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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社會主義是一種經濟體制的理論或模式，也是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一股重要思潮，它是對將近一個世紀以來倡導和探索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道路與模式的寵統(tǒng)稱謂。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和不同的國度，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不同結合方式產生了不同的模式，這些模式特征迥異。為此，研究市場社會主義的任務之一是分清不同形態(tài)的市場社會主義的不同特征。

蘇東劇變以后，歷經百年關于市場社會主義的論戰(zhàn)再度掀起熱潮。短短幾年來，重新建構市場社會主義新模式的論著汗牛充棟，構成了西方左翼理論界一幅亮麗景觀。與80年代以前的市場社會主義理論模式相比，當代市場社會主義在社會政治目標等諸多方面都出現(xiàn)顯著變化，呈現(xiàn)出新的特點。本文概括出當代市場社會主義的六大特征，試圖從中揭示當代市場社會主義的本質。

一、改良或替代資本主義的社會政治目標

為了弄清現(xiàn)代市場社會主義相對于前期市場社會主義的獨有特征，首先讓我們追溯市場社會主義的歷史軌跡。

市場社會主義的理論源遠流長，若從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著名經濟學家瓦爾拉（M·Walras）、帕累托(V·F·D·Parato)、巴羅內(E·Barone)等對社會主義資源配置的純理論問題的探索算起，迄今已經整整一個世紀。但是，在20世紀30年代蘭格(OskarLange)模式誕生之前的理論探討，屬于市場社會主義的前史，它是為市場社會主義的理論與模式的建立準備思想資料。市場社會主義的歷史起點應該以蘭格模式的誕生為標志。

以蘭格模式為起點的市場社會主義的發(fā)展歷程，依其間產生的不同類型的模式，可以劃分為“兩個時期四個階段”。這四個階段是：（1）30年代產生（并在此后獲得補充）的計劃模擬市場的“蘭格模式”市場社會主義(Lange,1936)；（2）60—80年代隨著原蘇東社會主義國家經濟體制改革的發(fā)展而產生的計劃與市場并存、決策分散的“分權模式”的市場社會主義；（3）80年代中期后以英國工黨進行政策調整為政治背景，英國左翼理論家發(fā)展起來的“市場主導”的市場社會主義(EstrinandGrand,1989)；以及（4）蘇東劇變以后，西方左翼理論家對市場社會主義模式的種種新建構。

90年代后在新的歷史背景下重新建構的市場社會主義模式眾多復雜、五花八門，但大體上可以劃分為四種類型：1）經理經營型模式，主要代表有約翰·羅默（JohnRoemer,1994）的“證券社會主義”，詹姆斯·揚克（J·Yunker,1992）的“實用社會主義”，巴德漢（P·BardhanandRoemer,1992）的“銀行中樞的市場社會主義”等；2）勞動者管理型模式，主要代表有戴維·米勒（D·Miller,1989,1991）的“合作制市場社會主義”，羅賓·阿切爾（RobinArcher,1995）的“經濟民主”市場社會主義，雅克·德雷澤（J·Dreze,1993）的“自我管理”市場社會主義等；3）綜合前兩者優(yōu)勢、突出民主基礎的模式，主要代表是施韋卡特（D·Schweikart,1993）的“經濟民主的市場社會主義”，韋斯科夫（T·Weisskopf,1993）“民主自治的市場社會主義”等；4）不考慮改變企業(yè)財產權而通過民主參與管理監(jiān)督來限制資本權力的模式，弗萊德·布洛克（F·Block,1992,）的“沒有階級權力的資本主義”，喬舒亞·柯亨與羅杰斯（J·CohenandJ·Rogers,1993）的“聯(lián)合的民主”體制等屬于這種類型。（對90年代“八大模式”的詳細評介，見余文烈、姜輝1998）

在上述四個階段中，以“市場主導的市場社會主義”模式的產生為分界線，又可以劃分為兩個時期，即第一、二階段的“前期”和第三、四階段的“近期”。這里把前者稱為“傳統(tǒng)市場社會主義”，而把后者稱為“當代市場社會主義”。

在這兩種不同形態(tài)的市場社會主義中，從政治背景上看，蘇東劇變是其分水嶺；若從理論特征上看，則以80年代中后期英國產生“市場主導的市場社會主義”為其分界線。英國“市場主導的市場社會主義”的產生為蘇東劇變后市場社會主義的大發(fā)展奠定了理論基礎，而90年代市場社會主義的種種新建構，則可以看作是“市場主導的市場社會主義”在經濟、政治與民主，在效率與平等等各個方面的理論泛化。

當代市場社會主義與傳統(tǒng)市場社會主義最重要的區(qū)別是其政治目標的不同：傳統(tǒng)市場社會主義是在傳統(tǒng)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基礎上探討如何與市場經濟相結合，是為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體制改革服務的；而當代市場社會主義則大都是在蘇東社會主義垮臺之后，一批激進學者試圖改造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以培育和發(fā)展社會主義因素（諸如真正的民主、自由、平等）的產物，是在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現(xiàn)有成果上進行改良資本主義或替代資本主義的設想，是通向未來社會主義的中短期目標（長遠的目標是“完全的社會主義”）。有的學者稱前者為東方的市場社會主義思潮，后者為西方的市場社會主義思潮。科爾奈（J·Kornai,1993,P42）非常重視這兩種不同形態(tài)的市場社會主義在“起始原因”上的區(qū)別。他說，初始條件對實際在歷史上出現(xiàn)的任何形式都有強烈的影響，“因為起始原因發(fā)生的背景不同，值得清楚地區(qū)分為兩個不同的主題內容：一個是作為代替資本主義制度的市場社會主義；另一個是作為代替舊形式的、改革前斯大林社會主義制度……的市場社會主義?！?/p>

當代市場社會主義這種獨特的社會政治目標，構成了它的第一個重大特征。

二、市場主導的經濟運行機制

在市場社會主義的發(fā)展史上，其主要的發(fā)展脈絡是資源配置方式的變化，即從計劃主導機制論→市場與計劃并存的二元機制論→市場主導機制論。

30年代的蘭格模式是計劃模擬市場的市場社會主義。它把市場引入計劃，資源配置方式是利用價格機制的計劃手段，在只存在消費品和勞動市場而不存在生產資料市場的前提下，用“試錯法”來解決生產資料價格問題，通過模擬市場求解線性方程組確定物價等一系列手段，實現(xiàn)資源的合理配置?？梢?，其經濟運行機制是以計劃為主導的機制。

60—80年代的市場社會主義是隨著原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經濟體制改革的發(fā)展而產生和發(fā)展起來的。當時，人們既不拋棄計劃這個“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征”，又力圖利用市場來發(fā)展社會主義經濟，是以出現(xiàn)了計劃與市場并存、決策分散的種種“分權模式”的市場社會主義。布魯斯(W·Brus,布魯斯,1984)“含有受控制市場機制的計劃經濟”模式,奧塔·錫克(OtaSik,1972)“以市場機制為基礎的分配計劃”模式,科爾奈(J·Kornai,1982)“有宏觀控制的市場協(xié)調”模式,亞歷克·諾夫(A·Nove,1983)“可行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等著名的模式均屬于此種類型。這類模式主張運用市場機制配置資源并保留一定范圍、一定程度的計劃，決策權分散，讓企業(yè)在生產與分配上有一定的自主權，消費者主權得到尊重。分權模式是一種二元機制論，人們已經認識到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企圖在計劃的有效控制下，盡力發(fā)揮市場的作用，使兩者有機結合起來。然而，分權模式與蘭格模式一樣，都是在傳統(tǒng)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框架內利用市場。

布魯斯(Brus,1987)在給市場社會主義下定義時，以前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的改革為實例，認為1965年以后南斯拉夫的“體制”和1968年以后匈牙利的“新經濟機制”，“在嚴格意義上趨于接近”他的定義——“生產資料公有或集體所有，而資源配置則遵循市場（包括產品市場、勞動市場和資本市場）規(guī)律”。有人或許會據此認為，前南、匈的體制在資源配置上已經市場化了，與我們上面所描述的“二元機制”情形不相吻合。然而在我看來，第一，布魯斯的定義是含混的（對此當另作論述，可參見余文烈,，1999）；第二，前南、匈的經濟體制還不是完全市場化，不是“市場主導”，而是屬于“二元機制”。前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的市場社會主義“實驗”，盡管其原先宗旨是想充分利用市場進行資源配置，實現(xiàn)經濟高效、協(xié)調發(fā)展，但在實踐中并未做到。南斯拉夫事實上是讓聯(lián)邦共和國取代中央政府的集權干預和指令計劃，匈牙利也出現(xiàn)間接行政干預強化的情況。兩國都沒有形成真正的“市場價格”，沒有市場價格（尤其在生產資料上）就不是真正的市場經濟。它們或是在通貨膨脹中凍結物價，或是因為政府限制某些重要產品的價格而影響了所有物品價格的相互依存關系。投資方式也是扭曲的，根本無法促成產業(yè)結構形成自動適應科技與國際市場變化的機制。這是“二元機制”的典型后果。

80年代以后，市場社會主義理論在英國出現(xiàn)了“突破性的發(fā)展”，這就是“市場主導的市場社會主義”的確立。這一理論上的“創(chuàng)新”首先得益于70年代以來比較經濟體制學的發(fā)展。格雷戈里、林德布洛姆等經濟學家提出了市場“中性機制論”，認定市場和計劃僅僅是資源配置的一種“手段”或“工具”，經濟體制的機制能夠從一種經濟環(huán)境移植到另一種經濟環(huán)境中。迪夸特羅則具體論證了“市場的運用與社會主義制度不相矛盾”的觀點。80年代中后期英國理論家的貢獻是：以市場“中性機制論”為基礎，主張把市場納入社會主義的領域內，認為社會主義可以而且應當同市場“聯(lián)姻”，利用市場達到社會主義的一系列政治目的。更為重要的是，英國理論家突出了市場在經濟運行中的“主導機制”的功能，從而創(chuàng)立了“市場主導的市場社會主義”。在這種理論模式中，中央計劃或政府干預機制僅僅當作在市場的主導機制不能有效發(fā)揮時才啟用的方式?！爸饕慕粨Q機制只能是市場。最好不管的就應當不管。”（EstrinandGrand,1989）當然，市場有其先天的缺陷或“失靈”，在這方面需要政府進行積極有效的計劃和干預，進行有益的補充。

蘇東劇變以后，當代市場社會主義的任務是在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現(xiàn)有成果上進行資本主替代。資本主義經濟本來就是建立在市場基礎上的，而市場與社會主義的關系似乎在理論上已經得到解決。這樣，90年代對市場社會主義的種種新建構就理所當然地建立在“市場主導”的基礎上。

由此，以市場為主導的經濟運行機制構成當代市場社會主義的第二個顯著特征。

三、形式多樣的社會所有制結構

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問題上，市場社會主義經歷了對國有制/公有制的“否定之否定”的過程。早期的市場社會主義在生產資料所有制問題上是默認國有制的統(tǒng)治地位，即使允許私有經濟的存在，也是少量的“補充”。到了英國產生“市場主導的市場社會主義”的80年代后期，不僅把國有制當作公有制的根本形式的做法受到質疑，國有經濟在實踐中產生的效益也受到越來越多的非議。此時，英國理論家提出了“國有化的內在實質并不是消滅剝削”的論斷，英國工黨則在政策調整中摒棄了工業(yè)國有化的一貫主張。然而到了90年代，面對蘇東劇變之后接踵而來的國有資產私有化浪潮，西方的左翼理論家們反而認識到公有制對實現(xiàn)社會平等的重要性。當然，這里的公有制已經排除了傳統(tǒng)形式的國有制。

90年代的市場社會主義者大部分贊成生產資料的社會化，對生產資料所有制在不同方面實行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社會所有，主張所有制的實現(xiàn)形式多樣化。但也有人基于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現(xiàn)實，不急于追求生產資料公有化，而是從限制其功能上入手，或者首先倡導其它方面（例如構成知識經濟財富的信息）的社會化。概括起來，從追求社會平等這個目標出發(fā)，基本上可以劃分為三種類型。

第一種類型是，主張生產資本全社會公有，但對公有制的所有權與經營管理權作了分離。美國經濟學家羅默的“銀行中樞市場社會主義”模式和揚克的“實用的市場社會主義”模式屬于這種類型的兩種不同形式。

羅默設想讓每個成年公民從社會領取數額相等的有價證券，用以購買企業(yè)股票收取股息，但不得買賣證券，死后證券回歸公共財產。企業(yè)為公共所有，每個企業(yè)采取聯(lián)合股份公司的形式，由聘任的經理經營，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目標。幾個公司圍繞一家主辦銀行形成一簇，由公共銀行向本簇內的公司提供資金。在這種模式中，羅默所主張的財產關系是一種社會所有制，有人稱為證券所有制，最終產權屬于社會，產權明晰而又分散是其明顯特征。美國經濟學教授韋斯科夫“民主自治的市場社會主義”模式的財產形式與羅默的方案十分相似，所不同的是，在韋斯科夫的模式中，股票持有者對企業(yè)沒有正規(guī)的控制權。

揚克主張把當代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大型私人所有制企業(yè)轉為公共所有，以消除資本主義社會中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現(xiàn)象。他認為，社會允許富人存在，人們可以儲存大量財富，過富有的生活方式，但禁止能夠帶來富有生活方式的非勞動掙得的資本所有權收入。在他的方案中，資本所有者是“全體人民”，但經營管理的職能卻交給“公共財產管理局”，以便盡可能發(fā)揮最大的效益，而產權收益則以社會分紅的形式分配給社會成員。

第二種類型是“合作制經濟”的財產形式。合作制經濟是一種企業(yè)制度，其財產形式有兩種。早先，工人合作制企業(yè)的資本是在企業(yè)職工中內部籌措的。這種形式限制了企業(yè)的發(fā)展，而且未能分散工人的投資風險，所以現(xiàn)代市場社會主義的合作制經濟大多采用勞動合作組織“雇傭資本”的形式。米勒的“合作制市場社會主義”，德雷澤的“自我經營”市場社會主義等是實例。這類經濟形式不太考慮整個社會的生產資料是否公有的問題，他們關注更多的是合作社內部經濟剩余的“公有”，與此同時強調勞動者當家作主、民主管理和公平分配。

第三種類型是，不追求生產資料公有化，但對資本職能作了各種限制。布洛克的“沒有階級權力的資本主義”方案，埃爾森(DianeElson,1993)的“市場社會化”方案等屬于這種類型。

布洛克允許繼續(xù)實行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度，但主張對資本主義企業(yè)進行改造。私人對集體聯(lián)合財產的控制程度將被大大降低，企業(yè)將在國家權力的協(xié)調下，由股東、企業(yè)人員和用戶三方共同管理。具體作法是，所有的企業(yè)都以聯(lián)合的方式組成，在董事會的組成中，35%為雇員，35%為財產所有人，30%為代表消費者和當地公民的其它人員。他認為這將有力地削弱資本的階級權力，讓企業(yè)為大眾服務。但我們看到的只是在管理控制方面對資本主義私有制企業(yè)進行一些改良，而對于沒有生產資料的社會化能否消滅資產階級的特殊權力的問題，則不能不引起人們的種種疑問。

埃爾森的“市場社會化”方案很有意思，他認為資本對信息的壟斷是資本壟斷利潤、剝削加深的秘密，因而主張利用稅收提供的資金建立公共信息渠道，使一切企業(yè)、家庭、個人和計劃局都能免費存取有關技術、價格、工資、產品、原材料等經濟信息，即建立公開公共的信息網絡。在知識經濟時代，信息是整個經濟社會的神經，其重要作用人們現(xiàn)在還難以預料，但無可置疑的是，它也是一種財富。對于社會主義社會，信息的社會所有是必不可少的。但反過來，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僅僅擁有“市場社會化”尤其是信息社會化這一條件，這個社會的社會主義成分到底有多大？恐怕人們不會估計太高。

社會的發(fā)展使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問題變得復雜起來，泛泛地談論傳統(tǒng)意義上的公有和私有已經不能洞悉實際問題。因此，我們這里對公有制類型的劃分也只是非常簡單粗糙的。

四、兼顧平等與效率的價值取向

當代市場社會主義把市場與社會主義結合起來，既要發(fā)揮市場的效率，又要追求社會主義的基本價值。幾乎所有的模式設計都是在平等與效率雙重目標上下大功夫：堅持公有制作為爭取平等的基礎；保持追求利潤最大化的企業(yè)制度，兼以種種保障措施的運行機制——企業(yè)自治、企業(yè)競爭、企業(yè)破產、銀行監(jiān)督、類似的控股監(jiān)督等等，以保障不低于資本主義的經濟效率。

但是，當代市場社會主義與傳統(tǒng)市場社會主義在平等與效率上的取舍方式卻是不同的。如上所述，傳統(tǒng)市場社會主義是在傳統(tǒng)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基礎上探討如何利用市場發(fā)展社會主義經濟，其側重點在于效率。而當代市場社會主義則是在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市場經濟的基礎上，追求社會主義價值目標，其側重點在于平等——經濟平等、社會平等、自我實現(xiàn)和福利的平等、政治影響的平等……。

在揚克、羅默、巴德漢、韋斯科夫等模式中，社會成員的收入包括勞動收入、證券收益、社會分紅等，這就保證能在全社會的范圍內實現(xiàn)較高的經濟平等。當然，羅默承認，市場經濟不會帶來一個完全公平的社會，因為每一個人的先天素質不同、出身的家庭和社會環(huán)境不同。市場社會主義存在的收入差別是合理的，這是發(fā)揮市場效率的副產品，而且目前還沒有比利用勞動市場更為有效的配置勞動的手段。

各種當代市場社會主義模式對“平等”強調的側重點有所不同，有的強調結果平等，有的強調起點平等，有的則認為機會平等比結果與起點平等更有價值。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數當代市場社會主義追求的平等不僅僅是經濟平等，還包括社會政治上的平等。

80年代英國的市場社會主義在放棄國有化的傳統(tǒng)做法之后，關注的重點是如何使人們以有效的方式進入市場，一開始就讓人們在資源（包括個人的接受教育的資格和享受終身醫(yī)療保健的資格）方面以較平等的基礎進入市場?！叭藗儜斠婚_始便享受平等，而不是最終才享有平等?！彼麄儚娬{起點平等比結果平等更重要。

米勒在《市場、國家與社團：市場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礎》中認為，市場社會主義至少要實現(xiàn)四個目標：1）發(fā)揮市場在生產和服務中的效率優(yōu)勢；2）限制國家的經濟作用，使民主管理切實可行；3）保護工人自治，無論他們作為個人還是作為自我管理企業(yè)的成員；4）實現(xiàn)初次收入分配的較大程度的平等（而不是依賴收入的再分配）。他追求的平等不僅僅是經濟上的平等（經濟上平等的起點和機會），更重要的是“社會地位的平等”，即無階級社會的那種平等。羅默的《社會主義的未來》也指出，社會主義者需要三種機會平等：1）自我實現(xiàn)和福利；2）政治影響；3）社會地位。三項“機會平等”中政治影響和社會地位占據兩項，而“自我實現(xiàn)”也不僅僅是經濟問題。

五、突出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

呼喚民主是當代市場社會主義的又一特征。當代市場社會主義正是由于對資本主義的社會異化深惡痛絕才極力主張改良或替代資本主義的，因此，大聲疾呼“民主、平等、和自由”是其基本特色。

在前面提到的90年代四類模式中，基本上“都為實現(xiàn)真正的民主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羅默和揚克的模式突出了較大范圍和較大程度的社會平等，同時也有利于全社會政治民主的實現(xiàn)。勞動者管理型模式更有利于“把民主從政治領域擴展到經濟領域”。米勒（D·Miller，1994，P252）頗為得意地說，他的市場社會主義模式為工業(yè)民主（經濟民主）提供了最好的機會，“就民主特有的權利而言，這種工業(yè)民主具有兩方面的價值：人們可以控制他們從事工作和生活的環(huán)境，這本身就是一件大好事；同時，它為更廣泛的民主提供了訓練和刺激的基礎。”

在當代市場社會主義的論著中，有許多是直截了當地冠以“民主”的標題，突出民主的地位。例如，羅賓的著作標題為《經濟民主：可行的社會主義政治》的標題，韋斯科夫的著作冠以《以企業(yè)為基礎的民主的市場社會主義》，施韋卡特的著作稱《經濟民主——真正的可以實現(xiàn)的社會主義》，J·柯亨和羅杰斯的文章干脆叫《聯(lián)合的民主》。此外，像布洛克那樣的方案，“民主”已成為實施他的“沒有階級權力的資本主義”的基本前提。

施韋卡特的模式假定一個保障公民自由的法制國家的存在，通過中央、省、市選舉產生各級民主機構來保障公民的自由，根據市場導向的民主計劃來發(fā)放投資基金，將計劃與市場兩套機制在“民主”領域結合起來。這樣，民主不僅具有政治價值，而且也具有深刻的“經濟”內涵。布洛克則在選舉制度上大做文章。他指出，資本主義國家的競選活動是私人富有者通過提供競選資金和對經濟進行控制來操縱和影響選舉的，為此必須進行選舉制度改革，具體措施有：向所有政治機構提供公共資金、在傳播媒體中為候選人提供自由時間、私人政治捐款不超過100美元、實行普遍的選舉登記和周末選舉日等。

當代市場社會主義建立在資本主義現(xiàn)有成果的基礎上，他們進一步的要求是充分的民主、一定程度上的分權和尊重個體自由活動的權利，這當然需要有一定的制度保障，尤其需要一個沒有任何特權介入經濟活動的民主政治制度。從經濟效率的角度考慮也有此種要求，用制度經濟學的話說，一個國家的基礎制度安排、制度結構、制度框架、制度環(huán)境和制度走向決定了它的經濟績效?？傊N種市場社會主義的新模式都追求某種形式的民主，不僅經濟民主，還有政治民主，或是作為其模式的出發(fā)點，或是作為其方案的目標。

六、濃厚的烏托邦色彩

市場社會主義不僅在比較經濟體制學上具有重要的位置（兩者相互促進而發(fā)展），而且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和思想史上占有不可忽略的一頁。它表明社會主義可以與市場經濟相結合，從而發(fā)展了科學社會主義原理；它的理論和“實驗”表明，社會主義不僅僅只有蘇聯(lián)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一種模式，而是可以根據各自不同的國情設定不同的模式。此外，市場社會主義還預示了世界社會主義中短期發(fā)展的一般趨勢，是當代社會“在有效的經濟體系內實現(xiàn)社會主義價值的一條可行的道路”，是“復興社會主義的機會”。（F·Roosevalt,1992）當代市場社會主義是在蘇東劇變、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處于低潮的背景下，在西方資本主義的心臟舉起了社會主義的旗幟，重新探討如何在資本主義社會實現(xiàn)社會主義的問題，這就極大地鼓舞和團結了西方左翼力量和廣大人民群眾。僅此一點，其意義就是十分重大的。

然而，當代市場社會主義雖然向人們提供了各種美妙的藍圖，其實現(xiàn)的可能性卻很令人生疑。斯蒂格利茨認為，市場社會主義模式先天不足，只是一種神話。這種說法盡管有一定的片面性，但也不無道理。

前面說過，當代市場社會主義的社會政治目標是“替代”資本主義。這就首先向他們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從現(xiàn)存資本主義制度通向他們理想的社會經濟模式的道路如何走？即，依靠什么政治制度和社會力量，來保證從現(xiàn)存的經濟制度向他們所倡導的經濟模式轉變并順利運行？然而，各種模式對此都沒有明確作出回答。忽視政治制度的基本保障，輕視“由此達彼”的道路問題，這是各種當代市場社會主義模式的重大缺陷。任何一個社會如果沒有一定的強制措施，要想讓既得利益集團放棄自己的利益，諸如資產所有者主動把財產收益交歸社會以保障收入分配的相對平等，甚至把資產歸還社會以實行公有等等，都只能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與資本家商談生產資產“社會公有制”的問題，實際上等于與虎謀皮。

從各種模式的運作上看，由于一些模式對公有財產的使用管理權的設計問題，或是由于其模式中市場機制的反作用問題，最終有可能與倡導者們想要達到收入分配平等的初衷大相徑庭，甚至還會導致公有制的瓦解。例如：在羅默的方案中把公有資產以證券方式發(fā)給每個成年公民自己購買股權謀取收益。這就有個問題，如果一些公民購買股票的企業(yè)破產，這些公民的證券豈不就化為烏有，他們后半生的這份收益不也就丟失了嗎？這樣，社會的平等分配豈不大打折扣？又如，揚克主張的公有資產是在“完全的”資本主義市場形式下運作。這樣，人們不無理由地對其實際運作的進展表示擔憂──全方位的資本主義的運作方式最終可能導致公有制的瓦解；即使它存在下去，由于完全的市場運行所帶來的各種經濟活動主體（企業(yè)和個人）間的強烈的利益沖突，也會使它不能實現(xiàn)公平分配的職能。

盡管如此，我們還是不能完全否定當代市場社會主義的理論價值。至少，它們?yōu)槲磥淼膶嵺`留下豐富的思想資料，留下可供選擇的參考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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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24、余文烈：《市場社會主義論戰(zhàn)一百年》，載《中國社會科學文摘》200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