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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資產證券化業(yè)務對于大多數財務人員來講，還是比較陌生的。偶爾從報刊雜志上看到“資產證券化”這個字眼，也只能大概地揣摩其含義。其中的原因主要是因為我國并沒有真正意義上的資產證券化業(yè)務存在。但是，隨著金融創(chuàng)新意識的增強以及規(guī)避和化解風險的沖動，包括商業(yè)銀行在內的金融機構正在研究并試圖開展這方面的業(yè)務。因此，研究和探討資產證券化業(yè)務的會計處理就日顯必要了。

最初“玩”資產證券化的當屬美國，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紀70年代初。當時用以證券化的資產，主要是個人住房抵押貸款。歷經三十多年的成長，房貸證券的流通量已超過美國的聯邦債券，成為美國債券市場的“主力軍”。美國資產證券化成功的經驗，迅速“國際化”到世界其他地方。亞洲地區(qū)雖然起步較晚，但發(fā)展速度并不慢。日本、韓國、我國臺灣和香港地區(qū)的資產證券化都開展的非常迅速。資產證券化的標的資產，從最初的個人住房抵押貸款，逐漸發(fā)展到包括信用卡應收款、機構按揭貸款、汽車貸款等資產，甚至發(fā)展到石油和天然氣儲備、電影和歌曲版權、未來應收機票款、國際電話費等。從金融資產證券化的角度講，其交易之所以受到推崇，不僅在于它可以使貸款尤其是長期貸款具有更好的流動性，還在于其可以溝通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不僅在于可以改善金融機構資產的質量，還在于可以分散信用風險，緩解資本充足率8%要求的壓力，提高金融系統(tǒng)的穩(wěn)定性和安全性。

由于不同國家或地區(qū)制度環(huán)境的不同，資產證券化交易的結構也有所不同。但是，無論多么復雜，資產證券化交易結構一般都涉及以下方面：1.資產出售方/發(fā)起方；2.特殊目的實體；3.信用增級機構；4.服務機構；5.投資者。

由此，似乎可以給資產證券化下一個簡單的定義，那就是：資產證券化是金融機構或其他類型的實體，將其能夠產生未來現金流的資產組成一個資產池，并以其為基礎向投資者發(fā)行證券（廣義的證券）進行融資。

那么資產證券化涉及哪些會計問題呢？以上述簡圖為例分析如下：

l提供按揭貸款的機構（比如說商業(yè)銀行）將按揭貸款“賣”給按揭公司，這個所謂的賣的過程是真賣還是非賣（即是否為真實出售）？如果是真賣，那么就應確認資產出售損益，否則就會使問題變得復雜。比如說，是部分真賣還是根本就是形式上的“賣”。不同的情形，對應著不同的會計處理。

l按揭公司再將按揭貸款轉讓給特殊目的實體，這個過程也會出現一個真賣還是非真賣的問題，只不過此時的買家不再是按揭公司，而是特殊目的實體。就我國的現實情況而言，要開展資產證券化業(yè)務，似乎只有選擇信托方式，即特殊目的實體最可能表現為一個信托賬戶或信托計劃。既然是這樣，接下來的問題便是，信托賬戶作為一個特殊的會計主體，它又該如何進行會計處理呢？進一步講，特殊目的實體（信托）作為一個獨立的會計實體，是否應納入按揭公司合并會計報表范圍呢？

l特殊目的實體受讓按揭貸款后，需要將其“證券化”。只有這樣，才能最終將按揭貸款“賣”出去。此時，買家成了廣大的投資者。正如前述，在我國現實情況下，特殊目的實體最可能表現為特殊目的信托。因此，投資者最后買到的將是一份一份的信托受益憑證。當投資者買入信托憑證時，將現金資產支付給特殊目的信托，而特殊目的信托又將收到的現金支付給按揭公司，按揭公司又將其轉付給按揭貸款提供者。如此一個循環(huán)下來，按揭貸款提供者便將信貸資產“變現”了。實務當中，這個過程實際上是同步完成的。對于特殊目的信托而言，倒是沒有什么很特殊的會計問題。恰恰是信托受益憑證持有人，遇到該如何對受益憑證所附著的收益權進行核算的問題。

l如果我國采用特殊目的信托方式進行資產證券化，那么還會牽涉到信托投資公司該如何核算的問題。試想一下，信托公司在信托計劃設立、信托資產管理、信托資產收益分配等方面都承擔著重要的任務。在資產證券化業(yè)務的全過程中，信托投資公司也有一個如何進行會計處理的問題。

盡管上述問題解決起來都不容易，但將其理清便可算是走出了一大步。本文認為，解決上述問題可以有以下思路：

第一，關于資產真實出售標準問題。如果只是一般意義上的資產出售，即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出門之后不能再找回賣家，那么事情就變得很簡單，也用不著去討論了。問題是資產證券化是一種結構化創(chuàng)新工具，交易結構的設計往往比較復雜。否則美國安然公司怎么能把人“繞”糊涂了呢？在資產證券化結構日趨復雜的今天，要擬定出一套合理的會計規(guī)范，不能為復雜的結構所繞住，而應該抓住其中風險和報酬是如何分配的這個關鍵。如果與所轉讓的資產所有權相關的風險和報酬沒有從賣家轉移到買家，那么無論將結構設計的多么復雜，也不能確認資產是“真”的賣出了。至于如何來判斷資產所有權上的風險和報酬轉移出去了，則必須從資產買賣合同的條款以及資產證券化方案中的信用增級方式等，來加以分析和判斷。會計標準不可能定到使市場中的每項交易都能非常方便的“對號入座”，但在基本原則之下盡可能詳細以便于操作，則是非常必要的。

第二，關于特殊目的實體本身的核算和合并報表問題。特殊目的實體如果表現為一個公司制企業(yè)，那么其本身的會計核算問題不會顯得太難。但是，如果表現為一個信托計劃或信托賬戶，那么也將其視作一個公司制實體來進行會計處理、也獨立編制財務會計報告，就不太容易讓人接受了。目前，我國的信托公司在對信托計劃進行會計核算時，大多數就不是這樣處理的。那么，較為合理的選擇是什么呢？答案應是將信托賬戶或信托計劃作為一個獨立的會計實體來對待，并獨立地編制財務會計報告。只有這樣，才能將信托投資公司自身的資產與信托資產獨立開來，這既是信托法所要求的，也符合會計核算的基本原理。因為，信托資產本來就不是信托投資公司的。

至于特殊目的實體是否納入按揭公司合并會計報表范圍的問題，取決于特殊目的公司是否受按揭公司的控制。如果受按揭公司控制，自然而然地就應納入合并會計報表范圍。問題是，如何才能判斷按揭公司是否能夠控制特殊目的實體。這是一個國際上極富爭議而又沒有很好解決的問題。想當初美國安然公司如此多的特殊目的實體因為會計準則的某些“不完善”而導致資產和負債風險沒有恰當地納入合并報表，真讓人后怕！這方面問題的復雜性在于如何界定控制權的存在。是否必須要有實際持股甚至比例還要超過50%才表明控制權的存在？是否可以通過股權比例以外的因素來界定控制權的存在？因為不是所有情況下都會存在股權因素，比如特殊目的信托，與一般的股份公司根本就不是“同類”組織。如果將此問題延伸開去，將很難三言兩語說清楚。但無論如何，值得認真考慮通過股權比例以外的多種因素來界定控制權存在。美國公認會計原則和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在這方面已經有較深入的探討。

第三，關于信托受益憑證持有人對收益權的核算問題。如果將通過支付對價取得的信托受益憑證類比到某種金融債券，那么其核算問題就不會太難。問題是信托受益憑證持有人持有的受益憑證，與一般金融債券（比如國債）是有本質區(qū)別的。受益憑證具有“一定”的“股權”性質，因為持有信托憑證者對信托資產擁有剩余權。那么為何又只是“一定”呢？因為該憑證的持有者不能對信托資產的運用、處分施加影響，而只能根據信托計劃的約定實施監(jiān)督。從這個意義上講，信托受益憑證持有者對受益權的核算類比“成本法”核算長期股權投資，可能較為合理。

第四，關于信托投資公司在資產證券化業(yè)務中的核算問題。信托投資公司在資產證券化業(yè)務中是一個重要的角色，其職能在于代為管理和運營信托資產，執(zhí)行信托計劃，將信托資產的收益及時轉給受益人。但是，從本質上講，它只是在利用信托法賦予的特殊地位提供一種金融服務。自然在資產證券化業(yè)務中，其會計核算主要是如何核算獲得的金融服務費了。相對而言，這不是難題。

以上是對資產證券化會計規(guī)范的一些初步想法。一家之言，不足為重，僅供業(yè)內人士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