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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意傷害量刑指導意見范文第1篇

一、提高認識，領會精神

規(guī)范法官的刑事自由裁量權和法庭量刑程序，是深化司法改革的重要內(nèi)容。為了防止量刑失衡導致的司法不公，增強量刑的公開性、公正性，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試行）》和《人民法院量刑程序指導意見（試行）》，并下發(fā)了試點通知，省法院確定我院為量刑規(guī)范化試點法院，市中院也提出了具體要求。為此，我們要按照上級法院的通知精神和要求，深刻認識這項工作的現(xiàn)實意義，把思想認識統(tǒng)一到上級法院的工作部署上來。要結合我縣法院的實際情況，運用法學理論研究的成果，按照最高法院和省法院的文件精神，參照兄弟法院的先進經(jīng)驗，認真開展調查研究，積極穩(wěn)妥地開展試點工作。要按照“積極穩(wěn)妥、統(tǒng)籌兼顧、合法有序、努力創(chuàng)新”的原則，爭取使試點工作取得成效。

二、加強領導，精心組織

為了切實做好量刑規(guī)范化試點工作，院黨組決定，成立量刑規(guī)范化試點工作領導小組，由院長張正偉任組長，副院長楊建華任副組長，刑庭庭長張靈萍、政工科副科長干福忠、刑庭副庭長李鋒為成員。在刑庭設試點工作辦公室，張靈萍兼任辦公室主任，負責下情上送和上情下達，以及量刑規(guī)范化試點案件資料（更多精彩文章來自“秘書不求人：”）的收集匯總和經(jīng)驗總結。領導小組要對試點工作的進度和質量每半個月督促檢查一次，發(fā)現(xiàn)問題，及時糾正。

三、統(tǒng)籌兼顧，努力創(chuàng)新

在試點工作中，要把上級法院的精神和本地實際緊密結合起來，堅持理論指導實踐，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fā)，堅持用實踐檢驗理論，做到統(tǒng)籌兼顧，力爭創(chuàng)新。一要按照最高法院《量刑程序指導意見》和《量刑指導意見》規(guī)定的量刑程序和量刑指導原則、量刑基本方法、量刑情節(jié)的適用、具體罪名的量刑意見開展具體工作。二要通過實證研究，在法定刑幅度內(nèi)進一步合理確定具體犯罪的量刑基準和量刑情節(jié)的調節(jié)幅度，根據(jù)實際情況完善量刑程序，使個罪的基準刑進一步準確，量刑情節(jié)的調節(jié)幅度進一步壓縮，量刑程序進一步科學，基本上做到類似案件類似處理，防止同罪同情節(jié)異罰。三要建立試點案件數(shù)據(jù)庫，做好數(shù)據(jù)資料的存儲工作，為量刑規(guī)范化提供基礎性資料。四要對我院近十年來審理的故意傷害、交通肇事、盜竊、、搶劫五類犯罪（因我院無犯罪案件，故對犯罪不進行試點）的處刑情況開展閱卷調查，運用量刑基準理論進行實證分析，以指導試點實踐，檢驗量刑指導意見。在此基礎上制定我院的量刑指導意見。

四、循序漸進，有條不紊

（一）學習準備階段（2009年6月下旬至7月1日）

1、我們已向縣委政法委和人大進行了專題匯報。近期要與公安、檢察機關和律師機構溝通協(xié)調，按照縣委的要求，要召開座談會，統(tǒng)一思想、統(tǒng)一認識。召開審委會和刑事審判人員會議，進一步領會上級法院的文件精神；學習量刑基準的有關理論，用理論武裝頭腦。

2、制作有關表冊，建立健全各項軟件

（二）全面實施階段（2009年7月1日至12月15日）

1、從2009年7月1日起，對我院確定的五種罪名的案件全面執(zhí)行《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試行）》、《人民法院量刑程序指導意見（試行）》，對未確定的罪名案件參照執(zhí)行。法庭調查、辯論等階段，確保量刑活動的相對獨立性。

2、量刑活動要堅持公開原則，法庭調查階段不僅要查明定罪事實，還要查明量刑事實；法庭辯論階段在控訴方就量刑事實和刑罰適用問題發(fā)表意見后，審判人員要告知被告人及其辯護人就量刑事實和刑罰適用問題發(fā)表意見；在最后陳述階段，審判人員要告知被告人就量刑問題進行陳述，做到量刑庭審公開。同時，還要在裁判文書中應當說明量刑事實、量刑理由及法律依據(jù)，做到量刑理由公開。

3、合議庭、獨任審判員在對犯交通肇事罪、故意傷害罪、搶劫罪、盜竊罪、這五類罪名的被告人具體量刑時，根據(jù)《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試行）》規(guī)定量刑的基本方法，確定罪責刑相適應的宣告刑。

4、量刑情節(jié)提示書除向公訴機關送達外，還要在送達書時向被告人及其辯護律師和案件其他當事人送達，以便控辯雙方在庭審過程中對量刑情節(jié)進行有效的舉證和抗辯；在對案件具體量刑時，要按規(guī)定填寫量刑評議表，將每個案件的基本情況都納入數(shù)據(jù)庫中存儲，為今后總結試點工作，提出建設性意見，提供切實可靠的基礎性材料。

故意傷害量刑指導意見范文第2篇

罪犯宋某某因犯尋釁滋事罪被法院判處有期徒刑10個月（刑期自2012年6月4日起至2013年4月3日止，留所服刑）。2013年1月1日，罪犯宋某某在監(jiān)室內(nèi)因瑣事與同監(jiān)視服刑人員王某某發(fā)生爭執(zhí)，并采用飯盒砸和腳踢等方式毆打王某某，致其鼻骨粉碎性骨折，斷端明顯移位，經(jīng)鑒定已構成輕傷。同年2月28日，公安機關偵查終結以故意傷害罪移送檢察機關審查。同年4月3日，經(jīng)檢察機關決定由公安機關執(zhí)行逮捕，同年4月11日，檢察院依法向法院提起公訴。

二、分歧意見

對本案中罪犯宋某某是否適用數(shù)罪并罰，辦案過程中存在以下兩種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應當數(shù)罪并罰，因為刑法第71條明確規(guī)定在判決宣告后，刑罰執(zhí)行完畢以前，被判刑的犯罪分子又犯罪的，應當采用先減后并的方式數(shù)罪并罰。本案中罪犯宋某某在前罪執(zhí)行期間又犯新罪，因此，應當數(shù)罪并罰，按照先減后并的方式?jīng)Q定執(zhí)行的刑期。

第二種意見認為不應數(shù)罪并罰，因為刑法第71條規(guī)定對于罪犯在執(zhí)行期間又犯新罪的，應當把前罪沒有執(zhí)行的刑罰與后罪所判處的刑罰，依照刑法第69條的規(guī)定，決定執(zhí)行的刑罰。本案中罪犯宋某某在提起公訴時前罪刑罰已執(zhí)行完畢，因此，已不存在前罪沒有執(zhí)行的刑罰，故無需再數(shù)罪并罰。

三、評析意見

我們同意第一種意見，理由如下：

（一）對宋某某數(shù)罪并罰符合對判決宣告后刑罰執(zhí)行完畢前又犯新罪并罰的適用條件

刑法第71條規(guī)定“判決宣告后，刑罰執(zhí)行完畢以前，被判刑的犯罪分子又犯罪的，應當對新犯的罪作出判決，把前罪沒有執(zhí)行的刑罰和后罪所判處的刑罰，依照本法第69條的規(guī)定，決定執(zhí)行的刑罰?！备鶕?jù)該條規(guī)定，對判決宣告后刑罰執(zhí)行完畢前又犯新罪并罰的適用條件為：判決宣告后，刑罰執(zhí)行完畢前，被判刑的犯罪分子又犯罪。具體包括三個要件：一是針對被判刑的犯罪分子，即罪犯；二是在時間上限于判決宣告后，刑罰執(zhí)行完畢前，包括判決宣告并發(fā)生法律效力后尚未交付執(zhí)行期間以及刑罰執(zhí)行期間；三是又犯新罪，具體指被判刑的犯罪分子實施新的犯罪行為，至于該犯罪行為是否已經(jīng)法院判決則再所不論。本案中，罪犯宋某某在犯尋釁滋事罪宣告后，刑法執(zhí)行期間又實施了故意傷害他人的犯罪行為，因此，應當采用先減后并的方式予以數(shù)罪并罰。

（二）從刑法條文解釋的角度看，應當對“被判刑的犯罪分子又犯罪”和“前罪沒有執(zhí)行的刑罰”做正確理解

按照通說，數(shù)罪并罰中的數(shù)罪均是指“發(fā)生在刑罰執(zhí)行完畢以前的犯罪”，強調的是犯罪行為的發(fā)生，而不是犯罪行為的判決。因此，“被判刑的犯罪分子又犯罪”具體應指被判刑的犯罪分子實施新的犯罪行為，其關注和強調的是“行為的實施”，而不在于“行為性質的司法認定”。另外，“前罪沒有執(zhí)行的刑罰”是應指從被判刑的犯罪分子又犯罪時起計算的前罪沒有執(zhí)行的刑罰，而非從新罪判決時起計算前罪沒有執(zhí)行的刑罰。對其原判刑罰的執(zhí)行自罪犯又犯新罪時停止計算，以“又犯新罪”為時間界點，在此之前屬于“前罪已執(zhí)行的刑罰”，在此之后屬于“前罪沒有執(zhí)行的刑罰”。理由為：如果從新罪判決時起計算前罪沒有執(zhí)行的刑罰，那么對于罪犯在執(zhí)行期間又犯新罪的案件，因新罪判決時前罪刑罰已執(zhí)行完畢不予數(shù)罪并罰，就只能按照一罪來處理，且不構成累犯，與再犯罪案件相比在刑罰量上不作區(qū)分，有違罪責刑相適用的原則，可能造成罪刑的不均衡，也將影響特殊預防的效果。

（三）從刑法平等適用的角度來看，如果不適用數(shù)罪并罰，就有可能導致同罪異罰的現(xiàn)象

平等適用原則是刑法三大基本原則之一，是指刑法規(guī)范在根據(jù)其內(nèi)容應當?shù)玫竭m用的所有場合，都必須予以平等嚴格的適用。刑法第4條規(guī)定“對任何人犯罪，在適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許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權?！比绻麑ⅰ胺缸锓肿釉谛塘P執(zhí)行期間再犯新罪”理解為“犯罪分子在刑罰執(zhí)行期間的犯罪行為已經(jīng)法院判決”，“前罪沒有執(zhí)行的刑罰”理解為“法院對新罪做出判決時的殘余刑”，那么，由于案件在各階段訴訟時限上的差異，勢必將造成同罪不同罰的問題。例如，假設甲、乙兩名罪犯分別犯尋釁滋事罪各被判處有期徒刑6個月，刑期均自2012年1月1日始至2012年6月30日止。二人在2012年1月20日又分別實施了故意傷害他人的犯罪行為，經(jīng)偵查和，法院分別于2012年3月20日判處甲有期徒刑1年，于2012年3月31日同樣判處乙有期徒刑1年。如果按照上述理解，對于甲數(shù)罪并罰，應當在1年以上、1年3個月零11天以下決定執(zhí)行的刑期；對于乙數(shù)罪并罰，應當在1年以上、1年3個月以下決定執(zhí)行的刑期，盡管最終確定的執(zhí)行罰仍可能是一致的，但在同等情況同樣適用數(shù)罪并罰的前提下，對法院裁量權限制的差異，也明顯違背了刑法平等適用的原則。

（四）從有利于被告人的角度來看，如不采用數(shù)罪并罰，還有可能加重被告人的刑罰

有利被告人的原則是指在案件事實無法查清或者適用法律有爭議的情況下作有利于被告人的推斷。本案中，假設法院審理后對新犯的故意傷害罪判處宋某某1年有期徒刑，按照刑法第71條的規(guī)定，對宋某某采用先減后并的方式進行數(shù)罪并罰，應當在1年以上，1年4個月零2天以下量刑，加上前罪尋釁滋事罪已執(zhí)行的刑期，宋某某犯兩罪實際執(zhí)行的刑期一般應少于1年10個月的總和刑期。如果對宋某某不采用數(shù)罪并罰，在對宋某某故意傷害罪做出判決時，由于前罪已執(zhí)行完畢，則應繼續(xù)執(zhí)行犯故意傷害罪有期徒刑1年的刑罰，從實踐的角度看，在不考慮減刑的情況下，罪犯宋某某因犯兩罪將被執(zhí)行1年10個月的總和刑期。由此來看，從有利被告人的角度而言，也應當對宋某某數(shù)罪并罰。

（五）從刑事司法實踐的角度看，對宋某某采用數(shù)罪并罰具有合理性

故意傷害量刑指導意見范文第3篇

這其實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本文不談于歡案的實體，這有待于司法機關進一步審查，在此我只討論兩高在是否介入此案的不同做法背后的原因所在。

法院層級獨立，不能介入

首先，我們先解決最高法為什么不介入審查的問題。原因很簡單：法院系統(tǒng)依托審級制度保證審理的公正性，全國四級法院應當保持相對獨立，上級法院非因法定原因不能干預下級法院正在辦理的案件，否則審級制度就會形同虛設。從這個意義上說，法院內(nèi)部上下級之間針對一個正在辦理的案件進行請示和指導是錯誤的（盡管實踐中可能存在這樣的情況）。

因此，在案件由山東省高級法院進行二審審理期間，最高人民法院盡管作為上級法院，也不能聽取山東高法的匯報，不能對案件作出指導意見，這既是對山東高法作為二審法院能夠獨立行使審判權的重要保障，也是對最高人民法院日后一旦作為再審法院審理該案時能夠不受此前指導意見干擾，公正作出裁判的重要保障。

檢察上下一體，可以介入

那么，為什么最高檢卻可以在案件二審期間介入呢？有人提出這是因為檢察院具有法律監(jiān)督職能。的確，檢察機關有權對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涉嫌瀆職犯罪直接立案偵查，但本案最高檢的介入，內(nèi)容不僅僅是調查是否有瀆職行為，還包括聽取山東檢察機關對案件的匯報，以判斷是否構成犯罪和是否存在法定量刑情節(jié)，這顯然已經(jīng)不僅僅是訴訟監(jiān)督的范疇。

最高檢能夠在此階段介入的真正原因是“檢察一體化”原則。這一原則是指全國檢察機關作為一個整體對外獨立行使檢察權。它衍生出兩個重要原則：其一，上下級檢察機關之間是領導和被領導的關系，即所謂上命下從；其二，全國檢察官之間，可以相互替代行使職權。世界上的大多數(shù)國家的檢察機關都遵從“檢察一體化”原則。

我國法律制度中雖然沒有明確規(guī)定檢察機關遵從“檢察一體化”原則，但是相關的條文規(guī)定和制度設計已經(jīng)明顯體現(xiàn)出一體化的傾向。正如最高檢權威中所提到的，“根據(jù)法律和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guī)則的規(guī)定，最高人民檢察院領導地方各級人民檢察院和專門檢察院的工作，上級人民檢察院領導下級人民檢察院的工作。上級人民檢察院對下級人民檢察院的決定，有權予以撤銷或變更；發(fā)現(xiàn)下級人民檢察院辦理的案件有錯誤的，有權指令下級人民檢察院予以糾正”。

由此我們可以判斷，最高檢介入于歡案后，下面的情形都是完全可以出現(xiàn)的。

1.最高檢決定檢方二審意見

如果本案在二審期間開庭審理，那么山東省檢察院根據(jù)刑訴法規(guī)定有1個月的閱卷期限，此后應該派員蒞庭發(fā)表意見。

最高檢此時介入本案，聽取山東省檢察院的意見后，可以直接決定如何發(fā)表檢方意見。這是檢察一體化之下的“上命下從”原則決定的。

2.最高檢派員出席二審法庭

因為同樣是基于檢察一體化原理，檢察官的職責可以相互替代，最高人民檢察院的檢察官也是全國檢察官中的一員，完全可以替代山東省檢察院的檢察官，出席本案的二審法庭。當然，這種情況可能沒什么必要，在具體程序應當如何操作上也存在分歧。我在此提出只是強調理論上是可行的。

為何法院獨立但檢察卻要一體

最后，可能有人會問：為什么法院系統(tǒng)上下要保持相對獨立，但檢察系統(tǒng)上下級卻奉行一體化原則？讓檢察院上下級之間也保持相對獨立，也用審級制保障案件處理的公正性不是更好嗎？

這是一個涉及檢察基礎理論的問題。很多觀點試圖為此提供解釋。有人認為檢察一體化有利于打擊犯罪，還有人認為檢察一體化有利于統(tǒng)一國家法令，也有人認為檢察一體化有利于“統(tǒng)一便宜追訴基準”。但這些觀點我覺得都不足以說明這個問題。

在我看來，檢察機關上下一體但審判機關上下獨立的真正原因在于，檢察權和審判權的運行方式有本質不同。

故意傷害量刑指導意見范文第4篇

一、緩刑適用現(xiàn)狀

緩刑制度是我國的一項重要的刑罰執(zhí)行制度、人權制度。是我國刑法“懲罰與寬大相結合”、“懲罰與教育相結合”原則的重要體現(xiàn)。對督促犯罪分子改過自新、預防犯罪分子重新犯罪、保障人權、促進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維護社會安定具有積極意義。根據(jù)我國《刑法》第七十二條對于被判處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據(jù)犯罪分子的犯罪情節(jié)和悔罪表現(xiàn)，適用緩刑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的，可以宣告緩刑。被宣告緩刑的犯罪分子，如果被判處附加刑，附加刑仍須執(zhí)行。由此可見，緩刑制度是一種刑罰執(zhí)行制度，而不是一種刑罰。緩刑就是有條件的不執(zhí)行刑罰。也就是說，對一些特定的犯罪分子，在其具備了法定的條件之后，可以在一定的期間內(nèi)不予關押暫緩其刑罰的執(zhí)行。根據(jù)本條規(guī)定，適用緩刑的條件有兩個：一是適用緩刑的對象，必須是被判處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特定的犯罪分子。即刑罰條件是輕刑。二是所犯罪行情節(jié)較輕并有悔改表現(xiàn)，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的。即實質條件，是看適用緩刑的犯罪分子是否具有社會危害性，只有不予關押不會危害社會的，才能適用緩刑。適用緩刑的兩個條件必須同時具備，缺一不可。

有人認為緩刑是一種刑罰制度，筆者對此不敢茍同。筆者認為，緩刑是一種刑法執(zhí)行制度或者稱之為執(zhí)行刑罰的制度。刑罰是統(tǒng)治階級為了懲罰犯罪以國家名義強制剝奪犯罪人的人身自由、財產(chǎn)、生命或其它權利的強制方法。依據(jù)我國《刑法》第三十二條規(guī)定，刑罰分為主刑和附加刑：主刑有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死刑；附加刑有罰金、剝奪政治權利、沒收財產(chǎn)。這其中并沒有將緩刑作為刑罰制度，而只是規(guī)定刑罰確定的強制內(nèi)容怎么執(zhí)行，在具備什么情況下不再執(zhí)行。

同時，緩刑制度具有鮮明的特點。首先，緩刑具有減緩性或稱為附條件消滅性，這是緩刑制度最鮮明的特點。即緩刑是對實刑執(zhí)行強度的減輕，對執(zhí)行期間的延緩；根據(jù)緩刑犯改造的表現(xiàn)，延緩后仍有繼續(xù)執(zhí)行的可能性。其次，緩刑具有附條件性，即條件不實現(xiàn)緩刑不消滅，刑法仍可能。也就是說不執(zhí)行原判刑罰附有嚴格的條件，只有通過了規(guī)定的條件才能免除刑罰的執(zhí)行。最后，緩刑具有期限性，即緩刑是個考驗過程，是有期限的，因為只有通過一定時期的考察，才能檢驗出犯罪分子是否得到改造，刑罰的目的是否達到，從而決定原判刑罰執(zhí)行與否。

伴隨著我國社會經(jīng)濟的發(fā)展，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社會矛盾凸顯，刑事案件發(fā)案率逐年增加，被適用緩刑的犯罪分子也日趨增加，緩刑案件的基礎數(shù)字和比率也是逐年增加。例如我院緩刑的判處是以平均每年將近三個百分點的增速遞增。一些專業(yè)人士也對緩刑做過詳實的調查，表明緩刑制度已經(jīng)廣泛適用于刑法分則除危害國家安全犯罪的各章犯罪之中。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緩刑制度已經(jīng)適用的罪名涉及60余個，當然，大多數(shù)還是一般性質的犯罪，但其中也不缺少像殺人、搶劫、等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但同時具有法定從輕、減輕情節(jié)而被適用緩刑的。在判處緩刑的犯罪分子中，財產(chǎn)型犯罪、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型犯罪、妨害社會管理秩序類犯罪、貪污、瀆職類職務犯罪犯罪和破壞經(jīng)濟秩序類犯罪的人數(shù)，占據(jù)適用緩刑的大多數(shù)。

緩刑適用罪名相對集中，盜竊、故意傷害、交通肇事、尋釁滋事、窩藏、包庇、掩飾隱瞞犯罪、貪污賄賂職務犯罪。例如，某市2006年至2009年所判緩刑的調查分析顯示，盜竊案件占緩刑比率的24.1%，故意傷害案件的比率為23.5%，交通肇事占緩刑的比率為13.5%，尋釁滋事的比率占到7.3%，這幾類犯罪適用緩刑占到緩刑總數(shù)的60%以上。之所以這些案件會較多的出現(xiàn)緩刑的情況是由這些罪自身的特點決定的。這些案件是多發(fā)性案件在各類案件中本身所占比重就較大。例如盜竊案件，幾乎會占到所有案件的30%左右，并且青少年犯、初犯、偶犯占相當比例。再者，因民事糾紛而引起的案件較多。例如，故意傷害案件，如果受害方得到了足額的賠償，雙方不再有特別大的矛盾，本著化解矛盾、維護社會穩(wěn)定的目的，在實踐中適用緩刑的情況也是比較多的。過失性犯罪也是比較多的適用緩刑，例如，交通肇事罪這樣的過失性犯罪、主觀惡性小，只要經(jīng)濟足額彌補被害人得到被害人原諒，一般也是適用緩刑的。但是有一類犯罪緩刑的宣判率較高則不屬正常，那就是貪污瀆職類職務犯罪，其緩刑宣告率達到驚人的38%以上。顯然有些過高。

二、緩刑適用中存在的問題

緩刑的正確適用，可以主動地體現(xiàn)懲辦與寬大相結合的刑事政策?？梢猿浞值刎瀼睾蛯崿F(xiàn)刑罰懲罰與教育相結合的目的；可以有效地避免短期自由刑的弊端，感化教育犯罪人，避免許多罪犯因受獄內(nèi)不良影響，再度陷入犯罪泥潭。一味的強調從輕處罰盡量判緩刑，則無異于放虎歸山，使其繼續(xù)危害社會。過多判處緩刑，勢必造成對犯罪的打擊不力，有損于法律的嚴肅性，也有礙預防犯罪的效果。在實踐中，要結合犯罪事實，罪犯犯罪前的表現(xiàn)，悔罪表現(xiàn)，犯罪動機等因素正確把握緩刑的適用，把握好原則、掌握好尺度。從大多數(shù)適用緩刑的情況看，筆者認為，當前緩刑適用的總體情況還是較好的，也是較為科學和符合法律規(guī)定的，符合社會時展的要求的。緩刑制度挽救了大批犯罪分子，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果，很好的保障了和諧社會的建設。但是，縱觀緩刑適用的各個方面，與法制現(xiàn)代化國家適用緩刑相比較，我國的緩刑適用問題還存在很多差距和問題。

（一）缺少統(tǒng)一的緩刑量刑標準，適用上凸顯法官個人意志。刑法規(guī)定的適用緩刑的籠統(tǒng)性，決定了在適用緩刑時伴隨著很大的隨意性。各地對待緩刑的量刑標準明顯不統(tǒng)一，例如盜竊案件，相同的犯罪數(shù)額，相同的情節(jié)，有的地方可能判處有期徒刑三年以下二年以上，有的則可能就會宣告緩刑。再如，有的過失性犯罪沒有被判處緩刑，反而有的故意的惡性的犯罪被判處了緩刑，這就給犯罪人和大眾帶來的感覺是緩刑適用的不嚴肅，甚至會帶來大眾的合理懷疑。

（二）貪污、瀆職類職務犯罪適用緩刑比率過高?！皣覚C關工作人員犯罪后的判決結果，發(fā)現(xiàn)緩刑的適用的頻率高于普通人，有關內(nèi)部統(tǒng)計資料也表明了這一點?！贝祟惙缸锏谋嚷噬踔潦瞧渌缸镞m用緩刑比率的2倍，這不得不讓人產(chǎn)生合理的懷疑。是因為這類型的犯罪社會危害性小，還是因為犯罪人主觀惡性小，筆者不敢茍同，從這類型的犯罪往往是社會影響惡劣，給國家機關帶來負面影響，是應當嚴懲的對象，然而現(xiàn)實卻恰恰相反，這不得不讓人深思其中的原因，恐怕者這種現(xiàn)象不僅僅是法院一家的問題吧，地方行政干預是否起到相當?shù)淖饔谩?/p>

（三）緩刑的適用缺乏標準、缺乏可操作性，法官把握存在難度。1997年刑法修訂時，對緩刑的規(guī)定上存在兩種意見：一種是不應將緩刑的條件規(guī)定的過于具體，認為“把適用緩刑的條件規(guī)定的太具體了，一是不能窮盡所有情形、二是立法失去前瞻性和操作上的靈活”第二種意見認為，應該把緩刑適用條件規(guī)定的更具體，增加操作性，減少適用上的隨意性。立法機關采用了第一種意見，從而也導致了不易操作的問題?！按_實不在危害社會”的標準過于籠統(tǒng)，描述過于抽象。正因為如此，有些法院已經(jīng)發(fā)現(xiàn)并正在逐步完善緩刑的使用，例如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制定出臺了《關于正確適用緩刑的指導意見》，就對緩刑的具體適用作出了詳實的規(guī)定，內(nèi)容很科學，筆者很贊同這樣的指導意見的出臺，同時建議最高法院也應出臺這樣的文件以例如緩刑制度適用更加科學、統(tǒng)一?！凹词故锹斆鞯膱?zhí)法者，然而他是有感情的，因此會出現(xiàn)不公平，不平等?！庇弥贫鹊姆绞揭?guī)范可以有效杜絕“感情”問題。

（四）對緩刑犯考察監(jiān)管流于形式，緩刑實際執(zhí)行難。在我國，緩刑的執(zhí)行依法是由公安機關負責執(zhí)行。依照《刑法》第七十六條規(guī)定“被宣告緩刑的犯罪分子，在緩刑考驗期限內(nèi)，由公安機關考察，所在單位或基層組織予以配合”。然而在實踐中，由于諸多因素，導致對緩刑犯的考察流于形式，甚至疏于監(jiān)管。在緩刑期間犯罪的緩刑犯所占比率還是不小的，究其原因很大因素就是監(jiān)管機關不力。然而監(jiān)管不力不僅僅是盡管機關的問題，筆者認為其主要因素還是制度上的不完善。第一，緩刑所給定考察內(nèi)容過于空泛。考察內(nèi)容還不夠全面，還有些可能導致緩刑犯重新犯罪的外界條件、因素沒有列入考察范圍，例如，緩刑犯不能出入特定場所，強制戒酒；再如，必須履行賠償經(jīng)濟損失或者必須繳納罰金的情形也未規(guī)定；對于緩刑犯的的監(jiān)管規(guī)定還很籠統(tǒng)，沒有現(xiàn)實意義的具體操作程序。第二，對緩刑犯的監(jiān)督考察形同虛設。由于刑訴法對監(jiān)督考察內(nèi)容規(guī)定的過于原則化，實踐中不具有可操作性。相比一些西方國家的緩刑社區(qū)服務、義工等制度相比，操作性相差甚遠，有必要建立一套對犯罪分子進行有效矯正的機制。最后，考察權問題，法定的考察權由公安機關行使，所在單位及基層組織予以配合，然而由于規(guī)范上的籠統(tǒng)，基層組織如何“配合”成為難題，也就是說，緩刑考察義務無法做到社會化，緩刑考察無從落實。就會形成在實踐中對緩刑犯考而不驗，致使放任自流的現(xiàn)象大量存在，使執(zhí)行流行形式，不利于罪犯的改造。

（五）缺乏對緩刑裁量的監(jiān)督。從我國司法實踐看，法官在適用緩刑時，過程一般是不公開的，雖然會考慮社會影響及意見，但往往不能全面收集，例如，犯罪分子到底是真正的“平時表現(xiàn)良好”，還是本身就是個不那么“良好的”人，法院往往無從知曉。社會公眾往往會對這種其不知的裁量結果作出否定性的判斷。再者，在實踐中，檢察機關對法院的緩刑判決缺少法律監(jiān)督，檢察機關對人民法院因為對某個犯罪分子不恰當宣告了緩刑而提起抗訴的案件是非常罕見，從而直接影響到檢察機關行使法律監(jiān)督權。

三、對完善緩刑制度的幾點建議與思考

緩刑制度是具有人道化、社會化、個別化的一項制度，其附條件的不執(zhí)行刑罰的特征，標志著其在教育、改造犯罪，促使犯罪分子改過自新方面有著鮮明的優(yōu)勢。“法律的生命在于它的實行?！比绾握嬲膶⒕徯讨贫仍谒痉▽嵺`中落到實處，如何進一步對其完善、改進是我國司法界目前面臨的一個課題。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需要，為了法律的權威性，以期司法工作者能正確適用法律處理相關刑事案件的緩刑處理，我們有必要進一步完善刑事案件適用緩刑，有責任解決現(xiàn)在存在的問題。

（一）在法律規(guī)范上需要進一步完善緩刑制度。我國法律規(guī)范主要缺陷在于規(guī)定得過于原則，不利于司法機關的把握和操作。應在以下幾個方面制定詳盡規(guī)定，以確定是否對犯罪分子適用緩刑：從犯罪動機、犯罪手段、犯罪時的環(huán)境條件、犯罪造成的損害后果、犯罪對象及犯罪后的態(tài)度等情況全面、綜合規(guī)定。筆者認為，應對緩刑適用實質條件進一步具體化、明確化，并適當賦予法官必要的自由裁量權。例如，詳實規(guī)范貪污類職務犯罪、盜竊、尋釁滋事、故意傷害、交通肇事等常發(fā)性犯罪的環(huán)形標準，不僅有效杜絕緩刑量刑的不一致，有效規(guī)范緩刑量刑，也是杜絕法官違法裁判的重要內(nèi)容。

（二）適當增加緩刑的適用程序規(guī)定。程序公正即可排除在選擇和適用法律過程中的不當偏向，又能保障法律準確適用，程序公正是實體公正最有力的保障。我國緩刑制度沒有設置程序性規(guī)范，不得不說是一個重大缺陷，很大程度上影響著緩刑裁量的公正性和準確性。在英美法系的一些國家，為了保障緩刑適用的準確性，專門設有緩刑官，法律要求緩刑官對案件的判決提供判決前報告，提出評估案犯是否適宜監(jiān)禁刑還是適宜緩刑的建議，而且美國緩刑法官的建議與法官各方面意見的裁量關系是極為緊密的。筆者建議可適當建立緩刑確定特別程序制度，例如，可仿效英美國家建立的緩刑官制度，對緩刑問題單獨提出緩刑建議及評估，或者建立緩刑聽證制度，成立專門的緩刑聽證委員會，完成對適用緩刑罪犯的群眾聽證、實施評估等內(nèi)容，再提交合議庭，作為合議庭是否適用的依據(jù)。

（三）完善緩刑制度的適用技術?！按_實不知在危害社會”基本上是世界各國統(tǒng)一的適用緩刑標準。而對“確實不知在危害社會”的實質其實就是“再犯預測問題”。僅僅依靠我國現(xiàn)有的法條及社會現(xiàn)狀、司法現(xiàn)狀很顯然無法真正實現(xiàn)這一目的。有必要確定一個統(tǒng)一的標準，切實解決這一問題，也就是說，我們有必要建立一整套完整的在犯罪預測制度，對犯罪人適用緩刑和假釋都是必要的。

（四）緩刑量刑監(jiān)督的完善。適當完善緩刑量刑監(jiān)督程序，增加檢察機關對緩刑量刑的監(jiān)督，使檢察機關的抗訴不僅僅停留在罪與非罪、刑期長短的問題上，也要對緩刑量刑監(jiān)督，可以判前監(jiān)督（庭審中發(fā)表公訴量刑意見）也可以判后監(jiān)督（適用緩刑案件的抗訴）。擴大檢察機關和公安機關對可否適用緩刑的發(fā)言權，增加社會參與度，制定適用緩刑的程序規(guī)則，設置緩刑聽證程序。

（五）完善緩刑考察方式。“刑罰種類的輕緩化，處罰的輕型化、開放化是刑法發(fā)展的進步表現(xiàn)及必然結果。”緩刑作為執(zhí)法執(zhí)行的一種變通方式，其宗旨就是通過將罪犯放置于社會，通過矯正，使其不再重新犯罪。緩刑的執(zhí)行的特殊性要求我們應當建立一套類似于歐美國家的完整的緩刑執(zhí)行矯正制度，例如，北京建立的社區(qū)矯正方式，就是一種很好的嘗試，但需要進一步完善，因為緩刑犯畢竟是在社會上服刑，所以有必要建立涉及相關部門的統(tǒng)一的社區(qū)矯正制度。2003年最高法、最高檢、公安部、司法部聯(lián)合制定了關于社區(qū)矯正的試點通知，然而，從目前實施情況看并未看到切實的效果，但畢竟已經(jīng)開始了緩刑社區(qū)矯正制度，只是需要再總結經(jīng)驗、完善制度，推廣實施。

故意傷害量刑指導意見范文第5篇

關鍵詞：量刑建議；自由裁量；公正；效率

中圖分類號：DF718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3-8330（2012）06-0127-09

引 言

為規(guī)范法院量刑之自由裁量權，確保量刑之公正合理， 20世紀末，我國基層檢察院便開始了量刑建議的改革探索。所謂檢察官量刑建議，是指在刑事案件中代表檢察機關的公訴人就被告人應判處的具體刑罰，在法庭辯論階段依據(jù)犯罪事實、量刑情節(jié)等，以言詞方式向法官提出公訴方意見的一種訴訟活動。2008年發(fā)生的許霆案再一次引起學術界和實務界對量刑問題的高度關注，檢察官量刑建議制度亦迎來了新的發(fā)展契機，部分檢察院更是自發(fā)嘗試量刑建議制度的改革，獲得了社會各界的普遍肯定和支持。2010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頒布了《關于規(guī)范量刑程序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以下簡稱《量刑程序意見》），使量刑建議制度通過司法解釋被正式予以確立。基層檢察院對量刑建議制度進行了長達十年的改革探索，對于其在現(xiàn)實中的運行情況到底是怎么樣的，效果究竟如何等問題，理應通過實證調查加以分析。但目前我國諸多學者對量刑建議制度的研究主要是文本研究，動態(tài)研究卻付之闕如，筆者認為，量刑建議制度的研究理應轉向動態(tài)研究，即應轉向實證研究，關注量刑建議制度的客觀實際運行情況。因此，筆者試圖通過實證調查，分析實踐中的量刑建議制度，并在客觀事實描述的基礎上，呈現(xiàn)量刑建議制度的現(xiàn)狀、困境，以及可能的因應之道，以期為我國之既能實現(xiàn)預期價值和功能、又能兼顧公正和效率的量刑建議制度提供參考。

一、檢察官量刑建議制度：運作狀況與問題之揭示

圍繞檢察官量刑建議制度的運作狀況，從2009年8月至2010年1月，課題組在S省M市P縣檢察院進行了調研。研究資料主要包括：檔案數(shù)據(jù)、隨機抽取的P縣檢察院與法院2009年會簽《關于開展量刑建議制度工作的規(guī)定》后已決刑事卷宗60份（其中2009年、2010年各30份），P縣檢察院制作了社會調查報告的9起案件卷宗以及在P縣檢察院召開的由檢察官、法官、律師參加的量刑建議開放性座談會會議記錄。根據(jù)上述研究資料，筆者擬就檢察官量刑建議制度的運作狀況及其存在的問題進行描述與分析。盡管本文的實證調查研究無論從調查時間、對象、范圍，還是調查方式、手段和分析方法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甚至是不足，可能影響到量刑建議制度實際運作狀況的把握，但就選擇的調查對象P縣檢察院而言，其既不在我國經(jīng)濟發(fā)達地區(qū)，亦不在邊遠和貧困地區(qū)，其量刑建議制度的實際運作狀況應當與我國大部分地區(qū)檢察院量刑建議探索改革的實際運作狀況基本相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我國一般地區(qū)量刑建議制度施行的大致概況。因此，在第一手實證調查資料的基礎上，以量刑建議制度的訴訟法理為底限，檢視、反思并完善我國檢察官量刑建議制度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運作狀況

P縣檢察院對量刑建議制度的探索始于2003年，當時其并未被列為S省人民檢察院確定的量刑建議改革基層院試點單位，最初主要針對具有法定情節(jié)或者重要的酌定情節(jié)案件，以口頭方式或者在《書》和《公訴意見》中提出量刑建議。2003年至2008年上半年，該院提出量刑建議的案件共56件，其中法院采納了量刑建議的案件占50%以上，這為后續(xù)工作積累了一定的工作經(jīng)驗。

2007年底，該院公訴部門對2006年、2007年刑事判決的情況進行統(tǒng)計分析，發(fā)現(xiàn)判處輕緩刑的占全部案件的50%以上，量刑畸輕、偏輕的占10%以上。針對法院同罪不同判、適用輕緩刑較多的情況，P縣檢察院決定采取規(guī)范化的程序性措施，制約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權。2008年6月，該院制定了《關于開展量刑建議工作的規(guī)定》，對量刑程序的框架、原則，量刑證據(jù)的確認標準、量刑建議的定義、適用范圍、種類、內(nèi)容、形式、適用刑種、幅度、刑法確定原則和量刑建議提起的時間、方式，內(nèi)部審批程序以及量刑監(jiān)督、救濟等作出了具體詳盡的規(guī)定，建立了相對獨立的量刑程序，設立了量刑的調查、量刑證據(jù)質證、辯論等程序。自此，正式開啟了量刑建議工作規(guī)范化的操作。從2008年7月至2009年5月底，該院共受理案件106件193人，提出量刑建議95件162人，法院采納86件145人，采納率為89.5%。但當時量刑建議并未納入法庭審理，且在刑罰適用、量刑幅度方面還不夠準確。

2009年5月，該院被S省人民檢察院確定為量刑規(guī)范化試點院，并在此基礎上對量刑建議工作規(guī)定進行了重新修訂，于6月與法院會簽了《關于量刑建議和量刑審理程序工作的規(guī)定》（以下簡稱《規(guī)定》），《規(guī)定》對量刑程序的框架、原則、內(nèi)容，量刑證據(jù)確認標準，量刑建議的定義、適用范圍、適用刑種、幅度以及監(jiān)督和救濟等作了具體規(guī)定。自2009年6月底至2010年底，該院共受理案件203件352人，提出量刑建議183件322人，法院采納169件298人，采納率為92.5%。

（二）問題揭示：檢察官量刑建議司法實踐之反思

批判性是理論研究的本質，筆者亦不能例外。本文的目的是檢視量刑建議制度在司法實踐中的困境，期望學者能更多關注司法實踐中存在的問題，在問題意識的指引下進行學術研究和設計可操作性的規(guī)范，同時，幫助實踐者正確認識自己行為的意義，更為重要的是發(fā)現(xiàn)缺陷所在。因此，筆者在此不再闡述量刑建議制度在實踐運作過程中取得之功效，而是重點分析量刑建議制度在司法實踐中所呈現(xiàn)的問題及困境。

1.量刑建議采納率的誤讀

筆者在調研過程中，問及量刑建議的整體實施效果如何時，檢察官多次提及上述量刑建議的法院采納比例，①以此證明量刑建議制度在制約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權方面所彰顯的功能及取得的效果，并作為自身履行法律監(jiān)督職能的標志和業(yè)績。同時，檢察機關對量刑建議采納率的高度重視，也反映出該機關對公訴成功的強調延伸到量刑建議方面，這與該機關對高定罪率的重視幾乎如出一轍。②然而，根據(jù)訴訟法理，量刑建議作為一種程序性措施，目的是通過量刑建議衡量法官的裁判是否合理、公正，并通過抗訴制約法官的量刑裁量權，進而保證量刑的合理性，實現(xiàn)監(jiān)督制約的功能。因此，檢察院大肆渲染量刑建議采納率的做法是欠妥當?shù)?，其應對外渲染未采納量刑建議的抗訴率，以此彰顯量刑建議之制約功能。但我國檢察機關及新聞報道對此卻鮮有提及。筆者調研的檢察院亦是如此，2009年至2010年兩年間，該院提起抗訴的案件僅3件7人，但其抗訴的內(nèi)容主要是圍繞犯罪既遂與未遂。該院自2003年探索量刑建議制度實施以來，從未僅僅針對量刑情節(jié)對案件提起過抗訴。

2.存疑的公正

我國檢察官量刑建議制度設立的動因是確保量刑的公正，主要是對公正價值的追求。在刑事案件中，無論是實體公正還是程序公正，作為涉及其切身利益的被告人是最具有發(fā)言權的，而被告人上訴權的行使，無疑是其認為量刑是否公正的一種最直接的體現(xiàn)方式。據(jù)此，被告人的折服率應成為衡量是否實現(xiàn)量刑公正價值目標的一個重要標準。據(jù)筆者調查，自2008年檢察院明確以書面的方式提出量刑建議以來，該院被告人的上訴比例并無明顯變化，一般是每年10起左右，被告人上訴案件占全部刑事案件的10%左右。2010年亦是10起，其中6起案件是檢察機關提了量刑建議的案件。由此可見，將量刑建議納入庭審，設置相對獨立的量刑程序，耗費更多的司法資源來審判案件，但被告人對于判決結果的折服比例并無明顯變化，甚至可以說未見效果，那么量刑建議制度實現(xiàn)量刑公正的價值便令人質疑。

此外，P縣檢察院提出量刑建議之范圍突破了《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試行）》中規(guī)定的十五類案件范疇，把自偵案件也納入了量刑建議的范疇。筆者認為，這一做法是妥當?shù)?，一方面，人人平等是憲法的要求，也是人權保障最基本的?nèi)容，如以身份的不同決定是否適用量刑建議，豈不是又恢復到“刑不上大夫”的時代？另一方面，檢察官享有獨立的法律解釋權，完全可以依據(jù)自身對案件的了解適用法律，提出量刑建議。但法院針對檢察官自偵案件提出的量刑建議，不寫入判決書，在判決書中也不予以回應。原因之一是法院未將自偵案件納入量刑建議的范圍，缺乏相關的規(guī)定；之二是職務犯罪案件受外界干擾比較嚴重，法官壓力比較大。法院這種針對被告人身份設置量刑建議的范圍并決定是否對檢察官提出的量刑建議予以回應的做法，顯然是違背平等理念的，此種做法無疑是“打折”的公正。

3.效率價值的背離

為確保量刑公正，規(guī)范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權，調研地區(qū)的檢察院和法院設置了相對獨立的量刑程序。這種相對獨立的量刑程序在職權主義訴訟模式下是可以運作的，但是在司法實踐的運作過程中卻呈現(xiàn)出反理性的技術操作。我國刑事審判簡易程序和被告人認罪案件的普通程序無疑都是基于效率價值創(chuàng)設的，通過簡化庭審程序以實現(xiàn)訴訟效率。根據(jù)筆者的調研資料及向檢察官和法官了解來看，這種相對獨立的量刑程序，無論是簡易程序還是被告人認罪案件的普通程序較之被告人不認罪案件的普通程序并無區(qū)別，均是嚴格按照兩個程序運作。這種程序的分離，無疑增加了庭審時間、③耗費了更多的司法資源，降低了訴訟效率。這顯然與簡易程序及被告人認罪案件普通程序基于效率創(chuàng)設之初衷相悖，不加區(qū)分地適用相對獨立的量刑程序，是一種反理性、違背訴訟法理的做法。此外，根據(jù)《規(guī)定》第28條的規(guī)定，在庭審中，公訴人發(fā)現(xiàn)人民檢察院量刑建議不當，可能嚴重影響對被告人公正審判的，可以建議法庭休庭或延期審理，另行確定或修改量刑建議后，再提交法庭審理。最高人民檢察院公訴廳《人民檢察院開展量刑建議工作指導意見（試行）》第17條規(guī)定，在庭審過程中，公訴人發(fā)現(xiàn)擬定的量刑建議不當需要調整的，可以根據(jù)授權作出調整；需要報檢察長決定調整的，應當依法建議法庭休庭后報檢察長決定。出現(xiàn)新的事實、證據(jù)導致先前擬定的量刑建議不當需要調整的，可以依法建議法庭延期審理。在司法實踐中，P縣檢察院亦是嚴格按照這些規(guī)定操作的，此項技術性規(guī)定無疑會導致兩次開庭，這更是背離了以效率為價值目標的簡易程序、普通程序簡化審設置之初衷。

4.辯護權的弱化

從理論上講，設置相對獨立的量刑程序及檢察官提出量刑建議，理應增強被告人的防御權。但在筆者隨機抽取的案卷中，通過對法院判決書的統(tǒng)計發(fā)現(xiàn)，60起案件共有被告人82名，其中委托辯護律師23名，指定辯護律師7名，共計30名，參與的比例為37%。在座談中，與會律師也表示律師的刑事案件參與度在減少。④我國大部分被告人的知識水平普遍不高，更不懂法律知識，且其又被羈押無法取證，在無律師提供辯護的情形下，對于檢察官提出的量刑建議，即便被告人認為不當，又能提出多少有力的辯護意見呢？被告人自行辯護質量可想而知。同時，檢察院在提起公訴時，量刑建議書與書是一并移送至法院的，但法院并未將量刑建議書送達給被告人。律師也表示根本看不到量刑建議書。由此可見，即便是設置相對獨立的量刑程序，檢察官享有量刑建議權，被告人卻不能收到量刑建議書，被告人及辯護人根本無法針對檢察官的量刑建議進行充分的準備及辯護，庭審中難免呈現(xiàn)一邊倒的現(xiàn)象。另外，律師表示，是否設置相對獨立的量刑程序、檢察官是否提出量刑建議，對于律師的辯護權并無影響，以往刑事案件一般也主要是在量刑上辯護，并未因檢察官提出量刑建議而有多大的改變。這主要因為：首先是量刑信息的不對稱，檢察院、法院并不向律師送達量刑建議書，律師閱卷的時候也從未看到過，在庭審前無法獲得量刑建議書，只能待庭審中才知曉。另外我國目前刑事案件采取主要證據(jù)移送制度，檢察官具有完全的決定權，導致律師根本無法完全掌握量刑證據(jù)，這在一定程度上也說明了實行部分卷宗移送制度改革的失敗。其次是律師的取證權無法保證。與會律師普遍認為，律師在刑事案件中作用不大的主要原因在于取證權無法真正落實。在辦理案件的過程中，取證稍有不慎，便有可能涉嫌偽證罪等刑事犯罪，風險太大。在筆者抽取的案卷中，律師僅在部分案件中提交了量刑證據(jù)，這類案件主要是交通肇事罪及可能適用緩刑的案件?？梢姡啃探ㄗh制度和相對獨立程序的實施，并沒有促使律師進行專門的量刑調查，積極收集量刑證據(jù)。據(jù)此，檢察官提出量刑建議，并未增強被告人及辯護人的量刑辯護權，信息的不對稱、取證制度得不到落實，亦導致律師參與對抗更加沒有話語權。檢察官量刑建議的高采納率，也印證了律師量刑辯護的無效，法庭審理難免流于形式，法官一邊倒地接受了檢察官的量刑建議。

5.量刑計算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和不規(guī)范性

在筆者查閱的量刑建議書中，發(fā)現(xiàn)檢察官計算被告人的具體刑期時存在一些欠缺合理性的做法。例如，在彭某涉嫌搶劫罪的案件中，被告人彭某屬于累犯，應當從重處罰，檢察官按照30%的比例增加了刑期。同時，彭某屬于累犯，當然就存在前科，對于這種酌定情節(jié)，檢察官又按照10%的比例增加了刑期。筆者認為，量刑細化是保證量刑準確的一個重要手段，但是這種既計算累犯又計算前科的方式，顯然屬于對一次犯罪的兩次評價，品格證據(jù)的重復評價，無疑會導致被告人刑期增加，違背罪責刑相適應原則。目前的量刑建議主要在于提出一個相對確定的刑罰范圍，以此約束法官的量刑裁量權，但在數(shù)罪并罰案件中，檢察官并未對數(shù)罪并罰后的刑期提出建議，而我國目前數(shù)罪并罰案件的刑期仍然比較寬泛，導致法官在數(shù)罪并罰案件中的裁量權很難受到量刑建議的約束。此外，在涉及財產(chǎn)刑的案件中，對被告人科處罰金時，由于缺乏具體的指導細則，檢察官的隨意性很大。如在彭某某盜竊、搶劫、故意傷害罪一案中，建議對被告人彭某某以盜竊罪判處有期徒刑14―15年，以搶劫罪判處有期徒刑為11―12年，以故意傷害罪判處有期徒刑為3年6月―4年，實行數(shù)罪并罰，并處罰金人民幣4―6萬元。在與之關聯(lián)的黃某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一案中，被告人黃某違法所得人民幣15000元，檢察官提出的量刑建議為：判處有期徒刑3―4年，并處罰金人民幣5―6萬元。筆者認為，彭某某涉嫌的盜竊罪、搶劫罪屬于典型的財產(chǎn)刑犯罪，其社會危害性遠遠大于黃某涉嫌的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并且黃某的違法犯罪所得都已經(jīng)得到追繳，但檢察官建議對黃某處以罰金的數(shù)額卻較重于彭某某的罰金數(shù)額，其合理性讓人質疑。

6.判決說理制度并未建立

《規(guī)定》第33條規(guī)定，人民法院判決應當載明量刑審理情況，寫明檢察院的量刑意見，被告人及辯護人、被害人及訴訟人的量刑意見和采納情況，依法闡明人民法院量刑的意見和理由?！读啃坛绦蛞庖姟返?6條規(guī)定，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判文書中應當說明量刑的理由，包括：（一）已查明的量刑事實及其對量刑的作用；（二）是否采納公訴人、當事人和辯護人、訴訟人發(fā)表的量刑建議、意見和理由；（三）人民法院量刑的理由和法律依據(jù)。在筆者查閱的卷宗中，即便是在《量刑程序意見》實施之后的判決書中，判決說理仍不充分。例如，2010年11月19日，在陳某偽造事業(yè)單位印章罪一案中，檢察官提出的量刑建議為判處有期徒刑6個月至1年。法院認為：“被告人陳某為參與工程投標，偽造事業(yè)單位印章，其行為已構成偽造事業(yè)單位印章罪。公訴機關指控罪名成立，本院予以確認。鑒于被告人陳某自愿認罪，且未給社會造成現(xiàn)實危害，故予以酌定從輕處罰。辯護人關于被告人系從犯、認罪態(tài)度好未造成現(xiàn)實危害性的辯護意見，符合本案的實際，予以采納。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10條第二款、第72條、第73條第二、第三款之規(guī)定，判決如下：被告人陳某犯偽造事業(yè)單位印章罪，判處有期徒刑6個月，緩刑1年。”該判決書較之以前的判決書，并未有什么變化，檢察官提出的量刑建議未予以回應，量刑的理由闡述不充分。據(jù)此，相關司法解釋規(guī)定的判決說理制度及量刑建議制度實施后，法院的判決書較之先前并未有所改變，判決說理制度尚未確立。

通過上述實證調查分析可見，我國檢察機關量刑建議制度的實施與探索并未取得理論界暢想的效果，⑤亦不像新聞報道中的作用那么明顯。可以說，量刑建議制度不僅沒有很好實現(xiàn)追求量刑公正價值之制度設置初衷，反而一些操作措施影響了訴訟效率價值的實現(xiàn)。造成這一現(xiàn)象的原因是：一方面，檢察機關推動量刑建議改革有“擴權”的觀念使然，地方檢察院自發(fā)式的探索更多的是基于“司法政績”；另一方面，量刑建議改革中相應的配套措施未建立或貫徹不到位，諸如量刑建議書送達制度、判決說理制度、庭審設置等等。

二、現(xiàn)實困境之突破：我國檢察官量刑建議制度發(fā)展之路徑

通過實證調查，筆者檢視了量刑建議制度運作過程中的問題，發(fā)現(xiàn)在司法中出現(xiàn)了“實踐悖離理論”的做法。在我們當今的時代里，幾乎所有刑事司法程序改革都有兩個基本目標：一是發(fā)現(xiàn)實施一種迅速、簡便和成功程序的新方式和新途徑，換言之，使刑事訴訟活動的進行更有效率；二是確保訴訟參與的權利，這與公正的要求密切相關。⑥檢察官量刑建議作為刑事司法改革的一項程序性制度，亦不能脫離公正和效率這兩個訴訟價值目標。因此，筆者以公正和效率兩大訴訟價值目標為主線，就如何完善我國檢察官量刑建議制度，提出一些意見。

（一） 量刑建議制度追求公正價值之路徑

第一，確立量刑建議書未送達的程序性制裁并制作量刑情節(jié)提示書。我國量刑建議制度以實現(xiàn)量刑公正為主要目標而創(chuàng)設，為使被告人及辯護人有充足的時間和機會為量刑辯護作準備，我國應實行狀與量刑建議書一并送達制度。《量刑程序意見》第5條明確規(guī)定，人民檢察院以量刑建議書方式提出量刑建議的，人民法院在送達書副本時，將量刑建議書一并送達被告人。一并送達制度在司法解釋中已經(jīng)明確確立，但在司法實踐中卻得不到落實，其根本原因在于缺乏程序性的制裁。因此，筆者建議，應增加未送達被告人量刑建議書時的程序性制裁措施，即法院未向被告人送達量刑建議書，視為程序嚴重違法，上級法院應將案件發(fā)回重審或檢察院有權就此提起抗訴、這也可作為當事人上訴或申請再審的理由之一。另外，考慮到我國目前律師參與率比較低，同時被告人大部分屬于近乎法盲的情形，筆者建議由法院根據(jù)審判經(jīng)驗，制作量刑情節(jié)提示書，量刑情節(jié)提示書中列明司法實踐中常見的量刑情節(jié)，在送達書、量刑建議書時，一并送達被告人，以使其能更好地準備和進行量刑辯護。

第二，規(guī)范社會調查報告和逐步擴大適用范圍。在英美法系國家，為準確衡量被告人人身危險性大小，確保法院量刑裁判的合理性，設置了量刑前的報告制度。由于大陸法系國家實行定罪和量刑一體化的模式，致使法院不具備自行制作量刑報告的條件，但大陸法系的檢察官是“最客觀的官署”，其負有客觀公正之義務，因此，由檢察官制作量刑報告是可行的，亦是合法的。但我國目前檢察官制作的社會調查報告內(nèi)容過于簡單，通常僅關注被告人的品格證據(jù)、被害人的陳述意見，⑦這種社會調查報告屬于對現(xiàn)行犯罪的描述，對于被告人回歸社會方面的評估基本上未涉及。目前社會調查報告主要針對緩刑案件，更需要對被告人回歸社會的可能性進行調查、分析，即應同時關注被告人受教育程度、目前的職業(yè)、就業(yè)條件及家庭狀況等，考察被告人是否具備適用緩刑的監(jiān)管條件和改造、教育環(huán)境，以此確定適用緩刑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在社會調查報告的制作過程中存在諸多違反證據(jù)法理之處，關于被告人之品格證據(jù)，往往由所屬居委會或村委會加蓋公章并出具，⑧對于他人品格之評價，僅能由具有感知能力的自然人為之，單位不具有感知能力，其不具備出具品格證據(jù)之資格。因此，檢察官在搜集被告人之品格證據(jù)時，取證手段及方式需符合證據(jù)規(guī)則。此外，社會調查報告能使更多的量刑信息呈現(xiàn)于法官面前，能更好地評估被告人的人身危險性和社會危害性，亦是檢察官履行客觀公正義務之方式。對此，原則上所有的案件都應制作調查報告，但鑒于司法資源的有限性，檢察官僅針對可能適用緩刑的案件方才制作社會調查報告亦是合理的。但在司法實踐中，社會調查報告制度在緩刑案件中貫徹的情況也不理想。如在筆者調研的P縣檢察院，自2008年6月該院制定的《關于開展量刑建議工作的規(guī)定》明確規(guī)定緩刑案件應制作社會調查報告以來，到2010年的三年間，該檢察院僅制作了9份社會調查報告。造成這種現(xiàn)象的主要原因是檢察院公訴科人員不充足，因此，在司法資源允許的情況下，檢察官應針對可能適用緩刑的每一起刑事案件制作社會調查報告，并逐步擴大社會調查報告的適用范圍。⑨

第三，保證律師調查取證權及通過設置公設辯護人增加律師的參與度。一方面，唯有保證律師的調查取證權，方能使更多的量刑信息進入庭審，亦能增加其在庭審中的話語權。對此，公檢法部門應改變律師僅僅是對立面的觀念，嚴格按照法律規(guī)定保障律師的調查取證權。另一方面，增加律師在刑事案件中的參與度。目前我國法律援助制度指定律師辯護的條件比較嚴苛，這種狀況短時間內(nèi)無法改變。筆者認為，可以借鑒其他國家的做法，在法院設置公設辯護人，即由法院出錢雇傭律師在法院值班，以此來增加被告人獲得律師幫助的機會。

第四，明確判決不說理制度的程序性制裁措施。判決說理是量刑建議制度的保障措施，亦是通過量刑建議制約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權之根基?！读啃坛绦蛞庖姟返?6條對此進行了明確的規(guī)定，但根據(jù)前文論述可知，說理制度在法院判決中并未得到真正的落實。筆者認為，最為根本的原因在于法官不進行判決說理，并不會遭受法律上的非難，不會受到任何程序性的制裁。對此，可以借鑒德國的做法，如聯(lián)邦上訴法院對于初審法院推理的完整性和一致性要求越來越高，因為初審法院的觀點，甚至僅僅是對證據(jù)的評斷（傳統(tǒng)的初審法院的裁決范圍）不完整或自相矛盾，聯(lián)邦上訴法院經(jīng)常撤銷判決。⑩我國判決說理制度亦應被賦予相應的制裁后果，即不說理或說理不完整的，屬于二審法院可撤銷一審判決的情形之一。唯此，方能實現(xiàn)量刑建議制度之功能。此外，最高人民法院頒布了《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試行）》，使量刑更加細化，法官量刑應嚴格按照該意見的規(guī)定計算刑罰，并將計算過程寫入判決書，對此，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制作相應的范本，以指導各級法院適用。

第五，確立證據(jù)開示制度。證據(jù)開示要求檢察官和被告方在庭審前相互交換所有的證據(jù)。量刑證據(jù)的交換，有利于被告人為量刑辯護作更充分的準備，亦有利于檢察官提出更為客觀準確的量刑建議。但我國目前采取主要證據(jù)移送制度，而何為主要證據(jù)又由檢察官自由裁量，致使辯護人對案情和量刑情節(jié)無法全面把握，亦無法具體針對案情搜集量刑證據(jù)。因此，我國應盡快確立證據(jù)開示制度。即便不能設立這一制度，亦應恢復全卷移送制度，以最大程度保障被告人及辯護人獲得案件中的全部量刑證據(jù)，以便為量刑辯護作充分準備。

（二）量刑建議制度追求效率價值之路徑

縱觀兩大法系，各國司法實踐中的量刑建議主要是為提高訴訟效率，而非限制法官的量刑自由裁量權。B11目前，我國亦面臨著犯罪率增加、B12刑事案件積壓B13等問題，遲來的正義非正義，量刑建議不能僅僅為追求公正之價值而忽視效率之價值?！读啃坛绦蛞庖姟芬?guī)定了相對獨立的量刑程序，為實現(xiàn)量刑建議的效率價值，量刑建議制度的實施亦需對這種相對獨立的量刑程序及相關制度進行改革，以此實現(xiàn)公正與效率之兼顧。具體措施如下：

1.量刑程序之設置

我國司法實踐中存在三種審判程序，即適用于輕微刑事案件的簡易程序、適用于被告人認罪案件的普通程序及適用于被告人不認罪案件的普通程序。前兩種程序是基于效率而創(chuàng)設，即便是實行量刑建議制度及相對獨立的量刑程序亦不能違背追求效率之初衷。量刑庭審改革的重要任務首先就是要改變精力分配不均衡的現(xiàn)象。B14為此，必須合理分配相對獨立量刑程序與定罪程序的時間，以實現(xiàn)公正與效率兼顧。

第一，簡易程序中的集中量刑模式。所謂集中量刑模式，需具備以下幾個特征：一是檢察機關向法院提出量刑建議，說明要求法庭采納的量刑情節(jié)，并就法庭適用的刑罰種類和刑罰幅度給出建議；二是檢察官出席法庭審理，促使法庭對控辯雙方存有爭議的量刑情節(jié)進行針對性的調查，引導雙方就量刑發(fā)表辯論意見；三是檢察官對若干案件一并提起公訴，促使法庭依次組織對這些案件的量刑審理程序，在對前一個案件的量刑裁判結束后，再來審理后一個案件的量刑問題；四是法庭通過“流水作業(yè)”的方式，對若干刑事案件依次形成裁判意見，并當庭宣告裁決結論。B15這種集中型量刑模式，無疑是基于檢察官的量刑建議而展開的，量刑建議引導控辯雙方只就存在爭議的量刑情節(jié)開展辯論，而不再將全部量刑情節(jié)事無巨細地進行調查和辯論。同時，案件批量式的審理，節(jié)約了司法資源。因此，適用于簡易程序的案件，無需實行相對獨立的量刑程序，通過這種集中式的量刑模式，既能保證被告人最為關心的量刑問題的解決，又能保障被告人量刑的參與權、防御權，亦能實現(xiàn)訴訟效率之價值目標。此外，可進一步改革適用簡易程序案件的審理模式，例如，有期徒刑1年以下的案件，在賦予被告人異議權的前提下，可以由法官直接書面審理，以此提高訴訟效率。

第二，被告人認罪案件的普通程序應以量刑程序為庭審重心。被告人認罪案件的普通程序以被告人自愿認罪為前提。因此，法院在定罪程序中，僅需對定罪的主要證據(jù)及被告人的自愿性進行審查，庭審重心應放在被告人最為關心的量刑程序中，以解決普通程序簡化審案件的實質問題，即量刑問題。法院在核實完定罪的主要證據(jù)及被告人自愿性之后，直接進入量刑程序，組織雙方對量刑事實進行調查。被告人及其辯護人依據(jù)檢察官的量刑建議，圍繞量刑情節(jié)、證據(jù)等進行質證、辯論、發(fā)表意見。以此合理分配庭審時間，確保控辯雙方對最為關心的量刑問題進行實質性的參與，使盡可能多的量刑信息呈現(xiàn)于法官面前，在確保量刑公正的前提下，提高訴訟效率。

第三，普通程序中應以定罪程序為重心。簡易程序和被告人認罪普通程序所注重的是訴訟效率，在被告人不認罪案件中，被告人最為關心的問題是是否構成犯罪，此時法庭審理的重心亦應是定罪問題。在此程序中，應嚴格貫徹直接言詞原則、證據(jù)調查原則等訴訟原則，充分保障被告人辯護權的行使。在后續(xù)的量刑程序中，鑒于先前定罪環(huán)節(jié)對已涉及量刑的證據(jù)進行了充分的質證、辯論，因此，僅需控辯雙方對尚未出示的量刑證據(jù)進行質證、辯論，并圍繞檢察官的量刑建議發(fā)表意見。

2.取消檢察官因量刑情節(jié)變化而申請休庭或延期審理的做法

《量刑程序意見》及最高人民檢察院公訴廳《人民檢察院開展量刑建議工作指導意見（試行）》均規(guī)定，在庭審中量刑情節(jié)發(fā)生變化，檢察官可以建議休庭或延期審理。筆者認為，如果量刑情節(jié)發(fā)生變化便能啟動休庭或延期審理，勢必導致第二次開庭審理，這顯然與以效率為價值構造的簡易程序及普通程序簡化審制度是不相符的，即便是在被告人不認罪的普通程序中，亦不應重復開庭，以至浪費司法資源。在我國推行主訴檢察官制度的情形下，應將量刑建議的決定權下放至主訴檢察官獨立行使，主訴檢察官在訴前對案情已基本掌握，在庭審中量刑情節(jié)發(fā)生變化，其完全可以當庭提出更正意見，以保證庭審的連續(xù)性，貫徹集中審理原則。同時，弱化并最終取消檢察委員會審查、決定案件的職能，并以此為契機建立檢察官獨立的制度保障，從而確保主訴檢察官對量刑建議的獨立決定權。

結 語

檢察官量刑建議制度是制約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權的重要方式，是確保量刑公正的重要手段。在司法實踐中已取得了一定的功效，但亦出現(xiàn)了諸多問題。唯有針對這些問題設計具有可行性的操作規(guī)范，方能使本次改革不至于曇花一現(xiàn)。同時，量刑建議制度的改革和實施，亦需其他制度的跟進或配合，諸如證據(jù)開示制度、合理優(yōu)化庭審時間之配置等，由此才能實現(xiàn)量刑中公正和效率價值目標的兼顧。同時，期望學者和實務界人士對量刑建議制度的研究能從“實際問題”出發(fā)，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制度設計，方能實現(xiàn)檢察官量刑建議制度改革的預期價值和目標。

注解

① 其他地方檢察院亦是如此：李郁軍、馬君：《甘肅白銀平川：量刑建議采納率98%》，載《檢察日報》2009年6月4日；鄧建新等：《廣東法檢率先聯(lián)合出臺量刑程序指導意見實現(xiàn)兩大突破――試行半年逾九成量刑建議被采納》，載《法制日報》2010年8月5日；符冰言、蔡亮亮：《常州新北：千余量刑建議九成被采納》，載《檢察日報》2006年7月24日；趙鑫：《河東檢方推出量刑建議制度――被法院采納建議占已判案件的80%》，載《天津政法報》2009年8月21日等等。

② 陳瑞華：《量刑程序中的理論問題》，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60―161頁。

③ 據(jù)筆者向檢察官和法官了解，實行相對獨立的量刑程序后，庭審時間平均增加近1個半小時。

④ 如果除去指定辯護，律師的參與比例僅28%，與我國刑事案件律師辯護率為30%的比例相近。關于刑事辯護率有下降趨勢，如浙江，1995年的刑事辯護率為21.89%，到1997年下降到15.3%，到2002年上半年更是降到了14.89%。另外，中華全國律師協(xié)會于2003年8月20日作出的《2002年度中國律師業(yè)發(fā)展數(shù)據(jù)統(tǒng)計分析報告》顯示，2002年全國律師機構刑事辯護及案件為33526件，較2001年減少了1.26%；除北京等地有較大增長外，大多數(shù)地區(qū)都是負增長。參見龍宗智：《徘徊于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之間――中國刑事訴訟法再修改研究》，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61頁以下。

⑤ 如很多學者認為，量刑建議制度的實施可能會增加當庭宣判率，檢察官、被告人通過程序的參與，降低了檢察官抗訴和被告人盲目上訴的可能性，從而提高了訴訟效率。此類文章可以參見：妙：《關于我國量刑建議權的若干問題思考》，載《福建農(nóng)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8期；邢菲菲：《檢察機關量刑建議制度的構建基礎及初步設想》，載《法治論叢》2009年第3期；方山、柴冬梅：《對檢察機關量刑建議權的思考》，載《重慶教育學院學報》2009年第4期；龔培華、張少林：《論檢察機關的量刑請求權》，載《中國刑事法雜志》2001年第4期；潘金貴：《論量刑建議制度》，載《南京大學法律評論》2009年秋季卷；龐良程：《量刑建議制度可行性研究》，載《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02年第4期。但在筆者的調研過程中，檢察官明確表示量刑建議與當庭宣判之間并沒有多大關系，在實際運作過程中，也沒有起到當庭宣判的效果，法院基本上不會當庭宣判；前文所述的被告人的上訴率并沒有什么變化，因而量刑建議并未減少被告人的上訴比例；檢察官的抗訴率倒是增加了， P縣檢察院在2005年至2007年間僅抗訴1起刑事案件，而量刑建議實施后，2008年至2010年間抗訴了3起刑事案件。因此，學者暢想的量刑建議制度可以提高訴訟效率并未在司法實踐中得以實現(xiàn)。

⑥ Comparative Law Yearbook，Vol9，1985 by Matinus Nijhoff Publishers，Dordrecht，pp.4―5.轉引自陳瑞華：《程序正義理論》，中國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192頁。

⑦ 如在凡某盜竊罪一案中，檢察官制作的社會調查報告記載：被告人所在村委會和當?shù)嘏沙鏊淖C明內(nèi)容表明：被告人凡某過去無任何違法犯罪行為，未受到過刑事或行政處罰，并且日常生活中尊老愛幼、助人為樂，與鄰里關系和睦，表現(xiàn)良好。被告人凡某的妻子郭某書寫的說明內(nèi)容表明：二人從認識結婚到現(xiàn)在快4年了，對凡某的了解逐步深入，認為他為人正直，平常誠實守信，能吃苦、顧家、作風正派。又如，在黃某綁架罪一案中，檢察官制作的社保調查報告記載：被告人黃某的父母的管教承諾書表明：被告人黃某過去無任何違法犯罪行為，未受到過刑事或行政處罰。并且日常生活中尊老愛幼、助人為樂，表現(xiàn)良好。被告人黃某的悔過書內(nèi)容表明：黃某充分認識到了自己行為的社會危害性，認罪伏法，真誠悔過，愿意痛改前非，重新做人，是可以挽救的人。被害人余某父母及余某本人的諒解書表明：認為被告人黃某平常表現(xiàn)良好，只是一時失足，念其屬于未成年人，愿意給予其重新做人的機會，并要求司法機關從輕判處。

⑧ 如在毛某非法經(jīng)營罪一案中，檢察官制作量刑建議的品格證據(jù)中，有被告人所屬村委會開具的證明，甚至當?shù)氐逆?zhèn)政府、鎮(zhèn)黨委都加蓋公章出具了被告人品格良好的證明。

⑨ 筆者認為，檢察官量刑建議制度的重點并不僅僅在于向法院提出相對或絕對的刑罰，而在于搜集更多的量刑信息，確保量刑信息的全面性，以此使法官準確衡量被告人的人身危險性和社會危害性，為法官量刑裁決的準確、合理提供參考，從而制約法官的量刑裁量權，但目前檢察官實施量刑建議僅僅關注被告人刑期的計算，對制作社會調查報告不重視，顯然是沒有認清提出量刑建議準確性和合理性的前提，屬于“本末倒置”的現(xiàn)象。難道檢察官沒有對被告人量刑信息全面搜集，僅僅在自首、累犯等與以往量刑證據(jù)相同的基礎上提出的量刑建議就比法官作出的量刑裁決更準確、更合理嗎？這些都是令人質疑的。唯有全面搜集涉及被告人的量刑證據(jù)及信息，為法官最終作出準確、合理的量刑裁決提供參考，方能實現(xiàn)制約法官量刑裁量權之目的。

⑩ 參見[德]托馬斯?魏根特：《德國刑事訴訟程序》，岳禮玲、溫小潔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49頁。

B11 針對司法案件的過度負荷及司法資源的有限性，世界各國均以效率為目標，進行各種司法改革，其中最為典型的是辯訴交易或量刑協(xié)商。據(jù)統(tǒng)計，目前美國聯(lián)邦和各州法院約90%左右的刑事案件是通過辯訴交易來結案的（具體比例視重罪與輕罪有別），其分流案件的能量如此之大，以至于聯(lián)邦最高法院首法官伯格曾對此評價說，如果將辯訴交易的適用率每降低10個百分點，那么就需要投入一倍的人力、設施和司法資源（參見李學軍主編：《美國刑事訴訟規(guī)則》，中國檢察出版社2003年版，第36頁）。辯訴交易是被告人作有罪答辯，檢察官向法院提出對被告人減輕刑罰的具體建議，辯訴交易制度的實施，避免了冗長復雜的法庭審判，即避開了定罪程序，案件直接進入法官主持的量刑程序，從而提高了訴訟效率。在德國，處刑令程序處理了全國55%以上的刑事案件（1998年，檢察官提起538807起公訴，提起659368起刑事處罰令的申請，由此可見，德國55%以上的刑事案件是經(jīng)處刑令程序結案的。數(shù)據(jù)來源于前引⑩，第209頁以下）。這種處刑令程序亦是避免了公開審判，法官對處刑令僅作書面審查，節(jié)省了司法系統(tǒng)的時間和精力。另外，德國還有30%的案件是量刑協(xié)商處理的。檢察官的量刑建議權是開展辯訴交易或量刑協(xié)商的前提，檢察官若無量刑建議權，辯訴交易或量刑協(xié)商是無法開展的，亦不大可能取得今日之成效。據(jù)此可見，在公正和效率兩大價值目標下，西方國家量刑建議制度是以提高訴訟效率為動因構建的，其設計和運作主要基于效率價值，量刑建議制度對效率價值的追求已超越了對公正價值的追求，使用量刑建議時程序的簡化，在一定程度上犧牲了程序的“正當性”。

B12 如從2003年到2008年上半年，全國共審結一審刑事案件338.5萬件，判處罪犯418.4萬人，平均每年分別遞增3.44%和5.85%。參見王勝?。骸蛾P于加強刑事審判作用維持司法公正情況的報告》，載中國應用法學研究所網(wǎng)：http：///public/detail.phpid=130，時間：2011年1月10日。

B13 一些法院人均審判案件180件，基層法院刑事審判資源極為有限，而刑事案件逐年上升，且有不少重大復雜案件，導致超審限案件大量存在。參見萬毅：《超越當事人主義/主義――底限正義視野下的審判程序》，中國檢察出版社2008年版，第172―174頁。

B14 參見蔣惠嶺：《構建量刑程序需要處理的若干關系》，載《人民司法》2009年第3期。

B15 參見前引②，第103―114頁。

The System of Sentencing Suggestion： Reality and Future―an Empirical Research

LIU Ning； SHI Dong-li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