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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1976年布洛爾出版的《知識和社會造型》（1991年再版）對科學知識作了社會學的考察，對科學哲學提出了全面的批評。他認為，科學知識本身并不存在絕對的先驗本質，也不存在合理性、有效性、真理性或客觀性等特殊本質。布洛爾把知識或信念看作一種自然現(xiàn)象，認為科學社會學是一門科學而不是一門哲學。他的科學知識的社會學有四個基本信條，即因果性、對等性、對稱性、自反性。布洛爾從他的科學知識社會學研究中得出了許多重要結論，其中有兩條重要結論引起了激烈的爭論，成為80—90年代西方科學哲學領域的一個焦點。

【關鍵詞】科學哲學科學知識社會學強綱領

【正文】

邏輯經驗主義瓦解之后，科學哲學領域出現(xiàn)了繁榮氣象，哲學家們從科學史、社會學、心理學、解釋學等諸方面對科學知識的性質、科學知識的形成、科學理論的發(fā)展方式作了富有成效的研究，各種學派如雨后春筍般不斷涌現(xiàn)；各種關于科學知識的理論如大江風起，一浪接一浪。其中就有布洛爾（DavidBloor）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強綱領，圍繞這個強綱領形成了愛丁堡學派。布洛爾的《知識和社會造型》[①]對科學知識作了社會學的考察，提出了關于科學知識的新問題和新見解。多數(shù)科學哲學家致力于科學合理性規(guī)范，并把這個任務看成哲學的特殊任務。他們力圖通過闡明真理、實在等概念來說明科學的合理性。他們認為，知識是信念之事物之間的一種關系，或者是信念與證據之間的一種關系，或者是信念系統(tǒng)內部的一種關系。這種科學哲學觀基本上為科學社會學家所接受。許多社會學家認為，知識的性質（真假）不受外部的社會環(huán)境的制約，知識社會學不能研究和解釋科學知識的內容和性質。

在《知識與社會造型》中，布洛爾提出了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強綱領。他認為，科學知識本身并不存在絕對的先驗本質，也不存在合理性、有效性、真理性或客觀性等特殊本質。所有知識，不管是經驗科學中的知識還是數(shù)學中的知識，都將被完全作為社會學研究的資料來處理。布洛爾的科學知識社會學所得出的兩個重要結論是：第一，由于不存在上一級的或先驗合理性、客觀性、有效性標準，以建立和提供這些標準為核心的哲學是科學的累贅，多數(shù)時候對于科學不僅無益，反而有害。第二，“真”和“假”等是一定的社會利益和社會制度的產物。

強綱領的主要立場是，在說明為什么某人或某群體持有某個具體信念、為什么某一信念發(fā)生轉變這個過程中，那些信念是真還是假、是有道理還是沒道理等考慮是無關緊要的。布洛爾的強綱領有四個信條：（1）因果性對信念和信念變化的說明是因果說明，這要求我們考慮導致信念或知識狀態(tài)形成的條件是什么。信念形成的原因有社會原因，也有其他原因。（2）對等性我們常常拿合理與不合理、真和假、成功和失敗來評價我們的信念或知識，科學社會學必然對它們作出對等的說明。（3）對稱性科學社會學的說明必須是對稱的，比如說，同一種原因是既能說明真信念，又能說明假信念。（4）自反性科學社會學必然是自反的，它的說明模式必須適用于它自己。否則，科學社會學將是對自己的反駁。布洛爾比較接近自然主義的哲學家，他把信念看成一種自然現(xiàn)象，他的計劃對信念作出因果說明，就象物理學說明運動現(xiàn)象一樣。但是，他的知識社會學研究的結論卻在哲學領域引起了軒然大波。

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強綱領導致工具合理性逐漸取代規(guī)范的合理性。與實證主義的、歷史主義的、波普主義的、實在論的科學哲學不同，布洛爾和愛丁堡學派關心對科學家的活動作經驗解釋，而不屑于科學合理性的規(guī)范解釋。他們開辟了一條新的研究道路，試圖把哲學家喜愛的規(guī)范擱在一邊而又能對科學作出說明，這個領域現(xiàn)在叫做“科學和技術研究”（scienceandtechnologystudies,STS）。一般認為，STS在學術上是圍繞著社會學進行的，但不可能脫離哲學和自然科學研究，最初的愛丁堡學派就是如此。在布洛爾的影響下，STS研究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學術風格。與普通的科學社會學不同，STS學者以分析的分離和認識的中立精神來研究科學。這就是說，他們盡可能使他們的方法符合“置身事外”精神。不過，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關于STS應采取什么態(tài)度對待科學，成了爭論的焦點。

STS使那些關心科學合理性和實在論的哲學家很不滿意，因此受到許多批評。但是，這個領域取得了許多的成功，這就迫使哲學家們考慮：如果不提供關于科學合理性的規(guī)范說明，會受到什么重大的損失？現(xiàn)在回答“損失不多”的科學哲學家越來越多了。吉厄（R.Giere）是這個傾向的代表[②]。吉厄不太信服布洛爾的論證，同時又承認，布洛爾的哲學敵手沒能證明在實際的科學實踐之外有一個單獨的“科學合理性”領域。吉厄用“工具合理性”一詞來說明科學中的認識的成功，這個概念也是布洛爾的知識社會學的一個重要概念。這樣，吉厄和布洛爾就聯(lián)起手來了。吉厄說，不論過去是一些什么樣的策略產生了認識論上可向往的結果，這些策略應該在將來配用到相似的場合中，這樣就隱蔽地承認了這些關于研究目標的策略在具體場境中的相對性。布洛爾的強綱領的追隨者巴恩斯（BarryBarnes）則使用了一個更有刺激性的詞，即“自然合理性”[③]，它與“工具合理性”的意思差不多。不管叫工具合理性還是叫自然合理性，科學所需要的合理性似乎不過如此。

另一方面，布洛爾的強綱領導致科學哲學的方向發(fā)生變化。哲學以什么方式來解釋科學，現(xiàn)在成了一個重要問題。傳統(tǒng)的科學哲學認為，理解科學的最適當?shù)氖侄问菍茖W理論作邏輯的和概念的分析，甚至像庫恩這樣的反傳統(tǒng)的哲學家也大致上是這樣解釋科學的。自然，多數(shù)哲學家不愿意改變這種解釋科學的方式。他們力圖說明科學哲學與STS有實質的區(qū)別。布洛爾和愛丁堡學派并不否認這種區(qū)別，卻認為與STS有區(qū)別的科學哲學并無存在的理由。

蒯因是“認識論自然化”的開拓者。一般認為，自然主義在心理學上持還原論立場。例如，“我相信玫瑰都是紅色。”這里涉及一個認識概念，即“信念”。信念作為一種心理狀態(tài)，并不是一個實在的事件，我們可把它還原為一種經驗的相互關系，即神經狀態(tài)（事件、過程）和具體的環(huán)境條件之間的相互關系。在信念與環(huán)境的關系問題上，現(xiàn)代認識論和心理物理學站在一邊，而知識社會學卻站在對立的另一邊。按照現(xiàn)代認識論和物理心理學的圖畫，孤獨的有機體與它的環(huán)境（包括其他類似的有機體）相互作用。但是，知識社會學家懷疑這幅圖。這種沖突在心理學中也有表現(xiàn)。例如，弗多爾（JerryFodor）和吉布森（J.J.Gibson）之間有一場關于“唯我論的”和“生態(tài)學的”心理學研究方法的相對優(yōu)點的爭論。弗多爾論證說，專注于孤獨的認識者具有實驗心理學的方法論力量，因為它使心理學家達到思想的規(guī)律，本質上求助于思想之外的對象，因此，心理學承認“方法論的唯我論”[④]。

曼海姆（KarlMannheim）是知識社會學的建立者，以他為中介，可以很好地理解布洛爾。曼海姆所建立的知識社會學不同于科學哲學家所熟悉的自然化認識論。為了了解這種區(qū)別，考慮人們提出的有哲學意義的“知識問題”的兩種策略。

策略A：（1）我最了解我的心靈，但它可能不存在。（2）那么，我如何判定其他可能的事物是否存在呢？如果它們存在，由于它們似乎與我自己的心靈不同，我如何認識它們？

策略B：（1）我們日常感覺到每一個人（每一件事）生活在同一世界，然而，當我們編排（articulate）他們的經驗時，我們清楚地知道，我們能夠直接到達的世界的外觀中有著顯著的差異。（2）那么是什么使我們達到我們共同的實在有這些差異呢？是什么使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忽視這些差異、認為我們自己達到的與所有的人都一樣呢？

羅蒂、笛卡爾、蒯因等采取了策略A，由內到外提出知識問題。而知識社會學則采取了策略B，由外到內說明知識。布洛爾也采取策略B。同曼海姆相似，布洛布是一個認識論的實在論者，并相信他研究的多數(shù)人也是實在論者，因此他不相信預設實在論有助于說明各人信念的差異。有些哲學家擔心，知識社會學的“相對主義”意味著反實在論、懷疑論、虛無主義或更壞的東西。針對這些哲學家，巴恩斯和布洛爾說，“總的結論是，在所有大不相同的認識反應中，實在畢竟是一個共同的因素。作為一個共同因素，用它來說明那些差異，沒有什么前途。”[⑤]因此，相對主義提出來，是作為某些可能與實在論相伴隨的不良認識習慣的補充，特別是當一階“自然態(tài)度”的實在論被捏造成二階的普遍研究原則的時候[⑥]。這些不良習慣有兩個傾向比較突出：（1）弱化（minimize）不同文化中人與人之間的信念的差異；（2）別人與我們的信念有差異，如果這種差異不能完全解釋透，就夸大這些人的病態(tài)。在強綱領的四個著名信條中，布洛布表達了他認可的相對主義。這四個信條是：因果性、公平性、對稱性、自反性。不幸的是，由于這幾點被稱作“信條”，批判者把它們當作無條件的認識論原則，而不是用于反抗某些偏向的啟發(fā)法，研究異族文化知識的研究者一般都會有這樣的偏向。

認識論（和科學哲學）一旦自然化會怎樣呢？可以預料，布洛爾會同我們更一般的自然主義者分手。布洛爾和曼海姆對于自然化前景有共同的估計，而這估計是布洛爾在科學哲學中受到抵制的主要原因。自然化前景有三種：（1）哲學增加它相對于具體科學的優(yōu)越性和獨特性；（2）哲學相對于具體科學失去其優(yōu)越性但保留了它的獨特性；（3）哲學相對于具體科學失去其優(yōu)越性，也失去其獨特性。

前景（1）很難受到贊賞，甚至很少討論，因為這意味著自然化的哲學將會同科學作對。然而，假定自然主義者試圖在認識上推進科學，那么這種動機有什么根據呢？在通俗的和社會學的文獻中充滿了“信息爆炸”的感慨。現(xiàn)在是誰站在爭端之上俯視相競爭的領域的相對優(yōu)點？理想地說，是一個對于各門具體專業(yè)的進展沒有利害關系的人，這個人能是一個哲學家嗎？也許，如果哲學失去特有的題材，如果沒有特有的題材不被看作弱點，而被看作優(yōu)點：在對立的學科之間作調停，那么俯視具體爭端的人就很有可能是哲學家了。哲學家對這樣的結論并不感懷，這是因為它要求設制一些超越研究者本人的局部學科標準的研究評價標準，這種事情現(xiàn)在哲學家越來越不愿作了?，F(xiàn)在比較前景（2）和（3），布洛爾看好前景（3）。

在蒯因（Quine1985）、吉厄（Giere1989）、福勒（Fuller1992）的近作[⑦]中可以看到，關于自然化認識論者或科學哲學家的職責，反復出現(xiàn)的比喻是“知識工程師”、“科學政策家”（sciencepolicymaker）。這兩個比喻都保留了哲學工作的規(guī)范特性，但沒有傳統(tǒng)哲學對立法的那種無限制、無條件的態(tài)度。簡單地說，自然化的認識論是應用科學的一個分支，它只假說式的、而不是關于研究行動的絕對命令。因此哲學對于具體科學仍然是獨特的（如果不是優(yōu)越的），這是前景（2）。按這個前景，哲學不優(yōu)于（可能劣于）當前最好的科學。

現(xiàn)在轉向前景（3）。A和B兩種策略對它的解釋有實質性的差異。羅蒂和屈奇蘭（P.Churchland）采取策略A，他們的自然化的認識論主張取消關于認識的哲學理論，代之以心理－物理學理論。在這個過程中沒有“哲學特有的東西”留下來，因為哲學只不過是原始的科學罷了。布洛爾也同意開除哲學——它既不是科學，也沒有獨特的題材。但是，布洛爾采取了不同的作法，提供了不同的理由。羅蒂和屈奇蘭為哲學家描繪出的畫像是：哲學至多只是合法的問題，但用不恰當?shù)氖侄位卮鹚鼈?，因此受到拖累。而布洛爾看到的則是哲學家最大的特點：哲學只不過是加強了那些來自自然實在論的不良習慣。因此，鼓吹合理性和真理，不管說起來多么有理，其實是鼓勵他們的自然傾向，似乎認為對他們最清楚的東西（makemostsense）應該對于每一個人都是最清楚的。

布洛爾并不認為合理性理論和文化帝國主義之間有某種必然的邏輯聯(lián)系。他得出上述結論，是根據一個經驗論題：以這樣的合理性理論裝備的研究者與無此裝備的研究者相比，更少有可能得到經驗上恰當?shù)睦斫庵R如何運轉。但是，“經驗上恰當?shù)睦斫狻边@個概念是否預設另一種特別的真理和合理性理論呢？可以設想，布洛爾和多數(shù)STS學究一樣持約定論的態(tài)度，把答案推給某些行動，在一個相關的尋求知識的共同體（它提供知識社會學的模型）中，這些行動顯示了“經驗上恰當?shù)睦斫狻薄２悸鍫柕膹娋V領是打破了傳統(tǒng)哲學的自我形象?？梢哉f，以下推理也代表了布洛爾的自然主義的特點。（1）哲學引導我們選取科學作為最高的研究形式，促使我們發(fā)展真理、合理性理論，這種理論迫使我們用嚴格的邏輯推理標準來辯護我們的知識，這又進一步揭示了我們自以為是（takeforgranted）的思想習慣的不恰當性。（2）但是，一旦我們開始作科學，我們發(fā)現(xiàn)這些哲學理論是進一步研究的障礙，因為它們鼓勵我們以很少幾處知識片斷為根據，急急忙忙得到關于整體的結論。這個走向不成熟的總體化的傾向產生于我們試圖讓理性做經驗觀察所做的事。（3）這說明，這種思想方式是要說服我們相信科學的價值，一旦我們被說服之后，這種思想方式本身并不對科學有所補益。事實上，這種思想方式甚至可能是一個障礙，應該被擱置，因為它的用處已經用過了。

維特根斯坦把哲學比作梯子，一旦用過之后就要丟棄了。布洛爾的“反哲學”態(tài)度大都來自維特根斯坦，社會學家孔德、曼海姆也對布洛爾有一點影響。

布洛爾提出以自然主義方式取消哲學這門學科，這使哲學家們最為惱火。羅蒂和屈奇蘭認為哲學是認識實踐的先鋒（precursor），多數(shù)哲學家，至少認識論者和科學哲學家，認為這是正面的文化貢獻。而布洛爾認為，在科學占主導地位的認識文化中，哲學是一種返祖現(xiàn)象（atavism）。在哲學家與科學家的關系上，雖然有的哲學家（波普）要求科學家更像哲學家，有的（屈奇蘭）要求哲學家更像科學家，但哲學家一致認為他們自己最終是站在同科學家一邊的。布洛爾否認這一點，認為只有在科學不是占主導地位的認識實踐的文化中，哲學才是站在科學家一邊的。

波普認為哲學家使科學家保持警覺，周期性地（反復地）把他們從教條的、常規(guī)科學的沉睡中喚醒。而布洛爾認為，哲學使科學浸染上一些習慣，這些習慣使科學難以持久，時間一長就做不了。例如，伽利略信服推理的力量，通過不斷地進行推理，伽利略揭示了亞里士多德的運動假定的人為性和不一致性。然而，一個更好的物理學家是不會僅僅通過使用這些力量得來的，因為這只會導致新的偏向被合法化，成為“第一原理”，如同笛卡爾的物理學。布洛爾斷定，我們所需要的是一些經驗上的第一原理，如牛頓所說的，“從現(xiàn)象出發(fā)作推導”。科學最后總是要擺脫哲學的。這個說法顯然認定科學與哲學只在某些場境中是相互相容的，而另一些場境中則互不相容?？茖W與哲學有時形成暫時聯(lián)盟反對共同的敵人，如亞里士多德或基督教，但一旦這個敵人被戰(zhàn)勝，科學占了支配地位，科學的科學（例如強綱領）就會花很多時間清除科學中的哲學殘余。布洛爾就是這樣看他自己的計劃的。

在敘述普利斯特利接近發(fā)現(xiàn)氧時，布洛爾試圖把真理概念中的麥粒與麥殼分離開來，這個真理概念是說明普利斯特利做了什么，沒做什么所需要的。按照布洛爾，“普利斯特利的某某觀念真，某某觀念假”等說法有完全合法的功能，即把我們與普利斯特利共有的觀念（“真”觀念）和我們不與他共有的觀念（“假”觀念）區(qū)分開來。然而，布洛爾認為，如果我們輸入一種更“哲學的”真理觀念：我們稱為“真理”的那組觀念比我們叫做“假”的信念更符合實在——獨立于我們求知的利益（interests），那么我們的做法就是不合法的。把這種哲學的“累贅”（encumbrance）包裝進真理觀念之中，我們于是就能剝去普里斯特利的利益，用我們自己的利益取而代之，然后用適合于推進我們自己的利益的標準來判斷他的工作。關于那些標準是什么，我們處在完全同意的狀態(tài)之中，我們幾乎不需要討論它們，因此它們對于我們不表現(xiàn)為利益。布洛爾從拉卡托斯那里得到啟發(fā)，把這種由現(xiàn)在的利益（concern）系統(tǒng)地代替過去的作法叫做“目的論”的合理性觀點，他認為這種觀點常常被混同于關于理性如何在科學中起作用的真正的因果解釋。

通觀《知識和社會造型》，布洛爾用來刻畫關于真理和合理性的“哲學”觀念的詞匯如“意識形態(tài)”、“分裂”（divisive）、“高壓”。“高壓”一詞來自杜克海姆（Durkheim），杜克海姆認為，一個真理就是一個信念，共同體根據這個信念迫使它的成員以某種方式行動。不論哪種情況，哲學研究都是科學研究的包袱（im-pediment）。實際上，布洛爾試圖作一個更強的論斷，這一論斷在第四章（關于波普－庫恩之爭）講得最清楚：哲學把科學不必要地政治化（philosophypoliticizesscienceunnecessarily）?！拔蚁胩岢龅恼摂嗍牵撼俏覀儗τ谥R的性質采取一種科學態(tài)度，那么我們對這種性質的掌握不過是我們的意識形態(tài)的關心（concern）的一個射影罷了。我們的知識理論將隨著相應的意識形態(tài)的興衰而沉浮，它們將缺乏任何自身的自主性或發(fā)展基礎。認識論將成為一種純粹的隱性宣傳?！盵⑧]

現(xiàn)在，庫恩一般受到的指責是他用“革命”一詞夸大了概念變化的不連續(xù)性。有趣的是，布洛爾在更深的層次上指責庫恩求助于“革命”，指責他以不同的手段給哲學即政治學的傳統(tǒng)輸液。布洛爾認為，波普和庫恩為哲學家開了方便之門，使他們可以利用科學史，從中舉出大量的例子表達他們喜愛的體制（regime）。雖然《科學革命的結構》有一個可檢驗的科學變化的經驗模型的形狀，但它那使人興奮的政治造型致使庫恩、波普和其他一些對話人悄悄地溜出了自然主義，回到了“意識形態(tài)”和烏托邦的世界。

布洛爾沒有樸素地相信科學能夠全部清除自身中的政治學。強綱領的一個最著名的實質性論題是，一切科學都是受利益驅使的。然而，承認科學中持續(xù)存在的利益并不等于必然要贊成這種利益的出現(xiàn)，因為有些利益可能腐蝕社會學家對科學的理解。這個方面，許多哲學家有意無意地誤解布洛爾。布洛爾攻擊哲學對科學的不良影響，他同后期維特根斯坦一樣，把哲學看做一種獨特的“生活形式”，認為科學家的實踐是一種以歷史為根據的自身整體（histor-icallybasedintegrityoftheirown）。當然，實踐科學家可以合法地改變科學實踐。科學家對更大的社會的或自身利益的關心常常是他們的研究活動的一個因素，但這個因素只有在它們實際上改進科學實踐的時候才有益于科學實踐。誰決定實踐受到了幫助還是受到了損害？這是一個經驗問題，是由一個具體共同體的科學家來解決，社會學家處在發(fā)現(xiàn)其結果的位置上。如果哲學使人相信起作用的利益對于研究具有特殊的先驗意義，而多數(shù)實踐科學家又沒有認識到，那么哲學可能模糊社會學家和實踐科學家的視野。在這種情況下，科學家喪失了他們代表科學的力量，政治學取得了勝利，但這種勝利應該受到指責。

可以說，布洛布是一個自然化的認識論者，他還是一個特別自身一致的自然主義者：宣布他已經以科學的方式確定了他自己的領域－哲學－阻礙了科學的進步。

注釋：

[①]D.Bloor,KnowledgeandSocialImagery,1976,1991,UniversityofChicagoPress,

[②]R.Giere,ExplainingScience,ChicageUniversityPress,1988.

[③]BarryBarnes,"NaturalRationality:AneglectedconceptintheSocialSciences",PhiosophyoftheSocialSciences1976,6.

[④]JerryFodor,"MethodologicalSolipsismConsideredAsaResearchStrategyincognitivePsychology,inRepresentations,MITPress,1981.

[⑤]B.Barnes,andD.Bloor,(1982),"Relativism,Rationalism,andtheSociolgyofKnowledge",inM.HollisandS.Lukes(ed.)RationalityandRelativism,MITPress.P.34.

[⑥]A.Fine,UnnaturalAttitudes:RealistandInstrumentalistAttachmenttoScience,1986,95.

[⑦]W.V.O.Quine,EpistemologyNaturalized,inH.Kornblith(ed.)NaturalizingEpistemology,MITPress,1985.

R.Giere,ScientificRationalityasInstrumentalRationality,StudiesinHistoryandphilosophyofScience,1989,20.

S.Fuller,philosophyofScienceanditsDiscounts,NewYork1992.

[⑧]D.Bloor,1991,P.80.S.Fuller,PhilosophyofScienceandltsDiscounts,NewYork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