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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調整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尋求二者之間的均衡點,已成為當代中西方國家社會發(fā)展的關鍵所在。本文通過對政府與市場關系演進過程的剖析及我國政府與經濟的發(fā)展歷程來分析政府與市場各自的特性,并在分析了我國新時期經濟運行中的主要矛盾和問題基礎上,通過剖析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找出問題的根本原因,并對我國政府與經濟現有關系現狀的基礎上對其走向進行展望。

[關鍵詞]：政府;市場;問題原因;分析展望

一、政府與市場關系的概述

市場與政府的關系,是經濟學、管理科學以及財政學中的一個基本問題。社會制度不同,發(fā)展階段不同,這個問題的內容和表現形式也很不相同。只有當人們逐步認識了市場的作用和缺陷以及政府的作用和缺陷之后,才能獲得有效地處理市場與政府關系的經驗

確立政府與市場關系無疑是重要的。但是,政府與市場到底是什么樣的關系卻不能一概而論,他至少經歷了三個歷史發(fā)展階段:第一階段,政府從市場外部進入到市場內部。第二階段,政府從輔助功能轉變?yōu)橹鲗Чδ?用以彌補市場功能的不足。第三階段,政府的職能從微觀層次上升到宏觀層次。不同國家的市場發(fā)育程度不同,政府在不同發(fā)展階段進入市場,到底是采取以市場為主導,先建市場,而后政府循序漸進的介入方式,還是采取政府主導方式引入市場?由此會產生不同的發(fā)展路徑,形成不同的經濟結果.

在現代市場經濟中政府與市場關系問題,政府的地位和作用問題,是最受人們關注的問題?，F代市場經濟離不開政府的干預和調節(jié)。市場機制存在著失靈和缺陷,需要政府去彌補和矯正?，F代市場是政府調控下的市場,現代市場競爭是國家管理下的競爭。政府不只是市場的“裁判員”,也是市場的主體之一,承擔著多方面的社會經濟職能。政府也有缺陷?？朔毕莸母就緩绞翘岣哒|量,同時也要在政府政策和運作中利用市場的利益驅動機制和競爭機制。

二、政府與市場關系的演進過程

在市場經濟作為社會基礎性體制確立以后,西方學者在政府與市場領域的爭論始終沒有停止過。按照理論取向的不同,可以把他們的觀點大致劃分為三類:一是主張盡可能少的政府干預;二是主張全面廣泛的政府干預;三是主張有選擇的政府干預。從經濟學說史與政府實踐的歷史來看,對政府與市場關系的認識大致經歷了自由市場———市場失靈———政府干預———政府失靈———互補整合的演變過程。可以將這一過程分為三個階段。

1.自由主義時期

自由主義時期在政府與市場關系問題的主要觀點就是強調自由經濟,發(fā)揮市場經濟自身的功能,要求政府盡可能少地干預經濟、干預社會。翻開西方經濟思想發(fā)展史,可見人們對市場機制的崇拜可以追溯到近代經濟學的鼻祖亞當·斯密提出的“看不見的手”的理論。他認為,人們聽命于市場機制這只“看不見的手”,其結果是無意中使社會資源得到了有效的利用,人類需要得到了最大的滿足。亞當·斯密的“管的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成為政府發(fā)展的基本觀念。政府在經濟事務和社會事務中的干

涉極為有限,僅限于制定維護市場秩序的法規(guī),提供最低限度的政府扶助,履行防御外敵和保衛(wèi)公共安全等職責。直到20世紀初,西方的自由主義經濟思潮一直處于主流地位,政府一直充當著“守夜人”的角色。然而20世紀30年代,西方經濟大蕭條打破了市場力量的神話,市場的種種缺陷都暴露出來,市場失靈使人們開始意識到政府干預的必要性。

2.國家主義時期

“市場失靈”之后,人們希望政府能夠彌補市場缺陷,在這一背景下,政府開始對社會經濟進行干預,在政府與市場兩者之間政府取代市場占據主導地位。西方國家政府在經濟領域對市場的廣泛干預以及為緩解市場矛盾而逐漸推行的“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政策,使政府職能急劇擴張,政府公共部門的數量和公共支出迅速膨脹。然而,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并不像設計者們當初預想的那樣完善,凱恩斯的國家干預主義對滯脹束手無策,人們開始正視政府干預失敗的惡果。

3.新自由主義時期

面對國家主義的“政府缺陷”或“政府失靈”,人們開始重新懷念自由主義,從而開始了自由主義更高層次的回歸,即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理論主張自由競爭、反對政府全面干預。新自由主義學派強調市場的自然秩序,反對政府對經濟運行的干預,認為只有市場才能有效配置資源。在實踐中,新自由主義逐漸成為指引國家發(fā)展的主導理論,英、美等國政府也回到保守主義政策上來,進行了較大調整。其總體趨勢是尋求市場與政府的平衡,在強化市場機制的同時也肯定政府介入的必要性。

三、我國政府與市場關系發(fā)展歷程

我國解放初期的經濟是在戰(zhàn)爭廢墟上“恢復和發(fā)展時期”。從“市場”和“政府”的關系研究來看,是強政府、無市場時期。政府的干預遍布經濟生活的每一個角落,市場無從談起,經濟的發(fā)展速度非常緩慢。然而,正如小平同志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高度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在實踐中越來越不適應高度發(fā)展的社會主義生產力的需要,于是中國政府開始了長達20多年的經濟市場化的探討和摸索,政府職能也從服務于計劃經濟轉向服務于市場經濟,20多年的市場嘗試和發(fā)展,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已完全解體,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fā)揮了基礎性作用,政府通過對市場的干預進行的資源再配置成為市場配置資源方式的必要補充,是對市場不靈的糾正。但是,在市場改革的初期,市場機制尚未真正建立,不完全的政府計劃干預和不完全的市場同時對經濟發(fā)揮作用,這就使得一方面“市場失靈”更為廣泛和嚴重;另一方面政府直接干預過多,反過來又阻礙市場機能的發(fā)揮,摸索時期,我們缺乏對政府干預職能明確的界定,“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的相互促動效應,使我們從中得到很多經驗和教訓。這一時期是我們的“轉軌時期”,我們對政府的干預目標、干預方式、干預力度以及政策工具的選擇等方面作了大量理論探討和實踐摸索,使政府干預在彌補市場失靈的同時盡量克服自身失靈。這給我們對“市場”的“政府”干預提供了寶貴的財富。正如中共十六大明確提出,“完善政府的經濟調節(jié)、市場監(jiān)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的職能,減少和規(guī)范行政審批”,就是說,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如何“用足市場,慎求政府”,這是對我們20多年來政府與市場關系在理論和實踐兩方面成果的生動概括,也為我國政府與市場關系的下一時期發(fā)展提供了綱領性指導。在時間上,我們可以更具體的劃分為以下幾個階段。

首先是1949年解放到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之前的全能政府階段。這時我國是純粹的統(tǒng)制計劃經濟,政府全能,市場不在,特點是政府完全代替市場:政府突出微觀管理職能,政企不分,企業(yè)無獨立性和自主性,政府通過行政手段直接管理經濟。這在建國初期特定的國內外政治經濟條件下起到了一定積極的作用,但隨著經濟的發(fā)展,這種體制的缺陷逐步暴露:資源得不到有效配置,政府失靈等等;

其次是1978年到1984年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轉變階段。這是我國政府經濟職能自覺轉變的初期階段,1978年前后思想解放的浪潮沖破了極左思潮的束縛,啟動了我國市場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的嘗試。政府經濟職能從“政府統(tǒng)制”到“政府干預”的轉變,理論上意味著政府從“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轉變。具體是對國有企業(yè)放權,使經營自主,精簡經濟行政機構。黨十二大提出的“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jié)為輔”成為這一時期行動指南;

第三是1984年到1992年政府微觀經濟職能進一步縮小的階段。具體表現是增強企業(yè)活力、改革國企營方式、政企進一步分開、所有權與經營權適當分離、政府宏觀調控中增強經濟杠桿的作用、培育價格體系等。1987十三大提出的“國家調節(jié)市場,市場引導企業(yè)”成為這一時政府與市場關系的綱領;

第四是1992年到1997年“市場”地位的確立階段。1992年黨的十四大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確定了“市場”在我國社會資源配置中的合法地位,明確了“政府”經濟能主要限于通過間接手段為主的宏觀調控體系干預市場失領域。隨之而來的財稅、金融改革就是具體實踐,政府開始政、貨幣政策調控宏觀經濟,市場管制須通過法定程序制定則并監(jiān)督規(guī)則的執(zhí)行;

第五是1998年至今政府經濟職能轉變的全新階這個階段的機構改革、喜迎入世,特別是本屆政府“全面協調可持續(xù)的科學發(fā)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成為時期政府經濟職能轉變的標志。1998年和2003年經過兩政府的共同努力,國務院部委從當時的50個削減為21個,要是強化宏觀管理和公共管理職能,弱化微觀市場職能2001年12月,我國正式成為世界貿易組織成員,根據WTO規(guī)則,落實政企分開、改革行政審批制度、理順中央與地方系、發(fā)揮社會中介組織的作用和改革政府采購制度等為

進一步深化政府職能轉變提供了契機和新要求。尤其是近年本屆政府在宏觀調控初見成效的基礎上適時提出“構建會主義和諧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xù)的科學發(fā)展觀”為我國場經濟長期穩(wěn)定協調發(fā)展提供了指導綱領。

四、我國新時期經濟運行過程中的主要矛盾和問題

改革開放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我國經濟運行過程中出現了諸多矛盾和問題。

1.有效需求不足與保持較高經濟增長速度的矛盾加深我國經濟增長的基本特點是需求拉動下的水平擴張，在強勁需求的拉動下，通過擴大投資、多上項目，就可以獲得很高的經濟增長速度。在出現明顯的市場需求約束后，水平擴張模式賴以存在的基本條件消失了。從我國近年的情況看，拉動經濟持續(xù)增長的兩大重要力量——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都存在不足的現象。

由于消費需求約束，近幾年我國經濟增長呈現明增長速度從1992年的14.2%連續(xù)下滑，至1999年僅為7.8%，平均每年下降1個百分點左右。有效需求不足與保持較高經濟增長速度的矛盾十分突出。

2.工業(yè)化與城鄉(xiāng)二元經濟結構的矛盾十分尖銳

我國經濟發(fā)展過程中有一個嚴重的結構畸形問題，即城鄉(xiāng)二元經濟結構現象。在我國，由于體制性的因素，加劇了工業(yè)化與二元經濟結構的矛盾。由于城鄉(xiāng)分割，城市文明和先進的生產方式對鄉(xiāng)村幾乎沒有產生實質性的影響，大多數鄉(xiāng)村依然保持著傳統(tǒng)的農業(yè)文明和刀耕火種式的生產方式。農民收入水平低下，許多地方還處于十分貧困的原始狀態(tài)。這使我國經濟

呈現出一種“斷層”現象，導致社會再生產過程的內在循環(huán)由此而受阻。

3.經濟結構不合理，重復建設多，經濟效益差

隨著經濟的發(fā)展和市場化程度的提高，這些問題越來越明顯地表現出來。一是“大而全，小而全”和低水平重復建設十分嚴重。這是我國經濟結構不合理的最突出標志，也是粗放型經濟的典型特征。二是產品結構不合理。集中表現為產品的供給結構與市場需求結構的不銜接甚至嚴重脫節(jié)，即一方面不少產品供過于求，不少企業(yè)生產能力大量閑置；另一方面，市場需求旺盛的一些產品，我國產業(yè)又不具備生產能力。

三是地區(qū)產業(yè)結構趨同，布局不合理，互補性差。這嚴重影響了經濟的協調發(fā)展，造成產品質量差、檔次低、成本高，而且導致大量資源浪費。在這種情況下，國民經濟的效率是無法提高的。

4.國內市場相互割據，資源的流動和重組遇到重重障礙

各地方、各部門為了追求各自的局部利益，運用行政權力相互封鎖、彼此排斥，造成了國內市場各式各樣的“條塊”分割，使全國本應統(tǒng)一、開放的市場被割裂成眾多的區(qū)域市場和部門市場。這與市場經濟的流動性要求產生了嚴重的沖突，不僅帶來了國民經濟的效率損失，而且也加劇了區(qū)域經濟發(fā)展的不平衡。

5、改革、發(fā)展與穩(wěn)定三者之間的沖突日益顯現化

以改革求發(fā)展、求穩(wěn)定，以發(fā)展促改革、促穩(wěn)定，以穩(wěn)定保改革、保發(fā)展，確保改革、發(fā)展和穩(wěn)定協調運轉，使三者之間形成良性循環(huán)，這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取得成功的基本經驗之一。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fā)展，在市場競爭，尤其全球競爭加劇的環(huán)境中，必須建立起對企業(yè)的淘汰機制、約束機制、發(fā)展創(chuàng)新機制、風險責任機制以及適應新階段產業(yè)發(fā)展要求的資源配置機制。不言而喻，這必將涉及就業(yè)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會保障制度、宏觀調控體系、市場體系等一系列領域的深層次改革。特別是就業(yè)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調整而引起的利益格局變化所引發(fā)的矛盾，將成為影響社會、經濟穩(wěn)定的重要因素。由于經濟增長速度放慢，經濟增長所能帶來的就業(yè)機會將相應減少；國有企業(yè)改革的加快，以及產業(yè)結構的調整都會導致下崗分流人員增加；而我國農村億剩余勞動力，這預示著我國的就業(yè)形勢十分嚴峻。與此同時，企業(yè)效益下降，甚至破產，一部分居民收入水平大大下降。

不難看出，改革、發(fā)展與穩(wěn)定三者之間的沖突明顯加劇。

五、政府與市場關系的確立

政府與市場關系不順我國經濟發(fā)展過程中出現的上述矛盾和問題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從總體上來看，其深層次的原因是，我國經濟運行過程中政府宏觀管理體制與市場機制還沒有形成有機統(tǒng)一的整體，政府職能錯位，與市場的關系扭曲。

政府與市場該如何選擇的問題,一直是西方經濟學界爭論的核心。完全的政府或完全的市場顯然是不可取的,因為市場的失靈是需要政府來彌補的,所以,實質的問題是政府與市場該如何組合:是市場多一點,還是政府多一點。

筆者認為,政府與市場之間不是簡單的政府彌補市場失靈的這樣一種組合關系,因為政府在彌補市場失靈時,自身也會產生很大甚至更嚴重的缺陷。根本沒有一個明確的固定不變的政府與市場的活動邊界,政府與市場的作用是對立統(tǒng)一的關系,它們也存在著統(tǒng)一的情況。市場機制是有缺陷的,在政府的干預下,市場可能在合理的軌道上發(fā)展。但政府也會失靈,這就需要在政府與市場的雙重作用中,找到使二者的作用得到真正有效發(fā)揮的結合點,也就是二者達到平衡的點,這個平衡點與市場的成熟度、法制是否健全、政府干預的傳統(tǒng)等因素有關。所以要選擇最優(yōu)的政府與市場的組合模式,必須以各自具體的經濟、政治、法律環(huán)境為依據不斷的探索平衡點。

西方國家的市場經濟較為成熟,完全可以選擇偏重于市場的模式,把政府的職能僅僅限定在彌補市場失靈的范圍,美國就是最好的例證。但我國處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時期,市場是不完全的,政府不僅要彌補市場失靈,還面臨著培育和發(fā)展市場機制,使市場充分發(fā)揮資源配置的問題。并且政府在解決這些問題的時候,不能直接干預市場主體的行為,而只能通過各種間接手段調控,規(guī)范生產經營的活動。這又涉及到了政府職能的問題,要求政府是有限、有效、服務型的政府。不過,我國政府對市場干預的最終走向仍然限定在市場的范圍。因為,一旦市場成熟了,那么政府就不必再承擔促進市場發(fā)育的職能了。

六、我國政府與市場關系分析與展望

縱觀我國社會發(fā)展的歷史,可見我國在歷史上一直是自然經濟的小農社會,新中國也植根于半殖民半封建這樣一種社會形態(tài),也就是說中國在歷史上并未曾出現過所謂的市場經濟,當然也不會有西方社會在資本主義早期的市場經濟的蓬勃發(fā)展和稍后的市場失靈現象。因此在分析政府與市場關系現狀時,首先要明確,我國市場經濟內部存在的主要問題是沒有獨立的、統(tǒng)一的、完善的市場,資源使用效率還很低下,競爭尚未充分,市場仍沒有充分發(fā)揮出應有的作用,而不存在市場發(fā)育完善后帶來的所謂“市場失靈”的危機。那么中國是否也存在著西方社會曾經出現過的政府干預、政府失靈現象呢?答案似乎是肯定的。但事實上中國經濟走過的是一條完全不同于西方社會的發(fā)展道路。首先,西方社會在全球性的經濟大蕭條后實行的政府干預是以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自由發(fā)展為基礎的,盡管“市場萬能”的神話已經破滅,但西方的市場經濟已經得到了極大的發(fā)展,市場經濟的優(yōu)越性已經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具體表現為生產力大發(fā)展、生產效率提高、社會財富總量增加等。西方的政府干預是對市場缺陷的補充,它所面對的社會是市場經濟充分發(fā)展的社會。其次,西方政府對社會的干預盡管是積極全面的,但相對我國的計劃經濟時期政府的干預而言它的干預還是比較宏觀的,方式也還是比較多樣的,除行政手段外,還包括法律手段、經濟手段等。而新中國在改革開放前似乎也存在著政府過多干預導致社會經濟幾近崩潰、政府效能低下、社會全面停滯的所謂“政府失靈”狀態(tài),但筆者認為這種狀態(tài)完全不同于西方社會曾經出現的“政府失靈”狀態(tài)。我國在上世紀80年代以前出現的政府對社會的全面干預是沿襲蘇聯模式的結果。計劃經濟時期我國政府對社會、經濟實行的干預完全不同于西方“國家主義”階段政府對市場的干預,它是市場經濟沒有充分發(fā)展基礎之上的完全依靠行政手段的全面干預。

中國政府與市場之間演變的歷史是短暫而獨特的,沒有真正意義的“市場失靈”,也沒有在此基礎上隨后出現“政府失靈”,因此要解決中國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問題,就必須根據國情,借鑒西方行政制度改革的經驗,尋找出我國政府與市場的平衡點。

1.以市場為中心,建設服務型政府

根據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市場是社會的基礎性的內容,而國家則是從社會產生的上層建筑,盡管國家最終將會消亡,政府的行政權力最終將回歸社會,但只要國家政府存在,它就必須履行其作為上層建筑的職能,為社會服務,為市場服務。因此在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問題時,必須首先明確政府職能應該圍繞著市場優(yōu)化,即應該在經濟領域中尋求市場調節(jié)和政府干預的最佳結合點,其目的在于使政府更恰當、更有效地發(fā)揮作用,促進社會經濟的發(fā)展。建設服務型政府一方面可以為社會經濟的發(fā)展提供了更多、更高水平的公共服務,另一方面也為政府自身的存在與發(fā)展提供了合法性基礎。

2.立足社會及市場需要,加快行政體制改革

西方國家在經歷了20世紀70年代以后的政府失靈導致的經濟滯脹以后,普遍調整了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系,力圖在兩者之間找到最佳平衡點。90年代以后,為了更好適應社會的需要,提高政府效能,西方國家普遍開始了新一輪的行政制度改革,西方國家行政制度改革的實踐與西方流行的現代行政學理論“新公共管理”不謀而合。所謂“新公共管理”概念具有這樣的基本內涵,它提出政府行政部門應引入私人部門的管理手段,追求公共服務的績效和結果,使政府的決策能夠體現社會的反應,使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能夠接近公眾的實際需求,使決策增加適應性,行政增加效益性。西方流行的“新公共管理”理論及其行政實踐為我國處理政府與市場關系提供了許多可供借鑒的思想。

(1)轉變政府職能,增強政府服務的目的性

市場經濟意味著自由、公平和競爭,它需要的是政府的有限干預,這就要求我們改變傳統(tǒng)的政府管理一切的觀念,做到“有所為,有所不為”,從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轉變,根據市場的需要來調整政府的某些職能,使服務型政府的服務目的更明確,從而提高政府效能。

(2)引入競爭機制,提高政府服務的效率

自由、平等而充分的競爭是市場經濟能夠提高效率的重要原因。而在西方新一輪的行政改革中,競爭機制已經被引入政府運行過程。政府履行制定政策的職能,而政策的執(zhí)行則由公共部門、私營部門和非盈利部門共同承擔,這一機制既體現社會公正、防止政府壟斷,又有效提高了政府的效能。隨著我國社會的發(fā)展,在政府與社會之間出現了許多可以提供公共服務的“第三部門”,它們的出現為政府競爭機制的引入提供了前提,同時也有效地提高了政府公共服務的效率,當然也包括面對市場的公共服務。

(3)改變政府干預經濟生活的管理方式

有限政府、服務型政府的理念并不意味著政府對社會管理職能的消失,事實上政府正是通過管理的方式來實現服務的功能。我國政府以往干預經濟的手段比較單一,主要依靠行政力量對經濟實行全面直接的調控。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我們必須尊重經濟規(guī)律,培育市場,改直接的微觀調控為間接的宏觀調控,給市場以充分的發(fā)展空間,同時我們必須改變單純依靠行政力量干預經濟生活的方式,采取行政、經濟、法律等多種手段對經濟生活進行靈活多變的干預,使市場經濟的穩(wěn)步發(fā)展與政府效能的提高能夠相互促進。超級秘書網

七、結語

在影響經濟的過程中，政府的作用不是萬能的，市場的作用也不是萬能的。在對象我國這樣一個發(fā)展中國家來說，面對的情況復雜，經濟的發(fā)展不能“一刀切”或者進行激進式的經濟改革，經濟的改革與發(fā)展應該循序漸進的。實踐證明，我國改革以前的政府干預是有效的，改革開放提出建立市場經濟的成績是卓越的。政府與市場的作用應該在我國經濟發(fā)展過程中同時起作用，互相補充，各自在不同的領域發(fā)揮作用，才能實現整個國家經濟高效、有序發(fā)展。

我國目前仍處于社會轉型期,經濟生活和政治生活都處于巨大而深刻的變革過程中,因此尋找和確立政府與市場的最佳結合點將是一個動態(tài)的艱難的過程,但無疑這一問題的解決將加快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加快我國政治改革的進程有利于我國社會的全面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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