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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公共管理人才培養(yǎng)問題
一、公共管理學科人才培養(yǎng)存在的問題
(一)綜合素質不高
調查發(fā)現,公共管理學科大學生的綜合素質不高,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思維模式僵化和溝通能力欠缺。對于公共部門這樣一個與社會大眾緊密聯系,處理公眾日常生活和緊急事件的特殊組織,思維靈活和善于與人交流是必備的素養(yǎng)。現在的時代瞬息萬變,知識、信息、技術都在不斷發(fā)展和完善,相應的現在的大學生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也在增加,他們是積極、思想前衛(wèi)和個性化的一代人,但是在思維方面卻處處受限制。在中國大學的教育下,很多學生慢慢失去了獨立思考的能力,沒有一套適合于自己的處理問題的思維模式,因此在應對突發(fā)事件或推進改革過程中,往往循規(guī)蹈矩,使得辦事效率持續(xù)低下,難以突破創(chuàng)新。調查數據顯示,有33.27%的學生認為本專業(yè)任課教師課堂學生參與度較好,有43.7%的學生認為課堂參與度一般,還有17.65%的認為參與度不好,也就是說有61.35%的學生認為平時課堂上,教師給予的學生自主發(fā)揮的空間很少,大多數只是知識的輸入,缺乏輸出,導致了學生知識功底的淺薄,也就難以準確表達自己的想法,限制了在專業(yè)知識交流方面的溝通能力。不僅是學校的教學,由于社會的競爭壓力和生活方式的改變,部分大學生存在學習、工作等各方面的壓力,得不到很好的溝通和排解,從而產生了一些心理障礙,自卑、孤獨、嫉妒等,不僅對同學不友好,還影響了同學之間的溝通,更不用說提高溝通能力了。
(二)理論與實際脫節(jié)
公共管理在中國是新興的學科領域,借鑒國外的學術理論以及管理模式是非常有必要的,但在此過程中需結合我國的政治和發(fā)展現狀,傳授學生的是能應用于我們現在所處社會環(huán)境的知識,而不是一味的照搬和模仿。沒有中國特色,不利于學生對我國的實際公共服務的理解以及對相關能力的培養(yǎng)。不僅是圖書資料沒有中國特色,現在的教學普遍缺乏實踐應用,調查顯示,78.99%的大學生認為本專業(yè)的課程結構設置偏理論性,只有14.29%的學生認為課程設置做到了理論與實踐相結合,說明公共管理教學的理論知識與實踐應用相脫節(jié),導致學生不具備核心競爭力,不能學有所用。雖然也有一些高校設置了相應的實踐教學課程,但由于教師本身大都對于公共管理的實踐教學缺乏經驗,很少有老師實地參加過公共部門的事務和培訓,所以實踐教學只是觸及表面,不能深入。在調查中,有超過一半的學生認為專業(yè)實驗教學中的實驗效果一般,相對應的選擇實驗數目一般和較少的學生占大部分。數據顯示了兩個問題:其一,實驗效果一般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學校設置的實驗項目數目不多;其二,實驗教學還需進一步完善和加強,應使其成為鍛煉學生技能的有效途徑,而不是束縛學生的應用能力。
(三)公共部門人才職業(yè)化進程緩慢
訪談過程中,我們同樣發(fā)現公共部門工作人員在對待實習生的看法以及對新進的公共管理類專業(yè)人才存在不了解、不信任現象。弗萊德里克.C.毛舍(Frederick.C.Mosher)認為,為保證公務員的職業(yè)能力,在競爭考試中,不應該僅僅注重以學術知識為基礎的學究式的或作文格式的訓練,更要把考試與即將從事的工作要求聯系起來,并且考錄過程要嚴格按程序進行。現階段是管制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的初級階段,需要一批觀念新、業(yè)務精、作風實的職業(yè)公務員來推進政府的轉變。但現在的大部分面向公共部門的大學生,除了學習書本知識,基本不具備公務員所需的技能,部分大學生甚至不了解什么是公務員所應有的技能。
二、公共管理學科人才培養(yǎng)的五個轉變
(一)從培養(yǎng)行政官員向培養(yǎng)更具有企業(yè)家精神的公共管理者,傾向于主動培養(yǎng)適應現實需要的公共管理人才
總書記在十七大報告中指出:“加快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建設服務型政府?!笔舜髨蟾嬗质状翁岢鼋ㄔO“服務型”執(zhí)政黨的要求??梢?,隨著政府職能轉變和服務型政府建設的推進,“服務”理念越來越深入人心。另外,從長遠來看,隨著服務型政府建設的不斷深入,由單一型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模式將逐漸被由政府向“第三部門”購買公共服務的模式取代。在這樣一個大環(huán)境下,以培養(yǎng)行政官員為目標的傳統(tǒng)模式必將被社會所淘汰。根據英國“管理主義”的前提假設:私人部門的管理技術和方法在公共部門同樣適用,為提高公共服務的質量和效率需要引入私人部門的管理。企業(yè)家,由于受到效益條件的約束,必須通過在保證產品質量的同時,不斷提升管理水平,創(chuàng)新科學技術生產方式、效率,完善售后服務,從而獲取更大利潤。而面向公共部門培養(yǎng)的人才也同樣如此,應及時轉變原有行政觀念,切實做到為公眾服務,并通過不斷改善管理模式,做到創(chuàng)新服務理念、創(chuàng)新服務模式,以求更好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二)從傳統(tǒng)方法轉向現代化科學方法綜合應用,更多關注信息技術和其他應用技術與通用技能
傳統(tǒng)的辦公模式、辦公流程、信息溝通渠道等方面注定將隨著科學技術的發(fā)展而逐步被現代化的更加科學高效的方法所取代。公共部門,由于龐大的基層組織更多涉及的是政策實施與落實層面,故轉為以更為務實、高效的現代化應用技術教學模式是實際情況所必需的。BTEC(英國商業(yè)和技術委員會)曾對“通用技能”進行了明確界定,即“通用技能”是包括自我管理和開發(fā)、與別人一起工作、溝通、管理目標和解決問題、應用計算、應用技術、應用設計、創(chuàng)造在內的技能。因此,更多相關的實踐技能性技術教學,有助于學生在實際工作中更加高效的進行信息處理工作,快速整合有效信息。通過推廣電子政務等信息平臺,大力提高辦事效率、減少行政辦公的無損消耗,以便讓公共服務質量升華到一個嶄新的階段。
(三)從社會科學為主轉向以管理學和經濟學為主,更多地將戰(zhàn)略管理、經營管理、人力資源管理、市場營銷、信息管理、財務管理、決策科學等作為專業(yè)骨干課程
在公共管理類專業(yè)技能導向越來越明顯的前提下,學科基礎也更傾向于管理學和經濟學。面向公共部門培養(yǎng)的人才,其日后的管理方式、管理思想、管理決策,都將在很大層面上影響當地公共服務提供的質量與水平。所以,以管理學和經濟學為主能更好地讓學生在更深的層面認識到經濟發(fā)展水平與管理之間的內在邏輯聯系,有助于其在置身公共部門提供公共服務時能有一個更加長遠、科學的眼光,以便更好更科學的為公眾服務。
(四)從政策理論導向轉向政策實踐導向,更著重于傳授公共政策實施的管理和評估方法
傳統(tǒng)的政策理論導向,由于過度重視理論提出與理論建設,反而陷入了過于理論化難以依據社會現實情況來推廣的尷尬境地。轉向政策實踐導向,更注重未來公共管理者所需要的技能、實際公共管理的活動過程及其所需各種實用技術(如計算機、信息技術等)的教育,增加更多走近社會、深入實踐的機會,則將更有利于公共人才的培養(yǎng),有助于其在實際工作中更好的開展落實相關工作。在面向公共部門大學生培養(yǎng)教學過程中,案例分析必將處于核心地位。除此之外,還應包括實地調研、實習和計算機模擬等。目前,在英國大學的公共管理教育中,案例分析、模擬演練、靈活的教學模塊和跨專業(yè)的聯合或榮譽學位,已經構成其區(qū)別于傳統(tǒng)公共行政教育的鮮明特色,公共管理教育在英國正在吸引著越來越多未來致力于公共服務的學生。
(五)從教師知識為中心的單向式教學轉向以學生和問題
為中心的雙向溝通式教學,強化學生的管理思維運用伴隨專業(yè)基礎和課程設置的轉型,公共管理教學方法也將有明顯不同??焖侔l(fā)展的信息化社會,對學生學習能力,還有各方面綜合能力都提出了更高要求。傳統(tǒng)的教師為中心的單向式教學在現代教學中也已漸顯疲態(tài),力不從心。而“以學生為中心”,即將講臺讓給學生,增強課堂互動氛圍,充分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讓學生真正成為課堂的主人翁。將成長成才的選擇權交給學生,教師輔以正確的引導,賦予學生學習自由?!耙詥栴}為中心”則是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fā),在尊重客觀規(guī)律的前提下,充分發(fā)揮主觀能動性,做到解放思想與實事求是的統(tǒng)一。例如學生在分組自主學習的過程中,在發(fā)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鍛煉了分析問題能力的同時,還可通過管理協(xié)調好自己所在的團隊組織,學會如何正確調動大家的創(chuàng)造性與積極性,以更加快速有效的方法處理問題。
作者:袁文藝吳逸云潘泉霖單位:湖北經濟學院財政與公共管理學院
第二篇:公共管理中會議效能技巧
一、會議準備
(1)把握會議的時間安排技巧。召開和結束的日期、召開的時間、提前多少天發(fā)會議通知和報名報名、日程安排等。
(2)考慮參加者的范圍、人數及名單分配。出席、列席的人數應有比較精確的計算,會議開到哪一級,哪些單位派什么人出席,需什么人列席,關鍵人物落到實處。
(3)根據會議的性質和人數多少選定場地。會址通常選擇本單位會議室、培訓中心等舉行。大型會議設主會場、分會場、休息室。會場服務包括攝影、茶水、引領、簽到、分發(fā)等。通常1個小時以內的會議不提供茶水,以防與會者分心。
(4)不同類型的會議,會場的規(guī)格和布局也不同。會議室沒有外部干擾和噪音,空氣流通,溫度控制適當,便于更好的思考和傾聽。燈光和音響與會議氣氛相一致,不同氣氛燈和麥克類型不同。鮮花、綠化、臺布、主席臺背景、窗簾等的色彩能渲染和烘托氣氛,調節(jié)與會者的情緒。會標通常都以紅布橫幅作底襯,每一個字的規(guī)格,根據主席臺的臺口寬度和會議名稱的字數確定。多媒體屏幕和板書設備的底部與地面的距離應該不少于1.22米。簽到處或登記處設在較寬敞的大廳較易進入會議室的區(qū)域,登記桌應有空間存放資料袋、填表格,咨詢服務人員回答問題或提供幫助,當與會者全部進入會場后,迅速統(tǒng)計出出席、列席和缺席人數,報告主持人。主席臺滿座安排,不可空缺并擺放座位牌。
(5)資料準備包括方案、計劃、報告、講話稿、紀要、議程表、通訊錄等。重要方案、征求意見稿等需事前分發(fā),提醒大家醞釀,便于會議開得緊湊,討論得徹底。
(6)會前檢查。重要的會議會前要反復檢查落實各個細節(jié),有時領導人要聽取籌備情況匯報和現場檢查,發(fā)現問題,及時解決,甚至準備應急方案。
二、會議類型
會議類型指某種會議在形式、內容或性質上區(qū)別于其他會議的特性。按照各類會議會場的大小、形狀、會議的需要形式主席式、環(huán)繞式等。各類會場形式的適用類型、優(yōu)缺點和座次安排各有不同。圓形會場的優(yōu)點是便于坦誠交談、互動效果好,缺點是參加人數少,淡化核心人物,適用于充分研討、廣泛征求意見的民主會議。長方形會場的最為普遍,人數約為15至20人,當相向而坐時,適用于賓主雙方的研討、座談與會晤,當主持人坐一端、其他會與者就近分坐兩側時,適用于貫徹落實、安排部署、緊急處理突發(fā)事件的會議,這類會議一般等級性和嚴肅性較強。方形會議室,因四周相距較遠、不便溝通,易于產生創(chuàng)新的觀點,適用于參加人數較多、需暢所欲言的座談會。U、V橋形會議室方便與主持人互動,適用于需黑板或銀幕板書的業(yè)務交流會,主席式會場的特點為權威而莊重,適用于群眾大會、視頻會和工作報告。品字形會場便于分組討論,有利于進行頭腦風暴,以小團隊帶動大團隊,適用于多人參加的聯歡會、分組研討等。
三、會議效率
提高會議效能,除了充足的會議準備和適宜會議類型的會場安排,還應在會議進行中善于調控影響會議效率的諸多因素,如應對會議干擾、嚴明會議規(guī)范、及時總結跟進。其中,駕馭會議的技巧和把控會議中?,F的干擾對提升會議效能最為重要。
(一)干擾應對技巧影響會議效率的幾種干擾現象通常為沉默冷場、跑題、開小會、沖突挑刺和團隊誤區(qū),會議主持人應當根據不同的情況采取不同的方法和措施,加以引導和控制。
1.會議沉默冷場是一種常見現象,原因比較復雜??赡芤驗榕c會者不經常參會、不習慣或害怕當眾講話,怕被別人笑話;有的人因會議形成了氣氛一邊倒,怕自己孤立。擔心言多必失,怕出風頭、惹是非,免開尊口等。應對沉默,主持人盡量創(chuàng)造一種寬松的、平等、民主的討論問題的氣氛,使人放下思想包袱,增強參與意識,以積極的態(tài)度投入到會議討論中來。
2.會中跑題現象與冷場恰恰相反,屬于熱烈過火。不能簡單粗暴的制止,否則影響情緒和氣氛,導致另一個極端――冷場。應禮貌面對,簡短小結,重申會議目的,強調時間壓力,建議講其他議題或其他人講。
3.應對干擾。會中會出現少數電話、短信、瞌睡、看報、耳機、以筆敲桌,背對發(fā)言者,故意看別處、開小差等干擾,解決辦法為提前要求,強調紀律;議程緊湊,使與會者集中精力討論問題;使議題與與會人具有更加直接的相關性。
4.團隊誤區(qū)包括與會者都不表態(tài)時的“社會性懈怠”、會中意見一邊倒情況的“團體思維從眾”、團體討論后結論更極端的“團體思維極化”??烧垯嗤缘娜藛T參會,并運用一些科學決策方法。
5.沖突是會議的必然產物。沖突太多,會造成會議混亂無序、不合作和分裂。沖突太少,會使會議反應遲緩,缺少創(chuàng)新。建設性的沖突是實現會議目的的必要條件。要實現良好的會議沖突管理,就是要激勵有益的建設性沖突、抑制破壞性沖突
(二)組織駕馭技巧
組織“信息通報”類型的傳達貫徹落實會,應高效嚴謹、言簡意賅、圖文并茂、注重現場反饋困難和疑惑。組織研討、座談和征求意見類型的會議,主持人務必謙恭慎聽,引而不發(fā),使與會者思想放開、問題擺開、難題解開,隱己見、尋新觀點、創(chuàng)意。組織決策類型的會議,與會者應事先溝通、消化矛盾,提升凝聚力。先闡明目的、提出議題,將問題排序,尋求方案、預測對策、逐一歸納、達成共識。
四、會議角色
會議中,與會議效能相關的角色為主持人、與會者和記錄者。
1.主持人是決定會議成功與否的關鍵性人物,應處理好主持人的開場、結束、提問及處理矛盾的技巧。主持人應選擇好開場時機,并在簡短的開場白和,準時宣布開始,介紹程序要規(guī)范、稱呼要準確得體,不能錯或遺漏。主持人的結束語應與開場白呼應、一致,可以簡明扼要地總結評價會議情況,強調會議意義,也可動員號召會后貫徹會議主旨或弘揚活動精神,在表達對有關各方的感謝之后鄭重宣布會議結束。主持人可通過開放式、清單式、假設式、重復式、確認式、封閉式、追問式、棱鏡式、廣播式、閉環(huán)式等巧妙合適的提問方式引導與會者向討論的主題進行。主持人應具備駕馭會場氛圍、控制議程、把握節(jié)奏、穿針引線、拾遺補缺的能力。主持人作為會議的引導者,可引而不發(fā),忌諱向雙方之一表示贊同,另一方肯定不滿意或認為雙方都有錯誤,指出兩者各自存在的問
2.與會者應遵守會議守則和責任。會前充分準備;會中全情投入,積極思考,以解決問題為己任;開放的心態(tài),摒除部門之見;勇于發(fā)言,言之有物,貢獻自己的創(chuàng)意與意見,會后及時總結與消化會議要旨。
3.記錄者應掌握會議記錄的格式規(guī)范、內容要求和記錄技巧。內容要求包括名稱目標、時間、地點、支持人、出席人、列席人、缺席人、記錄人。記錄的主體包括主持人啟示性的講話、主持人以外的其他領導和一般與會者的發(fā)言;會議作出的決議、決定以及會議主持人、其他領導對會議所做的總結。會議記錄者要求具備較強的記憶力、傾聽力和總結力。
作者:張茹單位:遼寧稅務高等專科學校
第三篇:社會理論下公共管理的反思
一、風險社會理論面向作為一種分析框架
在探討風險社會理論時,最好能把它放進更廣闊的視野即放在“風險”研究的演進范疇中去考察,這樣就容易以整體、動態(tài)的理路更好地把握風險社會理論的本質。從概念考古學角度講,一直到16世紀以后,才出現風險概念。風險最早有空間方面的含義,后來轉向了時間方面,指稱各種不確定的情況。嚴格地講,在“風險”研究范疇中,除了保險等領域中用于風險分析的純技術方法外,還形成了德伯拉•勒普頓(Deborahlupton)總結的三種風險范式:以瑪麗•道格拉斯(MaryDouglas)和拉什等人為代表的風險文化理論,認為風險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有不同的解釋,風險是一種文化現象;以吉登斯和貝克為代表的“風險社會”制度主義理論,是風險理論的最早倡導者,他們主張在風險社會理論中,要強調制度性和規(guī)范性;艾瓦爾德(Ewald)等人借助??碌睦碚撎岢龅墓补芾矸妒睫r業(yè)社會天災(主導)管理行政工業(yè)社會外部風險(主導)善后工業(yè)社會治被制造出來的風險(主導)統(tǒng)治行政服務行政社會形態(tài)風險類型“治理性”(governmentality)理論[2]2。從中不難看出,上述三種風險范式基于各自獨特的視角分別刻畫了對風險的理解。就風險社會理論而言,作為一個概念框架,最早是在1986年由德國著名學者烏爾里希•貝克(UlrichBeck)教授提出來的,隨后該理論逐漸“生根”,成為理論焦點。從總體上看,對風險社會理論范疇作多面向的探討中,烏爾里希•貝克(UlrichBeck)、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Giddens)和斯科特•拉什(ScottLash)三人頗具代表性。貝克認為,風險社會是人類歷史發(fā)展到一定階段,“在現代化的進程中,生產力的指數式增長,使危險和潛在威脅的釋放達到了一個前所未知的程度”[3]。在他看來,風險社會已成為人類社會不可避免的境遇。吉登斯探討的焦點是制度帶來的風險,他認為現代性的四個制度支柱:世界民族國家體系、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國際勞動分工體系和軍事極權主義,都可能帶來嚴重的風險。在后來的著作中,吉登斯干脆宣稱:“現代性總是涉及風險觀念。”[4]拉什從文化角度解讀了政治風險、經濟風險和自然風險,他認為,不能僅僅從自然風險來判斷我們所面臨的風險是否有所增加,而主要應該看到社會結構所面臨的風險。風險并沒有實際增加,而是我們所覺察到的、被意識到的風險都增多和加劇了[5]。綜上所述,在這些探討中,值得注意的是,吉登斯區(qū)分了“外部風險”(externalrisk)和“被制造出來的風險”(manufacturedrisk),他的這種分類很深刻,啟發(fā)意義頗大。他從社會發(fā)展變遷的角度關注了風險的轉型,他指出,在工業(yè)社會以及直到今天,人類擔心的都是來自外部的風險,但是在最近我們更多地擔心后者這種風險。“被制造出來的風險”取代“外部風險”占主要地位[2]27。另外,美國學者卡森帕森(RogerE.Kasperson)等人提出的風險社會放大框架(SARF)也是很有啟發(fā)意義的“,風險的社會放大框架的意圖不僅僅是作為一種理論定向,同時也旨在提供一種改進風險評估和管理的政策工具”[6]。抽象地講,關于風險社會的概念,學界說法不
一,總體上看,可歸納出三種理解方式:一是以勞(C.Lau)為代表的“新風險”現實主義理論,二是以范•普里特維茨(VonPrittwitz)為代表的“災難悖論”以及拉什為代表的“風險文化”理論,三是以貝克、吉登斯等學者為代表的“制度主義”理論。需要說明的是,風險社會的圖景更多的是在制度層面對公共管理范式造成沖擊,因此,本文著重從制度主義的面向來探討風險社會與公共管理范式的互動關系。為了便于論述和行文,對風險的分類,本文擬采用吉登斯的分類標準。只不過本文在時間序列上作了進一步的細化,具體是:農業(yè)社會的風險主要是“天災”,工業(yè)社會的風險主要是“外部風險”;而后工業(yè)社會的風險則是“被制造出來的風險”,見圖1。風險具有屬人性和人為性特征,其中,“被制造出來的風險”它是風險社會的標志。由于沒有人能準確地預測“被制造出來的風險”,它無處不在,無時不有,所以,人類更容易陷入風險困境中。
二、風險社會視野下公共管理范式演進
困境的歷史考察就社會形態(tài)的演進而言,人類經歷了農業(yè)社會和工業(yè)社會,現在正邁入后工業(yè)社會。從公共管理范式嬗變的角度而言,則分別經歷了統(tǒng)治行政范式和管理行政范式,如今在邁向后工業(yè)社會的征途中,面臨風險社會的強烈沖擊,管理行政范式則“一籌莫展”。
(一)農業(yè)社會的“統(tǒng)治行政范式”與“天災”
在我國農業(yè)社會,人類面臨的風險和危險性主要來自于人的生老、饑餓、疼痛和天災方面,尤其是旱澇災害等方面。在生產力比較低的實際圖景中,經濟十分短缺,天災的后果是非常嚴重的。對此,人們常常習慣于對風險與災害作出一些超自然的解釋,因而往往會通過一些儀式祈求風調雨順。如,在秦漢時期“秦漢政府主要通過帝王自責、祈禱、厭勝等制度來與自然博弈”。很明顯,面對天災這樣的風險,農業(yè)社會的統(tǒng)治行政范式這樣做主要是“為了保全其地位和皇權,以及迫于儒家災異學說的巨大壓力,這在兩漢時期表現得相當突出和最為典型”。其實,天災也是外部風險范疇之一。相對于吉登斯所言的“被制造出來的風險”來說,由于當時的生產力不發(fā)達,物質匱乏,是更談不上“現代性”所涉及的風險,因此,就天災和所謂的“人禍”(即當時的知識運用所造成的風險)來講,毫無疑問,前者占據主導地位。可以看出,統(tǒng)治行政范式必須對天災這樣的外部風險作出及時回應,才能更好地展示其“治理的藝術”。
(二)工業(yè)社會的“管理行政范式”與“外部風險”
到了工業(yè)社會,由于生產力得到了很大的發(fā)展,國家或政府逐漸有經濟實力對外部風險進行規(guī)避,這時期的管理行政范式基于官僚制效率的優(yōu)勢得到明顯的張揚。從歷史追溯的角度講,為了應對工業(yè)社會外部風險的挑戰(zhàn),西方發(fā)達國家最早主要通過社會政策(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是其核心)的建立和調整來回應外部風險的沖擊。早在1872年,新歷史學派的代表人物古斯塔夫•施穆勒(GustavSchmoller)、瓦格納(AdolphHenriWagner)等經濟學家就創(chuàng)立了德國社會政策學會,隨后德國政府在救濟、住房、保險和勞工等政策層面進行了積極探索。1936年,凱恩斯(J.M.Keynes)國家干預經濟理論,此外福利經濟學和貝弗利奇(WilliamBeveridge)報告為西方國家紛紛走上福利國家的道路提供了理論支撐。建立“從搖籃到墳墓”的“普遍福利”政策取向對公眾規(guī)避風險提供了重要的保障。從總體上講,這個階段基于法制“硬核”的管理行政范式主要通過提升社會保障的水平、擴大社會保障的范圍和內容來迎擊外部風險的挑戰(zhàn)。應該說,其治理績效是比較明顯的,公眾受益,整個人類的社會治理水平得到了大幅度提升。但是到了工業(yè)社會后期,特別是在20世紀80年代左右,資本主義國家由于“福利危機”的出現,傳統(tǒng)的管理行政范式的“脆弱性”得到明顯的呈現。
(三)后工業(yè)社會與高風險社會的復雜交織與呈現出管理行政的“無能”
面對高風險的猛烈挑戰(zhàn),傳統(tǒng)的管理行政范式難以有效應對,那么管理行政范式該如何轉型?下面首先分析管理行政范式下福利危機的成因。嚴格講,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福利國家危機開始出現,從呈現的內容上看,主要是社會保障開支過大、政府財政負擔沉重,經費面臨困境;削減福利開支與保護既得的福利權利之間的矛盾沖突;社會保障的管理陷入“帕金森定律”所揭示的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等困境。這些“福利病”的出現,引發(fā)對社會保障的反思和再造。其實,“福利國家是在應對外部風險的過程中發(fā)展起來的保險體系……福利國家建立初時的社會條件已發(fā)生了非常明顯的改變,在現今認為不確定性占主導地位的時代,建立在外部風險基礎上的福利制度開始瓦解”。同時,在后工業(yè)社會,風險已發(fā)生了本質變化的圖景中,各種類型的新風險層出不窮,可以說,“被制造出來的風險”已經取代“外部風險”而占據主導地位。福利國家僵硬的制度設計和相關政策工具無法及時有效地調整而難以解決“被制造出來的風險”,問題愈發(fā)嚴重,我們必須重新審視風險社會的生成機制。因此,福利國家面臨的問題不應該被視為財政危機(也不是西方社會在世界市場的競爭比以往更為激烈的結果),而是風險管理的危機。此外,在目前這個特殊時代,虛擬社會、開放社會、風險社會和多元社會“交相輝映”呈現出“異彩紛呈”的特質。各種風險(包括外部風險和被制造出來的風險)往往會通過各種異質要素的多輪驅動效應,如各種放大站的作用,往往有放大可能的危險,就如同“風險社會放大框架(SARF)”所揭示的那樣??梢?,復雜交織的風險圖景呼喚著管理行政范式的全面轉型。
三、風險社會中公共管理范式轉變的思考
毋庸諱言,我國已經進入經濟轉軌、社會轉型多重面向復雜交織的圖式中,傳統(tǒng)與現代甚至后現代的“詭異”碰撞帶來的風險考驗,中國社會正處在工業(yè)化和后工業(yè)化的雙重轉型的過程中,正如貝克教授所言的,我國現代化的進程是“壓縮餅干”式的歷程,轉型期的中國社會面臨著高度風險。風險社會的到來,也帶來了高度的不確定性和復雜性。在后工業(yè)化條件下,費勒爾•海迪分析道“:有關后工業(yè)社會或者后現代社會的這些預言,撇開它們的細節(jié)不談,其共同的就是變遷已經有序地開始進行。這個變遷過程正在把現代化的發(fā)達和工業(yè)化帶入一個就像它們早期所面臨的創(chuàng)傷和分裂那樣的時期,它們都具有同樣的不確定性結果?!睆埧抵淌谕瑯訌娬{指出“:總的說來,我們處于其中的這一后工業(yè)化進程,表現為社會的復雜性和不確定因素的增長……人們日益感受到,組織活動開始處于一個不確定性的環(huán)境之中了……”而這種爆發(fā)的不確定性和復雜性往往使風險責任主體無法確定,會使一些個別事件經常演變成公共危機事件?!氨恢圃斐鰜淼娘L險”具有多發(fā)性、復合型、易受傷害性、利益關聯性、跨時空性等特征,給人們治理風險也帶來了巨大挑戰(zhàn)。傳統(tǒng)的政府管理方式是管制、控制模式,而控制的思維容易讓人產生極端行為,凡是遇到問題,就試圖用控制的不確定性應對不確定變量,由于中國社會缺乏成熟的市場和公民社會,更容易陷入全面控制的僵局。因此,傳統(tǒng)政府治理方式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失效,具體表現為:政府的低效率,在市場取向的改革中政府的尋租行為,行政權力市場化,機構膨脹與權力異化,政府的決策失誤和政府行為的短期化,政府職能的越位、缺位和錯位問題大量存在等等,因此,實際的公共管理生態(tài)圖景是非常復雜的。對此,基于工業(yè)社會的傳統(tǒng)管理行政范式必須向服務行政范式全面轉型,才能走出風險社會的“泥潭”。
所謂服務行政就是指“在公共管理中,控制關系日漸式微,代之而起的是一種日益生成的服務關系,管理主體是服務者,而管理客體是服務的接受者。所以,這是一種完全新型的管理關系,在這種管理關系的基礎上必然造就出一種新型的社會治理模式,是一種服務型的社會治理模式”。應該說,服務行政范式是對管理行政范式的超越。管理行政急需變革之道,正如黃健榮教授所指出的那樣:建設我國以人為本的公共服務型政府需要在八個方面不懈努力:必須轉變觀念(以人為本)、不斷推進制度創(chuàng)新、加快政府職能轉換、強化和優(yōu)化對政府的監(jiān)督制約、加快法治建設、加強對政府的美德教育、必須建構政府問責制、必須以“善治”的理念促進合作共治。面對高風險社會的挑戰(zhàn),其實官僚制已變得“束手無策”,存在著致命弊端,難以適應時代需要,呼吁公共管理范式的轉型。當代社會發(fā)展為社會領域相互差異性,去中心化,分散性與多元性。政府必須意識到風險社會是公共管理新的課題。有學者提出,服務行政范式的內核是建立合作型政府信任,合作型政府信任關系所包含的實質性因素就是倫理精神,它的社會實現過程將是人類社會的倫理化回歸,也將實現社會信任關系與政府信任關系的融合。服務行政是一種主體多元化、管理合作化的新型社會管理模式。服務行政范式意味著政府善于調動蘊藏在社會中的巨大積極性,從社會中獲取了權力或力量,促使公民能夠認同共同體的法律并履行必要的義務。同樣,也意味著治理者本身即政府部門和公職人員能夠切實遵循社會契約所規(guī)定的條件,以保障公共權力規(guī)范運行,促進公共利益增長和公共意志表達,這樣才能提高政府的合法性??傊?,風險管理是現代政府管理方式的重要內容,服務行政范式取代管理行政范式才能走出風險社會的困境,這種公共管理的范式不再是政府高高凌駕于社會之上發(fā)號施令式的治理,而是政府、市場和公民社會的良性合作,政府在合作治理過程中發(fā)揮主導性作用,才能發(fā)揮善治的更大功效。只有正確認識政府行為的服務性質,才能促成中國政府治理的良好局面,政府自身自覺地按照后工業(yè)化的要求而率先實現變革,才能成為自覺領導社會變革的積極力量,為此,政府要依法行政,不斷轉變政府職能,注重公共服務,為公民社會成長提供良好法律環(huán)境,明確規(guī)定政府職能的方式和程序,逐步邁向制度化、理性化、法治化的道路,實現有效治理。
作者:傅紅冬吳長劍單位:淮陰師范學院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
第四篇:公共管理下的社區(qū)防范研究
一、引言
(一)街角社會
從“街角社會”的本質來看,就是“街角青年”社會流動欲求在正常途徑無法實現后的畸形社會化結果,而這種社會一旦形成,就有了與主流社會一樣的游戲規(guī)則、權威認可和結構穩(wěn)定性,從而導致“街角青年”對“街角社會”的行為依賴和心理認同,最終導致“街角青年”對其街角身份的忠誠和對所處街角社會的忠誠。在這個相對穩(wěn)定的街角社會中,街角成員經常認為自己被主流社會拋棄,因此,在他們內心深處隱藏著失落感和壓抑感,他們無法通過正常的渠道獲取主流社會的認可,只好放棄主流社會的價值觀念,采取截然相反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發(fā)泄內心的不滿和憤怒,與主流社會相抗衡。不務正業(yè)、小偷小盜、惹是生非、暴躁怪僻等亞文化群的價值觀念和行為舉止就是他們典型的對主流社會價值觀念的抵制。這與我們當前正在構建的“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和諧社會相悖。因此,幫助街角青年順利回歸社會主流群體,防止街角社會的形成是當務之急。
(二)公共管理視角下街角青年的社區(qū)防范
在任何社會和任何時代,我們都要面臨諸如公共安全、教育等這樣或那樣需要重視和解決的社會問題,在不斷解決這些社會問題的同時又在滋生新的社會問題。公共管理就是公共組織的一種職能,以政府為主導的公共組織和以公共利益為指向的非政府組織為實現公共利益,為社會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的活動,試圖緩解和解決屬于公共管理機構職責范圍內的社會問題諸如文化、教育、生活方式等等。街角青年、街角社會是社會轉型時期產生的特殊群體和組織,它們的形成離不開公共管理機構的職責范圍。因此,本文從公共管理這個角度對街角青年的形成和回歸進行分析,對政府管理社會事務方式進行一點探索。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美國出現了新公共管理運動,新公共管理運動反映出政府為了適應外部環(huán)境變化,對履行政府管理職責的理念、方式以及管理過程的控制等作出新的選擇。從管理理念方面看,政府由過去單純注重效率轉變?yōu)榘l(fā)展效率與社會公正、平等并重。從管理方式上看,新公共管理意味著打破傳統(tǒng)的由政府壟斷的管理方式,在行政體系內部以及政府向社會提供的公共服務領域引入市場機制,并把管理主體擴大到非政府公共組織領域,運用多種方式調動更多的公共組織參與公共管理與服務、探索政府與非政府公共組織的合作途徑。從管理過程上看,由過去更多地關注管理過程轉變?yōu)樽⒅毓芾斫Y果。對街角青年的社區(qū)防范是公共管理主體多元化的具體表現,可以通過居委會、學校、社區(qū)居民和社會志愿者共同完成。從這個角度來看,社區(qū)居民和社會志愿者也成了管理社會公共事務的主體。
二、調查對象與方法
(一)被試選取說明
筆者從2012年10月開始,歷時1年對南昌市京東小區(qū)、武漢市百步亭社區(qū)進行了相關調研。南昌市京東小區(qū)屬于安居工程,居住的人員多是外來務工者,情況比較復雜。武漢百步亭社區(qū)是獲得首屆“中國人居環(huán)境范例獎”的唯一社區(qū),社區(qū)治安環(huán)境和人文環(huán)境都非常好,小區(qū)自建成以來,就把關注青少年成長作為社區(qū)日常管理工作的重點,小區(qū)內沒有一個失學少年,沒有發(fā)生過一起青少年違法犯罪事件。參與本次訪談的人員是來自于這兩個小區(qū)的常住人口,共計41人。其中,南昌京東小區(qū)教師3人、學生家長5人、青少年8人;武漢百步亭社區(qū)家長6人、青少年13人、教師3人、工作人員3人。按訪談對象分類,接受訪談的教師6人,占調查人數的14.63%;學生家長11人,占調查人數的26.82%;社區(qū)工作人員共計3人,均為女性,占調查人數的7.3%;青少年21人,占調查人數的51.21%,最大年齡17歲、最小年齡11歲,普通學生10人、問題學生3人、失學少年8人。
(二)調查方法
本次調查方法以訪談法為主,通過事先編制的訪談提綱,課題組成員與受訪者進行深入交談,了解街角青年的生存狀態(tài)。和預先設想的一樣,“街角青年”平時生活比較隱蔽,不易被發(fā)現,所以課題組成員將訪談對象面擴大,涉及社區(qū)工作人員、教師、家長和學生,通過與他們的訪談,了解未成年人、問題學生以及街角青年的生存狀態(tài);同時,在上述人員的幫助下,有針對性地尋找了8名愿意配合接受訪談的街角青年。
三、調查結果與分析
(一)街角青年的特征在調查中,筆者發(fā)現兩個小區(qū)的街角青年人數不多,還沒有形成小幫派,在社區(qū)中不是以“群”的方式出現,經常是一人或者兩三人出行。
1.異樣的裝束和行為舉止。他們的著裝異樣,有的馬虎邋遢,有的花哨暴露;他們無視社會公德的存在,臟話連篇、不懂禮貌、喜歡惡作劇;他們不務正業(yè),整日“沉迷娛樂場所”。
2.亞犯罪的行為傾向。亞犯罪是指處于犯罪邊緣的行為或具有犯罪傾向的行為。街角青年很多行為都帶有明顯的亞犯罪特征,他們遠離學校,缺乏老師和家長的管教,無法求學,無法工作,于是大部分時間流連于網吧、臺球室和游戲廳,他們經常會做一些帶有反社會傾向的事情,諸如打架斗毆、侮辱他人、觀看不健康的音像制品和讀物等。這些不良行為雖沒有嚴重干擾社會秩序,但已經是犯罪的前兆,很容易滑向違法犯罪的深淵。
3.成員構成日趨低齡化。調查中,筆者發(fā)現街角青年主要是由無法升學的學生、輟學學生和社會待業(yè)青年構成,其中待業(yè)青年在街角青年群體中處于中心地位,他們與學校中的部分問題學生保持密切聯系,從而使得一些高年級的學生也加入該群體,導致街角青年成員日趨低齡化。
(二)街角青年形成的原因
1.不當的家庭教育。家庭是孩子的第一課堂,是社會化的第一場所。美國學者格魯克夫婦在1950年的研究中發(fā)現,家長對孩子的管教方法不科學是青少年犯罪的一個關鍵因素。家長對孩子的管教反復無?;蚍湃巫粤鳎蜻^分寵愛,或過分嚴格近于暴力,易引起孩子對家庭的恐懼與對立,會使青少年的犯罪率提高。在受訪的青少年中,89%認同這一觀點。其中有一位街角少年這樣說道:“我多么希望自己的家是一個充滿關愛的地方,有關心疼愛我的父母,在我成功時為我慶祝,在我失敗時鼓勵我,當我犯錯時,耐心教導我,尤其不要在朋友和親戚的面前罵我、數落我。小時候的我,也是很聽話、很乖巧的,可是父母對我很嚴格,稍有錯誤,就對我拳腳相加,我開始叛逆,成績越來越差,老師和同學們開始疏遠我,我不愛上學,開始曠課,之后,我就整天游走于大街小巷,結識一些和我處境差不多的朋友?!边@不得不引起我們對家庭教育的反思。
2.不良的社區(qū)環(huán)境。社區(qū)是青少年生活成長的又一重要陣地,人的一天中有大部分時間在社區(qū)中度過,因此,良好的社區(qū)環(huán)境對于青少年的成長是極其重要的。在調研中,筆者發(fā)現在單位制時代的社區(qū)中,由于在同一個單位工作,彼此相互熟悉,加之對社區(qū)生活環(huán)境、社區(qū)活動的認同感基本一致,比較容易形成良好的社區(qū)人文環(huán)境,在類似這樣的社區(qū),沒有發(fā)現街角青年;相反,在一些新型社區(qū)中,社區(qū)居民都是來自于不同職業(yè)、不同地方的陌生家庭,他們彼此之間很少來往,缺乏對社區(qū)的認同感,加之社區(qū)管理的不到位,極易導致社區(qū)環(huán)境差、治安亂等問題,在類似這樣的社區(qū)中,發(fā)現了街角青年。南昌市京東小區(qū)一位街角青年(17歲)說:“以前,我在班上成績不太好,不喜歡學習,放學后總在外面玩,后來發(fā)現在家附近開了一個網吧,于是我成為那里的常客,在那里認識了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其中有2個是被學校開除的。我們經常一起上網,后來,我開始曠課,整天呆在網吧里,網吧老板從來也不過問我們?yōu)槭裁床蝗ド蠈W。上網需要錢,我們沒有錢的時候就會去敲詐小學生,后來我們被抓了?!?/p>
3.邊緣化的學校教育。受訪者中86%的青少年學生認為,問題學生的產生與學校只重視應試教育有密切的關系。在調查中,我們發(fā)現,一些學校在教育教學中存在違背教育規(guī)律、重智輕德、重文輕體等現象,單純重視智力教育,忽視對學生的綜合素質教育,升學率成為評價一所學校好壞的唯一標準。在這樣的升學壓力面前,學校只注重分數,教師只注重品學兼優(yōu)的同學,對于調皮搗蛋的同學置之不理,甚至把一些所謂“無可救藥”的問題學生推向社會。這些學生由于過早離開學校、沒有掌握必要的生存技能,容身之所也就只剩下狹窄的“街角”了;還有一些學校在違紀處分上適用不當,動輒開除學籍,導致這些學生被學校排斥,被身邊的同學看不起,于是他們感到孤獨,開始流向社會,整天無所事事,東游西蕩,極易被不良群體接納,成為街角青年“后備軍”。
四、街角青年社區(qū)防范對策
(一)以家庭教育為重點,構建街角青年期防范機制
家庭是青少年生活的主要場所,家庭教育的好壞直接關系到青少年的健康成長。因此,社區(qū)應當充分關注社區(qū)內的家庭教育,把提高家長的教育水平作為社區(qū)教育的重要工作來抓。一方面,可以在社區(qū)內舉辦“家長學?!?,聘請社會學、法學、教育學、心理學等方面的專家,向家長們講授如何教育孩子、如何與孩子溝通等相關知識,并現場回答家長在教育孩子方面遇到的問題,讓家長意識到:正確的家庭教育有利于幫助青少年走好人生的第一步;另一方面,可以利用社區(qū)現有的資源,聘請社區(qū)內外的志愿者定期開展婚姻家庭心理輔導及法律咨詢援助,幫助解決家庭中存在的問題。在青少年集中的假期開展諸如家庭夏令營、親子互動游戲、家庭拓展訓練等活動,構建幫教街角青年的早期防范機制。只有營造和諧的家教環(huán)境,才能使那些可能淪入“街角”或者已經淪入“街角”的青少年重新燃起對家的渴望,從情感上遠離“街角”,回歸家庭。
(二)以學校教育為依托,構建街角青年期預警機制
學校教育與家庭教育相比,在教育場所、教育途徑、教育內容、教育形式等方面存在較大的差異,但教育目標卻完全一致,都是為了讓青少年全面發(fā)展,成為社會主義事業(yè)的合格接班人。如果能把學校施教時的目的性、計劃性、系統(tǒng)性與家長施教時情感的感染性、針對性和早期性結合起來,優(yōu)勢互補,取長補短,就能夠有效預防街角青年的形成。一方面,學校要以平等的態(tài)度對待每一位學生,尤其關注不良學生的教育問題,避免帶著有色眼鏡對學生進行好中差分類。在強化文化教育的同時要加強思想政治教育,決不能把他們簡單推向社會,任其成為街角青年的后備軍;另一方面,學校要利用教學資源,積極配合家庭和社區(qū)做好街角青年的幫教工作,要支持社區(qū)、面向社區(qū),以向社區(qū)開放、服務社區(qū)、為社區(qū)學校提供師資等方式,將學校的教育資源向社區(qū)延伸,服務于青少年的成長、成才。
(三)以社區(qū)為載體,構建街角青年中期矯正機制
街角青年逃避家庭、遠離學校,社區(qū)成了他們生存和立足的基本場所。社區(qū)要把學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整合起來,構建幫教街角青年的中期矯正機制,充分發(fā)揮社區(qū)的育人功能。社區(qū)應當充分利用社區(qū)資源針對街角青年開展工作,利用居委會、文化教育、公共事業(yè)以及其他相關資源,及時了解街角青年的情況,對他們進行有效的心理和生理輔導,使其回歸健全人格。社區(qū)可以與學校、家庭開展多樣化的合作,在社區(qū)內開辦“街角之家”為街角青年提供服務,為失學、街頭流浪、有不良行為、家居環(huán)境不適合他們成長的青少年提供一個可以學習、生活的居所。由專門從事青少年工作的社會工作者根據他們的實際情況進行小組分類,依靠現有的社區(qū)資源和學校資源對他們集中開展個案輔導和小組輔導,為他們提供服務,幫助他們融入社會,鼓勵他們參加對身心發(fā)展有幫助的各項活動,并且有計劃和針對性地對他們進行系統(tǒng)的訓練,鼓勵他們從認識社區(qū)開始,參與社區(qū)發(fā)展,培育他們成為協(xié)助社區(qū)發(fā)展的一股正面力量,降低他們變成社會發(fā)展負面力量的可能性,盡可能讓他們重返校園。
(四)以社會為依托,構建街角青年終極關愛機制
在以社區(qū)為載體的幫教下,街角青年順利回歸主流社會后,社會應當給予街角青年更多的關注和重視,將保護街角青年的合法權益作為一種道德責任來倡導,堅決排除任何形式的主觀偏見;政府應當更加公平地看待街角青年,盡可能發(fā)揮制度救濟和制度供給作用,及時總結幫教工作中的經驗教訓,通過樹立先進典型,激勵和引導全社會來關注、關愛街角青年,為回歸的街角青年提供公平的生存環(huán)境,在思想上教,在學習上幫,在生活上扶,讓街角青年找到對主流社會的歸屬感;不能站在“主流”的立場一味排斥和指斥他們,如果總是帶著有色眼鏡,這些剛回歸或即將回歸的街角青年就很可能又重新回歸“街角”,并在以前心理沉淀的基礎上,進一步由“灰色”走向“黑色”。與此同時,還要充分發(fā)揮社會志愿者的幫教作用,充分利用社會優(yōu)質資源,吸納更多的社會力量參與到對街角青年的幫扶工作,采取心理講座、個案化輔導、開展法制教育和革命傳統(tǒng)教育等多種形式的幫教活動,幫助街角青年走出心靈的隱晦,重塑自信,回歸主流社會。街角青年的形成與家庭教育弱化、學校教育盲目追求升學率、社會控制能力下降有著密切的聯系,因此,建立街角青年早期防范機制、初期預警機制、中期矯正機制和終極關愛機制,對于減少街角青年的形成以及幫助街角青年回歸主流社會有著重要的意義。
作者:陳嫡劉清林單位:江西科技學院思政部講師江西科技學院思政部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