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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公園是由近代西方殖民勢力引入中國的，作為人們日常生活中的休閑娛樂空間，伴隨著殖民主義的滲透而成為政治空間。在初期因禁止華人入園而引發(fā)公園運動，形成了中國人“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深刻民族集體記憶，而且公園中的殖民主義紀念建筑進一步刺激著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正因為如此，中國人自己在建造公園時更突出民族特色并強調教育功能，從公園名稱、空間布局和建筑到公園功能都體現(xiàn)出民族主義精神。公園問題折射出在近代特殊的歷史背景下中國現(xiàn)代化過程中中西文化融合、殖民主義與民族主義沖突的發(fā)展軌跡。

【摘要題】社會·經濟

【關鍵詞】近代公園/殖民主義/集體記憶/民族主義

【正文】

三、民族主義空間的生產

租界公園所體現(xiàn)的殖民主義空間特征以及國人關于“華人與狗不能入內”的歷史記憶，使得中國人在引進公園時就已經將其作為某種象征而加以建構。一般而言，民族國家興起后產生了國民教育或普及教育的概念，全民教育成為政府進行意識形態(tài)整合國家與社會的重要渠道之一。中華民國建立后，特別是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國家對教育的管制日益嚴格，不僅對體制內教育進行了控制，而且加大力度發(fā)展社會教育，對民眾的觀念進行引導與控制，通過潛在的形式實施政府的影響。現(xiàn)代民族國家在政治方面對國民的重新塑造，是現(xiàn)代國家的本質特征。在近代殖民主義入侵背景下進入中國人日常生活空間的公園，此時由政府納入國家市政建設體系之中，逐步成為社會教育的新空間，由于公園曾經承載著沉痛的民族集體記憶，因此，民國時期的公園又轉化為傳輸民族主義精神的政治空間，在日常生活中引導著人們的觀念，塑造著新型國民。

公園作為空間存在首先基于其具有物理特性。盡管公園曾帶給中國人以巨大的精神創(chuàng)傷，但中國人仍然一定程度上將公園與“文明”等同看待，甚至將其視為文明的象征。清末新政時，清廷將興建公園作為一項重要舉措，各地公園數(shù)量迅速增加。（注：參見閔杰：《近代中國社會文化變遷錄》第二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32頁。）還有士紳認為，地方自治應該將興建公園作為重要的社會教育內容，建“公花園”，“以活潑人民之精神”，啟迪“社會之知識”，（注：參見李維清：《上海鄉(xiāng)土志：第八十三課·地方自治之缺點》，上海易制堂本1907年版。）公園成為塑造現(xiàn)代國民的重要空間場所。民國建立后，各地市政建設更將公園列為標志性項目，像上海、北京、南京、天津、廣州、青島、成都、武漢、杭州、西安、蘇州、無錫、濟南、太原等城市都有數(shù)個乃至十個以上公園，甚至一般縣城都有公園：湖北枝城有盧園；廣東樂昌有昌山公園；四川三臺有中山公園；貴州貴陽有貴陽公園；云南馬關也有中山公園。（注：參見：《中國公路旅行指南》第一集第一編《江蘇省》、第三編《安徽省》，中華全國道路建設協(xié)會編印，1936年；王子觀：《宜都盧園——中山公園》，政協(xié)武漢市漢陽區(qū)委員會文史資料征集委員會編：《枝城市文史資料》第3輯；1989年；樂昌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樂昌縣志》，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8頁；三臺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三臺縣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68頁；貴陽市志編纂委員會編：《貴陽市志·城市建設志》，貴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46頁；張全琛供稿、范朝茂整理：《馬關中山公園今昔》，政協(xié)云南省馬關縣文史資料委員會編：《馬關縣文史資料選輯》第3輯，1989年。）不僅國民黨統(tǒng)治的區(qū)域內公園大量出現(xiàn)，而且江西蘇維埃政權建立后，對“華人與狗不得入內”有著切膚之痛的也于1930年建立蘇區(qū)第一個公園——葛源列寧公園。[61]民國時期，公園已成為城鎮(zhèn)比較普及的娛樂場所。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引進公園時在建筑風格與空間布局上與西式公園迥然相異，這有文化差異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是由于設計者主觀上強調民族特色。與西方公園主要以花草為主有所不同，中國人所建公園一般都有古典式的亭臺、樓閣、荷池、花塢等，有的還輔以假山，保持了中國傳統(tǒng)園林的格局，體現(xiàn)出天人合一的理念。而且，公園建筑風格亦獨具民族特色，園內亭臺、樓閣也都是古典式建筑，最典型者當推北京中央公園。該公園原為明、清兩朝的社稷壇，而發(fā)起改建者朱啟鈐又極推崇中國古典建筑學，所以，公園按照中國園林的格局布置。不僅原有的社稷壇、拜殿（即今中山堂）和墻垣仍保持原來面貌，而且新建的房屋、石坊、長廊、水榭、亭臺、荷池、植物均體現(xiàn)出民族特色。[62]全國許多公園也大體如此，到30年代，中國建筑界掀起文化復興思潮，各地傳統(tǒng)建筑增多，與西式建筑相抗衡，如青島若愚公園建成古典式中間高兩邊低的三開間飛檐入門牌坊，完全是中國傳統(tǒng)風格。[63](p.190)民族主義體現(xiàn)于公園建筑所呈現(xiàn)的文化精神之中。

在西方，公園是相對獨立、單一的休閑娛樂場所，但由于中國人在公園問題上受到殖民主義戕害的集體記憶深刻，因此，經過長達半個世紀與殖民主義的斗爭及公園本土化運動后，公園成為教育大眾、培養(yǎng)民族主義精神的政治空間。中國公園建設者最初的目標就是“發(fā)人興趣，助長精神，俾養(yǎng)成一般強健國民，締造種種事業(yè)，而國家因之強盛”。[64](pp.40—41)此后，國民黨在《三民主義教育實施原則》中更明確將公園定位為社會教育空間，以培養(yǎng)民眾“三民主義精神”和社會公德，“陶冶民眾情感”。[65](p.17)因此，公園成為社會教育的場所，在地方志中也被列入“教育志·社會教育”目下，如湖南《民國醴陵縣志》。[66]為宣傳國家觀念、振興國貨，許多公園內建立國貨陳列所，如天津最早華人建的公園就已設有國貨陳列所，（注：參見石小川：《天津指南》卷二《食宿游覽》，文明書局1911年版，第12頁。）而后，南京第一公園、太原中山公園等亦設有國貨陳列館，其目的是引導人們使用國貨，激勵民族經濟的振興。[67](p.178)[68](pp.149—150)福建省臺江縣南公園內也有國貨陳列館，并在館旁列“請用國貨”石碑。[69]

民國建立后，無論是北京政府時期，還是國民政府時期，各地當局及士紳都利用公園進行民族主義宣傳，在公園內建立紀念碑、紀念亭，這些紀念性建筑成為民國時期公園的主要空間布置。北京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后，將原來德國人建的克林德碑移到中央公園（即后來的中山公園）內，并改為“協(xié)約戰(zhàn)勝紀念碑”，“以便眾覽，亦雪國恥之意也”。[70](p.31)1926年9月5日，英艦炮轟四川萬縣慘案發(fā)生后，萬縣遂將建設中的公園命名為“九五公園”，并在園內建“九五圖書館”，[71]以告誡人們不忘國恥。而當1931年收回威海衛(wèi)租界后，國民政府即在鯨園花園建“收回威海衛(wèi)紀念塔”。[72](p.595)1933年，江蘇宿遷在馬陵公園內建楊公亭，以紀念該縣固守臺灣、抗日殉國的民族英雄楊泗洪。[73]抗戰(zhàn)期間，公園內建體現(xiàn)民族主義精神的紀念性建筑更具普遍性。1940年，國民黨陸軍獸醫(yī)學校駐貴州安順縣，因為當?shù)亍凹葻o公園可供游憩，又無其他高尚娛樂”，于是學校為當?shù)亟ā捌咂摺惫珗@，園中建“七七亭”、“盧溝橋”等建筑，以“發(fā)人深省，喚起敵愾同仇”。[74]江西贛州公園內1940年建成“抗日戰(zhàn)亡將士紀念碑”。[75]這樣的空間布置出現(xiàn)在全國各地的公園內，公園成為宣傳抗戰(zhàn)、傳輸民族主義的重要空間。

就各國民族主義發(fā)展史而言，民族主義意識產生于與“他者”的交往及沖突中，是與國際意識緊密結合的，只有明確本國與“他者”的關系，國家認同才能真正實現(xiàn)。因此，國民政府為讓民眾認識到中國在國際關系中的地位，將南京原來的玄武湖公園改為“五洲公園”，湖上五個小洲分別被改名為亞、歐、美、澳、非五大洲。[76](p.4)這種命名完全是為促成民族主義空間的生產。更為典型的是早在1925年建成的北京京兆公園。該園完全將民族主義意識空間化，園中建有世界園，并設中國地圖，對聯(lián)為：“要有國家思想，須具世界眼光”，橫批是“莫忘國恥”，還建有世界模型，標明我國所失國土，另寫“競爭生存”幾個大字。民國時期市政建設者設計公園的目的是為了“養(yǎng)成一般強健國民”，甚至在體育場也附有對聯(lián)：“提倡尚武精神，發(fā)揚民氣；輔助通俗教育，陶鑄國魂”。[71](pp.33—34)此外，許多公園內建有培養(yǎng)民族文化認同的古物陳列所、博物館，提高民族素質的民眾教育館、圖書館，甚至還有國術館。（注：參見拙文《論清末民國旅游娛樂空間的變化——以公園為中心的考察》，《史林》2004年第5期。）公園成為塑造新型國民的重要教育空間，以開啟民智、強國強種、塑造文明國民。它表明中國作為弱勢國家向西方“文明國家”的一種反彈，中國人也能建立“文明”的公園，進而建立文明的民族與國家。中國公園這樣的空間完全不是具有娛樂休閑特質的一般空間，而是列斐伏爾所言的空間：“空間里彌漫著社會關系；它不僅被社會關系支持，也生產社會關系和被社會關系所生產?！盵77](p.48)

民國時期，中國公園發(fā)展進程中還有一個極為突出的現(xiàn)象，即中山公園遍布全國各地，具有民族主義象征意義的“中山”符號滲透于公園空間。眾所周知，孫中山推翻滿清王朝，建立中華民國，力主廢除不平等條約，而且建構民族主義理論，他被尊為中華民國“國父”，成為民族主義精神領袖。早在孫中山逝世剛三天，即有部分個人及多個團體建議建立中山公園，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上海人陳濱伯建議在滬建中山公園的意見書，既是為紀念孫中山，但更重要的是“外人園游睹跡，亦知萎靡之中國，尚有獨立之精神在也”，正因為如此，中山公園一定要“建諸華界，即吾人所謂國土……費用不稍借重外資，庶符先生生前獨立不依之精神，而掃近代假借外力之惡習”。[78]顯然，上海民眾對于建立中山公園既有紀念孫中山的考慮，同時也是為與西式公園相抗衡、激發(fā)民眾的民族主義精神，由此，中山公園成為表達民族主義的空間。與中國近代公園的普及進程同步，民國公園建設運動儼然是中山公園建設運動。據(jù)筆者對各省市縣民國時期出版的地方志、旅游指南和當代地方志、各市縣文史資料進行統(tǒng)計，民國時期全國建成的中山公園約243座，偏遠地區(qū)云南、貴州、寧夏都有中山公園。值得強調的是，“中山”作為公園名稱的民族主義象征意義在抗戰(zhàn)爆發(fā)后更加凸顯，不少中山公園建于抗戰(zhàn)期間，并成為當?shù)乜谷招麄骰顒拥闹饕獔鏊?，如福建永安、廣東乳源、湖南長沙等地數(shù)十座中山公園均建于抗戰(zhàn)期間，（注：參見李錦泰：《永安中山公園》，政協(xié)福建省永安市委員會文史研究會：《永安文史資料》第7輯，1988年；乳源瑤族自治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乳源瑤族自治縣志》，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53頁；蘇時松：《青少年宮現(xiàn)址的歷史沿革》，《長沙市北區(qū)文史資料》第3輯，1987年。）浙江淳安縣1938年興建中山公園，建成后浙江省主席在該中山公園作抗日形勢報告，舉辦抗日防空演習等活動。[79]1945年抗戰(zhàn)勝利后，許多地方慶?；顒右苍谥猩焦珗@內舉行，如江蘇江陰人民在中山公園內舉行慶祝儀式，武漢中山公園內舉行接受日軍投降的受降儀式。（注：參見沙鐘群、薛應龍：《江陰三民主義青年團概況》，《江陰文史資料》第6期；徐怨宇著、蕭志華整理：《參加武漢受降始末》，《武漢文史資料》1995年第4期（總第62輯）。）此外，還有不少公園在抗戰(zhàn)勝利后改名，如沈陽千代田公園、長春兒玉公園、蘇州公園均在抗戰(zhàn)后改稱中山公園。（注：參見沈陽市人民政府地方志辦公室編：《沈陽市志》第二卷《城市建設》，沈陽出版社1998年版，第194頁；李野光：《歷經滄桑的勝利公園》，政協(xié)長春市寬城區(qū)委員會文史辦公室編：《文史資料》第3輯，1986年；蘇州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蘇州市志》第一冊，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5頁。）

顯然，中山公園不僅是民族主義象征符號，而且是民族主義集會、舉行儀式的活動場所，是民族主義話語宣傳與實踐的空間，因此，中山公園已經成為民族主義精神象征空間并深入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結語

近代公園作為舶來品和文明的象征而隨著西方殖民勢力進入中國，它本是一個休閑娛樂場所，但因近代中國特殊的歷史環(huán)境，被形構為殖民主義勢力宣揚殖民權威及歧視、凌辱中國人的特殊政治空間，促使國人形成揮之不去的“華人與狗不得入內”民族集體記憶，影響直至今日。當數(shù)年前法國上演《華人與狗不得入內》荒誕劇時，立即引起華人世界的強烈抗議直至告上法庭，盡管作者最初想表達的是對法國人在上海曾經掛有限制華人入內牌子的義憤與批判，但華人無法容忍，直至訴諸法律與外交交涉。（注：參見柳鳴九：《文化差異引發(fā)〈華人與狗不得入內〉標題風波》，《南方周末》2000年12月11日。）也正因為近代公園進入中國時既是作為文明的象征又是殖民主義空間，因此，當中國人建造公園時則將在西方近代公園建立的原初功能——休閑性降至次要地位，而將其建構成為有別于西式公園的鮮明的民族主義空間，中國公園成為兼具娛樂、教育與政治性質的特殊空間，尤其隨著國民黨勢力的增強，公園儼然成為國民黨宣傳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的重要政治空間，中山公園的普遍設立及其在抗戰(zhàn)中集合民意、鼓舞民眾的作用顯現(xiàn)出中國公園建設過程中民族主義精神的張揚。公園是與大眾日常生活緊密相關的公共空間，其間所承載的社會內涵極其豐富，對日常生活及民眾記憶影響也最為深刻，近代公園折射出的日常生活中殖民主義與民族主義的沖突值得我們深思。

近代中國公園作為旅游娛樂空間的拓展是在外來文化的浸潤與帶動下發(fā)展起來的，它促進了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的交匯融合，也促進了中國人生活方式的改變。但是，近代中國公園的發(fā)展又反映出中國社會在走向現(xiàn)代化進程中殖民主義與民族主義的沖突，以及對人們日常生活及社會心態(tài)的影響。近代中國公園的發(fā)展從一個層面折射出近代中國納入現(xiàn)代化與國際化進程的歷史軌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