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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德國古典哲學家黑格爾同樣也認為中國沒有哲學。在他看來，哲學是由一些屬于純粹思維形式層面的概念、范疇組成，核心特征就是思辨性，而中國雖然也有類似西方哲學的東西，但不是哲學，因為這些東西是來自于生活的實踐，是靠人的感性直覺所得。無獨有偶，2001年9月，訪華的法國著名哲學家德里達亦認為，哲學來源于古希臘，西方哲學的根基是本體論，目的是要窮究邏各斯，中國沒有哲學，中國具有的是“邏各斯中心主義”之外的一種文明［2］。不管是利瑪竇的邏輯辯證思維，還是黑格爾的抽象思辨性，亦或是德里達的邏各斯主義，都不足以判定中國沒有哲學。因為他們的出發(fā)點著眼于西方哲學，把哲學界定為科學理性的思辨性，認為只有西方哲學才具有這種抽象的思辨性，中國文化沒有這樣的思辨性，所以中國沒有哲學。這是一種狹隘的認識，潛意識當中就預設了哲學就是指西方哲學，然后以西方哲學的科學思辨性作為評判標準，來判定其他文化思想是不是哲學。我們知道，科學理性是西方哲學的理論重點，其表達形式是科學思辨性。而中國傳統(tǒng)文化重視道德實踐，中國傳統(tǒng)文化思想的理論重點是實踐理性，其表達形式是名言雋語、比喻例證。當然中國傳統(tǒng)文化也具有科學思辨性，如道家、玄學、理學等，但不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重點所在，也沒能發(fā)展到西方科學理性思辨的那種高度，因此西方學者就認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沒有思辨性，因而沒有哲學。這種評判中國有無哲學的方法，就是以一個特例來判定另外一個特例，毫無科學性可言。因為科學思辨性只是西方哲學的表達形式，它并不適用于其他民族的文化思想。所以，科學思辨性不能作為中國有無哲學的評判標準。西方學者之所以會以這種狹隘的眼光來判定中國沒有哲學，歸根結底是西方崇尚無限自由的核心價值觀所致。西方學者認為，當人類超脫了自然階段而達到思想自由時，即人類進入了純形式的理性思辨時，哲學也就產(chǎn)生了，而中國傳統(tǒng)文化思想探討的是人的自然的生命本真性，還沒有到達思想的自由階段，所以中國還沒有產(chǎn)生哲學，即中國還沒有哲學。從國內(nèi)來看，也有部分研究者認為中國沒有哲學，例如陳春文提出:“嚴格意義上的哲學還是西方的哲學，還是沿襲古希臘特定的思想方式以及求證方式?！保?］這顯然是黑格爾觀點的移植，這種觀點同樣是缺乏理據(jù)的，很快遭到了學者們的反駁。

一、中國有哲學論

在國外學者發(fā)表中國無哲學論之后，國內(nèi)學者紛紛加以辯駁，強調(diào)中國有哲學。特別是金岳霖為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所做的審查報告中，提出了中國哲學史是“中國哲學的歷史”還是“在中國的哲學史”的問題，有關哲學的合法性問題馬上成為中國學界的熱點問題。中國學者在討論這一問題時，對問題本身進行了細致的分析，討論的角度也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學者們把中國哲學的合法性問題分解為兩個問題:一是中國哲學學說的合法性問題，即中國有沒有哲學學說的問題。一是中國哲學學科的合法性問題，即中國哲學學科有沒有獨立性的問題。對于前一個問題，學者們的回答是肯定的，中國有哲學學說。對于后一個問題，學者們認為中國哲學學科一開始就依附在西方哲學學科的框架之下，沒有自己的學科獨立性。下面逐一進行分析。

持中國存在哲學學說的學者們，分別從各自的角度進行分析。俞吾金和韓東暉認為，從古到今，哲學的定義太多(本段的“哲學”指“哲學學說”)，而且哲學的定義太精細，太狹隘，導致定義五花八門，所以中國哲學的合法性缺乏一個統(tǒng)一的標準。它們分別從哲學所涉指的領域和維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的角度來給哲學下定義，前者認為，“哲學是介于科學、宗教和藝術之間的領域，在不同的文明中，都存在著這樣的一個領域?！保?］后者認為，“哲學是由許多哲學活動之間的相似性和差異性交織而成的網(wǎng)絡，這個網(wǎng)絡處于不斷的演變之中?！保?］西方哲學、印度哲學、中國哲學之間既有相似性，又有不同之處，他們都是哲學大家族的一員。俞吾金和韓東暉的出發(fā)點是先給哲學下一個定義，然后再以這個定義作為評判中國哲學合法性問題的標準。他們的定義角度基本一致，不是給哲學下一個明確的定義，而是給哲學下了一個看似極具包容性的定義，所以這兩個定義比較趨同。這樣看似達到哲學定義的一致性，確定了評判中國哲學合法性問題的標準。但是仔細推敲，卻并不是這么回事。不管是俞吾金的“哲學領域”說，還是韓東暉的“家族相似”論，這樣的定義本身太過模糊，太過寬泛，不能作為判定中國是否存在哲學學說的標準，因為標準本身都不明確，它又何以能區(qū)分和判斷某個民族或國度是否存在哲學學說呢?還有一些學者認為，中國哲學在中國經(jīng)歷了幾千年的傳承和發(fā)展，中國肯定有哲學;有的甚至認為，中國哲學應拒絕西方哲學，而應保持中國哲學的“原汁原味”，這顯然是一種“閉門造車”的做法;而港臺新儒家針對“西方哲學中心論”，提出了“中國哲學優(yōu)化論”。新儒家主要是通過中西哲學所討論的問題、中西哲學的思維方式的比較，盲目地、不恰當?shù)靥Ц咚蚊骼韺W的心性修養(yǎng)境界說，把它作為哲學問題討論的最高點，認為儒學的直覺體悟才是達到哲學最高境界的唯一途徑，這顯然是一種狹隘的民族氣節(jié)。不管是提倡保持中國哲學的“原汁原味”，還是信奉“中國哲學優(yōu)化論”，都是拒絕“西化”的極端形式，不利于中西方展開有效的交流和對話，是不可取的。當然也有部分的西方哲學家認為中國有哲學學說，如德國哲學家施韋策提出了“世界哲學”的概念，認為西方哲學和中國哲學都是“世界哲學”的有機組成部分。但是“世界哲學”這一概念同樣也太過寬泛，模糊，不能說明問題。

學者們認為中國哲學沒有自己的學科獨立性，這實質(zhì)上是對一百多年來“中國哲學史”學科發(fā)展困境的反思。這些困境主要體現(xiàn)在三個方面:一是照搬西方哲學的框架模式來對中國的哲學材料進行任意的裁剪，從而導致了“削足適履”的現(xiàn)象;二是中西哲學概念、命題之間存在的格義現(xiàn)象，從而引起了中西哲學概念、命題甚至思想方面的誤解;三是現(xiàn)代西方哲學研究方法的大量引進，并廣泛地被應用于中國哲學的研究當中，出現(xiàn)了極大的不適應，同時也遮蔽了中國哲學傳統(tǒng)研究方法的功用。中國哲學學科發(fā)展過程中之所以產(chǎn)生這些困境，存在主客觀兩方面的原因。從客觀方面來講，我們都知道，學科本來就是從西方引進的，學科規(guī)范都是以西方為準，當然哲學學科也不例外。主觀方面的原因，就在于學者個人的學術風格問題。從事中國哲學研究的近現(xiàn)代學者，他們大多都有留學西洋的背景，他們開闊的眼見和淵博的知識對中國哲學學科的發(fā)展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但是，他們往往又過于偏重西方哲學的科學理性，學科架構，導致對中國哲學自身民族特性的忽視，進而喪失了本民族文化的精髓和神韻，這樣就得不償失了。

二、從學說與學科角度分析中國哲學合法性問題

在討論中國哲學合法性問題之前，我們有必要對“哲學”一詞加以分析，哲學不同于物理學、生物學等名詞，物理學和生物學往往指稱的是物理學科和生物學科，而哲學雖然也帶了一個“學”字，但這個“學”字既可以指代學說，又可以指代學科。因此哲學既可以指稱哲學學說，又可指稱哲學學科。下面就分別從哲學學說和哲學學科的角度來討論中國哲學的合法性問題。當哲學指稱哲學學說時，中國哲學的合法性問題就成了中國有無哲學學說的問題。由上文的論述當中，我們可以看出，中外學者對于中國哲學的合法性問題的爭論焦點，主要是針對中國哲學學說方面。他們之間的爭論非但沒能達成一致，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勢。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彼此的出發(fā)點、核心價值觀及評判標準所致。中外學者的出發(fā)點都是要給哲學(這里是指哲學學說)下一個定義，而哲學作為一種學說，具有很明顯的獨特性和個體性。哲學學說植根于現(xiàn)實世界，來源于現(xiàn)實生活，是對世界的看法和認識。不同的人由于所處的環(huán)境不同，他們對世界的看法和認識也會不同，不同的地域由于不同的文化、信仰及風俗習慣，對世界的看法和認識也是千差萬別，因而就有柏拉圖哲學、亞里士多德哲學、老子哲學、孔子哲學的誕生，也有希臘哲學、西方哲學、印度哲學、中國哲學的產(chǎn)生。我們不能以某一種哲學學說來代表其他的哲學學說，也不能以一個極具寬泛含義的詞來總括所有哲學學說。如果這樣的話，哲學學說的獨特性就會被掩埋，哲學學說的鮮活的生命力也會被扼殺。試圖給哲學下定義的做法，從某種程度來講，是一種整齊劃一，從眾的思想。哲學學說應保留自己的獨特性，個體性，學術界應該以一種寬容和開放的心態(tài)對待哲學學說，允許哲學學說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因此，中國有自己的哲學學說。當代著名哲學家馮契先生建構的“智慧”說哲學體系充分闡明了中國自古就有自己獨特的哲學學說。中國有哲學學說，那么中國哲學合法性問題就成了中國哲學學科有無獨立性的問題。同樣，在討論中國哲學學科的合法性問題之前，我們應先探討一下“學科”一詞?！皩W科”一詞是從西方引進的，而且學科體系結構也是在西方建立起來的。學科與學說不一樣，它自從建立之日起，就有一整套比較規(guī)范的學科體系，所以它有一定的穩(wěn)定性。但是，穩(wěn)定性不等于恒定性，不變性，尤其對于哲學學科。因為哲學學科一開始就受到地域和文化的影響，由于地域和文化的不同，它們的關注對象和思維方式也不一樣，哲學學科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都會有所不同，不可能像自然學科能趨向一致性。但由于中國哲學學說的零散性和混亂性，這就給中國哲學學科體系的獨立性帶來了很大的難度。而五四新文化以后，國人紛紛向西方學習，當然，中國哲學學科的建立也不例外。所以在中國學者借鑒西方哲學的學科體系的過程中，便出現(xiàn)了許多的不適應，其中以學科架構和研究方法兩方面最為突出。

首先，中國哲學史作為一門獨立學科開始于20世紀初，即從經(jīng)學史、子學史中走出來，邁進現(xiàn)代學科體系。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可謂是這一轉型的奠基之作。胡適反對將中國哲學禁錮于經(jīng)學體系之下，一味地尋求古代經(jīng)典的原意，放棄傳統(tǒng)思想的現(xiàn)代價值和意義。胡適主張建立中國哲學的現(xiàn)代學科體系，再加上他的留學西洋的經(jīng)歷，對西方哲學有比較系統(tǒng)而深入的了解，所以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就是借鑒西方哲學的框架模式而完成的。胡適給哲學下了一個定義:“凡研究人生切要的問題，從根本上著想，要尋一個根本的解決。這種學問，叫做哲學。而人生的切要問題不止一個，所以哲學的門類也有許多種?！保?］1胡適把中國哲學分為宇宙論、知識論、倫理學、教育哲學、政治哲學和宗教學六個門類，這顯然是一種西方哲學的分類標準。蔡培元在為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作序時，充分表達了對胡適先生這種做法的理解，他說:“中國古代學術從沒有編成系統(tǒng)的記載，我們要編成系統(tǒng)，古人的著作沒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學史?！碑斎?，胡適作為撰寫具有現(xiàn)代意義的中國哲學史，可謂第一人。所以“依傍西學”從某種程度上說也情有可原。但是，胡適完全按西方哲學的分類板塊來任意裁剪中國哲學的史料，這一做法確實有欠妥當，甚至可以說危害不小。因為硬性地把中國哲學史料簡單化地套進這幾個模塊，不但沒有充分理解中國哲學史料的精髓和神韻，而且有“削足適履”之嫌，從而將失去中國哲學的民族特色。對于這一困境，有學者就想重新回到原來“信古”的老路，但是由于當時學科現(xiàn)代化已成不可阻擋之勢，所以這條路肯定是行不通的。后來馮友蘭提出中國哲學的“實質(zhì)系統(tǒng)”一說，斷言“中國哲學家的哲學，雖無形式上的系統(tǒng)，但如謂中國哲學家的哲學無實質(zhì)上的系統(tǒng)，則即等于謂中國哲學家之哲學不成東西，中國無哲學”;“中國哲學家之哲學之形式上的系統(tǒng)雖不如西洋哲學家，但實質(zhì)上的系統(tǒng)，則同有之”;因此，“講哲學史之一要義，即是要在形式上無系統(tǒng)之哲學中，找出其實質(zhì)的系統(tǒng)”。［7］10馮友蘭目的是要通過尋求中國哲學的實質(zhì)系統(tǒng)來凸顯中國哲學的民族特色。但在形式系統(tǒng)方面，他又與胡適一樣，也照搬西方哲學的分類板塊把中國哲學分為宇宙論、人生論和方法論三個部分。他聲稱:“今欲講中國哲學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國歷史上各種學問中，將其可以西洋所謂哲學名之者，選出而敘述之?！保?］3這樣，中國哲學的內(nèi)容先要與西方哲學相似才能被納入哲學的范圍，所以，實質(zhì)系統(tǒng)是在西方的形式系統(tǒng)之內(nèi)才有其存在的意義，這樣還是沒有解決胡適遇到的困境。新中國成立后，馬克思主義哲學成為占統(tǒng)治地位的意識形態(tài)，形成了唯馬克思主義哲學為獨尊的大一統(tǒng)局面，所以，20世紀50至70年代的中國哲學研究始終貫徹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辯證法與形而上學相對立的原則，中國哲學史被認為是對這個原則的展開和證明。這一簡單化、片面化和直線化的認識直到80年代，隨著改革開放的春風到來，才得到改善，人們又開始以一種多元化的視角來對待中國哲學的研究。但這種多元化的視角與二三十年代的多元化有所不同，此時的哲學史研究是在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的指導下，以更加開放的心態(tài)，更加廣闊的視野，努力挖掘中國哲學的傳統(tǒng)思想的精髓，凸顯中國傳統(tǒng)思想的民族特色和現(xiàn)代價值，努力建構具有中國特色的哲學學科體系。

其次，研究方法是中國哲學史學科建構的一個十分重要的部分，研究方法往往能決定一部哲學史的組織結構，甚至整個框架。而研究方法又往往由哲學觀決定，有什么樣的哲學觀，就有什么樣的研究方法。中國哲學史學科自建立起就以西方哲學為標準，所以，中國哲學史學科的研究方法很大程度上都是從西方移植過來的。但在運用于中國哲學史的研究當中卻出現(xiàn)了很多的不適應。如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中采用的就是杜威的實用主義，他認為:“哲學史有三個目的:明變、求因、評判，即哲學史的任務就是找出‘線索’，認清原因，進行價值評判?！保?］1－4當然，這種研究方法有利于理清歷史上各哲學流派及各個哲學家的思想的淵源及相互關系，并找出背后的原因。但是，實用主義強調(diào)“效果”，如果對其把握不好，就很容易走向功利主義，這樣就與中國哲學強調(diào)源于本心的“善”的價值觀念相違背。所以，我們在引進西方哲學研究方法時，不是僅停留在照搬照抄甚至濫用的階段。隨著中國哲學史學科體系的不斷發(fā)展，不斷成熟，我們在引用西方哲學研究方法時，首先要進行甄別，與中國哲學傳統(tǒng)研究方法進行比較，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然后再進行綜合、貫通，努力在立足本土的基礎上，進行創(chuàng)造，實現(xiàn)研究方法上的“綜合創(chuàng)新”。

學者們對中國哲學學科建構歷程中出現(xiàn)問題的反思，說明了學者們正在為實現(xiàn)中國哲學學科的獨立性而努力。在努力實現(xiàn)中國哲學學科獨立性的過程中，我們首先要用發(fā)展的眼光來看待哲學學科，因為哲學學科并不是一整套恒定的規(guī)范，他并不像物理學科、化學學科等自然學科，一旦確定了學科體系，則幾百年甚至幾千年都基本不變。哲學學科屬于人文學科，它受到文化、風俗等人文因素的影響，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等都會因地域和文化的不同而不同。所以哲學學科體系應該是一個動態(tài)的、發(fā)展的體系，哲學學科應該尊重不同地域和文化的特殊性，并且敢于吸納不同文化的精華，來豐富和完善哲學學科的體系結構。中國哲學學說擁有幾千年的歷史，有許多具有中國特色的因素，中國哲學學科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等也有自己的獨特性。只有挖掘中國哲學學科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等方面的獨特性，并進行系統(tǒng)的整理和建構后，中國哲學學科的獨立性才能建立，中國哲學學科的主體性才能得以顯現(xiàn)。

作者：王向清黃玉蘭單位：湘潭大學哲學與歷史文化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