，程序公正也不是實現(xiàn)實體公正的惟一途徑。在有些情況下，實體公正和程序公正甚至是相互對立、相互沖突的，追求實體公正就可能傷害程序公正，而堅持程序公正又可能犧牲實體公正。

強化程序公正的理念。由于我國長期實行的是職權主義的審理模式，以打擊犯罪作為刑事訴訟的主要目的，使得重實體、輕程序的陳舊觀念長時期左右人們的思想，一些本該早就出臺的程序法如證據(jù)法，遲遲不能面世，遠遠落后于立法、司法需要。正如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沈德詠同志所指出的那樣，有許多思想和觀念還是在資料匱乏、視角單一的歷史條件下“獨創(chuàng)”而來的，這些思想和觀念既構成了我們無法拋棄的認識前提和知識基礎，同時也對我們借鑒西方已發(fā)育良久的程序法理論和制度造成一定的阻礙。這些問題盡管早已引起我國學者的廣泛關注，實踐中也在逐步改善。但總體來說，我國目前控辯雙方在刑事訴訟中的權利義務還是處于嚴重不平衡狀態(tài)，程序公正的目標遠遠還沒有實現(xiàn)。如在刑事證據(jù)制度上，表現(xiàn)為強調(diào)收集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證據(jù)，而不論其收集的主體和方法，也不注重賦予辯方相應的平等對抗權，在很大程度上剝奪了他們證明犯罪嫌疑人無罪或罪輕的機會。強化程序正義理念，就要求我們從根本上提高認識，明確刑事訴訟中程序正義的基本要求。在刑事訴訟中，程序正義的最基本要求是：與訴訟結果有利害關系或者可能因該結果蒙受不利影響的人，都有機會參與到訴訟中，并得到提出有利于自己的主張和證據(jù)以及反駁對方提出的主張和證據(jù)的機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處于被追訴者的地位，國家追訴機關發(fā)動刑事訴訟的直接目的即在于通過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追訴，使那些在法律上構成犯罪的人受到定罪、判刑，剝奪其財產(chǎn)、自由乃至生命。因此，他們面臨著被定罪的現(xiàn)實危險，與案件結果有著直接的利害關系。為了實現(xiàn)程序正義，在刑事訴訟中必須賦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有利于已的主張和證據(jù)以及反駁對方的主張和證據(jù)、被告人提出有利于已的主張，切實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享有的各項訴訟權利。

“實體”與“程序”的平衡。刑事審判負有追究犯罪、懲罰犯罪的使命，也擔負著保障人權的重責。這就要求我們既要在實體上追求公正、客觀地認定事實和確立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并做到罰當其罪；又要在程序上做到中立、平等和公開，以程序的公正來促進實體的公正。但刑事訴訟所追求的公正，應是一種相對的公正而不是絕對的公正。正如常言所道：“絕對的正義就是絕對的不正義?！币悦绹淌略V訟為例，正當程序強調(diào)對被告人權利的保護，陪審團參審有復雜、精細、合理的程序規(guī)定，法官絕對中立，這種方式似乎完美無瑕，但這種表面公正的背后卻是曠日持久的審判所帶來的國家財政的巨額耗費，當事人訴訟費用的巨大投入及對審判結果遙遙無期的等待，這一切，使公正的實現(xiàn)在帶來陽光的同時，也留下了太多的陰影。對公正的不恰當?shù)淖非?，不但犧牲了效率，而且是司法資源的極大浪費，對整個社會而言又顯然是不公正的。同時，實踐也已充分證明，單純追求實體公正不僅會導致漠視甚至踐踏訴訟參與者的正當權利，而且也會導致司法公正觀念的扭曲。所以，實體和程序同等重要，兩者不可偏廢，在二者發(fā)生沖突時，需要相互協(xié)調(diào)，找到一個平衡點，使其各自功能和作用恰當發(fā)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