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制度移植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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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內容摘要：我國改革開放以來，金融制度的移植從來就沒有停止過，但這些金融制度移植過來后多數水土不服，效果不佳。因此，如何根據國情，在現有的約束條件下進行金融制度移植并在此基礎上進行創(chuàng)新，是我國金融改革得以順利進行的關鍵。
金融制度的移植與創(chuàng)新
健全的金融制度是一國經濟發(fā)展的基本前提，而作為一個必須隨貨幣資金流動客觀需要不斷變化的動態(tài)系統，金融制度健全與否又取決于其能否針對金融發(fā)展而及時、準確地作出適應性的更替，因而，金融制度總是處于不斷的變遷之中。一般來說，金融制度的變遷過程大致通過兩種途徑來實現：一是金融制度移植，二是金融制度創(chuàng)新。
我們可以把金融制度移植理解為某一國家或地區(qū)的金融制度中的一部分移植到其他國家或地區(qū)，使其成為接受國或地區(qū)的金融制度的有機組成部分。對于什么是金融制度創(chuàng)新，有不同的理解。本人認為，金融制度創(chuàng)新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從狹義上講，只有從無到有地形成某項全新的金融制度，才能稱之為金融制度創(chuàng)新，但這種情況很難出現；從廣義上講，只要是對原有的或從國外移植來的金融制度作局部調整或某些更新，以適應變化了的實際情況，就可以認定為金融制度創(chuàng)新。本文所探討的是廣義上的金融制度創(chuàng)新。
之所以要進行制度的移植，是因為制度的移植對于移植國家來說有很多的好處。它可以大大降低制度創(chuàng)新和制度變遷的成本，W·拉坦說，制度創(chuàng)新的引入，不管它是通過擴散過程，還是通過社會、經濟與政治程序所進行的制度轉化，它們都會進一步降低制度變遷的成本?！八街?，可以攻玉”，我們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當中，有必要吸收國外的先進技術及一些被市場經濟證明是行之有效的制度，這其中就包括金融制度在內。
但是，單純的制度移植只能是“拋卻自家無盡藏，沿門持缽效貧兒”，無異于舍本逐末，其后果可能使自己的發(fā)展永遠受制于別人。只有在自我創(chuàng)新的前提下進行制度移植，才能做到揚長避短，優(yōu)勢互補，相得益彰。
金融制度移植的約束條件
我們不能簡單地理解金融制度的移植就是某種金融制度取代另一種金融制度，制度的移植還存在著兩種不同制度是否相容的問題。對于“移植”的部分，必須經過一些相應的變更，以使外來制度本土化才能實施，也就是說金融制度的移植并非是無條件的，在移植的過程中會存在許多約束條件，若對這些約束條件視而不見，金融制度的移植就有可能失敗。
文化因素。文化是一種非正式約束，而我們所移植的金融制度屬于正式約束，它與一國的價值觀念、風俗習慣、民族精神等有著廣泛的聯系。薩維尼認為，一國的民族精神決定一國的法律制度。顯而易見，民族精神這一文化因素對一國的法律制度的影響是不應被低估的，正式規(guī)則中包含了大量的隱性的非正式規(guī)則。新制度經濟學也認為，正式規(guī)則只有在社會認可，即與非正式規(guī)則相容的情況下，才能發(fā)揮作用。因此，別國的某項金融制度若與本國的文化存在重大沖突，那么金融制度的移植就會失去效果或產生移植不適應癥。這就要求我們在引入西方發(fā)達國家的金融制度時，既要對來源國的金融制度的文化背景作深入細致的了解，又要對準備移植的金融制度與本國文化的適應性作科學的、真實的評估，并在此基礎上進行理性選擇。
經濟因素。經濟因素對金融制度的移植，其影響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各國經濟發(fā)展水平的差異。經濟發(fā)展水平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一國金融制度體系的結構。二是市場經濟發(fā)育程度的不同。西方國家市場經濟已經高度發(fā)達，而我國的市場體系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之中，因此，當前我國在融入WTO的過程中，金融制度層面上就遇到了很大的困難，這主要是因為我國原有的金融制度在許多方面帶有計劃經濟的痕跡，這與WTO的許多規(guī)則存在一定的沖突。由于歷史的原因，我國并非是WTO規(guī)則這一正式制度的制定者，使我國入世在事實上就成為強制性變遷的金融正式制度的執(zhí)行者，而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走的卻是一條漸進式的道路，因此，從西方移植過來的金融制度就有一個在我國改造的過程。這也是我國當前許多金融制度改革不能一步到位的原因。政治因素。政治因素主要指國體、政體和政治權力的配置方式。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源配置大部分是通過市場來進行的，但政府對資源的配置仍然起一定作用。在我國，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啟動力量直接來源于政治權力的主要載體——國家，而不是像西方國家那樣，由自然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啟動力量來自市場本身。由于我國的金融制度變遷是一種強制性制度變遷，金融制度供給和需求的主體都是政府，這就決定了在我國金融制度的制定過程中，政府帶有決定性的影響。
我國金融制度移植存在的問題
近年來，金融制度的移植在我國很活躍，這與我國融入WTO后金融業(yè)開放程度不斷提高，而原有的金融制度不再適應新形勢發(fā)展的需要有關。但是，由于我們在金融制度的移植過程中，缺乏成熟的經驗支持，存在不少的問題，極大地影響了金融制度移植實效的發(fā)揮。這主要表現在：
對金融制度移植的性質、特點和規(guī)律把握不是很準。表現在對移植的理解就是“拿來主義”，對西方發(fā)達國家的金融制度與本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環(huán)境是否相容，沒有進行深入的對比分析和全面了解，以至于移植來的金融制度在運行一段時間之后實效不大或出現負效應。如在我國設立大區(qū)行制度就是從美國移植而來的，當時我們只考慮到為了增強央行的獨立性，減少地方政府對央行各分支機構執(zhí)行貨幣政策及銀行監(jiān)管方面的干預這一因素，而沒有考慮我國的實際情況與美國有很大的差別，中國的大區(qū)行并不具備美國地方聯儲較強的研究能力和政策制定、執(zhí)行能力。因而這一制度移植進來之后，原有的問題不僅沒有得到解決，而且還產生了新的問題，由于省會中心支行的地位降低，影響力較小，發(fā)揮的作用越來越有限，使得中央政府近來又不得不重新考慮將大區(qū)行的制度進行改革。實際上，在中國目前的政治體制下，央行分支機構工作的開展是離不開地方政府的支持與配合的，大區(qū)行的改革思路是正確的，但在做法上有些超前了。
表面文章做得多，沒有抓住本質性的東西。一些金融制度的移植基本上只是引進了一張皮而已，對于深層次的內容卻沒有深入領會。如銀行服務業(yè)收費制度的推出就是如此，華廈銀行南京分行的一位副行長說得非常好：收費服務是一把雙刃劍，如果沒有過硬的特色服務，一旦某銀行收費了，就等于拱手把自己的客戶讓給了別人。一些銀行在引入這項制度時，只看到了服務收費的重要性和合理性，卻忽視了在收費的同時是以提高服務質量為前提的，結果導致這項制度在國內推出后遇到了很大民眾及某些行業(yè)的抵制。
金融制度移植，實質上是一個外來的金融制度本土化的過程。因此，我們在對待金融制度移植這個問題上，一方面要從本國實際情況出發(fā)，對要進行移植的金融制度進行篩選揚棄，擇優(yōu)汰劣，尋求最適合我國目前金融業(yè)發(fā)展現實狀況的金融制度作為移植的對象，并結合內外環(huán)境約束加以改造和具體化；另一方面，要辯證地否定本國原有金融制度上不合理的地方，保留其合理成份，在此基礎上走向融合創(chuàng)新，最終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金融制度體系。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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