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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作者的文章《"選精"、"集粹"與"宋代江南農業(yè)革命"--對傳統(tǒng)經濟史研究方法的檢討》在本刊2000年第1期上刊出后，引起了各方面的反響。作者將國內外學者提出的主要問題，在此集中作答，并對如何改進經濟史的研究方法進一步闡發(fā)了自己的看法。本文所討論的問題大體可分為兩類：第一類涉及對一些重要理論概念的理解，這些概念包括近代以前中國的"經濟革命"、宋代江南的農業(yè)變化與農業(yè)勞動生產率、經濟史上的技術進步及其與經濟變化的關系等；第二類則主要是經濟史研究中各種主要的方法及其運用，這些方法包括歷史學方法、經濟學方法、其他學科的方法，以及各種方法之間的關系。作者認為，史學家只有敞開胸懷，努力向其他學科學習，不斷改進研究方法，才能使歷史學在今天所面臨的挑戰(zhàn)面前立于不敗之地。

【關鍵詞】經濟革命/農業(yè)革命/歷史學方法/經濟學方法

拙文《"選精"、"集粹"與"宋代江南農業(yè)革命"--對傳統(tǒng)經濟史研究方法的檢討》（以下簡稱《檢討》）在《中國社會科學》2000年第1期上刊出后，不少同行通過口頭和信件，就文中所談到的問題與我切磋交流。特別要一提的是，去年6月和9月在東京和臺北，與拙文所涉及的三位主要學者--斯波義信、伊懋可(MarkElvin)和梁庚堯先生--就此進行了深入的討論，爾后他們還分別來信進一步闡述其看法（注：斯波義信、梁庚堯、伊懋可先生分別于2000年7月8、24、28日來信（其中伊氏長信實際上就是一篇小型論文）。在會談和來信中。他們對拙文提出的觀點，或持異議，或予贊同，或加以補充。與梁庚堯先生面談時，我建議他對拙文的意見寫出發(fā)表，以供討論。后來他寫成《宋代太湖平原農業(yè)生產問題的再檢討》一文，刊于《臺大文史哲學報》第54期（2001年5月出版）。對于他們的積極回應，特致謝忱。）。這些回應表明中國經濟史研究方法的改進問題，確已提到日程上。為了把拙文引發(fā)的討論進一步引向深入，茲將國內外學者提出的主要問題，在此集中作一回復。這些問題可以大略地分為兩類：第一類涉及對一些重要理論概念的理解，第二類集中于經濟史研究中的一些具體方法的運用。本文把二者都作為研究方法來討論。至于這樣做的原因，則還要從"什么是經濟史"談起。

對于"什么是經濟史"，向來有不同的說法。吳承明認為經濟史是"過去的、我們還不認識或認識不清楚的經濟實踐（如果已經認識清楚就不要去研究了）"（注：吳承明：《經濟學理論與經濟史研究》，《經濟研究》1995年第4期。）。?？怂?JohnHicks)則認為經濟史"可以看成是一個單一的過程，即一個具有可以認識其趨勢（至少到目前為止）的過程"（注：JohnHicks,ATheoryofEconomicHistory,GlarendonPress(Oxford),1969,p.7.）。由這兩個定義出發(fā)，可以得出如下結論：由于經濟史研究的對象是一個可以認識的客觀存在（盡管已經過去了），所以經濟史研究也是科學。既然是科學，當然也就要使用科學的研究方法。所謂方法，依照吳氏的解釋，就是一種幫助我們認識客觀對象的視角，或者說是一種思路。在歷史研究中，不僅各種具體研究手段，而且一切理論，都應視為方法（注：以上參閱吳承明《經濟學理論與經濟史研究》；同氏《中國經濟史研究的方法論問題》，《中國經濟史研究》1992年第1期。吳氏指出：這些方法，英語常稱approach，原意"接近"，即如何進入本題，或譯"思路"。吳氏還指出："馬克思的世界觀和歷史觀，即歷史唯物主義，是我們研究歷史的最高層次的指導，但它也只是一種方法。"）。本文把重要的理論概念與具體的研究方法都作為方法來討論，其道理就在于此。

一、一些重要理論概念的辨析

在對《檢討》的批評意見中，有頗大部分實際上出于對一些重要概念理解的歧異。因此只有首先澄清有關概念，相互對話才有基礎。有的學者批評《檢討》的討論是從概念出發(fā)，其實這正是本文所要大力強調的。經濟史研究的是過去的經濟事實（即過去的經濟實踐），而"經濟事實的領域首先就是由經濟行為的概念所限定的那個領域"（注：熊彼特：《經濟發(fā)展理論》，商務印書館1991年版，第6頁。）。不對有關概念作出明確的界定，就連所要討論問題究竟是否屬于經濟史研究范圍都無法確定，遑論進行深入的研究（注：不重視對概念的討論，這是傳統(tǒng)史學的不足之處，正如德國史家伯倫漢所言："史家本身對于史學之基本概念，既少所從事，其對外之觀瞻，乃模糊不明，其他科學于是紛紛侵越史學之界限，視史學為語言學有之，視之為自然科學者亦有之，欲將史學視為政治學之工具者有之，視之為社會學之旁支者亦有之。"見伯倫漢《史學方法論》，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年版，第62頁。）。下面將就學者們對《檢討》議論最多的幾個重要概念及相關問題，作一討論。

（一）近代以前中國的"經濟革命"

《檢討》否認有"宋代經濟革命"，一些學者對此表示不能同意，主要原因就在于他們對"經濟革命"的理解與我不同（注：有些學者雖未使用"經濟革命"一詞，但他們對于宋代江南經濟發(fā)生的變化的總體看法，實際上與持"宋代經濟革命"說者（如伊懋可）并無多少差別。）。要更全面地理解這個概念，應依次弄清以下問題：(1)什么是"經濟革命"？(2)"經濟革命"的類型有哪些？(3)經濟革命的主要特征是什么？(4)什么是中國歷史上的"經濟革命"？

1.對"經濟革命"下一準確的定義并非易事。其主要原因之一，即如布羅代爾在討論"工業(yè)革命"的定義時所指出的那樣，乃是因歷史學家濫用"革命"一詞所致（注：布羅代爾原話為："人們往往責怪歷史學家濫用’革命’一詞。"見費爾南•布羅代爾《世界的時間》，見《15-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第3卷，三聯(lián)書店1993年版，第622頁。）。由于這種濫用，所以各位學者心中的"經濟革命"往往有頗大差異。

"經濟革命"的概念，實際上源于英國工業(yè)革命，指的是"由生產力低下、經濟增長速度停滯不前的、傳統(tǒng)的、工業(yè)化前經濟，向人均產量和生活水平相對提高、經濟保持持續(xù)增長的現(xiàn)代工業(yè)化發(fā)展的轉變過程"（注：參閱卡洛•奇波拉主編《歐洲經濟史》第4卷上冊《工業(yè)社會的興起》第3章《英國工業(yè)革命》（迪恩執(zhí)筆），商務印書館1989年版，第131頁。）。簡言之，是經濟成長方式的巨大轉變?；谶@種認識，我在《檢討》中將"經濟革命"解釋為"一個社會的經濟成長方式的重大變化"，而非局部的和具體的經濟變化。因此如果真有"宋代經濟革命"的話，那么一定是宋代的經濟成長方式發(fā)生了重大變化。宋代江南盡管在農業(yè)、工業(yè)、商業(yè)、市場、城市化等方面都有頗大的進步，但是除非能夠證明經濟成長方式發(fā)生了重大變化，否則并不能說出現(xiàn)了"經濟革命"。

2.關于歷史上的經濟成長方式的主要種類和變化，費維凱(AlbertFeuerwerker)從理論上作了總結。他認為歷史上的經濟成長方式，主要有"廣泛性成長"(extensivegrowth)、"斯密型成長"(theSmithianGrowth)和"庫茲涅茨型成長"(growthalaKuznetz或theKunznetsianGrowth)三種。第一種方式是近代以前主要的經濟成長方式，第二種方式發(fā)生在工業(yè)革命以前的"近代早期"，而第三種方式則是工業(yè)革命的產物。這三種成長方式在性質上各不相同，并由不同的動力所推動。在性質方面，第一種成長只有經濟總量增加而無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第二種成長有經濟總產量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但技術變化不大；第三種成長則不僅有經濟總產量和勞動生產率的明顯而持續(xù)的提高，而且還有重大的和不斷的技術變革。在成長動力方面，第一種成長方式是外延性擴大，主要通過同類型生產單位（例如農戶）數(shù)量的增加；第二和第三種成長方式都有內涵性擴大，但第二種方式主要由勞動分工和專業(yè)化推動，而第三種方式則由技術變革和組織變革推動。就中國歷史上的情況而言，第一種方式是帝國早期的主要經濟成長方式，第二種方式出現(xiàn)于帝國中期，但到帝國晚期才得到較為充分的發(fā)展；至于第三種方式，則是到19世紀后期才在中國少數(shù)地區(qū)開始出現(xiàn)（注：AlbertFeuerwerker,PresidentialAddress:QuestionsaboutChina’sEarlyModernEconomicHistoryThatIWishICouldAnswer,inJournalofAsianStudies,Vol.51,No.4(1992)，并參閱王國斌《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局限》第一章，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據(jù)此，如果在20世紀以前中國歷史上有可能出現(xiàn)"經濟革命"的話，只會是中國的經濟成長方式由"廣泛性成長"向"斯密型成長"轉變。

3.經濟成長方式的重大變化，實質應該是由只有"量的擴大"而無"質的改進"的"增長"(growth)，向既有"量的擴大"、又有"質的改進"的"發(fā)展"(development)的轉變。因此，"質的改進"也是這一轉變的主要特征。而所謂"質的改進"，主要表現(xiàn)為建立在重大技術進步的基礎之上的勞動生產率的顯著提高（注：參閱AlbertFeuerwerker,PresidentialAddress:QuestionsaboutChina’sEarlyModernEconomicHistoryThatIWishICouldAnswer;MarkElvin,ThePatternoftheChinesePast,StanfordUniversityPress(Stanford),1973,pp.306-316;PhilipHuang,ThePeasantFamilyandRuralDevelopmentintheYangziDelta,1350-1988,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0,pp.11-13。）。因而不論是由"廣泛性成長"向"斯密型成長"轉變，還是由"斯密型成長"向"庫茲涅茨型成長"轉變，"經濟革命"都以技術的重大變革和勞動生產率的顯著提高為主要特征（注：費維凱說的在"斯密型成長"中技術變化不大，指的是這種成長方式確定下來以后不再有重大的技術變革。但他并未認為在從"廣泛性成長"向"斯密型成長"轉變時沒有重大技術變革。）。有學者指出這種說法未強調制度變革（或者說生產關系的變化）的作用，這確實是一不足（注：道格拉斯•諾斯說：工業(yè)革命由組織變革和技術變革構成，是一個"組織變革和技術進步相互影響的過程"。詳參DouglasNorth,StructureandChangeinEconomicHistory,W.W.Norton&Company(NewYork),1981,pp.158-159。因此從工業(yè)革命的情況來看，制度變革與技術變革可謂經濟革命的雙翼，缺一不可。）。然而對于經濟發(fā)展的作用來說，技術變革比制度變革的作用可能更為重要（注：按照馬克思的經濟理論，以技術變革為核心的生產力變化和以制度變革為核心的生產關系變化是經濟發(fā)展的基礎，但前者顯然居于更加主動的地位。西方主流經濟學在討論"工業(yè)革命"時，也把建立在重大技術進步的基礎之上的勞動生產率的顯著提高作為判斷經濟革命的主要標準。例如斯努克斯認為：工業(yè)革命是經濟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構成了由持續(xù)的技術變革所驅動的近代經濟成長時期和以前時期之間的分界線。在以前的時期，經濟成長主要依靠人的經驗，在真正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方面通常沒有迅速的和持續(xù)的增加。參閱GraemeDonaldSnooksed.,WastheIndustrialRevolutionNecessary?Routledge(London&NewYork),1994,p.1。）。因此《檢討》在討論有關"經濟革命"的問題時，采用的就是這種較為普遍的觀點。

"經濟革命"的另外一個主要特點，是有關轉變發(fā)生在一個相對較短的時期之內。斯努克斯(GraemeDonaldSnooks)在對工業(yè)革命進行分析時，指出"革命"的要義是發(fā)生在一個相對較短的時期內的"完全的變化"；工業(yè)革命之所以是一場經濟革命，主要是因為所涉及的技術變革發(fā)生在一個大約70年的時期之內（注：Snooks主編WastheIndustrialRevolutionNecessary?pp.5-6。）。布羅代爾的看法有所不同，他認為英國工業(yè)革命"既是一系列急劇的事件，也是一個顯然十分緩慢的過程"，是"一支樂曲在兩個音域的同時演奏"。簡言之，"工業(yè)革命至少具有雙重意義：它既是普通意義上的革命，包括肉眼可見的一系列短時段變革；它也是一個漸進的、不露聲色的、往往難以辨認的長時段過程"。但是他也強調"革命的爆發(fā)"是"長時段的潛在沖突如火山噴發(fā)一般短促而劇烈的表現(xiàn)"，并且引用朗德的話說："工業(yè)革命是總量達到了臨界狀態(tài)，從而導致革命性的爆炸"，而這個"相當具有爆炸性的年代"，大致上可從1760年算起（注：布羅代爾：《世界的時間》，第622、357、368-369、417頁。）。

此外，我還要指出：在研究"經濟革命"時，除了時間的特點外，還應當考慮空間的特點，即有關轉變應當發(fā)生在一個相對較小的地域之內。布羅代爾說：在18世紀后期的經濟發(fā)展史中，法國是其幅員的犧牲品，因為與英國相比，法國的疆域過大，使得法國各省之間交往困難，從而使得全國性的市場運轉不易（注：布羅代爾：《世界的時間》，第622、357、368-369、417頁。）。這種情況，當然也使得各種變革局限于不同地區(qū)，難以形成一種導致全面變化的"合力"。

中國歷史上倘若有"經濟革命"的話，也應當具有以上特點。伊懋可強調：雖然有許多界定"經濟革命"的方法，但這個界定應當包括在一個或多個質的方面出現(xiàn)的一個相對顯著的轉變，盡管這個"革命"如大多數(shù)經濟革命一樣有著漫長的前史、并像后來歐洲的工業(yè)革命一樣也有長期的后續(xù)發(fā)展過程（注：伊懋可2000年7月28日致李伯重信。）。同時我們也可以有把握地說，如果中國有這樣的"經濟革命"的話，它也只可能發(fā)生在非常有限的地區(qū)，而非全中國或者中國的大部分。過去那種"宋代經濟革命"說，至少在時空方面是無法成立的。

4.在中國的經濟成長方式由"廣泛性成長"向"斯密型成長"轉變的過程中，江南走在最前面。國內大多數(shù)明清經濟史學者都認為到了明代后期和清代前期，江南出現(xiàn)了"資本主義萌芽"。盡管我對"資本主義萌芽"理論持保留態(tài)度，但是也同意"資本主義萌芽"學派的一個重要觀點，即江南經濟在明代后期（大體上是嘉靖中期到崇禎初期）出現(xiàn)了一系列由商業(yè)化推動的重要的變化（注：大多數(shù)學者都同意這些變化是由于商品經濟的發(fā)展所引起的，同時又進一步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fā)展。黃宗智則將這種發(fā)展稱為是一種由商業(yè)化所驅動的經濟發(fā)展，見黃氏ThePeasantFamilyandRuralDevelopmentintheYangziDelta,1350-1988。）。商業(yè)化推動的經濟發(fā)展，正是"斯密型成長"（注：依照"資本主義萌芽"理論，由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分工和專業(yè)化為基礎，因此資本主義萌芽在江南的出現(xiàn)與發(fā)展，也體現(xiàn)了分工與專業(yè)化正在逐漸成為江南經濟發(fā)展的主要推動力量。而以分工和專業(yè)化為動力的經濟成長，就是所謂"斯密型成長"。）。"斯密型成長"的動力是勞動分工和生產專業(yè)化（包括生產過程的分工與專業(yè)化，以及生產的地域分工與專業(yè)化），而這種分工與專業(yè)化一直要到明代后期和清代前期在江南才變得比較明顯。換言之，只有到了此時，"斯密型成長"才成為江南經濟成長的主要方式。因此，如果說江南有一個"經濟革命"的話，那么應當是發(fā)生在明代后期的大約一個世紀內。

與明代后期和清代前期相比，宋代江南在商品經濟發(fā)展方面顯然還處于相當?shù)偷乃?。因此在經濟成長方式方面，宋代江南尚不可能出現(xiàn)由"廣泛性成長"向"斯密型成長"的轉變。同時，以往"宋代江南經濟革命"所列舉的那些經濟進步，發(fā)生在兩宋三百多年的時期內（如果如通常的做法那樣還要連帶上吳越國時代和元代的話，則更是長達四個半世紀）。以往的研究也無法證明宋代江南的經濟成長速度比唐代中后期或者明代后期及清代前期更快。由此而言，宋代江南是不可能出現(xiàn)"經濟革命"的。

那么，應當如何看宋代江南的經濟發(fā)展成就呢？我認為可以用布羅代爾的"兩音域"比喻，把從唐代到明代后期大約一千年中的經濟變化視為廣泛意義上的"經濟革命"（即"漸進的、不露聲色的、往往難以辨認的長時段過程"），而把明代后期和清代前期的變化視為普通意義上的"經濟革命"（即"肉眼可見的一系列短時段變革"）。由于拙文討論的是普通意義上的經濟革命，因此前者當然也不能被視為"經濟革命"。

（二）宋代江南的農業(yè)變化與農業(yè)勞動生產率

由于《檢討》主要談的是宋代江南是否有過"農業(yè)革命"的問題，因此上述關于"經濟革命"的討論也就具體落實到農業(yè)方面來。對此，伊懋可作了很好的說明。他指出：帝國中期（主要即唐宋時期）的"經濟革命"基本上是一個向一種主要存在于稻作農業(yè)中、越來越集約的農業(yè)形式的決定性轉變。在此轉變之后，這種農業(yè)形式迅速地變得不可逆轉（注：伊懋可2000年7月28日致李伯重信。）。換言之，宋代江南的"經濟革命"（如果有的話）主要就是"農業(yè)革命"，即農業(yè)生產方式從粗放向集約的決定性轉變。那么，宋代江南真的出現(xiàn)了"農業(yè)革命"嗎？

從江南農業(yè)的歷史來看，集約型農業(yè)的出現(xiàn)雖然始于唐代后期（注：李伯重：《唐代江南農業(yè)的發(fā)展》第3、4章，農業(yè)出版社1990年版。），在宋代又有頗大的進展，但是真正成江南農業(yè)的主導生產方式，卻是明代后期和清代前期的事。不僅如此，無論從農業(yè)的總產量還是從農業(yè)勞動生產率來看，這一時期江南農業(yè)發(fā)展的速度，在20世紀中期以前的一千多年中也是最快的（注：李伯重：AgriculturalDevelopmentinJiangnan,1620-1850，第5、7、8章，TheMacmillanPress(Houndmills),1998。）。因此如果說近代以前的江南出現(xiàn)過"農業(yè)革命"，那也只會出現(xiàn)在明代后期和清代前期。宋代江南農業(yè)發(fā)展確實有伊氏所言的農業(yè)生產方式從粗放向集約轉變的趨勢．不過也僅是趨勢而已。如大澤正昭、足立啟二、北田英人、濱島敦俊、游修齡等的研究從不同的方面所證實的那樣，宋代江南農業(yè)還比較粗放，集約型農業(yè)尚處于早期階段（注：見大澤正昭附圖{圖}（1986-1987年度科學研究費補助金〈一般研究C〉研究成果報告書）；游修齡《占城稻質疑》，《農業(yè)考古》1983年第1期。）。因此說江南農業(yè)此時已出現(xiàn)了生產方式從粗放向集約的決定性轉變，我認為是不能成立的。

我不同意"宋代江南農業(yè)革命"說，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否認宋代江南農業(yè)確實出現(xiàn)了一些重要變化。伊懋可將這些變化作了歸納：直至8世紀后期，在很大一個地域范圍之內，江南農業(yè)仍然部分地具有粗放的性質。到了11世紀，至少在江南的一些地區(qū)肯定已實行稻麥復種制．而其目的主要并非提高畝產量，而是更充分地利用勞動力。自10世紀后期到12世紀初期，江南農業(yè)的發(fā)展速度至少不比人口增加速度慢（注：伊氏引用斯波義信的研究成果，認為在960-1100年間，江南人口年增長率大約為1%，即在120年中人口總數(shù)增加了3.3倍。），接近于一種可稱為"革命"的速度。雖然此時江南耕地數(shù)量也有很大增加，但按照李嘉圖的地力遞減規(guī)律，新開墾耕地的質量可能比原有耕地差，因此肯定有相當重大的技術改進，才能生產出足夠的糧食來養(yǎng)活新增的人口（否則就必須大量輸入糧食，然而我們并未見到這種情況的發(fā)生）（注：伊懋可2000年7月28日致李伯重信。）。簡言之，伊氏認為宋代（自10世紀后期到12世紀初期）江南農業(yè)出現(xiàn)了相當重要的技術進步（特別是土地利用技術的進步），同時農業(yè)發(fā)展速度也頗為迅速（至少不慢于人口增加速度）。

上述變化為什么不能說是"農業(yè)革命"呢？我認為，這些變化本身表現(xiàn)了農業(yè)在許多方面的進步，但是卻不足以說明整個農業(yè)生產方式的進步。農業(yè)生產方式的進步，按照伊懋可的解釋，主要指農業(yè)生產效率的提高，而判別農業(yè)生產效率高低的標準至少有以下5個：投入農業(yè)的能量（主要是在人、畜工作中，但也體現(xiàn)為肥料與燃料）與農業(yè)生產出來的能量（食物與飼料）之間的比例；用貨幣計算的經濟成本與經濟回報之間的比例；單位耕地每茬（如果是一年多熟的話，那么應當是每年）的糧食（以及其他作物）的產量；種子與收獲的比例；每個工作者單位時間（每小時或者每日）的產量。這些標準都可以適用于不同的經濟體系，但在不同經濟體系下并非按照同樣的順序排列。同時，在這些不同類型的效率之間還存在著多種平衡方式。在一個商業(yè)化的經濟中，采用何種技術與生產方法還會受到不同平衡方式的影響，因此通常沒有一種占統(tǒng)治地位的衡量生產效率的標準。

伊氏的這些看法頗為重要。只有從這些方面入手進行分析，證實農業(yè)生產效率確有重大提高，我們才能斷定宋代江南有"農業(yè)革命"。由于宋代有關資料貧乏，只能選擇其中一些切實可行的標準作為研究的視角。在這些標準中，比較可行的是第5種，即勞動生產率，而這恰恰是判斷一個社會的經濟狀況的最主要標準。因此我們在此特別把勞動生產率從伊氏所列舉的諸標準中拿出來，作為判斷農業(yè)進步的主要標準。如后所述，一些學者由于對勞動生產率的理解不夠明確，從而對《檢討》所論產生誤解。因此更有必要在此對農業(yè)勞動生產率作一討論。

在經濟學中，勞動生產率通常被定義為一個勞動者的單位勞動的產量。勞動生產率的計算，一般是依據(jù)單位勞動時間內所生產出來的產品的數(shù)量，但是在不同的社會中，勞動生產率的計算方式也可能有很大差異。我曾經指出：在計算近代以前江南農業(yè)生產的勞動生產率時，應注意到它與近代工業(yè)生產的勞動生產率的重大差別。大體而言，江南傳統(tǒng)農業(yè)中的勞動生產率，主要表現(xiàn)為一個農戶在一年內生產出來的產品總量（注：參閱李伯重《唐代江南農業(yè)的發(fā)展》，第187-189頁；同氏《（清代江南）農民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收于方行、經君健、魏金玉主編《中國經濟通史》（清代卷），經濟日報出版社1999年版。）。這個結論也適用于宋代江南。因此這種方法仍然是我們研究宋代江南農業(yè)勞動生產率的主要方法。

此外，農業(yè)中的勞動生產率也體現(xiàn)為每個農業(yè)勞動者所能供養(yǎng)的人數(shù)。雷格萊(E.A.Wrigley)在對近代早期（1500-1800年間）歐洲農業(yè)勞動生產率變化的研究中首先提出這種方法，其具體做法是：首先弄清人口數(shù)量、農村中以農業(yè)為主業(yè)的勞動力的數(shù)量，一個較長的時期內對農產品的人均需求量（并證實此需求量在此時期中保持相對穩(wěn)定），以及此時期進入長途貿易的農產品的數(shù)量（并確定這個數(shù)量在農業(yè)總產量中所占比重很?。缓筮M而計算出每百個農業(yè)勞動力所供養(yǎng)人口的數(shù)量。這個數(shù)量就代表了當時的農業(yè)勞動生產率（注：E.A.Wrigley,"UrbanGrowthandAgriculturalChange:EnglandandtheContinentintheEarlyModemPeriod",inPeople,CitiesandWealth,BasilBlackwellPublisher(Oxford),1987;JanLutenvonZanden,TheDevelopmentofAgriculturalProductivityinEurope,1500-1800,inBasJ.P.Bavel&ErickThoeneds.,LandProductivityandAgro-SystemsintheNorthSeaArea(MiddleAges-20[th]Century)ElementsforComparison,Brepols(Turnbout),1999.）。在難以充分獲得準確的耕地、產量、各種生產投入等數(shù)字時，這種方法具有明顯的優(yōu)點。在明清江南經濟史研究中，這種方法已部分地得到運用（注：例如魏金玉指出：明末江南要4-5個勞動者充分就業(yè)，才能供養(yǎng)一個勞動者過同樣的生活；但在清代中期，卻只要l-2人出雇，就可以維持另一人過同樣的生活（參閱魏金玉《明清時代農業(yè)中等級性雇用勞動向非等級性雇用勞動的過渡》，收于李文治等著《明清時代的農業(yè)資本主義萌芽問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版）。這表明江南農業(yè)勞動生產率在明清時期有明顯的提高。）。對于宋代江南農業(yè)勞動生產率研究而言，由于史料遠比明清貧乏，因此這種方法更值得重視。不過，正如麥迪森所指出的那樣，由于人均收入的增加也可以由更密集的勞動投入而引起，生產力提高可能沒有收入增加那么快（注：AngusMaddison,ChineseEconomicPerformanceintheLongRun,DevelopmentCentreoftheOrgranisationforEconomicCo-OperationandDevelopment,1998,p.14.），所以由勞動者人均收入增加導致的供養(yǎng)人口增加也不一定是勞動生產率提高的表現(xiàn)。因此之故，這種方法必須與前一種方法配合使用。

由于上面這兩種計算勞動生產率的方法所取視角和所依靠的史料均有所不同，因此使用它們得出的結果，可以用來作為參照物，相互比較，相互校正，從而得出一個更為接近真實客觀的結果。

因此，宋代江南到底是否有可稱之為"農業(yè)革命"的重大變化，還有待于從不同的方面對農業(yè)生產效率（特別是農業(yè)勞動生產率）的變化作了深入研究之后，才能確定。在此之前，僅根據(jù)某些變化就遽下斷語，顯然是難以令人信服的。

（三）經濟史上的技求進步及其與經濟變化的關系

在以往的研究中，雖然許多國內學者堅信"技術進步是第一生產力"，但對于"什么是技術進步"及"技術進步在什么樣的情況下才會對經濟發(fā)展發(fā)生重要影響"等根本性問題，卻鮮見專門的研究。為了更深入地了解技術進步及其與經濟變化的關系，我們有必要在此作一討論。

技術進步與經濟發(fā)展的關系是近二三十年來國際學界探討的重點問題之一，已有不少重要的新觀點提出。關于中國歷史上的技術變化及其與經濟變化的關系，伊懋可、白馥蘭(FrancescaBray)、瓦格納(DonaldWagner)等也提出了若干新見（注：參閱MarkElvin,SkillsandResourcesinLateImperialChina,inDwightPerkinsed.,China’sModernEconomyinHistoricalPerspective,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77;FrancescaBray,TheRiceEconomy:TechnologyandDevelopmentinAsianSocieties,BasilBlackwell,1986;DonaldWagner,TheTraditionalChineseIronIndustryanditsModernFate,CurzoPress,1997。）。在經濟史研究中，應當注意這些進展，從新的角度來思考技術變化及其與經濟變化的關系。

1.按照過去傳統(tǒng)的看法，技術進步主要是指新生產技術的發(fā)明。然而正如熊彼特所指出的那樣，發(fā)明"本身對于經濟生活不產生任何影響"（注：參閱熊彼特《經濟發(fā)展理論》，第294頁。）。因此經濟史上的技術進步，顯然還包含了更多的內容。伊懋可指出：在研究技術進步時，必須對技術的發(fā)明（即某項新技術的最初出現(xiàn)）、技術的革新（即改進該項技術以應用于生產）和技術的普及（即將革新了的技術廣泛運用于生產）三者加以區(qū)別（注：伊氏1994年5月1日致李伯重信。）。否則就會如波塞魯普(EasterBoserup)所指出的那樣，如果把"發(fā)明"的定義擴大化、把新技術對已有技術的適應也包含于其中的話，就會掩蓋技術發(fā)明和技術傳播之間的區(qū)別（注：EasterBoserup,PopulationandTechnology,BasilBlackwell,1981，第3-4頁。）。簡言之，技術進步有雙重特性：首先，一項新技術被發(fā)明出來后，本身還要繼續(xù)改進，以變得更加完善；其次，這項新技術必須被廣泛運用于生產活動。只有當它被改進到相當完善的程度時，才會被廣泛地運用于生產；而只有當它被廣泛運用于生產時，才會對經濟產生重要的影響。因此從經濟史的角度來看技術進步問題時，更加需要重視的是新技術的改進和傳播。正因如此，麥迪森認為明清中國耕作技術普遍提高，采納和吸收有關知識也很成功，這個已知優(yōu)秀生產方法廣泛傳播的過程，也應視為技術進步（注：見AngusMaddison,ChineseEconomicPerformanceintheLongRun，第33頁。）。

從這個角度來觀察江南農業(yè)的技術進步問題，可以看到：一般所說的那些宋代的主要技術進步，其完備化及普遍運用主要發(fā)生在明清（注：在江南水稻農業(yè)由粗放向集約轉變過程中最重要的技術進步，在農具方面是耕犁（水田翻轉犁）以及水車，在栽培技術方面是插秧及與之密切相關的稻麥復種制，在農田水利方面是圍墾濕地（湖泊、沼澤等），在經濟作物方面是桑樹和茶樹的密集種植。這些技術都出現(xiàn)在唐代（參閱李伯重《唐代江南農業(yè)的發(fā)展》第3章第1節(jié)）。另外一些最重要的技術進步，如棉花的種植、餅肥的使用，則出現(xiàn)在宋代以后。上述這些技術的完備和普遍運用，則都在明清（參閱李伯重AgriculturalDevelopmentinJiangnan,1620-1850，第3章。）。因此對于江南農業(yè)的技術進步而言，更重要的是在明清時期。如果忽視技術進步的特點來看宋代江南的農業(yè)技術進步問題，是無法得出正確結論的。

此外還要指出，關于"技術進步"，并沒有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模式。白馥蘭指出東亞傳統(tǒng)水稻農業(yè)技術與西歐旱地農業(yè)技術之間存在本質的差別，前者主要是一種"技巧趨向型"技術(skill-orientedtechnologies)，而后者則主要是一種"機械型"技術(mechanicaltechnologies)。由于這個差別，在研究東亞水稻農業(yè)變化時，就不應把某種節(jié)省勞動的新農具視為引起農業(yè)重大進步的關鍵因素（注：FrancescaBray,TheRiceEconomy:TechnologyandDevelopmentinAsianSocieties,pp.115,156.）。以往中國經濟史研究中常常過分強調某種高效率、節(jié)省勞動的新農具（例如江東犁）所起的作用，無疑是受到西歐經驗的影響。事實上，就江南而言，明明的鐵搭，雖然結構簡單，效率不高，但是在實際生產中卻有很好的效果。因此就實際效果而言，這項發(fā)明及其運用對于江南農業(yè)的作用恐怕比江東犁更大（注：陳恒力和游修齡都已指出：江南（特別是太湖地區(qū)）的水田土壤粘重，牛耕既淺而又不勻。如用鐵搭，雖然功效較低，但可翻得更深；因此牛犁的效果明顯不如鐵搭。見陳恒力《補農書研究》增訂本，農業(yè)出版社1963年版，第129-130頁；游修齡《中國稻作史》，中國農業(yè)出版社1995年版，第146頁。）。

2.依照一種為許多人所默認的看法，一項新技術發(fā)明出來后似乎就會"理所當然"地運用到生產中去，從而推動經濟發(fā)展。然而技術與經濟二者之間的關系并非如此簡單。

首先，在一般情況下，如熊彼特所言，"當技術因素與經濟因素沖突時，它總得屈服。……在一定的時候所使用的每一種生產方法，都要服從經濟上的恰當性"（注：熊彼特：《經濟發(fā)展理論》，第16頁。）。經濟發(fā)展實際上是各種生產要素的優(yōu)化組合。沒有其他要素的配合，技術進步本身并不能導致經濟發(fā)展。這種情況，最清楚地表現(xiàn)在蒸汽機的發(fā)明及其對經濟的影響方面。蒸汽機的發(fā)明和使用是工業(yè)革命的象征，然而從技術史的角度來看，蒸汽機并非18世紀的新發(fā)明。遠在公元1世紀末，赫羅（又譯為赫倫）就已發(fā)明出了最早的蒸汽機，并已達到相當高的工藝水平（注：今日科技史學家蘭德爾斯根據(jù)赫羅的藍本將該蒸汽機復制出來，每分鐘轉速高達1500轉以上。參閱彼得•詹姆斯與尼克•索普《世界古明》，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年版，第144頁。）。在文藝復興時代，赫羅著作被譯為多種文字出版，受到歐洲各國人士的重視（注：哈孟德夫婦：《近代工業(yè)的興起》，商務印書館1962年版，第102-104頁。）。雖然關于蒸汽機的基本知識在18世紀以前已為歐洲人了解，但是只有到了18世紀，在各種因素比較齊備的英國，這項技術進步才逐漸發(fā)揮出其偉大的潛力，成為推動經濟發(fā)展的強大力量。

其次，重大技術進步對經濟發(fā)展的影響也并非立時可見。斯努克斯和哈雷(KnickHarley)、費因斯坦(CharlesFeinistein)等人的研究表明：比起工業(yè)革命前，英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年增長率在工業(yè)革命期間僅有溫和的增加；而在人均實際消費方面，在1760-1820年間幾乎沒有變化，到1820-1850年間才出現(xiàn)明顯的增加（注：參閱Snooks主編WastheIndustrialRevolutionNecessary？第3、12頁。）。換言之，經濟成長的明顯加速與珍妮機、阿克萊水力紡紗機、瓦特蒸汽機等重大技術發(fā)明出現(xiàn)之間，已有大約半個世紀的間隔。因此重大技術進步并不一定會馬上導致經濟發(fā)展。

從這種立場出發(fā)來看江南歷史上的技術進步問題，顯然也可以得出同樣的結論。江東犁、占城稻、稻麥復種制等，確實是重大的技術進步，但由于其他因素不齊備，難于在宋代江南普遍使用。同時，即使這些重大進步都出現(xiàn)，也不一定很快就導致重大的經濟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