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美國大學培養(yǎng)史學專業(yè)研究生的情況，其實是一個相當難寫的題目。因為美國有幾千所大學，能授予史學博士學位的至少上百，能授予碩士學位的更是數不勝數，雖然研究生訓練的過程大致相同，但全國并無統(tǒng)一的規(guī)則，一概而論顯然不合適。此外，我雖然先后在美國東西部5所大學的歷史系（所）或讀學位或做研究或當教授，但我的觀察和經歷畢竟有限，加上我學的和教的是美國史，對歷史系其他專業(yè)的情況并不了解，以偏概全更可能造成誤導。因此我希望事先提醒讀者，本文最多只能算是一種從個人經歷的角度對美國史學研究生培養(yǎng)過程的描述和觀察。

與國內史學研究生的培養(yǎng)一樣，美國的史學研究生也有碩士與博士兩種學位之分。從訓練模式來看，兩者沒有特別大的區(qū)別，不同的是，在美國，博士訓練的過程更長，工作量更大，要求也更高。有人將“Ph.D.”戲稱為“PiledhigherandDeeper”（“壘得更高、專得更深”）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就讀學位的時間而言，碩士學位一般在兩年內可以完成，博士學位的完成則至少需要5－7年，有時甚至更長。與國內的碩博士培養(yǎng)時間相比，美國的史學碩士訓練時間至少短一年，而博士訓練則要比國內長一倍以上。就訓練目的而言，美國的史學碩士學位基本上是一個專業(yè)知識的進修學位，強調學生在某一領域內史學知識的積累和熟練，培養(yǎng)學生從事有限規(guī)模的史學研究的能力。博士學位以培養(yǎng)大學教師和專業(yè)史學家為目標，課程訓練時間更長（如從本科直接讀博士，一般要選3年的課），外語要求更高（至少兩門），選課結束后，要通過資格考試，然后才能開始寫論文。理論上，一個史學博士不僅要系統(tǒng)、全面和有深度地了解本專業(yè)的知識，了解本領域的前沿研究，還要擁有一個相當廣闊的知識面。與此同時，他還必須具備獨立進行原創(chuàng)性史學研究的能力。同是學習美國史，博士生所接受的知識面和研究能力的訓練在深度和廣度上要非常明顯地遠遠超過碩士生。

史學博士研究生的訓練過程包括這樣幾個過程：（1）申請與錄取；（2）課程訓練；（3）學位候選人資格考試；（4）論文的寫作與答辯；（5）獲取就業(yè)和出版博士論文的機會。嚴格地說，最后一項不應算在研究生的培養(yǎng)過程之中，但研究生畢業(yè)后能否找到稱心如意、學以致用的工作，博士論文能否最終得以出版，出版后能否得到學術界的認可，都是很重要的問題，與學生、導師、系和學校都有關系，直接關系到系研究生培訓項目的質量和名聲。限于篇幅，我在此只討論前面四個過程的內容，并以博士生的培養(yǎng)過程為主。

一、申請與錄取

在美國申請讀史學研究生，手續(xù)和過程要比國內簡單。除GRE外，無需經過其他形式的全國性考試。選擇專業(yè)和學校的自由度也比較大，只要不惜報名費，一個人可同時申請多所大學。按時將要求的材料寄達學校，申請過程就算完成。近年來網絡的發(fā)展更加簡化了申請手續(xù)。申請材料包括申請表、本科學歷的成績單、碩士學歷證書和成績單、GRE成績和推薦信（3封）。母語不是英語的外國人要寄TOEFL成績。個別學校要求附上寫作樣本。與國內報考研究生相比，申請材料要多一些，但這些材料可從不同的角度反映申請人的教育經歷、專業(yè)基礎、綜合素質和接受深造的潛力。

申請材料到齊后，先經研究生院初審，合格者轉至歷史系，由歷史系的錄取委員會來做錄取決定。錄取委員會由本系教授輪流組成，其職責是負責閱讀每位申請人的材料，逐個討論，決定一個初步錄取的名單。錄取決定以集體討論的方式做出，不存在一個人說了算的情況。如遇有爭議的人選，則通過投票來裁決。初步錄取名單確定之后，有的學校會邀請申請人到學校面試，然后再做出正式錄取的決定。接到錄取通知后，申請人有2－4個星期的時間決定是否接受錄取。

在研究領域和研究題目上，與20世紀八九十年代相比，有了更大的拓展。傳統(tǒng)熱點，如莎士比亞、喬叟、《貝奧武甫》、斯賓塞、馬洛等，得到了持續(xù)的和更加全面的關注;與此同時，其他作家作品的研究繼續(xù)開拓深入。大概由于新歷史主義和文化研究的影響，從前少有人問津的莎士比亞歷史劇變得格外“吃香”。不僅相關論文集中出現②，而且莎翁歷史劇成為2006年清華大學“莎士比亞與政治哲學”通識課的教材(趙曉力、吳飛，《國文》，2006，4)。中世紀英國文學研究更加全面深入。不唯《坎特伯雷故事》，而且喬叟的其余作品;不唯喬叟(沈弘，《文評》，2009，3)，而且其他中古英語文學作品(陳才宇，《浙江大學學報》社科版，2003，1;《安徽大學學報》哲社版，2007，5)，如《高文爵士與綠色騎士》③、《忍耐》、《凈潔》(劉乃銀，《文研》，2004，6;《論叢》第7輯)、《珍珠》(王繼輝，《國文》，2004，1)、《克蕾絲德的遺言》等;不唯《貝奧武甫》(王繼輝，《外文》，2002，5;《文研》，2003，1)，而且其他古英語作品，如《十字架之夢》(肖明翰，《文研》，2011，3)等都有專文討論(參見楊開泛)。許多文章都可圈可點，如陳才宇的執(zhí)著，劉乃銀的溫和，沈弘的敏銳，王繼輝的沉著，肖明翰的迅捷，等等。斯賓塞方面，除了《仙后》(胡家?guī)n，《歐美文學論叢》第2輯;劉立輝，《文評》，2006，3;《文研》，2007，3)等詩作外，鮮為人知的散文作品《愛爾蘭之現狀》中的民族意識也被提請注意(李成堅，《文評》，2011，2)。馬洛方面，除了常見的關于戲劇和詩歌的作品研究外，鄧亞雄綜述了國外的馬洛研究(《四川外語學院學報》，2006，2)，馮偉探討了馬洛的傳記建構問題(《國文》，2010，4)。在文藝復興時期詩歌方面④，胡家?guī)n的園林詩歌研究(《國文》，2002，4;2004，3;2006，2;《外語與外語教學》，2006，1;《天津外國語學院學報》，2007，6等)、蔣顯睸的小史詩研究(《論叢》第9輯;《國文》，2010，2)、朱賓忠的愛情詩研究(《文研》，2002，2)、趙元為西方文論關鍵詞系列撰寫的“十四行詩”(《外文》，2010，5)都是引人注目的成果。其中，胡家?guī)n的文章論及了像蓋斯科因、西爾維斯特、蘭多爾夫、沃勒、考利等多位相當重要但幾乎無人討論的文藝復興時期英國詩人，具有填補空白、開啟來者的意義。在文藝復興時期戲劇方面，涉及的廣度和深度都有所增加:趙亞麟粗線條勾勒了莎翁與同時代劇作家的關系(《貴州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2004，3)，基德《西班牙悲劇》(程倩，《解放軍藝術學院學報》，2007，2;耿幼壯，《文評》，2005，3)、韋伯斯特《瑪爾菲公爵夫人》、博蒙特和弗萊徹《少女的悲劇》(龔蓉，《文評》，2008，2;2011，1)、托馬斯•海伍德的《倫敦四學徒》(郝田虎，《文研》，2008，1)等得到重點關注。其中，耿幼壯總結了伊麗莎白時期復仇劇興盛的原因，以《西班牙悲劇》為例分析了復雜的復仇觀，指出死亡問題與復仇、正義相比，是復仇劇更為內在的主題。這篇論文實際上回應了張隆溪20世紀80年代關于悲劇和死亡的文章(《中國社會科學》，1982，3)，是接著講的。

由于劉建軍等人的努力，學界對于歐洲中世紀文學的認識更清醒、更自覺、更明確了。劉建軍《歐洲中世紀文化與文學述評》一文從宏觀角度確立了對中世紀的再認識(《文研》，2003，1)。李曉衛(wèi)則從文化根源和文學表現兩方面，追溯了歐洲中世紀文學與古希臘羅馬文學的內在聯系(《文研》，2003，6)。在中世紀的歐洲，不僅希臘和希伯來傳統(tǒng)，還有多種古代文化要素碰撞融合;歐洲中世紀文學不僅具有過渡性質，而且為后來的歐洲文學發(fā)展奠定了基礎(劉建軍，《文評》，2010，4)。文藝復興運動是在中世紀基督教文化基礎上發(fā)展起來的，文藝復興文學表現了基督教文化影響下所形成的人文主義思想(劉建軍，《文研》，2007，5)。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學界逐漸就歐洲中世紀文化、文學、歷史、宗教等的豐富性和復雜性達成共識，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黑暗時代”的簡單片面說法日漸銷聲匿跡。應該說，學界對于歐洲中世紀———包括英國中世紀文學和文化—的重新發(fā)現是新時期的基本成就之一。旅美學者李耀宗在臺北出版的力作《諸神的黎明與歐洲詩歌的新開始:噢西坦抒情詩》可以說代表著中華學人目前在歐洲中世紀文學研究領域的最高成就。研究方法更加多樣化。除了馬克思主義、文本細讀、新歷史主義、女性主義、比較文學、巴赫金等比較熟悉的方法外，文化唯物主義(與新歷史主義相類而不同;許勤超，《國文》，2010，4)、文學達爾文主義(王麗莉，《外文》，2009，1)、后殖民主義(段方，《文研》，2005，2)、手稿研究(郝田虎，《國文》，2010，2;《江西社會科學》，2011，7)⑤等理論方法也得到(進一步)介紹。倫理學視角開始重新得到重視(如顏學軍，《文研》，2006，1;羅益民，《西南大學學報》社科版，2007，1)。⑥其中，比較突出的是新歷史主義。經過20世紀90年代的介紹消化，更多的中國學者能夠更為熟練地運用該方法開展研究，研究對象也不局限于莎士比亞(如胡鵬，《文評》，2011，2)，也包括文藝復興時期戲劇(如龔蓉)等。而新歷史主義與文化研究相結合，帶來普遍的對于文學中政治議題的格外關注。例如，程朝翔的兩篇文章(《國文》，2005，2;《文研》，2005，2)聯系現實，深入淺出地討論了戰(zhàn)爭對莎劇(如《亨利五世》)和作為文化符號的莎士比亞的利用，對認識文學的本質富有啟發(fā)意義。沈弘(《文評》，2009，3)和郝田虎(《外文》，2008，2)的文章探討了早期英國文學的寫作方法問題:大量存在的模仿和借用是“剽竊”還是“札記式寫作”。

在研究載體上，這一時段的顯著特點是專著的猛增。單就莎士比亞而言，根據筆者的統(tǒng)計，1978—2011年中國內地和香港共出版專著(包括論文集，但不包括譯著、文學史、選本、傳記、辭典等)約一百部，其中1978—1989和1990—2000兩個時段數量差不多，都是20余部，而新世紀十年的專著數量即占整個新時期的一半還多。施咸榮在《莎士比亞和他的戲劇》(1981)的結尾說:“除大學教材和報刊上發(fā)表的論文外，研究、評論莎士比亞的專著還不多。”30年間，增長了近百倍，不可謂不迅速。在除了莎士比亞的文藝復興英國文學方面，20世紀七八十年代各有一部專著(王佐良和楊周翰)，20世紀90年代這方面的著作也不多，主要收獲是文學史。進入新世紀，這一領域的專著才逐漸多起來，主要有:胡家?guī)n，《歷史的星空》(2001)、《文藝復興時期英國詩歌與園林傳統(tǒng)》(2008);沈弘，《彌爾頓的撒旦與英國文學傳統(tǒng)》(2010)等。在中世紀英國文學方面，臺灣1983年就出版了顏元叔的著作《英國文學:中古時期》，1990年以前大陸幾乎沒有專著。1990年以后，除了鮑屢平《喬叟詩篇研究》(1990)和王繼輝《古英語和中國中古文學中的王權理念:〈貝奧武甫〉與〈宣和遺事〉比較研究》(1996)等之外，主要還有:李賦寧的《英國文學論述文集》(1997);陳才宇的《英國古代詩歌》(1994)、《古英語與中古英語文學通論》(2007);陸揚的《歐洲中世紀詩學》(2000);肖明翰的《英語文學之父———杰弗里•喬叟》(2005)、《英語文學傳統(tǒng)之形成:中世紀英語文學研究》(2009);劉建軍的《歐洲中世紀文學論稿:從公元5世紀到13世紀末》(2010);丁建寧，《超越的可能:作為知識分子的喬叟》(2010);劉進，《喬叟夢幻詩研究:權威與經驗之對話》(2011)等。文學史方面最重要的是李賦寧、何其莘主編的《英國中古時期文學史》2006年出版。這些沉甸甸的收獲中有不少英文書，尤其是博士論文。英文著作的好處是與國外學術界交流方便，但也會限制讀者數量，減少影響力，使得本來就小眾化的早期英國文學研究(莎士比亞除外)更加成為少數專家學者的智力游戲。而學者之間的對話互動大大促進了學術進步，例如，孟憲強認真對待從叢“哈姆萊特并非人文主義者”的質疑和批評(《河北大學學報》哲社版，1989，1;《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2001，5)，在《三色堇:〈哈姆萊特〉解讀》(2007)中花大力氣重寫了“哈姆萊特與蒙田之比較研究”一章，使得內容更加豐富充實。在譯著方面，黃杲睺1998年首次出版、后來在海峽兩岸多次重印的詩體譯本《坎特伯雷故事》多為學者征引，大有代替方重早年散文譯本的勢頭。20世紀90年代的中世紀英國文學重要譯本包括馮象譯《貝奧武甫:古英語史詩》(1992)和吳芬譯《特洛勒斯與克麗西德》(1999)等。沈弘和陳才宇是中世紀英國文學的主要譯者。沈弘厚積薄發(fā)，譯作除《農夫皮爾斯》(1999)外，還有:伯羅《中世紀作家和作品:中古英語文學及其背景(1100—1500)》(2007)、《中世紀英國:征服與同化》(2007)和《英國中世紀詩歌選集》(2009)。

其中最后一部尤其值得重視，譯文像此前的《農夫皮爾斯》一樣，節(jié)奏整齊，措辭講究，忠實典雅，清新可誦，有的篇目還填補了空白，如《珍珠》，但因為在臺北出版，大陸這邊少有人知。而沈弘精心選擇了二手文獻伯羅進行翻譯，是中世紀文學研究基礎建設的一部分，大有乃師楊周翰、李賦寧之風。陳才宇譯作主要有:《英國民間謠曲選》(1989)、《貝奧武甫:英格蘭史詩》(1999)、《英國早期文學經典文本》(2007)、《亞瑟王之死》(2008)。在文藝復興時期文學方面，莎士比亞當然譯者輩出，莎翁中譯研究甚至成為一個相當重要的“次領域”，近年來這方面的專著就有四部(桂揚清等)。王佐良主編的《英國詩選》(1988)有一些早期英國詩歌的譯文。除培根外，曹明倫還翻譯了伊麗莎白時期三大十四行詩集:莎士比亞(1995，2008)、錫德尼(2008)和斯賓塞(1998，2008)。高黎平、林少晶也譯了莎士比亞、錫德尼和斯賓塞的十四行詩集(2011)。胡家?guī)n是斯賓塞詩歌的重要譯者，除了早已面世的《斯賓塞詩選》(1997)外，一直致力于翻譯令梁實秋望而生畏、終于抱憾沒有嘗試(序言:2)的《仙后》。梁實秋譯有三卷本《英國文學選》(1985)與他的《英國文學史》配套，其中，前兩卷是早期英國文學作品的選譯。除了散文和詩歌外，梁實秋選譯了從中世紀到18世紀的8部戲劇，選目精當，加上他翻譯的莎士比亞全集，獨自一人的工作大體反映了英國戲劇的發(fā)展歷程。但文藝復興時期英國文學的翻譯還有許多處女地有待開墾，戲劇如瓊森、博蒙特和弗萊徹、麥辛哲、韋伯斯特等，詩歌如懷亞特、薩里伯爵、伊麗莎白一世、丹尼爾、德雷頓、坎庇恩、巴恩菲爾德、羅思夫人等的大部分或全部篇什，散文如錫德尼《阿卡狄亞》、雷利《世界史》、各種游記等，許多精彩的作品有待有心人睻譯，以廣流布。

由于《外國文學研究》2005年起被A＆HCI收錄，英文論文的發(fā)表成為必須，其中一些是關于早期英國文學的，包括中國學者的文章(楊林貴，2006，1)，也包括韓國學者(艾斯托克，2008，5)和西方學者(韋爾思，2006，1;布魯克斯，2006，1)的文章?；蛟S我們可以考慮像臺灣《淡江評論》那樣，推出全英文的常規(guī)學術期刊。一些書評對國內外新書的評介為國內學界提供了信息和指引。例子包括胡雅玲評芝加哥大學出版社《伊麗莎白一世翻譯文稿》(《文研》，2010，5)、王麗莉評格林布拉特《塵世間的莎士比亞》(《外文》，2006，5)等。許多期刊不重視學術性書評的現狀有待改變。各種學術會議的舉行逐漸常態(tài)化，早期英國文學中最有號召力的依然是永不落幕的莎士比亞。譬如，2004年，復旦大學主辦了“莎士比亞與中國”全國研討會;2008年，武漢大學又一次主辦了莎士比亞國際學術研討會(第一次是在1993年)。外國訪問教授對中國學生博士論文的指點已成為常態(tài):康奈爾大學CarolKaske教授幫助了劉睼銀的博士論文，哥倫比亞大學AnneLakePrescott教授幫助了劉立輝的博士論文，等等。近年來，ThomasRendall教授任職于北大英語系，開設喬叟和但丁課程?！把笙壬焙汀把髮W者”對中國早期英國文學教學和研究的貢獻值得做專題探討，應該把他們和晚清至民國的傳教士區(qū)別開來。在博士生培養(yǎng)方面，從沈弘1989年從北京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算起，我們目前至少培養(yǎng)了10位中世紀英國文學博士，分別畢業(yè)于北京大學(三位，李賦寧指導)、華東師范大學(四位)、湖南師范大學、上海外國語大學和首都師范大學(以上各一位)。其中六篇都是以喬叟為題目的。而文藝復興時期英國文學的博士更多，僅北京大學培養(yǎng)的就超過十位，有辜正坤(1990)、程朝翔(1992)、黃必康(1998)等?！队⒚牢膶W論叢》第15輯的專欄“學者筆談”系中世紀英國詩歌專題，由劉乃銀及其門生撰寫的三篇論文組成。1978年以來的30余年中，有關莎士比亞的專欄或專輯屢見不鮮，而有關中世紀英國文學的專欄大概這是僅有的一次。綿延八百年的中世紀英國文學理應得到人們更多的重視，被埋沒的明珠終將煥發(fā)出奪目的光彩。

在論及早期英國文學研究時，人們往往歡呼論文數量的增長，以此作為發(fā)展繁榮的標志。這種認識有它的道理，但對數量增長也要辯證地看。在中世紀英國文學研究領域，實際情況是，老一代學者的論文產出大都不算多，這大約是因為該領域研究需要長期鉆研和深厚的語文學基礎，李賦寧厚積薄發(fā)的榜樣可能也起了作用。與此相對照，肖明翰2000年以前是研究福克納的，新世紀以來穿越廣袤時空“闖入”該領域，效果上卻似乎一鳴驚人，后來居上。截至2011年，肖明翰已經發(fā)表了28篇論文，而且大都發(fā)表在《文評》等四大刊物上。這一鮮明對比如何解釋?是他天才的發(fā)揮和超發(fā)揮?是他的孜孜不倦，勤奮努力?是學術期刊對于少有人耕耘的中世紀英國文學園地的偏愛?好像全都是，又全都不是。筆者認為，肖明翰多產的一個重要原因恰恰是他作為異乎尋常的“闖入者”，語文學基礎不夠好。他自己承認:他不怎么懂古英語、古法語和拉丁語，中古英語也比較差(上冊，前言:7);他的古英語文學研究論文中，一再注明他參照了多種現代英語譯本。應該說，肖明翰是一個誠實的學者，因為他的誠實和勤勉，他是值得尊重的。行文至此，筆者禁不住想起英美學界另一位異乎尋常的“闖入者”:馬丁•貝爾納教授，《黑色雅典娜》的作者。貝爾納因為他飽受爭議的巨著《黑色雅典娜》早已名滿天下，但許多人可能不知道，他本來是中國學家，劍橋大學漢學博士，曾在北京大學學習漢語，研究中國早期社會主義思潮和中國政治，20世紀70年代中期才轉移了興趣，“跨界”從事古希臘文明起源研究。表面上看，肖明翰和貝爾納都是在學術成熟期突然轉入一個完全陌生的領域，而后取得出人意料的成功;但他們有一點重要的不同:貝爾納是語言天才，為了《黑色雅典娜》項目，他掌握了古希臘語、希伯來語、古埃及語等許多種地中海東部地區(qū)的古代語言，三卷《黑色雅典娜》花了他整整三十年時間!把肖明翰和貝爾納相比也許并不恰當，筆者這樣做無意貶抑肖本人或他的成果，目的只是為了提醒大家:早期英國文學研究，尤其是中世紀，門檻是比較高的，需要專門的語文學訓練做基礎，這就是為什么李賦寧一篇介紹中世紀英國文學的文章(《外文》，1998，5)大部分時間卻在講英語史，需要熱情勇敢的學人舍得坐冷板凳。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句空。

同博士生教育的成本與榮譽相適應的是，它的質量不僅關涉國家人才培養(yǎng)的整體質量，而且直接影響國家創(chuàng)新能力的提升與民族文化的傳承，以及與之相關的學術聲譽與民族形象，非同小可。在西方，博士生的質量屬于高等教育的金字招牌，層層把關，在我國卻越來越隨便，每況愈下。就基礎學科特別是人文學科的博士生來說，主要表現在以下6個方面：

1、片面追求“研究型大學”的卡耐基指數，拼命擴招，因而濫招，只圖數量，不講質量，搞博士生教育的“”。

2、學生的入學動機不純，為求真求創(chuàng)新而來的博士生只占少數，以拿學位當謀職跳板者居多，爭相兼課、打工甚至編書，拼命掙錢，來去匆匆，還不乏官員與富翁的“鍍金”，專心向學的博士生反而屈指可數。

3、不知道怎樣寫論文，文句不通，詞不達意，通篇錯字、造字也不少，顯得很不干凈，尤其是人文學科的博士生，有的國文基礎還不如一個像樣的中學畢業(yè)生，匪夷所思。文章的結構也殘缺不全，既沒有導論，也沒有結論。

4、從選題到資料，再到論證過程，都缺乏創(chuàng)新的價值與學術貢獻，常見炒剩飯的多，無病呻吟，無的放矢，不是站在當代學術論壇的平臺上參與學術對話，問題意識普遍欠缺，既不重視也不敢對與本專題有關的學術史作出認真的清理與交代，往往三言兩語打發(fā)了事。如果一篇博士論文的選題、資料，論證過程這三大要素都了無新意，撰寫的必要性就應當受到置疑。

5、小偷小摸比較盛行，轉引他人論著中的歷史資料、論證過程、論證方法與論點都不注明出處，或注得不準確、不全面；大段小段地抄錄他人論著的資料、數據、乃至論證過程與論點時，不作任何說明，旁若無人。更為常見的是盡量不看甚至完全不看原始資料，從別人的論著中把資料抄來，把轉引當作直引。還有的將他人提交學術研討會公開交流卻未曾在報刊發(fā)表的論文據為己有，鵲巢鳩占，頂多在標題與段落上做點文章。

[摘要]目前世界范圍內，制度改革已經成為大學改革的主旋律。與過去單一因素主導的大學制度改革模式相比，今天的大學制度改革更多的由多種因素綜合決定。除此之外，大學制度改革模式還呈現出了從單一化到多樣化，從依附到自主，從消極到積極的發(fā)展趨勢。

[關鍵詞]大學制度；制度改革；改革模式

大學制度改革是近年來高等教育改革中最為核心的部分。縱觀紛繁復雜的大學制度改革，有哪些一般性的東西值得我們注意呢?又有哪些發(fā)展趨勢值得我們關注呢?

一、目前世界范圍內制度改革已經成為大學改革的主旋律

檢閱現有高等教育文獻，可以發(fā)現，20世紀80年代以來，“大學制度”開始成為高等教育研究中出現頻率最高的關鍵詞之一。在大學發(fā)展的漫長歷史進程中，大學制度問題并非一直是大學發(fā)展中的重點。相反，相當長的時期內，大學制度本身并不成其為問題。早期對于大學的研究甚至很難上升到組織層面，而是更多地局限于“機構”內部一些細枝末節(jié)的問題。當然，這種現象的存在并非高等教育研究所獨有。整個人文社會科學界對于制度的關注也只是晚近的事情。以今天人文社會科學中的顯學——經濟學為例，其早期的研究通常以為土地、能源等是經濟發(fā)展的根本決定因素，其后人力資本的盛行，使人們開始重視教育在經濟發(fā)展中的重要作用。直到1973年諾斯在《西方世界的興起》一書中才鄭重指出：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一個有效率的經濟組織在西歐的發(fā)展是西方世界興起的真正原因所在。此后，經濟學研究才開始重視制度對經濟發(fā)展的重要作用。諾斯之后，以科斯、德姆塞茲等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得到了快速發(fā)展。目前“制度分析”已成為整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重要分析框架。以至于在今天“制度”本身已經成為一種“主義”，即所謂新制度主義。

眾所周知，世界范圍內大規(guī)模的高等教育研究興起于二戰(zhàn)以后，至今不過半個多世紀。在這半個多世紀的時間里，伴隨著高等教育的大發(fā)展，高等教育研究也獲得了快速的發(fā)展，并迅速地成長為一個新興的多學科研究領域?；仡欉@幾十年來的高等教育研究史，可以發(fā)現高等教育的改革實踐與高等教育研究的關注點之間存在著驚人的一致性。首先以國內為例，在我國，高等教育研究興起于20世紀80年代。隨著學科“草創(chuàng)”的結束，高等教育研究中問題意識日益明顯。20世紀90年代以來，伴隨著新制度主義思潮的盛行，高等教育研究中關于制度的討論開始逐漸成為一種不可阻擋的風氣。通過中國期刊網進行檢索可以發(fā)現，從1994年起(部分刊物回溯至創(chuàng)刊)截止到2005年底，以“大學制度”為檢索詞檢索“篇名”可得相關文獻607篇，以“現代大學制度”進行檢索可得138篇，以“教育制度”進行檢索可得相關文獻2146篇，以“高等教育制度”進行檢索可得327篇，以學校制度進行檢索可得635篇，以“現代學校制度”進行檢索可得86篇。如果不以“篇名”而以“關鍵詞”進行相關檢索，相關文獻還會更多。除此之外，這一時期尤其是近幾年里還產生了大量與此相關的碩博士論文與專著。僅博士論文就有很多。如高桂娟的博士論文《現代大學制度演進的文化邏輯》(華中科技大學，2003)，張俊宗的博士論文《現代大學制度：高等教育改革與發(fā)展的制度回應》(華中科技大學，2003)，馬廷奇的博士論文《大學的組織變革與制度創(chuàng)新》(華中科技大學，2004)，胡赤弟的博士論文《教育產權與現代大學制度構造的相關性》(廈門大學，2004)，崔玉平的博士論文《高等教育制度創(chuàng)新的經濟學分析》(北京師范大學，1997)，王建華的博士論文《第三部門視野中的現代大學制度》(廈門大學，2005)等。與這種研究的熱潮相對應，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高等教育改革的實踐也始終是圍繞著大學制度改革在進行。從早期高等教育與市場經濟關系的討論到后來高等教育體制改革的初步完成；從條塊分割的取消到高校大合并的啟動；從《高等教育法》的出臺到《民辦教育促進法》的誕生；從早期的“211工程”到今天的“985計劃”等等，可以說大學制度改革一直是我國高等教育改革的主旋律。

[摘要]目前世界范圍內，制度改革已經成為大學改革的主旋律。與過去單一因素主導的大學制度改革模式相比，今天的大學制度改革更多的由多種因素綜合決定。除此之外，大學制度改革模式還呈現出了從單一化到多樣化，從依附到自主，從消極到積極的發(fā)展趨勢。

[關鍵詞]大學制度；制度改革；改革模式

大學制度改革是近年來高等教育改革中最為核心的部分?？v觀紛繁復雜的大學制度改革，有哪些一般性的東西值得我們注意呢?又有哪些發(fā)展趨勢值得我們關注呢?

一、目前世界范圍內制度改革已經成為大學改革的主旋律

檢閱現有高等教育文獻，可以發(fā)現，20世紀80年代以來，“大學制度”開始成為高等教育研究中出現頻率最高的關鍵詞之一。在大學發(fā)展的漫長歷史進程中，大學制度問題并非一直是大學發(fā)展中的重點。相反，相當長的時期內，大學制度本身并不成其為問題。早期對于大學的研究甚至很難上升到組織層面，而是更多地局限于“機構”內部一些細枝末節(jié)的問題。當然，這種現象的存在并非高等教育研究所獨有。整個人文社會科學界對于制度的關注也只是晚近的事情。以今天人文社會科學中的顯學——經濟學為例，其早期的研究通常以為土地、能源等是經濟發(fā)展的根本決定因素，其后人力資本的盛行，使人們開始重視教育在經濟發(fā)展中的重要作用。直到1973年諾斯在《西方世界的興起》一書中才鄭重指出：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一個有效率的經濟組織在西歐的發(fā)展是西方世界興起的真正原因所在。此后，經濟學研究才開始重視制度對經濟發(fā)展的重要作用。諾斯之后，以科斯、德姆塞茲等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得到了快速發(fā)展。目前“制度分析”已成為整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重要分析框架。以至于在今天“制度”本身已經成為一種“主義”，即所謂新制度主義。

眾所周知，世界范圍內大規(guī)模的高等教育研究興起于二戰(zhàn)以后，至今不過半個多世紀。在這半個多世紀的時間里，伴隨著高等教育的大發(fā)展，高等教育研究也獲得了快速的發(fā)展，并迅速地成長為一個新興的多學科研究領域?；仡欉@幾十年來的高等教育研究史，可以發(fā)現高等教育的改革實踐與高等教育研究的關注點之間存在著驚人的一致性。首先以國內為例，在我國，高等教育研究興起于20世紀80年代。隨著學科“草創(chuàng)”的結束，高等教育研究中問題意識日益明顯。20世紀90年代以來，伴隨著新制度主義思潮的盛行，高等教育研究中關于制度的討論開始逐漸成為一種不可阻擋的風氣。通過中國期刊網進行檢索可以發(fā)現，從1994年起(部分刊物回溯至創(chuàng)刊)截止到2005年底，以“大學制度”為檢索詞檢索“篇名”可得相關文獻607篇，以“現代大學制度”進行檢索可得138篇，以“教育制度”進行檢索可得相關文獻2146篇，以“高等教育制度”進行檢索可得327篇，以學校制度進行檢索可得635篇，以“現代學校制度”進行檢索可得86篇。如果不以“篇名”而以“關鍵詞”進行相關檢索，相關文獻還會更多。除此之外，這一時期尤其是近幾年里還產生了大量與此相關的碩博士論文與專著。僅博士論文就有很多。如高桂娟的博士論文《現代大學制度演進的文化邏輯》(華中科技大學，2003)，張俊宗的博士論文《現代大學制度：高等教育改革與發(fā)展的制度回應》(華中科技大學，2003)，馬廷奇的博士論文《大學的組織變革與制度創(chuàng)新》(華中科技大學，2004)，胡赤弟的博士論文《教育產權與現代大學制度構造的相關性》(廈門大學，2004)，崔玉平的博士論文《高等教育制度創(chuàng)新的經濟學分析》(北京師范大學，1997)，王建華的博士論文《第三部門視野中的現代大學制度》(廈門大學，2005)等。與這種研究的熱潮相對應，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高等教育改革的實踐也始終是圍繞著大學制度改革在進行。從早期高等教育與市場經濟關系的討論到后來高等教育體制改革的初步完成；從條塊分割的取消到高校大合并的啟動；從《高等教育法》的出臺到《民辦教育促進法》的誕生；從早期的“211工程”到今天的“985計劃”等等，可以說大學制度改革一直是我國高等教育改革的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