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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一年多的時間里，我市政治學理論的研究取得了豐富的成果。政治學研究的繁榮不但體現在研究隊伍的不斷壯大，而且更體現在研究成果的日益豐富以及研究主題的逐漸深入等多個方面。本文僅就2001年下半年至2002年全年的政治學研究在一些重要主題上取得的成果作以簡單回顧。

一、政治學原理研究

政治學基礎理論的研究取得了豐富的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創(chuàng)新了政治學基本理論。尤其是在政治學的研究方法上，政治與經濟的互動研究推動了我市政治學理論的創(chuàng)新。貧富差距與政府控制的研究、政治與利益集團的研究，尤其是新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及其應用的研究更是突出地體現了從經濟入手進行政治學理論研究的特色。

在專著方面，朱光磊出版了《當代中國政府過程》[①]一書，詳細地介紹了中國國家政治權力結構與黨政關系；決策和決策的施行；政府過程與國家經濟、社會生活；中央——地方政府過程等內容。程同順出版了《當代比較政治學理論》[②]一書，介紹了政治發(fā)展、政治文化、政治參與、結構功能主義、依附論和世界體系論、第三世界本土化發(fā)展理論以及民主體系的類型學比較等內容。在教材方面，朱光磊再版了《政治學概要》[③]一書，高建參與主編了《政治學理論》[④]一書。兩書均對政治學理論的體系進行了更全面的深入理解和創(chuàng)新，適應了新上時期的政治學理論教學的需要。現就重要專題綜述如下。

1.貧富差距與中國政治發(fā)展研究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我國社會的貧富分化逐漸加劇，這不但是經濟學研究的一個重要內容，同時也是政治學理論必須正視的一個現實問題。就貧富差距問題，朱光磊糾正了一些錯誤認識，分析了貧富差距的產生的原因。朱光磊認為，貧富分化的形成與自然、歷史因素、政府政策、體制等多種因素有關，就我國的總體情況來看，城鄉(xiāng)二元結構成為貧富差距的一個核心問題，而解決中國的貧富差距問題則會是一復雜的問題，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⑤]除此而外，作者還提出了“政策組合”等重要概念。

朱光磊于2002年出版了《中國的貧富差距與政府控制》一書，對中國的貧富差距問題做了重要的深入研究。該書以當代中國為個案，全面地研究和闡釋了貧富差距的概念與測度方法、借鑒了國外解決貧富差距的經驗，從中國實際出發(fā)分析了貧富差距的原因及制約因素，并提出了政府控制的模式、原則。[⑥]

2.“入世”與中國政治發(fā)展研究

經過15年的艱難談判，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它既是機遇，又是挑戰(zhàn)，必將對中國社會產生重大影響。為了更好地應對入世的挑戰(zhàn)，天津市行政管理學會與中國行政管理學會聯合主辦了“中國加入WTO與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研討會。與會的專家學者對我國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意義、進程及其特點以及存在的問題進行了分析，并對進一步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提出了對策和建議。

與會代表認為，在進一步改革行政審批制度的過程中應該注意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首先明確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目標和方向，端正指導思想；其次要科學論證行政審批改革方案，簡化和重理程序。第三，要建立和健全科學合理、行之有效的監(jiān)督糾察機制，以保證我國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真正得以實施。第四，要進一步培育和發(fā)展社會中介組織。[⑦]

吳春華在分析WTO對中國挑戰(zhàn)與機遇的基礎上指出，為了應對入世的挑戰(zhàn)，政府應該加強政策創(chuàng)新：一方面，政府在經貿政策、外資政策、防范市場風險、反壟斷等多方面加強政策規(guī)劃；另一方面，在政策傳輸中實施電子政務，實現政策傳輸的網絡化。[⑧]除此而外，李一文撰文分析了加入WTO對中國政治發(fā)展的積極與消極影響，王重高則研究了WTO對政府職能轉變的基本要求。[⑨]

3.基層民主與中國政治發(fā)展研究

村民自治的活躍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基層民主理論的研究亦成為天津學者關心的一個重要內容。在回顧我國基層民主發(fā)展的基礎上，潘允康、王光榮從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公民意識的培養(yǎng)等方面論證了基層民主自治的合理性。[⑩]郭素芳認為，從基層開始、從農村開始、從保障民主權利做起，擴大民主是村民自治的實踐給人們的重要啟示。[11]基層自治不但有著成功的經驗，亦有著失敗的教訓。程同順認為，為了防止村民自治發(fā)生蛻變，需要從法律、制度的完善以及社會文化環(huán)境的營造等多方面入手進行綜合治理。[12]除此而外，程同順還對村民自治過程中的鄉(xiāng)村關系、村級黨組織與村委會的關系等問題進行了探討。[13]

4.政治經濟的理論與實踐研究

打破學科間的壁壘，綜合運用多種方法進行多角度研究越來越成為政治學理論創(chuàng)新的重要手段。就天津市來看，從經濟角度入手研究政治學理論的成果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西方政治經濟學的梳理、分析與創(chuàng)新。另一方面即理論聯系實際，解決中國現實問題。

在《當代西方政治思潮：20世紀70年代以來》一書中，楊龍對公共選擇學派、集團理論、新制度經濟學等西方新政治經濟學的政治思想做了重要介紹。除此之外，楊龍還對公共選擇學派和新制度經濟學的交易政治觀以及政府經濟學等理論做了深入研究。[14]

將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應用于中國的實踐研究有著重要的意義，天津政治學界在分析影響經濟發(fā)展的政治因素，轉型時期中國政府職能等諸多問題上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果。在此基礎上，楊龍、寧守波于2001年出版了《影響新中國經濟發(fā)展的政治因素》一書，[15]進一步深化了對政治與經濟關系的研究。該書在總結新中國50年經濟與政治關系的歷史經驗后，概括出影響中國經濟的五個政治因素，即意識形態(tài)、政治領導方式、政治權力結構、社會階層分化、國內政治局勢，并分析了這五個政治因素對中國經濟的影響，為我們認識政治與經濟關系，推動經濟發(fā)展提供了重要認識。

5.政治與利益集團研究

利益集團的存在是當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普遍的政治現象，美國政治政治甚至被人們認為是利益集團的政治。劉潤忠從美國利益集團這一典型的政治現象出發(fā)考察了美國利益集團的組成、類型、傾向及其與政府高層的互動，分析了利益集團影響美國政治的基本特點和主要趨勢。[16]

在《美國的利益集團政治理論綜述》一文中，譚融介紹了包括多元主義、精英主義以及利益代表制等利益集團政治理論，并對不同時期和不同派別的理論觀點進行了比較和評析。[17]作者又連續(xù)撰文評析了美國利益集團政治以及美國的公共利益集團政治，分析了美國利益集團產生的原因、政治參與模式及其改革等內容。[18]作者指出，利益集團既有利于政治參與和政治穩(wěn)定，又容易滋生腐敗，阻塞政治過程，妨礙國家整體利益，而利益集團的改革卻常常因為利益的干擾、派別沖突以及憲政等諸種原因很難取得成效。

二、政治思想研究

天津是全國政治思想研究的學術重鎮(zhèn)，政治思想的研究形成了繁榮局面。在學術隊伍建設方面，形成了以以徐大同為代表的西方政治文化研究群體和劉澤華為代表的中國政治文化研究群體，兩個學術隊伍集體科研攻關，為我國政治思想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貢獻；在學科內容方面，政治思想的基礎性研究進一步推動了政治文化、政治哲學等理論的研究，形成了學科綜合發(fā)展的勢頭。值得關注的是，由徐大同教授主持編寫的《西方政治思想史》（五卷本）以及由劉澤華教授主持的《中國政治思想通史》（十卷本）已經取得重大進展，預計近期完成，將再一次成為天津乃至全國政治思想研究的標志性著作。

（一）西方政治思想研究

西方政治思想的研究在政治思想史和當代西方政治思潮兩個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對政治思想家個人的研究更多地深入到理論研究的更深層次，這為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基礎。[19]就當代西方政治思潮的研究來看，由徐大同教授主編的《當代西方政治思潮：20世紀70年代以來》[20]對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的自由主義、保守主義、社會民主主義等政治思潮的社會背景、源流及其主要特征和內涵作了較為全面和系統(tǒng)的介紹和論述。

1.研究的指導思想

堅持正確的指導思想是政治思想研究健康發(fā)展的一個重要原則。徐大同教授在教學與研究中堅持“出格不出圈”，既主張打破條條框框，在學術研究中進行創(chuàng)新，又要求端正治學的思想方向，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指導。徐大同教授認為，西方政治思想研究應該注意“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深入、比較和借鑒”，[21]應該在“介”、“評”、“用”三個字上下功夫，尤其注意理論聯系實際。[22]以為我所用，深入、比較、借鑒的研究思想為指導，高建認為，在國家與社會領域的分離、政府與市場關系的建立、個人與社會關系的調適、公平與效率的契合等各個方面，西方近代政治學理論有著重要的借鑒價值。因此，應該轉變觀念，注重和加強對近代政治思想理論的深入挖掘和系統(tǒng)研究。[23]

2.自由主義政治思潮研究

對自由主義政治思想家思想的研究為深入研究自由主義政治思潮提供了基礎。吳春華分析了密爾政治思想的自由主義特征及其成因，尤其是密爾自由主義政治思想的矛盾性與實用的折衷主義。[24]馬德普在《個人自由與社會正義的沖突》一文中探討了哈耶克關于個人自由與社會正義沖突的思想，為理解保守自由主義者主張的個人自由、市場、法治觀念提供了基礎。[25]

就自由主義發(fā)展的階段來看，馬德普認為，戰(zhàn)后西方自由主義的發(fā)展經歷了三個階段，即20世紀50-60年代的冷戰(zhàn)階段、70-80年代的內部分歧加劇階段和90年代的革新階段。[26]吳春華指出了21世紀自由主義發(fā)展的趨向，即以維護以個人主義為基礎的個人自由；倡導積極、平等的個人自由；多元主義傾向；關注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及其對個人自由的影響。[27]趙景來對當代西方政治哲學在上個世紀末期出現的諾齊克與羅爾斯之爭、羅爾斯與哈貝馬斯之爭論以及社群主義與自由主義之爭進行了綜合研究。[28]

3.自由主義的普遍主義研究

馬德普認為，基督教代表了西方普遍主義傳統(tǒng)的成熟形式。一方面，它為中世紀初、中期的政治統(tǒng)一和西方法治傳統(tǒng)的形成做出了貢獻，但同時也帶來了兩極化、不寬容、喜好擴張和圣戰(zhàn)的特性。[29]自由主義更是普遍主義為特征的理論體系，以原子論個人主義為基礎的規(guī)則普遍主義是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的重要特征。馬德普認為，盡管伯林的價值多元論及其蘊含的文化多元主義和歷史主義精神對普遍主義構成了嚴重挑戰(zhàn)，但是，伯林的價值多元論包含著歷史主義和文化多元論只限于價值多元論的角度，仍然沒有完全擺脫普遍主義的影響。[30]

4.后現代政治思想研究

后現代主義政治思潮在西方具有廣泛的影響。常士訚的專著《政治現代性的解構：后現代多元主義政治思想分析》[31]從解構的多元主義、分散化的多元主義、交往的多元主義、實用的多元主義以及有機的多元主義等幾個重要方面描述了西方后現代多元主義政治思想。除此而外，常士訚還對后現代的局部政治論、民主思想等多個方面進行了研究。在《后現代民主思想述評》一文中，作者認為，后現代民主理論注重日常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民主化，將差異和民主交流作為主要內容，其思想典型地反映了信息社會條件下西方民主政治建設從制度化領域向文化領域轉變的新趨向。[32]

5.憲政民主理論研究

權力、權利是憲政發(fā)展的重要維度。佟德志認為，正是權力的分立與制衡、公民權利、選舉制度、自由憲政等逐漸成熟推動了美國憲政的不斷發(fā)展。[33]在改革時代，美國的憲政民主理論實現了一次創(chuàng)新，有限國家和有限政府的理論均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修正。佟德志認為，個人主義與實用主義的民族政治心理、演進主義的政治文化傳統(tǒng)對這一憲政制度的創(chuàng)新起到了重要作用。[34]在分析勒龐《革命心理學》一書的基礎上，佟德志還揭示了法國大革命過程中憲政與民主對立統(tǒng)一的關系。[35]

（二）中國政治思想研究

經過多年的長期合作，在劉澤華教授的帶領下，天津市政治學界形成了以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和法政學院為中心的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隊伍。該學科的研究有著豐富的學術成果和較高的學術水平，而且形成了政治哲學、政治倫理、政治理念與社會整合研究以及士人及傳統(tǒng)政治文化研究等豐富的層次，此處僅對政治思想的內容加以綜述，其余部分參見政治文化等其它部分的綜述。除此而外，天津市中國近現代政治思想的研究亦有了進一步的發(fā)展，例如對梁啟超政治思想的研究。[36]

1.王權主義

從總體上把握中國古代政治思想的基本特征一直是中國政治思想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內容。劉澤華在多年的潛心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王權主義”這一中國政治思想的核心命題。該命題認為，中國傳統(tǒng)社會“王權支配社會”的基本運行機制，它在以王權為中心的權力系統(tǒng)基礎上搭建了社會結構以及與這種社會結構相適應的觀念體系。[37]另外，陳永森探討了民本思想與王權主義之間既相依存又相制約的關系。作者認為，在中國，王權的幽靈之所以久久不肯離去，就在于民本情結在作祟。要根除王權主義，就要從對權力的道德呼喚變?yōu)閷嗔Φ募s束，就要從對圣君的期待變?yōu)閷駲嗬淖非?。[38]

2.思想與社會的互動與整體研究

近年來，思想史與社會史研究都取得了重要的進展，但學科壁壘仍然沒有打通。劉澤華在《開展思想與社會互動和整體研究》一文中認為，就歷史本身而言，兩者是結為一體的，以致可以說兩者互為表現，是一種歷史的本體。因此，作者提出，要整體地研究思想與社會，要研究思想的社會化和社會的思想化過程；研究思想（觀念）的社會和社會的思想（觀念）等等內容。[39]

2001年4月，南開大學以“思想與社會”為主題召開了“南開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第一屆年會”，并在《天津社會科學》2001年第4期發(fā)表了“思想與社會互動研究筆談”，在學術界引起了廣泛的重視。2002年南開大學又召開了“公私觀念與中國社會學術討論會”，進一步推動了思想與社會的互動與整體研究。

三、政治文化研究

天津市政治文化的研究逐漸走向成熟。依托于政治思想學科，南開大學和天津師范大學分別設立了政治文化研究中心，推動了政治文化研究的進一步發(fā)展。由天津師范大學政治文化研究所主辦的《中西政治文化論叢》以及由南開大學政治文化研究中心同《天津社會科學》聯合開辦的“政治文化研究”、“二十世紀中國學術思想論衡”等欄目為我市政治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園地。此外，天津師范大學政治文化研究中心主辦的政治文化研究網（）利用現代網絡技術為學術交流提供了方便。

自2001年以來，《中西政治文化論叢》已連續(xù)出版三輯，其內容涵蓋了中西政治文化傳統(tǒng)、中西政治文化比較、當代政治學理論等內容，為推動天津市政治文化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該論叢第一輯刊出了徐大同教授的《試論中國傳統(tǒng)政治文化的基礎與特征》、《重民主與民主》、《政治文化民族性的幾點思考》等論文，在全國學術界內形成了較好的影響，該論叢的專業(yè)性和高水準更是得到了全國學術界的好評。

1.政治思維研究

劉澤華認為，從君本—民本、尊君—罪君、王體道—道高于君、等級貴賤—人為貴、王有天下—天下為公、正統(tǒng)—革命等一系列對立要素來看，中國傳統(tǒng)政治思維方式的基本特點是一種“陰陽組合結構”。該學說以對立統(tǒng)一的辯證視角既昭示了一種思維定勢，同時亦體現為一種價值系統(tǒng)，并對士人政治思維產生了重要影響。[40]從這一重要認識出發(fā)，對傳統(tǒng)政治思維的研究取得一些突破性的成果。在《論政治思維定勢與東林黨人的困境》一文中，葛荃以東林黨人為個案，從東林人士表達出來的“善惡兩分的絕對化政治思維定勢”分析了東林士人陷于狹隘的派系沖突而不能自拔的思維因素。[41]

2.政治人格研究

剖析政治人格，研究政治心態(tài)是政治文化研究的重要內容。針對學術界認為儒學是“人學”的觀點，劉澤華、劉豐認為，中國古代的人際關系受制于禮，沒有形成獨立的個體觀念，中國古代對人的探討最終歸結于“等級人學”。[42]程同順、楊文彬亦認為，傳統(tǒng)等級觀念是阻礙當代中國政治發(fā)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為推動中國政治發(fā)展，必須改造傳統(tǒng)等級觀念，塑造現代政治人格。[43]

在對政治人格剖析中，知識分子階層的政治人格與政治心態(tài)成為政治文化研究的一個熱點問題。葛荃在《晚明東林黨人政治悲劇的心態(tài)之源》以晚明東林黨人的道德理想與“慎獨”的境界、“戒懼”的心態(tài)為典型剖析了中國古代士大夫階層的精神世界。[44]葛荃認為，從傳統(tǒng)的士人精神中走出來，實現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精神的現代化，需要從“價值支點”、“人生目標”和“人格結構”等三個方面入手，完成從傳統(tǒng)到現代的轉換過程。[45]

3.公民意識

由于受政治文化傳統(tǒng)的影響，我國公民的政治意識在轉型期表現出一些消極因素。戴回天認為，正是道德中心主義、封建專制主義、民本主義、官僚主義、政治冷淡主義等傳統(tǒng)文化心理因素阻礙了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建設。[46]黃頌認為，為擺脫傳統(tǒng)政治文化的消極影響，政治系統(tǒng)應做出積極反應，通過對政治體制的改革、政治意識形態(tài)的整合、疏通公民政治參與的渠道等多方面的努力來保證公民政治意識的健康發(fā)展。[47]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過程，主體意識的崛起在客觀上要求主體自由的獲得。段志超認為，建設屬人的政治必須從人的主體性和客觀性視野出發(fā)，構筑解決價值和實踐矛盾的人學政治理論；同時要避免抽象人性論、主體中心主義以及其他錯誤的政治觀。[48]張喜陽則認為，求實精神的恢復推動了我國政治思維的轉型，開放、靈活、寬和的政治思維新模式推動了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中國的政治發(fā)展。[49]

四、治國方略研究

2001年初，在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上，同志明確提出了堅持“以法治國”和“以德治國”并舉的重要思想，在全黨和全國人民中間產生極大反響。這一科學論斷進一步地將政治文明與精神文明有機地結合起來，豐富了我國治國方略的理論，同時亦為我市政治學理論的創(chuàng)新提供了指導。在治國方略的研究上，天津市政治學界在繼續(xù)深化“依法治國”研究的基礎上，出現了研究以德治國的繁榮局面，并對德法并舉的治國方略進行了深入的研究。

1.以德治國

中國傳統(tǒng)社會有著豐富的德治思想，這為“以德治國”方略提供了傳統(tǒng)文化基礎。然而，當代中國的“以德治國”卻決不是傳統(tǒng)德治思想的重復。葛荃認為，在現代社會理念的關照下，德治的規(guī)定性主要表現在道德對社會公共領域的全面介入、“守法為德”以及實現社會公正與公平等三個方面，這些規(guī)定性決定了我國現代化進程中德法并舉的合理性。[50]在另一篇作品中，葛荃將當代德治的合理性區(qū)分為“學理合理性”和“操作合理性”，認為當代“以德治國”的思想并不是傳統(tǒng)德治的簡單重復，而把握“德治”的操作合理性將是實現“以德治國”的關鍵。[51]

因此，挖掘德治思想的傳統(tǒng)資源，正本清源是以德治國研究的重要內容。溫克勤糾正了對將儒家人治主張定位于不要法治乃至于與法治相對立的認識中。[52]吳德義糾正了目前學術界把德治僅僅理解為用倫理道德來進行統(tǒng)治的狹隘看法，主張從更廣泛的行政倫理、經濟、法律及對人民進行道德教化等多方面的內容來全面理解德治思想。[53]劉世明區(qū)別了傳統(tǒng)德治思想與當代以德治國思想，認為傳統(tǒng)儒家的“德治”思想以忠君孝悌為核心，其特點是道德與政治一體化，主張重義輕利、重德輕法，其價值導向是整體主義；而當代中國的“德治”思想則以為人民服務為核心，道德與政治相對分開，主張義利并重、德法兼治，其價值導向是集體主義。[54]

2.法治與德治并舉

作為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的核心，法治與德治成為我國治國方略兩個重要的組成部分。郭九林、顧世寬撰文認為，法治與德治是治國安邦的兩大法寶，搞清“法治”與“德治”的辯證統(tǒng)一關系，科學地界定其在治國安邦中的地位、功能和作用，對于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文明國家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55]

溫克勤回顧了我國歷史上的“德治”和“法治”的學說，指出我國早在二千多年前即產生了樸素的“緣法而治”的思想，而“德治”思想的產生還要早得多，這些思想中有價值的、合理的因素與德治和法治相結合的治國經驗，值得在批判、改造基礎上加以借鑒、吸收。[56]

宋戈、仲崇盛兩人認為，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是“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治國方略的具體化，兩者結合的內涵在于合乎道德地依法治國，這一結合以價值功能上的契合為根據，運行過程中的互動為實現方式；操作中必要的整合為途徑。[57]另外，仲崇盛、葉萬軍、王維國、陳光等人亦從不同的角度論證了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并舉。[58]

注釋：

[①]朱光磊：《當代中國政府過程》，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②]程同順編著：《當代比較政治學理論》，南開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③]朱光磊：《政治學概要》，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④]吳志華主編、高建副主編：《政治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⑤]朱光磊：《貧富差距制約因素問題初探》，載《開放時代》，2001年08期；朱光磊：《如何認識目前中國貧富差距問題》，載《中國黨政干部論壇》，2002年04期。

[⑥]朱光磊：《中國的貧富差距與政府控制》，上海三聯書店，2002年版。

[⑦]刑穎、胡仙芝、張霽星：《中國加入WTO與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研討會綜述》，載《中國行政管理》，2002年第8期。

[⑧]吳春華：《政策創(chuàng)新中的政策規(guī)劃與傳輸》，載《中國行政管理》，2002年02期。

[⑨]李一文：《加入WTO對中國政治發(fā)展的影響》，載《理論與現代化》，2001年第03期；王重高：《WTO對政府職能轉變的基本要求》，載《黨政論壇》，2002年02期。

[⑩]潘允康、王光榮：《基層群眾組織民主自治的理性思考》，載《社會》，2001年08期。

[11]郭素芳：《從農村民主建設看中國民主政治的走向》，載《天津社會科學》，2002年06期。

[12]程同順：《村民自治的蛻變及防治》，載《調研世界》，2001年02期。

[13]參見程同順：《村民自治中的鄉(xiāng)村關系及其出路》，載《調研世界》，2001年07期；程同順：《村民自治中的黨“政”關系及其出路》，載《調研世界》，2001年10期；程同順：《對當前鄉(xiāng)村干部中存在問題的深層思考》，載《調研世界》，2002年07期。

[14]楊龍：《評公共選擇學派和新制度經濟學的交易政治觀》，載《理論與現代化》，2002年02期；楊龍：《政府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及其學科特色》，載《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年02期。

[15]楊龍：《影響新中國經濟發(fā)展的政治因素》，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1年版。

[16]劉潤忠：《美國政治與利益集團》，載《天津社會科學》，2002年01期。

[17]譚融：《美國的利益集團政治理論綜述》，載《天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年01期。

[18]譚融：《美國公共利益集團政治評析》，載《外交學院學報》，2002年02期；譚融：《美國利益集團政治評析》，載《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年04期。

[19]該方面的論文主要有，馬德普：《超越“人民主權”與“三權分立”之爭——羅伯特·達爾的民主理論述評》，載《教學與研究》，2001年07期。常士訚：《小政府是有權威的責任政府——邊沁功利主義政府思想分析》，載《天津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年02期。常士訚：《近代精神與孔斯坦的憲政自由主義》，載《孝感學院學報》，2002年01期。佟德志：《杜威民主思想的理論架構》，載《孝感學院學報》，2001年05期。

[20]徐大同主編：《當代西方政治思潮：20世紀70年代以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1]徐大同：《深入、比較、借鑒――21世紀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發(fā)展之我見》，《政治學研究》2001年第1期。

[22]徐大同：《21世紀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深入》，《浙江學刊》2002年第1期。

[23]高建：《重視對西方近代政治思想的研究》，《浙江學刊》2002年第1期。

[24]吳春華：《密爾政治思想的自由主義特征及其形成》，《浙江學刊》，2002年第3期。

[25]馬德普：《個人自由與社會正義的沖突——哈耶克自由與正義思想述評》，載《孝感學院學報》，2001年02期。

[26]馬德普：《戰(zhàn)后西方自由主義發(fā)展的三個階段》，載《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06期。

[27]吳春華：《當代西方自由主義的發(fā)展趨向》，載《教學與研究》，2001年11期。

[28]趙景來：《20世紀晚期西方政治哲學三場爭論的研究綜述》，《學?！?001年第1期。

[29]馬德普：《上帝與永恒法——論基督教神學中的普遍主義傳統(tǒng)》，載《天津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02期。

[30]馬德普：《價值多元論與普遍主義的困境——伯林的自由思想對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的挑戰(zhàn)》，載《天津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年06期。

[31]常士訚：《政治現代性的解構：后現代多元主義政治思想分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32]常士訚：《后現代民主思想述評》，《教學與研究》2001年第8期。

[33]佟德志：《權力、權利與民主——論美國憲政思想發(fā)展的三個維度》，載《蘇州鐵道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年02期。

[34]佟德志：《自由立憲與民主制的創(chuàng)新》，載《中西政治文化論叢》第一輯，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35]佟德志、牟碩：《缺失憲政的民主革命及其困境》，《中西政治文化論叢》，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36]比如，天津市該方面發(fā)表的論文有，元青：《梁啟超晚年的國民運動觀芻議》，《廣東社會科學》2002年第1期。井建斌：《福澤諭吉與梁啟超的啟蒙思想再比較》，《天津市教科院學報》2003年第1期；王光榮的《梁啟超的心力說》，載《東方論壇》2002年第3期。據悉，大規(guī)模的梁啟超全集正在編纂之中，預計于2006年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37]劉澤華：《王權主義概論》，《錦州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3期。

[38]陳永森：《儒家的民本思想與王權主義》，載《江西社會科學》，2001年08期。

[39]劉澤華：《開展思想與社會互動和整體研究》，《歷史教學》2001年第8期。

[40]劉澤華：《傳統(tǒng)思維方式與行為軌跡》，《天津社會科學》2001年第4期。葛荃：《論“以德治國”的現代規(guī)定性》，《理論與現代化》2001年第5期。葛荃：《論“以德治國”的操作合理性》，《政治學研究》2002年第1期。

[41]葛荃：《論政治思維定勢與東林黨人的困境》，《天津社會科學》2001年第6期。

[42]劉澤華、劉豐：《禮學與等級人學》，《河北學刊》2001年第4期。

[43]程同順、楊文彬：《傳統(tǒng)等級觀念與當代中國政治發(fā)展》，《云南行政學院學報》2002年第3期。

[44]葛荃：《晚明東林黨人政治悲劇的心態(tài)之源》，載馬德普主編：《中西政治文化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45]葛荃：《論中國傳統(tǒng)“士人精神”的現代轉換》，載《華僑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1年02期。

[46]戴回天：《阻礙中國民主政治發(fā)展的文化心理因素探析》，載《蘇州鐵道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年01期。

[47]黃頌：《略論我國社會轉型期公民政治意識的嬗變與政治發(fā)展》，載《思茅師范高等?？茖W校學報》，2000年02期。黃頌,張正乾：《對我國公民政治意識嬗變中若干問題的思考》，載《欽州師范高等?？茖W校學報》，2000年02期。

[48]段志超：《政治向人性的復歸與主體自由──人學政治理論引論》，載《學習與探索》，2001年02期。

[49]張喜陽：《求實精神的恢復與我國的政治思維轉型》，《天津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2期。

[50]葛荃：《論“以德治國”的現代規(guī)定性》，載《理論與現代化》，2001年05期。

[51]葛荃：《論“以德治國”的操作合理性》，載《政治學研究》，2002年01期。

[52]溫克勤：《說“人治”》，《道德與文明》2002年第2期。

[53]吳德義：《儒家德治思想的基本內涵》，載《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年04期。

[54]劉世明：《古今“德治”之比較》，載《理論與現代化》，2001年05期。

[55]郭九林、顧世寬：《法治與德治：治國安邦的兩大法寶》，載《中國行政管理》，2001年04期。

[56]溫克勤：《我國歷史上的“德治”和“法治”思想》，《道德與文明》2001年第3期。

[57]宋戈、仲崇盛：《論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治國方略的內涵及機理》，載《理論與現代化》，2001年06期。

[58]仲崇盛、葉萬軍：《德教與法治統(tǒng)一治國論》，載《長春師范學院學報》，2001年06期。王維國、陳光：《論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并舉的治國論》，載《西安教育學院學報》，2002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