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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莊子》現(xiàn)實型文學的存現(xiàn)形式和基本特征

《莊子》中不乏精彩的現(xiàn)實型文學作品，而且別具一格，在思想內(nèi)容和藝術表現(xiàn)上有鮮明特色。下面就依次談談其存現(xiàn)形式、思想內(nèi)容和藝術特色。

《莊子》中的現(xiàn)實型文學作品，大致有三種存現(xiàn)形式：其一是有一些比較完整的篇章。如內(nèi)篇的《人間世》，外篇的《山木》、《駢拇》、《馬蹄》、《月去篋》，雜篇的《讓王》、《列御寇》等篇，雖然其中某些篇章也有一些虛構(gòu)夸張的描寫(如對櫟杜樹、商丘大木、支離疏的部分描寫)和對理想社會的描述(如《馬蹄》、《月去篋》中所謂“至德之世”，《山木》中所謂“建德之國”)，但總體上是側(cè)重反映現(xiàn)實的篇章，也寫得比較現(xiàn)實。其二是散見于各篇的一些現(xiàn)實型寓言故事。如《逍遙游》中的“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不龜手之藥”，《天運》中的“丑女效顰”，《天地》中的“漢陰丈人”，《至樂》中的“鼓盆而歌”，《秋水》中的“惠子相梁”，《達生》中的“桓公田于澤”、“東野稷以御見莊公”，《徐無鬼》中的“莊子過惠子之墓”，《則陽》中的“柏矩哭尸”，《外物》中的“儒以詩禮發(fā)?！?、“莊周貸粟于監(jiān)河侯”等。這些故事，雖然也大多以奇見稱，有的還灌注著一定的浪漫精神，但其內(nèi)容比較真實，描寫非常切近現(xiàn)實，沒有多少夸飾成分，故以現(xiàn)實型論之。其三是一些現(xiàn)實與浪漫相結(jié)合的作品中包含著一定的現(xiàn)實成分。如著名的“庖丁解?！奔褒膬E、梓慶、呂梁丈夫等人的故事，都是既有濃厚的理想色彩，又有真切的現(xiàn)實描寫，其現(xiàn)實性是不容忽視的。上舉《馬蹄》、《月去篋》等篇的部分內(nèi)容及《人間世》中的“櫟杜樹”、“支離疏”等章節(jié)，亦當作如是觀。說起來，《莊子》浪漫型文學的存現(xiàn)形式，也是上述三種情況，與之相對應，只不過數(shù)量多少有所差異而已。

《莊子》中這些現(xiàn)實型文學作品，其思想內(nèi)容是相當豐富深刻的。概括起來，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方面：

1.深刻揭露了統(tǒng)治階級的昏庸殘暴和社會現(xiàn)實的黑暗恐怖。戰(zhàn)國之世，諸侯混戰(zhàn)，暴主恣肆，人民慘遭殺戮殘害，社會極其黑暗恐怖。《莊子》許多篇章無情揭露了統(tǒng)治者的罪惡，深刻反映了這有史以來最黑暗的一幕。如《徐無鬼》篇痛斥魏武侯：“君獨為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yǎng)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薄皻⑷酥棵?，兼人之土地，以養(yǎng)吾私與吾神者，其戰(zhàn)不知孰善(有何好處)?”《人間世》開頭一段揭露衛(wèi)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不知何往)矣!”在《列御寇》篇，莊子把宋國比作“九重之淵”，把宋王比作兇猛的“驪龍”。《山木》篇寫他穿著補丁衣服、破爛鞋子去見魏王，說這是“士有道德不能行”，“此所謂非遭時也”，并在魏王當面大罵當時的統(tǒng)治者是“昏上亂相”：“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徵(明證)也夫!”《則陽》篇“柏矩哭尸”的故事，還采用古今對比、頌古非今的手法，譴責當世君主：

古之君人者，以得為在民，以失為在己；以正為在民，以枉為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為物而愚不識，大為難而罪不敢，重為任而罰不勝，遠其途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偽繼之，日出多偽，士民安敢不偽!夫力不足則偽，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于誰責而可乎?

在這里，作者把人民偽、欺、盜的罪責歸之于君，認為時君是陷民于罪、制造禍亂的最大罪犯，這實在是個非常了不起的見解?！对阱丁菲枥L了一幅戰(zhàn)爭和暴政所造成的慘絕人寰的社會畫面：“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边@無疑是當時社會現(xiàn)實的高度概括和典型寫照。它比同時代孟子所說的“殺人盈城”、“殺人盈野”還要全面深刻，令人恐怖，比后世曹操反映漢末大亂悲慘現(xiàn)實的名句“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還要令人觸目驚心。

莊子尤多關注在這黑暗恐怖時代知識分子和平民以下階層的悲慘處境?！度碎g世》通過“顏回請行”、“葉公子高將使于齊”、“顏闔將傅衛(wèi)靈公太子”、“櫟杜樹”、“商丘大木和荊氏之木”、“支離疏”、“接輿之歌”等7則寓言故事，分別說明事君之難、使命之難、傅儲君之難以及不材自全、材美自害、無用之用的人生哲理和處世之道，深刻反映了當時各種人物怎樣茍全性命于亂世的情景，特別是知識階層“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的社會地位，“戰(zhàn)戰(zhàn)兢兢，如履薄冰”的生存狀況和“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的悲涼心態(tài)，“足以令人產(chǎn)生‘人間何世’的無窮感喟”。［2］其中顏闔將傅衛(wèi)靈公太子一則頗有代表性：衛(wèi)太子“其德無殺，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其知(智)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顏闔被招去傅這樣的儲君，深感左右為難，進退維谷，惶恐萬分，于是蘧伯玉不得不告訴他：

戒之，慎之，正汝身也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町畦；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p>

許多人以此指責莊子“混世”、“滑頭”，殊不知，這是當時情勢下迫不得已所能采取的最佳選擇。透過這則故事，我們看到的不正是統(tǒng)治者的殘暴、人間的恐怖和知識分子可悲又可憐的現(xiàn)實處境嗎?

《山木》篇與《人間世》主旨相同，內(nèi)容相似，可視為《人間世》的補充和續(xù)篇。所寫8個故事，都有很強的現(xiàn)實性。尤其是“莊子行于山中”和“游于雕陵之樊”兩節(jié)，更能讓人窺見其現(xiàn)實背景。前者寫莊子見大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又見雁以不材(不能鳴)見殺，于是說他“將處乎材與不材之間”；但這樣“似之而非”，也“未免乎累”，只有乘道浮游，與時俱化，“物物而不物于物”，才能真正無累免患?？梢姰敃r有材、無材及“材與不材”者都活得非常痛苦艱難。后則寫蟬得美蔭而螳螂伏其后，螳螂捕蟬而異鵲伏其后，異鵲貪利而莊周窺其后，莊周執(zhí)彈待發(fā)而虞人逐誶亦隨其后，可見世間危機遍伏，險象環(huán)生。聯(lián)系《莊子》其他篇章可知，生活在這樣的人世間，實在是活受罪，進不如退，生不如死，死了尚且有“無君于上，無臣于下，亦無四時之事”的樂趣。莊子把這樣的人世間簡直是恨透了!難怪他“寧游戲污瀆之中”、“曳尾涂中”也不受楚王的重聘，難怪他妻死竟“鼓盆而歌”。盡管莊子把這一切都上升到哲學的高度，作為具有普遍意義的人生哲理和處世哲學，但是觸發(fā)其哲思的社會現(xiàn)實該是多么黑暗恐怖，不也昭然若揭、不難想見了嗎?王先謙《莊子集解序》指出這都是“嫉時焉耳”，“其志已傷，其詞過激，設易天下為有道，生殆將不出于此”。這話說得十分中肯。

2.猛烈抨擊統(tǒng)治階級的意識形態(tài)及所尊奉的“圣人”。戰(zhàn)國時期，各國統(tǒng)治者一方面嗜殺成性，殘民以逞，禍國殃民；一方面又標榜仁義，欺騙輿論，桎梏人心。莊子是歷史上第一個看穿“仁義道德”虛偽性、欺騙性和吃人本質(zhì)的“狂人”。他在《月去篋》篇尖銳指出：“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仁義存焉?！闭f明所謂“仁義”，只不過是竊國大盜用以裝潢門面，掩其盜賊之名，守其盜賊之身，“掛羊頭賣狗肉”的招牌?！缎鞜o鬼》篇針對魏武侯“吾欲愛民而為義偃兵”的說法，亦一針見血地指出：“愛民，害民之始也，為義偃兵，造兵之本也?！鼻f子更從道的角度，認為“仁義”違背人的自然本性，殘害、扭曲人性，造成了人性的異化，即所謂“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是統(tǒng)治階級強加給人民的精神枷鎖和心靈毒化劑，因而不遺余力地痛加撻伐。《駢拇》篇把仁義比作令人討厭、惡心的駢拇枝指、附贅懸疣，斥之為多余有害的累贅，指責“自有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于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也”?它使人迷失自我，身殉其中尚不覺悟仍自以為是，無論伯夷、盜跖皆殘生損性，失其本真。目睹其為害如此之烈，作者不能不痛心疾首，嚴加攻擊?！恶R蹄》篇以馬為喻，謂馬屬性自然，只知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摩，怒則分背相踢”。及至伯樂以善治馬自讠羽，施以各種約束：“燒之，剔之，刻之，名隹之，連之以羈馬，編之以皂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橛飾之患，后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倍荫R也學會了“詭銜竊轡”等盜智，此皆伯樂之罪。同理，圣人提倡仁義禮樂以匡天下，禁錮并扼殺了人們的自由思想和個性，使民好智爭利，變得奸詐詭譎，亦屬罪大惡極。這兩篇文章都巧妙設喻，反復痛斥仁義，強調(diào)人性自然，呼喚自由解放，痛快淋漓，具有極大的批判力量?！肚f》書中批判仁義的篇章還有很多，不勝枚舉。

“仁義”是當時統(tǒng)治階級意識形態(tài)的核心內(nèi)容和正統(tǒng)思想文化的理論基礎，莊子對仁義的掊擊，意味著對統(tǒng)治階級整個意識形態(tài)和思想文化的否定?！丢┰氯ズD》篇還進一步指出：“盜亦有道”，所謂“圣知之法”與盜賊之道無異，統(tǒng)治者竊國“并與其圣知之法”，“竊仁義并斗斛權(quán)衡符璽之利”，一切文明成果都被他們竊取和利用，為“守其盜賊之身”服務。這就對當時的政治、法律制度及意識形態(tài)進行了全面否定。不僅如此，由于“仁義”和“圣知之法”來源于所謂“圣人”和文明，而這“圣人”和文明，在莊子看來，正是造成人性異化和天下混亂的總根源，因此他推崇老子“絕圣棄知”的思想，激烈地攻擊“圣人”，把文明史上的杰出人物、儒家所尊奉的歷代“圣賢”罵了個遍?！恶R蹄》篇云：“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圣人之過也?！薄丢┰氯ズD》篇更認為“圣人生而大盜起”，“圣人不死，大盜不止”，“掊擊圣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他將“圣人”和“盜賊”相提并論，正如劉鳳苞《南華雪心編》該篇眉批所言：“搖五岳筆，破鬼膽語”?！短爝\》篇假托老子說：“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于蠣蠆之尾，鮮規(guī)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為圣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在宥》篇借廣成子之口，指責黃帝為“佞人”，不足以語“至道”，并斥責說：“自而治天下，云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痹凇跺羞b游》中，作者認為神人的塵垢秕糠猶能陶鑄出堯舜，隨后又不時將其貶斥、嘲弄。在《庚桑楚》篇，莊子還說：“大亂之本，必生于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后。千世之后，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這話多么警策!書中還多處寫到孔子去見老聃，每每受到訓斥，《盜跖》篇更借跖之口，罵孔子是“偽巧人”、“盜丘”。該篇還進而攻擊“黃帝尚不能全德”，“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等。眾所崇仰的圣賢，在莊子筆下，都被剝得精光，光彩頓失，尊嚴掃地，成了人所不齒的無恥之徒、罪魁禍首、糟粕之軀和虛偽小人。連帶的，他在《在宥》篇還大罵自陷桎梏而高談仁義的儒墨圣徒是“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把大小儒生描繪成“以詩禮發(fā)?！钡谋I墓賊，凡此種種，不一而足。要之，莊子以其無比犀利的筆鋒，抨擊仁義，戲薄圣賢，剽剝?nèi)迥@對于統(tǒng)治階級來說，無異于砸其招牌，剝其外皮，揭其隱私，剖示其丑惡靈魂，并進而刨其祖墳，打擊其社會基礎，是在更深層次上進一步對當時社會現(xiàn)實的徹底揭露、批判與否定。

3.對奸詐、貪鄙之徒的鞭笞、諷刺和對一般愚盲、可笑之人事的揶揄、諷諭?！锻馕铩菲扒f周貸粟”一節(jié)，寫莊周家貧，去向監(jiān)河侯借糧，監(jiān)河侯不愿借給，巧言推托說：“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子忿然作色，講了個“涸轍之鮒”的故事，揭露其慳吝、虛偽、奸詐的面目，給予辛辣嘲諷?！肚锼菲盎葑酉嗔骸币还?jié)，寫莊子去見惠子，惠子卻聽信謠言，以為莊子是來奪他的相位，“于是惠子恐，搜于國中三日三夜”。莊子見到惠子，給他講了個“宛鳥雛與鴟”的故事，將其相位比作“腐鼠”，狠狠奚落了一頓。《列御寇》中“曹商使秦”一節(jié)，更為精雋：

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shù)乘。王說之，益車百乘。反于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阝厄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鼻f子曰：“秦王有病招醫(y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曹商得意忘形，去笑話莊子，沒想到是背著鼓尋槌，自討打挨，被莊子罵得狗血淋頭，挖苦得無地自容。從此，曹商被貼上“舐痔得車”的標簽，永遠定格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同篇還有個類似的故事：“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稚莊子”，莊子說他是乘驪龍睡著而僥幸竊得其珠，“使宋王而寤，子為齏粉矣!”不僅非常鄙夷和不屑，且如劉鳳苞《南華雪心編》該篇評語所說：“試不測之威以僥幸一得者，自矜創(chuàng)獲，而不知已蹈危機，讀此當通身汗下”。另外，莊子還描寫了諸如“宋人資章甫”、“丑女效顰”等故事，對其盲目、愚蠢行為也有所諷諭和批評。

4.對現(xiàn)實中一些正面人物的頌揚和表彰?！肚f子》中的正面形象，可分為三種類型，一種是理想化的形象，如神人、大鵬、哀駘它等，屬浪漫文學范疇；一種是理想與現(xiàn)實相結(jié)合的形象，如庖丁、匠石、支離疏等，既可歸之于浪漫型文學，亦可歸之于現(xiàn)實型文學；一種是現(xiàn)實型的形象，自屬現(xiàn)實型文學范疇，如老子、莊子和部分篇章中的孔子，《天地》中的漢陰丈人，《讓王》中的子華子、列子、原憲、曾子、顏回、公子牟等。這些現(xiàn)實型的正面形象，都有一些奇行異節(jié)，作者的描寫也很逼真，但是除了老子、莊子、漢陰丈人等少數(shù)人物外，多是莊子哲學思想的傳聲筒，具有概念化、類型化的特點，性格有些雷同，似不及浪漫型文學中的神奇人物那樣神采奕奕，縹緲動人，也不及其現(xiàn)實型文學中的反面形象個性鮮明，形象生動。

《莊子》中的現(xiàn)實型文學作品，在藝術上也頗有特色。第一，它突破了此前散文的紀實傳統(tǒng)，善于對現(xiàn)實生活進行綜合、提煉、加工、概括，開創(chuàng)了新的更加藝術化、個性化的寫實手法；第二，非常注重客觀感性狀貌和細節(jié)的逼真；第三，出色的諷刺藝術；第四，尖銳、犀利、深刻、風趣的話語風格。這些擬在下文結(jié)合其開創(chuàng)性貢獻具體討論，此處從略。

綜上可知，《莊子》的現(xiàn)實型文學作品，在內(nèi)容上以批判現(xiàn)實為主要特征，是典型、深刻而徹底的批判現(xiàn)實文學；在藝術上亦煥然一新，開創(chuàng)了新的寫實手法和諷刺手法，形成了獨特風格。這在中國現(xiàn)實型文學發(fā)展史上都有著劃時代的偉大意義和貢獻，并產(chǎn)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下面將就此繼續(xù)討論。

二、中國現(xiàn)實型文學創(chuàng)作的拓源者

中國的現(xiàn)實型文學源遠流長，從原始歌謠的自發(fā)詠唱，到《詩經(jīng)》時代的自覺創(chuàng)作，從甲骨卜辭的簡單記錄，到《國語》、《左傳》的繁復記敘，現(xiàn)實型文學沿著詩、文兩條途徑向前發(fā)展，已經(jīng)形成了一定的創(chuàng)作傳統(tǒng)和一整套寫作手法。但是，從春秋中葉詩不見載到戰(zhàn)國后期“奇文郁起”的楚辭出現(xiàn)之前，詩歌處于消歇狀態(tài)，其現(xiàn)實性傳統(tǒng)暫時中斷。而散文方面，在《莊子》之前，還處于記言、敘史和語錄體的階段，都屬于紀實的范疇，又受正統(tǒng)思想意識、美學觀念和散文藝術本身發(fā)展水平的影響，在不少方面存在著嚴重局限。莊子在吸收前代經(jīng)驗的基礎上，大膽開拓創(chuàng)新，不僅開創(chuàng)了散文領域的浪漫文學，而且對中國現(xiàn)實文學做出了劃時代的巨大開拓和貢獻。

首先，莊子開創(chuàng)了散文領域非紀實性的現(xiàn)實型文學?！肚f子》以前的散文，基本上是紀實性的。作為官方文告和史料匯編又側(cè)重記言的《尚書》、《國語》自不必說，就是由孔子、左丘明這樣的良史之才獨自撰著的《春秋》、《左傳》，雖微言大義，暗含褒貶，或敘史生動，踵事增華，有一定的主體精神和文學價值，但嚴格地說，它們主要屬于歷史記錄，而非文學作品，只是不自覺地運用了典型化手法作了些選擇、剪裁式的加工，很大程度上仍受史實的局限。《老子》、《論語》、《墨子》等一家之言的著作，基本上是人物語言的真實記錄，屬語錄體，是記言體的發(fā)展而已，又多抽象說理，雖有一定的文學性，但主要還是理論文的濫觴，亦非真正的文學作品。與《莊子》同時代的《孟子》，雖以善辯、善譬、富有氣勢和個性著稱，文學價值較高，但也沒有脫盡語錄體的形跡。因此可以說，當時散文領域的現(xiàn)實文學，尚處于以紀實為特征的相當初級和原創(chuàng)的階段，只是為寫實性現(xiàn)實文學的產(chǎn)生打下了一定基礎，做了各方面的比較充分的準備罷了。“其學無所不窺”的莊子，將哲學與文學巧妙結(jié)合起來，使之渾然一體，同時，或者是吸取了《詩經(jīng)》和民間文學中士民的現(xiàn)實精神與藝術手法(盡管莊子對儒家崇奉的《詩經(jīng)》未引一字)，將其引進、移植到散文領域，并與傳統(tǒng)紀實的某些手法相結(jié)合；或者是以其浪漫精神對傳統(tǒng)的紀實手法加以改造，并與之相結(jié)合；或者是由其寓言文體和寓言手法所決定而適當吸取紀實性散文的某些手法，從而突破紀實傳統(tǒng)，開創(chuàng)了散文領域以寫實為特征的真正的現(xiàn)實型文學。

所謂寫實，并非對生活作流水賬式的、原封不動的紀錄和摹寫，而是在忠于現(xiàn)實的基礎上，使主體與客體相融合，對生活有所選擇、提煉、綜合、加工和典型化的反映和描寫，它通過個別來反映一般，從而更藝術化個性化地反映現(xiàn)實，揭示生活的本質(zhì)和規(guī)律。莊子筆下的社會現(xiàn)實及人物故事，顯然已不是生活的確切紀錄和原樣照搬，大都經(jīng)過了作者匠心獨運的再創(chuàng)造。如前舉“莊子行于山中”和“游于雕陵之樊”兩則故事，前者寫莊子晝行山中見大木以不材終其天年，晚宿故人之家又偏偏遇見雁以不能鳴叫被殺；后者寫螳螂捕蟬而異鵲在后，鵲貪螳螂而莊周在后，莊周執(zhí)彈而虞人在后，事實上恐怕都未必那么湊巧，應該是作者在主題思想的統(tǒng)領下，對生活素材進行篩選、過濾、剪輯、拼接、聯(lián)綴、整修，也就是通常所說的提煉、綜合、加工、概括和典型化的結(jié)果。其余現(xiàn)實型作品，大概也莫不如此，因而都給人一種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感受，成為真正的藝術品。這種依循現(xiàn)實邏輯、生活規(guī)律，寓主觀于客觀，自覺地有意識地對生活真實進行藝術概括和改造(包括虛擬)使之成為藝術真實的寫實攝真的再現(xiàn)，才是真正意義上的現(xiàn)實主義創(chuàng)作方法。莊子在這方面的成功實踐，使中國現(xiàn)實型文學實現(xiàn)了從紀實到寫實的巨大跨越，無疑具有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開創(chuàng)意義。

與此同時，莊子也非常注重客觀感性狀貌和細節(jié)的逼真。讀《莊》書的現(xiàn)實作品，莊子“槁項黃馘”，“衣大布而補之”的肖像，“忿然作色”的表情，“箕踞鼓盆而歌”的動作，“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慨然”的心理，特別是他那充滿智慧、極具個性化的語言，無不逼真?zhèn)魃瘢谷诉^目難忘。其他像庖丁解牛的動作聲響，監(jiān)河侯的奸猾口吻，曹商的狂妄語氣，儒生的卑劣言行，漢陰丈人“抱甕而出灌，扌骨扌骨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忿然作色而笑”的情景，子貢受丈人喝斥“卑陬失色，頊頊然不自得”的神態(tài)，人物的一顰(丑女)一笑(莊子等)，一“嘻”(文惠君)一“嚇”(莊子)，這些形形色色的細節(jié)描寫，也莫不生動逼真，惟妙惟肖，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就連描寫野貓、黃鼠狼的動作習性：“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辟高下，中于機辟，死于網(wǎng)罟”，也栩栩如生，充滿生活氣息；形容馬之性情喜怒，亦“曲盡其態(tài)，雖畫筆之工，曾不是過”（褚伯秀《南華真經(jīng)義海纂微·馬蹄》總評）。正因此，聞一多稱莊子為“寫生的妙手”。［3］

由此可見，莊子開創(chuàng)了真正寫實性的散體現(xiàn)實型文學，使散體現(xiàn)實型文學發(fā)生了實質(zhì)性的飛躍，代表著現(xiàn)實型文學的發(fā)展方向，為之開辟了廣闊道路和發(fā)展空間，因此可稱之為非紀實性散體現(xiàn)實型文學之祖。

其次，莊子開拓了批判現(xiàn)實文學的新天地。如前所說，《莊子》的現(xiàn)實型文學以批判現(xiàn)實為主要內(nèi)容，表現(xiàn)出了強烈的批判精神。以往也有不少批判現(xiàn)實的作品，如《詩經(jīng)》“國風”中反映階級矛盾和統(tǒng)治階級丑行的怨刺詩，“二雅”中貴族官吏文人針砭時弊憂患時局的政治諷諭詩，歷史散文中揭露批判無道君臣和不肖之人的篇章，都屬此類。但是，《詩經(jīng)》的民間作品，只是“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式的自發(fā)揭批；貴族官吏文人的政治諷諭詩，是站在維護宗法制度和王朝利益立場上的有限揭批；《國語》、《左傳》等歷史散文，更是在統(tǒng)治階級意識形態(tài)支配下或者在儒家思想框架內(nèi)對社會現(xiàn)實和歷史人物、事件的善惡褒貶，揭露批判，它們都有很大的局限性和保留性，根本不可能觸及深層次的社會矛盾和現(xiàn)存制度的本質(zhì)、要害，更談不上對現(xiàn)存制度的懷疑、批判和否定。相反，除《詩經(jīng)》民歌的自發(fā)批判外，竟然都是以維護現(xiàn)存制度為基本前提的。因此，以往的批判現(xiàn)實文學，還都是淺層次的、有限度的、不徹底的。胡文英《莊子獨見·莊子論略》言莊子“每多憤世嫉邪之談，又喜歡譏誚出名大戶”，不僅深刻揭批黑暗恐怖的社會現(xiàn)實和統(tǒng)治階級的罪惡行徑，揭露奸貪小人的丑惡嘴臉和愚盲之人的可笑行為，而且追根究底，對統(tǒng)治階級的意識形態(tài)、思想文化，對現(xiàn)存制度及造成人性異化的全部文明史，對創(chuàng)造文明、鼓吹仁義以殘害人性、奴役民心的古圣今賢及其徒子徒孫，對現(xiàn)實社會違反道義的一切，進行了最尖銳、最深刻、最徹底，毫無限制和保留的揭露、批判和否定。因此，《莊子》的現(xiàn)實型文學，不僅是典型的批判現(xiàn)實文學，而且是有史以來最尖銳、深刻、徹底的批判現(xiàn)實文學，是現(xiàn)實型文學的前所未有的極大深化和拓展。它把現(xiàn)實社會砸了個稀巴爛，罵了個一塌糊涂，翻了個底朝天，猶如呼嘯的狂飆、洶涌的怒潮、驚天動地的雷霆，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發(fā)出了否定正統(tǒng)文化、埋葬現(xiàn)存世界的強烈呼號和憤激吶喊，奏響了思想革命、個性解放的反抗樂章和叛逆號角?！鼞撌钱斨疅o愧的批判現(xiàn)實文學之父。

在討論有關問題時，人們總喜歡將莊子、屈原放在一起進行比較，以彰顯各自特點。筆者曾撰文就莊、屈的浪漫文學特征作了比較，這里再就其對待現(xiàn)實的態(tài)度及批判程度說幾句。我們知道，莊、屈分別屬于兩種不同的人格范型，屈子是“抗爭加忠貞型”的人格，莊子是徹底叛逆型的人格。因此，屈子一方面批判現(xiàn)實，一方面又忠于君國；既怨恨君王的昏庸糊涂，抨擊社會的惡濁混亂，又對君主和宗國深情眷戀，念念不忘，因而他對現(xiàn)實的態(tài)度是矛盾的，批判是有保留、不徹底的，大致與《詩經(jīng)》中的貴族文人作者相仿佛，沒有超出太多。而莊子對現(xiàn)實的態(tài)度是完全否定的，批判是毫無保留的、最徹底的、一針見血入木三分的，這不僅前無古人，后世除曹雪芹、魯迅外，也很少有人能夠達到或超過。屈子關心現(xiàn)實，憂國憂民，為變革現(xiàn)實而前后奔走、上下求索的熱情為莊子所不及，而莊子與現(xiàn)實徹底決裂，對現(xiàn)實的深刻揭露、徹底批判和全面否定則為屈子所不及。

再者，莊子開發(fā)了諷刺文學園地。諷刺性文學作品在《詩經(jīng)》中即已出現(xiàn)，《魏風·伐檀》、《邶風·新臺》、《小雅·青蠅》和《賓之初筵》等，都頗有諷刺性。但這種諷刺又都符合儒家“溫柔敦厚”的詩教，頗有局限性，而且沒有形成顯示作家創(chuàng)作個性的統(tǒng)一風格。散文方面，《國語·晉語九》的“董叔欲為系援”，《左傳·宣公二年》的“華元督城”等，也可謂精彩的諷刺小品，但這些史書比較鄭重，尤其《左傳》承襲“春秋筆法”，故此類作品很少，不成大觀，而且程度有限，與其說是諷刺，不如說是幽默。由此可見，在孟、莊之前，雖有諷刺作品，但都不足以稱為諷刺文學。諷刺文學是與百家爭鳴時代的寓言文學同步產(chǎn)生的，尤以《莊子》寓言和其后的《韓非子》、《呂氏春秋》、《戰(zhàn)國策》中的寓言最為突出。寓言多是諷刺性的，不過莊子寓言的概念比較寬泛，其諷刺性寓言，主要是那些描寫反面或否定性形象的篇章。由上文所論可知，《莊子》現(xiàn)實型文學最大的藝術成就和特色，就在于對反面和否定性形象的描寫和諷刺，因而也就形成了風格獨特的諷刺文學，表現(xiàn)出高超的諷刺藝術。作者的諷刺手法多種多樣，有的是運用白描手法以突出對象自身行為的滑稽、矛盾，無一貶詞而情偽畢現(xiàn)，如“貍犭生”、“儒以詩禮發(fā)?！?；有的是運用巧譬譎喻進行諷刺，妙趣橫生，如“涸轍之鮒”、“舐痔得車”；有的是運用對比手法進行諷刺，褒貶分明，如“不龜手之藥”、“宛鳥雛與鴟”、“小雀與大鵬”、“井蛙與海鱉”；有的是直接奚落、戲弄，如對堯、舜、孔子的嘲諷，還有的是通過對人物的改塑、變形，使其自打嘴巴，自我諷刺，如有時將孔子打扮成道家人物批判其儒家學說，就極具諷刺意味。作者還能根據(jù)不同對象，采用不同的態(tài)度和諷刺方式，對資章甫而適諸越和善為而不善用不龜手之藥的宋人，是含蓄而善意的諷諭；對孤陋寡聞、淺薄無知、夜郎自大的小雀、井蛙，是委婉而巧妙的調(diào)侃；對奸詐、貪鄙之徒，是尖刻、冷峻、辛辣的嘲諷；對君主和所謂圣人、儒徒，是激烈攻擊、無情挖苦和隨意戲薄。這些諷刺作品，又都具有統(tǒng)一的話語、風格特色：從容、自如、犀利、諧趣，嬉笑怒罵，皆成文章。所有這些，都為我國諷刺文學的創(chuàng)立與成熟、諷刺藝術的提升與發(fā)展作出了杰出貢獻，可譽為我國諷刺文學之父。

綜上所述，《莊子》的確是中國現(xiàn)實型文學的偉大拓源者。它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開拓和貢獻，主要取決于作者對現(xiàn)實的深刻認識和強烈的批判精神，同時也與作者對自然界和社會生活的細致觀察和體驗密不可分。莊子不是避世，而是超世，他跳出人世，站在宇宙之源即道的角度來看人世，“就像跳出廬山，才能識得廬山真面目”一樣，“才能將人世放在宇宙的整體上去理解，才能將人世放在宇宙發(fā)展的長河中去感受，才能將人世看得全面，看得透徹”，［4］從而深刻認識到這人世的丑惡、齷齪和違背道義。對這樣的現(xiàn)實人世，莊子不是漠然無為，而是積極有為，進行了大膽、深刻、徹底而又淋漓盡致的批判，其強烈的批判精神是顯而易見、無人可比的。劉鳳苞曾就《天道》篇指出：此篇“從無為勘出有為”，“復從有為歸到無為”，“可見莊子并非掃卻有為，致落玄門窠臼也”（《南華雪心編·天道》總論）。尚永亮更精辟指出：莊子“并非消極的無所有為”，而是“積極的有所不為”。［5］如果他一味無為，這一切都無從談起。但是僅有深刻認識和批判精神還不夠，還要有對現(xiàn)實生活的細致觀察和體驗。從《齊物論》對“風”的描寫，《逍遙游》對“杯水芥舟”、“貍犭生”的描寫，《養(yǎng)生主》對“庖丁解?！钡拿鑼懚伎煽闯觯f子對現(xiàn)實生活的觀察和體驗，可謂至細至深，窮形盡相。正因此，他才能“筆筆寫出，心細如許”，從而披荊斬棘，開拓出中國現(xiàn)實型文學的全新境界。

三、對后世現(xiàn)實型文學之影響

《莊子》現(xiàn)實文學的諸多開創(chuàng)性貢獻，對后世也產(chǎn)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這首先是莊子開創(chuàng)的非紀實性散文的寫實傳統(tǒng)，可以說影響了后世所有的散體現(xiàn)實型文學。后世同類散文直接取法、仿效《莊子》，如柳宗元的《種樹郭橐駝傳》、蘇軾的《方子山傳》、陸游的《姚平仲小傳》等，自不必說；后世的軼事小說、筆記小說、笑話及其他現(xiàn)實小說，如《西京雜記》、《世說新語》、《笑林》以至《金瓶梅》、《紅樓夢》等，也莫不受其寫實手法的啟發(fā)和沾溉；［6］就是后世的史傳散文，在選材、提煉、綜合、組織和典型化方面，也受益匪淺，使得歷史人物形象描寫的藝術因之大幅度提升。有趣的是，成書于秦漢之際的《戰(zhàn)國策》，也在紀實的基礎上有所虛造浮夸，而其中“莊辛說楚襄王”一篇，寫莊辛通過蜻蛉、黃雀、黃鵠、蔡圣侯之事連類取譬，層層設喻，諷諭楚襄王，“見得世界中不論是物是人，無大無小，俱在危機中過日，好不驚悚!”［7］這與《莊子·山木》中“莊周游于雕陵之樊”的主旨和寫法頗有類似之處，很可能是莊辛或該書作者受《莊子》影響所致。那么，《戰(zhàn)國策》與《莊子》的關系也很值得研究。

其次，莊子大膽強烈的批判精神及其杰出的諷刺藝術等，給了歷代現(xiàn)實文學作家以極大的思想啟迪、精神鼓舞和一定的藝術滋養(yǎng)，給了他們反抗叛逆的勇氣、力量及相應的某些手段、方法。漢初賈誼的政論文，指陳政事，尖銳直率，揭露時弊，痛快剴切，從其《服鳥鳥賦》推知，都與《莊子》的影響分不開。史圣司馬遷強烈的批判精神與莊子一脈相承，他在《史記》中暴露了歷代帝王，特別是漢代帝王、當時昏上亂相的丑惡面目，暴露了統(tǒng)治階級內(nèi)部驕奢淫逸、爭斗傾軋的丑惡行徑，暴露了貪酷之吏殘害人民的罪行和儒林諸生迂腐卑瑣的丑態(tài)，同時歌頌反抗暴秦的英雄，表彰刺客游俠，這和莊子“掊擊圣人，縱舍盜賊”之類的做法如出一轍，明顯受其影響。正統(tǒng)史學家班固曾批評司馬遷“是非頗謬于圣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后六經(jīng)，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等，這正好從反面說明了司馬遷的叛逆性，亦透露了其深受大叛逆者莊子影響的某些信息。同時《史記》的諷刺藝術，亦與《莊子》的影響不無關系。漢末趙壹的《刺世嫉邪賦》，具有濃重的莊影。他認為“德政不能救世混亂，賞罰豈足懲時清濁”，揭露當時“佞諂日熾，剛克消亡；舐痔結(jié)駟，正色徒行”的社會風氣，并一針見血地指出：“原斯瘼之攸興，實執(zhí)政之匪賢”，把罪責完全歸之于皇帝，把批判的矛頭大膽指向皇帝，且堅定表示：“寧饑寒于堯舜之荒歲兮，不飽暖于當今之豐年!”文末又附二詩，以秦客的憤激批判和魯生的安命哀嘆作結(jié)。全文從思想到文風，無不浸透著莊子的色彩。魏晉之際，嵇康、阮籍受莊子批判現(xiàn)實精神的影響尤深。嵇康公開宣稱：“莊周，吾之師也”，針對司馬氏的篡權(quán)陰謀，他“非湯武而薄周孔”，“輕唐虞而笑大禹”；在《太師箴》中，他還直斥歷代君臣，大膽激烈地否定歷史，批判現(xiàn)實，義無反顧地進行抗爭。阮籍比較軟弱，不敢與司馬氏正面沖突，但其《大人先生傳》，不僅高揚老莊自然之旨，批判名教禮法的虛偽，而且還對君權(quán)的合理性提出大膽懷疑和否定：“蓋無君而庶物定，無臣而萬事理”，“君立而虐興，臣設而賊生。坐制禮法，束縛下民，欺愚誑拙，藏智自神。強者睽眠而凌暴，弱者憔悴而事人；假廉以成貪，內(nèi)險而外仁?！彼麑⒕龣?quán)制的罪惡暴露無遺，極力抨擊，其思想的激烈程度“并不比嵇康遜色”。［5］阮籍《詠懷詩》“洪生資制度”一篇，嘲諷矯揉造作的偽善儒生及禮法制度，亦深受莊子影響。盛唐時代的歌手李白，受莊子批判現(xiàn)實精神和藝術的影響也頗為直接明顯?！拔冶境袢耍P歌笑孔丘”(《廬山謠》)；“堯舜之事不足驚，自余囂囂直可輕”(《懷仙歌》)；“世無洗耳翁，誰知堯與跖”(《古風》二十四)，“珠玉買歌笑，糟糠養(yǎng)賢才”(《古風》十五)；“安能摧眉折腰事權(quán)貴，使我不得開心顏”(《夢游天姥吟留別》)，這些著名的詩句，與莊子反映現(xiàn)實的散文旨趣相通，極為神似。韓愈的文風筆勢頗多摹仿莊文之跡；其“不平則鳴”更是對包括莊周在內(nèi)的歷代賢才創(chuàng)作心態(tài)和精神的深刻總結(jié)，也啟發(fā)和激勵了韓愈自己的不平之鳴，從而以其現(xiàn)實性時代性很強的詩文鳴于中唐。白居易晚年莊、禪雙修，多閑適之作，其中像“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對酒》)；“木雁一篇須記取，致身才與不才間”(《偶作》)等詩句，反映了他對現(xiàn)實人生的深刻認識與反思，顯然是受莊子影響所致。唐末羅隱以擅長諷刺小品出名，其作品都是“抗爭和憤激之談”。［8］其中《英雄之言》一文，把“盜賊”的竊玉帛和“英雄”的取國家放在一起進行對比，指出“牽于饑寒”的“盜”是民，而“救彼涂炭”的“英雄”才是真正的盜。顯而易見，其思想內(nèi)容和諷刺藝術皆脫胎于《莊子》。蘇軾、辛棄疾一些現(xiàn)實性的作品，也深受莊子影響。如蘇之《行香子》、辛之《卜算子·用莊語》，都化用《莊子》中的文句、典故以排遣苦悶，表達現(xiàn)實的人生態(tài)度。明代李贄、袁宏道、湯顯祖、徐渭等人標舉“童心說”、“性靈說”等，究其淵源，皆與莊子有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他們否定天理、肯定人欲、批判現(xiàn)實，表現(xiàn)人純真的自然本性的作品，莫不與《莊子》現(xiàn)實型文學的思想和藝術息息相通。清代吳敬梓的《儒林外史》，以批判科舉制度為中心思想，勾勒出一幅儒林百丑圖，是我國最杰出的長篇諷刺小說，其批判精神和諷刺手法皆遠紹《莊子》，與之頗有淵源關系。偉大的現(xiàn)實型小說《紅樓夢》，對封建思想、制度和封建末世社會進行了全面、深刻、徹底的批判和否定，追根溯源，乃與《莊子》的影響密切相關。書中強烈的叛逆思想，對社會人生的深透認識，以及濃厚的悲觀、虛無、夢幻色彩，無不烙印著《莊子》的痕跡?！拔逅摹毙挛幕\動的主將魯迅，亦受莊子的影響極深。他的《狂人日記》深刻揭露了仁義道德“吃人”的本質(zhì)，這與歷史上第一個看穿此道的狂人——莊子的啟迪影響絕難分開。他那對“國民性”及其根源的深刻解剖、認識與批判，與二千年前莊子對人類病癥病因的高妙診斷、慧眼看穿和深刻剖示異曲同工，遙相呼應；他那否定舊文化、摧毀舊世界的強烈“吶喊”，與莊子異代同懷，前后相承；他那尖銳、犀利、極具穿透力的文筆，也與莊子十分相似，繼往開來。郭沫若曾經(jīng)指出：“魯迅愛用莊子所獨有的詞匯，愛引莊子的話，愛取莊子中的故事為題材進行創(chuàng)作。在文辭上贊美過莊子，在思想上也不免有多少莊子的反映，無論是順是逆。”［9］魯迅自己也承認：“就是思想上，也何嘗不中些莊周韓非的毒?！保?0］不難看出，莊子作為我國批判現(xiàn)實文學和諷刺文學的宗師，影響極其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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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郭沫若.莊子與魯迅［M］∥郭沫若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53.

［10］魯迅.寫在《墳》后面［M］∥魯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285.

摘要：關于《莊子》的文學類型，今人多以“浪漫”視之，其實并不盡然。根據(jù)現(xiàn)實型文學的基本原理，我們發(fā)現(xiàn)，《莊子》中不僅存在大量眾所公認的浪漫型文學杰作，而且存在數(shù)量相當可觀的現(xiàn)實型文學珍品。這些作品以批判現(xiàn)實為主要特征，思想內(nèi)容相當豐富、深刻，而且開創(chuàng)了新的寫實手法和諷刺手法，在藝術上也煥然一新，頗有特色?！肚f子》不愧為中國現(xiàn)實型文學的偉大拓源者，對后世現(xiàn)實型文學產(chǎn)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關鍵詞：《莊子》；現(xiàn)實型文學；寫實手法；諷刺手法

Abstract:MostmodernscholarsregardthestyleofZHUANGZIasromantic,butthisisactuallynotalltrue.Accordingtothebasicfeaturesofrealistic-styleliterature,ZHUANGZIisfoundtocontainlargequantitiesofromanticwritingsasiscommonlybelievedandalsoconsiderablenumbersofexcellentrealisticliteraryworks.Characteristicofcritical-realism,theseworksareabundantinideologicalcontentandareartisticallycharacterizedbynovelmeansofrealisticdescriptionandirony.AsagreatfrontiermanofChineserealistliterature,ZHUANGZIexercisedenormousinfluenceonthegrowthofrealistliteratureinlaterdays.

KeyWords:ZHUANGZI;realistliterature;meansofrealisticdescription;iron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