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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由主義

“自由放任和國家干預”是經濟學中一個永恒的主題。西方世界歷來極力傳播自由主義，并推出自己在經濟學界的代言人：亞當•斯密、馮•哈耶克、路德維希•艾哈德及米爾頓•弗里德曼等等。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以“看不見的手”理論而著稱，該理論認為：每一個進入市場的人都是持自利動機的，他們通過交易達成合作，從而在實現自利動機的同時也造福了他人。從整體社會來看，這種市場秩序提供了一種資源配置機制，它能夠社會福利的最大化。其余三位也分別有自由主義專著。

其實，這種“代言人”的資格應該是中國道家文化的創(chuàng)立者老子才配享有，《道德經》深刻地闡述了自由主義理論：“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薄暗莱o而無所不為。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鳎釋㈡?zhèn)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將無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薄笆ト颂師o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老子強烈反對國家干預，他說“為者敗之，執(zhí)者失之。”“天下多忌諱則民彌貧。”“法令滋彰、盜賊多有?！薄按蟮缽U，有仁義。”從經濟學的觀點來看，這是因為：政府只有充分了解每個公民的利益和偏好，并據此求出社會總體利益，才能胸有成竹地去干預經濟。然而此項準備工作是根本無法實現的，因為每個人只能在進入選擇過程時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更遑論政府。中國有句古話：“子非魚，安知魚之樂哉？”說的即是政府不能干預的原因。西方有句諺語：“鳥以為把魚舉在空中是一種善舉”說的是政府強行干預的后果。即使政府能夠無所不知，但在干預措施的執(zhí)行過程中，也常會偏離其初衷。

二、

中國經濟社會能有今天的面貌，來之不易。1840年的那場所謂的中英通商之戰(zhàn)，把一個體態(tài)臃老的“東方巨人”炸得如入云里霧中，痛定思痛之后，炎黃子孫便開始了艱難的復興中華民族的偉大征程。終于迎來了經濟社會發(fā)展的奇跡。欣慰之余，我們不僅反思：我國要想獲得持續(xù)長足地發(fā)展，就得不斷地學習，不斷地揚棄，不斷地創(chuàng)新。然而，在學習的過程中，我們又容易產生錯誤的傾向：如照搬照抄，妄自菲薄等。

中華民族曾創(chuàng)造過輝煌的農業(yè)文明及太平盛世，如此豐功偉業(yè)令當時當世的“夷國”望塵莫及。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現在所謂的西方發(fā)達國家曾實施“西中結合，中為洋用”的國策，積極吸取中國先進的理論思想和物質文明。如中國“陰陽學說”，儒家“天命”理論，“四大發(fā)明”等。因此，我們不可一味地“師夷長技以制夷”，而應首先實現自己祖先留下來的物質文化遺產的保值增值，再行兼容并蓄，博采眾長。本文探析了土生土長的中國道家文化所蘊含的現代經濟學思想。

三、循環(huán)經濟

道家提出了崇尚自然、尊重天地、無以人滅天、天人不相勝等環(huán)境倫理思想以及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道德規(guī)范，開創(chuàng)了循環(huán)經濟思想的先河。人與自然是既對立又統一的整體。所謂對立，是說人類要生存發(fā)展離不開對自然的利用和改造，存在著與其他生命體在資源利用上的競爭；所謂統一，是說在終極意義上人與自然萬物是不可分割的整體，離開自然環(huán)境，人類將無以生存及發(fā)展。在對立過程中實現統一，在統一中又不失去作為萬物之靈的人的價值和尊嚴。人與自然萬物都是自然系統中的一個成員，彼此之間是互為依存、共生共榮的關系。除了人之外，地球上各種物質，不僅有其獨立存在的價值，而且對人類都有積極意義，是賴以生存的基礎。老子曰：“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彼嬲]人們不要自恃靈明而高高凌駕于天地萬物之上，不要憑仗強大有力而妄為濫施。莊子“天與人不相勝也”的睿言就深刻地表達了人與自然應當平等的至理。

莊子認為天下萬物都有各自的本性及發(fā)展變化的規(guī)律，正確的做法是順應它們的本性，遵循各自的規(guī)律，不要刻意妄為。在遠古農業(yè)文明早期，生產力低下，農耕生產受到自然嚴重的制約，人們依賴自然，敬畏自然，把自己視為自然的兒子，對天地有著一種由衷的親切感戴之情。隨著生產力的發(fā)展，人們征服自然、利用自然能力的提高，人們對自然的認識與感情也有了變化，不少人不再那么敬畏自然了，甚至凌駕于自然之上，把原來相親相近的自然萬物當作可占有的財物任意踐踏役使，由此而導致生態(tài)失衡、環(huán)境惡化，給自己帶來危害。

西方近代流行的人與自然主客“二分法”思維方式，將人類社會與自然分割對立起來，片面強調人的價值，信奉天物競爭，導致了人們?yōu)樽非笞陨砝婧蛡€人價值，肆意對自然開發(fā)索取。資源告罄、生物滅絕等嚴酷的事實，不能不引起人們深切的憂慮和思考。

從深遠的角度看待人類新經濟體系，循環(huán)經濟思想是正確的，這一思想的提出是挑戰(zhàn)高科技，使高科技有了明確發(fā)展方向，應用剩余的有限資源過渡到再生與循環(huán)的經濟領域中去，從綠化、環(huán)保、節(jié)能、開發(fā)等無形物質的應用上彰顯高科技，實現資源的再生與循環(huán)，創(chuàng)造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生態(tài)平衡生物鏈。

四、節(jié)約原則

老子曰：“治人事天，莫若嗇。”“嗇”指的就是節(jié)約、節(jié)儉。這與經濟學的思想不謀而合。從經濟學的英文單詞Economics的構成上我們可以得到啟示：經濟學實質上是一門關于如何“節(jié)約”的科學，即以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的效益。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講，節(jié)約原則應該是經濟學的“憲法”。不過，1936年凱恩斯在《就業(yè)、利息和貨幣通論》中提出了著名的“節(jié)約悖論”，即節(jié)約對于個人來說是好事，是一種值得稱道的美德，但對于整個國家來講，則是一件壞事，會導致國家經濟的蕭條衰敗。凱恩斯上述觀點在現代西方經濟學界得到了相當普遍的認同，西方經濟學教科書都非常醒目非常鄭重地向讀者介紹闡述這一思想。

“節(jié)約的悖論”提出來以后，常常使人迷惑不解。根據一般人的常識，一個家庭也好，一個企業(yè)也好，一個國家也好，如果大家都揮霍浪費，很快就會吃光喝光，破產衰亡。那么，如何解答這種疑惑呢，張建華先生認為：凱恩斯的國民收入決定分析，是在非自愿失業(yè)存在的前提下進行的短期、靜態(tài)分析。通俗地講，就是經濟陷入了嚴重的蕭條狀態(tài)，市場上有大量產品積壓在倉庫中，找不到銷路，也就不能計入國民收入統計數字中。顯然，如果國民增加消費，積壓的產品就能實現其市場價值，從而使統計到的國民收入數字增加；反之，如果國民減少消費，積壓產品增加，統計到的國民收入數字就會下降。這就是凱恩斯國民收入決定分析的實際意義所在。但我們應該注意的是，凱恩斯用的是短期、靜態(tài)的分析方法，從長期、動態(tài)的角度來看，人們會將節(jié)約下來的錢，用于投資，以增加生產能力，從而使經濟趨向更加繁榮。相反，若只圖眼前繁榮，大肆揮霍浪費，則會影響未來經濟發(fā)展，甚至導致經濟停滯和崩潰。如此，“節(jié)約的悖論”也不成其為一種悖論了。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敗由奢。建設節(jié)約型社會是一項系統工程，它的起點就在于首先喚起并樹立全社會的節(jié)約意識，而當這種意識化為一種時代風尚、一種文化習慣之時，我們將迎來的是一個生活更加富足、生態(tài)更為良好的生存空間。

五、結語

道家文化其實在諸多領域都有所涉及，如政治、軍事、外交、管理、美學等等，而我們沒有很好地去發(fā)展它，使其系統化，范式化。行文至此，我有一種感慨，感慨我們自己的可悲可恨之處，感慨兩千多年的“集權官僚制”對我們浸染太深，以至于一時洗刷不了“奴性”的痕跡。以1840年為界，此前我們習慣于以天朝上國自居，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此后我們習慣于往外看，覺得外國的月亮就是比中國圓，信奉所謂的“山外青山樓外樓”，而缺乏一種“內省”，使得我們錯過了自身最美好的東西，“肥水”在不經意間便流入了“外人田”。到頭來我們反而對那些經過外人改造過的本來屬于我們自己的知識頂禮膜拜，竭盡全力學習、“采購”，這不啻為一種巨大的浪費，于本文當中所探討的“節(jié)約原則”相去甚遠。

為數眾多的學者預言，21世紀將是中國的世紀，理由是在這個世紀內中國的經濟實力將會大增，中國不再僅僅是個大國，而且是一個強國。然而，我認為要想讓這種預言變成現實，必須具備一個前提條件：鍛造獨立的民族性格，開創(chuàng)文化盛世。我是一個年輕的中國人，當然看好21世紀，看好21世紀的中國。

參考文獻：

［1］路德維希•艾哈德.祝世康，穆家驥譯.來自競爭的繁榮.商務印書館，1983.

［2］米爾頓•弗里德曼.張瑞玉譯.資本主義與自由.商務印書館，1986.

［3］馬克思•韋伯.于曉，陳維綱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三聯書店，1987.

［4］錢穎一.現代經濟學與中國經濟改革.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5］林語堂.左手孔子，右手老子.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

[論文關鍵詞]道家文化自由主義循環(huán)經濟節(jié)約

[論文摘要]道家文化博大精深，堪為萬世之師。本文主要探討了道家文化所蘊藏的現代經濟學思想：自由主義、循環(huán)經濟及節(jié)約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