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審判制度改革所涉及的焦點之一，即是否全面廢除法院調查收集證據的權力，或者有限制地保留法院調查收集證據的權力。筆者認為，在司法實踐中，法官為了左右案件的審理結果，放下代表中立的法錘，走下審判席收集證據的情況逐漸增多，嚴重影響了司法公正，在刑事訴訟中全面廢除法官收集證據的權力是確保司法公正的需要。

一、法官在刑事訴訟中收集證據的法律依據及特點

1979年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九條規(guī)定人民法院對證據有勘驗、檢查、搜查、扣押和鑒定的權力。1997年刑事訴訟法繼承了這種規(guī)定。新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五條規(guī)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有權向有關單位和個人收集、調取證據。有關單位和個人應當如實提供證據”。第一百五十八條規(guī)定“法庭審理過程中，合議庭對證據有疑問的，可以宣布休庭，對證據進行調查核實。人民法院調查核實證據，可以進行勘驗、檢查、扣押、鑒定和查詢、凍結”。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zhí)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百五十四條規(guī)定“人民法院調查核實證據時，可以進行勘驗、檢查、扣押、鑒定和查詢、凍結。必要時，可以通知檢察人員、辯護人到場”。這種規(guī)定賦予人民法院在刑事訴訟中與偵查機關、檢察機關完全相同的調查取證的權力，使法官在刑事訴訟中也具有偵查職能。在實際操作中，法官不僅在法庭上具有這種權力，而且可以將這種權力延伸至庭外。不僅如此，法官在“必要時”，還可以通知檢察人員、辯護人到場。在這種制度下，法官不僅具有審判機關的審判權，偵查機關的偵查權、檢察機關的指控權，甚至還具有辯護人的辯護權，法官完全可以根據需要扮演任一角色。

二、法官收集刑事證據在制度上的缺陷

（一）法官在刑事訴訟中收集證據不僅違反了刑事訴訟法本身的規(guī)定，而且違反了憲法的規(guī)定?！吨腥A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一百三十五條規(guī)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應當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以保證準確有效地執(zhí)行法律”。在刑事訴訟中，偵查機關負責收集證據，檢察機關負責復核和審查證據并決定是否提出指控，辯護人負責收集和提出被告人無罪、罪輕、減輕的證據，審判機關負責審理案件并依法作出判決。這是三機關“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前提，沒有這一前提，憲法的規(guī)定便是一紙空文?！吨腥A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七條對憲法的規(guī)定進行了重申。然而，刑事訴訟法關于法官職能的規(guī)定卻否定了憲法規(guī)定的這一前提，混淆了法官和檢察官、偵查人員的職能。

（二）法官在刑事訴訟中收集證據缺乏有效的監(jiān)督和制約。當對某一證據是否存在疑問發(fā)生分歧時，對于檢察機關公訴人來說，可以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五條的規(guī)定申請延期審理，對于這一申請，法官應當同意；對于被告人和辯護人來說，可以申請通知新的證人到庭，調取新的物證，申請重新鑒定或者勘驗，對于這一申請，法官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重要的是，法官還可以依職權決定庭外復核。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zhí)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百五十三條規(guī)定“在法庭調查過程中，合議庭對證據有疑問的，可以宣布休庭，對證據進行調查核實?！边@一規(guī)定表明，在決定是否進行調查核實的問題上，完全取決于法官對證據的認識和判斷，法官認為需要調查核實就調查核實，法官認為不需要調查核實就不調查核實，控辯雙方都很難監(jiān)督。有人認為法官休庭以后對證據進行調查核實不是收集證據，但法官庭外調查核實的手段就是收集證據，其直接結果就是產生新的證據。不僅在決定是否進行調查核實的問題上取決于法官，而且在具體如何操作上也完全取決于法官。根據有關規(guī)定，在調查復核時，法官認為有必要時，可以通知檢察人員、辯護人到場。在司法實踐中，法官一般都是根據取證可能得到的結果來決定是通知檢察人員還是通知辯護人，即如果即將取得的證據可能有利于指控則通知檢察人員到場，然后要求由檢察人員來出示這種證據；如果即將取得的證據可能有利于被告人則通知辯護人到場，然后要求由辯護人出示這種證據。在這種情況下，檢察人員和辯護人都淪為法官左右定罪量刑的工具，法官完全可以通過調查核實的形式，合法地補充新的證據，以便改變罪名、改變量刑檔次或者量刑幅度。

【論文摘要刑事審判中的訴訟控制因素，是刑事審判模式的構成要素之一。以此要素來衡量我國的刑事審判模式，我國的刑事當事人的程序參和相當有限。這不符合程序正義的內在要求，也不利于實體公正的實現(xiàn)。尤其是在量刑環(huán)節(jié)，存在嚴重的參和缺失。應當構建專門的量刑程序，以保障刑事當事人的訴訟控制權，使其充分參和訴訟，進而解決實踐中的諸多新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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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刑事審判模式中的訴訟控制及程序參和

刑事審判模式是指在法庭審判時，法官，檢察官和當事人的訴訟地位及其相互關系，以及法官在庭審中調查證據，適用法律的方式。刑事審判模式由刑事訴訟結構決定。對刑事審判模式的考量主要從其構成要素的角度進行，這些構成要素也是劃分不同刑事審判模式的標準。一是刑事審判程序在歷史上的來源和發(fā)展；二是體現(xiàn)刑事審判程序核心特征的訴訟控制分配情況；三是刑事審判程序背后其支配和制約功能的基礎性價值觀念和思想。本文即從要素二的角度對我國刑事審判模式存在的有關新問題加以分析。

所謂訴訟控制分配情況，是指法官，檢察官和被告方在訴訟控制權方面的分配新問題，是對刑事審判程序本質特征進行概括和抽象時所要考慮的最重要的因素，也是對刑事審判程序模式進行劃分所要依據的主要制度因素。訴訟控制分為兩個方面摘要：一是裁判控制，——通過法官，檢察官和被告人三方中的任何一方對裁判結果的最終決定和影響程度加以測定；二是程序控制，指法官，檢察官，被告人三方對作為法庭裁判基礎的證據在提出和調查方面的控制程度。［1］不同的刑事審判模式，在訴訟控制上差別是很大的。在英美對抗式審判過程中，陪審團控制著對事實新問題的裁斷權，法官對案件事實的裁斷不擁有控制權，只擁有部分程序控制權，同時擁有對法律適用新問題的決定權。而檢察官和辯護律師則在提出證據、詢問證人和進行證據評論方面起主導功能，因而對作為裁斷根據的事實形成過程擁有極大的控制權。由此可見，在對抗式審判中，控辯雙方被答應充分的參和到裁判制作的過程中來，最大限度的影響裁判的結局，具有很大的訴訟控制權。大陸法系的審問式審判，則是按照由法官主導進行的官方調查程序而設計的。在審問式審判中，法官的職責是采取一切必要手段來確定被告人是否犯有被指控的罪行，其主導和控制著證據的提出和調查程序。檢察官和被告方在證據提出和事實調查程序中居于次要和輔助地位，只能協(xié)助法官從事查明事實真相的活動，無法積極、主動、充分進行證據提出和事實調查活動，也無法對法官的裁判結局發(fā)揮較大的影響。由此可見，審問式審判是一種由法官主導進行的司法調查程序，法官對整個法庭調查程序擁有較大的控制權，而控辯雙方被分配到的訴訟控制權則相當有限，尤其是被告人。

和刑事審判模式中的控制因素相關的另一個新問題是程序參和。審判活動的本質特征在于“和法庭裁判結果具有直接利害關系的當事人參和裁判制作過程”，“一種法律制度假如不能保證當事人參加到審判活動中來，就會使審判的內在品質受到破壞?！保?］程序參和被視為刑事審判的基本特征，刑事訴訟的原則，［3］甚至是程序正義的基本構成要素［4］。程序參和體現(xiàn)了訴訟的民主，程序參和權是控辯雙方應享有的基本權利，是行使其他權利的基礎，也是控辯雙方爭取有利于自己的實體結果的必要途徑。從實體上說，當事人或者說和裁判結果有直接利害關系的人的參和有助于事實真相的查明，從程序上說，這種參和本身就體現(xiàn)了程序的正義。當然，所謂參和并不僅僅是“到場”、“列席”，根本的要求在于當事人能夠參和裁判的制作過程并通過自己的行為來影響裁判的結果。在刑事訴訟中，權益可能受到刑事裁判直接影響的主體包括刑事被告人，被害人，國家等各方。程序參和要求上述各方都能夠有參和的機會，能力，和效果。

2004年人權寫入憲法，開創(chuàng)了我國人權保障的新時代，昭示著人權保障不再局限于觀念層面，而是上升到憲法、法律保障的制度層面。人權觀念在我國民眾意識中得到逐步提升，人權保障成為廣泛關注的話題，尤其是司法對人權的保障。刑事審判是法院運用刑罰權對公民人身自由、財產權進行限制或剝奪，對公民的人權形成巨大威脅，其人權保障的意義深遠重大，同時公正審判對人權保障亦提出更高要求，因而保障人權在刑事審判中愈顯突出和重要。筆者擬以現(xiàn)行立法為框架，以司法實踐為基礎，試探尋刑事審判視野下人權保障的途徑。

一、人權保障在我國刑事審判中的特有內涵

人權是人依其自然和社會的本性所應當享有的權利。在我國刑事審判中，被害人為犯罪行為所侵犯，人權主要由公訴機關運用國家公權力保障，被告人面對公訴機關以國家強制力為后盾的強大追訴，明顯處于弱勢。為促使控辯雙方平等參訴，實現(xiàn)公正審判，通常刑事審判中的人權保障僅指被告人的人權保障，包括實體意義上的人權保障和程序意義上的人權保障。實體意義上的人權保障指被告人有獲得公正定罪量刑的權利，程序意義上的人權保障指在訴訟程序中被告人享有的訴訟權利和公民權利[1]。筆者僅從我國刑事第一審程序的角度，探討刑事審判中被告人人權保障的立法規(guī)定，其特有內涵主要表現(xiàn)為以下方面：

（一）迅速及時獲得審判。被告人在受到刑事追訴后，應當及時交付法庭審判，不得長期處于羈押或不特定狀態(tài)，防止被告人人身自由或財產權利受到侵犯。

（二）獲得公正、公開審判。被告人在受到刑事追訴后，應當交付公正不偏不倚的法庭審判，審判應當公開進行。

（三）積極參與訴訟。被告人在刑事審判中能夠積極參加訴訟，并且對訴訟進程有影響力。

[論文關鍵詞]逮捕超期羈押批捕權

[論文摘要]逮捕是刑事強制措施中最為嚴厲的一種，它完全剝奪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和基本人權密切相關。逮捕本身是保障刑事訴訟的有效手段，但不當?shù)拇秳t會成為踐踏人權的工具，因此逮捕制度的合理性尤為重要。我國的逮捕制度有其自身的特點，同時也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在有關制度設計方面尚有完善空間。

逮捕是公安司法機關在一定時間內依法完全剝奪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人身自由并解送到一定場所予以羈押的一種強制措施。正當法律程序下的逮捕是保障刑事訴訟的有效手段，而不受任何限制的、濫用的逮捕，則會成為踐踏人權的工具。因此，現(xiàn)代各國的憲法和刑事訴訟法都對逮捕制度予以明文規(guī)定，嚴格限制逮捕的適用主體、適用條件以及羈押期限等，以期最大程度地發(fā)揮逮捕制度的積極作用，減少其對基本人權的消極影響。

根據我國憲法和刑事訴訟法的規(guī)定，逮捕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批準權或決定權屬于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對于公安機關要求審查批準逮捕的案件，人民檢察院有批準權。人民檢察院在偵查及審查起訴中，認為應當逮捕犯罪嫌疑人的，有權自行決定逮捕。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自訴案件中，需要逮捕被告人的，人民法院有決定權；對人民檢察院提起公訴的案件，人民法院在審判階段發(fā)現(xiàn)需要逮捕被告人的，有權決定逮捕。公安機關無權自行決定逮捕，只享有逮捕的執(zhí)行權；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的逮捕決定都必須交付公安機關執(zhí)行。

一、我國逮捕制度中存在的問題

1.“可能判處徒刑以上刑罰”的規(guī)定不合理

【關鍵詞】中國法學會；刑事訴訟法學；2008年；年會綜述

中國法學會刑事訴訟法學研究會2008年年會于2008年9月19日至22日在峰巒疊嶂、林海茫茫的革命圣地井岡山舉行。本次年會由中國法學會刑事訴訟法學研究會與江西省人民檢察院聯(lián)合主辦，人民檢察博物館與南昌鐵路運輸檢察分院聯(lián)合協(xié)辦。出席本次年會的有來自國內各有關高校從事刑事訴訟法學研究、教學的學者以及中央和地方公、檢、法機關的有關人員、有關法制媒體的記者等近200人。中國法學會副會長孫在雍、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熊選國、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孫謙、江西省委常委、紀委書記尚勇等領導出席了會議。

本次年會的主題為“刑事訴訟制度的科學構建”，分議題為：刑事訴訟法學研究30年的回顧與展望；刑事司法職權的優(yōu)化配置；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立法化與司法化。現(xiàn)就本次年會的討論與交流情況綜述如下。

一、中國刑事訴訟立法與理論研究30年的回顧與總結

關于這一議題，中國法學會刑事訴訟法研究會名譽會長、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陳光中教授在大會上從30年來我國刑事訴訟法立法與理論研究發(fā)展兩個方面作了詳盡的專題報告，此后與會代表就這一議題也展開了討論。

（一）關于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來刑事訴訟法立法的回顧與總結