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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底，村民選舉后的一天，大嶺村黨支部一屋子的燜煙，煙灰缸里堆滿了煙蒂，支部會議開得很沉悶。一位支委望著村支書說到：“陳書記，村委會的辦公室都快裝修好了，要與我們分家呢，以后我們怎么辦？”一提到村民選舉，50多歲的村支書就滿臉的疑惑和怨氣。想到新當選的村主任要從他手中接管象征權力的大印，村支書就一臉憤然：這不是想奪權了么？[1]

類似大嶺村黨支部的困惑，在全國各地農村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值得思考的是，直接公開的村民選舉，是加強還是削弱黨的權力？[2]村委會與黨支部的權力究竟出現(xiàn)了哪些沖突和斗爭？這些斗爭及其結局，說明了什么問題？更進一步地說，在評估村民選舉效應的時候，我們能對這種有限民主(limiteddemocracy)的前景作出什么樣的判斷？這些問題濃縮到一點就是，直接公開的村民選舉對黨在農村的權力基礎究竟提出了什么挑戰(zhàn)？本文主要根據(jù)第一手資料，試圖對這些焦點問題進行學術探討。

1999年2至9月，筆者連續(xù)跑了中山、新會、南海、龍崗等市（區(qū)）。同市委政研室、理順辦、[3]農委、民政局等有關人員進行了座談，訪問部分村干部和普通農民。是年9月，筆者與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白思鼎（ThomasP.Bernstein）調查了廣東新會市的三個鎮(zhèn)，并在每個鎮(zhèn)走訪了一個村。筆者的調查主題是，緊密結合廣東省撤區(qū)設村、實施村民自治的農村體制改革實踐，就“村民選舉”、“村支兩委關系”以及“農民負擔”等問題進行了比較深入的考察。[4]

一、困惑：黨支部權力面臨挑戰(zhàn)

村委會選舉前的大嶺村，是Z市火炬鎮(zhèn)下屬的一個管理區(qū)。在這種體制下，管理區(qū)辦事處是鎮(zhèn)政府的派出機構，管理區(qū)辦事處的主要干部，包括管區(qū)書記、辦事處主任均由鎮(zhèn)政府委派。這種“任官制”使得農村管理區(qū)權力格局與其上級組織保持一致，實行的也是“書記掛帥、分兵把口”的一元化領導體制。[5]然而，當廣東省自上而下地推行村民自治制度后，大嶺村原有的權力格局面臨打破，村支書由此而陷入了困惑與不安之中，經受著權力被瓜分與接管的痛苦。大嶺村新當選的村主任（非黨員）原是村公司里的一個廠長，當然一切都得服從村支書的調遣。村委會選舉產生之后，村主任按照《村委會組織法》的規(guī)定，接管了村集體的財權，一直由村支書掌管的行政公章也被迫打了移交。這位被上級封為“領導核心”的村支書，手中只剩下把“斧頭鐮刀”。[6]盡管村支書的職責仍然是“抓大事”，名義上仍然是“第一把手”，但總覺得少了經濟大權，其他權力就被架空了。

這天，大嶺村支書召集支委開“煙會”。支書說：“現(xiàn)在都在講依法辦事，《村委會組織法》不也規(guī)定我們黨支部是領導核心嗎？你們說說，這個‘核心領導’究竟是什么意思呀？”一支委插話：“我想是不是村里大事最后還得由黨支部拍板定案。”另一位搭腔：“就是堅持‘黨管干部’的原則嘛。除了村民選的，其余的還得支部任命，是嗎？”村支書接著說：“《村委會組織法》規(guī)定的核心領導作用就那么一句話，我總覺得把不準；而規(guī)定村委會的職責有七八條之多，都實打實的。你說村里大事最后得由支部決定，那村民會議和村代會干什么用？你說還有黨管干部的原則，那還要選舉干什么？村里就那么幾個管事的人，重要的要村民選舉，剩下的你就是任命，人家也不一定愿意干吶。”這位支書所講的“不愿意干”的干部，包括有名無實的團支書、費力不討好的計生專干以及經營困難的小廠長等等。

帶著困惑，大嶺村支書來鎮(zhèn)里參加黨委擴大會議，正好也想弄明白他這個村支書今后究竟怎樣才能當下去。會議由鎮(zhèn)委書記主持，市委組織部的一位科長也到場。

大嶺村支書先陳述了他們村支部與村委會的緊張關系。另一位村支書感到憤憤不平，他補充到：“我們村更麻煩。村委會都停發(fā)了團支書、民兵營長的補貼，說你們黨支部任命的人，找支書要工資去。我們村的財務開支現(xiàn)在是村主任‘一支筆’，支部都要從村委會出糧，要團支書找我們要錢，不是存心要我們難堪嗎？”

沙邊村的村支書開始發(fā)言了，盡管他們村的事早就向市委做了專門匯報，但一有機會他就要訴一訴他的苦惱。這位支書在村支部干了40多年，是“根子”那一輩的鄉(xiāng)土干部。他認為他為村民勤勤懇懇干了這么多年，改革開放這些年來，村集體經濟搞上去了，村民也富裕起來了，他這個村支書沒有功勞也有苦勞，村民沒有理由反對他。但是，村民代表為查帳而與支委干部鬧翻了臉，老支書埋怨村民不知恩圖報，盡管他是一個廉潔奉公的“村官”。他說：

村里總有那么幾個“評彈高手”，[7]對誰當干部都不滿意，千方百計找尋各種籍口對干部的工作指指點點，明知沒有事實根據(jù)，就是喜歡寫信上訪，對干部打擊很大。拿我們村來說，一些村民代表就是專找茬子的“評彈高手”。撤區(qū)設村，清理帳目，[8]我們沒意見。但在我們村，村民自行選出18名清帳代表，把我們當作敵人一樣對待。清帳代表氣勢洶洶，要副支書交出經聯(lián)社帳目。副支書說等書記回來，當時我正在鎮(zhèn)里辦事，村民找不到帳冊，就打爛了支部的門窗玻璃，還把副支書脅持起來，象揪斗地主一樣要他交代問題。我和鎮(zhèn)公安開車火速趕到，鎮(zhèn)里還特地帶了一部攝相機來，但是我們被村民團團圍住，困在車里長達9個小時。這些“評彈高手”就是愛起哄，難道有了個《村委會組織法》，就可以無法無天了嗎？就可以不理睬黨的領導嗎？

一談到清帳，沙平村的村支書也急于傾訴滿腹牢騷。他說他們村，村民選出來的查帳代表把村里所有的帳冊資料集中起來，派3名保安看護，每天有10人左右查帳。領頭的還將資料復印，在村里粘貼，并寄到市反貪局，告村干部貪污。市里領導明確答復這種查帳方式不恰當，這些村民拿著《村委會組織法》說，村里的帳該不該查，要由村代會決定。村代會投票結果，要求繼續(xù)查帳。這位村支書抱怨說：“我真不明白，現(xiàn)在到底是村民說了算，還是上級說了算？象我們村查帳這件事情，連上級領導說話都過不得硬，難道今后我們支部的事情還得要村民投票決定不成？”

上述村支書們的種種抱怨，表明村民選舉在挑戰(zhàn)黨的核心領導原則，而這個原則正是村支書維護自身權威的“法寶”。

聽了村支書們的困惑和抱怨，鎮(zhèn)委書記讓市里的人先講話，傳達一下上級的精神。上級的人望著自己的“嫡系部隊”說到：

市委領導交代兩條，一是黨的領導不動搖，二是村民自治必須搞。在新形勢下怎么個堅持黨的領導？你們第一線的黨員干部有疑惑，上面也在琢磨。在Z市，有一點是明確的，那就是：不管搞村民選舉，還是搞村民自治，你們村支書都是村里的“一哥”。[9]不堅持黨的領導，就會出現(xiàn)無政府主義。剛才介紹的情況，就有無政府主義的苗頭。大涌鎮(zhèn)有個村，搞了村民選舉后，支書和副支書三個月都不上班了，村里失去了領導核心。我還看過一個匯報材料，一些村支書講村民選舉沒有什么用，搞不好就是‘共產黨走向垮臺的第一步’。話雖重了點，表明村民選舉的沖擊力不小，但不能因噎廢食，村民選舉不能不搞。在座的支書們對村民選舉有這樣那樣的看法，我的感覺是抱怨多了一點。報紙上登了那么多村民選舉的好處，難處你們就沒有體會到一絲一毫？是不是壓力大了，失落感強了，就覺得天都快塌下來了？大家要堅信一點，共產黨的天塌不了！[10]

作為全鎮(zhèn)黨政班子一把手的鎮(zhèn)委書記30來歲，他的講話單刀直入：

村經濟合作社的法人代表是村主任，這個權力你們不要爭了。村委會總不能沒有一點實權。黨支部要抓大事，不要過多地抓具體事情。村支書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抓好支部自身建設上面，要趕緊把優(yōu)秀人才吸納進來。黨是農村各項事業(yè)的領導核心，問題是你們如何發(fā)揮核心作用。既然上級現(xiàn)在強調抓村民自治，這就是你們當前的中心任務。黨支部領導村民自治，照我的理解，就是要領導和支持村民依法選舉，保證村委會落實黨的政策，遵守國家法律。不管黨支部的人有沒有選入村委會，都要積極參與村委會的工作，對于村里的重大決策，更要爭取主動。最后，你們所關心的待遇問題，鎮(zhèn)里已經定下來了，村支書的待遇保持不變，原則上高村主任一個檔次，還是一把手嘛。[11]

鎮(zhèn)委領導要求村支書交出經濟大權，又以“待遇不變”來彌補村支書的挫折感，同時要求村支書抓好支部自身建設，因為他強烈意識到村黨支部年輕化的重要性。這位鎮(zhèn)書記說到，全鎮(zhèn)800多名黨員，60歲以上就有400多人，黨員隊伍老化嚴重，再不年輕化就沒有朝氣了。[12]市委的一份調查報告指出，農村優(yōu)秀人才（社會精英）要求入黨的減少，削弱村黨支部的凝聚力和戰(zhàn)斗力，動搖黨對農村的領導。而且，雪上加霜的是腐敗在從根本上損害黨的形象，導致村民不投黨員的票。

那么，村支書在農民心目中的形象究竟如何呢？“農民講村支書戴的是‘紅帽’，村主任戴的是‘黃帽’?！睆V東省民政廳的一位官員繼續(xù)說：“是村支書大，還是村主任大，農民的說法是‘紅帽子大，黃帽子小’。許多農民說戴‘紅帽子’的有權搞腐敗，而且腐敗得越嚴重，就越是高唱共產黨領導。”這位官員還披露，Z市有個村的農民到民政廳集體上訪，說他們村黨支部賣土地賣了1個億，而村民只見到90萬元，其余不知哪里去了。[13]上訪農民留下了一句硬話：“為什么上級總愛把‘紅帽子’戴在這些‘吸血鬼’的頭上？我們祖祖輩輩留下的土地呀，就這樣給毀了?！焙翢o疑問，農民不可能容忍也不可能認同這樣的村支書，如果讓村民自由公開地選舉，他們會毫不猶豫地把這些“剝削者”趕下臺。

確實，村民選舉就像一把開啟困惑之門的鑰匙。過去壟斷權力的村支書們在抱怨，在困惑：既然村里有了黨支部這個領導核心，還要由村民選一個村長干什么？村主任們也有苦惱：如果一定要服從村支書的領導，那又何必興師動眾耗費精力搞選舉？不如上級一紙任命就行了。地方官員們也有一系列的擔憂：民選的村委會會不會象任命的村干部那樣不折不扣地落實鄉(xiāng)鎮(zhèn)下達的任務？如果村民更加信任或者認同選舉的村長，那么黨支部的核心地位又如何維持？實行村民選擇后的鄉(xiāng)村，類似的困惑、苦惱和擔憂實在不勝枚舉。[14]

無論從那種意義來解釋民主，治者的權力均需被治者的同意或認可，投票選舉就是表達這種政治認可的一種制度化渠道。如果說村民選舉是村委會治權經由村民認可的合法渠道，那么黨支部的權力還缺乏這樣的制度機制，因此，許多村莊的農民認為上千人選出的村主任當然比幾十人選出的村支書更有權威。也許，這就是村民選舉后黨支部權力面臨挑戰(zhàn)、陷入困惑的根源。根于權力認同的困惑終將會以各種政治斗爭表現(xiàn)出來，在村民自治的制度背景下，這種政治斗爭不再是階級斗爭或群眾運動，而是權與法的交錯與較量。

二、紛爭：權與法的較量

選舉過后的火炬鎮(zhèn)，鎮(zhèn)書記的辦公室就沒有平靜過，兩撥人你來我往川流不息。一撥人由村支書領著，另一撥人以新當選的村主任為頭，他們?yōu)榇鍎找平?、財務管理、村干待遇及職務分工等實質問題爭執(zhí)不下，都要求上級領導給予明確答復。鎮(zhèn)領導說“手掌手背都是肉”，偏袒那方都不妥，只好當著村主任的面大講尊重黨支部領導的重要；在村支書面前又大講實行村委會制度的必要。這種和稀泥的曖昧態(tài)度，無法解決村支兩委的紛爭。在大嶺村，村支書和村主任似乎都能找到理由為自身權力辯護。村支書說得很堅決：“上上下下都是黨在領導，你村委會也不能例外。《村委會組織法》也規(guī)定黨支部是核心領導。”村主任爭辯到：

領導歸領導，我不反對支部領導。你就是按照《村委會組織法》來領導我們，村集體的法定代表還得是村委會，是法定代表當然就要管帳、管錢、管人。再說，村里的事情辦不好，村民不會去追究你黨支部的責任，而是村委會。哦，大權你抓著，責任我當著，天底下那有這等好事。[15]

村支兩委爭權的制度根源在于，即使是新頒布的《村委會組織法》，也沒有界定清楚村委會與黨支部的權力關系。[16]問題的關鍵是，自上而下地強調黨的核心領導與自下而上地推行村民自治，在缺乏協(xié)調這種“雙軌運動”的制度機制的情況下，村支兩委的權力難免陷入矛盾與沖突。[17]毫無疑問，黨支部的權力主要受“黨的領導”這一政治原則的支持，善于利用這一原則的村支書往往樂于操縱甚至包辦村委會的職權。然而，如果當選村主任恰恰是那些不甘仰人鼻息的“評彈高手”，他們也會機巧地利用《村委會組織法》進行權力斗爭。[18]一位被訪村主任說得十分傳神：“以共產黨的法還治共產黨的權”。[19]

張家村的經濟在Z市處于中等水平，村經濟合作社（簡稱“經聯(lián)社”）是村里的主要經濟實體。經聯(lián)社由原來的生產大隊改組而來，現(xiàn)有資產5000多萬元，純收入500萬元。全村共9000多村民，其中50%是經聯(lián)社社員（只有社員才有各自從經聯(lián)社獲得福利分配）。實行農村股份合作制改革后，以經聯(lián)社為主干成立了村經濟發(fā)展公司，由管區(qū)書記兼任董事長，管區(qū)主任任總經理或“社長”，村公司的經濟決策主要由書記拍板。新當選的村主任30來歲，自費修完了經濟學大專課程，回村后被村支書聘為助理。1998年底，他被村民提為村主任候選人，然后高票當選，村民看中了他的文憑和企業(yè)管理能力。選舉之后，他與村支書良好的個人關系面臨著考驗。按照《村委會組織法》的精神，村主任是村集體的法定代表，要對村集體經濟承擔行政責任。這就與原來的權力格局產生了矛盾：如果讓村支書繼續(xù)保留村公司法人代表的身份，又要村主任承擔經濟責任，其不合理性正像大嶺村主任所爭辯的那樣，“天底下那有這等好事”。而如果改由新當選的村主任擔任法人代表，那就等于公開向村支書奪權。幾經權衡，村主任冒著得罪老領導的風險，決定以村民代表會議（以下簡稱“村代會”）的名義，向黨支部和鎮(zhèn)政府提出了正式報告。結果，村支書罵村主任過河拆橋，人際關系蒙上了陰影。張家村的斗爭不是個別現(xiàn)象。前面提到的大嶺村，村主任與村支書關系緊張的根源也是為了爭奪經濟大權?？梢哉f，在其他推行民主選舉的農村，也面臨著同樣的矛盾。Z市的一份調查報告指出：“許多鎮(zhèn)發(fā)文規(guī)定，撤消管理區(qū)后，原由管理區(qū)主任擔任經聯(lián)社主任的職權由黨支部書記，即村的經濟權由村支書掌握，結果過半數(shù)的村主任到鎮(zhèn)里要求當經聯(lián)社主任，要掌管經濟權。由于下面的意見太大，這些鎮(zhèn)已經收回發(fā)文，改由村主任擔任經聯(lián)社主任?！盵20]鎮(zhèn)里改變主意歸根到底是迫于村民的民主壓力。例如Z市的鳳臺村，村委會一選舉出來就明確要求接管經濟權，村支書立即匯報請示上級。鎮(zhèn)委研究決定仍由村支書主管經濟。這個決定一傳達到村后，村委會馬上召集村代會，通知村支書到會交出經濟權。鎮(zhèn)里只好收回成命，因為鎮(zhèn)領導擔心，要是貿然否決村代會的決議，村民就有可能集體上訪告狀，而這是地方領導最不愿意看到的行動。

盡管村民自治的責任機制驅使村主任接管村經濟大權，但如果村主任不像鳳臺村那樣善于利用村代會來獲得村民的支持，或者村主任不善于利用《村委會組織法》來維護法定的職權，要從村支書手中接管經濟等村務大權是困難的。例如廣東惠東縣港口鎮(zhèn)大澳村，[21]在1998年的村民選舉中，原管理區(qū)辦事處干部全部落選，村民說“舊班子是一幫蛀蟲”。村民還反映，在1997年7月接替“老貪官”的現(xiàn)任村支書，不僅不吸取前任支書貪污腐敗受處理的教訓，反而變本加厲地繼續(xù)變賣集體耕地、貪污挪用公款。經這兩屆班子的折騰，村里200多畝耕地賣得只剩下20來畝，而上千萬的賣地款幾乎被蛀一空。結果，村辦公室家徒四壁，新成立的村委會只得向鎮(zhèn)政府借資2000元才勉強開張。就這么個營私舞弊的人，還耿耿于懷村民不選他當村長，拒絕移交村務，抗拒公開帳目。盡管村主任不斷要求接管村務、公開帳目，鎮(zhèn)干部還親臨現(xiàn)場督促接交工作，但村支書就是不買帳，他把帳冊、報表等檔案資料死摳在手中，導致村委會無法正常運轉。這位魏姓支書還振振有辭：“黃騰珠（即當選村主任）一伙人都不是黨員，他們文化水平低、素質差，當中有人還曾勞改過，他們沒有當干部的資格，憑啥對黨支部指手劃腳和管理群眾……他們至今連村委會的計劃都沒有制訂出來，我怎么好移交給他們呢？”這種不值一駁的狡辯暴露了村支書抗拒村民選舉、村務公開的窘態(tài)。原因很簡單：心里有鬼，怕見陽光。令人不安的是，大澳村的問題具有普遍性。廣東省民政廳主管村民自治工作的官員說：“在我省這次‘撤區(qū)設村’工作中，原管理區(qū)干部不向新村委會移交村的財務等問題是目前的一個投訴熱點。”這位官員還指出：“大澳村已成立了新的村委會，法人代表就是村主任黃騰珠。如果舊班子再不移交村務，可以采取法律途徑向法院起訴予以解決?！盵22]

實際上，村支書捂蓋子拒交村務的問題，不僅存在于才推行村民自治的廣東農村，在那些十來年前就推行村民自治的地區(qū)甚至一些“村民自治示范村”，同樣存在這種現(xiàn)象。例如，河北趙縣是全國的“村民自治示范縣”，而一份調查報告揭示的實況就不如有關經驗材料所介紹的那么樂觀。這份調查報告的結論是如此的冷峻：1）所調查的每個村都成立了類似村代會這樣的村民代議機構，但要是村支書不開明，那么幾乎沒有人想起要靠這個機構解決問題。2）所有村莊的財權和行政公章都抓在村支書手中，有的公章甚至由村支書的老婆或親戚代管，并且沒有一個村主任是說話算數(shù)的人。3）如果村民遇到了象北王村前任支書賈國鎖這樣的公道人，那是村民的前世造化；如果遇到了專好斂財?shù)奈骷o豪村支書、專撿老實人欺的蘇村村支書、動不動就打人銬人的北王村繼任支書，那就輪到黎民百姓倒霉遭殃。奇怪的是，在這個“村民自治示范縣”，缺乏的正是村民自治的空氣，無論是建章立制還是村務公開，似乎都是為了制造“轟動效應”，而這些乏善可陳的“政績”掩飾不了露骨的矯柔造作。[23]

由此可見，無論華北華南，無論窮村富村，村支書與村主任都有可能為執(zhí)掌經濟大權而明爭暗斗。如果村主任處于“上下兩不靠”狀況，[24]村莊的實權一般都控制在村支書手中，村主任或者甘當配角，或者靠邊站。人事安排權也是村支兩委權力斗爭的重要目標。例如，火炬鎮(zhèn)江尾村在村委會選舉后，村主任未與黨支部討論，就宣布辭退團支部書記和民兵營長，還準備撤消村公司的幾位部門經理。江尾村主任這種冒犯黨支部傳統(tǒng)權力的行為動機，一是想加強村委會的權力基礎；二是認為沒理由要村集體支付團支書的工資，至于民兵營長，如果要從村財政支補貼，就應由村委會任命或由村代會來決定。村支書當然不能容忍這種冒犯行為，他向鎮(zhèn)委書記反映情況。鎮(zhèn)領導當即通知村委會糾正錯誤。村主任說：“這是村代會作出的決定，即使要糾正也得召開一次村代會?！庇纱丝磥?，村黨支部歷來控制的“黨管干部”權力，也面臨著村民民主選舉和民主決策的考驗。

如果說村支書與村主任斗爭的實質是權與法的較量，那么這種較量決不限于這兩個權力主體。在那些實行自由公開選舉的鄉(xiāng)村，村委會與鎮(zhèn)政府，支部會與村代會之間，村委會與村代會之間，一直伴隨著權力斗爭與妥協(xié)。

首先，讓我們看一看村委會與鎮(zhèn)政府的關系。[25]在實施村委會體制之前，鎮(zhèn)政府直接行文下屬管理區(qū)（那些無自治性的村委會同管理區(qū)無實質區(qū)別），[26]鎮(zhèn)里下達了任務，下級就得不折不扣地執(zhí)行。實施村民選舉之后，法律規(guī)定鎮(zhèn)政府與村委會是指導與被指導的關系，這一規(guī)定對鄉(xiāng)鎮(zhèn)的政策執(zhí)行有深刻的影響。例如，村民選舉后的Z市某鎮(zhèn)，認為“指導與被指導的關系”不好把握，擔心直接下發(fā)文件給村委會并要求執(zhí)行，就成了行政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有違《村委會組織法》的規(guī)定，鎮(zhèn)里還擔心村委會不理會鎮(zhèn)里下達的文件，于是在選舉后的1個多月里都沒向村委會下文。中山的有關官員說，其他鎮(zhèn)的情況與此差不多，村民選舉后，鎮(zhèn)里的行政工作越來越依靠黨支部去落實。[27]因此，一些鎮(zhèn)領導對村支書請示工作熱情接待，對村主任則冷冷清清。一位村主任憤憤不平地說：“鎮(zhèn)里就那么偏袒支部那班人，難道我們是后娘養(yǎng)的不成？”有個鎮(zhèn)為維護村支書的權力，下發(fā)文件規(guī)定村里八個方面的事務都要有支部書記的簽名才有效，導致一半以上的村主任聯(lián)名上書反對，迫使鎮(zhèn)里收回成命。還有個鎮(zhèn)甚至下文規(guī)定黨支部實行脫產工資制，村委會實行誤工補貼制。村主任將這種一褒一貶的“土政策”提交村代會討論，當場就被否決了。

令人深思的是，鎮(zhèn)里明顯偏袒黨支部的舉措，不僅無助于提升村支書的權威，反而加深了村支兩委的矛盾。鎮(zhèn)領導以為行政權力可以壓服村委會，沒料到村民選舉賦予了村委會和村主任更多的權力，村民代表會議成了農民抵制上級那些“土政策”的武器。[28]

在村民自治實踐中，支部會同村代會的紛爭也是各地農村經常遇到的一個現(xiàn)實問題。在實施村民自治以前，可以說支部大會是村里唯一的決策機關。現(xiàn)在，村民會議及村代會也是村莊公共事務的決策機關。一些贊美村代會制度的人，強調村代會的作用就是把黨支部的意圖轉化為村民決策，試圖說明村代會與支部會總能保持一致。[29]如果村民選舉只是為了選擇一個執(zhí)行上級政策的能人，如果村代會的職能只是討論如何完成上級布置的任務，從邏輯上說，可以設想村代會同支部會不存在矛盾。[30]問題是，如果這兩個假設成立，就根本沒有必要實行村民自治制度。正是因為村代會不僅要討論如何對待和完成上級任務，更要討論村莊自身的公共事務，因此當村代會與支部會就某項事務發(fā)生紛爭的時候，誰來協(xié)調？根據(jù)什么來協(xié)調？在現(xiàn)有制度框架中還缺乏清晰界定的程序，只能靠斗爭與妥協(xié)來解決問題。[31]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例如鳳臺村，村代會決定辭退一名村干部和2名治安員，村支部以沒有與支部事先商量而提出異議。村支書認為，村代會的人事變動決定必須經支部同意才有效，否則就違背黨管干部原則。村主任爭辯到，按《村委會組織法》，村代會是村里的權力機關，它什么時候開會、開會的議題、作出什么樣的決議，法律上并沒有規(guī)定一定要黨支部同意之后才有效。最后，村支書表示尊重村代會的決策。而在另一個村，村代會決定辭退團支書（不發(fā)補貼），黨支部認為村代會無權干預黨支部所管轄的事務，宣布村代會的決定無效。經過妥協(xié)，村代會接受了黨支部的意見，團支書的補貼照發(fā)。由此可見，在黨-村二元決策體制中，[32]妥協(xié)開始成為解決紛爭的手段。[33]

事實上，村委會與村代會的權力沖突也存在，沖突的實質是村莊內部各利益集團對公共利益分配的爭執(zhí)。例如，在Z市新場村，村委會按照市里建議的一般標準，向村代會提出了村干部月補貼方案，[34]村民代表認為標準定得太高而不通過。村委會提出，村支兩委基本上是脫產干部，不僅要負責村集體上千萬的資產運營，還要負責村社會治安等，認為村干部補貼不合理就會影響工作質量。在村委會與村代會爭執(zhí)不下的情況下，村支兩委聯(lián)合請求鎮(zhèn)里下發(fā)文件，最后以行政命令的手段解決糾紛。又例如，在村集體年純收入只有5萬元的湖南古嶺村，村支兩委主要干部（一般是支書、村主任和村秘書“三骨干”）的補貼月均300多元，其他村委干部不足100元，村民小組長更低，只有15元。自然，以村民小組長為主體的村代會，多次要求增加組干部補貼，一般村委也要求與“三骨干”的補貼平衡，在多次爭執(zhí)不下的情況下，也由上級下文解決糾紛。

這些利益紛爭表明，村莊內部開始出現(xiàn)利益集團(interestgroup)，盡管還缺乏成熟的組織形式，但村民選舉、村代會等提供了各種利益表達和斗爭的制度渠道。更進一步說，一旦在村民選舉、村代會辯論的過程中，能夠清楚地表達和卷入各種利益斗爭，那么無論是村民選舉還是村代會辯論的過程就開始呈現(xiàn)出政治性了。[35]而且，村莊的公共利益在各利益集團的分布越不平衡，村委會與村代會的爭執(zhí)就越多，村代會的政治性質就越鮮明。上述分析還表明，村代會對村委會的支持越少（如村干待遇問題），村委會就越傾向于同黨支部一道訴求于上級權威。無論如何，村民選舉已經引發(fā)了一系列的利益紛爭和權力斗爭，這些紛爭和斗爭震蕩著村莊權力的舊格局。而在變化了新格局中，村支書、村主任以及村支兩委成員究竟扮演了怎樣的角色？又結成了怎樣的角色關系呢？

三、格局：選舉之后的權力角色與關系

村委會選舉出來之后，大嶺村村支書把帳冊、公章移交給了村主任，支部辦公室就冷清了不少。在同一棟辦公大樓里，村委會搬進了三樓裝修一新的辦公室，黨支部還在二樓，一樓是一個大會議室，還懸掛著“計劃生育學?！?、“黨課學習室”、“農村文化室”等牌子。扮演“當家人”角色的村主任成了個大忙人，在他主持完村委委員的分工會后，他忙于制定村發(fā)展規(guī)劃、村委會工作制度、布置村務公開欄、處理村民糾紛、接待上級領導等日常工作。分管經濟的村委，主要抓村企管理，保證企業(yè)安全和供電供水，并監(jiān)督企業(yè)經營。分管治安的村委，主要負責村區(qū)治安管理（治安隊），村民出租屋管理，同時還要配合鎮(zhèn)公安派出所的工作等。一名村委分管村民計劃生育，同時協(xié)助鎮(zhèn)勞動站管理外來流動人口及其計生管理。當然，村支書還是名義上的“第一把手”，要他主持的會議也不少，如村社會綜合治安、計劃生育等會議，因為上級要求這些“一票否決”的工作必須“黨政一把手”親自掛帥；要他簽的字也不少，如“鎮(zhèn)村社會綜合治理責任書”、“計劃生育責任書”等，都得支書主任聯(lián)署才生效，因為上級要求這樣的“雙保險”。盡管村支書也沒有閑著，但總覺得沒了經濟大權，主持會議也好，簽字畫押也罷，都無實質意義。后來，他常常不上班，呆在家里打麻將，其他支委也跟著放任自流。上級認為這樣的黨支部就軟弱渙散了。

Z市的一位官員說：“在公開選舉的情況下，村支書不一定占優(yōu)勢，最多只有50%的成功機會。如果競選成功了，支書與主任‘一肩挑’，黨支部與村委會的關系還好理順。否則，讓一個競選失敗的村支書來領導一個競選成功的村主任，不要說村主任本人不服氣，就是選民也不服?！盵36]也許，正是為了維護村支書的權威，Z市部分領導主張村支書“一哥當家論”，不鼓勵、不支持村支書參與村主任競選，以免競選失敗而使黨支部工作陷入被動。實際上，村民選舉后的2個月左右（1998年12月-1999年1月），全市10%左右的黨支部，處于大嶺村這樣的局面。筆者問這些后進黨支部后來怎樣了？不用說，答案是經過組織調整，大部分達到了“四化”標準。[37]筆者又問其余90%的村莊如何？毫無疑問，回答是“總體運行情況良好，村支兩委配合密切”。[38]

可以說，選舉后大嶺村支兩委的權力格局屬于筆者所劃分的“村強黨弱”類型，其余不外乎是“哥倆好”與“一哥當家”二種。[39]在廣東的調查中，筆者還沒有發(fā)現(xiàn)黨支部與村委會同時癱瘓的“雙弱村”，這主要得益于本地農村經濟發(fā)展，從而為黨支部或選舉后的村委會提供了經濟資源。[40]

“哥倆好”屬于“黨強村強”的類型。在這樣的村莊，黨支部的領導主要體現(xiàn)在村支書“抓全面”的角色上面。村支書不僅是名義上的“第一把手”，而且保留了許多“傳統(tǒng)權力”，例如村干部人選推薦權、村內規(guī)章制度的簽字生效權、合約（即各類責任書等）簽字生效權、會議主持權等等，并沒有因村民選舉就被村主任接管?；蛟S是作為一種交換或默契，村支書在實質上讓出村莊法定代表的身份，村集體經濟權也移交給村主任，村主任審批財務的“一支筆”就真正掌握在自己手中了。例如，南海平南村的村主任與村支書就是一個對“哥倆好”，兩人陪筆者飲茶，他們說“我們兄弟現(xiàn)在是分頭抓錢，一起算帳”。確實，他們共同為村經濟發(fā)展出謀劃策，共同守護著村集體的“錢袋子”，村里修路建房、辦廠經商、福利分配等動大數(shù)的事項，都由村支兩委拿出草案，交村代會討論拍板。在座的鎮(zhèn)領導認為這種格局是兩全其美：既堅持了黨的領導，又實行了村民自治。[41]

然而，真正維持“哥倆好”的村莊可謂鳳毛麟角。這里有很多形象的解釋，如“一棵樹樁不能栓兩頭叫驢”、“一個村莊不能有兩個朱老鐘”等等。[42]為什么這種“哥倆好”格局難尋，根由在于維持這種格局的條件，不僅村支書與村主任之間具備良好的人際溝通，[43]同時還要求建立制度化的分權合作機制。當然，制度化的分權合作機制更具有基礎性，如果缺乏制度化的機制，即使原來是一對“哥倆好”，人際關系一旦交惡，這種格局就不復存在了。持續(xù)穩(wěn)定的“黨強村強”格局需要制度化的分權合作機制為基礎，這種分權與合作實際上就是村支兩委權力資源的制度化配置。下面的案例試圖說明的一個假設是：村支兩委權力與義務劃分得越明確，共同的游戲規(guī)則制定得越具體，游戲規(guī)則的監(jiān)督越有保證，那么“黨強村強”格局的穩(wěn)定性就越強。

深圳萬豐村是一個年財政收入3000多萬元的富村，規(guī)范村干部的經濟權自然十分重要。在本村，村支書、村主任、村支兩委成員的職權范圍，各類組織的權力和義務以及運作方式等游戲規(guī)則，都先由村支兩委聯(lián)席會議協(xié)定方案，后交村代會討論表決。在游戲規(guī)則制定的過程中，村里人人都可以提出意見，一旦成為規(guī)章制度，就只得嚴格遵守。例如，村代會授予村支書與村主任同等的財務開支及審批權，規(guī)定單次審批的最高金額均為4萬，個人單次開支的最高金額不得超過1千。遇越權審批事項，必須交村財務總監(jiān)審核，經審核簽字方能報帳。為保持財務監(jiān)督的獨立與公正，常設的財務總監(jiān)由村代會選出，并不得在村支兩委擔任任何職務，財務總監(jiān)的權力直接來自村代會授權。他在行使職權的過程中，可以提請村委會召集村代會，也可直接提請村民代表依法召開村代會，審議村委會的財務工作。萬豐村集體的“錢袋子”與“權把子”是分開，即村長所講的“兩不見”（管權的不見錢，管錢的不見權）。本村在1992年設立的村財政所，就是一個“見錢”而“不見權”的辦事機構?！板X袋子”與“權把子”兩分開的制度，既有利于制約村支兩委的掌權者，也有利于平衡兩者的權力關系。在中國，盡管萬豐村的經濟發(fā)展不具典型性（太富裕），但其制度創(chuàng)新應該說不乏普遍意義，即黨支部和村委會的權力可以接受經村民認可的同一種游戲規(guī)則制約，從而平衡村支兩委的權力關系。[44]

毫無疑問，村支書“一哥當家”是中國農村權力結構的主要形態(tài)。例如新會市，80%以上的村莊權力結構是村支書與村主任“一肩挑”；[45]南海市60%多的村主任是村支書，20%的村主任兼副支書。[46]就整個廣東省來看，56%的村主任兼任村支書。[47]在實踐中，這種“一肩挑”以及村支兩委交叉兼職的格局有助于加強黨支部的權力。支持這種權力配置的觀點還認為，這種格局有助于減少村干部職數(shù)、減輕農民負擔，避免村支兩委的權力與利益爭斗。[48]由此看來，那些支持村支兩委交叉兼職的理由似乎不支持“黨政分開”的政改主張。

在中國的政治話語(politicaldiscourse)中，形容村支書核心地位的術語很多。例如，官方文獻喜歡用“班長”、“帶頭人”等；農民則直呼他們是“第一話事人”（說話算數(shù)的人）、“當家的”等。而那些專橫跋扈的村支書則落上了“土皇帝”、“黃世仁”等惡稱。這些褒貶兼有的術語，本身就反映了“一哥當家”格局的復雜特征。

當然，“一哥論”者可以找到許多支持其觀點的論據(jù)。他們說，華西村、南街村、劉莊村不都是因為有一個“好班長”，村集體經濟發(fā)展了，村民們就安居樂業(yè)了么。他們的中心論點就是，發(fā)展農村經濟、穩(wěn)定農村社會，關鍵是要有一個好支部，特別是要有一個好支書。而“一哥論者”在長篇大論這個觀點的時候，似乎根本不知道或者完全忘記了還有村民選舉這回事情。非“一哥論”者當然也是論之有據(jù)、言之成理的。在他們所羅列的論據(jù)當中，有的村支書簡直是十惡不赦的“地主惡霸”。典型的如大邱莊的禹作敏，這么好的一個村書記，還是全國人大代表，竟然蛻變成罪犯。中國青年報的記者盧躍剛寫了一本《大國寡民》，揭露一個從“”就開始靠浮夸、欺騙、宗法等手段而步步官升市委副書記的陜西烽火村村支書。[49]而非典型的個案似乎可以隨手擒來。這么一些劣跡斑斑的村支書能夠獲得上級的青睞并青云平步，實在是對執(zhí)政黨理念的莫大傷害。

上述正反觀點似乎都比較偏激。顯然，如果中國農村都能攤上個“吳仁寶”、“王洪彬”或“史來賀”這樣的好人，[50]那么中央也就沒有必要三番五次重申減輕農村負擔了。反過來，如果當家的村支書都是些“黃世仁”，那農民早就被逼上梁山了。其實，大多數(shù)村支書都是平常人，既不一定是“能人高手”、“道德楷?！?，也不必然是“黃世仁”、“土皇帝”。還是讓我們冷靜地觀察與思考一些平平常常的“一哥”角色吧。

1999年9月，筆者與白思鼎調查了新會三個村子，三個村的村支書與村主任都由一個人擔任，當然屬于“一哥當家”類型。這種類型的權力結構究竟具有什么特點？這些既是村民選出來的人，又是上級放得了心的人，究竟在想些什么？在做些什么？在扮演一種什么樣的角色？首先，看一看S鎮(zhèn)的三益村。這個村共有1699戶、5723人，分成28個村民小組。98年全村工農業(yè)總產值5816萬，村財政政收入52萬元，村民人均收入3900元，人均上繳15元（象征性上繳），本村經濟發(fā)展在本鎮(zhèn)處中等水平。這個村共有83個黨員，設9個黨小組。在1999年上半年的村民選舉中，先由村民直接公開地提出村委會候選人，然后“海選”出村主任和6名村委。本村的權力配置是，村主任兼任村支書，其他5名村委兼任支委，組成交叉兼職的混合班子，“班長”就是“一肩挑”的村支書，53歲。

筆者要村支書比較一下選舉前后的不同感受。支書說：“我感覺區(qū)別不太，我們原管理區(qū)的7個干部，有一個到年齡退休，其余6個都選上了，只增加了一個新成員。村支兩委的分工基本上照舊，所以區(qū)別不大。”陪同調查的鎮(zhèn)干部怕我們產生“新瓶子裝老酒”的印象，馬上接過話：“我們鎮(zhèn)學習梨樹縣的海選經驗，黨支部不得提名，放開讓村民公開提名，被提名的全都張榜公布。結果管理區(qū)的干部大部分被選上了。鎮(zhèn)里有個統(tǒng)計，全鎮(zhèn)14個管理區(qū)的書記有9個被選為村委會主任。其余5個沒有選上。選上的就繼續(xù)當書記，沒選上的就提名村主任當書記。通過這次村民選舉，鎮(zhèn)里認識到，鎮(zhèn)里放得下心的，大部分還是村民信得過的干部；而村民群眾信得過的干部，鎮(zhèn)里更要放得了心?！被氐芥?zhèn)里，白思鼎向鎮(zhèn)委書記提了一個問題：“假如當選的村主任不是黨員，村書記和村主任的關系又如何處理？”回答是：“如果遇到這樣的情況，我們會尊重村民的選擇。如果村主任申請入黨，我們會考察他是否具備一個黨員的資格。如果這樣的村主任被接受為黨員，那還要看下一屆村民選舉會不會繼續(xù)選他。如果村民連續(xù)選他，表明他有群眾威信，鎮(zhèn)委當然可以推薦他為村支書人選，讓支部大會投票決定。但你假設的這種情況在我們這里還沒出現(xiàn)?！?/p>

第二個村是L鎮(zhèn)的天湖村，接待我們的村支書姓陳，26歲。他自我介紹：“18歲參軍，在部隊入黨，93年復員時當了個副班長。94年鎮(zhèn)里要我當管理區(qū)出納，97年提拔為管區(qū)副主任兼總支委員。今年5月被村民選為村主任，7月份鎮(zhèn)里提名我當村書記，經全村黨員投票，就正式上任了?！币晃淮逦瘑T插話說：“別看我們陳書記年輕，在村里很有威信，黨內黨外的得票率都很高。”我不清楚這是在拍馬屁還是真的表示佩服。陳書記接著說：“當好一個村干部，最關鍵的是農民信任你?！?/p>

天湖村的村支兩委共七人，這七人都是先由村民選入村委會，然后依“村主任-村書記”、“副主任-副書記”、“村委-支委”的格局組建村黨總支部。村支兩委的辦公大樓收拾得整潔有條（并不是因為有外國人來參觀緣故，因為是臨時決定來這個村的）。一樓的辦公室有：村書記與村主任室（兼作接待室，其實村支兩委的人都座在這里）；財會室；治安調解室；二樓是文化學習室，擺著《南方日報》、《南方農村報》、《支部生活》等報刊雜志以及幾柜子圖書。三樓是一個可容納100人左右開會的會議室。在村書記辦公室里，掛著一幅村規(guī)劃藍圖，標記著哪些地方要修路、哪個地方要建校、哪些地方要植樹、哪些地方要修渠，規(guī)劃圖中還標記了一塊地，說是村里的“經濟開發(fā)區(qū)”?？赐甏逡?guī)劃圖，不由得對“小陳書記”刮目相看。下面是我們與村支書的一問一答：問：“你們村有多少戶村民、多少黨員？”

答：“全村1300多戶，4336人，由22個自然村組成20個村民小組。黨員122名，成立了5個黨支部，組成村黨總支部?！?/p>

問：“我看到你們村支兩委大多姓陳，天湖是一個單姓村，還是雜姓村，姓氏結構如何？對投票選舉有沒有影響？”

答：“雜姓村。我們村姓陳的占90%，剩下是都是一些小姓，有姓梨的，姓惲的，還有姓黃的。本來我們的村姓就是陳，是一個開山祖宗傳下的人。后來搞社（）、修水庫搬遷，村里的外姓人就多了起來。（一個黃姓村委插話說‘天湖是姓陳的天下’，陳書記沉默）。你說有沒有影響？老實說絕對有影響，我們村一直都是姓陳的當頭，姓陳的人占大多數(shù)嘛！但是，我們不搞宗族勢力，也不允許。我們姓陳的從來就不以大欺小，沒有這個必要。政府安排的移民，我們還劃給他們土地，幫他們蓋房子。”

問：“你們村經濟收入情況如何，農民負擔如何？”

答：“去年村集體純收入接近8萬，在新會都算窮村。但村民人均純收入2900元，這是實打實的收入。我們沒有必要虛報，因為我們村還是扶貧對象。我們的村農民負擔不過2%，因為鎮(zhèn)富村窮，鎮(zhèn)里不必向我們討錢?！盵51]

問：“既然你們還是一個窮村，村規(guī)劃藍圖又怎么能實現(xiàn)？你有什么打算？”

答：“脫貧致富是我們村的奮斗目標。我覺得思路很重要，預先沒有發(fā)展思路，機會找上門來你也懵嚓嚓。去年海外親戚捐來一筆款子，村里老人們?yōu)楣庾谝冢瑳Q定重修祠堂，我堅決反對。我跟他們說，村里有錢就應該建一所好的小學，祠堂建得再好，一年就用那么幾回，小學天天要用，等村里的孩子都有出息了，再修一個漂亮的祠堂也不遲。海外的親戚也覺得建校更重要，事情就這么定下來了，現(xiàn)正在請人畫圖紙。村里辦經濟開發(fā)也不是沒可能，我搞這個規(guī)劃時找了鎮(zhèn)里，鎮(zhèn)領導說，鎮(zhèn)里今后要要向我們這邊開發(fā)。珠海特區(qū)與我們新會就一江之隔，現(xiàn)在橋都建好了，新珠公路還穿過我們村。珠江三角洲的人天天講‘路通財通’，也該輪到我們講‘路通財通’的時候了?！边z憾的是我們在天湖村沒有機會與村民交談，更沒有機會觀察村代會（共有86名村民代表）的運作情況。但從陳書記所做的幾件事情（如堅持辦學，反對重修祠堂，不虛報浮夸等）來看，他是一個有能力的“當家人”。他的權力與其說來自上級授權（提名為村黨總支書記），不如說來自村民選舉。因為要是沒當選為村主任，那么鎮(zhèn)委也就不會提名他做村書記。他的雙重身份，使村莊回避了黨-村之間的權力矛盾。但這雙重身份會不會導致陳書記內心的角色沖突？可惜筆者沒有機會與陳書記深談。

最后，讓我們來看一看S鎮(zhèn)的洋美村，聽一聽村支書的精彩發(fā)言。這個村共有700戶2000多人，分布在9個村民小組，容姓占80%，其他姓氏有聶、余、陳等，村支書直率地說，歷來都是容姓人家當書記。本村經營著5個村集體企業(yè)，總產值2000多萬，村財政收入300百來萬元。村民人均純收入4500元，來源主要是養(yǎng)魚、種稻、水果和集體分配。56歲的村支書兼村主任，在位9年，現(xiàn)任新會市人大代表。在他任上，村民生活年年改善，幾年都不用繳交納錢糧款項，全有村里支付，因此他建立了父親般的權威。1999年5月的村民選舉中，村民以一張白紙上提村主任候選人，共提出80個村主任候選人，得票最多的有280張，最少的1張。村書記以高票當選村委會主任。聽一聽他平白如水、內涵深刻的發(fā)言，就知道此人絕非等閑之輩：[52]

在你們進村的時候，肯定看到了我們村的牌坊，上面就是‘洋美’兩個字。在時期，上書‘三江公社洋美大隊’八個字。撤社建鄉(xiāng)時，這個牌坊被打掉，有的社員都流下了眼淚。后來為美化村容，上面又要求我們建村牌坊。牌坊立起來了，上面寫上“洋美管理區(qū)”嗎？我說不行，今后還會改寫。果真，管理區(qū)又撤了，好在我們不用改牌坊。我們就是‘洋美’二字，什么大隊、管理區(qū)、村委會都是他們給我們掛上的招牌。村民選舉當然是好事，可以選出大家服氣的領導。古話講天無二日，一個村也只能容許一個長，不管是叫支書還是叫主任。這就象一個腦袋一個人，要是長出兩個腦袋來，那就是個怪物了。選民選我當村長，是對我的信任；支部要我當書記，是黨的需要，反正村里就一個頭，成不了怪物。要是村民選另一個人當村主任，我絕對讓賢。鳥無頭不飛，頭多了就亂飛。要是村干部沒核心，搞分裂，村里人就會跟著鬧派性，窩里斗，那我們“洋美”就真會衰著。[53]

你們兩位大學教授，一個中國的，一個美國的，有句話也不知道當講不當講：村支書會變，村主任可改，只有我們洋美的牌坊永不變。

顯然，洋美村支書辯護的是“一村一長”的機制，而不管這個“長”是支書還是主任。上述發(fā)言還提出了政治認同這一更深層次的問題。這位村支書究竟認同什么？是“黨支部”還是“村委會”？從他把“大隊”、“管理區(qū)”、“村委會”都界定為“上級掛的招牌”這一說法來看，表明他似乎并不認同這些政治標簽。也許，他認同的是那個“永不變”的村牌坊，正是這種“愛村主義”情結使村長樹立了長老權威，而村民的選票不過是這種權威的量化罷了。

四、討論與結論

沈邁克（MichaelSchoenhals)在一篇回顧中國政治50年的論文中談到：“下一步，中國共產黨最急迫的任務是獲得一種新的合法性?！盵54]而村民選舉后的農民，不管是戴“紅帽”的村支書、戴“黃帽”的村主任，還是平頭百姓，他們的困惑、抱怨、紛爭都表達了相同的問題。更進一步地說，村民選舉不僅喚醒了農民的政治認同意識，而且也為執(zhí)政黨提供了尋找“新的合法性”的機會。也許，這就是村民選舉最大的政治效應。我們已經看到，無論是沙邊村老支書對“忘恩負義”村民的埋怨，還是張邊村村支書對“過河拆橋”村主任的責罵；無論是大嶺村村支書對村主任奪權的憤怒，還是洋美村村支書那種“愛村主義”式的牌坊認同，實際上都是對其權力合法性問題流露的焦慮。雖然村民選舉的導入不是這種焦慮的根源，但村民選舉提供了激活這種焦慮的機會。然而，只有讓這些焦慮充分流露出來，才能積極地去建立那種獲得“新的合法性”的制度機制。

柯丹青認為，中國的許多村民自治論者彌漫著工具主義的影響。[55]這些論者把村民選舉描繪成了解決糧食征購、提留統(tǒng)籌、計劃生育、干群關系、經濟發(fā)展等難題的靈丹妙藥，甚至還是一種備選的外交策略。無論這些工具主義者出于什么樣的策略考慮，都無不令人遺憾地說，他們過分回避討論村民選舉本身的民主價值，也就難以理性地評價村民選舉的效應。

按照MelanieManion的分析，中國的村民選舉，無論是在概念上還是在實踐中，都不是對政策的選擇。[56]因此，村民選舉的主要功能就是通過選舉村委會組成人員來表達對這種權力的認同。從政治學角度來看，這種政治認同的強弱主要體現(xiàn)在選民與被選者（或政黨）在意識形態(tài)、政策措施及特殊問題上的一致程度(congruence)。[57]筆者不否定中國的村民選舉還處于“選人”的階段，但筆者也不接受SusanV.Lawrence對這種選舉的低調評論，即認為中國的村民選舉還不是政治。無疑，選舉的政治性同社會利益分層有密切的關聯(lián)。中國農村經濟改革與發(fā)展使農村社會利益分化日益顯著，這種社會分化增強著村民選舉的競爭性，而公開競爭的村民選舉已將各種利益斗爭卷入其中。

在村民選舉的實踐中，不管是自由的競選，還是被動的投票，在賦予村委會權力合法性的過程中，都激發(fā)了農民的政治認同意識。而當覺醒的農民把這種政治認同要求延展至黨村支部權力的時候，那就等于把“黨的領導”的權力合法性問題給挑明了。然而，問題的關鍵，不在于日益自由的農民是否應該行使對黨支部權力的認可權，而在于如何建立行使這種認可權的制度機制，從而使黨支部能夠從村民選舉中、從村民的政治參與中確認其合法性。否則，村支書與村主任、支部會與村代會、黨員與村民之間的紛爭和矛盾就難以避免。

從權力格局的角度來看，村支兩委斗爭的結局可能出現(xiàn)“黨強村弱”、“黨弱村強”、“黨強村強”等多種類型。而以強弱配對為主的格局，畢竟不是雙贏的游戲。處在現(xiàn)實政治環(huán)境下的中國農村，能夠在刷新權力合法性的基礎上找到一種黨-村共贏的游戲規(guī)則嗎？

看來，回答這一問題的重擔又落在了農民的肩上，就像20年前安徽鳳陽農民分田到戶改革效應一樣，中國的農民會否掀起一場席卷全國的政治改革新浪潮？盡管答案還在摸索之中，但從村民的民主實踐中，我們不也看到了村黨支部尋求“新的合法性”的種種努力和途徑。

第一種就是山西河曲縣首創(chuàng)的“兩票制”選舉村黨支部。可以說，這種制度創(chuàng)新得到了普遍的認同，山東、福建、江西、河北、湖北和湖南、廣東等省市開始學習與推廣這一先進經驗，以改進基層黨組織的選舉制度。[58]如1999年的深圳大鵬鎮(zhèn)，在全鎮(zhèn)各村黨支部搞完兩票制選支書的改革之后，又首次在全國試驗“兩票制”選鎮(zhèn)長。[59]

第二種是新會也是全國許多農村所采取的先村委后支委選舉的“兩選聯(lián)結法”，[60]即由黨組織推薦當選村主任為村黨支部書記候選人的制度安排。Lawrence在河北的北太平莊也觀察到，在村民選舉中落選的村主任，也將失去其村支書職位。Lawrence評論到，把這兩種選舉聯(lián)系起來是有意義的，表明黨開始接受這樣一種觀念：在選擇基層黨組織領導人的時候，群眾也有發(fā)言權。[61]其實，處于“一肩挑”格局中的黨支部書記由此而分享了村民選舉所提供的合法性來源。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萬豐經驗，即黨支部與村委會建立制度化的分權合作制度，并通過村民民主機制把這種制度合法化為村支兩委共同遵守的游戲規(guī)則。除此之外，黨支部權威的合法性還來源于，把自身的工作目標同村民的共同利益緊密地聯(lián)系起來，把黨支部的工作方式同村民自治制度協(xié)調起來。

毫無疑問，如果執(zhí)政黨真的想從基層開始刷新它的合法性基礎，那就要把村黨支部成員大膽地置于村民普選之中。如果市縣的書記們，鄉(xiāng)鎮(zhèn)的領導們離開這一基礎來偏袒村支書的權力，大唱“一哥當家”的論調，結果只會適得其反。就讓我們用中國的一句土話結束全文：“是馬是騾，拉出去騮一騮！”

[1]廣東調查，1999年。需要說明的是，按照學術慣例，本文所列鎮(zhèn)、村和人名大多有改動，其真實性可由筆者所提供的調查路徑來核實。[2]SusanV.Lawrence在《遠東經濟評論》說到：“十分有意義的是，盡管1998年11月全國人大通過的《村委會組織法》使村民選舉更加自由，但有兩個問題還沒有明確的答案，一是村民選舉是加強還是削弱黨手中的權力；二是這種選舉是否真的會成為中國政治體制中直接選舉的第一步。”這兩個焦點問題既困惑著鄉(xiāng)村基層干部，也是關注村民選舉效應的中外學者所思考的問題。SeeSusanV.Lawrence,“VillageDemocracy:DirectelectionsarebecomingmoreopeninChinesecountryside,butwillthosereformsextendtohigherlevelsofgovernment?”inFarEasternEconomicReview,January27,2000,pp.16-17.

[3]1998年8月，廣東省為在全省統(tǒng)一實施村民自治制度，由省委副書記牽頭設立了“廣東省理順農村基層管理體制工作指導小組”，下設“廣東省理順農村基層管理體制工作指導小組辦公室”，簡稱“省理順辦”。各市、縣（區(qū)）相應設立“市理順辦”、“縣理順辦”和“區(qū)理順辦”，具體負責各地撤消農村管理區(qū)辦事處，建立村民委員會，實施村民自治的工作。

[4]借此機會，討論一下農村調查研究的方法論問題。就筆者的調查經驗而言，如果我們想從一兩個或者一二十個村莊的個案調查就試圖推論其他村莊的相關情況，這樣的推論很容易被其他個案所推翻。根本的原因，不是概率抽樣及其代表性評估不重要，而是概率抽樣調查在中國還缺乏必要的條件，即使我們制定了嚴格的抽樣方案，由于調查準入機會可遇不可求，抽樣方案也就容易落空，特別是有關村民選舉及基層政權運作方面的研究，很可能因政治敏感性而難以獲得調查準入機會。鄒讜曾經說到，在中國從事實證研究，首先取決兩個條件，一是準入調查，二是資料的開放程度。我們不能說目前在中國做調查研究，完全缺乏這兩個條件，但無論是“準入調查”還是“資料開放”都缺乏明確的邊界。這就使得需要嚴格評估樣本代表性的隨機抽樣調查難以進行。然而，在可能的調查區(qū)間，如果以“問題”而不是以“個案”為分析單元，那么處在中國政治社會大環(huán)境中的大多數(shù)村莊，都應該存在我們欲分析的共同問題。例如，黨-村二元權力結構的問題、村民選舉中競爭與操縱的問題、家族政治問題等等，應該說普遍存在于中國的鄉(xiāng)村社會。因此，我們在確定調查地點時，首先考慮的應該是研究的問題是否可能出現(xiàn)在調查地點。例如，我們不會選擇云南來調查村民選舉及相關問題，因為云南還沒有實施村委會組織法的經歷。在滿足調查許可的前提下，提出研究問題及假設，然后在準許進入的村莊去實證，應該說是前適合中國農村政治研究的基本路徑。

[5]關于廣東農村管理區(qū)的黨政權力格局及其與鄉(xiāng)鎮(zhèn)政府的關系，參見筆者：“轉型中的中國農村黨政關系--廣東農村權力結構的變革”，IntheConferenceon“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atFifty:‘TheRevolutionsoChanged’,”The5thAnnualConferenceoftheDavidC.LamInstituteforEast-WestStudies(LEWI)atHongKongBaptistUniversityandCentreforEastandSoutheastAsianstudiesatLundUniversity,Lund,Sweden,October18-20,1999.

[6]“斧頭鐮刀”指黨支部的公章，象征著黨的權力。

[7]這位村支書所形容的“評彈高手”屬于李連江所描述的“刁民”(cleverandtenaciouspeolpe)類型。SeeLiLianjiang:PeasantResistanceandtheChineseState(Ph.D.dissertation),OhioUniversity,1996;AlsoseeLiLianjiangandKevinO’Brien,“VillagesandPopularResistanceinContemporaryChina,”inModernChina,vol.XXII,no.1,January1996,pp.30-47.關于中國農民抗爭的歷史分析，seeLucienBianco,“WeaponsoftheWeak:aCriticalView”,inChinaPerspectives,no.22,March1999,pp.4-16;and“PeasantRevoltfromPre-1949DaystothePresent,”inChinaPerspectives,no.24,July1999,pp.56-63.

[8]在管理區(qū)體制下，經濟支配權一般控制在管理區(qū)第一把手——管理區(qū)書記手中，由于帳目不公開，導致村民對村干部的猜忌和不滿。一些競選村主任的村民說：“我競選的目的就是一個，公開和清查所有經濟帳目，查完就拉倒。”實際上，清帳與移交帳務成了廣東農村改制過程中的一個焦點問題。廣東民政廳官員交談，1999。

[9]在廣東方言中，“一哥”指“老大”，這里指作為“第一把手”的村支書。[10]資料來源：發(fā)言者轉述的會議筆記和提供的相關調查報告。

[11]資料來源同上。

[12]全國農村黨員隊伍普遍老齡化，直接影響村黨支部權力地位的維持，這與農民入黨積極性降低有直接的關聯(lián)。不難發(fā)現(xiàn)，當入黨的意識形態(tài)動機日益削弱的情況下，人們的入黨動機與物質效用密切相關。也就是說，當個人發(fā)展機會的渠道增多時，人們的入黨積極性會減弱；而當發(fā)展機會相對缺乏的時候，入黨的誘惑力正如一位青少年的直白：“入黨意味升官，升官意味著有權，有權意味著有錢。在我們村里，黨員都是富人。所以我們都想入黨?，F(xiàn)在我要先入團，再在學校入黨，畢業(yè)回村入黨支部。有了權力，干什么事情就好辦了。”SeeStanleyRosen,“TheChineseCommunistPartyandChineseSociety:PopularAttitudesTowardPartyMembershipandthePartyImage,”inTheAustralianJournalofChineseAffairs,no.24,July1990,pp.51-92。例如，筆者調查的湖南鐘水村（570人，1997年人均純收入不足1700元），全村28名黨員，50歲以上的20人，中青年人對入黨興趣不大。原因是村里60%的青壯農民都南下廣東打工，而外出打工（個人發(fā)展機會的增多）降低了村民的入黨積極性（獲得“黨票”），也就是說入黨積極性與農民收入及社會地位的提升不成正相關。村秘書（黨員，51歲）說：“現(xiàn)在就是鈔票有用，黨票還有什么用。就拿我家來說，我女兒（19）在東莞打工一個月（400多元工資），等于我辛辛苦苦干一年?！贝逯袊@到：“村里40歲以下無黨員，青黃不接，過不了多久，都要成‘白發(fā)支部’了?！辟Y料來源：1996年1月湖南嘉禾調查，參與調查的還有譚深、李盾、馮小雙、周大鳴、金一紅與鄧微。

[13]廣東民政廳官員訪談，1999年5月。這一上訪案件的調查處理結果，筆者目前還不知道。

[14]有關中國學者對實施村民自治爭論的綜合性分析，可參閱柯丹青(DanielKelliher):“TheChineseDebateoverVillageSelf-Government,”inTheChinaJournal,no.37,January1997,pp.63-86.

[15]廣東調查，1999年。

[16]柯丹青認為，地方黨支部（包括鄉(xiāng)鎮(zhèn)與村）與選舉產生的村委會的關系界定不清，對村民自治是一個威脅。SeeDanielKelliher,“TheChineseDebateoverVillageSelf-Government”,inTheChinaJournal.

[17]有關這種矛盾斗爭及妥協(xié)(如兩票制）的生動描述與分析，seeLiLianjiang,“TheTwo-BallotSysteminShanxiProvince:SubjectingVillagePartySecretariestoAPopularVote”,inTheChinaJournal,no.42,July1999,pp.103-118.

[18]擔心“評彈高手”、“刁民”當選村主任或村委員，是一些鄉(xiāng)鎮(zhèn)領導消極對待或者積極操縱村民選舉的動機之一。仝志輝關于陜西省靖邊縣1997年村委會換屆選舉的個案調查分析，生動說明了這種擔憂及其對村民選舉的負面影響。仝志輝：“陜西省靖邊縣黃家峁、硬地梁村‘鄉(xiāng)政-村治’關系的實證分析”及“民主的遭遇及其反思--陜西省靖邊縣毛團村村委會選舉實證分析”，見王仲田、詹成付主編《鄉(xiāng)村政治--中國村民自治的調查與思考》，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頁79-89，頁217-237。

[19]廣東調查，1999年。

[20]Z市聯(lián)合調查組：“關于理順農村管理體制若干問題的調查報告”（未刊稿），1999年1月。

[21]關于大澳村村支書拒絕移交村務的根源及其后果的詳細報道，見林偉雄：“舊村官拒交村務，新村委難以工作--惠東港口鎮(zhèn)大澳村采訪實錄”，載2000年4月11日《南方農村報》第1版（重要新聞）。

[22]林偉雄、劉海斌：“大澳村問題可通過法律途徑解決”，載2000年4月11日《南方農村報》第1版（重要新聞）。

[23]這篇發(fā)表在《北美自由論壇》（作者揚子立系北京大學研究生，調查時間1997年7月，報告時間1999年2月）上的調查報告，揭示的趙縣村民自治現(xiàn)狀與報刊介紹的“趙縣經驗”反差鮮明（關于這些經驗介紹，可參見揚愛民：“河北趙縣等地實行村民代表會議制度的思考”，見王仲田、詹成付主編《鄉(xiāng)村政治》頁265-275；還有SusanV.Lawrence發(fā)表在TheAustralianJournalofChineseAffairs(no.32,July1994,pp.61-68)上介紹趙縣北王村村代會的文章“VillageRepresentativeAssemblies:Democracy,ChineseStyle”）。據(jù)此項調查，北王村村民說，在“聰明又能干的”賈國鎖當村支書時（1995年前），村委會選舉公平，村代會起作用，村務公開，群眾放心，村集體果園收入20多萬，群眾幾乎沒負擔。由于村里搞得好，北王村上了《人民日報》，還有個來考察的美國人，把北王村的名聲帶到了國外。后來國鎖被提拔調走，村子就一天天走下坡路了。繼任者吳某把前任留下的20萬元家當揮霍一空，村民憤怒地說，這班人光知道打白條收錢，不干正經事情，都快把黨支部變成“土匪司令部”了。村民說村主任為人還可以，但無實權，拿村支書毫無辦法。村民還反映現(xiàn)在的支部干部好兇惡，一個老實巴交的村民說村里要他交的“地錢”算多了，支書將他趕出辦公室，副支書還脫下鞋子朝他臉上打過去。這幫人還惡人先告狀，叫鎮(zhèn)派出所將這個倒霉者銬走了，理由是抗繳公糧（其實，這位農民既不敢抗繳公糧，也沒有拒繳“地錢”，而且公糧之外的所謂“地錢”（“耕地占用費”）本身就強加的額外負擔，是違法的土政策。）。調查者還走訪了封家鋪、西紀豪等七個村莊，除了上述調查結論外，還有一點就是，所調查的農民手中，都有一把不知何時才會兌現(xiàn)的“白條”。

[24]“上下兩不靠”是形容村委會，對上不屬鄉(xiāng)鎮(zhèn)政府直接領導，即不靠組織；對下與村民社會脫節(jié)，即不靠群眾。相比之下，無論村黨支部是否“靠下”，即從村民黨員、村民群眾中提取信任資源，它都是鄉(xiāng)鎮(zhèn)黨委直接領導的下屬組織，也就容易獲得上級的政治支持。不難發(fā)現(xiàn)村委會“上下兩不靠”的原因，一是選舉被黨支部或鄉(xiāng)鎮(zhèn)政府操縱；二是村民會議、村代會等村民自治制度建設流于形式；三是鄉(xiāng)鎮(zhèn)領導袒護村支書的“第一把手”地位；四是村委會干部損公肥私，得不到村民群眾的信任和支持。這些東西就是村民自治前進道路上的障礙。[25]張厚安認為實施村民自治之后的鄉(xiāng)-村政治關系是“鄉(xiāng)政村治”?！按逯巍奔创迕褡灾危蓜澐殖鋈N類型：1）自治型，即自治功能強的村治；全國約25%的農村屬這種類型；2）行政型，即行政功能強、自治功能弱的村治，全國約有10%的村屬于此類；3）混合型，即表面自治、實際行政化的村治，此類農村約占65%。見張厚安、徐勇等編著：《中國農村政治穩(wěn)定與發(fā)展》，武漢：武漢出版社，1995，頁516-517。關于村委會與鄉(xiāng)政府互動關系的生動描述，可參見李慷：“農村基層組織建設”，見邱澤奇、王銘銘編：《社區(qū)研究與社會發(fā)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頁1282-1363。

[26]所謂的“無自治性的村委會”包括“行政型”及“混合型”的村委會。這類村委會實質上是鄉(xiāng)鎮(zhèn)機關延伸到村莊的“腿”，同廣東原有的農村管即理區(qū)辦事處以及云南的村公所（都是名正言順的鎮(zhèn)政府派出機構）都無實質區(qū)別（至多是名正言順與否的不同）。

[27]中山訪談，1999年。

[28]關于處于中央、地方與農民三邊互動中的村民，利用法律或中央政策抵制“土政策”或基層弊政的農民抗爭行動的出色分析，可參見李連江、歐博文：“當代中國農民的依法抗爭”，見吳國光編《九七效應：香港、中國與太平洋》，香港：太平洋世紀研究所，1997，頁？；LiLianjiangandKevinJ.O’Brien,“VillagersandPopularResistanceinContemporaryChina,inModernChina,22:1,January1996,pp.32-35;KevinJ.O’Brien,“RightfulResistance,”inWorldPolitics,Vol.49,no.1,October1996,pp.31-55;KevinJ.O’BrienandLiLianjiang,“CampaignNostalgiaintheChineseCountryside,AsianSurvey,Vol.XXXIX,no.3,May/June1999,pp.375-393.從農民-共產黨關系及其變化的角度，對賦有權力的農民(empowermentofpeasants)挑戰(zhàn)共產黨權威、反抗地方弊政的行為分析，seeWenxingChen,“PeasantChallengeinthePost-CommunistChina,”inJournalofContemporaryChina,no.14,June1997,pp.101-115;alsoseeLucienBianco,“WeaponsoftheWeak:aCriticalView”(ChinaPerspectives,no.22,March1999,pp.4-16),and“PeasantRevoltfromPre-1949DaystothePresent”(ChinaPerspectives,no.24,July1999,pp.56-63).關于農民對反叛性政治運動的態(tài)度分析，seeLiLianjiang,“SupportforPoliticalCampaigns:PublicOpinioninRuralChina”,IntheConferenceon“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atFifty:‘TheRevolutionsoChanged’,”The5thAnnualConferenceoftheDavidC.LamInstituteforEast-WestStudies(LEWI)atHongKongBaptistUniversityandCentreforEastandSoutheastAsianstudiesatLundUniversity,Lund,SwedenOctober18-20,1999.

[29]參見中國基層政權建設研究會：《中國農村村民代表會議制度》，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1995。個案研究可參見SusanV.Lawrence,“VillageRepresentativeAssemblies:Democracy,ChineseStyle”,inAustralianJournalofChineseAffairs,no.32,July1994,pp.61-68.

[30]有關這種一致性的分析研究,seeMelanieManion,“TheElectoralConnectioninChineseCountryside.”inAmericanJournalofPoliticalScience,Vol.90,December1996,pp.736-748.

[31]筆者認為，之所以缺乏這種必要的機制，就是因為正統(tǒng)觀念不承認或者根本否定出現(xiàn)這類問題的可能性。同樣的緣由，黨支部與村委會之間的紛爭也缺乏相應的調解機制。[32]JeanC.Oi,“EconomicDevelopment,StabilityandDemocraticVillageSelf-Government”,inMauriceBrosseau,SuzannePepper,andTsangShuki(eds.),ChinaReview,HongKong:TheChineseUniversityPress,1996,pp.126-142.

[33]妥協(xié)是程序民主（proceduralDemocracy)的構成要素。關于程序民主的一般理論，seeRobertA.Dahl,“ProceduralDemocracy,”inP.LaslettandJ.S.Fishkin(eds),Philosophy,PoliticsandSociety,BlackwellPublishers,1979,pp.97-133.

[34]工資標準是村支書1200元/月，副書記、村主任1100元/月，支委、村委1000元/月。

[35]在此，有必要討論一下SusanV.Lawrence在“VillageDemocracy”一文中提到的一個觀點，這個觀點認為中國的村民選舉還不具有政治性質，當然這種“政治”是西方學理意義上的政治，這里是指利益集團政治。在“villageDemocracy”一文的結尾處，Lawrence引述Costello（美國卡特中心中國村民選舉項目主任）的話說：就目前的村民選舉來說，候選人都以個人身份出現(xiàn)，他們沒有意識也說不出這樣的話“我得到了糧農的支持，我得到瓜農的支持，或者我得到了我的族群(ethnicgroup)的支持”，也就是說，這樣的選舉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政治。就筆者的調查來看，中國村莊內部的利益集團有多種存在形式，例如具有族群特征的家族、具有同業(yè)會社性質的村民運輸聯(lián)組、水果聯(lián)銷組、犁田隊等，注冊的聯(lián)戶股份公司，宗教復興后的教民團體等。這些利益團體無論在組織上是否成熟，在文化認同上能分出“你們”與“我們”，也能分辨出一定的利益邊界。這些先于村民選舉而存在的利益集團，可以利用村民選舉、村代會等參與渠道來表達和爭取各自的利益要求。不難發(fā)現(xiàn)，農村經濟改革導致了村莊社區(qū)利益分化和多元化，如果村民選舉是自由公開的競選，各利益集團就會卷入選舉過程以中尋求代言人，于是村民選舉就呈現(xiàn)出政治性。出色的案例分析可參見仝志輝“民主的遭遇及其反思--陜西省靖邊縣毛團村村委會選舉實證分析”。

[36]廣東調查，1999。

[37]農村支部建設“四化標準”就是革命化（政治素質好，與黨中央保持一致）、年輕化（中青年，身體健康）、知識化（能讀書看報傳達文件，不是文盲）、專業(yè)化（善于經營管理，有一技之長）。參見中共中央組織部組織局：《農村黨支部書記培訓教材》，北京：黨建出版社，1995。

[38]廣東調查，1999年。

[39]筆者區(qū)分出的農村黨支部與村委會關系四種類型是：“黨強村強”的民主合作型、“村強黨弱”的村主導型、“黨強村弱”的黨主導型和“黨弱村弱”的整體癱瘓型。這些權力結構類型與村莊的經濟結構有密切的關系。在經濟上“強集體-強個體”的混合經濟村，“黨強村強”的類型出現(xiàn)的機會大；在“弱集體-強個體”的農戶經濟型村莊，很可能形成“黨弱村強”；而“黨強村弱”權力關系大都以“強集體-弱個體”為經濟基礎；最后，“黨弱村弱”的類型很容易在“弱集體-弱個體”的空殼村找到。

[40]關于農村經濟發(fā)展與村民選舉的關系的討論，可參見TianjianShi,“EconomicDevelopmentandVillageElectionsinRuralChina,”inJournalofContemporaryChina,no.22,August1999,pp.425-442.

[41]廣東調查，1999年。

[42]朱老鐘是電影《地道戰(zhàn)》的一個村長。村頭老槐樹上掛著一口銅鐘，象征著村莊的公共權威，這口鐘一般由朱老鐘來敲。

[43]關于村莊人際關系及其政治功能的研究，可參見YunxiangYan的出色分析：“TheCultureofGuanxiinANorthChinaVillage.”inTheChinaJournal,no.35,January1996,pp.1-25.

[44]在“黨強村弱”或“黨弱村強”的村莊，之所以出現(xiàn)權力關系的失衡，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缺乏一種建立在村民認可基礎上的村支兩委共同遵守的游戲規(guī)則。也就是說，如果黨支部與村委會分別按照不協(xié)調的游戲規(guī)則運作，就難免產生摩擦、紛爭與沖突。[45]廣東調查，1999年。

[46]廣東調查，1999年。

[47]資料來源：1999年5月6日《羊城晚報》第1版。

[48]就1996年全國各地村委會換屆選舉情況來看，村委會成員黨員所占比例，遼寧省為71%，河南省74.3%，北京市77.8%，天津市89.5%，河北省81.5%，上海市91%。村支書經過村民選舉為村主任的比例在各地有所提高，上海市為36%，山東青島市是12.1%（資料來源：王仲田、詹成付主編《鄉(xiāng)村政治》頁91，頁95。）湖南省民政廳的一份報告說，本省95%的村委會主任兼任村黨支部書記或副書記（資料來源：DanielKellher,1997)。1991年的福建，68%的村主任是黨員，大多兼任村黨支部副書記（資料來源：KevinO’Brien,1994)。關于村支兩委交叉兼職作用與問題的討論，seeDanielKelliher,“TheChineseDebateoverVillageSelf-Government.”

[49]陜西省烽火村曾被樹為社會主義農村的“一面紅旗”。《大國寡民》根據(jù)歷史文獻、村民證據(jù)以及訪談資料，發(fā)現(xiàn)烽火村的“先進事跡”全是捏造。由于作者揭穿了這個現(xiàn)代神話，被村支書以“侵犯個人名義權”告上了法庭。詳細報道見盧躍剛：《大國寡民》，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98。關于大寨大隊書記陳永貴隱蔽一面可參見孫啟泰、熊志勇：《大寨紅旗的升起與墜落》，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50]這三個人分別是江蘇華西村、河南南街村和劉莊村的村書記。參見馮治：《中國三大村》，武漢：華中師范大學，1998。

[51]本村屬于新會L鎮(zhèn)，1998年，本鎮(zhèn)鎮(zhèn)辦企業(yè)的總產值達到5億元人民幣。本鎮(zhèn)的支柱企業(yè)是光華紡織公司（中外合資的香港上市公司）、光明排粉廠和線纜廠。其中，光華公司每年產值4個億，上繳利稅1000多萬元。資料來源：L鎮(zhèn)經委，1999年。

[52]在筆者眼中，這位村支書與其說村莊正式權力的代表，不如是說民間權威的象征。這種民間權威首先象征和維護的是村莊的共同利益，而在一姓獨大制的村莊，他就自然成為家族利益的看護人，這就是民間權威的合法性基礎。民間權威的草根性，使得擁有這種權威的人在思想、語言和做派等方面保持了與村民社會的一致性。而且，民間權威的替換并不取決于周期性的村民選舉，而在于村民對他的日常評價，在于他是否繼續(xù)保有民間權威。關于民間權威的人類學研究，可參見王銘銘的“村落視野中的家族、國家與社會”、“民間權威、生活史與群體動力”和羅紅光的“權力與權威--黑龍?zhí)兜姆栿w系與政治評論”，見王銘銘、王斯福主編《鄉(xiāng)土社會的秩序、公正與權威》，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頁20-122；頁258-315；頁333-384。

[53]在廣東方言中，“衰著”是指變糟糕或衰敗。

[54]MichaelSchoenhals,“PoliticalMovement,ChangeandStability:TheChineseCommunistPartyinPower,”inTheChinaQuarterly,specialissue:ThePeople’sRupublicofChinaAfter50Years,Vol.159,September1999,pp.595-605.

[55]DanielKelliher,“TheChineseDebateoverVillageSelf-Government”,inTheChinaJournal,no.37,January1997,p.85.

[56]MelanieManion,“TheElectoralConnectioninChineseCountryside.”inAmericanJournalofPoliticalScience,Vol.90,December1996,pp.736-748.

[57]SeeJohnD.HuberandG.BinghamPowell,“CongruenceBetweenCitizensandPolicymakersinTwoVersionsofLiberalDemocracy,”inWorldPolitics,Vol.46,April1994,pp.291-325.AlsoseeChristopherH.Achen,“MeasuringRepresentation,”inAmericanJournalofPoliticalScience,Vol.22,August1978,pp.477-510.

[58]關于兩票制的研究，seeLiLianjiang,“TheTwo-BallotSysteminShanxi:SubjectingVillagePartySecretariestoAPopularVote.”

[59]1999年4月27-28日，筆者觀摩了深圳龍崗區(qū)大鵬鎮(zhèn)兩票制選鎮(zhèn)長的投票過程，同時聽到了龍崗區(qū)和大鵬鎮(zhèn)兩票制選支書的經驗介紹。當?shù)仡I導說，今后全區(qū)的黨支部改選都要實行“兩票制”。

[60]“兩選聯(lián)結法”是筆者對這種制度安排的一種抽象概括。

[61]SusanV.Lawrence,“VillageDemocracy”,inFarEastEconomicReview,January27,2000,p.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