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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語言理論的科學，叫做理論語言學，又叫做普通語言學、一般語言學。語言理論是關于語言的性質、功能、結構、發(fā)展等方面的抽象規(guī)律。由于抽象程度的不同，人們對它的范圍的看法會有一定的出入。在中國說語言理論，自然主要與漢語等中國語言的規(guī)律更加直接發(fā)生聯(lián)系。但是，我們盡量從對整個人類語言的認識有價值的角度來說。

中國的語言研究歷史悠久，從書面語的角度對語言的語音和文字兩種形式的系統(tǒng)做過突出的研究，但是具有系統(tǒng)的語言理論意識比較晚。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中國學者受到外國學者的啟發(fā)，通過引進、發(fā)展，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理論語言學。但是，相對來說，研究古代漢語、現(xiàn)代漢語、少數(shù)民族語言、外語等具體語言的人多，自覺地進行普遍理論探討的人少。理論成就有，但是理論意識比較弱，理論研究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一直到20世紀末期，與文學理論比較，“語言理論”研究幾乎沒有專業(yè)研究隊伍，“理論語言學”簡直沒有被當做一門獨立的學科。語言理論幾乎沒有專門的學術刊物，也沒有相應的專門的學術組織。

不過，到了20世紀末期，重視語言理論研究和普及的呼聲越來越強烈。在研究生入學考試中，語言理論課程得到越來越的大學的重視。

語言不能離開社會，社會不能缺少語言教育。20世紀中國的理論語言學，伴隨著中國社會、中國語言生活和語言教育的發(fā)展而成長。20世紀的中國結束了延續(xù)幾千年的愚昧、保守、封閉的封建社會。醒悟過來的中國人，沒有被落后的社會現(xiàn)狀嚇倒，而是從各個方面開辟了中國歷史的新局面。封建社會的結束，自然會引起落后的語言生活的變革。

20世紀的中國語言生活和語言教育，在面向現(xiàn)實、正視活的口頭語言方面，與幾千年的封建社會相比，無論在觀念上還是在實踐中都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整個世紀的語言變革和實踐，使中國人開始進入現(xiàn)代化的語言生活。面對現(xiàn)代化的語言生活，有的人清醒，有的人不理解，有的人興奮，有的人痛苦，有的人留念，有的人超前，有的人保守，有的人激進。雖然在改變舊習慣的過程中，各種心態(tài)會出現(xiàn)，動力和阻力會同時產(chǎn)生，但是，沒有人能夠阻擋語言現(xiàn)代化的車輪，沒有人不承認語言信息處理的效率大大提高了，語言生活的范圍大大擴大了，語言生活的質量大大改善了。

下面我們對20世紀中國語言生活、語言教育和語言理論分成3個階段做概要的論述。關于20世紀中國理論語言學的詳細情況，我們將分語言性質和功能、語言結構、語言發(fā)展、語言研究方法4個專題另外討論。

1949年以前的50年

1.1中國的內(nèi)部語言生活的發(fā)展

封建社會結束以后,特別是在中的國語運動和白話文運動的推動下，中國語言（主要是漢語）生活特別是語言教育發(fā)生了幾千年以來的巨大變化。1913年成立國語語音統(tǒng)一研究組織，1918年公布了國語的“注音字母”，1919年公布現(xiàn)代標點符號，1920年小學廢除文言的國文教學，采用白話的國語教學，1928年公布“國語羅馬字”。30年代前后為了打擊文言復古勢力，配合拉丁化新漢字在中國大地奇跡一樣地傳播、應用的形勢，開展了大眾語運動。1941年成立新文字工作委員會，具有音素文字性質的新漢字跟具有語素文字性質的舊漢字都具有法律效力。

中國內(nèi)部的少數(shù)民族語言在以前很少有人關心。20世紀20年代開始有趙元任、李方桂、羅常培、袁家驊、馬學良等開始進行調查。

1.2中國的外語教育

伴隨清朝政府的維新運動中的教育振興計劃，中國從1903年開始在中學以上的教育中開設外語課程。從1911年孫中山發(fā)動的推翻封建社會的辛亥革命到1919年,一直保持這種外語教育的制度。在受到外國人欺負的情況下，中國從清朝末期的1870年到1949年解放，有成千上萬的人到外國留學。這些條件給中國知識分子在接觸不同語言，形成語言分析的敏感能力，學習外國語言理論等方面提供了大量機會。

1.3語言理論研究

在語言理論研究方面，1923年出版中國第一本語言理論著作：樂嗣炳《語言學大意》（中華書局，北京）。以后有王古魯、沈步洲、張世祿等的著作。探討漢語理論的有胡以魯《國語學草創(chuàng)》（商務印書館，1923年，北京）以及其他論文。1938到1943年在語言大眾化的背景下，人們更加關心中國語言的現(xiàn)實特點，開展了語法研究革新的討論，提出了許多新見解。在國語推廣的背景下，漢語方言學也得到蓬勃發(fā)展，使現(xiàn)實的活語言的研究得到廣泛的重視。

1949年以后的30年

2.1中國內(nèi)部的語言生活和語言教育

1949年10月10日，中國文字改革協(xié)會在北京成立，吳玉章?lián)沃飨?950年作為國家研究機構的中國文字研究委員會成立。1954年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作為國務院直屬的國家管理機構成立。1955年國家召開“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和“現(xiàn)代漢語規(guī)范問題學術會議”，明確現(xiàn)代北京話在現(xiàn)代漢語共同語中的標準地位，制止文言、方言等破壞它的純潔性，并且提出改進和制訂新文字來有效地書寫這樣的漢語。

中國內(nèi)部的漢語教育從50年代開始用“語文”的名稱。其中1956年到1958年學習蘇聯(lián)把“語言”和“文學”分開教學。1955年確定和推廣“普通話”。1956年公布“漢字簡化方案”。1958年公布“漢語拼音方案”。在20世紀民間試行50年的基礎上，1955年《光明日報》帶頭，1981年國務院文書處理辦法規(guī)定，漢語正式采用橫向排版和書寫。1966年開始以后的10年，中國語言生活在狂暴的“革命口號”中幾乎窒息，人們都不敢說話。

中國對外漢語教育1950年到1965年開始發(fā)展。后來中斷。1972年恢復。

中國內(nèi)部的少數(shù)民族語言從1950年開始得到全面重視。1952年成立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少數(shù)民族語言研究組。為了識別民族和了解民族分布，制定民族語言政策，特別是為了給沒有文字的語言制定文字，王均、王輔世、陳士林、喻世長、岑麒祥、高華年、嚴學窘、傅懋責力、羅季光、金鵬等進行了田野調查。

1956年成立中國科學院少數(shù)民族語言研究所，又派遣700多人組成的7個工作隊深入全國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調查研究語言。他們到1959年完成了42個民族的語言普查工作。1962年機構調整成立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語言研究室。

2.2中國的外語教育

1949年以后，由于新中國學習蘇聯(lián)，特別重視跟蘇聯(lián)的往來，外語教育幾乎變成俄語教育。1957年又開始注意發(fā)展西方語言教育，1964年把英語作為學校教育中的第一外語。1966年以后中斷。1970年隨著中國和西方國家外交關系的建立和發(fā)展，外語教育才得到恢復。

2.3語言理論研究

這個時期在語言理論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進展。斯大林《馬克思主義和語言學問題》1950年在中國發(fā)表以后，語言理論普遍成為高等學校與語言相關的專業(yè)的必修課程，高名凱、岑麒祥、石安石、羅常培、王均、朱星、宋振華、方光燾等出版了有關教材和專著。這個時期開展了“語言和言語”、“語言發(fā)展的內(nèi)因和外因”、“共同語的標準化”、“語言混合和語言融合(替換)”、“詞義和概念”、“詞的辨別”等討論。

1976年以后的20年

1976年粉碎“”，結束了1966年以來的“”。1978年中國共產(chǎn)黨第11屆中央委員會第3次會議召開，全國科學會議、教育會議分別召開。中國進入20世紀的改革開放的20年，一切蓬勃發(fā)展。

3.1語言研究陣地

這個時期國家對語言工作的管理更加全面、深入。1985年為了擴大機構的職能，國務院決定把“中國文字工作委員會”改名“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1986年召開“全國語言文字工作會議”，制定了新時期的工作方針和任務，除了繼續(xù)原來的工作以外，增加了對信息處理等領域的語言應用方面的研究和管理任務，強調規(guī)范化、標準化、法律化。同時，一些研究機構也成立。

1980年中國語言學會和中國修辭學會在武漢成立。1981年全國漢語方言學會在廈門成立。1994年中國語文現(xiàn)代化學會在北京成立。

這個時期一大批語言學刊物出現(xiàn)。1978年《中國語文》刊物恢復。1979年《方言》、《語言教學和研究》，1980年《語文研究》，1981年《語言研究》、《漢語學習》，1982年《修辭學習》，1986年《語文建設》，1988年《古漢語研究》，1992年《語言文字應用》，1999年《當代語言學》，2000年《語言》創(chuàng)辦。

3.2漢語生活

這個時期以北京話為核心基礎的漢語，作為國語在中國語言生活和語言教育中充分體現(xiàn)了它的共同語地位和口語地位。語言生活現(xiàn)代化、國際化的速度更加迅速。跟20世紀以前的中國語言生活相比，簡直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從國家制定和頒布的系列規(guī)定、標準就可以看到這種變化。1977年漢語拼音方案成為聯(lián)合國用拉丁字母拼寫中國地名的國際標準。1978年正式出版代表國家水平的最先具有明確的漢語“詞”意識的詞典《現(xiàn)代漢語詞典》。1981年公布國家標準《信息處理交換用漢字編碼字符集》。1982年國際標準化組織通過“漢語拼音方案”成為拼寫中國專有名稱的國際標準。1982年中國憲法規(guī)定：“國家推廣全國通用的普通話”。1988年頒布《現(xiàn)代漢語常用字表》、《現(xiàn)代漢語通用字表》、《漢語拼音正詞法基本規(guī)則》。1995年確定和進行“普通話水平測試（PSC）”。1996年《漢語拼音正詞法基本規(guī)則》(1985年頒布)成為國家標準。1998年確定每年9月第3個星期作為“全國推廣普通話宣傳周”。2000年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

3.3漢語教育

這個時期中國的語文教育在應試教育的背景下，受到的批評較多。雖然人們越來越意識到現(xiàn)代口語技能教育的重要性，但是對口語和口語教育的重視仍然不夠。小學拼音教學一直沒有采用“正詞法”，例如把“一會兒yīhuìr”死板地對照漢字錯誤地拼成“yīhuìér”。小學漢字教學沒有建立在詞匯教學這個基礎上，“字”和“詞”混淆的現(xiàn)象，無論是教材、教師，還是學生普遍存在。由于缺乏對“口語”以及口語中的“詞”的基礎地位的正確認識，漢語規(guī)范化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實踐上沒有取得應有的成就。由于人們沒有充分認識到漢語共同語的基礎方言只能是有自己系統(tǒng)的北京方言，而錯誤地含糊地把一個多系統(tǒng)的“北方話”當做虛幻的基礎方言，導致共同語標準不明確、不嚴格，以至白話文到了20世紀末期仍然有人隨意混雜不少文言和方言成份，一定程度上出現(xiàn)書面語和口語脫節(jié)的局面。例如，英語一個“of”，漢語說的是“的”，寫的可能是“之”；英語一個“this”，漢語說的是“這”，寫的可能是“此”。有人甚至在教學中，把這種違背語言發(fā)展規(guī)律的脫節(jié)現(xiàn)象當做修辭技巧加以肯定、提倡。

“語文”教學沒有很好地對課文進行規(guī)范，沒有對生活必須的現(xiàn)代漢語能力進行重點培養(yǎng)，而把時間過多地浪費在文言文教學中。有些語文老師自己就不會使用規(guī)范的現(xiàn)代漢語，只能用方言教語文，用夾雜方言和文言的白話寫文章。就連“大學語文”課程也仍然把許多精力花在文言文這種死語言上面，仍然不很重視現(xiàn)實中的活語言教育，不能有效地提高廣大大學生的現(xiàn)實語文能力。

但是，從1982年開始推廣的“注音識字，提前讀寫”的小學語言教學實驗，在黑龍江等地方取得了可喜的成績，極大地發(fā)揮了漢語拼音的對內(nèi)漢語教學中的作用。同時，普通話水平測試（PSC）制度，雖然比英語水平考試（EPT）、漢語水平考試（HSC）兩個制度的推行要晚，但是，它對于廣大教師，特別是語文教師的現(xiàn)代漢語水平的提高，提供了一個重要保證。

3.4對外漢語教育

中國的對外漢語教育蓬勃發(fā)展。1983年成立中國對外漢語教學學會。1987年成立國家對外漢語教學領導小組。1985年制定《漢語水平考試（HSK）大綱》（現(xiàn)代出版社）并且實施漢語水平考試制度。

在對外漢語教學中，一律采用“生詞”教學模式，與對內(nèi)漢語教學中的“生字”教學模式形成鮮明的對比，從而推動中國詞典、詞意識的不斷完善，對漢語的健康發(fā)展起了重大作用。

3.5少數(shù)民族語言生活、教學和研究

在少數(shù)民族語言教學中80年代以前有文字的民族用民族語言教學，沒有的用漢語教學。80年代以后普遍采用雙語教學模式，就是在低年級用民族語言，高年級用漢語，這就兼顧了用母語提前開發(fā)兒童智力和在生活中溝通全國通用語言兩個方面。

中國內(nèi)部的少數(shù)民族語言在這個時期得到深入研究。1979年成立中國民族語言學會，創(chuàng)辦《民族語文》。1979年“全國民族院校漢語教學研究會”成立，到1985年改名“中國少數(shù)民族雙語教學研究會”。1993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的語言研究室和《民族語文》聯(lián)合成立“中國少數(shù)民族語言研究中心”，突出語言在民族研究中的特殊性和獨立性。這個時期先后完成了“中國少數(shù)民族語言簡志叢書”、“我國少數(shù)民族語言使用情況和文字問題調查研究”、“少數(shù)民族新文字使用總結”、“少數(shù)民族方言和空白語言研究”。

3.6外語教育

1978年教育部召開外語教育座談會，使外語教育進入飛速發(fā)展時期。20多年中，從城市到農(nóng)村、從中學到小學外語教學迅速發(fā)展。中學、大學幾乎普及了英語教學。在HSK實施以前，國家就要求大學生必須通過英語水平等級考試，本科必須達到4級。在大學的專業(yè)外語教育中，以英語為主，俄語、日語、德語、法語、越南語等30多種對中國重要的語言也沒有忽視。由于各種升學考試和職稱晉升都要求考外語，也促進了知識階層人員的業(yè)余外語教育。

3.7語言方面的高等教育

1977年恢復高等教育入學考試制度。與語言有關的漢族語言文學、少數(shù)民族語言文學、外國語言文學等專業(yè)在高等教育本科、專科開設中國語言課程。其中“現(xiàn)代漢語”課程比較普遍，“古代漢語”課程在中國語言文學系統(tǒng)比較普遍，“語言學概論”課程在本科層次比較普遍。

幾乎同時，語言學方面的研究生招生也迅速發(fā)展。根據(jù)筆者初步統(tǒng)計，2000年全國在中國語言文學學科中，“語言”（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專業(yè)的博士生、碩士生招生單位分別有7個、28個；“漢語”（漢語言文字學）專業(yè)的博士生、碩士生招生單位分別有21個、58個；“民語”（少數(shù)民族語言文學專業(yè)）專業(yè)語言方向的博士生、碩士生招生單位分別有2個、8個。

3.8語言理論的重視和研究

這個時期在語言理論研究方面繼續(xù)發(fā)展，人們對語言理論的作用在認識上逐漸提高，在20世紀結束的時候進入高潮。

1980年教育部確定把“語言學概論”作為高校必修課程。20世紀末期中國把“現(xiàn)代漢語”和“古代漢語”兩個二級學科合并成“漢語言文字學”，增加“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學科。1992年李行健《語言研究的現(xiàn)實呼喚語言理論的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語文研究》第3期)等文章強調語言理論建設的迫切意義。

1994年伍鐵平強調“語言學是一門領先的科學”（見《語言學是一門領先的科學》，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

1995年何九盈說“輕視理論的傾向，至今仍然有極大的市場，這是值得擔心的?！保ㄒ姟吨袊糯Z言學史》第422頁，廣東教育出版社）。

1999年許嘉璐《面對新世紀的我國語言學》（《中國語文》第5期）說現(xiàn)代社會的急劇發(fā)展“正是語言學發(fā)揮作用的時刻，也是語言學家觀察語言變化，從應用中發(fā)現(xiàn)語言理論努力方向的大好機會”，除了繼續(xù)加強語言本體研究以外，“還需要在語言理論、語言學研究方法和語言應用研究等方面取得長足的進步”。

1999年江藍生《開拓新世紀的語言學》（《中國語文》第5期）說：“我覺得面對21世紀的中國語言學研究應該增強理論意識，要對以往的研究成果進行理論上的總結和提煉”，“同時在業(yè)內(nèi)大力提倡語言理論修養(yǎng)的提高”，“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學問”。

1999年彭澤潤《素質教育和“語言學概論”的學科建設》（《語文建設》第2期），2000年徐越《對“語言學概論”教學的再認識》（《杭州師范學院學報》第2期），發(fā)揚1958年到1959年《中國語文》關于“語言學概論教學改革”的討論精神，強調在大學專科、本科、研究生教育中重視語言理論的普及和教育，加強語言理論研究。從1994年到2000年湖南師范大學彭澤潤主持編輯《語言理論教師通訊》(從2001年第15期開始改名《語言理論通訊》)內(nèi)部刊物14期，促進了語言理論教學和研究隊伍的溝通，引起許多同行專家建議成立“中國語言理論學會”。

這個時期還召開了專門的語言理論會議：1982、1985、1987年分別在廣州、上海、北京召開“二市一省理論語言學學術討論會”。1986年在湖南邵陽召開“語言理論教學語研究及同四化關系討論會”。1987年在南昌召開“中國語言學發(fā)展方向研討會”。

1988年在太原召開“第一屆現(xiàn)代語言學研討會”，持續(xù)到1998年一共召開了6屆“現(xiàn)代語言學”學術會議。在主持組織“現(xiàn)代語言學”學術會議的同時，持續(xù)到1997年，上海大學余志鴻主編了《現(xiàn)代語言學》內(nèi)部刊物38期。

從1984年到1991年，華中師范大學蕭國政主編了數(shù)期《語言學通訊》內(nèi)部刊物，發(fā)表研究生和青年學者的語言學思想。

這個時期開展了“語言和思維”、“語言的性質”、“語言的起源”、“漢語的親屬語言關系”、“文字和漢字性質”、“字母、字和詞的關系”、“語言學的性質”、“語言研究的時間和空間觀念”、“正詞法和詞式書寫”等討論。出版了不少理論專著,例如:陳保亞的《論語言接觸與語言聯(lián)盟》,語文出版社,1996年)、徐通鏘的《語言論語義型語言的結構原理和研究方法》(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伍鐵平的《模糊語言學》(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

3.9語言理論教材

這個時期先后出版的語言理論教材有42部。

1981年：李兆同、徐思益主編《語言學導論》（新疆人民出版社），葉蜚聲、徐通鏘《語言學綱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3版），馬學良主編《語言學概論》（華中工學院出版社，1985年修訂）。

1983年：王振昆等《語言學基礎》（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出版社），宋振華、劉伶《語言理論》（遼寧人民出版社）。

1984年：王振昆、謝文慶《語言學基礎講話》（南開大學出版社）、劉伶等主編《語言學概要》（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87年修訂），戈弋、王振昆《語言學概論》（內(nèi)蒙古人民出版社），戴煒棟等《簡明英語語言學教程》（英語版本，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89年修訂）。

1985年：張靜《語言簡論》（河南人民出版社），胡明揚《語言與語言學》（湖北教育出版社），戚雨村主編《語言學引論》（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1986年：陳長茂《基礎語言學》（河南大學出版社）。

1987年：王德春《語言學教程(語言學概論)》（山東教育出版社，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7年修訂），郭谷兮主編《語言學教程》（陜西人民出版社）。

1988年：葛本儀主編《語言學概論》（山東大學出版社），雷友梧主編《語言理論綱要》（江西教育出版社），倪立民等《語言學概論》（浙江大學出版社），黃弗同主編《理論語言學基礎》（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王剛《普通語言學基礎》（湖南教育出版社）

，石安石、詹人鳳《語言學概論》（高等教育出版社），胡壯麟等主編《語言學教程》（英語版本，北京大學出版社）。

1989年：徐思益《語言學簡明教程》（新疆教育出版社），陳林華《語言學導論》（吉林大學出版社）。

1990年：丁金國《語言學基礎》（黑龍江教育出版社），高繼平、高育寒《新編語言學概論》（遼沈書社）。

1991年：孫維張、劉富華《語言學概論》（吉林大學出版社）。

1992年：葉寶奎《語言學概論》（廈門大學出版社），邢公畹《語言學概論》（語文出版社）。

1993年：伍鐵平《普通語言學概要》（高等教育出版社），余志鴻、黃國營主編《語言學概論》（山西高校聯(lián)合出版社），劉冬冰、劉宏主編《簡明語言學教程》（河南人民出版社），楊茂勛《普通語言學》（廈門大學出版社）。

1994年：岑運強主編《語言學基礎理論》（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

1995年：彭澤潤、李葆嘉主編《語言文字原理（語言理論）》（岳麓書社，中南大學出版社2000年修訂），劉耀武《普通語言學教程》（黑龍江教育出版社）。

1997年：馬學良、瞿藹堂主編《普通語言學》（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王紅旗《語言學概論》（青島海洋大學出版社）。

1998年：李宇明主編《理論語言學教程》（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駱曉所主編《現(xiàn)代語言學理論》（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9年：周靜、劉冬冰主編《語言學概論》（河南大學出版社）。

2000年：李宇明主編《語言學概論》（高等教育出版社），胡明揚主編《語言學概論》（語文出版社）。

這些教材許多是用專著的方式寫的，沒有采用集體合作編寫的方式。這說明這門課程的建設本身不很成熟，缺乏集體性的專業(yè)工作隊伍進行建設。另外，普遍出現(xiàn)與現(xiàn)代漢語等具體語言課程的教材內(nèi)容雷同的現(xiàn)象，沒有明確把目標定位在宏觀理論上。伍鐵平、余志鴻、彭澤潤等分別主持編寫的教材，理論性有所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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